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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精选]我是农民 初恋·上学 [第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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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 初恋·上学
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 我迷信,我认为婚姻永远是一种缘分,甚至你一生认识谁,坐公共汽车、看电影和谁靠了座位,那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人其实认识和交往的也就是那么六七个人,婚姻或许就在所认识的人中完成了,或许莫名其妙地远在千里之外。我也相信,人是气味相投的,而婚姻关系的产生,更是有特殊的气味。磁铁对于钉子有吸引力,对于木块却毫无感觉。我那时毫无道理地爱上那个叫我叔的人,便认作了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的女孩儿,以至于不久后我的同学郭长来也来到了水库工地,我和他坐在工地的山坡上,我说出了我心中的秘密,长来“噢”地一声不言语了。他的反应令我不快,追问他对她的看法,他说这不可能:一、虽然是干亲性质,但毕竟有辈分;二、住得太近;三、你们话没有说破,即使说破,她也同意,两个家庭肯定都有阻力,家族的隔阂由来已久,更何况你家现在的情况;四、她长得并不漂亮。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他认为她不漂亮的话我几乎生了气。我怎么咋看她都漂亮呢?我那时还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以至数月后去县城大姨家偷拿走了表哥的一本《红楼梦》,只匆匆翻看了后半部,而且将所有诗词空过去。但我总觉得我与她前世是有什么孽债要还的,多少个傍晚坐在山根的河边,眼瞧着石头和石头边的山桃树,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石头上而把她的名字刻在山桃树上。上了大学后,我第一次完整地读《红楼梦》,读到了木石之缘,我之所以吓得魂飞魄散,就是我想起了我所经历过的这段恋情。 在演出队里,有一个能人,他叫任仕,不但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好笛,还会谱曲,演出的节目都是他导演的。起先因为与他熟了,可以去演出队找他,便趁机能见到她。但与他熟起来了,我们就成了知己。所以,后来每当演出,我就坐到了台后,任仕分配我的任务是隐身于幕侧给演员传递台词。化了妆的她美艳无比,没她的节目,她就坐到我的旁边,嘴里嗑着南瓜子——房东家种有许多南瓜,瓜子晒在窗台上,我总是偷偷要拿许多送她,这是我惟一能送她的东西——她咧开棱角分明的嘴,用一排白牙磕瓜子,“扑”地一下吐瓜子皮的样子让我觉得美妙极了!但她却不需要我传递台词,我惊奇她白天也要劳动,在工地上跑,那些台词是什么时候背诵下来的?到了10月,天气就凉了,穿上夹袄也冻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县上来了通知,要一个月之后举办文艺调演,各公社必须要出一台自编自演的节目。棣花公社当然也得进行选拔,任务下达到了各生产大队,也下达到了水库工地,任仕和福印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重任。任仕让我创作剧本,他谱曲配乐,我俩几乎在一个星期里创作了全部节目,虽然内容都是与水库工地有关的独唱、合唱、快板书、舞蹈、相声。排演了10天,先在工地演出,大受欢迎,连演了三场。去公社选拔演出,又获得第一名,可以上县里去调演了。这台节目,使我的声名大震,也赢得了演出队女演员们的青睐,我已经能自自然然地去排练室和她们说话了。 演出队里最活跃的还有一个姓田的女子,她与我爱着的那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安静,一个好说好动;一个穿着朴素,一个打扮艳丽。我对她是敬而远之的。每每见她穿了一件新的衣裳,或头上别了一只好看的发卡,就想我暗恋的人如果也能有,那该多好。乡里的孩子叫自己父亲为“大”或“大大”,惟独她说起她的父亲是“我爸”如何如何。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区长,县上的高干。我是听不惯她说她爸的,工地上的人几乎都认为她是长得最好看的人,但我不认为,我们也就客客气气地相处着。调演结束后,我一连十多天没有见到我暗恋的人;再去演出队,也没了往日的活跃。姓田的说:“没有一个人了,你就蔫成这样?”我说:“什么人?”她偏不说,拿手指戳自己的脸来羞我。我说:“你这么糟践我,我真的要蔫啦!”坐在那里像一堆抽了骨头的肉。她说:“我再给你说一件事,你就跳起来啦!”我说:“你说吧。”她说:“据可靠消息,她和一位现役军人订婚啦!这位现役军人你可能也认识,叫×××。怎么样,你黏黏乎乎哩,煮熟的鸭子扑棱棱飞啦!”我真的站了起来,但我没有歇斯底里,我笑笑地看着她,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问了一句:“你听谁说的?”又坐下来,说:“是吗,我煮什么鸭子了,扑棱棱飞啦?她是把我叫叔的……”我在工棚里的草铺上睡了一天,睡得眼泡发肿,照顾我的是长来。我的初恋就在这种暗恋中结束了,我恨我没有及时说破对她的暗恋,也没了勇气再去找她,因为我没有与那位现役军人可以抗衡的条件。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长得又英俊,而干扰和破坏军婚在那时是要坐牢和杀头的,何况我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 此后,她真的再也没有来工地,我依旧本本分分地编印我的工地战报,那日记本却快要写满了。我开始搬出了工棚,和新来的炊事员合铺睡指挥部的办公室。炊事员说,我常在梦中说胡话,说:“她漂亮。她肯定漂亮!”又是一天,弟弟再次来叫我回家。回家了,正是午后,母亲将一身旧衣服洗浆之后,又在捶布石上捶得平平展展,要我穿上去茶坊村我的一个亲戚家去。我问去干什么?她说亲戚给我物色了一个女的,约好今日相面的。我不去,我心里正难受着呢,我觉得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啦。母亲骂着,须去不可。去就去吧,但我坚决不穿那浆洗过的衣服,就是随身的一条短裤,一双破布鞋,一件背心,背心背后又破了,是母亲拆了一个口罩补上去的。我说:“我就这样,她愿意了就愿意,不愿意了拉倒!”事后我才知道,在家的父母为我的婚姻可着了大急。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如不抓紧,有可能就打一辈子的光棍儿。他们托了所有的亲戚四处物色,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家庭,人无论怎样都不在乎的。我步行了5里路赶到亲戚家,她立即让我洗了脸,还替我梳了梳头,说:“一个夏天,你倒晒黑成茄子啦!”就去叫那女子。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坐了半天不见人来,倒困起来趴在炕沿打盹啦。这时门被推开,亲戚引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我估摸那女子从外边进来,一时是看不清我的,但我却看了她一眼,心里像泼了水一般凉。她中等个儿,穿一件蓝地碎白花褂子,脖子下的纽扣扣得很严实,一条蓝粗布裤,也洗浆得有棱有角,脚上是一双自纳的黑条绒面儿的偏带儿鞋,是新的,似乎有些小,鞋口紧紧勒着脚面的肉。她的辫子粗长,像蛇爬在背上,一个眼睛有毛病,好像不对称。她像猫儿似的在一张桌子的那边条凳上坐下,头就垂下去,额上流着汗。亲戚借故去自留地,走时还把门拉闭,屋子里越发黑暗了。我们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没有说话,但两个人都不自在,我在炕沿上已经换了几个坐势了。我终于把一把扇子扔给了她,我说:“你家不远?”她说:“不远。”我说:“你叫个啥?”她说:“我名字不好听……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说:“多大啦?”她说:“17,虚岁18啦,我生日小。”两个人又没了话,憋了许久,我浑身热起来,又不知再说些什么。我说:“你热不热,嫌热了你把脖颈下的扣子解开。”她脸一下子通红,抬起头瞪了我一眼。她的一只眼确实有问题,是小时候跌伤过还是生过什么疤?我没敢问。我说:“我是农民,怕一辈子都会在农村的。”我说这话时是低头说的,要等待她的回答。但她没有说,我抬了头看她,发现她正在看我。她立即又低下头,低声缓气地说:“谁不是农民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了。我又问:“你属啥的,几月几日生的?”她这回立即说:“你还信这个呀,算大相合不合吗?”她这么一说,我倒不知怎么办了,慌乱中应道:“这倒不是……我是个日巴刷!”日巴刷是一句土话、脏话,意思是没人像、胡来哩。我说完就后悔了:我怎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却又想,说了就说了,反正这件事是不会成的,也无所谓啦!这时候亲戚在门外咳嗽了几声,随后推门进来,我们两个都站起来。亲戚说:“没喝水呀?”她没有给我们倒水,家里似乎也没看见保温壶。我们说:“不渴的。”那女子就走出了门,亲戚也厮跟了出去,两个人在门外“喳喳喳”地说话。过一会儿,亲戚进来,笑吟吟地说:“人家女子同意了,你呢?”我没有想到那女子竟这么快就同意了,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看清了我!我说:“这我拿不了事,要给家里人说哩。”亲戚说:“你倒不如那女子有主意!那好吧,3天后棣花集,我去你家,你们好好商量着。这女子好哩,会针线,知道节俭,是过日子人呢。” 我回到家,把情况给父母说了,我说我不同意,她是个斜眼。母亲就骂我:“咱弹嫌别人啥呀,只要不是瞎子,斜点有啥。错过这场婚姻了,你打光棍儿去?”但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一句话也没有说,闷在那里吸烟了。父亲的不作声,实际上是支持了我,因他的问题,使得儿子找不下个称心的媳妇,他心里有苦说不出。母亲见父亲不作声,就又嫌父亲不帮她,说:“我管不了你儿子,你就随他的意去当光棍儿呀?”父亲却埋怨起了我那亲戚:“她怎么提说一个五官不周正的人呢?”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硬逼我了,我赶紧擦黑儿往工地上赶去。在半路上,我遇见了引生,我感到晦气,怎么今天就碰上引生呢?难道他没有那玩意儿,我是有着也和他一样没个媳妇吗?与引生相对而过时,我朝天吐了口唾沫,引生就和我凶起来,我借机向他发泄,拳擂脚踢,但我不是引生的对手,他摔倒了我,又从地堰上搬下一大块土坷垃向我砸来;我就地一滚,滚到路下的河滩,只有骂:“你绝死鬼引生!”我最侮辱他的是把我的裤带解开,摇着那东西给他看,然后在暮色苍茫之中,将一根木棒端在腿根部恨恨地往水库工地走去。 又一批招工的指标到了公社,又有许多人离开了水库工地,从此要吃国家饭了。他们差不多在极短的几天时间里完了婚,欢天喜地地给大家发喜糖。而完了婚姑娘就尾随身后,屁股一拧一拧地轮得圆。我真不明白,一端了国家的饭碗,婚事就这么容易,这些姑娘好像都在那里存放着,谁一招工招干,就给谁批发一个?!福印说,在山上割草砍柴你该有经验吧,再高再野的山上,你看不到苍蝇,可你刚一拉屎,苍蝇就出现了。喜糖吃是吃过了,但吃了喜糖却议论纷纷,说这批被招工的都是各大队干部的儿女或亲戚。有人就在工地上大骂,结果有干部回了声,两厢便翻了脸,最后打起来。当然是干部受伤,打干部者以破坏水利建设的罪名进行了批斗。对于这次事件,我无动于衷,我只关心我那一张小小的报纸,记我写在日记本上的故事。医疗室那个医生不断地散布着新近的趣事:西山塬民工连的某某饭量大,灶上的份饭不够吃,每顿另外吃一碗稻皮子炒面。可吃了难拉下,到医疗室要泻药吃;没泻药,用体温表来抠,体温表竟一半断在肛门里。库区内的几户山民,地里种的红薯、萝卜丢得多,连挂在屋檐下的辣子串烟叶串也被偷走了,气得三个婆娘用稻草扎了个人形,眼睛里全扎着酸枣的刺。而离工地4里地的那条沟里,那患羊癫风的男人的婆娘,据说已经有许多人光顾过了,傻男人每每路过工地,人们就逗他,问夜里看见了什么?他说怪哩,睡觉的时候炕底下放着的是一双他的草鞋,一双婆娘的布鞋;半夜里起来尿尿,迷迷糊糊却见炕底下鞋多了,是一双黄胶鞋;天亮起来,炕底下又是一双草鞋,一双布鞋。 各大队又来了一批新的民工,展开了新一轮的大会战。小小的山沟里拥进了近四千多人,整日里红旗招展,夯声阵阵,演出队配合大会战又办晚会了。没有了她,节目得重新调整。我照旧去幕布侧传递台词。心想,这些演员真笨,除了姓田的,再也没有一个能胜过她了。她这会儿在家做什么呢?福印却过来,悄声说:“想啥哩?”我说:“没想啥。”他说:“我听说了,你去茶坊村相过亲?”我把这事给长来说过,长来一定是又说给他了,我支吾,想把话题岔开。福印却说:“我倒给你物色一个,我怕人家不同意,事先并没给你说,我先试探了人家,她只是笑,好像有门道儿。”我说:“谁个?”福印努了努嘴,竟指的是正演出的田×。我说:“你别戏弄我,人家能看上我?”话只说到这里,这个节目就快结束了,福印忙着让下一个节目准备。对于田×,我真的没有注意过,经福印这么一提,倒细细看起来。她头圆脸圆,胸部丰满,肤色嫩白,抬脚动手不是农家子弟的味。但她的脚不好,肥嘟嘟的有些笨,又怕冷,整个冬天穿一双棉鞋,演出时也不敢换单鞋。我看着她的时候,她从台前下来坐在那里对着镜子补妆,于镜子里瞧见我看她,向我说:“抠眼睛!”我忙避了眼。她却说:“看啥哪,我又不是×××!”我怕她再说出什么来,赶快离开台子,也不去传递台词了,悄然回到指挥部办公室。办公室里,会计和关印坐着喝酒,问我怎么不在台上,我说头痛。他们就一边喝一边说起演出,竟也说到田×:“干部的娃和农民的娃就是不一样。”我说:“怎么个不一样?”他们说:“洋气嘛!”田×是洋气,她能和我是一个辙里的车吗? 福印没有再向我提田×的事,我也没向他问起,我似乎没有了激情,是一堆湿漉漉的柴,点着了不起焰只冒烟。第三天晚上,我正在陈家沟民工连的工棚里看别人吵架,福印把我拉走了,说:“两天了没见你求我提亲的事,你是不热火人家?”我说:“差距太大的事我就不想。”福印却说:“多少人都要想死了,你倒不想?今夜是我约你们在河湾见面,10点钟你独个去吧。10点钟!”回到了办公室,我心里扑腾扑腾跳起来,真的要和她谈恋爱呀?我没手表,办公室里有一台马蹄钟,我看了看,是9点,还得一个小时。炊事员烧了一锅辣子杆水,让几个领导烫脚。大家的脚差不多都冻伤了,可只有两个盆子,先领导泡,然后才是我们。我刚泡了一会儿,马蹄钟响起来,已经是10点了,忙把脚取出来,来不及穿袜子,穿上棉鞋就往河湾去。河湾里有月亮,有屋大的石头和一棵从石堰上斜长过来的柿树,但没有人影。我站立了一会儿,刚要转身离开,大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是田×。她说:“你不守时,福印说你要在这儿见我,我来你却不在!”我走过去,说:“我不是要见你,他说让我到这儿来……”她说:“你不承担责任,那好,算我在这儿约你!”格格格笑起来。我忙把她制止了,并让她声音往低些。她说:“你到底有经验!”我脸火辣辣的,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立即又想起了我暗恋的那个人。河水哗哗地响,寒气一阵阵袭过来,河对岸的坡上有一声什么鸟叫。她说:“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吧,福印让你来说什么呀?”我说:“……福印说你愿意?”我说这话时声音发颤,她说你冷?我说冷倒不冷,这儿说话是不是不安全?她说:“鬼到这儿来哩!福印是给我说了,我以为他开玩笑的……这事还得给我妈我爸说哩。”她一说“我爸”,我立即安静下来,明白站在面前的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我们是有距离的。这么一想,倒不颤抖了,真的感到了身上冷。我说:“那你和你父母商量好。”她说:“这事我不给我爸说,我妈听我的,我怕我爸,以后再给我爸说……我爸不会同意的。”我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问我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你愿意吗?”她说:“你呢?”我说:“我是农民,我父亲还有历史问题,我恐怕一辈子窝儿在农村了,这你想好。”她说了一句:“我只要你有本事!”事情到这一步约会的目的是达到了,我轻轻跺脚。她说:“这儿就是冷!”我说:“我没穿袜子呢。”她低头看了看,说:“那咱就回去吧,别冻坏了脚……这事你不要给任何人说,男人家就爱给人显摆,说了事情就槽了!”我说:“我知道。”她就先走了,走到了水田边的路上,咳嗽了三声,我听出是她给我的暗号,才从树后走出回指挥部办公室。炊事员问我哪儿去了,袜子都不穿?我说拉肚子。福印使眼色,我们走出了门,他悄声问:“怎么样?”我汇报了情况,最后说:“冷得很,人都要冻僵了!” 真正地谈恋爱,这算是第一回。第一回的恋爱是从黑夜里开始的,又冻坏了我的脚,也冻坏了她的脚。数年后,当我们解除了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就觉得那一晚选择的地方不好。今天早晨,我到《美文》编辑部召开编前会,编辑们又在会前互相戏谑了。一个编辑说昨晚上给副主编老王打电话,问老王在家干什么?老王说:“停电了,黑灯瞎火的能干啥?”编辑说:“那正好扒灰吗!”老王说:“扒灰也扒的是黑灰!”大家哈哈地笑,我也笑了。猛地想到遥远的那一夜,心里说:我的第一次恋爱是“冷爱”。有了那一次的“冷爱”,每次在工地上碰着田×,我总是羞答答地手脚无措,而她则应付得滴水不漏,因此除了福印,竟谁也没有看出。不久,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同意了,但仍是没给她爸说。我开始和福印形影不离了,没人时谈的都是田×,他对她评价是非常高的,逼着我写情书给她。但是,田×却因母亲有了病,离开了工地。在没有了她的日子里,我觉得工地空旷了许多,才知道自己已经对她有了感情了。福印是十天八天就要回家一次的,我就同他一块去他家。福印自然要走5里路,翻过一座山梁,去她家把她也叫来,我们就坐在福印家的土炕上说话、嬉笑和吃热土豆。她送给过我笔记本、钢笔,可我没什么送她。在土炕上我们脱了鞋,坐在那里用被子盖了腿,我是在被窝里用脚蹬住过她的脚,却没有吻过她,也没有摸过她的手。 我在福印家住过的那两天里,父母让弟弟到工地再次找过我。父亲的冤假错案有了平反的迹象,学校派人来通知父亲返校,弟弟是来报告这喜讯的。事后,我把父亲可能平反的事告诉了田×,田×欢喜得一蹦老高,说:“看来我会给你家带来福气的!”几十天后,父亲正式得到平反,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我们家有了翻身解放的喜悦,家中的客人骤然又多起来,一来人就嚷道祝贺,要吃喜烟,要喝喜酒,父亲就又大摆酒席。母亲是不高兴了,怨父亲不该再对某某好,受难的时候他几时来过家,路上见了如同不认得似的;向他借一元钱,不但不借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父亲说:“有理不打上门客,世事就是这样嘛!”父亲正经地和我谈话,问我和田×的事发展如何?我说还是那样,她不敢对她爸说。父亲说,现在你让她给她爸说吧,你已经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啦!田×的回话是给她爸去了一封信,并邀请我和福印去一趟她家。我和福印去了她家,在她家院门外,我却紧张了,想打退堂鼓,福印一把推我进院,她已经在堂屋的窗内看见,大声喊:“妈,来客了!”她妈肥胖胖地站在堂屋门口,从院门到堂屋是几米远,我觉得我走了半天,手没处放,脚下也拌蒜似的。她们家收拾得特别整洁,许多家具是农村很少能见到的。床上铺了太平洋大单子,每个枕头上都罩着枕巾或细纱头巾;生一盆特别旺的木炭火,有热水壶,用巨大的搪瓷缸泡茶;小房的四壁和屋顶糊着报纸。贴着系列年画。而庭堂里耀眼的是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柜上放有小摆钟,她的母亲也戴着一块手表。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干部家庭的身份、地位和富有。但他爸仍是没在家,任何亲戚也没来,偶尔邻居有人过来,说:“来客了?”她母亲说:“她们工地演出队的同志。” 当我们重新去了水库工地,不出一个星期,几乎一阵风似的大家都知道了我和田×在谈恋爱了。我矢口否认着,别人却说:“田×都承认了,你还保密啥?是舍不得给我们吃糖吗?”我跑去见到了她,问她怎么就给外边张扬了,她说:“知道就知道吧,咱又不是做贼哩!”我只好将发给我的两元钱买了水果糖,在棣花民工连的工棚里散给大家。 父亲领回了补发的工资,他除了拿出一部分买酒肉招待来客和给二伯父家周济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全部购买粮食。自行车买回后,依照当时的风俗,用一种塑料带子把所有的车梁车杆都包扎了,以防磨损。这车子成了我家最贵重的物件,有事没事都去擦洗。买粮的那天,是棣花逢集,父亲领了全家去。我记得在中街一户熟人家的院子里,放一个筐篮,把集上买来的一袋一袋麦子往里边倒。母亲一直是蹴在筐篮边上,她似乎不相信这些粮食是我家的,对我说:“你大大把剩下的钱全买了粮食,我说留些给你们买布做衣裳,可他全要买粮食!”我说:“先吃饱再说!”说完,抓了一把麦子丢在嘴里嚼。回到家,弟弟拿了新买的麦子去水磨坊磨了,全家人直等到面粉担回来,做了一次捞面吃。这一天我没有去水库工地,全家欢欢喜喜地坐了半宿,因为弟弟妹妹捞面吃得过多,胃反倒都吃坏了,难以消化,不停地放屁。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你闻闻,娃们放屁都有臭味了!” 在我们村里,有一户地主,据说解放前人缘不好,但发了暴财。在西安城里也有铺面,还有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孩子。解放后他死了,他留在了村里的是大老婆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儿子。历次的政治运动,他的老婆就受批斗,那已老得没了牙齿的老太太见人就说她有罪,说社会主义好,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来就屙血尿血死去了。她一死,替丈夫还罪恶债的任务就交给了她儿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儿子就被揪出来。儿子年龄小,自身没乱说乱动,但总得陪斗。而村里一发生盗窃事件、破坏通讯和水利设施事件,或者有了什么反动标语,首先就提审他。他长得丑,沉默寡言,没有朋友,像幽灵似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去过他家,住在原先他家老宅的一间厦屋里,黑洞洞的,什么家具也没有,晾在门窗下的单子被子上留下肮脏不堪的痕迹。我父亲的冤案平反后,我在泉边碰着他担水,见没旁人,他低声说:“你大大平反啦?”我说:“嗯。”他笑了一下,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笑,笑里是恭贺和羡慕,然后担着水就走了。望着他远去,我心里一阵冷,他是不可能平反的,地主成分这座大山会压着他家一代一代的。但或许压到他这一辈就结束了,因为他不可能娶妻生子。可怜他今生不知道女人的滋味!不知道了也好,免得生子又害子啊!5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在西安城里的西大街突然碰见了他,他苍老得我已经认不出了。好像是谁在叫我,我转了一下头没发现熟人,就又收拾我的自行车;又听见谁在叫我,就看见他站在前边,拉着一个架子车。就在他似乎要走了,我认了出来,赶忙叫住他。他说:“我叫了你两声,见你不理,我只想你不会理我了……”我忙问他怎么在这里,第一个念头是不是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也不讲地富和贫下中农的高低贵贱了;他是来到了城里的婶娘家了吗?他说:“我给一家饭店打工,拉煤的。”我问了问他的情况,他依然没有成家,婶娘家他去过,也是一辈子受改造,现在退了许多房子,但人家并不认他。我说:“你出来这么些年,没回老家吗?”他说:“去年回了一趟,我家也没有啥,但还被贼偷了,偷了被子和锅,我回去了一天就又回来啦。”我留下我在城里的住址和电话,让他有空儿来坐坐,他却再没来过,也没打过电话。我浩叹了,这位地主的儿子一生就这么度过了!如果我父亲的问题一直不得平反,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又会怎么样呢? 父亲重操旧业,做他的教师,政治上虽不背那沉重的包袱了,但教师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并且受过那样的摧残再如何地笑,笑容也不会灿烂。我呢,与田×的恋爱还是悬而未解,虽然母亲已经开始积攒粮食、棉花,织起了土布,因为要订婚,起码给女方240元钱、三套衣服、五个土布的。我反对过母亲做这种积攒,我在院子的梅李树下拍腔子说:“我要找的女的,应该是一分钱不要的!”我说这话时,天上轰隆隆响了一个雷,使我吓了一跳,莫非我说大话了?!母亲也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对天祈祷,骂我没有尿泡尿照照自己长个什么样?说张狂话天怒人怨的。母亲是温良恭俭让的,父亲平反后,又买了一批粮食,她就害怕引起村人的嫉妒,见谁都客客气气,感谢着人家曾经给予的关照;谁家有红白喜事,立即去行“门户”;她甚至端了升子,给左邻右舍分别送过面粉;而家里来客喝酒,就院门关了,尽量不让划拳声传出去;垃圾里不得有鸡蛋皮。她说:“田家虽然是干部,可不给人家财礼,人家那么大个姑娘就白白给你养啦?”但我拿定主意,要给田×谈一次的,财礼我是绝不给的,这并不是我不爱她,也不是吝啬,而是不能让父母为财礼受艰难困苦。可是,田×依然没有再到水库工地,得到的消息却是她被提拔成了公社妇联干事。那时候是讲究提拔一批年轻人进入机关的,她属于以工代干,虽然还是农业户口,却每月可以拿十多元的补贴工资了。她的提拔,使我有些丧气,甚至觉得我们的恋爱是不会成功了。因为她正式参加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妻子是国家干部,丈夫是农民的家庭还没有听说过。我就没去再找她,静观她的表现,任其自然发展。当我再次回家,听母亲说,田×来过一次家,她是公社的干部了,来村里检查工作,就顺道到了家来。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对田×的印象颇好,说人长得一朵花儿似的,又会说话,句句都叫着姨,也不羞口,一句一个平娃长平娃短的。我说:“她没有叫你妈?”母亲说:“人家再大方也不能没过门就叫我妈的!我给她20元钱,她死也不接,我说这是规矩,你是嫌少吗?她还是不接,她倒把头巾送给了你妹妹,你没见她那天穿得多洋气哟,她穿的是黑呢子短大衣哩!”我说:“这还行。”去厨房里找剩饭吃。母亲撵我到厨房,说:“你今日回来了,去公社找找她,领回来了我给你们包豆腐饺子吃!”我不去,说:“她还没给她爸说哩,你别高兴得早,八字还没一撇哩!”我返回了工地,继续编印工地战报,但最热闹最有色彩的水库生活似乎过去了,没了两员台柱子的演出队缺少了演出的条件,我也不愿为他们写什么节目,一有空就在另一个日记本上写我的故事。只是在工地收工后,我和电机房的小巩在指挥部门口的石板上下象棋,我又上了棋瘾。这一日,已经吃过晚饭,我坐在工棚给大家念我新写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南沟的傅先生盖的新房塌了。傅先生是棣花方圆惟一的阴阳先生,虽然不敢公开行事,但谁家盖房修墓,嫁娶埋人没有不黑夜里把他请来掐算方位日子的。他的老宅在南沟的一个洼地里,却偏偏在梁峁上盖了一座新屋,河这边的棣花街上,人一抬头就能看见,都说傅先生能把新房盖在那儿一定是那儿有好穴。但是,新房却塌了!大家议论开来,多少还有点幸灾乐祸。有人就断言,这一定是他的同行给他使了法。因为傅先生有个师兄弟,会鬼八卦的,夜里走路能使法让鬼抬轿,也可以使法让鱼突然掉到谁家院里,让谁家蒸馍蒸出了一笼石头,最后死时是浑身起了蒜头大的水泡。自个说,他一生整过别人,也得罪了一些对手,有高手使了五雷轰法,他破不了,他该死了。这么一说,大家都恐惧起来,我偏详细询问,要把这些事记录在日记本上。但福印狼一样地在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喊我,我去了,办公室里坐了我的弟弟。弟弟又是要叫我回去的,说家里有重要事。我当时想,会不会与田×的事发生了什么变化,要么,父母不会天这么黑了让弟弟跑来!我们就点着了一根火绳,一路摇甩着跑回家,父亲告诉我的却是从此改变我命运的一宗大事。父亲说:“我一直认为你不应该就这样下去的,你会从山里出去的,现在真的有机会了,大学开始招生了!”父亲很激动,双手又嗦嗦地抖起来,他端了酒盅喝酒,酒洒了一身。我说:“这是真的?”父亲说:“文件已经到县上了,我的一个学生在教育局,他给我打的电话,我赶紧就回来啦!”我说:“上大学,我能上大学吗?”父亲说:“这是天赐的良机!你想想,以前当兵招工,我的问题没解决,公社里又没咱认识的人。这次招生,偏偏我刚落实了政策,教育局也有我的学生,公社的文书也是新调来的。他是和你舅家一个村的人,我感觉这事该到成功的时候啦!”我说:“我的意思……我是初中生,能读大学吗?”父亲倒骂了我一句:“没志气!”他的想法是,只要有机会上大学,课程赶得上赶不上那就看自己的奋斗了,天底下哪儿有轻轻松松的事呢?他告诉我了招生的范围包括初中67届学生,招生并不严格考试,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学校最后只是象征性考试罢了。父亲说:“你应该第一个报名,这消息不几日就会传下来,你得抓紧。好像你不热火?”我说:“热火!”父亲给我倒了一盅酒让我喝,我喝得口辣心烧。第二天,我去大队支书家。支书不在,说是去水库工地了。赶回工地一打问,支书却偏偏又回家啦。我就又往棣花去,我背了一背篓干柴准备作为见面礼,这是福印给我出的主意。以前的参军招工,都是有后门的,或是要送礼的,我一时没钱买酒和点心,福印提议把我存放的柴背去,但我存放的柴不多,他又将他存放的柴给了我一些,送我上路。一路上,我舍不得这些柴,心想事情真能成了还罢了;若事情不能成,这柴就白送了,为砍这些柴,我是不小心用砍刀砍伤过小腿的哩。我黑水汗流地把柴背到支书家的村口倒紧张了,我是从未给人送过礼的,背一背篓柴怎么进人家的门?见了支书又怎么开口说话?想了几套说话的方案,到了他家院门外,门关着,敲了一下没有响动,倒高兴啦!他家没人,是可以躲过求人的难堪啦!我把柴背篓背回家去,父亲没在,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倒催我再去。她没有骂我,而是好言好语劝着鼓劲,我只好抖抖精神,把柴背篓又背去了。天已经黑了,他家的院门这回开着,我低了头往里走,门小,柴捆大,一时又不得进去,堂屋里支书的老婆听见响动喊:“谁?谁?!”我一紧张连人带柴倒在那里,赶忙爬起来解了襻儿绳,把柴往台阶上抱。我说:“支书在家吧?”他老婆说:“在哩。你这是怎么啦,给我家背柴火?”我说:“我从水库上捎了一点柴,这有啥的,年轻人砍点柴值个啥哩!”我进了堂屋门,支书在炕上躺着吃旱烟,坐起来了,把烟锅嘴擦了擦让我吃。我是不吃烟的,我说:“支书,我有个事要给你说的。”支书说:“是指挥部捎什么通知?”我说:“我自己的事,得求你哩。”支书就自己吃起烟,说:“啥事?”我说:“我在工地上找你,说你回来了……我想考大学哩。”说完我就看着他的脸。我看见他愣了一下,他分明是还不知道有这事。他说:“考大学?大学不是停了几年了吗?哪儿的事?”我说了我父亲说过的情况,说:“可能文件很快就到大队的,我先来给你报告的,我父亲是从教育局得到的消息……”我强调我父亲消息的来源,我的意思是要他知道我父亲已经平反了,是人民教师了。我已不再是“可教子女”了!但支书说:“考大学?好嘛!只要你能考上你考吗!这又不是参军呢、招工呢!”他是应允了,我立即如释重负,说:“那我这就算报名啦!”我没想到这么快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好的那一套一套要说服他的方案一个都没用上,我感动得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好支书,应该当一辈子的支书!从他家里出来,我琢磨着我们的全部对话。支书是以为这次上大学要考试的,像往昔考大学一样,而且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所以,他一口就应允了。如果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核上大学,他是不会这么干脆的。事后,果然是这样,等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后,报名的已十多个,竞争得十分厉害。是公社的文书坚持把我列入了报名者的前三名,才没有在第一轮、第二轮中淘汰。而第二年后,村干部都知道了上大学比参军、招工更好,从此就没了一般人的份儿啦。报完了名,我又返回到工地,而父亲却反复不停地走动着。他找到县教育局,找到公社的文书,尽量给人家说好话,还把我编印的工地战报拿给人家看。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整夜睡不着觉的,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惟恐有差错。不久,田×来了一次工地,因为她的铺盖一直还在原来的民工连里。她取铺盖时来找了我,说大学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到了公社,公社的文书、主任都与她爸熟,她也报了名,而且是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的。我说我也是报了名的,应该是第一个报名的,不知大队文书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没有?她说,听文书说了,名单里有我,我父亲也找过了文书,而且她也求文书能推荐我,我被列为第二名,争取两个人一块去上大学!随后,我回到家,十多天没去工地,专门关注着公社的动静。父亲也从学校回来,那文书就来我家喝酒。文书是能喝酒的,而且豪爽,他说田×给他讲了她与我的关系,他表示这次一定先让我们走:“是人才怎么能不给人才发展的机会呢?总不能把笨蛋送去上大学吧!我看过平娃编的战报,编得好呀;那田×的字写得也好嘛,不像是女娃娃写的嘛!古时候都有伯乐哩,人才在咱公社里,竟然这么多年军也参不上,工也招不上,以前的公社领导营私舞弊嘛,他妈的个王八蛋!”我赶忙敬酒,全家大小都敬酒,他就喝醉了,直到天黑,披着那件红卫服外衣摇摇晃晃地回了公社大院。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我第一回体会到的。我有些自命不凡了,原来参军不成招工招干不成,连代理教师也不成,都是要我等待着大学招生了!我夜里去了三娃家,三娃也为我高兴,他翻出一本书,寻到李白的一首诗念给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以文件要求,每个候选人必须有一份群众推荐书的。我找到支书,希望他召开个群众会,给我出一份推荐书。支书却说主要劳力都去水库工地了,而且这么些年我主要在水库工地,应该是水库指挥部出推荐书为好。我只好又到工地,工地上已传出我要考大学,一些人就嫉妒了,说真正的贫下中农子弟没有去,而刚刚平反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竟上大学;他又是和田×恋爱的,好事怎么让一个人全得了?我担心写推荐书时有麻烦,但召开的会议上说我好话的人竟那么多,评语写得好得不得了。甚至建议团支部在短时间内吸收我加入共青团。我将推荐书交给公社,在公社的大院里竟意外地碰到了田×和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那种十分刚毅的人,脸面严肃,不苟言笑。看见他,我立即有了压迫感。田×把我介绍给他,他并没有多说话,只看了我几眼就去支书的屋里喝酒。我跟着去屋里。没人同我说话,也没人让我喝酒,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周身不自在,说:“我给你们再买一瓶酒去!”退出来,身上却没有一分钱,站到商店门口企图碰个熟人借钱。田×跑来了,说:“我知道你没钱!”她买了一瓶酒,让我拿去。他们似乎觉得这很平常,就把瓶子打开,五魁六顺地划起了拳。田×在门外向我招手,我走出来,她悄声说:“我爸同意啦!”我问:“怎么个同意法?”她说:“我爸说,要谈就谈成,却不得半途又不成了!”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但后来我们却真的就半途不成了,这当然是后话。当时听她说她爸同意了,我看着她的手,想去握一下,没敢,院子里没有人,但一只鸡站在台阶上朝我们看,我觉得鸡也有灵性,它监视哩。田×兴奋地说:“咱俩都上了大学,以后就再不回来,世世代代都是城里人!” 3天后,我们正式订婚,仪式是福印以媒人的身份领了她来到我家,我的母亲给了她几块布料,她不接。福印劝她:“不接就是表示不愿意。”她接了,开始叫我的父母亲为“爸”为“妈”,叫得亲热;并当日去商店买了一双鞋送给福印,算做谢媒。又几日,将那些布料做成衣服送给了我的妹妹。她做得非常周到又体面,村里人没有不夸奖的。但我从来没叫过她的父母,我口笨,见面只“扑哧”一笑。她开始频繁地出入我家,在院子里格格格的笑声使左邻右舍都听得见。她甚至要我领她去村里转转,说是散散步,我不。我去自留地灌溉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厮跟去,我不和她一块走,偏让她前边先去,我磨蹭着在后边拉开距离。村人在说:“婚姻就是那样的,一个丑的搭一个俊的,一个哭的搭一个笑的,将来他们是女的要当家!”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并没有成家。一年之后,因多种原因闹开了矛盾提出分手,而双方家长却已经亲密无间,坚决不同意解除婚约。这样拖过了3年,我为此跌过跤,差一点终身残废;她发生了失职行为,险些被开除公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断绝了关系。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生活,不由得不想起她。据我的妻子后来说,她怀孕时挺着肚子去县医院检查,常常在医院里就碰着了也挺着肚子来检查的田×,两个人友好地谈着要做母亲的喜悦。她还是那么直爽大方,高声大笑;也问到我的近况,甚至说她还梦到了我,在梦里与我吵架。但我在之后再没有见到她,只是默默地祝她幸福。我是个好男人,却不一定是个好丈夫,或许,她没有和我成家还是她的另一种福分哩。那一个春节是快乐的春节,也是焦急的春节,公社的通知迟迟不见下来,虽然文书不断捎来话,说是十拿九稳了,母亲就为我买了一双尼龙加底的袜子、一件绒褥,并缝制了进城的铺盖。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分配给棣花公社的招生名额因故取消了一个,只有一名了!这就是说,我和田×只能走一个,而她是排在第一名的。支书找着了我,也找着了田×,他作了种种分析,虽然他与田家更熟。但我与田×订了婚,应是一家人了;以我的学习比她好,推荐书也写得比她好,就只有我走啦。她哭了一场,最后说:“那就你走吧,我要走了,你肯定不放心,还没有妻子上大学丈夫是农民的,但却有丈夫是国家干部妻子当农民的。当初我说我图你有本事,你真的要上大学了,我高兴我有眼力!” 我终于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而几乎在我离开棣花不久,田×也正式招工。那一天清晨,从县城开来的班车停在了棣花的站牌下,我的一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几个伯父伯母及堂兄堂弟,还有田×的家人,在站牌下已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我的铺盖和一个小箱子搬上了车,叮咛这样,叮咛那样,我坐车走了。车开出了巩家河沟口,就进入商镇地面了,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难道是我老了吗?但我不承认我老了,即使已46岁的人了,我心态依然未老;而产生这种想法,是我走过来了,走过来的人,给还没有走的人说什么道理他们也是听不懂和听不进的。那年是1993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废都》。我领着我的女儿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我闻到了土地的清香味。我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我竟不自主地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她说:“爸,你怎么吃土?”我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女儿回家后对我妻子说:“我爸真脏,他能吃土?!”孩子是城市的孩子,她喜欢上公园去登假山,去游泳池戏水,去动物园看狼看虎;她只知道衣服是从商店来的,馍馍是从厨房来的,她是不知道土有多香的。当乡下的亲戚和村里的人来城市看病和办事,好不容易来到我家,我用特号的大碗给他们盛饭,不放烟灰缸而让烟蒂就扔在地板上,女儿总是埋怨他们的不文明;而我那些依然还在乡下的初中同学拿着红茶、包谷糁来到我家,说:“我到你这里来,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啦。”女儿总是笑,说我年轻,比我的同学至少年轻10岁。这时,我真想把孩子送回到乡下去三五年甚或十年。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是不愿意去的,即使是真要送孩子走时我也会不愿意了。社会已到了这步田地,竞争十分激烈,你不让孩子加班加点学习,别人的孩子都在加班加点,你的孩子就会被淘汰,没了工作,没了饭吃。但孩子却越来越变得自私、孤僻、任性、娇气,缺乏生活的自立和坚忍。整个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一切都做作起来,人人忙碌,浮躁不堪。孩子们整日地唱着那些尽是愁呀忧呀的流行歌曲,我就说:“孩子,你们那种愁忧并不是真正的愁忧。在没有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里,你们是鱼缸中的鱼,你吐了我吃,我吐了你吃。愁忧将这么没完没了地伴随着你、腐蚀着你,使你慢慢加厚了一个小市民的甲壳。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吗?或者到类似乡下的地方去?” 1998年10月1日夜写毕 2006年5月为插图版改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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