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 故事外的故事
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的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像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指挥部的老任我总是不敢接近他，这个南方人说话含糊不清，阴沉个脸，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问过福印，福印也说不清他的来龙去脉，说好像是地区水利局的干部，也是犯过什么错误，才到了县上又到了水库上。指挥部所有领导的家属都先后来过，惟独老任没有。他有没有家属这是个谜，但谁也不敢问他。有一次，从苗沟下游两边山梁上负责开挖水渠的曹爷——他是我的本族，辈分高，我得叫他曹爷的——来到指挥部，带了一大篓软柿子，要我去找老任也来吃，我去了老任居住的那个小屋。小屋在指挥部办公室后的山坡上，门开着，老任就坐在门槛上望对面坡梁上的一丛杏树，嘴里叼了烟。他完全是下意识的，一根纸烟吸完，手里就把另一根纸烟揉搓着，待这根吸到一寸长了，烟屁股就接在另一根的烟头上，竟一连三根吸过了还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小屋旁10米之外。我终于咳嗽了一下，说：“老任，老任，曹爷叫你的！”他怔了一下，看见了我，纹丝不动，说：“是你曹爷可不是我曹爷！”我说：“是我曹爷，他让你去吃软柿哩！”他披着衣服就往指挥部办公室去，却要我把晾在屋后石头上的一件衣服收了放到屋里去，免得起风吹跑了。我收了衣服第一次进他的小屋，小屋里零乱不堪，但桌子上却有一只大海碗做了花盆，里边栽着一株花，花开得红艳如血。这使我十分吃惊。农村人，甚至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从来没有人养花的，而他这么一个黑脸大个子，都认为严肃得没了情趣的人竟养一盆小花?！半年之后，老任调走了，曹爷从水渠工地上又来到大坝工地，他住进了老任的那个小屋。我和曹爷的关系是亲密的，他喜欢打猎，用鸡皮包了炸药做成丸子状，夜里去山根放药丸炸狐狸就把我带着，我们说过一次老任。曹爷说，老任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得一肚子的本事，可毕业后却没有用武之地，他发过牢骚，提过意见，因此受过批判，从此人就蔫了。曹爷说到这儿，指着对面坡梁上的那丛杏树，说：“你去过那树下吗？”我说：“没。”曹爷说：“老任说，他每天对着那树看，树给他说过许多话。”我说：“这不可能，树怎么说话，树成精啦？！”我去了山梁上看过那丛杏树，树上结了小而涩的山杏，树并没什么特别处，我就估摸老任是神经上有毛病了。后来李治文在办公室偶尔说过一次老任调走是因为夜夜失眠得厉害，我就得意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了，但老李哼了一声，说：“你这娃！怎么给你说呢？”他到底没有说。
李治文和我们嘻嘻哈哈混熟了，我们也就没高没低没大没小，学他在民工大会上讲话的声调，学他鸭子样的走路。他夸奖我的文章，说等水库修成了，他要推荐我去县革委会宣传部写材料。但他的毛病是爱修改别人的稿子，先是他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后来他改过了我觉得不妥又恢复原状，他就生气了，说：“你以为我这样改动不好了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乃是县上‘第一支笔’！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致敬电是谁写的？我写的！”李治文最终没有把我推荐到县宣传部去，因为水库还没有修起我就去上大学了，而上大学他是竭力支持的。他甚至在召集水库工地有关人参加的推荐会上，为我说了一大堆赞美话，说我的写作水平超过了他，是个人才，应该去深造。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回故乡时专门去看过他，他那时发福得厉害，搂抱我又搂不住，两只短短的手在我腰际使劲地拍，说：“毕业后一定回咱县吧，你就到宣传部来，咱们一块写材料。你会成为‘第一支笔’的！”毕业了，我没有回到丹凤县，因为陕西人民出版社来学校把我要去了，我从此有了西安户口，是西安城的市民了。但我再次回到丹凤，苗沟水库已修好，他却去世了。他的老家在很远的深山里，我没有去他的坟上奠杯酒，只是伫立在寒风里，面向他家的方向，默默地祈祷他的亡灵安息。眨眼又过了10年，我采风去了一个边远的小县，小县里宣传部的一位干事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与我相识。他接待了我一个礼拜，讲了许多关于宣传部的故事。那时，他并不是县上的“第一支笔”，但号称“第一支笔”的那位住院已经3天了，3天里昏睡不醒。当时北京的一位首长要来视察工作，“第一支笔”的任务是必须尽快拿出一批汇报材料。可怜那人就拿了五条纸烟住进了县委招待所，7天7夜没有出那间屋子。材料是写出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认为这里没有写足那里没有写够，意见提了一大堆。“第一支笔”又关起门修改了两天。第三天，北京的首长到了，“第一支笔”回家去睡觉，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送进医院，注射了针剂，睡着了却3天3夜不醒。我的朋友领我去医院看望了那“第一支笔”，他还昏睡着，守在床边的老婆流着泪，悲哀着她的丈夫，说他几乎搭上了命写就了那么多材料。据说首长听了一个小时的汇报后就不愿听了，提出要到一些乡社实际去看看，那一堆材料就没用了，成废纸了。出了医院门，我突然想起了李治文，暗暗庆幸着我没有分回县上的宣传部，没有成为县上的“第一支笔”。
我的日记本里记载了身边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写到他，并且要看看写出的他是什么样子，但指挥部的炊事员却惟恐我写了他。他说：“你写了我啦？”我说：“没。”他说：“顺政说你写了我啦。”我说：“人家是逗你的。”他说：“你不要写。如果你写，你一定得写我是英雄人物！”但我确实没有写他，他不可能是英雄人物，他只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每天民工上了工地，指挥部办公室里就留下我和福印，还有电工房的小巩，我们正油印着战报，他从厨房里唱着戏走到办公室来，汗水光亮地在秃得没了几根头发的脑袋上，
肩头上搭一条毛巾，进门往长条凳上一蹴，必然开讲他的锅盔烙好了，锅盔烙得多么黄，或者是今天吃哨子面，面擀得一窝丝似的。我是烦他说这些的，他说起这些只能使我觉得肚子饥，不理他，福印也是笑而不答。他见没人理他，就去打开指挥部惟一的那台收音机，而且音量拧到极限，立即就能招引来一些人，最早笑嘻嘻来的就是关印了。关印是棣花民工连的愚人，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但他是最能出力的，什么苦活脏话，只要说：“关印你去干吧，今日灶上做了烧饼，多给你吃一个！”他说：“说话要算话哩”，“嘿嘿嘿”笑着去干了。他是工地上连续五次评选出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在几日前的施工中被石头砸了脚趾，闲下来了，一听见收音机响他就“嘿嘿嘿”地踱过来。关印一来，炊事员就要作践他了，问他想不想媳妇？说想。又问哪儿想？说头想。炊事员就说：“头恐怕不想，是这里想吧？”用柴棍儿捅人家的交裆。然后摇头说人活到这个样有什么活头，就只会吃饭和干活，“当年我在县上给王主任做饭的时候，他家……”他又开始讲他的光荣历史了，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给王主任做过饭，无非是王主任爱吃捞面，吃得满脑袋汗水，还要喝一碗面汤，不，面汤应该叫“银汤”。王主任嘴是方嘴，屙屎也是方的。还有，王主任的一个侄儿，在省城工作，坐着飞机上班的，读砖头一样厚的书。我说：“关印是先进分子，你就这样作践他呀？这一期战报上还有写他光荣负伤的报道哩！”炊事员就不言语了，闷了好久，却又问关印：“脚还没好？”关印说：“没。”他说：“去半崖上撬石头，别人不敢去，你却去了，你是怎么想的？”关印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吧，我就去了。”他说：“不对，你一定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是？”关印说：“我背不过那么长的话。”他又摇摇头，越发看不起关印，说：“你去把厨房里的那个猪头拿到河边退毛去吧，煮肉的时候，你来啃骨头！”关印真的提了猪头去了。我和福印“哈哈”大笑，说你还真懂得采访嘛！他说：“跟啥人学啥人，要叫我当领导我不比老任差！”但偏偏老任就从门前小路上回来。老任一定是听见了他的话，但老任黑着脸没言传。他赶紧去厨房给老任端了洗脸水，老任没有理，也不洗脸，问：“什么饭？”他说：“你爱吃锅盔，专门做了锅盔，熬的稀饭，炒了酸菜！”就端饭菜上来，又去取筷子；似乎为了干净，竟将筷子在他的胳膊肘内擦了擦。老任就火了：“谁让你这样擦筷子？你那衣服就干净吗？！”他瓷在那里，满脸通红，我和福印就抿着嘴笑，小巩还嘴里啧啧咂着响，幸灾乐祸。他一怒敲了小巩的头，骂道：“响你妈的×哩！”
一个月后，老任终于不让他做炊事员了，他去了工地，在索道卸土处负责拉土箱的绳。没想干了几天就死了。大坝上需要填粘土，而粘土要从库区左边的山头上取，就从山头架一道铁索到大坝前的半坡。铁索上一溜六七个装土的木箱，木箱下行到半坡停住，拉动箱底的绳，土就可以倒下来。他拉了最后一箱的绳，原本这边摇旗的人一摇旗，山头那边才开绞索机，但偏偏出了差错，这边旗还未摇，那边竟开了机，木箱开始上行了，而他双手还握着绳头，众人喊：“快丢绳！”但他已不能丢，一丢落下来站不稳要滚坡的。木箱瞬间已离开坡道有几丈远了，众人又喊：“不能丢手了，抓住抓住！”木箱就越来越快地向山头运行，他也只好双手抓着箱绳吊在几百米高的半空。绳是系在箱底板上，一晃一晃的，又在半空遇着风，他便不停地旋转，左旋转，右旋转，旋转得看不清人形了。整个库区都目睹了这一幕，几千人一片惊叫；有人就随着木箱在地上的影子跑。已经经过了大坝上空，经过了那段河道，开始到了对岸的山头下了，如果再有3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到达山头，但是他终于坚持不住，掉下来了。人们哭喊着往山下跑，他窝在了石头堆里，上下身子折在一起。脑袋压缩进了肩里，死了。他是水库上死亡的第二个人。他死后，我们都怨恨老任，但也在说：“他要是不死，坚持到了山那边，那他又不知该怎么吹了！”
我在水库工地时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要背一背篓柴的。民工灶上的烧柴是每天轮流一人到20里外的山头去砍，但差不多是每个人背了一百三四十斤的柴走到库区上游的山村里，就将一半卸下来存放在某一户人家的院里。待将剩下的柴背回交灶上了，又去山村背那一半连夜送回自己家。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谁都如此，谁也不说破。自然我也这样，但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连夜送柴回家，而是在指挥部的后檐存放得多了，一个月回家时捎带着。对于我在水库工地进入了指挥部办战报，父亲十分高兴。他让我将每一期战报带回去，他会戴了眼镜仔细地读几遍，常常就检查出了若干错别字。指挥部补贴的每月两元钱，我是极少花销的，拿回家交给父亲，父亲几乎是一半用来买了信封和纸继续投寄申诉材料，一半为家里买盐。但是，父亲染上了喝酒的恶习。他是好客之人，以前家里的客人不断，凡是来人，必是留着吃饭，去商店里买一瓶酒，然后对母亲说：“弄几个下酒的菜吧！”他只管吩咐，母亲却作难：拿什么去弄菜呢？就只好将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而喝酒吃饭时，母亲就打发我们兄弟姐妹都出去，等客人走后再回来。有时母亲会在锅里给我们藏那么一碗挂面，有时只能喝点儿面汤。现在，客人是稀少了，即使是有人来，也没了面条吃、没了酒喝，父亲就会把水烟袋拿出来，用包谷缨子搓了火绳，一遍一遍劝人吸烟。星期天里，三伯父和大堂兄要回来了，他们肯定是拿了酒来和父亲喝。安慰的话已经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说了，酒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叔侄之情，一切都在酒里。这样的一个晚上，兄弟二人和大堂兄一起轮流着用一个酒盅喝，没有菜，干喝着。然后水烟袋你吸几锅了，交给他吸，他吸几锅了，再交给另一个。我从水库上若是回去，就和弟弟妹妹坐在一旁，我们是派不上喝酒的，只被他们支使着去烧水，泡一壶像棉花叶一样廉价的粗茶，或去瓮里捞一碗酸菜，切一碟青辣丝儿。母亲也坐在一旁给我们纳鞋底，绳子拉得“哧哧”响，父亲就不耐烦了，指责着拉绳子声烦人。母亲是好脾气，就不纳鞋底了，坐在一边不吭声。酒都是一元钱左右的劣质酒，容易上头，常常是父亲先醉，一醉就给我们讲他的冤枉，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没有害人呀，怎么会有这下场？！”他一说这话，我就心酸，说：“不喝了不喝了，酒有啥喝的，又辣口又烧心！”父亲就瞪我，骂道：“这里轮不到你说的！”就又对母亲说：“让你弄个热菜，你也不弄，不是还有鸡蛋吗？”母亲说：“哪里还有鸡蛋，你不知道昨日集上我卖了吗？”父亲不信她的，对我说：“你妈抠得很，她舍不得给我们吃，你去柜里看看，还有没有鸡蛋？”我起身去堂屋开柜，母亲给我挤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开了柜，果然发现那里还有四五个鸡蛋，偏也说：“没有，鸡蛋皮儿也没有！”父亲便说：“真没有了？那咱再喝吧。”他须要把三伯父带来的酒喝完不可，最后就醉得一塌糊涂。
父亲越是爱喝酒，三伯父和大堂兄就想方设法给他买酒；越是有了酒，父亲就越喝上了瘾。他的酒量却越来越小了，喝到三两就醉了。我和母亲曾劝三伯父和大堂兄不要再给父亲拿酒了，三伯父说：“他心里不好受，就让他喝喝，喝醉了他就啥也不想了。”后来听弟弟说，寄出去的申诉信亦无音讯，父亲有些失望，我拿回去的两元钱，常常说好去买信封信纸的，买回来的却是一瓶酒。我只好叮咛弟弟，劝酒是劝不住了，让他在父亲喝酒时多守在一边以防醉了栽在什么地方起不来。
有一天，淅淅沥沥下着雨，弟弟突然来到了工地，说父母让我回去一趟。我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问弟弟，他又不说，擦黑到家，原来是生产队的一头老牛犁地时从坡上滚下去死了，各家分了些牛肉，父母让我回来吃一顿萝卜丝炒牛肉片。父母的心意我是领了，但我却生了一肚子气，觉得实在划不来。想想那次工地上吃猪肉饺子，原准备留一些送回家的，可留下那么一碗，又忍不住全吃了，这时候便后悔自己没孝心。到了“十一”国庆节，工地灶上又改善伙食吃了一次肉，这一次肉是集体做的，肉片切得一样薄厚大小，并有人专门清点了肉片的数量，吃时每人5片。我终于控制了自己的馋欲，吃了2片。将剩下的3片用树叶包了送回了家。送回家，母亲却告诉了我一宗大事，这便是提说了我平生关于第一次婚姻的事。母亲说，她托人给女方的娘说话去了，就是从陈家沟搬住到中街的那户干部的女儿，有文化，人才又稀，如果事情能行，也真是一门不错的婚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笑了一下，温柔又苦涩，好像很对不起她的儿子。我那时不足18岁，却也是村里很少的几个没订婚的人。母亲的话我并不在意，我自信我不会成为光棍儿的，而且会娶下世上顶漂亮的女子。第二日一早，我要往工地去，母亲硬是不让走。一定得等媒人回了话再走，我就去泉里担水。清早的村路上便遇见了一位女子，高挑个儿，大脸大眼，蛮是漂亮，正背了一背篓锅盆碗盏；我以前似乎知道她就是陈家沟那个干部的女儿，见又背了灶具，像是在搬家，就意识到母亲提说的那个女子该是她了。但她漂亮，我不敢多看她，她原本要寻着地塄放下背篓歇歇的，抬头看了看我，脸色粉红地又走了。我想如果真是她，漂亮是漂亮，可心里已被叫我叔的那一位塞得满满的，哪里有位置放她进来呢？吃早饭的时候，媒人来到我家，见我也在，却并没有说什么，使眼色将母亲叫到了院门外，两个人就站在厕所边的短墙下叽叽咕咕说话，然后就走了。母亲回来，脸色铁青，说：“还不愿意哩，离了你，我娃就娶不下人啦？！”我说：“这事以后你不要管！——她怎么说的？”母亲说：“她妈说了，她女儿年龄还小，将来还要上大学呀，现在不谈这事。这是巧说哩，嫌咱家不好……”被人突然拒绝，又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就有些受不了了，怨怪不让母亲管，偏要管，这不管出一肚子气来？！我说：“她是不是想招个女婿进门呀？我可不干那事！”她家是一堆女娃，没个男娃的。母亲一听，也有个台阶下了，立即说：“倒插门咱不干，她就是同意我娃也不去的！”我重返了工地，继续恋我该恋的人了。半路上有一棵柿树，叶子已经落了，但遗下来的几颗柿子红得像小灯笼一样还在树顶，我爬上树好不容易摘下来，没有吃，放在背篓里要带给她，但在她的宿舍里取给她时，柿子却被一路摇晃破了。
工地上的文艺演出隔三岔五地就举办一次，演员来自各民工连，都是些人尖子，她当然在其中。演出没能力排大戏，节目大致是些小演唱和样板戏的片断，别人一晚上或许出场一次两次，她是七八个节目里都有的。她一出场，我的眼睛就盯着她转，平日见面，我倒不敢死眼儿看她，现在她全在我的眼里。演完戏后，幕布道具和锣鼓家伙得放到指挥部办公室的。她来了，我就对她说：“你瞧瞧我这眼里有个什么？”她俯过身来看，以为我眼里落了什么东西，说：“没啥吗。”我说：“你再看看有没有个人？”她看到的肯定是她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她脸红了一下，给我眼里猛吹一口气，说：“我把你叫叔哩！”
她这样对我说令我高兴，等她走了，我却想：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她并没有想到我在爱她？还是知道了我在爱她而婉转地拒绝我？但若是要拒绝我，那俯过身的姿势，那眼角眉梢上的神情，那吹气的肥鼓鼓的嘴，并不是拒绝的意思呀！我难以入睡，浑身火烧火燎的，我不能影响了我同铺的人，也不能让同铺的人看出了破绽，就独自去了月色明亮的河滩；在哗哗哗地流水声中忆想着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嘴里轻唤着她的名字，而身体也发生着异样的变化。我决定明日一定去见她，说破我的心思；我甚至已想好了对她要说的内容，一环套一环，逻辑是那么严谨，言辞是那么华丽，我为我的天才都感动得双眼湿润了。可第二天见着她了，我却口笨不堪，说我是去工地寻找曹爷呀，没想到碰上你啦！就询问几时还演出呀，文艺队谁演的好，谁又不行；再就是说天气，说今年的雨水收成，都是些淡而无味的话题。我就是这么孱弱，话头绕来绕去，眼看着要绕到正题上了，又滑向了一边，像可怜的阿Q，圆圈的两个线头总对不到一块。我不敢吗！我一是说不出那火辣辣的话来，二是担心说出来了她变了脸骂我流氓怎么办？即使不骂我，好言好语地拒绝了我又怎么办？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的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象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指挥部的办公室是借来的两间民房，房主一家住在了隔壁。他们家有一个女儿，长得小巧玲珑，自几千里来到了寂寞的山沟，她见到了许多世面，自己也如一枚青柿子一样迅速地红起来，变软变甜。她学着演出队姑娘们的样儿留起了马尾巴的发型，也买了雪花膏擦脸，还将一件灰蓝布裤子一会儿宽一会儿窄地变化着。她的娘常常当着众人责骂她：“叫你去地里摘豆角，三声五声你不吭，照啥镜哩？镜子里有鬼哩，摄了你的魂去！”我刻蜡版的时候，她常就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纳鞋底儿，她能纳出各种图案。我一抬头，发现她正看着我，看见我看着她了，忙将头别开，慌忙朝河滩喊她妹妹，河滩里并没有她的妹妹。房东的邻居老太太长着一口白牙，她从来不刷牙的，牙却长得瓷一样白。一日突发奇想，她对我说：“你妈没给你订下媳妇了吧？”我说不急。她说，还不急呀，胡子都长出来了还不急？我摸摸嘴巴，是长了胡子，已经硬扎扎的，就拿夹子捏着拔，说：“媳妇反正在丈母娘家养着的！”老太太就指着在河滩地里拔葱的女房东说：“她是你丈母娘行不行？”旁边的安付就笑，似乎说了一句：“这倒是个好对象哩，两个人一般高的。”其实，我比那女子高。我说快别胡说，大家就哈哈笑。女房东提着葱过来问说什么呀这般高兴的？安付说：“平娃说你拔葱是不是包饺子呀？如果包了饺子会不会给他吃？”女人说：“行呀行呀，只要平娃不嫌我家脏，就来吃嘛！”果然这一日她家包了萝卜葱花素饺，给我端了一碗。这些玩笑可能也传到了那小女子的耳里，她见我倒羞答答啦。一日，我在她家房墙上的那块黑板上写指挥部的一份通知，中午时光，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河水哗哗响，而树上的蝉又叫个没完没了。我写着写着，觉得山墙那边有人一探一探的，一仄头，小女子露出个黄毛脑袋，见我看见，极快地跑过来，手里拿了两个蒸熟的红薯，说：“给！给！”我刚接住，福印恰好从医务室那边过来，笑着说：“咦，咦！”小女子满脸通红地就跑了。我吃了一个红薯，福印吃了一个红薯，我警告福印：“这件事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我没那个意思，也不要害人家。”小女子是很可爱的女孩儿，但我暗恋的有人，以后因自己心里没鬼，倒大方地去她家。而我的那个她也常去她家，我们可以随便翻她家的案板和锅台，寻找能吃的东西。小女子见我和这位叫我叔的人在一起话多，她就再没了那种羞答答看我的眼神，却仍一如既往地拿她家的东西给我吃，只是大方多了，没人时给，有人时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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