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花的歧路: 第四节
事情的开头往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接连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如果白慧第二次来看常鸣，常鸣的病好了，她取走了杜莹莹的衣服，也许下面的波澜不会产生。偏偏白慧再来时，常鸣的病情加重，感冒转成肺炎，她请医生来给常鸣打针，还必须天天来照顾这个无亲无故的青年。
她一接触到这个青年的生活，才发现单身无靠的人的生活处处都有困难；这种人的生活得不到照顾，没有分工。生活机器上每一个部件照例一样也不能少。如果没能力多照顾一下自己，很多地方只能将就将就。于是，凡白慧见到的都默默帮他做了；做得认真，细心，又诚心诚意。常鸣阻拦她。当他对付不了这个姑娘的执拗时，只能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任她去做。
白慧感到了常鸣有种古怪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甚至怕对方因为受恩于己而来感恩报德；不愿做那种施恩求报的庸人。白慧呢？尽管深深感激常鸣的救命之恩，但一直没对常鸣提起过那天自己被救的事。这不单是为了迁就常鸣古怪的自尊心。她的嘴向来是挺硬的，即使由衷钦佩、强烈感激哪个人，嘴里也吐不出轻飘飘的漂亮话。
在这一点，他们还挺相象呢！
常鸣病了十多天。两人天天在一起，虽然不大说话，渐渐不陌生了。爱说话的人碰到不好说话的场合会感到尴尬；习惯于缄默的人则不然。无言中，一样可以相互了解和熟悉。白慧从常鸣对待病的态度上看出他是个坚强的人，极有克制力。虽然年轻（他说他二十二岁），却没有一般年轻人的浮嫩。他比较成熟，连模样也显得比年龄大几岁。
这一切恐怕都是他长期孤儿生活中养成的。白慧很想知道他的孤儿生活是怎样的，常鸣一字没提到过。他只说自己是红旗拖拉机厂的技术工人，喜欢跳高、游泳、滑冰和看足球比赛，这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不是故意告诉白慧的。白惹不好问旁的，她有什么权利打听别人的私事呢？她偶然间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提到自己从小也没有妈妈，但没讲过妈妈的事。妈妈的历史是神圣的，她从来不随随便便讲给别人听。不肯让人家误以为她拿父母的光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她总坐在椅子上，和他只隔着那张小圆桌。
常鸣在同病魔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使劲皱着眉头，紧闭的眼皮微微抖颤。脸颊一阵烧得通红，一阵变得纸那样白，牙齿咯咯打战，但喉咙里没发出过一丝叫苦的声音。只有一天，他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昏昏沉沉中忽然叫了一声“妈妈”，眼角里溢出一颗明亮的淡青色的泪珠，沉甸甸滚落到枕头上……这情景在白慧心中唤起了同情。白慧没有妈妈，在病痛中也希求过母性的温存和慈祥的爱抚。况且常鸣是个孤儿，还没有爸爸。
她见他痛苦，自己也感到痛苦了。每天来到这儿之前，都盼望能够见到常鸣康复的面容。
过了十多天，白慧盼到了。这天，常鸣击败了病魔，面颊上病态的红晕褪去了，眉头舒展开，好象风暴喧闹的湖面，终于在一个早晨恢复了风平浪静。他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着笑的涟漪，黑黑的眼睛闪出清明的柔辉，一眨一眨看着白慧。白慧忽觉得这双眼睛里仿佛含着一种东西，使她感到一阵慌乱，心儿象受惊的小鹿，腾腾地蹦跳起来。她不由自主躲开常鸣的月光。
“我好了！”常鸣说。
“呵，是吗？”白慧役抬起头说。
常鸣没再出声。白慧大胆地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眼看着自己放在胸前的手，手指无意识地动着。他好象也没有勇气来瞧白慧了。突然之间，他们重新变得陌生了。有人说：熟悉中也会感到陌生，大概就是说这种时刻吧！
白慧慌忙提起暖瓶，转身往外走。
“我去打点热水。”
“不，你不用去了。”常鸣说。
“怎么？”她问。没回头，脸朝着门。
“早晨张奶奶上来给我灌了一壶，还满的呢！”
白慧这才感觉到手里提的是装满了水的暖瓶。刹那间好象有什么秘密叫对方发现了似的，她的心猛烈地跳着，脸上热辣辣的，大概很红呢！
她象一只舵杆出了毛病的小船，顷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乱了，驾驭不住自己，做事颠倒，连最平常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回到家，对着镜子好奇地打量自己，镜子里那个人好象不是自己。然后她朝自己的脑袋击了两拳，悔恨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失常的举动。
第二天，她来看常鸣，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神情、举止、做事、言谈都很镇静。她努力收拾起慌乱中所失落的。
船尾上的舵杆修好了，小船平稳不摇，好象抛了锚。
她见常鸣的目光不含那种意思了，神态很自如，自己就故意做得更自如一些，说话也随便一些，无意间招致一场冲突，这原是想不到的。
常鸣下床了，还很虚弱，走了几步摇摇晃晃，和他结实的身形很不调和，只得坐在椅子上。白慧替他收拾床头，发现有几本旧书。她拿起一本翻了翻，皮儿残破，纸又黄。她扔在桌上，随口说：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烧了？！”
这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译本。常鸣看了她一眼：
“乌七八糟？你看过？”
“我不看，这是资产阶级的！”白慧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见解。
“如果列宁也看过呢？”
“他看？”白慧怔了一下，马上找到一种按照自己的想象假设出来的理由，“那是为了批判！”
“仅仅为了批判？谁说的？”
“我这么想，肯定是为了批判：”
“如果列宁挺喜欢这本书呢？”常鸣微笑着问。但辩论中的笑，容易被对方误解为一种讥消和挖苦。
“我，我不知道。可能把它当做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吧
……”她迷惘了，停顿了片刻，跟着想急于摆脱这种迷惘似的，急躁地一摆手，“反正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应该看，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应该保留，因为……”她不得不又停顿下来。因为她一向认为不值得推敲，非常充分的道理，却没有充分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甚至没有更多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她有种自我的贫乏感。“反正不应该……”
“不应该？谁规定的？”常鸣也认真起来。
“革命！”她说出这个词儿，立刻感到自己理直气壮了。单凭这个词儿，谁也不能反对，拿它足可以压倒对方，她便以一种胜利者的神态反问常鸣：“不对吗？”
“听起来很完美。”
“什么意思？”
“什么叫反革命教师？”常鸣紧锁眉头，说话的口气很本平静了！
“利用讲台宣传封资修，宣传白专道路，毒害青年，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革命！”她叫着。细长的眼睛里有股激情，象翻涌的水浪在湖中冲荡。
“也该消灭吗？”
“该！”她不知不觉重复起郝建国的话，“革命就要大杀大砍，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就是要用红色恐怖埋葬敌人！”
常鸣猛站起身，两条胳膊激动地抖着。那病愈之后略显消瘦的脸白得非常难看。他给白慧的印象是成熟而有涵养的，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却控制不住自己了。冲着白慧喊道：
“你这不叫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惊呆了。这句话竟和那个女教师说过的话完全一样。但现在用这句话指责她的，不是敌人，而是救了她生命的人，自己的人。
旧伤口崩裂了。她痛苦地垂下了头……
常鸣一声喊过，自己也呆住了。他好象站立不住那样：一只手撑在小圆桌的桌边上，另一只手捂住了脸。额前乌黑的头发直垂下来。这样一动不动地沉默了多时，才离开桌旁，慢慢走到屋角那边。
“白慧！”这个声音好象在喉咙里打了两个转儿之后爬出来的，低沉极了。又停了片刻，似乎乎静了下来，才接着说：“请原谅……我太冲动了，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你的话刺激了我……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了什么。但请你相信，我仍然相信你是个好人。你有革命激情、信念和勇气，可是你过于单纯。请原谅我的直率：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革命领袖不是教孩子做事的大人，而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去斗争的导师。革命总不象消灭老鼠那样容易。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就会盲从那些口号而误人歧途……白慧，我不想教训你。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教训。”说到这儿，他象吃米饭吃到砂子那样，活动着的嘴巴忽然停住了；随后又说：“我的话太多了。照目前某些人的判断，我这些话应当算反动言论呢！水平线给他们拔高了，原来水面上的东西倒成了水下边的了。正常的变成反常的了。噢，我的话实在多了……你总不会拿我也当做敌人吧！”
白慧一直低着头，两条短辫的辫梢压在肩头。她的头发软，辫梢象穗子那样散开。她摆弄自己的衣角。
后来她站起身，说声“再见！”就走了，始终没看常鸣一眼。昨天她也是这样走的，但情况和心情完全两样。
昨天她象一只快活的小鸭，今天却象只受伤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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