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花的歧路: 第五节
爸爸似乎已经下了决心，非到晚饭桌上才能告诉她。既然爸爸高兴这么做，就依着他吧：白慧耐心等待着。
爸爸叫白慧帮他把过道的饭桌抬进自己的房间。今儿买来的菜好丰富！有肉、有鱼、有虾，花花绿绿摆满桌子。中间还放了两瓶酒，一瓶是特曲，另一瓶是通化产的葡萄酒。这两瓶琼汁玉液配上华美的瓶签便使晚宴变得不一般了。爸爸向来是不喝酒的。看样子他今天请客。饭桌四边摆了五把椅子，桌上还配了五双红漆筷子，五个蓝色的酒盅、素自的羹勺和小圆碟儿。他简直要开一个小型的“国宴”呀！
“都谁来？”白慧问。
“你都认识。”爸爸含笑说，可是一句也不多说。
白慧在灶上煮饭，心里仍猜测着那桩不知道的事。外边有人敲门，爸爸把来客请进来。白慧一看，头一个又胖又大又结实，精神十足地挺着胸脯。那神气象摔跤场上的优胜者，右手提着一个大蓝布兜子。白慧一眼就认出是李叔叔。他是原先爸爸厂里的同事，装配车间的一个组长；爸爸叫他大老李。白慧上去和他打招呼、握手，互相问候。
后边跟着又进来两个瘦瘦的男人。一个卸了顶，高个子，细长腰，戴副银丝边的圆眼镜；衣着整洁，气质文弱，进门后就先摘下眼镜，掏出一块手绢擦镜片。另一个瘦矮，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脸上满是很深的皱纹，好象龟裂开的泥片片；右腿有点瘸。但他显得最活泼，进来就用哑嗓子朝爸爸喊道：
“老白，今儿非把你灌醉了，否则我们可不走！”
这两个瘦男人看见白慧，都现出惊喜神情。有点瘸的瘦男人说：
“哎呀，是小慧！长成大姑娘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白慧听出来，这人认得自己，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她回答：
“刚到。”
“老白，你可是大喜临门呀，高兴的事全都一唿喇往你身上跑呀！”
大家都爽朗又开心地笑起来。爸爸对白慧说：
“你怎么不叫人呢？你忘了他们吗？”
白慧有些尴尬地站着。她确实记不起来了。爸爸嗔怪地对她说：
“这是张伯伯呀！那是冯总呀！你这孩子，怎么忘性这么大！才几年呀！”
白慧恍然大悟。原来有点肩的瘦男人是张伯伯，张副厂长。另一位是冯总工程师。他俩也都是爸爸原先的同事，又是好朋友。他俩和大老李十多年前都是她家的常客。这些年象绝了交似的，不见他们来了。真是变化太大了呀！冯总原先是满头黑发，总梳个整齐又油亮的分头。如今歇了顶呢！变化最大的是张伯伯，他的头发给时光漂得这么白，脸上的皱纹比爸爸的还要深，有的皱纹简直可以夹住小纸片儿。在白慧的记忆中他的腿并不瘸呀！大老李还是老样子，所以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她忙向张伯伯和冯总招呼。
“瞧，时光不饶人，变化真不小呀！连小慧都认不出我来了！”张伯伯感慨地说。忽然他又振奋地说：“我人老，心可一点儿也不老呢！它象春天的花朵，又开开喽！”
大家在笑声中进了爸爸的房间。大老李说：“你们瞧，我说老白今天准摆得琳琅满目吧！老白，你的酒可预备得不足。这点酒连我都准不醉，拿什么灌你？不过，你别着急，瞧我的
……这是一瓶、两瓶、三瓶！”他说着，一边把三大瓶亮晃晃的“芦台春”放在桌上。
“大老李，看样子，你还真想把我灌醉了。”爸爸笑着说。
“老白！”大老李说：“你可别这么说，今儿谁不喝痛快了也不行！我活了四十多年，还没见到象今天这么出奇的事呢：所有人，不管会喝不会喝，都抢着买酒，跟白给不要钱似的。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抢来这三瓶？！今儿都得尽兴，包括冯总在内！”
冯总摇着手，笑眯眯地说：
“能者多劳，能者多劳！”
张伯伯朝他嚷道：
“干什么，冯总？还没上阵就‘鸣金收兵’了？来，你要看见我今儿带来的酒菜，保管你不用灌，自己就拿起一瓶酒往嘴里倒！”
“噢，什么酒菜？”爸爸问。
张伯伯叫大家猜，谁也猜不对。冯总嘟囔着说：
“老张真行，他和我来了一道儿，居然有件什么宝贝连我也没告诉。我猜准不一般！”
张伯伯把自己带来的一个手提包放在桌边，拉开拉链，手伸进去，同时故作神秘地说：“你们可别怕。它们现在是咱的俘虏了！”说着从包里往外一种。原来是一条麻绳串绑着四个青灰色、又肥又大的活螃蟹。所有的螃蟹爪子都在空中活动着。“瞧吧，个个顶盖儿肥，不多不少，正是它们四个！”
大家都纵声大笑，呼好喊妙；冯总傻气地拍起手来。大老李叫着：“有了它们四个下酒，今儿更痛快了！你怎么样，冯总？”
“我喝，我喝……”冯总笑得流出眼泪。他摘下镜子用手绢擦眼角。
“来，小慧，你把它们放在锅里蒸蒸，可得蒸熟了呀！”
“小心点，别叫钳子夹着。”
“没事。冯总，你还怕它们吗？早叫我挂得牢牢的啦！”
这些话里的双关意思，白慧听不出来。她拿去蒸了。不一会儿，螃蟹蒸熟，红得象四个压扁了的大柿子，冒着热气儿，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四边洒上姜末，端上来了。白慧把它摆在饭桌中间。这时酒盅里斟满了酒。酒、螃蟹和菜的味道与爸爸等几个人吐出的烟味混在一起，浓郁的香气直往大家的鼻孔里钻。大家坐好，就要开宴了！
“爸爸……”白慧等着爸爸来揭开谜底，她亮闪闪的目光期待又好奇地望着爸爸。
爸爸的表情忽然变得非常庄重又严肃。他好象没听见白慧的招呼而站起身来，端起酒盅，郑重地对大家说：
“来，咱们前三盘，敬给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屋里的气氛顿时好象被爸爸的神情渲染了一样，变得异常庄重。大家都起身面对着墙上三位中国革命巨人的照片端起酒盅，大老李另拿一只水碗，把酒瓶的嘴儿朝下“咕噜咕噜”地倒满，然后豪爽地端起来。随后便是饮酒、斟酒、再饮酒和撂下酒盅的声音。白慧自小很少喝过酒，也连伙三小盅，因为这三盅是敬给她热爱、怀念和已经离开了她的人。热辣辣的酒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她扭头恰好看见张伯伯的眼角淌出一滴热泪，在灯光下分外明亮，顺着眼角一条很深的皱纹流下来。再看爸爸、冯总、大老李的眼睛也是亮晶晶的。数月来始终保留在她心里的说不出的难过的情感，此刻被激发出来，泪水滴滴咯咯地落在地上。大家坐下来沉默着，仿佛都在想心事。突然，张伯伯叫起来：
“怎么？该高高兴兴啦！这是喜事，咱们为什么还别别扭扭的？来，先吃我的……什么我的！吃它们四个。下筷子，不！吃这个不能下筷子，动手吧：来呀，大家动手，把他们碎尸万段！”
张伯伯的话，立刻改变了屋里的气氛。
白慧觉得好象有一种由衷的喜悦和痛畅的情绪回到这几个人身上。他们的脸上满是开心和轻松的笑容了。众人一齐动手吃螃蟹，响起一阵折断螃蟹骨壳的清脆的声音。
“来，小慧，你为什么怔着，快吃呀！”大老李咬着一只螃蟹爪，心急地说。
“小慧，你说吧！你吃‘谁’？张伯伯给你拿。”
“吃‘谁’？‘谁’？”白慧不解其意。
“怎么，你不懂吗？”张伯伯奇怪地看着她。
她的确不明白。爸爸笑了，说：
“老张，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她在边远的草原上工作，这才到家。我答应在饭桌上告诉她，一直没来得及说……”
“哎呀，老白，你真沉得住气！”大老李接过话说。“来，小慧，我告诉你，那几个王八蛋……”
张伯伯伸手捂住大老李的嘴，抢着说：
“大老李，你别说，我来告诉小慧……”
“要不，我来……”冯总想插嘴，但他的嘴太慢了，插不进来。
大家都争着说，急得站起身来，几双手一齐比划着，好象要打架似的。筷子掉在汤碗里了，酒瓶碰得象醉汉那样晃来晃去。白慧惊奇地看着这几位长辈，他们兴奋得简直象小孩子一样了。
“还是我来说吧！”爸爸说。
大家想了想便一致表示赞同。这件天大的喜事还是由爸爸讲给女儿。
“他们……他们……”爸爸激动得声音直打颤，“完了，垮台了！彻底地垮台了！”
“谁？”白慧问，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他！他！他！”张伯伯指着大盘子里支离破碎的四只螃蟹。
“哎呀，这么说她还是不知道呀！”大老李给酒烧红了脸显得分外急躁。他大声、痛快、解气地叫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工八蛋完蛋了！”
这消息真是从天而降！真好象翻天覆地那样巨大！这时，几位长辈都直盯着白慧。尤其是冯总的亮闪闪的一双圆眼镜片一动不动地正对着她，想重新感受一下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无比惊讶和狂喜的心情。白慧完全听呆了，她直楞楞地望着爸爸。爸爸用粗糙的手背抹眼睛。说：
“是的，孩子，是真的！在咱们城市里，大概没人不知道这件事了。顶多再有两三天就要大庆祝喽！”
“庆祝，庆祝，大庆祝！”张伯伯激动地嚷着，“所有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们都要跑上街头大庆祝喽！今儿咱们先提前庆祝庆祝。来，小慧i你吃哪个？吃江青吧！好，这个就是她！张伯伯夹给你，就这个。”同时，中点咔嚓一声，一个还剩下五只爪子、一只钳子的大螃蟹扔进白慧的碟子里。张伯伯接着说：“你知道画家齐白石吧！他在日寇侵华时期，曾画了一张。《螃蟹图》，上面画着几只大螃蟹，题道‘看尔横行到几时？’用来骂那些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横行的日寇。现在我们也借用这句话骂骂这四个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横行霸道的罪魁！‘看尔横行到几时？’到时候喽！爪子都没了，看你们还怎么横行！？”
白慧眼盯着这个怪模怪样、残缺不全的玩意儿，耳听张伯伯高兴地叫道：
“你呀，冯总，你来哪个？怎么不动手呢？你连死螃蟹也怕呀！”
“不怕，我不怕……”冯总拘谨义乐陶陶地说。
“给他个带钳子的。”大老李吃着、叫着。
“不，老张，你不能怨怪冯总。”爸爸说，“是他们的手太狠、太毒、太残酷了！冯总要是一切都弄明白了，就不会怕了！”
张伯伯听了，沉一下，突然把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指。说：
“说得对，老白！是他们太残酷了。十年来他们打击陷害了多少人？冤死、屈死、弄死多少人？老一辈革命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里、在敌人的牢狱里没死，不少人却死在他们手里。这些人都是中国革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呀！叫他们活活给折磨死了，弄死了。他们真比国民党还凶狠哪！中外反动派没做到的事，他们全做了！可是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最革命的。好象除他们之外，都是反革命。他们用诡辩论偷换辩证法，用野蛮代替文明。想用……”
爸爸接过话，把早已成熟的、从来没表达过的思想说出来：
“想用法西斯来改造我们的党！总理是怎么死的？是他们迫害死的。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迫害总理。还疯狂地镇压群众！他们把谎言装在刺刀上逼着人家相信和屈从。他们窃用毛主席的权威，歪曲党一贯的政策。用耸人听闻的字眼儿冒想、抱负，没有知识。有的有工作做，但没有事业心。满脑子实用主义。他们无知得可怕，无知得可怜，却又自以为是，甚至还挺狂妄！更有的少数青年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标准，纯粹变成一副铁石心肠。他们打人时，一双手举起棒子砸下来，竟然毫不迟疑，就象打一块土疙瘩。瞧，你们瞧--”他站起来，离开座位往后倒了两步，捋起右腿的裤筒，露出膝盖给大家看。这膝盖变了形，中间瘪下去，一边突起个尖儿，几处皮肤鼓起了暗红色的肉棱子。看上去又可怕又叫人难受。“他们把我打成这样，还罚我站着。后来伤口化脓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你们猜，他们在路上对我说些什么？他们说‘给你治好了，接着再打！’他们的头头儿说，‘你这可是自己摔的。你要敢诬蔑革命造反派就打碎你的狗头！到那时，我就说你的脑袋是你自己撞墙撞碎的。’听听这话吧！他们凶狠，可他们也心虚，怕有一天找他们算账。国家有宪法、有法律，党有政策，凭什么任意打人，折磨人，
杀人？再说，我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跟着党和毛主席，何罪之有？！看着吧，看他们今后有什么脸再见我，有什么脸见人！”他扭头对听得发呆了的白慧说：“你觉得我脾气变了吧！不，你张伯伯一直是这样的。好讲直理，不屈服。就是给他们押着的时候，棒子在身上飞舞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爸爸比我们还坚强。前几个月搞‘反右倾翻案风’时，你爸爸又差点叫他们搞下去。你爸爸跟他们斗，一点也不含糊呢！我们可不象冯总那样眼服帖帖，不过因此也招来不少皮肉之苦。他们真把你张伯伯打苦了……”他干哑的声音哽咽了。沉吟一会儿，抬起头来，显出一种顽强的神气。他瞧瞧白慧，又露出慈祥爱抚的笑颜，转而对白慧的爸爸说：“你这女儿是个好青年，绝对和那些人不一样。我相信，正派的青年是大多数的。他们经过十年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经过这次同阴谋家野心家的尖锐斗争，必然学懂不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道理，愚弄他们已经不容易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革命青年的大示成不是他们觉悟的最好的见证吗？我一想到那情景，就坚信祖国的将来大有希望，这些青年的前途也无限远大哪！老白，今儿应该高高兴兴嘛！为什么总提那些难受的事呢？应当往前看哪！来，来，来，同志们，咱们向小慧敬一杯，预祝咱们祖国的青年一代幸福，大有作为！来呀，小慧，别怔着呀！端起酒盅喝吧！你们的将来多好，我们多么羡慕你呀！”
张伯伯满脸皱纹舒展开了。他满怀着真挚的情感招呼大家，一边把蓝色的小酒盅端到白慧面前。在大家的呼唤中，白慧慢慢地、下意识地端起酒盅。忽然，她觉得这些围聚过来的酒盅在她眼前亮晃晃地旋转起来。跟着，饭桌，人，周围的一切，连同脚下的地面也旋转起来。自己的脑袋象个大铁球，控制不住地左右一摆。当地一声，她的酒盅从手里落到桌子上，酒溅得四处都是。
大家都吃一惊，见白慧的脸色刷自，非常难看。爸爸带着一点微醺说：
“她没喝过酒。开始时那三盅喝下去，我都不大行了，何况她？小慧，你到屋里躺会儿去吧！”
白慧直楞楞地站起来，离开饭桌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她耳朵里响着大老李对她说话的声音，但只有声音，没有字和内容。
庆祝胜利的聚餐进行到深夜才散。
桌上还剩不少酒，留给明日再尽兴。这种兴奋是一时发泄不尽的，而且是几代人此生总也忘不了的。
除去酒，饭菜也余下不少。唯有那几只螃蟹，只剩下一堆碎屑、爪尖和四个光光的带点腥味的骨壳了。
爸爸嘱咐大老李把张伯伯和冯总分别送回家。因为他俩走起路来都象踩着球儿似的。大老李把冯总的眼镜摘下来，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冯总用不着眼镜了，他就象一棵藤蔓依附在大老李粗壮的躯干上。三人走到过道。张伯伯居然还挺清醒，他把手指头竖在嘴唇前发出“嘘嘘”两声。
“轻点，别把小慧吵醒，她准睡了。”
“放心吧！吵不醒。她还不醉成一摊？”大老李好象大舌头那样，字儿咬不清楚了，“老白，你不用管她，明天早晨醒来，给她再来上小……小半盅，回口酒就好了。叫她多睡会儿吧！心里高兴，睡，睡得也踏实……”
爸爸送走客人，关上门。浑身带着美滋滋的心情和酒意，踩着不大平稳的步子，走到女儿房间。他有一肚子话想对女儿倾泄出来。如果一开口，恐怕一连三天三夜也说不尽。生活可以改变、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十年来的生活把这个寡言的人几乎变成了哑巴，几天来的巨变又要把他改变成另一种闭不上嘴巴的人。当他迈进女儿房间的门坎时还拿不定主意：到底叫女儿好好睡一睡？还是把她叫醒，先将自己那些在心里憋不住的话摘些主要的对女儿说一说……可是，他发现女儿并不在屋里。
“她到哪儿去了？”
他走到过道叫了两声。厨房和盥洗室的门都是开着的，里面没人。他诧异地想：“深更半夜，她总不会出去吧！”随后里里外外转了两圈，喊了几声，仍然听不到回答。他觉得挺奇怪，再一次走进女儿房间，只见女儿床上的罩单十分平整，没有躺过的痕迹。于是，种种没有答案的问号开始跑进脑袋里，和酒后混沌不清的感觉乱轰轰地搅在一起。无意间，他发现在白慧妈妈照片前的地面上有一小片散落的水滴样的湿痕。
“这是什么？噢？泪水吗……”
他心里掠过一个朦胧的、莫名的、不祥的感觉，慌忙在屋内寻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女儿从外地带回来的提包放在墙角，那件劳动布的外衣还搭在椅子背上，看来她没有远去。可是忽然，床头小柜上放着一两张白色的信纸似的东西，蓦地闯进了他的眼帘。他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两张信纸，一张是打开的，写满了字；另一张折好的。他抓起来，先看那张打开的。正是女儿写给他的。刹那间，脑袋里酒的迷惑力全部消失--他万万想不到是这样一封信。
爸爸！亲爱的爸爸！
我只能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您了！说实话，我还不配这样称呼您呢：我不配做您的女儿，我辜负了您和妈妈对我的希望，辜负了党，我是个有罪的人！这一切您是不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过。我在运动初期亲手打过一个人，一个好人，一个为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的女教师。她已经死了。虽然不是我亲手致死的，但我曾经那么狠地打了她。她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不能宽恕我的。我是有罪的！
然而，我那时确确实实真心为了革命，把自己这种做法当做真诚的革命行动来做的。我心里没有半点瑕疵（我只请求您在这一点上理解我）。此后，我后悔！我痛苦！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是现实并不否定我。没有人找到我头上来，好象这件事并没那么严重，只要不当作一回事．照样可以过得挺好的。我可不行！如果现实不叫我负责，法律不叫我负责，我却负有心理上、道义上的责任！我是有罪的！然而我又一直不明白：一个人为革命怎么会做出损害革命的事？他一颗纯洁而真诚的心怎么会跌入罪恶的深渊，无以自拔？虽然我也想到过，我可能上了某些政治骗子的当，但我没有能力彻底弄明白这一切。现在我才全都明白了。原来我做了那几个最卑鄙、最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炮灰。吃了他们的迷魂药，被他们引入歧途。我受了利用的愚弄，而且给他们利用过后，丢弃一旁，不理不睬，我叫他们害得好苦呀！
我还悔恨自己。我想过怎样洗清那罪过、那耻辱和肮脏的污点。我想了整整十年，但没有办法！当今天一切都真相大白时，那污点就变得更清楚、更脏、甚至更大了！我有什么脸再见您、张伯伯这些好人？！您、张伯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憎恨我、骂我、看不起我！我所痛苦的，正因为我不想当这种人，而我做这件事时，也不是为了要做这种人呀……到底我该怎么向人们表白自己：一个黑色的污点我也不想要，但偏偏沾上它又洗刷不掉，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到底应该怨谁？怨我吗？还是怨那些骗子？怨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完了！
我走了……我决定了。至于我去哪里，我不愿意告诉您，您也不必再找我，就只当您没有这个女儿吧！妈妈白生了我，您白白哺养了我！您恨我吧！您可千万别想我呀……如果人有两条生命多好！我情愿死掉以前那耻辱的一条。让另一条生命重新开始，好好开始！但可惜人只有一条生命……
再见，我的好爸爸！我多想做您和妈妈的名副其实的好女儿呀！
小慧
下边注着一行字：
另有一封信，是给常鸣同志的。他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请您叫杜莹莹给他送去。杜莹莹会把您所不知道的这个人的情况告诉您的。
爸爸读信时，身子东倒西歪，两只脚不断地变换位置才保持住站立的姿势。现在他心里充满可怕的感觉。尽管他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但现在不是弄清原因的时候。他就象疯了一样飞快跑出大门，一路好几次撞在门框上、走廊的墙壁上、楼梯的栏杆上；然后他站在漆黑的街心放声呼喊。这声音在静静的深夜分外地响--
“小慧，小慧！你在哪儿，你快回来呀！快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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