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的代价: 放纵与歪曲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观事实，都需要使用采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载下来。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实文学只能是“有限的虚构”。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纪实小说”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有限的虚构”，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观的行为。因此——
小说任其主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我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我尽量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说不清楚》中那个饿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灾难的年代。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恩。比如我采访《没有情节的人》的主人公，他说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变成一个“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来。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消失，他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影子，没有朋友，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没有实体。我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精彩，便拼命追问，他终于说出一个细节，说他那时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的眼睛，别人才会把你记住。这个细节连巴尔扎克和福克纳也没有想到过。我便是这样，用真实的材料塑造真实的人物，用被采访者口述的细节去充实他那个形象；就像修复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须是那个时代原有的。这样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态，同时也具备了文学性。
其次，我十分注重对每一个故事内涵的开掘。在采访中，我特别注意这个故事深层的独特性在哪里。比如在《走出疯狂》的采访中，被采访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逍遥派！”我马上就抓住这个故事的独特性——一个逍遥派的典型。这是文革中相当广泛的一类人，他们对文革抱着独特的态度。尽管被采访者更有兴趣谈他做红卫兵时几次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但我着力诱使他讲出由狂热的革命派走向冷漠逍遥派的内心轨迹，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采访过程当做文学化的过程。
依我来看，纪实文学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学化。纪是采访和写作，实是真人真事，文学就是文学化。我给自己在本书的写作中提出一个严格的要求，即尽量从被采访者口中调动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坚信这部作品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故事来源于严酷的真实，我则要做到真实得严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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