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娱乐] 如果有中国版《最后一课》，讲述的故事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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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娱乐]如果有中国版《最后一课》，讲述的故事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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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中国近代有些地方曾经被割让给外国，如果近代一块中国土地上的人得知自己居住土地即将割让给外国，猛地补习汉文汉语和国学经典的故事

七七事件那天我正在保定，下午一点，有人打电话说长辛店出事了，后来回来到看到报纸，知道是卢沟桥发生冲突了，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会变成全国抗战的起点。
那时我们经常看报纸，我们离县城八里地，经常到县城取报纸看。日本人从南苑发动进攻，整个包围了29军，佟麟阁和赵登禹战死，都是仓皇应战。后来事态扩大了。阴历八月十五，日本鬼子就占领保定了，后来往西开进，离家乡只有十几里路了。
怎么办呢？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呀？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倒是开到河北了，打破了河北的界线，但见了日本人一触即溃，没怎么打就往回跑。我们家乡门口有条公路，当时说准备抗战修的公路，老百姓都很积极。结果咱们没有用，日本鬼子的坦克装甲车汽车用上了。
老百姓说，这都是给日本人修的，出了大汉奸了！百姓问国民党退下来的兵，你们见到日本人了吗？有的就回答，我们要见了日本鬼子，还能跟在这跟你说话吗！恐日病、失败主义情绪非常严重。
我记是是八月十六开始逃难，八月十六的月亮圆得很，我们一步一回头，掉眼泪。我那时有个幻想，认为日本鬼子过不了黄河天险，只要逃过黄河去，就可以安定下来继续上学读书。跑到邢台，保定南三百多里，邢台有个亲戚，先到他那里了，到那后他找好家了，委托一个山区里的小学校长，王校长，招呼我们住下了。
我在那住了两天，有天早晨突然听到当当当的紧急的铃声，到大教室集合，要上《最后一课》。
王校长是个爱国校长，他将都德的《最后一课》印出来，不管年级，一人一份，王校长说，日本鬼子离我们几十里路了，今天上最后一课，就开始念都德的课文，念了两句他就掉泪了，说我们快要做亡国奴了！课文大家回去自己看，在黑板上写字。
都德写的是“法兰西万岁”，我想他一定写“中华民族万岁”，结果他写了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他说，今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就是遇到掉脑袋的情况，你也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就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喊了四五次，王校长说散会，回家，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课。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喊的五个字很得要领，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作者李成瑞，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史密斯先生骂我。
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96种性别的叫法，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我想就别上学了，到汽车旅馆去开银帕吧。
天气那么温暖，机器狗在树林边悠闲地踱着步，
大麻工厂后边的种植园里，老钟士兵正在练习炒糖色。
这些景象，比96种性别的叫法有趣多了，可我还是管住了自己，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时代广场的时候，看到许多人站在大屏幕前面。
最近两个月来，我们一切坏消息都从那里传来：
航母战斗群被老钟六代机击沉了，军队全被老钟无人机干废了，马斯克部长带着巨款跑去老钟了，
我也不停步，只是心里思量：“马斯克部长下周要回国了吗？”
流浪汉们也挤在那里看大屏幕，其中一个老钟模样的看到我，就向我喊：“又要到饭了，兄弟们。”
我跑到学校，平常这个时候，学校总是吵闹的，大家都在大声说话，街上也能听见。
“今天的鸡蛋又涨价了，已经几个月没吃过鸡蛋了。”
“我妈妈今天又去卖血了，说晚上会学着小红书上老钟人的方法，给我们做鸡蛋羹吃。”
可是今天，一切都安安静静的。
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
史密斯先生看见了我，温和地说：“小麦克，我们就要上课了，快坐好。”
我赶紧坐下，这才注意到，史密斯先生今天穿着挺漂亮的绿色连衣裙，还有白色丝袜，
他的胡子梳理得十分整齐，脸上还花了精致的妆容。
这套打扮，只有LGBT协会来发奖的日子才会出现。
最让我吃惊的是，教室的一边，坐着好些健壮的人。
他们的脖子晒得通红，衣服上写着巨大的MAGA，各个带着忧愁。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史密斯先生已经走上了讲台，对着我们，柔和又严肃地说：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
老钟已经来了命令，米利坚的学校，只许教老钟语了，
今天，就是你们最后一堂米语课。”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我的最后一堂米语课啊。
我几乎还不会用米语写“我们在懂王的带领下大赢特赢呢。”
我再也不能学米语了，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癞蛤蟆当叶子吸，去药店买芬太尼卖给流浪汉……
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
史密斯先生打扮得如此精致，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
这时，史密斯先生叫我的名字，让我背出96种性别。
可是我只说了“男”“女”，就再也记不住了，我多么希望我能流利背出这96个性别啊。
我只好呆愣地站在那里，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
我听见史密斯先生对我说：“我也不责备你，小麦克，你自己一定很难受了。
大家都是这样，天天都在想：‘算了吧，先飞叶子吧，时间有的是。’
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老钟把我们彻底打败。
宁愿飞叶子也不学习，正是我们米国人最大的不幸。
我们没有工程师去造六代机、无人机，没有科学家去研究超导、量子这些最尖端技术，
我们的军队，只能用我们的天灵盖，去接老钟的无人机。
现在那些老钟人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还说你们是米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性别都不知道。’
不过，小麦克，这不是你的过错，我们都应该反思。
你们的精子提供者和卵子提供者，对你们的关心不够，
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去一米刀炸鸡店刷盘子，去加工油当收银员。
我呢，我不是常常叫你们帮我去还学贷吗，我去参加LGBT游行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史密斯先生从这件事说到那件事，谈到米国语言上来了。
他说，米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清晰表述96种性别的语言。
又说，永远别忘记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即便是面对老钟这历史级别的同化能力，也能胜天半子。
性别课上完了，我们又上歌颂懂王课，平日史密斯先生是最讨厌懂王的，现在来了老钟，他也顾不得了。
那一天，史密斯先生给我们发了新的材料，都是懂王的光辉事迹，
什么“自从有了懂王，米国每天都是大赢特赢。”
“懂王为我们米国拿下了加麻大，拿下了戈林蓝岛。”
我们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学习着，各个那么专心，那么安静。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史密斯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贪婪地看着四周，似乎要用眼神，把一切都带走。
歌颂懂王课上完了，他又教了一堂蛮学，
他告诉我们：“在老钟，还有一群大力特领班，他们还认为我们米利坚实人类灯塔，
只要大力特领班发起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
蛮学课上完了，他又教了我们一堂历史，
他告诉我们，几十年前，我们米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可是最近几十年，我们抛弃了工业，所有人都在玩金融游戏，
老钟趁着这个时机，在每个工业领域都追上了我们，并完成了彻底地超越，甚至还拉开了代差。
忽然下课铃响了，窗外传来了老钟士兵的笑声——他们的炒糖色红烧肉已经做好了，浓郁的香气飘散进来。
史密斯先生站起来，脸色苍白：“我的朋友们啊，我……”
但是他哽住了，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电子屏，拿起激光笔，用尽全身力气，写下一行大字：
“米利坚万岁，懂王万岁，LGBT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知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抗战期间的华北沦陷区中共八路军为代表的抵抗力量不遗余力与日伪争夺沦陷区小学教育的主导权，大量派遣教员渗透到日伪办的小学，暗中传播抗日爱国思想，成功实现对部分日伪小学的改造，使之成为双面学校，日伪新民会的人来了就拿起皇道乐土的书装模作样，一走就继续翻出根据地的书讲爱国文章。所以在有些地区，对于打入敌伪的地下党教员来说，每一课都有可能是最后一课，对于广大儿童来说每一课都不是最后一课，因为中共抵抗力量的渗透几乎是不间断的。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直打鼓，生怕林先生用戒尺抽我手心。他今日要考《论语》里的"克己复礼"章句，我却连半句释义都背不全。索性想逃了学，到海边礁石缝里摸螃蟹去罢。
海风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白鹭掠过滩涂低飞盘旋；远处炮台边的沙地上，日本士兵正列队踢着正步，皮靴扬起细沙如烟。这般鲜活光景，比起枯燥乏味的训诫有趣百倍，我却终究没敢放纵，咬紧牙关往学堂方向奔去。
路过衙门时，青砖墙上新贴的告示前挤满了人。这两年来，朝廷的败仗文书、割地条约、赔款清单都是在此公示。我脚步不停，心却紧揪："莫不是又要加征渔税了？"
渔把头陈叔带着徒弟挤在人堆里看告示。他见我贴着墙根疾跑，忽然扯着嗓门喊："跑恁快作甚？孥囝啊，今天横竖赶得上听你林先生讲'之乎者也'！"我耳根发烫，想他是在寻我打趣，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埋头冲进学堂的矮院墙里。
推开斑驳的格扇门，往日晨课的喧闹声竟消失无踪。挪条凳的吱呀声、蒙童扯着嗓子嚎《千字文》的动静、林先生用镇纸敲桌案的"笃笃"声——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冬至祭祖的早晨一样。从半开的雕花窗棂望去，同窗们早已端坐在条凳上，林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檀木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课堂。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林先生见了我，很和蔼地说："快坐好，阿海，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我一纵身跨过条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靛青杭绸长衫，襟前别着黄铜怀表链，戴着那顶玄色六合瓜皮帽。这套衣帽，他只在学政大人巡视或者祭孔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肃穆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郝叟老头儿，戴着他那顶瓜皮帽，有从前的里正，从前的驿丞，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赵太爷还带着一本边角卷起的《幼学琼林》，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玳瑁老花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林先生已经站上讲台，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东京已经来了命令，台湾的学堂只许教东洋话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国文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像被海蛎刀剜过。啊，那些倭寇，他们贴在县衙照壁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国文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八股文呢!我再也不能学圣贤文章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掏海鸟蛋，到鹿耳门去泅水......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四书集注》啦，《声律启蒙》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沉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林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体面衣冠，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堂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三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教诲，亦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孟子·告子上》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句"鱼我所欲也"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林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阿海，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华夏子民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倭人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炎黄子孙呢，你们连自己的文字都不会写，典籍都读不通!......'不过，可怜的阿海，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娘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打几网鱼，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船上去帮手。我呢，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晒书吗?我去钓石斑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林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华夏文字上来了。他说，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我们的文字是世上最精妙的瑰宝，横平竖直皆风骨，一撇一捺即山河；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文字，就好像掌着劈开枷锁的利斧。说到这里，他就翻开《说文解字》讲六书。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习字课完了，我们又上对课。那一天，林先生发给我们新的洒金笺，笺上都是工整的颜体楷书："中国""台湾""中国""台湾"。这些字笺悬在我们课桌的竹架上，就好像无数面玄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毫墨在宣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几只粉蝶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摹模，好像那才是顶要紧的功夫。屋檐下燕子呢呢喃喃，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燕子也说日本话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林先生站在孔子像前，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间瓦顶砖墙的塾斋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菜畦，面前是他的学生；磨凹的砚台，蛀蚀的戒尺，菜畦里的芥兰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缠着窗棂直爬到瓦当上。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娘子在厢房收拾箱笼的声响!他们明日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对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春秋》。接着又教蒙童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教室后排座位上，老太爷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幼学琼林》，跟他们一起诵这些句子。他声音发颤，连胡须都在抖动。听到他拖着古腔的吟哦，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天后宫的铜钟敲到第九响时，法华寺的暮鼓也响了。窗外又传来东洋兵的铜哨声——他们收操了，当木履踏碎墙根野菊发出的脆响声越靠越近时。林先生忽得站起来，面色青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吾辈同胞啊，"他说，"吾——吾——"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他转身朝着松烟墨写的"至圣先师"匾额，抓起一管兼毫，蘸饱朱砂，在素壁上运腕如飞：竖似长枪破阵，捺如怒浪拍礁，最后一笔竟将笔锋折断，朱砂迸溅。他以渗血的拇指在壁上书就：
"漢魂不滅，薪火相傳！"
八个擘窠大字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砖墙，话也不说，只向我们摆了摆手："散学罢，都回罢。"

小学看过一篇文章。
作者叙述自己的国文教员，是一个极其朴素和诚实的人，在课堂上给他们讲顾正红和“五卅惨案”那段历史，被校长举报了。
当天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不多时就传来噩耗。
那是1942年。
我觉得蛮切题的。
这就是那位老师给他的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
教室里一片沉寂，空气似乎凝固了。胡老师显出了异常的镇静，说：“同学们，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国文教员，如果连一点爱国的话都不敢讲，我还教什么书呢？”说罢，他拿了课本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以后如果有谁能到上海去，就代我到南京路‘五卅惨案’的事发地点望一望。”
但因为有他，这不可能是他的学生上的最后一课。

哼哼。。。。
“左面那堆，是你们本来要学的汉文经典”
“右面那几页纸，是一个叫毛润之的人写的《敌后根据地工作指南》”
“今天是最后一课，自己把右面的几页纸背下来，每一个字都要背下来，不懂没关系，你们有后半生可以学懂”
“从今天开始，才是你们真正的学业，现在，我宣布”
“抗战大学，开学！”

“孩子们，这是最后一节数学课了，他们要来了。我们也要开始学奥数了”
说完，老师强忍着泪水，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大大的数学公式：
70%+70%+70%=210%！

郑振铎就有一部中国版的《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选自《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5月出版）

分地段。
广州：他们不会强迫那些阿猫阿狗也讲英语吧。
山东：他们不会强迫那些鸽子也讲日语吧（他们好不容易也没学会德语）。
东三省：他们不会强迫那些狍子也讲日语吧。
新疆：他们不会强迫那些土拨鼠也讲俄语吧。
天津：他们不会强迫那些麻雀也讲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等吧。

20多年前一部电视剧《血色湘西》，里面王劲松演的那个私塾先生，和日本鬼子的一段对话，我贴在这里。
日本军官：
? 你是读书人？
? 我也是。战争以前，我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东亚文学系的研究生。
? 原来是位令人尊敬的教书先生。那么，雷达站的位置，想必先生是知道的？
? 先生想必也不打算告诉我？
? 既然我们都是一样的读书人，读书人的问题，不妨用读书人的方式来解决。所谓道理不辩不明，吾从有道而正焉嘛。如果先生输了，就把雷达站的确切位置告诉我，怎么样？
? 怎么，先生不敢？
? （狞笑）先生这话说得不对呀！
瞿先生：
? 没错。
? 不是不敢，是不屑！
? 不识仁爱忠恕，不懂礼义廉耻，何敢称读书人？手持屠刀，暴戾凶残，枉杀良善，又与禽兽何异？是以不屑。
? 难道，这满镇无辜的鲜血，不曾是你的手染红？
日本军官：
? 是！可我记得老子曾经说过：甲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以而用之！圣人也有举起屠刀的时候，这要看他举起屠刀对准谁，举起屠刀干什么。虽然这是贵国的先贤所言，但我大和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擅取他人之长，永远锐意进取，绝不自视高明，固步自封。不像有的民族，永远沾沾自喜于什么五千年文明，永远睡在往日天朝大国的旧梦里，却不知天理昭昭，变者恒通。一个不识进取，腐朽守旧的民族，早已为今日世界抛在潮流之后。我手上是沾满了鲜血，可我沾的是垃圾的血，消灭落后！这就是兵者不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所以，教书先生，你们的雷达站，只是蛮夷对抗王化的工具，是优秀扫除垃圾，先进消灭落后的障碍，是我大日本帝国平蛮攘夷必须搬掉的绊脚石。这样的绊脚石，先生又有什么理由，不帮助我们把它扫除呢？
瞿先生：
? （冷笑）笑歪嘴和尚念不了真经，笑橘过淮水而为枳。
? 你刚才讲过，你们日本曾在千年以前就向我中华来学习，因为我们比你们先进，比你们优秀。可那时候，我们先进优秀之中华，来扫除你们这些垃圾，来消灭你们这些废物了吗？没有。这才是我中华推行的王化。再说说平蛮攘夷，是，我中华兴兵动武也在所难免，可那也是蛮夷跳梁，先扰我疆土，一如今日，你们日本侵我家园，杀我同胞，我中华奋起抗争，这才是真正的平蛮攘夷，这才是为真正的甲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王化是什么？德化也。何谓德？道义二字。可惜啊，可惜你们学不会，三分人样还没学出来，七分兽性却根深蒂固。圣人之言怎么到了你们日本人的口里，就变成了烧杀抢掠，野蛮凶残的遮羞布。铁蹄之下，我中华大地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漂杵啊。以你们这般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禽兽，也配谈先进，也配谈优秀，也配谈平蛮攘夷，也配谈推行王化吗？不！你们根本就不配做人！你们什么也不是！

第一次读到《最后一课》的时候我就痛哭流涕，因为已经在心里代入到中国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人民的遭遇与“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遭遇何其相似！普军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相当于日军占领的东四省，韩麦尔先生穿上了长衫，最后写下的“法兰西万岁”变成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同学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写汉字了。”
老师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下：英雄、公路，婆婆妈妈，嫉妒几个词。
老师转回身，脸色苍白：“我的朋友们啊，汉语马上就要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到时英雄会变成英雌，公路变成母路，婆婆妈妈会变成公公爹爹，嫉妒会变成男疾男户，只要跟男女相关词她们都会调过来，不管好坏。甚至连‘好屌’这种脏话她们都要变成‘好蒂’……”

中国版《最后一课》：
一个澳大利亚的文法老师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上讲台，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节英语课。

“请，同学们，打开你们的课本，我知道你们中间最小的一个，也有十六岁了。”李老师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令教室里的一众少年摸不到头脑。
“我今天不给你们讲任何内容，也没有什么必要了，只是希望你们，像很多年前一样，认认真真写下五十个字，随便你们写什么，情书也好，诗词也罢。”李老师扔下手中的教案，仿佛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恳求什么。
“老师，写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今天已经听不到枪炮声了，是不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后排的一个黄毛睡眼惺忪地问道。
“嗯，可以回家了，早晨校长和我说了，交火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老师摇头，所剩无几的头发跟着晃了晃，这几句话仿佛抽干了他的全部气力。“你们放心吧，那边，不缺你们几个人干活的，你们过几天还能回来继续上学，没有巷战，也没有传说中的送去打苦工和卖去当老婆什么的......只是，你们回来了，要开始学简体字了。”

同学们
小日本鬼子开始全面侵华了
今天咱们上最后一课
班长，把印刷好的《论持久战》发一下

我记得以前人教版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难忘的一课》，这不是最后一课，而是抗战结束后台湾光复之后的第一课。从这篇课文中依然可以体会到当时的台湾人民深深的爱国情感。
原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在台湾一家航业公司的轮船上工作。
有一次，我们的船停泊在高雄港。我上了岸，穿过市区，向郊外走去。不记得走了多远，看到前面有一所乡村小学，白色的围墙，门外栽着一排树。
校园里很静，我走近一间教室，站在窗外，见一位年轻的台湾教师正在教孩子们学习祖国的文字。他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他写得很认真，也很吃力。台湾“光复”不久，不少教师也是重新学习祖国文字的。
接着，他先用闽南语，然后又用还不太熟练的国语，带着孩子们一遍一遍地读。老师和孩子们都显得那么严肃认真，又那么富有感情。好像每个字音，都发自他们火热而真挚的心。
我被这动人的情景吸引住了。怀着崇高的敬意，我悄悄地从后门走进教室，在最后一排空位上坐下，和孩子们一起，跟着那位教师，大声地、整齐地、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老师和孩子们发现了我，但是，好像谁也没有感到意外。从那一双双眼睛里，可以看出大家对我是欢迎的。课在继续，大家读得更起劲了。
下课了，孩子们把我围了起来。
老师也走了过来。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说；“我的国语讲得不好，是初学的。你知道，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上的都是日本人办的学校，讲国语是不准许的。”
“我觉得，你今天这一课上得好极了！你教得很有感情，孩子们学得也很有感情。”
接着，这位老师一定要领我去看一看他们的小礼堂。
说是礼堂，不过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屋子。
他指着礼堂两面墙上新画的几幅中国历代伟人像，说：“这里原来画的都是日本人，现在‘光复’了，画上了我们中国自己的伟人。”我看到上面有孔子，有诸葛亮，有郑成功，还有孙中山。看着看着，我的眼睛不觉湿润了。这是多么强烈的民族精神，多么深厚的爱国情意啊！
我紧紧地握着这位年轻的台湾教师的手，激动地重复着他刚才教给孩子们的那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还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句最简单的话，更能表达我此时的全部感情呢？

据我所知，《最后一课》里的地方，阿尔萨斯和洛林，原本就是德语区。
这相当于新疆被左宗棠收复后，哲沙尔汗国老师哭着说:“明天你们要改学汉语”。

同学们，这是我们最后一节公民课了（哽咽），明天起你们上《中医药与健康》，《中医药三字经》和《中医药养生谣》。

您找的是不是?全频带阻塞干扰?？
中华民族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然有人为了传承历史，写下?国史大纲?。
但更多人绝对是筑起血肉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干他丫的。

“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轮到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上海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姥姥来接你们回家了。”
出处：

1948年10月22日，高秉涵辗转来到南京，彼时的南京城，已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老师根本就不来上课了，学生们吃不饱穿不暖，还纷纷染上疟疾。
高秉涵也发病了，几个月下来，人瘦成了一把骨头。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位老师来到了教室上课。
“同学们，你还记得我们学过的《最后一课》吗？”
高秉涵点了点头，那篇课文他记得很清楚，讲的是一位法国老师在国土被占领后，给学生们上了最后一堂课，告诉他们要记住自己的祖国和语言。
老师继续说道：“今天，我也想给你们上一堂课，也许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课了。”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课本，轻轻翻开。
高秉涵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努力忍住不让它们流下来。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堂课，记住老师的话。他相信，只要他们心中有祖国，有希望，就一定能够等到回家的那一天。
这堂“最后一课”在高秉涵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之一。
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是果党，只是个校长，但还是被枪毙了。
这一事件对高秉涵的母亲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高秉涵的母亲决定让他跟着“流亡学校”走。
临走之前，母亲宋书玉对他说：“秉涵，你年幼无知，出门在外要多听老师的话，要跟着流亡学校走。如果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
“从那之后，我此生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没能最后一次回应母亲的呼唤，成了高秉涵心中永远的痛。
临上车时，她塞给儿子一个沉甸甸的大石榴。
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1948年10月22日，高秉涵辗转来到南京，彼时的南京城，已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后来，高秉涵想起母亲的叮嘱“你一定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一定不要回来”，于是开始了追随溃退的国军的逃亡生涯。
高秉涵用了6个月，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挤上了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
到台湾以后，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打工挣学费。
从高秉涵自己的回忆来看，他父亲在县里的威望应该是一等一的，也有不少同乡故旧，在逃难过程中就帮了他不少，他到台湾以后还仍然有同乡的帮助（资助他学习）。
1958年，高秉涵考上军校，念法律系。
五年后毕业，他成为军事法庭法官。
退役以后，他成为律师，与护士石慧丽结为夫妻，育下2子1女，三个孩子也都培养成才：
长子高士玮，留学法国；次子高士琦，留学澳大利亚；女儿高士珮，留学日本。

“哇跟里共哇，阿共仔坏得很，”带着厚厚眼镜片的老师将T65步枪放在门口，一辆满载灰头土脸的台军M113战车上下来几个绑满绷带的士兵，一二一的口号逐步迫近，一面红旗在学校旗杆升起，士兵们脱掉头盔，把枪交给后面上来的武警，那个刚参军的南部人更是搂着个武警给他个大大的拥抱
“林北要我当兵的，我才不去给他们拔草！”
“我是台湾人！”老师高喊
“我是台湾人！”学生回答
“我是台湾人，这是我今天教给你们的最后一课！”老师走上讲台，抹着眼泪掏出了已经捂热的党员徽章别在胸口，一个武警中尉过来核对了下老师的身份，要求他课后找台北市人武部报道
“很好，接下去我们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老师望向飘扬的五星红旗， “老师不用去当兵了，900度的视力，终于不用为叛军服务！”

钟声在浓雾里显得格外沉闷。我踩着石板路上的青苔往学堂跑，远远看见山田少佐的军刀在朝阳下闪着寒光，刀柄上的菊花纹章沾着晨露。
教室里的空气比往日更凝重。张先生的长衫下摆沾着泥点，他往常总是一尘不染的。讲台上摆着个德国造的青铜座钟，时针正指向七点三刻，那是去年德军撤退时留下的。
"把《论语》收起来吧。"先生的声音像被海雾浸透了，"从今天起，我们改学《教育敕语》。"他枯瘦的手指抚过发黄的线装书，我这才注意到教室后墙的孔圣人画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印着菊纹的布告。
邻座的春妮突然抽泣起来，她阿爹在码头被日本浪人打断了腿，现在纱布还渗着血。我摸到书包里温热的烤地瓜——本该是给先生的束脩，此刻却想起昨夜在总督府门前看到的：成捆的四书五经在火堆里蜷曲，纸灰像黑蝴蝶扑向胶州湾的夜空。
先生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青岛"二字，粉笔突然折断。"这两个字念作'チンタオ'。"他的喉结艰难滚动，"但你们要记得，在浪打礁石的声音里，在渔娘唱的号子里，它们本来的读音......"
海雾漫进窗棂，把先生霜白的鬓角染得更苍茫。座钟突然敲响，惊起檐下一群灰鸽。山田少佐的军靴声由远及近，铁掌踏碎青石板上凝结的盐粒。先生抓起砚台猛砸向座钟，青铜碎裂的轰鸣中，他蘸着残墨在黑板写下斗大的颜体：
此处是中国。

那天早上，我起床起早了，心裡暗爽，想著可以去教室抄作業，也想著今天要考的古詩詞，便更覺 high 到爆。雖然我就記住了第一句「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也不過是尋常的一天，街上汽車川流不息，太陽曬在街角的攤販上，一切依舊，只是他們今天聊天莫名奇妙大陸口音。我踟躕了一下，想起同桌妹子昨天答應今天請我喝超 Q 的無糖甜潤奶茶。我踟躕了兩下，想到第三句詞：「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我踟躕了三下，想吃燒鴨咧。
路過門口小吃店的時候，門口圍了一群人，盯著茶葉蛋攤子議論紛紛。這幾年，凡是有些要緊的扯淡事兒，便會先從這裡傳出來。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腳步。吃了三個茶葉蛋配 49 根超絕麵條子。
「孩子，來這麼早，太勤奮了吧，可你書包怎麼都不帶呢。」
是雜貨店的王老闆，他站在門口，門前的招牌正在裝修，「雜貨店」三字正改為「小賣部」。語氣聽不出是譏諷還是隨口一說。我心裡一沉，看了眼錶。喵了咪的要遲到了。
加快腳步往學校去。路過海岸線看到不少人在給人指路，說什麼「同志走這邊」。
平日裡，教室總是安靜靜的，早戀同學舌頭互相攻擊的聲音，手遊愛好者儒雅隨和的喊聲，老師敲著螢幕，喊著「紅 buff 給我」的聲音。此起彼落。可是今天，卻靜得出奇，彷彿一切聲音都被封住了。我愣了一下，朝窗戶裡望去，老師站在講台前，臉色紅潤，目光像存檔了小男孩和胖子了。
我推門進去，本以為迎來的是熱情眼光配愛之問候，可是老師只是看了我一眼，緩緩地說道：「門口站著吧。」
我抬眼一看，今天他穿著一身藏藍色的中山裝，彷彿是從爺爺奶奶輩那偷來的裝扮。我心裡有些不安，四下張望，發現教室後面坐著不少熟悉的面孔。他們是雜貨店的老闆、茶葉蛋攤主，還有城裡的老登們，一個個面熱紅潤，卻咬緊牙關似笑非笑。
「今天，是我第一次給你們上課。」
教室裡仍舊安靜，連呼吸都好像停滯了一般。
「從明天起，國語課要改成語文課，並且全簡體授課。从此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写繁体字。说话也给我改成简体，记住咯」
空氣像是突然凝固住了。我愣愣地看著黑板，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最後一堂正體國語課？
那些偉大抗爭，那些美好過往，那些被我們嫌棄、嘲笑、厭惡的課本，竟然就要消失了？我忽然有點暗爽，终于不用写鸡掰繁体字？那些臭字，我總覺得沉重，總想著什麼時候可以丟掉，如今可算不需要写壹隻憂鬱臺灣烏龜尋釁幾羣骯髒變態囓齒鱷龞，幾羣骯髒變態囓齒鱷龞圍毆壹隻憂鬱臺灣烏龜，省去的笔油都是钱。
老師的聲音還在繼續。
「正體字，是我們的老傳統。一個人，可以被征服，可以被禁錮，但只要他銘記文字史，他的思想便不死。」
他翻開課本，開始講解今天的詩詞。「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莫名奇妙，今天竟然開始講這些詩詞，令人陌生。
接著，我們開始練字。老師發下新的字帖，黑色的墨跡寫著端正的字：「以人为本」「一带一路」「改革开放」……
教室裡靜極了，只有筆尖摩擦紙張的沙沙聲。我偶爾抬起頭，看見老師嘴角抑制不住弧線，繞著教室開始奔跑，像是即將飛昇的美味燒鵝。
忽然，教堂的鐘敲了十二下，窗外傳來整齊列隊聲。窗外又傳來「同志們辛苦」的口號 —— 他們已經在登記人名了。
老師站起身，臉色比剛才更加紅潤。我覺得，他似乎一下子穿上尿不濕。他走到演示電腦前，敲起鍵盤，調整為簡體中文，用力地敲下四個字：
「人民万岁」
然後，他突然暴起，砸掉鍵盤，掏出背包拿出地圖貼在牆上。又在背包裡拿出「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八個字往牆上貼。不一會兒貼完，扶著腰跟我們下達指示。聲音洪亮而抖擻：「下午來的時候記得把輸入法都改成簡體中文。」說完又在包裡掏出烤鴨，自顧自地吃起來。
教室炸了鍋，連平時最安靜的阿樂，也抬起頭掏出手機，播放《茉莉花》。
走出教室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老師依舊站在啃烤鴨，目光落在地圖上，邊吃邊看。目光总是盯着那颗星星。
那一天，我想吃燒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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