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娱乐] 电视剧《潜伏》中，为什么天津站的高层中只有余则成会偶尔穿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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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娱乐]电视剧《潜伏》中，为什么天津站的高层中只有余则成会偶尔穿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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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所问。包括戴笠来天津站视察时这种重大场合，天津站高层里也是只有余则成穿了军装，但明明其他人都是有军衔的，例如站长时少将军衔，马奎、陆桥山（前期）和…

因为穿军常服可以戴上他那枚三等云麾勋章的勋表（就是左胸口袋上方的那一排花花绿绿的装饰其中之一），一来提醒戴局长俺为党国立过功，俺为党国流过血，二来也哭穷，俺还是个小少校啊！

关于云麾勋章，国府1935年颁布的《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的规定，凡陆海空军军人，对于国家建有勋绩或“镇慑内乱立有功勋者”，均得颁给云麾勋章，共分九等，将官颁一至三等，校官颁三至六等，尉官颁四至七等，士兵颁六至九等。余则成新晋少校同时就拿了校官能拿的最高等云麾勋章，破格得有些不合情理了。要知道徐远举1946年（当时应是上校军衔）破获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逮捕了130多地下党员，也只得了块四级云麾勋章。
以下是三等云麾勋章实物及证书，颁给军委会待从室内卫组副组长施觉民少将。勋章上有云与麾（旗帜）图样，故名。

其他几十处《潜伏》细节分析及勘误见以下这答（一万多字，写到21集了）：
电视剧《潜伏》中有哪些不易察觉的小细节？6871 赞同 · 653 评论回答

军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其工作人员均属于现役军人，因此军统人员的正式制服，是着军装并佩戴军衔。
不过根据大陆最后一个女军统王庆莲的回忆，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军统人员虽有配发军服，但除非重大场合，否则一般不穿军装。
平时在总部，男同志穿中山装、女同志穿旗袍。出去办事则穿便服。
各地的外勤机构也一样，一般不穿军装，日常着装以自己当时的身份要求酌情安排。比如要假扮记者，那就穿记者该穿的服饰。要假扮老师，就穿老师该穿的服饰。看着办。
所以《潜伏》中，关于天津站高层不穿军服的形象刻画，其实是对的。
马奎、李涯主管行动队，负责外勤工作，穿便装明显便于行动。
站长和陆桥山也一样，他们一个是天津站最高军官，经常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一个是情报处长，经常要负责与其他政府部门进行洽接工作，平时穿便装更合适。陆桥山后来调到国防部二厅，负责军内巡查工作，他就穿军装了。
余则成负责机要室，基本成天都在站里，没有外出任务，他穿军装倒也没啥。
不过在《潜伏》中，余则成也很少穿军装。
少到了谈不上是“偶尔”穿军装。
因为《潜伏》这部剧，一共三十集，余则成在剧中，只有两集是穿军装的，分别是第三和第八集。其余都穿便装。
第三集之所以穿军装，是因为余则成刺杀李海丰成功，回重庆领功。这是正式场合，要授予他勋章加少校军衔，所以理应穿军装。
排除掉这一次，那也就是说，余则成在电视剧中，只在第八集穿了一次军装而已。
就这一次，能说是“偶尔”吗？明显不能。
实际上就连余则成这次“偶尔”穿军装，其实也是有深意的。
因为他刺杀李海丰立了功，同时又帮戴笠干了一些见不得光的私事，因而获得了戴笠亲自为他颁发的三等云麾勋章。第八集中，戴笠到天津视察，他只有穿军装，才能把当初戴笠授予他的勋章露出来（就是军服左胸口袋上方的那一排花花绿绿装饰），让戴老板看到，并提醒他，自己是为党国和戴老板您立过功的人，可千万别忘了自己啊。
PS：李海丰本身不是特别重要，但他主管电讯部门，掌握了戴笠很多个人机密，所以他的死对戴笠而言，有重要的意义。
剧中的戴笠没有忘记余则成。他跟别人打招呼时，说辞都是“辛苦”，但对余则成时，说辞则是“青浦班的都是勇士，但是，你是功臣哪”。
可以说，余则成穿军装的目的达到了。依靠戴笠的赏识，他在天津站算是立稳了脚跟。
这里插一句。国军的三军通用勋章一共分为六等，分别是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云麾勋章、忠勇勋章、忠勤勋章。
其中，国光勋章在国府败退台湾前，只授予了蒋介石和傅作义两人，高不可及。青天白日勋章又基本只授将官，也是余则成这种小小少校难以企及的。因而以剧中对他参加军统不到十年，没犯啥错，但除了刺杀李海峰外，也没立啥大功的人物设定来看。一枚三等云麾勋章绝对是余则成一辈子都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了。（张灵甫也只获得过四等云麾勋章）
当然，后来戴笠死了，余的靠山没了，那枚由戴笠亲自授予的云麾勋章也不重要了。所以之后的剧情，余则成也就也不穿军装了

余则成穿军装，属于极好的细节，放到职场中，也是优秀的示范教材，颇具教育意义。
很多职场新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往往害怕被欺负被孤立，因此想借个老虎皮，以达到震慑他人的目的。
余则成也面临这个需求，他所在的天津站，是字面意义上的“明君在位，悍臣满朝”。
站长是城府极深的老狐狸，马奎、李涯、陆桥山几个同事，也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则成同志要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开展敌后情报工作，其中艰难险阻，真是难以想象。
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披上老虎皮，给自己贴一张护身符。
天津站的老虎皮，一共有两张，一张是戴老板，一张是站长。
但这两只老虎都不是善茬，不会白白给别人站台。
站长对余说，“你是我的人”，这句话究竟是不是客套，其实很难说。
如果是故事后期，两人利益密切绑定，倒无所谓。
但工作前期，身处虎穴，单靠师生关系，恐怕不保险，老余要另想办法。
而老余的办法，则是借力打力，充分利用信息差。
熟悉剧情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好像在天津站，除了老余穿过军装，其他高层都没穿过：站长和李涯是中山装，陆桥山是西装，马奎是风衣。
而老余平时工作生活，也是穿中山装，他穿军装那一回，是去天津站报到。
为什么他去天津站报到，非要穿军装，仅仅是为了表示郑重吗？
魔鬼藏在细节中，他穿军装是刻意为之：只有穿军装，才能戴上勋章。
那枚勋章是他刺杀汉奸后，被戴老板亲自授予的，因此引起了戴老板的注意，而被单独接见。
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知道，戴老板这么做，是为了表示不忘功臣，他和余则成的谈话内容，也都是些勉励告诫的官样文章。
但天津站那些同僚不知道这些，在他们眼里，能被戴老板单独接见，是心腹才有的待遇，连站长这种老狐狸也被套路了。
戴笠的老虎皮借到以后，余则成很快就拿“拙劣的马奎”来加深人设。
马奎这个人，骄矜是摆在脸上的，他把余则成领到新居之后，立刻沾沾自喜地炫耀：这都是我带着人抢来的，要说抢东西，谁能抢过咱们？
这既是卖好，也是立威：你不过是新人，给老子老实点。
当然马奎是真的蠢，作为党国官员，一点不注意政治影响，居然明晃晃地说“抢”，哪怕换个词呢，比如换成“接收”。
余则成不动声色，抓住马奎这个“抢”字，摆起了政治正确：我来之前戴老板请我吃饭，叮嘱我，别捞得太过分，上海已经有人被处置了！
马奎听到戴老板请吃饭，眼睛都直了：真的？
余则成装作没听懂：当然，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的副官……
马奎忙打断了：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个，戴老板真的请你吃饭？
余则成心中窃喜，脸上依旧风轻云淡：便饭，一顿便饭而已。
然后又马上岔开话题：“这些东西（指家具）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马奎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愣了一下才赶紧回答，但是语气中已经不像一个中校对少校的居高临下，而是客客气气奉承讨好。
余则成的高明之处，就是说话半真半假，不经意间把“戴老板是我靠山”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给自己贴上了一张护身符。
他利用戴老板吓住了马奎，因此后来马奎虽然对余则成有所怀疑，但始终投鼠忌器，不敢公开调查，其他人也因此更加相信余的人设。
震慑马奎只是牛刀小试，真正体现余则成功力的，还得是“斯蒂庞克原理”。
这一段拍得太精彩了，站长和老余不断互相试探，在言语交锋中层层递进，深刻揭露了职场中的送礼哲学。
站长收礼，源于李涯被打，而李涯被打，又源于他心心念念“效忠党国”。
国军某部的许团长，私自倒卖军需物资时，被李涯发现了，李涯想为党国除害，结果反而被许团长打了一顿。
倒卖军需的蛀虫，居然敢殴打执法人员？这个执法人员，还来自大名鼎鼎的天津站？
这哪是打李涯的脸？这是打站长的脸，打军统的脸，打党国的脸啊！
因此许团座很快就被抓了，军方也开始大玩“捞人游戏”，找到余则成，请他帮忙疏通关节。
精彩交锋，从这里开始。
多年前，有位知名港星谈起拍广告的无奈：
其实第一次听说要拍洗发水广告，我是拒绝的。
因为，你不能让我拍，我就马上去拍，第一我要试一下，因为我不愿意拍完了以后再加一些特技上去，头发“duang”一下，很亮、很柔。
这样观众出来一定会骂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头发，就证明上面那个是假的。
吴站长也有这个烦恼，一开始，他也是拒绝的。
而且拒绝地斩钉截铁，毫无回旋余地：他（许团长打人）的事，南京见吧！
很多人奇怪，余则成不是站长心腹吗？
怎么站长当着心腹面前也做戏？到底图什么呢？
有这个疑问的，多半涉世未深，不理解上位者，需要维护必要的矜持。
站长好歹混了几十年官场，一听人家送礼，就连忙答应，这得low成什么样？
恐怕连心腹下属也会看不起他，觉得他是个没见识的土包子，随便给点钱就能对付。
其次，站长要将心比心：李涯和余则成，是他明面上最信任的两个心腹。
今天李涯被打，他不予追究，给点钱就能过去；明天余则成被欺负，是不是也能这么处理？
怎么处理李涯被打，关系到余则成这个最重要的心腹，会不会兔死狐悲，站长不得不慎重啊！
那余则成是怎样一步步抽丝破茧，帮站长卸下面具和抵触呢？
这个咱们公众号说。
文章来源，公众号：特例的猫
原文链接：《潜伏》中的职场智慧（上）

因为他是货真价实铨叙的少校，含金量高。而且余则成还有一枚校官能拿的最高等级的云麾勋章，不穿军服怎么戴啊。

重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少尉译电员王庆莲自述——
军统人员，是明令禁止穿着军装的，就连军便服都是不准穿的，我在军统3年就没穿过一天军装。至少在重庆时期，除了特务总队可以穿着军装以外，其他部门谁敢穿军装呀，若被戴笠看见，那不是找死呀？

1943年至1946年，王庆莲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过3年，这3年的军统特工履历，让她在其后的岁月里饱受蹉跎。1979年至1981年，王庆莲和陪伴她患难与共的丈夫先后被落实政策以后，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王庆莲晚年讲道：“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
以下文字，是王庆莲对自己3年军统生涯的自述，以第一视角和第一人称，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自己在军统亲身经历的人和事。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1岁不到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6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我舅舅王威在译电科当股长，就这样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军统局人员不够才临时招的。大概在6月8日，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其他9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将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当时的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也大都是江山人。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泄密。
当时的军统局本部和各地方站也有汪伪特务和共产党特工潜伏，不时也被破获，但译电科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译电科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但想调来译电科，很难，比登天还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什么情报都有，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
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便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我在局本部工作期间，经常可以见到戴笠，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威严，很神气，说一不二，并且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
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军统局本部人员，除非上峰有特别指示，平时是不允许穿军装的，就连军便服都是不准穿的，我在军统3年就没穿过一天军装。至少在重庆时期，除了特务总队可以穿着军装，其他部门谁敢穿军装呀，若被戴笠看见，那不是找死呀？
军统分公开与秘密两部分，秘密单位不公开活动。公开单位的军统人员在外面活动时，也绝不会自称是军统局的。
军统局的公开单位有军委会特检处，后改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就连军统内部很多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处属于军统局的内设单位。
对外公开的单位还有卫戍区总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缉私署、货运局、警察局侦缉大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长官公署第二处、中美合作所、国防部二厅、交警总队及军队各级谍报参谋情报军官、驻外武官等。
这些单位的军统人员对外只能自报所属的部门，绝不能称自己是军统人员。
军统局只有一个部门骄横无比，敢于对外公开身份，穿着军装，称呼自己是“望龙门的”！
这个部门是军统局本部特务总队，担负警卫等任务，抗战前皆为便衣。抗战后改为武装部队，着军装，正式番号为军委会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
军统内部则称其为“特务总队”，下辖三个武装大队、一个便衣中队。军统特务总队负责警卫和看押任务。一部担任军统局本部和戴笠、毛人凤、宋子文等公馆警卫，另一部担任军统看守所、监狱看守。
重要人物如张学良、廖承志、叶挺、杨虎城等“要犯”均由他们来看守，军统处决人犯也由他们来执行。
尤其是“特务总队行动组”，这个组不仅可以着军装公开搜查，执行抓捕任务。在军统内部，凡违反纪律的人员，无论级别高低，均由该组去拘捕扣押。因而在军统局内部有“锦衣卫”之称。
特务总队还有自己的看守所，捕来的犯人都在此初审，然后才会根据案情转往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军统局内部称此处为“小学”，后两者分别为“中学”和“大学”。
“特务总队行动组”兼公开和秘密不同身份，有内外抓捕大权，比公开特务机关更凶狠，一般的军统特务都会让他们三分。
这些特务外出横行不法，被询问是何单位时，都会狂妄骄横地回答：“望龙门的！”
因为特务总队一直设在重庆森林望龙门两湖会馆内，故有此称谓。
军统局本部工作人员，除了“特务总队行动组”可以公开穿军装，其他人员，上至将官，下至准尉，都一律穿便装。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军统内部互称同志，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穿了，给戴老板看见，声色俱厉一顿喝斥后，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笠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8个人一桌，戴笠也同吃，也不搞特殊，荤菜就是一个牛肉丝炒地瓜。
那时候有些传闻，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因为蒋介石怕军统尾大不掉，派人害他。但军统局本部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心里却不会这么想。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披着大披风，当时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断断续续，几番讲不下去。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军统局一直自称是自己先得到的，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加入军统，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943年我加入军统后，译电科的人提起这事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通报给美国人，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后来就成立了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戴笠回了趟江山老家，梅乐斯和戴笠的母亲还合拍过一张照片。
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1945年“四一大会”时，军统和美国人搞联谊，军统局本部的女同志都去了，戴笠也去了。
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很绅士，也很有礼貌，晚会结束后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就是从那次学会了跳舞，但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那时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就偷偷跑去跳舞。
有一回跳完舞出来被熟人看到了，提醒我，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在渣滓洞关半个月。
我们军统局本部的人员犯了错误，都是关到渣滓洞去的。译电科一个女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关三个月，找到我说，小王，你帮我送短裤来。我就送过去了，她被关了三个月后，出来就接着上班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情侣，女的大肚子了，军统局把他们抓回局本部，男的被关起来6个月，那女的就一直哭……
我说，傻瓜，你哭什么嘛，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男的从渣滓洞放出来了，他们就留在局本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就结婚了。
我那时岁数小，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
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签字，他那时还只是局本部的主任秘书，秘书室很小，我到他门口喊个报告。
毛人凤问，你干什么？
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了。
毛人凤表面上对谁都很和蔼，不严厉。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我们几个女同志充当招待员，端茶倒水。给毛人凤倒水时，他就跟旁边的人说，喏，她也是咱们家乡人。
抗战时期的军统局本部非常寒酸，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笠专用的，另一辆是毛人凤和各位处长合用的，谁出门就谁用。
“支持前方，厉行节俭”是军统局本部当时的口号！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参加一对同志的婚宴，我们几个女孩子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人凤还让司机开车送我们先回去。
毛人凤待人比较随和，对普通下属也很照顾。我在军统局本部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毛人凤请的假。
我的离开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本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迁回南京。
姜毅英是少将，又是我的顶头上司，说我平时工作表现不好，不让我早回去，让我留到最后再走。
我一气之下就耍小性子，轮到我飞南京的时候，我偏要自己搭乘汽车、火车，还约了6个女同事。
这一耽搁，就耽搁到1946年7月才回到了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不服从命令，要把你关起来。我就怕了，就萌生了离开军统的想法。
那时戴笠已经坠机死了，我就打了长假报告，直接送给毛人凤局长，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除了薪资，还批了路费。
1949年保密局要撤到台湾去了，毛人凤还派人通知我，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呀？
王庆莲于1946年8月，内战刚刚爆发时离开了保密局，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段军统履历让她蹉跎了大半生。
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时年23岁的王庆莲因为这段历史问题成为了运动对象，幸亏参加军统时她刚满15岁，在军统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而且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就主动脱离了保密局，幸运地被网开一面。
经历了漫长的审查后，王庆莲先是被安排到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杭州粮食局工作。王庆莲在那8年时间里，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第一任丈夫也因此离她而去。
1958年，杭州的“清理运动”开始后，王庆莲被要求“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为此，第二任丈夫放弃公职，陪着王庆莲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农村接受“再教育”。
公社给夫妻俩安排了一间小柴房，前面是羊圈，关着羊。柴房里面堆满了柴火，扒开柴火好容易搭了张床，就这样，夫妻俩开始了其后的艰难岁月！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里，王庆莲夫妇不可避免地遭受过一些极不公正的对待。
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蹉跎岁月终于结束了，夫妻俩抱在一起痛哭了一整夜……
王庆莲晚年讲道：
“虽然我的人生曲折，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本文资料引自：
《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军统女特工王庆莲口述”。

一、戴老板是六期肆业，军衔一直很低，好像死后才追授了中将。
而戴笠手下有好几个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军衔都比他高多了。
另外，1938年张国焘当叛徒后授的是中将，他去了军统，而1938年时，黄埔一期也只在中校这个阶级，张国焘比所有的军统人员都高N级。
所以在军统内不穿军装，免得领导们见了下属要立正敬礼，互相尴尬。
二、沈醉《军统三十年》说过，西安事变中，军统驻西安办事处被一锅端，蒋介石事后大骂戴笠。戴老板痛定思痛，提出"用公开的部门、职务掩护秘密工作"。
所以，军统人员、各单位，都有一个公开的部门和身份。比如说xx公路检查站、xx缉毒所、xx警察局、xx报社、xx招待所、电信检查站、铁路航空邮件邮包检查站，公开的身份都是公路局、铁路局、电信局的员工、铁路警察或别的警察、记者、大学生、服务员。这时肯定更不能穿军装。
军统在戴老板死后被改编，手下几个业务板块被分拆，警察局这一块给了唐纵，剩下的进了国防部二厅保密局。
所以，其实军统的业务能力乏善可陈，除了总部机关（会计处、电信处、后勤处等）招斯文人，各分公司招的都是一些粗人、打手、江湖杀手，没有顾顺章编的教材，军统就是一个没有情报能力的、专搞绑架、暗杀、跟踪的行动处。
什么军统这个班那个班，看看就好。《中国秘密战》（郝在今著，老国安），里面说了军统在甘肃、陕西的几个班。
戴老板也为军统都是大老粗而痛苦。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叛徒叫谷正文，戴笠特地把他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上面写着军统文化人少，一定要重用他。戴老板撞山而死，军统领导收拾戴老板的笔记本看到这句话，于是重用谷正文。

印象深刻的就是会见戴笠为什么穿军装，因为当年余则成杀叛徒立功的时候，表彰大会上穿的就是军装，因此这次会见戴笠穿军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告诉戴笠，我是你一手提拔上来的，是你的人。第二个，让戴笠想起当时自己立功受表彰的时候，记得自己立下的功勋。所以综合所述余则成穿军装，只是想让戴笠想起自己而已。

一个一个说。
拙劣的马奎尔，行动队前队长。
行动队平时都是各种外勤任务，极少坐办公室，穿军装太扎眼，也影响行动，所以马奎只在特殊场合穿。
陆桥山。
陆桥山是奔着副站长去的，所以一切都在模仿站长，或者说一直在拿自己对标站长，可参考站长不穿的理由。
后期在国防部任职，而且出公差，必须穿军装。
李涯。
部分理由同马奎，同时他在延安卧底多年，也没养成穿国军军装的习惯，甚至穿衬衫都觉得箍脖子，这一点演员有演绎。
站长。
站长不穿军装的理由是要和下级人员有明显区分，同时中山装类似的穿着彰显其资历老，背景深。
那么余则成为什么要偶尔穿军装呢？而且是非必要场合？
答案是余则成把自己的姿态摆的很低，军装意味着在保密局里是中下层，恰好附和余则成在高层里的“中下层”职位。
至于为什么穿军装就是中下层，可以参考回归前的香港警队，军装警员在便衣警员面前就是低人一等，因为军装要巡逻，便衣不用。

1945年12月中旬，陈仙洲第二次出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军统秘密机关），同时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军统公开机关）和“逆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然后以原潜伏人员、重庆本部派来人员为班底，招兵买马大肆重建天津站。
天津站和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同，它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逆产”清查委员会。
陆桥山几次与李崖为敌，就是勾结天津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稽查大队的陆玉喜，抢在李崖的前头办案。
在军统天津站内，他们的身份是站长、情报处长、行动队长和机要室主任。对外，则是另有一个身份。
余则成最初应该在“逆产”清查委员会任职。这还不是虚衔，而是真的在清查“逆产”。比如多次到穆连成家里调查逆产。公开出面就是余则成，吴站长躲在后面。
在追查“逆产”方面，余则成成效颇丰，富有经验，识好货，立有大功。
我查了一下资料，“逆产”清查委员会最初是极混乱的，光是天津就有23个接收单位，国民党战区军队、各部会都在天津开设“逆产”清查委员会，行政院、天津警备司令部、国防部、粮食局等等，凡是有办法的都要来清查“逆产”。
在接收中“同一地区之各部门接收人员，既不互相联系，又不与党政军主管人员通力合作；以致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
许多接收大员趁接收之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其贪污行为被收复区人民称为“三洋开泰”(爱东洋、捧西洋、要现洋)和“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许多接收人员往往通过篡改甚至毁灭敌伪资产清册来侵吞一切经手之物，既无原始清册可资校对，也无人承认接收，“与日本方面抄送的清册相比，所列物资已散失什九”。
这就是吴站长点将余则成的主要原因，负责清查“逆产”。这是余则成的公开身份，除他之外，陆桥山和马奎不能参与。至于这两人为什么不能参与，答案很明确，吴站长要保护国宝，不能落在坏人手里。
现在，我们明确余则成的公开身份，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逆产”清查委员会军职干部，负责清查“逆产”。在此期间，可以着军装执行任务。清查“逆产”有时候要大打出手，相互抢夺。穿军装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不然弹压不住。

应该与他们的职务有关，军统是属于军队的情报机构，也是属于军人，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导致不可能长期身着军装。谢若在剧中说了以前的军统和中统都是不对外公开身份的，站长身为天津站最高军官经常参加各种军方会议是总是在外跑不适合穿军装，李崖和马奎都是行动队的，长期在外工作就算是军人身份也不可能身着军装，陆桥山是情报科科长，同时也是保密局与其他各个政府部门进行洽接的人才只穿西装，而余则成这个电讯科的基本成天都在站里工没有外出任务，我记得少量的几次穿军装也是为了迎接戴笠到来之类的才穿吧。
综上所述，只有余则成因为工作性质原因很少外出工作才偶尔在站内穿军装，其他人的工作并不适合穿军装，尤其是有外出任务。

有个高赞提到是“身份”、“表功”的，我觉得这个思路很靠谱。我就补充一个别的点吧
相比其他角色，余则成还比别人多了一个穿军装的场景——立功受奖。
毕竟是主角，余则成立功、晋升军衔，都会有专门的场景来体现。这俩场景，恰恰是他少数几次穿军服里，最抢眼的两次。
这就使得我们会感觉到，他穿军服的次数挺多的。

因为电视剧都是胡编滥造呗。
军统的着装规定是在机关内工作时一律都着中山装，外出拜访和会见时也是一样，连戴笠都不例外：

只有在重大礼宾场合时才会穿军装：

军统中只有一个特殊群体在工作时是穿军装的，也就是借调到军令部二厅工作的军统人员。
军令部二厅和军统同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情报机关，但军统主要负责秘密间谍工作和准军事部队等，而军令部二厅主要负责战场情报（部队谍参）和驻外武官业务，属于身份公开的军事情报人员，平时穿军装办公，因为他们不需要以秘密身份从事间谍工作。
但军令部二厅的一部分人员实际上是军统的人，他们被借调到军令部二厅办公，所以要遵循军令部二厅的管理规定，平时办公着军装：

因为余则成的少校军衔，按电视剧第三集来看，是实打实的正式军衔，因为台词说的是“晋升”。
而站长马奎陆桥山李崖的军衔，只是职务军衔。比如少将站长，上校处长，中校队长。
余则成晋少校的时候，戴笠的正式军衔也才是上校。

有没有关注到天津站办公楼里每个办公桌上的那个翡翠绿台灯，太抢镜了，估计是一个道具来回用。

我当时看着的时候一直在想，余则成之前不是一个业务人员吗？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老油条了？可见还是隐藏的深啊！

国民党军干部分为军官和军属，前者为现役军人，后者为军队文职干部。军官配发军服，军属的正式服装为蓝灰色中山装加黑色礼帽，胸前佩戴国民党党徽。军属人员的制服很容易被认作便装，以至于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国民党官员总是以中山装配党徽的形象出现。实际上，据相关人士回忆，国民党官员一般不穿中山装，日常着装主要是西装。军统中有军官，也有军属，所以自然有穿军装的，也有穿军属服装的。

其实余则成穿的军装不对，这是抗战时期的军装，内战时期早就换了，军官领章不带衔，像他这种中校应该是梅花加勋表。
只有一个地方的军装是对的，就是最后一集撤退的时候，飞机上和余则成吴敬中坐一起的几个军官穿的是内战时期的军装。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大家都回答的这样复杂！
军统是隶属军事委员会管理，所有人员皆为在案登记的准军事人员或者军事人员。所以军装才是正规服装，是常服，也是礼服。作为军事管理单位，驻站人员都是军人，必然要正规着装。但由于军统职责所在，经常有秘密抓捕行动，所以负责外勤的行动部门为了工作方便，是不适合着装的。这也逐渐形成了军统内部心知肚明的惯例。其实，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平时咱们的部队战士训练作战也是穿作训服，只有休息外出，或者有重要事务时，才穿常服。
整个天津站，站长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是否穿军装，要分场合，看心情。至于余则成多着军装，是有讲究的。站长将余则成培养成了“办公室主任”兼“军统天津站”代言人的角色，所有赚钱敛财事务，和各方面各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任务都由余则成负责，所以余则成的身份是公开的，已经变成了吴站长的白手套，特务的任务和身份已经完全转变，反而需要高调，不适合低调。整个天津站吴敬中只有一个亲信——“与共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余则成。吴敬中不但花大力气培养余则成，甚至为其量身定制了副站长的位置。吴敬中不关心余则成是姓共还是姓国，注重的是能掌控余则成，让其为自己敛财。余则成这样的“优秀人才”必然是要抛头露面的，这也是吴敬中为为自己设计的“防火线”。一但事发暴露时，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随时托关系解决问题，或者做好“切割”，把脏水推给余则成，自我保全！
余则成和吴敬中对彼此的身份和立场都是心知肚明的。双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互利用。余则成为了上位，为了“深潜”，为了获取情报，必须依附吴敬中，所以成为了吴敬中的代言人角色。这么做当然好处多多的。自我管理，有人庇佑，可以正大光明的在站内逗留，四处走动，探听消息。如果不是怕暴露，甚至可以公开收买人心，拉帮结派。这些权利的获得，虽然也有余则成的努力成分，更多的是依靠吴敬中的主动放手和全力赋予。
在天津，想通过军统办私事，根本不需要联系吴敬中，而是直接找余则成。只要价格合适公道，余则成这个军统天津站的“买办”，就可以办事，成事。这样的人明显不是秘密人员，没有特殊任务，着装——是身份的需要。不着装，反而可能是场合不需要，或者余则成心里不情愿穿“狗皮”，索性不穿或者少穿！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潜伏》最精彩的部分还是以解放战争的故事为主。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解决军统的尾大不掉，将军统改组为“调查局”，方向和职能从对外转变为对内，主要负责对军队内部调查。所以从那以后，军统基本是统一着军装的。当然，是否还有不着装的，没有被取缔的下级或者附属秘密组织存在（如蓝衣社），我不清楚。甚至是否因为天津地理位置特殊，所以特批天津站可以不着装，我也不知道。或许作者创作时对军统错误解读，亦未可知。

其他人穿军装的时候。。。没给他们镜头。。。。因为不是主角

可能跟工作内容有关吧记忆中余则成穿军装时是总务主任按说算是内勤吧出外勤的机会较少，在办公室穿军装也正常，不像其余几个外勤机会多穿军装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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