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娱乐] 既然嘉靖帝的统治艺术“妙至毫巅”，他为什么不直接推动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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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娱乐]既然嘉靖帝的统治艺术“妙至毫巅”，他为什么不直接推动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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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最自私自利且短视的角度来看，利用极为高超的统治艺术来推动政治改革成功，对皇帝本人都是收益极大的。最起码税收的更多，流入内库的也相应更多，他用这…

政治改革不是靠权术就能推动的，需要迫在眉睫的内外部压力；清晰的政治路线；愿意为之奋斗的利益群体；足够的可分配利益；坚强的核心组织。
这些缺一不可，而手腕仅仅是降低阻力的一种手段而已，是在可分配利益不足的情况下暂时推动的力量。
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内外部压力，统治层是没有动力做政治改革的。已有的利益体系大家都吃得美美的，下面的牛马也只是零零星星闹点儿事儿，为什么要费心费力的去干？还是相信后人智慧来得轻松。
而清晰的政治路线是非常需要天才的，至少得是半个思想家。不然总是会陷入到被短期目标牵着鼻子走，最后发现居然原地没动的情况。
在阶级社会中，如果没有愿意为之奋斗的利益群体，君主个人的干不成任何事的。上上下下都会觉得你有病，阳奉阴违一通，告诉你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成果。用形式主义结束你的任何改革企图。
坚强的核心组织更不是权术能搞定的，权术可以制造一群狗腿子，但聚集不了有理想的人。狗腿子只会糊弄你，有理想才能真正坚定。

其实嘉靖像极了单位某些领导，专门搞人，而不会做事。
你说他不聪明吧，他搞人真的很有一套；每个人都被他拿捏地死死的，各种《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厚黑学学得很多，但是让他真的去赚钱，带来效益，其实真的没有真本事。

就像题主所说，嘉靖皇帝真是聪明，又是打哑谜，又是培养了全国最牛x的监控系统，哪个官员在家里做了什么，他几乎都能一清二楚。
为什么他就不真的去改革一下大明朝，拓展一下对外贸易，去赚白花花的银子，反而在这里内斗。
根本原因就是他就有这点才能。
其实胡宗宪、海瑞、王用汲、张居正都是人才，用好了，大明朝蒸蒸日上。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我们也看到张居正的改革成效。

其实大明朝的问题所在已经在嘉靖时期越积越多，必须改革才能拯救岌岌可危的王朝。
嘉靖或许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问题，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更谈不上政治改革。他只会管人，让人服从他，畏惧他。
他想过用胡宗宪，但是对于胡宗宪的拒绝他又放不下身段去三顾茅庐。
他将清流、严党和吕芳形成了一种三权分立状态，贪污的合流，不贪污的合流，党派对党派，大家都不为百姓考虑，不为国家考虑，都在为自己的党派考虑。
这么想来，大明朝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嘉靖。
他能把自己的改掉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就不要妄图希望他能政治改革了。

豆豆；我说的是历史书中的嘉靖，不是大明王朝1566那个哈。
我说一些嘉靖时期，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礼仪是怎么结束的？
嘉靖三年，大礼仪事件在杨廷和辞职后彻底失控，爆发了左顺门事件，文官和嘉靖吵了三年。
嘉靖六年，他终于把超级大佬谢迁请出山了，这个时候谢迁已经七十九岁了。
谢迁是谁，孝宗朝三巨头之一，正一品太傅，谥号“文正”的活神仙。
他的名气在士大夫们的心中，上下五千年，天花板级别。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是士大夫的最高荣誉，再高就只能加九锡，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了。
谢迁的威望，他坐镇内阁拥护嘉靖后，文官们谁敢逼逼大礼仪，嘉靖威望大增，杨廷和在谢迁回朝之后第二年就寄了，嘉靖七年削职为民，嘉靖八年病逝。
第二件事情
谢迁去世后，谢家灭门，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文官们的报复，或者是皇帝要诛谢家？到底谢迁和嘉靖作了什么py交易，让谢迁力挺嘉靖？以及为什么谢迁一死，九族消消乐，或者就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谢迁家欠钱被激情灭门？明史费宏传里面可以琢磨这件事，他是中立派，大礼仪之争，一边是杨门群臣和嘉靖嘴炮，嘉靖不能忍受，他不劝谏大礼仪，张璁这边要搞大礼仪，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
说白了两边压制，防止党争，最后压不住了，就上书嘉靖请谢迁回内阁，谢迁回来的几个月，杨廷和就被削职为民，杨廷和寄了之后，谢迁退休回家，所以我认为谢迁才是终止大礼仪的人。
读历史不就是在各种各种细节里面猜真相么？[惊喜]
谢迁是成化十一年的状元，弘治八年入的阁，七十九岁四朝元老，你说费公请嘉靖把他召回内阁做什么？不可能闲得无聊折腾老人家吧？或者朝廷没人了，非要拉个要入土的人回朝治国？费公是嘉靖的首辅，他召一个威望比他还高的人回来，到时候内阁听谁的？如果你是内阁首辅会做这样的事情么？召谢迁就是在说我能力不行，控制不住朝堂了的意思呗。什么样事情连首辅都敢控制不住，这个时间点只有大礼仪。
谢迁家注销户口本后，嘉靖的反应是暴怒，然后把朱纨调过来任浙江巡抚，并提督浙江兼福建海防军务，负责防御东南倭寇入侵。
第三件事情
嘉靖1566，胡宗宪的原型，朱纨。
朱纨是嘉靖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深得嘉靖信任，嘉靖不仅把浙江的军政权大权都交给了他，还给了他“便宜行事”的权力。
什么是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个权力大得没边了，可见嘉靖对他的信任有多深。
他到了地方，严厉禁海的同时，破家无数，什么地方豪强，商人，海贼，全部屠戮一空。（他有便宜行事之权，连请示都不用，先杀了再说。）
我严重怀疑嘉靖哪里是在剿倭寇，他完全是冲着东南势要之家去了，朱纨在东南的工作就是杀豪强，分田，一条鞭法，继续杀豪强。
东南士绅们集体愤怒了，上书弹劾他，说被这个酷吏杀的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朱纨滥杀无辜。朱纨上书辩护，现在禁海分明，哪来的出海良民。我认为只要和海盗走一起的，不管他是被俘虏的良民，还是胁从的良民，我这个人很愚昧，分不清楚，所以通通杀了以绝后患。
这是什么俄式反恐，傻傻分不清人质和恐怖分子，干脆全部当恐怖分子，一起突突了，突突完再验尸，找到这些人背后的家族，连根拔起。
士绅们恨得他牙痒痒。
从这件事看出来，哪有什么倭寇入侵，大部分倭寇都是豪强假扮的，嘉靖朝的倭寇入侵和汉灵帝时期的黄巾之乱差不多，属于地方和中央矛盾爆发的一种体现。
第四件事情
嘉靖二十年发生了两件大事，文官集体弹劾郭勋，郭勋被嘉靖丢进诏狱，然后在狱中被暗杀，十天后壬寅宫变爆发，嘉靖差点被勒死，事后两个妃子被皇后处死。
郭勋是嘉靖的左膀右臂，也是嘉靖在军队的最大支持者。他是京师都督掌团营，他被暗杀后京师团营就被拆成了三大营，文官又一次掌控了兵权。
郭勋被暗杀对于嘉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导致嘉靖失去了对于军队的直接控制。
嘉靖二十六年，皇后宫失火，被烧死，夏言被处死，我个人认为郭勋死的不明不白，背后有夏言和皇后的参与。
嘉靖二十七年宣大三壁破碎，三边总督翁万达丁忧离职，大同总兵张达战死，换了个逃跑将军仇鸾，就是这个二五仔导致了俺达入侵京畿。
翁万达是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兼，总都宣府，大同，保定军务。他是总都三边的超级大佬，他都边六年的时间里，俺达虽控弦数十万，却始终无法侵犯大明，俺达年年都在寇边，年年都被翁万达吊打，堪称嘉靖朝的擎天之柱。
嘉靖二十八年，太子出阁读书被自杀，嘉靖心里哇凉哇凉的，朝堂从此开启了景王和裕王二龙夺嫡的十年内斗故事，嘉靖朝党争自此开始。严党站队景王，清流站队裕王。
嘉靖二十九年，庚戍之变爆发，嘉靖自大礼仪积累的威望丧失殆尽，南方的朱纨被文官们围殴弹劾自杀，临死前绝笔，“即便皇帝不想我死（不杀我），那些福建浙江的人一定会杀我，我死，自己解决，无需他人”。
这是个为了理想敢于献身的猛男。
朱纨有句话我深以为然———除去外国强盗容易，除去中国强盗困难，除去中国濒海的强盗容易，除去中国的衣冠强盗困难。
嘉靖朝所有的问题都在朱纨这几句里面。
豪绅富，国家穷，百姓穷是大明的根本问题，直白的说，大明最后是穷死的。
嘉靖确实努力过，献祭了一个亲儿子，一个皇后，两个妃子，挨过了宫殿失火，差点被烧死，又差点被宫女勒死。
嘉靖二十九年之后的世庙，已经死了，哀莫大于心死。

以权术为依仗的帝王，其上限不过是能决定饭桌上谁多吃一口，谁少吃一口罢了。
掀桌子的胆量与本事，是万万没有的。

什么妙到毫颠，明朝那种皇权，皇帝天然就是生杀予夺的强势君主，崇祯作为亡国之君少年继位，权柄都还一直在手里，大臣说杀就杀，朱祁镇当了投降天子自己脸面丢尽，复位后对有大功的于谦也是说杀就杀，嘉靖能做到生杀大臣一言九鼎对明朝皇帝来说真的只在于他们想不想，根本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情，皇权的强势使然，吹嘉靖主要是他在大议礼事件中的表现，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面对看起来树大根深的三朝元老不怯场不投降敢斗争，的确是有胆色，但也就这样了。

嘉靖当皇帝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做帝国的高级经理人的，更不是来给帝国的臣民打工的，更不会废寝忘食去当劳模。
政治改革太累、太痛苦、太麻烦，嘉靖可懒得去碰；至于钱从哪里来，是扩大税收，是搜刮贫民，是掠夺士绅，是抄贪官的家？都行，无所谓——你吃鸡蛋的时候，还管是哪只母鸡下得蛋？只要有蛋吃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

修个仙，把十三四岁的宫女逼着造反弑君
还政治改革，他要把精力放在政治上面，大明估计撑不过三年

妙个__
他十几岁就能为所欲为打大臣屁股，一把年纪了搞统治还要写谜语让大臣猜。
这算什么妙。

嘉靖也得拉一派打一派。直接推动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忘了他堂兄是怎么死的？别说他堂兄了，就他自己算命够大的，南巡和寝宫中失火了多少次，差点被宫女勒死，最后实在没办法搬到道观躲起来了。

权术不等于政治，擅长搞人的不一定擅长搞事。
嘉靖帝此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巩固皇权，确保没人能质疑他的权威。
他要的是无责任的权力，要的是想整谁就整谁的痛快。
然而真正有能力治理好国家的人是不会追求这些的。

平儿看着累病的王熙凤，非常心疼：“奶奶，您为咱们这一大家子操碎了心，可她们有一个念您的好吗？是不是可以把管家的事情交给宝二爷？”
王熙凤虽然心情不好，却也被这个建议都笑了：“你说什么？交给宝二爷？你是不是疯了！”
平儿却有自己的道理：“宝二爷对女孩子的心非常理解，甚至一些连女人自己都想着很混乱的想法都能猜透，还有那些鸡零狗碎的各种小细节，他记得比女孩子本人都清楚。咱们管后宅其实不就是管女人吗？宝二爷懂女人已经到了妙至毫巅的程度，让他来管一定事半功倍。”

这里就得说到很多人对于改革的一个重大误解：改革一定是好的。
在谈论如何改革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完美，而改革的本质也是通过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来达到某一目标。在这个角度上讲，改革最需要的是明确自己改革的方向。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中学政治课都已经讲过了——即所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社会的矛盾肯定是会存在的，这一点不要指望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是能不能分清楚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则很重要。所谓的“主要矛盾”，就是在给当下和未来的一段时间找方向。而在现实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一般只有在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才会做出调整。
为什么只有在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改革往往能起效？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改革才能有方向。
你现在随便去找10个人，问当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该如何改革，10个人说不定能给你说出20个答案来——因为大多数人都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他连自己未来几年的人生道路都规划的一塌糊涂，还指望能给一个国家做改革规划？都是想一出是一出。
而皇帝也差不多。因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总会有不同利益的小圈子，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利益最重要，这很容易让人搞乱方向。这些人个个都是人精，都能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国家的利益。而如果硬要改革，那么肯定也能改革出一个新的方向，但必然也会产生新的矛盾。到最后，很有可能变成改了却又没改的情况。
当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团体内部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共识，这样推动改革就很容易。比如，在和平时期，你要砍教育和医疗经费去做一些军工项目，遇到的阻力会非常大。但如果此时外部有非常强大的敌人，那么将更多的研究经费投入军工，遇到的阻力就很少了。而到了机构改革、体制内改革、重大政策转向等等方面，在有了方向后就可以有共识，推动改革也会变得更容易。
所以说，中国古话常说“乱世出英雄”，这句话背后的另一层意思，也是在乱世中出现的强人，才可能有强大的意志力、组织力和明确的改革路向。“乱世”之“乱”，所提供的就是教训，告诉乱世的英雄们前代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要是不想自己也死这么快就要避免——即便是遇到众人的反对也要坚决改革。这就是“改革方向”的价值。
在之前，我在一个“清政府为什么不推动工业化”的问题下，也说过这个问题。有人说清政府的愚昧、腐败等等导致了其拒绝工业化，但是你仔细想一下，19世纪中期全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谁？不就是一个英国吗？今天我们所谓的“工业化”实际上是站在20世纪后半叶的视角上，对19世纪以来全世界发展趋势的一个整体总结，但这是上帝视角导致的。回到19世纪中期，在全世界仅有英国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是“工业化”，他们能看到的就是大英船坚炮利。到后来，随着俄、德、日等国的改革陆续见到成效，大清也慢慢意识到了体制改革的价值，所以后来也才有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此时也还是遇到了很多阻力，但至少没有人会拿“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作为理由了。
在这个角度上说，改革其实有个笨办法——就是找到一个目标，然后模仿他。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模仿的那个国家要比你强——这个强可以是在经济上，也可以在军事上。总之，得有个让你觉得他远超出你的理由。
而嘉靖时期的大明，是当之无愧的全世界第一帝国，反倒是很多欧洲国家的人，在别人的传闻里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表示了羡慕。
以上的这些话，总结成为一点就是，政治运转的核心逻辑是，如果不是到了危机的边缘，能不折腾就别折腾。
当然，历史中还有另外一个推动政治改革的方式，即通过长期的渐进式的改革，用时间来消弭剧烈变革的冲击。以科举制为例，从隋朝肇始到两宋成熟，中间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隋朝设立科举，只是将其作为选官系统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基本不会对世家大族产生任何影响。唐朝前期的改革，提升了科举的地位和录取人数，但科举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很少有寒门进士成为宰辅的案例。但到了中后期，进士成为高官的例子就逐渐增多。而至宋朝，世家大族基本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全面推行科举自然也就没有任何阻碍了。
可以设想，如果隋朝一开始就把科举推到宋朝的地位，看似是改革一步到位了，但是以当时世家大族和南北朝以来军功贵族的影响力，这些无资源、无人脉的寒门进士能干成个啥？
在这个角度上说，在和平年代，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完成几项小的改革，给后面的改革奠定一些基础，就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否则，对于强调稳定性的政治而言，绝大多数的折腾非但起不到任何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将稳定的局面搞得不稳定。

政治体系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少了谁都能正常运转，而加强皇权最后目的是全国所有决策都由他一个人来，整个国家离了他立刻瘫痪。
这两个南辕北辙的事情是怎么说到一起去的呢？？

明朝为什么会覆灭？
因为政府财政崩溃。
为什么明朝政府财政崩溃就会灭亡？
因为在农耕文明时代，政府财政是唯一能动员社会资源的手段。
财政一旦崩溃，意味着政府丧失了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力一样，一个破感冒就会致命。
那么，明朝财政为什么会崩溃？
这个问题的根源要从明朝开国太祖朱元璋说起。
1 朱元璋的政治遗产
中国历史上通过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只有两个，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

朱元璋
造反出身最后却成了人生大赢家其心态是有问题的。
刘邦与朱元璋当了开国皇帝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安全感，总担心未来也会有人效仿。
所以，这俩哥们不约而同的都搞了一个分封藩王制度——大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儿子一律分封为各地藩王，以亲藩制度来拱卫家天下。
历史上另一个搞藩王制度就是晋朝，这个晋朝是篡魏而来的，属于得国不正，天生道统就有瑕疵，所以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也缺乏安全感，也要搞藩王制度维护家天下。
但历史就是这样搞笑，搞藩王制度的王朝没多久就天下大乱，第一个跳出来造反的就是这票皇室的亲戚藩王。
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乱。
汉朝是中央政府最后平息了叛乱（晋朝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分析了），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废掉了这个藩王制度，让皇权集中。
明朝运气比较悲催，燕王朱棣干掉了侄儿成了永乐皇帝，这就比较尴尬了。

朱棣
朱棣是藩王出身，自然就不好废掉这个藩王制度——那相当于自行否定了自己出兵靖难的合法性，但是朱棣也要防备自家亲戚有样学样，未来也来一个靖难造反。
所以，朱棣就把藩王制度改造了一下。
按历史惯例，藩王在封地属于有相当权力的诸侯——有行政管理权，有自己的军队。朱棣把这些藩王的权力全废掉，只保留了给藩王的经济特权——
国家给藩王丰厚的俸禄，给藩王封田，相当于好吃好喝把藩王养起来，其余的事情都不允许藩王去做，连出封地也不行。
这样一个国营养猪的制度倒是有效防止了藩王作乱，但是，却给国家财政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这个我们后面来谈。
朱元璋第二个缺陷就是文盲出身，教育背景基本为零。
这种教育背景的缺陷即使后期朱元璋成年后拼命读书，即使朱元璋聪明过人，但是终究缺乏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这个缺陷对一般人不算个事，但是对于皇帝就有问题了。
这个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朱元璋缺乏顶层设计的能力，所以，明代制度大部分照抄元朝的制度，很多元朝有问题的制度都保留下来——比如军户制度。
其二，朱元璋不懂经济，因为朱元璋的一顿骚操作，让明帝国丧失了铸币权，这个对明朝后期财政的崩溃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 明朝丧失了铸币权
讲一讲明代的货币体系。

明朝初期货币之一
中国古代主要的货币都是铜钱（不是白银，白银一般用于大宗交易结算），但是中国却是贫铜国，铜矿少而且开采难度很大，所以铜在古代都属于贵重金属，价值很高。
用价值较高的稀缺金属去制造价值单价较低的货币——这本身就属于亏本买卖。
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用黄金来制造一分钱的硬币，即使黄金含量少，其价值也远高于1分钱。
所以，中国古代货币就陷入一个怪圈——
当统治者铸造铜含量较高的货币时，民间的选择就是大量收集铜钱然后融化提取铜来套利；当统治者铸造含铜较低的货币时，又因为这个铜钱显得粗制滥造，仿冒很容易，被民间拒绝流通。
最关键的是，中国产铜量较低，随着人口的争夺经济的增长，这个主要流通货币就严重不足，造成通缩，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宋代开始，统治者就开始寻求替代的货币。
宋朝是第一个发行纸币的朝代，这个朝代的纸币叫作交子。

交子
宋代官员金融水平很高，在发行交子时也配套设计了准备金制度，宋朝的交子都有相应的贵重金属储备来保证其价值。
宋朝因为通过交子发行掌握了这个铸币权，所以宋朝是历代王朝中资源动员能力最强的朝代。
南宋偏安一隅，但是却能对抗巅峰时期的蒙古大军长达数十年，这个交子功不可没。
蒙古统一中国之后治理水平相比宋朝就是一个渣。
元朝统治者当然也明白发行纸币的好处，元朝的纸币叫作“钞”，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使用前代铜钱。
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但是蒙古人玩金融很废材，纸币发行没啥成本，但是掠夺资源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蒙古人发钞开始还有点节制，后面就乱来了，最后这个元朝的钞很快就变成废纸。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制度，其中也包括这个纸币。不过明朝的纸币叫作“宝钞”。

明朝宝钞
朱元璋发行纸币吃相比蒙古人还难看，一方面拼命印钞，另一方面规定民间缴纳赋税时使用宝钞不得超过30%（另外70%或者实物或者金银）。
尼玛，这是只印钞不回收啊！所以，明朝的纸币贬值比元朝还快，朱元璋还没死，这个明朝宝钞已经沦为废纸。
朱元璋为了保证宝钞发行，不但禁止金银在民间流通（但是缴税可以），还停止了铜币的制造。
纸币变成废纸，铜币也不发行，民间就自发将金银作为流通的货币。
在明代之前白银一般只是大宗交易结算，但是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一轮骚操作——纸币成为废纸，铜币停止制造，民间就逐渐自发用碎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中国不但缺铜，更缺银。银两的供应主要靠外贸流入。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是畅销全球几千年的硬通货。
明朝欧洲列强建立了与中国的海贸线路，于是大量白银潮水般涌入中国，然后是中国大量商品流出。
到明朝中叶，有学者估算，当时中国的白银数量要占全球的一半。
我们用海量的商品换回来一堆不能吃不能喝的银子——商品总量减少，货币（银子）总量不断增加，所以，从明朝到清朝，整个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通胀的状态。
明天启六年，1两白银可以购买1石粮食，到了1908年，1石粮食需要3.895两白银。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朱元璋给这个帝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1.政治上藩王制度；
2.经济上国家丧失铸币权，国家被动接受白银作为主要货币；
3.军事上军户制度（这个就不展开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
明朝运气很悲催，一般开国太祖留下的制度缺陷后代多少可以逐渐纠正，明朝偏偏遇到一个靖难之乱——朱棣抢了侄儿的皇位。
为了彰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朱棣不但保留了藩王制度，还几乎全盘保留了朱元璋的政治遗产，让明朝顶层设计先天性缺陷固化下来。
3 悲催的明朝财政
明朝财政从立国之初就是一个弱势的吃饭财政，财政收入主要就是维持三块开支：皇室（藩王）、官员俸禄、军费。
由于丧失了铸币权，明朝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基本为零。
最重要的是，由于制度性的缺陷，明朝虽然随着人口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明代人口从明初几千万到末期增长到2亿），但是财政收入却增长迟缓。
下面我们来看看明朝税收制度性缺陷。
以天启六年为例。当年明朝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收入米麦2600万石，军屯400万石，盐税200万两左右，金花银100万两（税粮折收的银两），茶税10万两，另外就是税收中收取的纺织品等各种实物大致折价几十万两。
另外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库通过皇庄、皇店每年也有几十万两的收入，不过这个收入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与国家财政收入还是有区别的。
大家看了上述明朝税收结构有什么感觉？
这是一个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税收结构。在田赋之外的收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茶税只有可怜的10万两，商税为0，关税为0！
明朝中后期因为西方列强建立了与明的海贸商路，每年与明朝都有规模巨大的海外贸易。
光是白银净流入每年都高达数十万两，为什么明朝政府只能眼睁睁看着如此巨额的贸易却没有征收关税呢？
因为明朝有个禁海政策——也就是禁止民间出海，禁止民间与海外进行贸易。
这也是朱元璋留下的政治遗产。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

郑和下西洋
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然而隆庆虽然开放了海禁，但是明朝依然没什么关税收入。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朝堂上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沿海系官员的阻扰！

东林书院
为什么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沿海系官员要阻扰明政府收取关税？
呃，不对，这票官员不但阻扰明政府收取关税，还百般阻扰明政府征收商税。
明朝中后期，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大部分年份财政都是赤字。
然而，只要朝堂上有人提议在沿海收取关税与商税时，一干沿海系官员就跳出来反对，理由也是冠冕堂皇——国家不能与民争利！
这个“民”当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东林党背后的沿海缙绅士族。
这票缙绅士族在海贸与商贸中赚钱赚得手软，当然不肯让政府来抽税。
明朝官员是通过科举产生，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读书人基数大而且水平较高，在统一科举考试中占尽优势。
明清两代，长江以南地区中举人数长期碾压北方地区，最高年份南方中举人数是北方的4倍（呃，所以，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不一样是有道理的）。
清朝是高度中央集权朝代，皇帝权力很大还可以压制南方系官员。
明朝皇权远不如清朝，所以，明朝大多数时候国家政策就被南方系（主要就是东林党）官员所绑架。
在崇祯时代，东林党干掉了所有其他派系的官员，整个朝廷东林党一统天下，号称“众正盈朝”——
意思是，整个朝廷都是“正人君子”。呃，最后满清入关，投降最多的也是这票“正人君子”。
关税不能收，商税不能收，明财政已经很苦逼了，但更苦逼的是，明财政主要依赖的田税收入还有一个极大的漏洞。
中国自古官员士绅就不纳税，也就是说官员与中举的读书人田地不纳税。
这个政策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极大的漏洞，因为有这个政策，所以，一般的自耕农常常“自愿”将名下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与缙绅——
其实就是自耕农与缙绅合谋瓜分政府的税收。
所以，历朝历代到了后期，土地兼并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政府税源急剧下降，财政收入也急剧下降。
这个政策性漏洞直到清代雍正皇帝才把它堵上——雍正是第一个推行“官绅一体纳粮”的皇帝。

所以，雍正在读书人记载的历史中口碑是最差的，这票读书人编造了很多黑历史妖魔化雍正，越离谱越有人信。
明朝是一个弱势朝廷，自然不可能如同满清政府这样强势。
本来，各地官员为了自己的税收考计（田地数量少了，税收下降，官员考计要出问题），还会主动去控制地方上的田地“投献”。
但是明朝又遇到一个万历皇帝这样贪财的统治者。
在明朝，皇帝要花钱是不能向户部伸手的，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库叫内帑，这个内帑收入主要来源于皇庄、皇店，一年大致有几十万两。
万历上台后觉得内帑的钱不够花（他给自己修陵墓就花了几百万），就派出太监出去捞钱，包括兼并更多的店铺作为皇店，兼并更多的田地作为皇庄，另外就是开矿收矿税。
其实万历皇帝也没兼并多少土地（估计最多几万亩），但是皇帝自己开了这么一个恶劣的先例，下面官员群起效仿，土地兼并就愈发严重。
地方官员控制不了土地兼并，为了完成税收考计，就在剩余的自耕农身上加征田赋，从而导致自耕农负担越来越严重。
明朝政府既不能征收商税与关税，也不能向官员与缙绅征税，所以，财政有困难就只能在农民身上想办法。
从万历46年开始，明朝政府为了支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陆续加征三种新税：辽饷、剿饷、练饷——史称三饷。
1580年—1644年是著名的小冰河时期，气候严寒导致北方农耕收成锐减，叠加土地兼并以及三饷的加征，这个三饷后期甚至达到田赋的几倍（明末直接奔着2000万两去了），直接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
以上就是明朝财政收入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财政支出的问题。
4 国营养猪（藩王）制度
明朝财政支出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是皇室开支。
准确的说就是养藩王的开支。
这是朱棣设计的“国营养猪”制度的恶果。
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袭罔替，亲王的长子也是亲王，其余儿子降一级就是郡王，郡王的长子是郡王，其余儿子降一级变成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因为朱棣设计的藩王制度，藩王不能干预地方政务，不能出封地，所以明朝的藩王其实就是被猪一样养着等死。
这票被圈养的藩王平时也没啥事做，就是吃喝拉撒生孩子，生出来的孩子还都有爵位，按照制度要给俸禄，要给庄园与田地。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子孙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就越来越重。
大家感受一下明朝皇室给财政造成的负担。

从上图可以看出，明代财政支出主要就是军费、官员俸禄与皇室开支，对民间的救济支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弱势的吃饭财政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认为，明代政府应付自然灾害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
皇室支出是明代财政的沉重负担，明代初期还好一点，宗室人数不多，财政负担不大。
到了明末，随着朱家子孙人数急剧膨胀，到1602年，明代皇室支出已经达到1526万两白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高达52.89%。
5 乱象丛生
明末的社会乱象其实也是政府财政危机的折射。
从万历皇帝后期，明朝财政年年赤字，悲催的明政府既不能学现代政府举债，也不能通过印钞来冲抵，所以，明末政府就只能大规模削减开支。
首先就是裁撤机构——按照封建皇权政府的惯例，裁撤机构不是裁撤最没用的机构，而是裁撤最没有发言权的机构。
所以，政府驿站就被砍掉了。呃，本来在驿站吃财政饭的李自成同学就这样悲催的丢掉了饭碗，一怒之下，李自成同学就参加了农民起义军。

李自成
然后是拖欠军饷。在天启与崇祯两代，拖欠军饷成了常态，所以军队士兵一个个瘦弱不堪，士气低迷。
边军闹饷事件层出不穷，辽东军务废弛——几乎是眼睁睁看着后金一个野蛮部落成长为明朝最凶恶的敌人。
军费拖欠还有亏空就只好拖欠官员俸禄。明代官员工资历朝最低，到了明末连这个低工资也不发了。
领不到工资的官员或者不干事，或者就自己去“想办法”——直接导致明末贪腐成风。
各级官僚各个如虎似狼，什么钱都敢贪，比如户部拨给边军的军饷，还没出京城就要打六折。
到了崇祯后期，山穷水尽的明财政连藩王的俸禄也要拖欠，没有收入的宗室们或者派出侍卫在各个交通要道收商税——其实就是收买路钱，或者就去抢农民的土地。
整个社会秩序已经濒临崩溃。
财政的危机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危机，而且对军事作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三大战役
下面，我们来谈谈财政危机对军事作战的影响——三大战役为什么会失败？
在明代历史上，有三大战役至关重要，这三大战役的失败基本也就决定了明朝覆灭的命运。
这三大战役就是萨尔浒之战、松锦大战、孙传庭出潼关之战。
后世对这三大战役的分析多立足于军事与谋略的层面，这些分析都流于表面，其实真正深层次的危机还是财政的问题。
我们以萨尔浒之战为样本，看看明朝为什么输掉了这场决定辽东命运的关键战役。
萨尔浒战役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努尔哈赤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击破，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该次战役之后，明军在辽东彻底丧失战争主动权，后金不久就夺取了辽东（东北）大部分土地。
萨尔浒战役明军集结兵力为11万，其中有8.6万是从全国各地调集的精锐；而后金总兵力只有6万人。
以两倍兵力优势为什么反而被后金大败？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分兵四路，一个是朝廷内阁“反复催促”导致明军仓促急进。
分兵让力量分散；急进让士兵疲惫不堪，防御薄弱；最后让后金集中主力各个击破。
这就是萨尔浒战役明军失败的原因。
现在问题来了，明军为什么会“分兵”？为什么会“急进”？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为什么会“分兵”？
首先讲一个军事常识——在冷兵器时代，两只规模较大的军队会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双方都有会战的意愿——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只要其中一方不愿意，另一方没有能力强迫对方接受会战。
这个原则放在萨尔浒战役的大背景下就是这样的局面：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企图一举全灭后金军，但是，这场仗能否打起来还得要后金方面同意。
如果后金方面觉得这场仗没有胜利的希望，大可以一走了之。
农业时代，也没有啥必保的工业基地，后金以游牧文明起家，机动能力很强，兵民一体的体制也保证了其能够迅速转移。
如果后金举国向外兴安岭方向撤走，以步兵为主的明军是奈何不了后金的。
如果仅仅是驱赶后金向北转移，以举国之力才组织起这场战役的明军是根本无法向朝廷交代的（这个我们后面来谈）。
所以，明军要后金有意愿接受这场会战，就得给对方创造可以取胜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分兵。
分兵的逻辑就是让双方都有胜利的希望，所以才有可能迎来双方的会战。
后金的胜利希望在于，以集中对分散，各个击破分兵的明军；
明军的胜利希望在于，以某路明军缠住后金主力，其余各路分进合击全歼后金军。
这才是双方都有机会的会战，这样才能让后金一方接受这场会战。
同样的逻辑在解放战争中可以得到印证，当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并且齐头并进抱成一团时，解放军是绝对不会与之会战的，至于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让国民党去砸。
分兵另一个逻辑就是减小后勤的负担。
打战就是打后勤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后勤是特别痛苦，也特别花钱的事情。
同样是集中10万大军，是分兵几路还是集中在一起再行动，对后勤的负担完全是两个概念。
萨尔浒战役前，明军分驻四路，相互之间驻地达到几百里。
如果要将这四路明军汇集到一处，再将相应的粮食、物资运输到一处，不但耗时良久，而且将给后勤制造更大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当时的明朝财政是无力承担的（这个我们后面来讲）。
所以，分兵四路的策略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后勤层面都是一种必然。

萨尔浒之战
为什么内阁催促明军“急进”？
本次作战，因为朝廷内阁“反复催促”导致明军出兵很急。
内阁原定1619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同月二十五日（只推迟了4天）。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农历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
四路兵马只给了八天的时间就要求会师赫图阿拉！
那么明军要走多长的路呢？
以从沈阳出发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为例，在当下沈阳到赫图阿拉有163公里。明军进军路线与现代的道路差不多，也就是326里。
但是在明代这条路线大部分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一只数万人的大军，带着大批辎重，要在八天时间里，在小冰河时期的东北冰天雪地中行军326里，绝对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

其余几路明军路程也差不多。在冰天雪地里带着辎重平均每天行军40里，连续八天——
经历如此艰苦的行军之后，明军士兵还能保持多大的体力？以远征疲惫之师去攻击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敌军，这是打仗还是送人头？
为什么明朝内阁会下这样不近情理的命令？
原因很简单：明朝廷没钱了！
明朝财政就是一个典型的吃饭财政，每年仅仅只是应付皇室开支、官员俸禄以及承平时期的军队开支就把财政收入消耗一空。
遇到萨尔浒这样的大型战役需要从全国调集物资与军队时，财政只能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勉强应付。
偏偏明末调集军队与物资效率极低，明朝廷为萨尔浒战役的前期准备工作高达一年，其实萨尔浒战役还没开始打，明政府财政已经快要破产。
为什么前期准备工作就要1年？
首先是调兵不易。
明朝常备军包括边军70万，京营10万，内地60万左右，纸面数字看上去很多，其实能拉出来野战的不超过30万。
这30万军队分布全国各地，要从中抽调7—8万军队殊为不易，内阁与各地边镇各种扯皮，最后好歹抽调了8万多精兵，这些兵马汇集到辽东花了8个月。
其次是后勤保障，这个难度更大。
要保障十万以上的军队在辽东集结以及作战，内阁计算光是粮草就需要90万石粮食，1440万束草，80万石豆。
这么大的数目辽东本地是无法供应的，所以只能从外地运输。
运输有两条线路。
第一条：山东运输到辽东，海运加陆运，山东登州起航到旅顺口海运；旅顺口到辽阳陆运。
七百里地，一人一骡驮5、6斗，日行50里，往返至少要20里。
每日需要补贴口粮草料5分，往返1次就需要1两2钱有余；也就是说大约花费2、3两银才能运输1石粮。
第二条：通州运输到山海关。
陆地运输7百里，10万石粮食，需要12万两银子；至于粮食需要的口袋（每袋能装1石粮）、沿途损失、大车5千辆，都是耗费。
以上还只是计算登州到沈阳，以及通州到山海关的运费，物资从其他地区运输到登州或者通州的运费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除了粮草还要补充军械、装备、火药、马匹等等，这些物资要运输到前线也耗资巨大。
萨尔浒战役准备期长达一年，这一年里户型为此开销超过300万两，兵部、工部开支也超过100万两，合计明朝中央财政支出超过400万两，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为军队过境提供的补给，以及运输招募的农夫等等费用。
为了筹集这笔前期费用，明户部把国库都搬空了，后来只能先找皇帝要內帑私房钱，也不够，又从兵部工部太仆寺挪借，还不够，再从南京各部借、搜刮各省所拖欠的京运钱粮——就这样才勉强保证萨尔浒战役完成了前期准备。
这就是朝廷内阁“反复催促”明军出兵的背景原因——
朝廷箱子底都刮干净了！
再不出兵，不用后金来打，明军自己的补给就要断了！
所以，虽然在辽东冬季出兵对明军很不利，虽然八日内要四路明军行军320里会师赫图阿拉更不合理，但是没办法，赶鸭子上架也只能去搏一搏了！
萨尔浒战役失败后，史书评价——
这场战役时辽东的转折点，从此，明军在辽东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转入被动挨打的战略防守阶段。
其实这句评价都是扯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明朝到了万历皇帝后期，其财政能力已经不具备支撑明军在辽东发起战略进攻——
这个财政能力已经在朱家藩王拼命造人运动中消耗殆尽。
1640年松锦大战，崇祯调集了明朝最后的战略主力——九边精锐13万人由洪承畴指挥救援锦州。

洪承畴
这是大明朝最后的一点本钱，所以洪承畴主张稳打稳扎。
但是当时的明财政比萨尔浒时期还要窘迫，崇祯没有这个财力支撑洪承畴的“缓进”策略，于是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催促洪承畴迅速进军，企图速战速决。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二十八日率部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与清军激战。
八月二十日，清阿济格绕到明军后路，突袭塔山，夺取明军粮草一部。
与此同时明军“因饷乏，议回宁远就食”，决定分成两路突围——
你没看错，明军后撤还不是因为粮草断绝，而是军饷没了——决定明清命运的战略决战才打一个多月，前方部队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换句话说，即使阿济格不突袭塔山，明军也得撤退。
突围之后，明军就全面崩溃，明朝最后一点本钱输得干干净净。
你看看，财政不给力，打仗就是送人头。
1643年5月，崇祯严令驻守潼关的孙传庭率部出潼关去剿灭李自成所部农民军。

孙传庭
虽然孙传庭一再上书请求皇帝多给他一点时间去训练军队。但是当时的明朝财政已经破产，崇祯把自己內帑私房钱都全拿出来才勉强让孙传庭维持了一只稍有战斗力的军队。
崇祯哪有能力多给孙传庭“一点时间”？
于是再次严令催促，孙传庭含泪出关，最后一支明军全军覆灭。
6 制度的纠错能力
最后总结一下，明朝的覆灭是财政危机导致的社会治理危机。
财政的崩溃让明朝廷丧失了对帝国资源的动员能力。没有动员能力的政府——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力一样，一个小伤病就足以致命。
假如我们把明帝国比喻成一个巨人。
农民起义相当于这个巨人身上长了一个浓疮，后金（满清）相当于在这个巨人身上开了一个伤口。
因为没有免疫力，这个巨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浓疮溃烂，伤口流血不止，最后丢掉了性命。
在这个明朝覆灭的历史描述中，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几乎没对明朝后期人物作用做出任何评价。
因为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换谁上都没用。除非整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特别是财政与税收制度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
然而我很怀疑明朝君臣是否有这个能力，即使如张居正这样的强人搞一条鞭法改革也是昙花一现。
有趣的是，清朝却有这个制度改革的能力。其实在康熙后期，满清帝国已经开始呈现财政危机的先兆，如果不是雍正刷新吏治大刀阔斧改革——
特别是强制性推动“官绅一体纳粮”，满清这个异族统治的政权最多撑到18世纪中叶就得完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远比雍正的“官绅一体纳粮”温和得多）。
为什么清朝有这个制度纠错能力，而明朝没有？
因为清朝是农业社会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明朝则是一个小政府、地方自治的国家。
人类5000年文明在宇宙的尺度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看着是文明的一种实验。
所以，制度的顶层设计有缺陷，领导者犯错误这些都没问题，最关键的是，这个制度设计能否具备纠错能力。
不具备纠错能力的制度实验，其生命力终究是有尽头的；
具备纠错能力的制度才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这里是@猫哥的视界，更多深度内容，可以?我个人V——hmgg003
公众号（转载联系）：猫哥的视界、猫哥的世界；
今日头条：猫哥的视界；
哔哩哔哩：花猫哥哥713

@Zpuzzle
答主的回答非常有水平。
其实怎么说呢，笔者觉得中世纪中后期以后的欧洲历史，就是在一个“和平与长期小规模战争”条件下不断渐进改革的历史。这里面关键在于，对外的开拓提供了共同的目标，比如大航海时代各国的商人就组成各种贸易公司（经常有几十个商人联合组成一个远东公司非洲公司之类的）。
欧洲各国内部渐渐趋于和平，同时逐渐走向对外的开拓，在反复的对外开拓里培育出了更多的改革方向，人才和动力，形成军事-商业-工业-战略复合发展的模式。同时欧洲内部也在进行着各种变革，哪怕是兵制也在进行着各种变革，变革的方向其实也起到了精简的效果，比如莫里斯的方阵和古斯塔夫的方阵，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西班牙大方阵的有效精简，强化了火力和机动性。而这种制度层面的精简，本身就可以避免人们被各种杂事所彻底纠缠，导致注意力被无限牵扯消耗的问题。
有论调认为明朝缺乏一个“和自己体量相当的对手”，这种论调忽视了一个现象，即：连小对手小流氓都搞不定，真正遇到和自己体量相当的对手，就只有吃瘪的份。好比宋朝连西夏和越南都搞不定，那最后遇到金国蒙古这种体量的怪兽基本就被一波带走了。哪怕是欧洲的诺曼人，也是从收服布列塔尼和佛兰德斯这种小势力逐渐做大的。
其实如
@大冷先锋米如松
答主之前提到的：明朝也并非没有开拓的方向，包括收复河套哈密，进一步稳固东北边疆，收服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实控朝鲜，开拓东南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方向。
问题是明朝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对外也不太积极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内部自然容易缺乏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无疑又会加剧内部小圈子山头林立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处理各种杂事本身就已经分散了很多的精力，尤其是党争一旦开启，皇帝的精力也会被极大地牵扯进去。
其实对于宋明王朝来说，皇帝也未必真的就多好过。这个“皇帝”自己就需要应对来自几乎所有方面的大事小事，所有方面的抱怨和不满，这种情况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因为人类本身是有生理极限的，好比单机性能再强也是有上限的，也是承受不住无数多个线程的压力的。这种情况还会恶性循环，越是这种情况下遭受信息冲击的人越不会有时间精力去思考如何真正提高效率，从而陷入另一种“贫穷螺旋”。
嘉靖刚开始的时候未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估计也是待了一段时间发现怎么弄也实质上摆不平局面，因此后期自己就躺平了，河套也不收复了，甚至干脆谁说收复河套就杀谁，这又使得明朝内部的纷争陷入恶性循环，更加没有明确一致的对外目标了。
清朝相对好一些，但越到后面这个问题也越大，转折点是在乾隆中后期。
而想解决这种“信息冲击”的问题，有两点。一是要在组织内找到共同的目标，即共同的外部敌人（当然这需要仔细慎重地选择），实现有效的集权（哪怕清初有着一致的打败明朝的目标，但内部的政治斗争依然剑拔弩张，直到皇太极实现有效集权以后才稳定下来）这样内部的氛围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不至于一点小事就吵个半天，二是需要不断精简内部的制度，实现有效的机动性与自组织。
而
@Zpuzzle
答主提到的科举制瓦解世家大族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实不仅科举制，从北魏到北周隋唐的这两百多年变革同样是一个渐进变革，并且逐步上升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历史素材来参考。从北魏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到北周继承均田制又发展出府兵制，再到唐朝的大开拓，这两百来年基本上是一路上升的势头，而这本身一方面离不开内部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外的开拓。对外的开拓提供共同的目标，内部的制度改革则把各种复杂的事务逐渐梳理明白，避免因为制度僵化导致一堆杂事彻底牵扯住了人的精力。其实三省六部制就是一个梳理各种制度和事务的典范。

完全没有必要神秘化，稍有时间看看一些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历史，就明白嘉靖这位皇帝的前二十年任期确实是有资格参与三代以下历代皇帝排名大赛的，
（懒的话可以看《嘉靖革新研究》，不是说接受它的观点，而是看完了起码知道嘉靖都在哪些非常难啃的地方进行了哪些改革，这些改革未必从漫长历史的角度未必是根治性质的，但至少能看出，明朝经历了正德漫长的荒废后，嘉靖对于明朝继续解决的问题在哪，当时合适的、正确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说在整个方法论上，是非常完善的。（前期）无论是选人用人，还是推进改革，不仅稳妥，而且犀利。）
海瑞《治安疏》说嘉靖前期，集汉宣帝、汉光武、唐太宗、唐宪宗、宋仁宗之优点于一身，高汉文帝远甚，这话不是拍马屁。
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下之如汉宣之厉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无敌，宪宗之志平僭乱，宋仁宗之仁恕，举一节可取者，陛下优为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举其大概：箴敬一以养心，定冠履以定分，除圣贤土木之象，夺宦官内外之权，元世祖毁不与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以大有作为仰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虚语也，高汉文帝远甚。
只是道长后期修道，且对文官极其不友好，风评急转直下，我们历来要么是夸上天，要么是贬到地底下，所以对道长整体的印象就是，修道不管政事，聪明且极其荒唐的一个皇帝，这么一个印象。
基于道长的印象定位出发，反推到道长前期的施政，总是容易带着神秘化、阴谋论（权谋斗争）的色彩。特别有意思的是，往往会集中在张璁这个点上，一种是那些事儿，非常倾向于以权谋斗争来定义道长，再以此来评价道长手下的每位首辅或者近臣，无非就是这些人为了逢迎道长毫无底线的一些人；第二种就是为了反驳这种言论，比如前面列的《嘉靖革新研究》，对比杨廷和与张居正，把张璁夸成了花，态度上用力之猛，比起那些事儿一点不逊色...但是《嘉靖革新研究》种所列的证据，比起那些事儿要翔实太多了。
我接受《嘉靖革新研究》对于杨廷和的批判，特别是，我认为在嘉靖继位的初期，杨廷和是反面的形象和角色，人们大多以对抗皇权为由去赞美大礼议里的杨廷和，但当年那个制度设计，皇权原本就是权力制衡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杨廷和当时已经可以称为把持朝政了，还要通过把嘉靖划入正德一系的方式继续加强这种权力，对于整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如果看嘉靖、张璁后续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杨廷和面对这么多问题，把精力上都放到跟嘉靖争权上，真的是称不起“改革家”这种称号。
总之，看嘉靖前期执政，能力是非常强的，无论各个方面，都很强。
其实大家搞不清楚的，无非就是，为什么突然开始迷上了修道，不上朝。有说宫女的，有说出巡被刺杀没死开始迷信的，有说他爸就跟道士关系好的。
我觉得吧，当你死我活斗争发生后，本应相互制衡的势力一方完全失败彻底被清算出局后，这个系统的失衡是必然的，都不说嘉靖这种能力极强的人。面对无限的权力与可以为所欲为的现实状态，自我抑制自我的欲望、以实现他人的美好，我觉得是很弱智、脑子不太健全的表现，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整个系统应该提供限制和约束，使他们的能力不伤害其他人。早年英明神武但晚节不保的，太多了，个例的过程各不相同，但导致这个过程的逻辑大抵都是相同的。

不，嘉靖是真有水平的。
早年的大礼议事件，嘉靖就显现出不属于他这个年纪应有的政治家手腕，让人害怕。这里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我们只需要看结果，一个十几岁，没受过帝王心术教育的藩王，把杨廷和杀得丢盔弃甲，这手段至少绝大多数皇帝都做不到。
所以海瑞在奏疏里说，嘉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还真不是马屁。
哪怕在电视剧中，嘉靖也能从细枝末节中展现对朝局的掌控力。
比如胡宗宪第一次上京，在严嵩门口站了大半晚，这个消息不稀奇，稀奇的是胡宗宪第二次上京时，嘉靖能说出，不是严嵩不见你，是严世蕃不让你见严嵩。这就很恐怖了，我们带入一下胡宗宪的视角，就能感受到丝丝凉意，嘉靖知道他胡宗宪把严嵩放在第一位，但是嘉靖还是引而不发，还是重用胡宗宪，只在关键时候一句话，就能让胡宗宪明白，嘉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胡宗宪能不觉得伴君如伴虎么？
但是嘉靖为啥不改革呢？一句话，太费劲了，政治斗争很费脑细胞的，而且大明朝落水的皇帝多的是，也不差他一个。
再说，嘉靖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责任感，他的皇帝位置是捡来的，白赚的，而且事成之后，他能获得什么呢？会比现在多么？更不用说，假如自己没搞定，还可能吃挂落，看看另一个改革大将张居正，死后有多惨？
而嘉靖这套方法，不仅简单还高效，大把大把捞钱，捞不下去了，杀个严嵩祭天，再找个赵贞吉顶着就是，这一套他能玩到大明灭亡。至于这套方法老百姓死不死，前面都说了，他的皇位本来就是捡来的，丢了就丢了呗。
要知道严嵩死前，没人敢说嘉靖的坏话，说严嵩坏话的，都只能暗搓搓说，高拱看上去刚正不阿，其实在御前会议上，他只敢说“我说的是工部超支了三百万两，没说不该给皇上修殿宇”，明显已经被嘉靖驯化了。

嘉靖（包括明朝的大多数皇帝）都是上台时励精图治，振兴大明，不给朱元璋丢人。
但是干了几年后就躺平了，发现自己做无用功，天下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大明依然如故！
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被骂了，但是嘉靖登基时真的是努力了二十年，二十年后修仙还是没有中断过批复奏折。
正德万历也是差不多。上台时非常努力。
仇鸾事件，就非常诡异。
其实明朝中后期，关外蒙古人势力想的从来不是侵略大明取而代之，而是求大明封自己为王、侯，取得向大明封贡、互市的资格。
俺答汗杀到北京城下，仇鸾无所作所为。大明丢人现眼，嘉靖赏了仇鸾，杀了兵部尚书。
这个事有点问题。
只有半桶水的人才以为没问题。
俺答汗是以战求封：大明呀，我很厉害的，你快封我，我给你当狗。。就象后面林丹汗求大明封自己为成吉思汗，然后被李成梁带着着自己的兵马去女直部落大屠杀。。
但是仇鸾放水，就有意思了。
大明武官并不掌军，只管训练、上阵。
大明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官僚体制。是文官掌军，作战规划、军令下达、粮草运筹全是文官的事。
各军中有太监监军，执掌兵符。调兵打仗是要文官（总督或巡抚）、太监、武将三方协同一致。
文官也不能只坐阵后方，还得上前线指挥。当然冲阵、对打这个是武官的事。
而且军中有锦衣卫，太监、文官的身边都有锦衣卫。
锦衣卫有听记之责，也就是说，朝廷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刑部大理寺审案，大臣们廷议、推举，各军队的调动会议，锦衣卫都会参与，不发言，不掺合工作，但是要做记录，写报告给皇帝。
仇鸾前后做的事，文官知道、太监知道、锦衣卫知道。。
但是偏偏是嘉靖蒙在鼓里。
大明朝很多事表面上没有问题，但是了解背景知识后，就大有文章。。

你想什么呢？
提供税收，岂不是肥了官员，苦了百姓?
这道理他是皇帝他当然懂
你懂啥？
天下税收是以田亩为凭，这是有定数的。
如果加征工商税收，那就要变祖宗之法。
搞一次大礼议之争，嘉靖赢得凶险，而这要动国本，把握有多大?
治理天下靠的是官员。
难道你还能让天下一半官员去整治另一半官员。。。他又不是神，他就是一个皇帝而已。
国家有没有到生死存亡时刻，需要怎么动手吗？
就为了自己多挣钱?
那直接从士绅手里扣多好，这样既给天下百姓出气，还能打击兼并。也让士绅出身的官员有点危机感。他是最大受益者
就没有实现你的预计，你也不用怎么说吧！好像你多能干一样。这天下事情，能让天下官员都陪着他玩，也是极有本事。
你看看万历，搞得大家不和他玩，自己憋在紫禁城里几十年不出门，这才叫失败。
更不要说武宗，天启了，死的不明不白，这才是玩脱了结果。
你以为皇帝就没有人敢要他命?

改革誰？他手下的利益團體嗎？
誰幫他改？他手下的利益團體嗎？
嘉靖有一次差點被宮女勒死，原因就是他沒有給身邊宮女留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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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4-03-19 11:02:30 更:2024-03-19 11: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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