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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谍战剧都是以军统作为背景而不是中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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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谍战剧都是以军统作为背景而不是中统呢？

戴笠死后　蒋公高规格纪念公开了大量戴笠的一手资料，唐纵逃台时日记本掉大陆被出版，沈醉写了大量回忆文章，这三个大头构造的背景基础比中统强太多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沈醉吧军统里面上上下下的事都写出来了，关于军统的书籍电视机直接在他的回忆录里找就行了

可以参考《党员，党权与党争》，简单来说就是国民党在党务方面学习的是苏联，但是学习得非常烂，一个正规的苏联式政党应该是党最大、政其次、军最小，但是清党之后的国民党彻底堕落成地主和军阀的代言人学了个四不像，搞得军在政前、政在党前，党变成了虚架子，没权力没资源，而且党务系统工资极低，导致整个党务系统连点人才也没有。
当然军统的存在感这么强，和戴笠本人的个人能力也有极大的关系，后面戴笠一死军统变成保密局就不太行了，这是另一码事。上面只是在解释为什么中统看起来“一直就不是那么行”，因为事实是国民党的整个党系统相对而言就不是太行，国民党不是苏共，他二陈更不是捷尔任斯基，白银玩家，卡在这里，能力在这了。

因为中统在其活跃期的成绩比军统大的多，写得多了容易犯忌讳。这不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号输光屁股逃去江西苏区的事情能拍么)，还包括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群众工作。要知道西南联大期间，被中统拉下水跟了国民党的大知识分子名教授，那名单要是真拍出来，导演估计要被人家后人告死了。
军统其实就是一帮流氓+大老粗，只知道砍砍杀杀。

那些详细的东西就不往这里摆了。
直接说结论，为什么谍战剧都是以军统为背景？
道理很简单，谍战剧的时代背景大多数都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解放后的谍战剧也有，但相比于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而言，比较少。
而且k记败退台湾之后，太子与夫人斗法，最后情报部门整合，也就没有中统军统的事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1937年（还是按以前的八年抗战的说法吧，从918开始的话情况就更复杂了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至1949年这段时间，军统会成为主角而中统却沦为配角。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战争。
军统和中统的区别是什么？
中统是cc派发展起来的，所谓cc指的就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那个陈，四大家族蒋宋孔陈里的那个陈。
所以，中统的主要势力，是在党内（国民党）的。
而国民党的党务、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在分共之后，整体呈一种摆烂的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
加上日军侵华，对国民党的党组织破坏非常大，这就让依附于党务的中统受到非常巨大的打击，不能说一蹶不振吧，但也基本上算是快晒干的咸鱼了。
而军统是依附于军队的，所以在战争期间，军统是迎来巨大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样的区别，导致军统的权重大大盖过头了中统，成为了国党在情报界的柱石。
而且，中统是cc系的，cc系的头目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而军统的顶头上司是戴笠，陈氏兄弟本身就是国党内部的派系头领，而戴笠本人是凯申的忠犬舔狗。
这种区别，造成凯申对军统更加信任，军统自然会受到更多重用。
再说中统和军统在职能上的一点区别吧，中统更加倾向于和我党的争斗，更加倾向于对我党党组织的破坏，而军统更倾向于对军事方面的情报。
所以在谍战剧中，自然而然会以军统作为背景。
那么在土地革命时期，两党在情报界的斗争也是存在的，为什么不以中统为背景呢？
道理很简单，首先是上面说了谍战剧主要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主，土地革命时期本身就少。
然后即使有土地革命时期，也基本上是剧情前期，到了后面抗战开始，自然而然又会转到军统身上。
而且，因为土地革命的历史本身就不像抗战和解放战争知名度广，而且那段时期我党的历史有很多问题不好写，即使要写也因为种种原因，所以，，，，，。
所以自然而然就不怎么以土地革命为时代背景了。
熬夜看了一晚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头昏脑胀的，说的前言不搭后语，理解大概意思就行。

因为中统涉及的“红线雷区”太多，中统全称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要负责党务。在解放以前，人们常说：“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家就是CC系陈果夫和陈立夫，两陈相当于蒋的外戚（包括介绍陈洁如给蒋为妻等)，两陈的父亲陈其美对蒋有知遇之恩，再加上两陈自小在蒋身边长大，双方关系虽然比不上孔、宋家，但也很亲密。

中统实际掌门人陈立夫
从陈立夫照片来看，中统招收的是知识分子或叛变的共产党员，从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也能看出，据说他们策反共产党员很有一套，专门让叛变的共产党员教授课程并负责策反。所以中统专业和素质比军统高太多，很多是专业人士，举一例，那时候电报刚出来，能掌握的人凤毛凤毛麟角。

《人间正道是沧桑》林娥剧照，原型之一是费侠，费侠相貌出众，多才多艺，后成为徐恩曾的妻子，剧中的“小明”正好是现实中他们孩子的小名。
而中统最大成果就是“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和危害最大的叛徒，几乎将中共一网打尽，周恩来如果不是早离开十几分钟，也差点遭到毒手。幸好中共潜伏的“龙潭三杰”及时行动，扭转了改变了历史进程。真正的历史，其实比捕风捉影的虚构电视剧剧情精彩不知道多少倍？然而，这些属于“历史禁区”，关于顾为何被捕和马上叛变，叛变后仍然接触中共，同样是个谜。

仅存的顾顺章半边脸照片，顾是苏联精心培养的特工，也负责上海特科。顾精于化妆，不轻易以真面目示人
到抗日战争后，中统工作乏善可陈，原因在于这些人做公开工作和吃喝玩乐还行，但是在沦陷区哪里做得了潜伏工作？于是大批原中统的特务被捕后，很多又到了汪伪工作，而汪伪也利用他们与重庆政府保持联系。比如“76号”的丁默邨原是中统三处处长，后来是实际负责人。同样，他为中统和军统恨之入骨，派特务多次刺杀，最为熟悉的就是郑苹如。

郑苹如，也是《色戒》原型之一。但不同于小说和电影中，张爱玲描写强行与汉奸胡兰成勾搭细节不同的是，郑是真正的抗日烈士，中日混血的身份，也让她可以轻易接触到日本人上层
随着中共的全面胜利，解放了除台岛外的全中国，中统和军统的历史也走到了尽头。不同影视剧中特务凶神面煞，现实中的特务则大大不同，因为这样怎么能做特务？很多特务机构招人都是样貌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甚至是像美丽动人的名媛郑苹如那样，只不过有些人名留青史，有些人遗臭万年。

因为中统不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中统作为国民党党内唯一（军统是军队的）的特务机关，在大多数时间老蒋是插不上手的，中统的上级是陈氏兄弟（主要是陈立夫），而陈氏兄弟在大多数时候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属于加盟商而非老蒋的马仔。
在国共十年对峙和抗战前期，陈氏兄弟和蒋介石大体上还是合作关系，毕竟老蒋作为一个上海滩混混出身的新军阀，对党务工作基本上是一窍不通，而陈氏兄弟正好主管党务；而且平心而论，由KMT高级知识分子和CPC叛徒组成的中统确实比由各路流氓和丘八组成的军统业务能力要强不少，所以中统出场的频率很高。抗战中后期开始，老蒋开始安排蒋经国插手国民党党内事务，二陈和老蒋的矛盾越来越大，直到47年老蒋借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将陈氏兄弟直接扫出了国民党核心权力层（对，你没看错，身为四大家族之一的陈家在解放战争还没结束时就已经出局了）。而军统在经历戴笠、郑介民和毛人凤三任长官经营后，实力已经壮大了不少，而且军统这帮人干起事来比中统更没下限，更重要的是不论戴笠、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是老蒋的忠实马仔，所以老蒋对军统很是放心，所以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军统（后来改制成了保密局，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国民党当局的头号情报机构。
不过事实证明，和中统相比，军统（保密局）这帮人真是够拉的。

我在另一个回答里讲过这两者在性质和职能上的区别：
二战时的情报机构有哪些？43 赞同 · 0 评论回答

从性质上讲，军统是军事情报机关，但也是实质上的对外情报机关，主要对外。
中统从本质上讲则是反间谍机关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对内。
因此，军统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日伪，而中统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国内反对势力。
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情况，这两者在职能上出现了相互交叉----军统也负责对内保防，中统也负责敌后工作。
但总的来讲，还是军统对外，中统对内。
而那些间谍剧的主题基本上都是国内斗争的，所以按理说应该以中统为主角的多一些。
但实际上却是军统为主角的居多。
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毕竟军统更出名一些，编剧也自然更倾向于以军统为主角。至于史实如何，与艺术关系不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描写二战时纳粹德国的影视剧中。
基本上所有涉及纳粹德国反间谍工作的影视剧中的主角都是盖世太保：

而实际上当时德国的军事情报机关阿勃韦尔一样从事反间谍工作，而且不只涵盖军队内部，而是对整个德国和占领区的平民社会也进行反间谍工作，比如发生在荷兰的著名的反间谍行动“北极行动”就是由阿勃韦尔实施的：

从纳粹德国的反间谍工作来讲，阿勃韦尔和盖世太保不相上下。
然而，描写盖世太保的影视剧要远远多于描写阿勃韦尔的，显然是因为盖世太保的名气更大一些：

因为这块是深水区
涉及到，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
上面这个词，我在知乎里都有点不敢打，怕白写，哈哈
中统作为国民党党务系统的特务机构，相对来说是有一定三民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比例不低，和军统区别很大
在谍报手段、信息收集分析能力、破获我党叛徒上，表现比军统强
要拍中统，必然要拍我党曾经的叛徒，要拍意识形态的冲突
涉及到对具体人的盖棺定论，涉及到对意识形态的笼统但稳健的说法
行吗，不行。拍到“风筝”那种程度，已经是大大的危险了
别拍了，拍点军统、日本人、土匪抗日投共、落魄少爷投共，落魄少爷勾搭日本女特务投共，就可以啦，很丰富很精彩啦

搜一下抗战前的顾顺章和抗战时期的南委事件，就知道中统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南委事件中，中统破坏了从南方工作委员会到三省省委再到各地地委的整个地下党系统，成千成千的抓地下党，而延安竟然完全不知情。这样拍中统，是不是显得有些人水平不太高呢。这恐怕不容易过审。军统水平就比较拉跨了，可以胡编和乱编而不得罪人。
归根到底，中共情报工作做的好，很大程度是蒋公公过于残暴愚蠢。以至于民心所向，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自然无所不利。
CC和中统尽管最后也是非常腐败堕落，但至少在35年和36年，尽管有蒋公公＂攘外必先安内＂的严令，CC和中统确在实打实的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CC和中统至少在某些时候，还算有节操和理想。
而军统，就是蒋公公的一条狗，蒋公公要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不仅能力差，还黑帮式管理，整一个土匪窝子。如四大金刚之一的赵理君为了走私烟土和军火，杀害中统一心抗日的韦孝儒和大量群众，结果被CC查出枪毙，军统还每年悼念。

很简单，你作为观众，你是更喜欢哪一种特务？
军统：

还是中统：

中统早期在反共方面还是颇有成绩的，但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统搞谍报都不如军统，无论对内对外。
中统特务在抗战时期，大批投降日伪或者与日伪勾搭成奸，无耻丑态远在军统之上。
汪精卫、陈公博投敌以后，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C.C.系头子陈立夫直接领导的中统重要特务丁默邨（原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曾任陈立夫的秘书）和李士群（原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就相继投敌，在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组织了汪记的特务机关，也叫“特工总部”（中统特务机关前身叫“特工总部”）。
主任委员由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丁默邨以伪中央政府政治保卫部部长之职兼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则以伪中央政府警政部部长兼任另一副主任委员。丁、李都是C.C.系的要角和中统原高级特务头目，负“特工总部”的实际责任，他们不但了解中统内部情况，而且和徐恩曾以下的中统特务都很熟悉。在他们的主持和组织之下，大批中统特务相继转入汪记特务机关和伪国民政府，如原中统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投敌转入汪记特工总部任第四厅厅长；原中统派在财政部任税务警察的马啸天，投敌后转任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他和苏成德一起成为丁默邨、李士群的主要助手；又如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原中统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先后投敌，在他们管理下的中统上海特区（调统室）成员也大多参加汪记特工总部工作，中统在上海的特务组织解体，中统对日伪的情报活动反而成为替日伪效力的工具。
对于勾结日伪充当汉奸的中统特务，中统不但在其返回中统后予以晋级加官，当他们身在日伪之时，对他们在蒋管区的家属也多方掩护、百般照顾。如中统特务苏成德公开投敌后，其妻王静贞及小孩均住四川眉山县娘家，中统仍按月接济生活费用。后因苏成德的汉奸名声太大，且苏又从沦陷区汇寄银元八百元给其妻，引起眉山地方的注意，中统才不得不停止接济，但又协助王静贞秘密前往南京与苏成德团聚。中统对投敌的特务可谓关怀备至，蒋特和汪特的关系由此一点即可概见其余了。
【中统文化大概比较盛行“做人留一线”的小把戏，某些时候“留退路”留多了，做事情哪里还有猛冲猛打干事业的蓬勃朝气？】
中统的无耻，也说明如果拍中统为主要反派的影视剧，不仅存在过审难度高的问题，主要还是会造成现代观众的心理不适应，增加对国民党的深度厌恶深度憎恨，在某些对台部门眼中可能不利于近些年的对台统战。
两丑之中选一丑，当然是选择业绩相对更强一点的那个反派啦，否则怎么衬托我党地工精英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要知道：
中统是cc派，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势力范围，依靠的是国民党党部系统；而军统是蒋委员长的嫡系粘竿处，可想而知，中统在资源方面不会得到蒋氏的倾斜，甚至在权力上也会受到蒋氏的干扰阻挠压制，中统在蒋氏这里就是后娘养的。
当然了，出于平衡的权术考虑，蒋氏大概也不会过度打压中统。
另外
徐恩曾这个实际负责中统局的中统副局长，在抗战中期，大概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经日益不被蒋氏所信任，而且越往后蒋氏越发的不信任徐，蒋氏往中统局掺沙子的事情甚至都摆到了明面，所以在情报谍战以及反谍方面，中统也日益沦落成为配角。徐恩曾后来更是因为走私大案被出局，逐渐淡出国民党中统局谍报圈。
而中统局的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虽然多数时候只是挂名，但无论是陈立夫，还是后来的朱家骅，这些人都是有实权实职的国民党内大佬，很明显，徐恩曾这个实际负责中统局的中统副局长，在中统局的权力和地位，会受到陈立夫、朱家骅等局长的制衡，更别说抗战中期，中统局被蒋氏掺沙子，多了几个与徐恩曾同床异梦的副手，中统九龙治水，内斗内讧甚于搞谍战业务，中统局特务们自然只能被军统压在下头了。
事实上，中统做的事，军统也一样做得，两者的职能范围在表面上有所区分内外，实际上两者并无区别，彼此都在给对方拆台、向上峰争功。
军统对中共情报战线的打击战果，也是利用了中共自己出错。
国共谍战，中共北方情报系统“塌方”失陷
需要说明一点：王石坚情报系统只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拼图之一，而当时与王石坚情报系统并行平行、属于同一个领导层级（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直管）且没有任何横向联系的其他中共重要情报组（站）至少还有七八个，就这还是几十年后对外有所公开披露的，至于还有没有至今都未对外公开披露的情报组（站），现在也是不知道、不清楚。
至于领导级别还要低一些，不是直接接受（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中共其他系统的情报组（站），那就更加不知道有多少是没有被国民党军统破获的了。
但中统再衰，也有吃饺子的时候。
中共自己在地下工作方面出大纰漏，被中统破获抓捕的大案，比如南方局派出机构南方工委（南委），因叛徒损失惨重。
抗战期间，2年内2000多南方3省地下党员被捕，起因是4个叛徒叛变_南委_江西_中统

中统背景最出名的影视剧就是《黑金》
中统去了台湾之后，在80年代改名为法务部调查局。《黑金》中的男主角刘德华就是中统工作人员。中统抓到的最有名的人除了顾顺章，就是造成马自达销量下滑的周朝先（梁家辉）.

因为军统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执行的是暗杀、盗取情报、军队监军等任务。军统的编制是军队编制，他们属于军人，比如天津站吴敬忠站长是有军衔的，少将军衔，这是军统军字的由来，负责的主业就是军事方面。它的上级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领导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
而中统，是国民党的党内监察机关，通俗点比喻，中统是行政编制，他们负责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维稳工作，维护的是国民党的利益。它的上级是中国国民党党中央，最高领导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氏兄弟。
当然，这是大体上，实际上为了争权夺利，中统也经常干军统的活，军统也一直试图插手中统事务。但如果仔细分的话，就能明显的发现其区别。
举个例子，国民党大后方的一个县长，觉得国民党忒腐败，他决定退党，并秘密组织其他政党，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国民代表选举。这种事，谁负责？答案是中统，这属于可能的叛党事件，而且也不牵扯军事方面。最重要的是军统对这类在大后方官员的监控眼线很少，他们可能也发现不了秘密叛党事件。
再比如，国共统治区边线上，一个连长，决定带领弟兄们穿过战线投诚解放军。这种事，谁负责？答案是军统，因为这是严重的军事叛变。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统在军队的眼线相对少，他们也没能力监控到营连一级。
再比如，国共统治区边线上，一个县长决定秘密联络解放军，弃暗投明里应外合解放县城。这种事，谁负责？中统军统都能，县长叛国叛党，中统管；县长泄露县城城防布局图，军统也要管。
再比如，国民党统治后方，有几名地下党秘密宣传印发共产主义宣传册，盗取国党后方军事部署调动情况。这种事，同样中统军统都要管。地下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诋毁国民党政策，挑动官民对立，因此要管；地下党盗取军事情报，秘密传递军队调动讯息，因此军统要管。
历史上，中统军统都是非常强大的间谍特务机关，但中统偏向于党务、意识形态领域、对内监管等，军统偏向于军事、情报、暗杀等领域。
中统的业务，在现在的影视作品里，属于雷区较多的领域，绝大部分影视作品会主动规避，因此，谍战剧大部分以军统为背景。

因为中统有大量红方转向人员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点在当今叙事中是不好说的
蓝方历史上对红方内部破坏最大事件的就是中统间谍造成的
湘鄂西苏区政治部政务科长姜琦当时身份是夏曦亲戚
实际身份根据资料是中统间谍他是肃反的主要执行人
还有41年的南委事件中统特工利用跟踪交通员最后把整个江西省的地下组织全部掀起破坏
而当时南方工委甚至不知道。
然后中统逮捕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郭潜转向
带领特务抓捕廖承志等南委领导人把整个南委上层全部破坏。
郭潜顺利去台最后升任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
PS：中统实际主持工作的徐恩曾个人生活也是爽文剧本娶了当时公认的敌方阵营第一美女费侠（当时徐恩曾宁肯冒着在老蒋面前失宠的风险也要娶费侠）
这些东西能拍吗。。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电视剧中的男主之一杨立仁。

不好意思，上错了

杨立仁是中统骨干，情报工作能力极强，无论是前期反共还是后期抗日，都下了大力气，也取得了大成绩。个人生活方面，虽然够不上我党的标准，但在国党内部绝对算是廉洁奉公，绝没有因私废公。更重要的是，他确确实实有革命信仰，并不是一门心思为了升官发财的投机者。
立仁在剧中曾多次嘲讽军统。国共二次合作期间，立仁的弟弟杨立青（共产党）回家办婚宴，军统派人盯梢，结果惨遭立仁铁拳……

我觉得这个人物或许可以看作是中统及其同军统关系的一个缩影。

中统涉及到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由于中统有大量党的叛徒，其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一些用语容易引发不好联想，一不小心就不过审，军统就纯粹得多，就是偷偷情报抓抓探子二五仔，一般特务那一套，不太容易被卡审，相比中统大量缺失资料，军统有沈醉和文强等大佬回忆录补充资料，编剧好弄剧本。
中统被抓和投降过来的人，都不太敢提中统主营党务工作，都是和军统人员一样，都说围绕一些人和事件涉及到特务事情，甚至是去台湾或者移民美国的中统高层人员的回忆录，对于主营党务工作几句话就盖过去，这其中，涉及到现在台湾岛上黑暗史和中统不少人发家根基，人家对于未来基本盘推断还是挺准的，有计划隐蔽起来不难。
要知道当年小蒋一去世，合为一家的台湾情报部门的老人们，都连夜把他们军统、中统老长官坟墓迁移出台湾，只剩衣冠冢、牌位在一些需要意思一下地方存在，不少墓去地方至今下落不明，据传不少被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地。
影视作品到底还是要赚钱养家糊口。

你拍啥？拍有文化、有叛徒加盟的中统一口气抓获了二十分之一的党员？

军统和中统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特务机构，他们之间有明争暗斗，甚至闹出了军统特务杀中统特务的丑闻。论人数，小字辈儿的军统在戴老板的管理下后来居上，最多时有各种人马数十万人，远远了超过中统。但要论战绩，军统就远远比不上中统了。

中统和军统的行动各有特点，中统对我党的威胁更大。中统对地下党的战绩非常辉煌，从1931年到1935年总统抓获我党高级干部19人，中层干部80人，普通党员15，000人。1934年我党党员总人数是30多万，这相当于抓获了我党5%的党员。

中统抓人不光有数量，还有超高的质量。中统先后抓捕过向忠发（他的职务就不用说了）、黄埔军校当年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五卅运动总指挥杨殷（彭湃、杨殷就是红军时期彭杨军事学校的名字的由来）、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等领导人，中统在抓捕顾顺章后还差点就将党中央一网打尽，是20世纪30年代我党最凶残的敌人。在1932年中统的BOSS陈立夫更是直接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负责人，戴笠戴老板统领的真“军统”还只是这个机构手下的复兴社特务处（这个才是军统前身，复兴社其实并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所以要把特务处挂靠在它之下），处处受到陈立夫的刁难，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大师兄胡宗南才弄到办公地点。军统正式独立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蒋委员长亲自下了手谕，“凡属于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等，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一律属于中统的工作范围”，借助抗战的东风，军统才成为民国特务机构之王。

相对于中统，军统对我党战绩不佳，没有重量级的战果。这个原因嘛就是军统特务文化水平低，真看不懂我党的政策书籍，也不会打进各种左翼机构中进行长期潜伏。中统特务大佬陈立夫（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朱家骅（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柏林矿科大学）徐恩曾（南洋大学毕业，在美国学习过电机工程）、张冲（交通大学）等大多是欧美理科留学生背景，还都有深厚的文化功底。陈立夫成立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蒋梦麟一起办过学，对我党的各种政策和宣传知根知底。而军统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师范生加黄埔生出身，大部分中层特务还是警校毕业，在理论学习上明显不足，台湾特务“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谁？” 、扣押马克斯韦伯的书籍就是这一脉的嫡传。

军统的创建者戴笠混过上海滩，和杜月笙等大佬称兄道弟，江湖伎俩熟悉，在抗战时期军统还借助青帮的力量成立了忠义救国军，所以军统从来都是江湖气十足，对帮派大佬、各路军阀战功卓著。军统刺杀过青帮巨头张啸林，逮捕过袍哥总舵主石孝先，杀死了斧头帮王亚樵，帮助蒋总裁瓦解过各路杂牌军，刺杀过不少汉奸，是一个混世魔王一样的组织，对我党的威胁远不如中统。

特务不可怕，就怕特务有文化，有文化的中统可比军统要难缠的多。

中统是国民党党务机关，以中统为主线就不可避免对国民党组织和工作流程进行描述和评判。那你觉得，党务工作跟党务工作能有本质区别么？

因为军统后来披露出来的资料
远高于中统
大家对军统的事儿也就更熟悉
更方便创作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拍中统不够刺激。
影视剧最重要的是什么？紧张刺激，节奏紧凑。
那么视觉上中统就先天弱势。
军统是着军装的，而中统便装。拿国外的举个例子，徳三的渗透和反渗透部门，网友们想得到谁？盖世太保对不对？不是对二战情报站很了解的网友只怕连阿伯韦尔这个名字都不知道。
欧美在拍二战时期对徳谍报战的时候，也会用盖世太保作反派，不说其他视觉冲击力就远强于其他部门。
其次做事风格，军统在副局长戴笠的影响下做事简单暴力。行事风格更接近帮派刑堂，虽然专业上不是好事，但对于影视剧来说简直不要太棒啊。
爆炸戏，枪战戏，格斗戏就分分钟可以安排起来。编剧好写，导演好拍，演员好演，投资人好报账，观众观看门槛低，爆米花程度堆满。
再接着就是策反策略不同，军统较为简单粗暴，本质上和鬼子策反区别不是很大，基本就是几大招：恐吓，酷刑，封官许愿。
而中统则有差别，中统首先知识分子较多，又有一堆中共叛将。对理论的研究上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远在军统之上。
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都是精神上的策反。
所以写中统就很难写剧本，无法避免辩经。
一旦需要辩经，则节奏快不起来，而且很难泾渭分明。
至于说中共渗透军统厉害，中统不厉害的。后半句纯属扯谈，不说前期钱壮飞等龙潭三杰在徐恩曾眼皮底下潜伏成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中统也一样被渗透。
最后一点就是军统的资料较多，军统头子落在中共手里不少，后来写下的相关资料就比较多。
也许有人会说台湾那边也有回忆录。但就这么说吧，水分太大。果脯这边曾经有个空投特务写了他空投青海的冒险经历，以及他如何斗智斗勇与解放军大战几百回合，甚至有他和少数民族头人女儿的爱恨情仇。够刺激吧，查同时期我方当地资料，他们落地十八天就被发现，发现后两小时就把他们包围，包围后二十分钟就把他们消灭了。
所以原因就是那么简单，拍中统就不太好写剧本，不容易拍好，还容易辩经，一辩经节奏就快不起来，那就不紧张刺激了。
一个不紧张刺激的谍战片想得到观众的好评是很难的。

中统性质不一样啊
军统的还能说说都爱国，为国奉献，大家阵营不同而已，都是中国人之类的场面话。
中统妥妥党争啊，里面一大批早期我党核心后来脱党的叛徒，可以说中统的核心战力就是中共叛党分子，手上沾满了曾经同志的鲜血。到了后期这里面不少人又利用以前和我党的关系再次跳反。搞得鱼龙混杂，乃至于到现在很多都是忠奸难辨，没法下历史定论。这怎么拍？是拍这些人前期靠出卖同志求活乃至上位，还是后期再次跳反偷偷给我党输出情报？
另外中统的知识分子比较多，很多人都是不贪财，不好色，奉公守法，心中有信仰，说起主义、革命比很多中共党人还溜。人家也搞革命，只是心中的革命理想是三民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已。这也是中统能够多次策反我党地区领导人的原因，因为泥腿子出身的大概率辩经辩不过曾经的热血知识青年。这和军统里面江湖习气当道，大哥兄弟成群迥然不同。这种形象不符合老百姓对于反派的认知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中统的叛党人员，要不就是412叛的党，要不就是后来在白区搞地下工作被抓之后熬不住酷刑叛变的。而中共领导层很多白区工作过的，都有被捕历史，和这些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弄不好还是同一批进去的。然后被捕放出来回到苏区又能扯出肃反的历史。总之拍涉及中统的历史，雷区一个接一个，拍电影电视剧是为了赚钱，干嘛找不自在，当然是拍军统不容易被和谐。

因为中统很失败，不仅给中共培养了“龙潭三杰”，甚至把传说中的“第四杰”任命到中统上海特派员这个关键岗位，而那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
然而中统也很成功，差一点就把上海的中共中央彻底扼杀，直接迫使临时中央转移至瑞金，带来了一连串的反应，引发了伟大的史诗行动——长征。
这段历史太复杂，不好提炼。这里可以说说那位“第四杰”特派员的故事。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将办公室主任、中共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对他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有这样一位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
他曾是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更曾是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但早已悄悄地湮没于众生中，他的姓名和事迹几乎不为人知。总理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
事情要从1930年4月的一天说起，旧上海的南京路上，高高飘扬着商铺的招牌旗帜，粼粼而来的车马和川流不息的行人，映衬着大街的繁闹。

一般不会有人注意到，路边的邮电局门口有一个人：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夹着一个皮包，手拿一张报纸在那里来回踱步。片刻之后，另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从街对面向他走来，同样也夹着皮包拿着报纸。
两人视线交集，轻微一点头，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走进了附近一家咖啡店。这两个人，一位是杨登瀛，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另一位是黄第洪，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刚刚从苏联学成归国。
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已彻底决裂，全国沉浸在一片萧杀的白色恐怖中。他们为什么会悄悄地走到一起，在图谋着什么？
事实还真是超乎想象，这次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悄悄地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我们未来的共和国总理，因此又逃脱了一次劫难。
不久前，蒋介石接到一封秘密来信，信是写给蒋介石本人的，署名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
信中黄第洪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
信中还附有周恩来同意会面的地点，就是刚才两人碰头的邮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找他接头。
蒋介石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悄悄地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陈立夫相当重视，和手下头号特务头子徐恩曾仔细商量，决定派一位最可靠的人与黄第洪接头。
谁合适呢？思绪良久，两人把目光放在了不久前被蒋介石委任的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杨登瀛身上。他也是陈立夫的嫡系心腹，一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英、法两租界都能手眼通天的人。而且，还是个日本通。这个人，很合适！
两人会面后不久，到了黄第洪约周恩来见面的时候了。周恩来时为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干部的管理。
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凡是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或是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统由周恩来分配工作。因此周恩来接到黄第洪的信后马上回信，与其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当周恩来准备赴约之时，陈赓接到一个紧急信件，两人打开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竟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效忠信的抄件。黄第洪在信中表示要效忠于校长蒋介石，说到他已与周恩来联系，可设计抓捕。信后还有蒋介石和徐恩曾的批示。
周恩来随即派人通知黄第洪改期见面，作了两个决定：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联系。第二，中央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很快，中央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确实写信向蒋介石自首，并企图勾结敌人谋害周恩来，对党进行大破坏，情节完全属实。
于是，中央特科锄奸队奉命出动，黄第洪，回归叛徒应有的宿命。
中央特科，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作为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第一支警卫部队，中央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那到底是谁把这个关键的消息传递给了周恩来，使我们的党，避免遭遇如此重大的损失。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统特派员杨登瀛，当然，他还有个更神秘的身份，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党外特工，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与“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一起，被称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四杰”。

杨登瀛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大学期间，他读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受到了不少共产主义熏陶，思想倾向进步。在日本，他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对日本的政界、经济、文化相当了解，成为了一名日本通，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亦是相当密切。
杨登瀛是一个特别擅长交际的人。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在“五卅”风暴中，杨登瀛结识了他后来中统特派员生涯的重要引路人，杨剑虹。
时为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的杨剑虹与杨登瀛是同乡，他俩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人比较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那时两个人都是单身，在生活上十分亲密，渐渐成了莫逆之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基友，一辈子。
不过，善于交际的杨登瀛从来没有闲着，在这期间也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如茅盾、顾顺章、陈养山（中央特科精英，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等，甚至连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也成了他的好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思想进步的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很快被关进了大牢。好在没过几个月，身为国民党要员的蔡元培出面从狱中将他保释。此后，杨登瀛低调了一点，蛰居上海。
1928年春，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同时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
上海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此时“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自己的亲密同乡，头脑活络、交际广泛的杨登瀛，尤其是在租界当局中还有很多朋友，便鼓动杨登瀛来帮忙。
要求进步而又珍惜朋友的杨登瀛惆怅了，用他另外一位同乡好友陈养山的话来了解下他的心理状态：“我有一位好友名鲍君甫，与我同乡，自幼留学日本，交际很广。与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关系密切，杨剑虹投靠陈立夫的特务机关后，便要鲍君甫也来当国民党的侦探。鲍君甫不想投靠国民党右派，但又碍于好友的面子，不便一口回绝。那段时间，我正好住在他家，他便常与我谈心，谈及此，他很苦恼。”
说起杨登瀛与陈养山的相识，也颇有意思。1926年的一天，杨登瀛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交通局发行科长的共产党人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后来，就在杨剑虹拉拢杨登瀛为党务调查科工作时，陈养山也碰巧来到了杨登瀛这里。
1928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海门秘密领导组织农民暴动，后来被人告密，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下，他只能辗转回到了上海，在等待接上组织关系时，陈养山秘密地住进了杨登瀛家中。
杨登瀛早知陈养山为中共党员，每当杨剑虹来拉拢杨登瀛参加工作时，杨登瀛嘱咐陈适时回避，陈也借此知道了上海一些清党事。没过多久，陈养山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依然住在杨登瀛家中。
经过陈养山多次引导，杨登瀛把杨剑虹找自己的苦恼，以及其他很多重要情报，都全盘告诉给了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所有了解的情况全部提供给“党内”参考。
陈养山知道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也真诚，便把这些情报加上自己与杨登瀛的关系，告知陈赓，还建议和杨登瀛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
陈养山回忆：“杨剑虹经常到鲍家来。不久鲍提出来：杨剑虹要他为国民党搞特务工作。他要我同党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当时，我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我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此时实际主持中共工作、直接领导中央军委、中央特委及特科的周恩来，正苦于特科无法打入国民党特工高层，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十分重视。
周恩来与顾顺章、陈赓等商议：“杨登瀛政治上虽不可靠，是个花花公子，但有正义感为人仗义，已几次掩护中共干部，而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打入一个内线实在太重要了！”
周恩来最后拍板决定：发展杨登瀛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委派陈赓，出面做杨登瀛的工作。
1928年5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约杨登瀛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见面。陈赓，黄埔三杰之首，在北伐战争中救过蒋介石的性命，时为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

陈赓
杨登瀛对陈赓也是仰慕不已，经过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杨登瀛放下了思想包袱：“好的，我愿意接受杨剑虹委派的差事，只要对人民有益，我鲍君甫都愿意干！”
不过，杨登瀛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国民党党棍、宪兵、特务，还有租界捕房，尽是灯红酒绿、酒池肉林之徒，跟他们打交道……”
陈赓当即放下一根金条：“每个月我们还会提供300块大洋，特别花费另计，不会让鲍君难做人。”
杨登瀛又十分为难地问：“如果杨剑虹问我要中共情报怎么办？”
陈赓道：“放心，以后共产党的内部文件、传单、《红旗》等机关刊物，会源源不断送来，绝不让鲍君为难。”
此后，在杨剑虹的推荐下，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侦探，并把鲍君甫这个名字改为杨登瀛，正式开启了中统生涯。
为了充分发挥杨登瀛的关键内线作用，中央特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经陈赓提议、周恩来特批，还给杨登瀛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资助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办事处，安排年轻漂亮的特科情报员张式沅化名安娥做他的专职秘书，派特科情报员连德生做他的司机兼保镖，以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
这一时期中共及特科的经费固然紧张，但毕竟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援助，相比之下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活动经费反而少得可怜。军统前身“戴笠十人团”全靠蒋介石的个人津贴和杜月笙给些资助，还真没有中共特科给杨登瀛的钱多。
这里稍微提一下安娥，原名张式沅，一个多姿多彩的综合体，美女、文豪、特工，后来成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夫人。

安娥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时代标志：
歌曲：《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
诗剧、歌剧、戏剧、话剧、儿童剧：《高粱红了》、《洪波曲》、《追鱼》、《孟姜女》、《武训传》、《海石花》、《狼外婆》……
诗集《燕赵儿女》、小说《苏联大嫂》、采访记《五月榴花照眼明》、报告文学《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译著《特别任务》、译制剧《青年近卫军》等作品……
谁能想象所有这些作品都出自一位外表柔弱的女性之手，而这位诗人、作家、戏剧家和音乐家，还是苏联国家保卫总局（GPU）和中共中央特科的双料间谍！
她就是安娥。黄第洪写给蒋介石效忠信的抄件，也出自安娥之手。她的故事以后再说，先让我们的思绪回到特派员这里来。
……
为了巩固杨登瀛在中统的地位，按照陈赓的部署，中央特科为他提供经费，杨登瀛则从各方面加强与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私人感情。不仅如此，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到了上海，杨登瀛总是声色犬马，尽情招待，很是得两人欢心。
每当中共在上海的活动进入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或租界耳目时，陈赓就有选择地将更详细的情况提供给杨登瀛，这样一来，上海其它特务部门刚摸到头绪，杨登瀛就已经把具体情况上报到了蒋介石、陈立夫案头。
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陈赓还特意在租界内部署一些假的机关，留下一些看似机密的文件，让杨登瀛去缴获，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会优先送杨登瀛十份，作为报功的资本。
如此，杨登瀛很快成为中统在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国民党在上海活动能量最大、办事效率最高的实力派。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过几个月，杨剑虹出事了，卷入了一桩贪污案，不堪其扰，自杀，中统在上海群龙无首。
怎么办？陈立夫、张道藩的目光自然转向了杨登瀛。
1928年10月，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
陈立夫打开卷宗，抽出一份委任状递给杨登瀛，神情庄重地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签署的。望杨先生好自为之，不要辜负党国的重托。”

陈立夫
杨登瀛双手接过委任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
蒋中正
由此，杨登瀛被陈立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蒋介石、陈立夫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精心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特务机构，就这样被我党掌握了。
有了杨登瀛这个关键内线，为中共中央特科制裁叛徒、保障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而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他们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于是，杨登瀛充分借助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的人员发展私人感情。长袖善舞的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成了他的好友。
谭绍良是广东同乡，杨登瀛与他轻松搭上关系，然后请客送礼，每周约他到一品香饭店，茶余饭后，又是大烟伺候，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过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
接着，巡捕房政治部的探长兰普逊（亦为警务处督察长）也对杨登瀛另眼相看。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请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
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大洋：“杨兄，这是探长的一点心意。”
杨登瀛直接拒绝：“你认错人了！”
当然，杨登瀛此举其实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处长茅乃工，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
兰普逊惊为天人，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至此，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虽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让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此后，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兰普逊探长甚至授权杨登瀛：“杨先生如果确有要案急于要办，可以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由此，杨登瀛的能力在陈立夫等人心中更加突出。
兰普逊所以如此推崇和拉拢杨登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杨是个日本通。
当时，日本人以虹口为据点，大肆扩张其在上海的势力，对英美利益形成了威胁。英国和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英国方面需要日本的情报，了解中日、英日关系。
兰普逊常向杨登瀛请教，杨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良好的沟通能力，让英巡捕房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极力聘请他担任了捕房的顾问，特准他在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的拘捕手续。
从此，杨登瀛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客，经常自由出入兰的寓所。自然而然地，兰普逊又推荐他担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于是，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
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给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带来极大的帮助。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一旦有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
杨登瀛以中统特派员身份，保护了大批进步人士，甚至还亲自参与营救，其中不乏后来的重要领导人。
除了文章开头所述破坏黄第洪出卖周恩来计划，杨登瀛还营救了不少身陷囹圄的中共重要领导人，其中就包括任弼时和关向应。
1929年9月，流年不利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刚于半年前出狱，在去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会议的路上，又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
他被捕时将暗藏的文件嚼碎吞了下去，几个洋巡捕和警官轮流用刑，皮鞋踢、皮鞭抽，妄图用酷刑打开他的嘴巴。不过没有用，任弼时还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小学教员，名为“彭德生”。
中央特科获悉后，根据任弼时被捕的情况和他在狱中的“口供”，请杨登瀛前去营救。杨立即赶到老熟人兰普逊的寓所。
兰普逊连忙迎了出来：“杨先生，有何急事？”一边请杨登瀛进屋坐下。
杨登瀛坐下后，不急不忙的样子说：“噢，兰普逊先生，还真有一件小事相求。我刚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阁下的巡捕抓获了。还请高抬贵手把人交给我吧。”
接着一个大大的红包，出现在兰普逊眼前的桌子上。
兰普逊瞅瞅桌子上的红包，看着眼前这位神通广大的特派员，笑了：“杨先生，小事情，小事情。”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杨登瀛手下的“新招募情报人员”就被送到了“杨登瀛办事处”，任弼时脱险。
1931年初，英租界巡捕房查封上海工人联合会，逮捕了关向应（中共政治局七名委员之一）。致命的是：在关向应英租界的寓所，巡捕还搜去了一箱中共机密文件。
巡捕房审问关向应后，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于是把目光瞄准了搜来的文件。
而国民党知道此案后，也觉得关向应不是普通人，他们提出派人来清理这箱文件。
面对一箱中共机密文件，兰普逊却一字不识，考虑再三后，只许杨登瀛一人插手。
周恩来得到杨登瀛的急报，立即派精通英文的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前往相助，杨登瀛把刘鼎介绍给兰普逊。
刘鼎翻看着一叠叠文件，告诉兰普逊：“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书稿。”兰普逊大失所望。接着，刘鼎和杨登瀛又堂而皇之地把最机密的一部分文件，带回来“鉴定”，经“专家”鉴定后，重要文件已被替换送出。
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文件没有什么价值，都是些普通的学术资料，被捕的人是个激进的学者。
很快，周恩来派特科成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保释了“有些激进的学者”关向应。
更多的时候，杨登瀛给中共中央带来的帮助是防患于未然之间，尤其是针对叛徒。其中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政权相继“清共”，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党员自首或脱党现象严重，党员人数从5万锐减到1万，许多被捕人员叛变。
据统计，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中共党员被捕4505人，其中4213人叛变，占了约93.5%。叛徒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对党组织构成严重威胁。
杨登瀛凭借其特派员身份，与英、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当中共内部出现叛变人员、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房要对中共机关采取行动前，他一般都能提前获得情报，由安娥或连德生通知陈赓。有些中共叛徒甚至都没来得及叛卖，就被杨登瀛与特科配合除掉了。
有时都不用中共特科出手，杨登瀛借国民党或巡捕房的手就可以解决掉。一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抓到一名嫌疑犯，嚷着要见大头子。警备司令部觉得此人非同寻常，就安排他见“大头子”杨登瀛。
原来此人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军情报局学习过，这次是来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这可是个大麻烦，中共中央及特科的不少人，包括陈赓、顾顺章、安娥等，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及GPU或苏军情报局学习过，均可能与他相识。此人所述情况如果属实，后续祸患难以估量。
陈赓紧急调查，核实了此人身份，确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
怎么办，这事还是交给杨登瀛吧。杨特派员想了想，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此人确系共产党，原来还是个不小的干部，但脱离组织已久，没什么利用价值。”
警备司令部一听，这个叛徒，夸大其词，留着无用，咔擦。
不过也有不少令人悲伤的时候，事发突然，杨登瀛也无法掌控。
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和彭湃的牺牲均是如此，这里不多说了，详情见贺治华：朱德前妻，想留洋竟出卖中共领导人，陈赓闹市将其镇压，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彭湃蒙难，周恩来：叛徒出逃之日即毙命之时
不过在铲除这几个出卖领导人叛徒的过程中，杨登瀛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到了1931年4月，杨登瀛精彩的双面人生遇到了最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党中央的考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仅次于周恩来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
此人叛变危害之大，远超其他叛徒。他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的双重身份。
幸亏有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特科情报员，“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首先获悉，并赶到上海报告。中共紧急进行中央各机关的大转移。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赓连夜找到杨登瀛：“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杨登瀛拉着陈赓的手，十分激动：“你真是够朋友，共产党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有忘记我！”
但他又想了想：“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有陈立夫、张道藩在，我就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他们。”
陈赓劝不动杨登瀛，临别交待：“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杨登瀛十分感动：“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个朋友。”
很快，徐恩曾、顾顺章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
杨登瀛被捕后，始终没有供出他为中共方面工作的情况。而顾顺章果如杨登瀛所料：在陈立夫、张道藩的威胁下，他没有敢死咬杨登瀛。
顾顺章甚至没敢告诉蒋介石：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中央特科的卧底。之所以没能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就是因为周末之夜徐恩曾在外销魂，导致顾叛变密电落在了钱壮飞手里，转告中共中央紧急撤离。
如果蒋介石知道，还不把徐恩曾给就地枪毙，陈立夫也别想有好下场。
国民党方面没抓到杨登瀛的确实证据，陈立夫、张道藩为了自保，竭力为杨登瀛开脱，因此他被关了几个月就放了出来。
1934年，国民党觉得不能浪费杨登瀛这个人才，又开始启用他，后来他还担任了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长职务。
不过，大概是上海滩特派员的高光人生透支完了杨登瀛的运气。从此，他再没有受到重视，失去了耀眼的权利，徒有虚职。1937年后，他与中央特科也断了联系。
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时，曾经上海滩八面玲珑的杨登瀛，已沦落在南京街头摆烟摊为生。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杨登瀛回想一生，心中坦然，因此留在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杨登瀛压根就没想过去登记，未曾想“感化院”和“反省院”副院长这样的高官早已被挂上号了，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被立即逮捕，并准备处以重刑。
幸亏陈赓和陈养山出面证明他为地下党做过工作，杨登瀛幸免一死，但仍判处“管制”。后来经法院研究，杨登瀛终于得以释放。
1956年3月，杨登瀛在陈赓的邀请下去了北京，再次见到了当年他曾经保护过的陈赓、李克农、安娥、陈养山等人。大家一起回首往事，其乐融融。陈赓和陈养山后来又专程去南京看望杨登瀛，并委托南京市公安局给予帮助，杨家终于有了稳定生活来源。
不过，杨登瀛孩子众多，开销不少，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个寒冷的冬季，杨登瀛家实在冷得不行，还曾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倾囊相助，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
令人伤感的是，意外总是不期而至。1956年，杨登瀛曾经的“秘书”，集诗人与作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女中豪杰安娥突然中风，失去了工作能力，随后她的丈夫田汉又受到严厉批判。到了1961年，陈赓也与世长辞。杨登瀛的老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或是身处困境、或是离他而去，再也无法提供资助和保护了。
1967年，文革的烽火也不可避免地烧到了杨家，杨登瀛被所谓的“专案组”带往北京，从此再没能回家。
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威逼下，曾经的上海滩风云人物，杨登瀛风骨依旧、信仰长存，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黑材料”。
当“专案组”找来杨登瀛的妻子谭秀珍和子女劝说他‘合作’时，他回绝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
杨登瀛还对子女再三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69年12月19日，受尽折磨的杨登瀛与世长辞。一代名谍，无声无息地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中。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将办公室主任、中共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总理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总理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
历史，不曾被忘却，也不会被忘却，只是，有些许酸楚。
1993年，杨登瀛的真实身份正式被披露，这位当年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竟然是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当年对于中共的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的生死存亡作出过无法替代的贡献。没有他，也许很多历史都需要改写。

2009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出了杨登瀛的事迹，《“中共情报四杰”鲍君甫：卧底上海滩屡建奇功》

你要知道，中统里面能打的都是tg的叛徒。

那是编剧无知。在历史上中统对共党的破坏远大于军统，特别是毛人凤前。军统在那时主要是老蒋对付地方军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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