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娱乐]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不能像《寄生虫》一样获得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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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娱乐]为什么《我不是药神》不能像《寄生虫》一样获得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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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是药神》不能像《寄生虫》一样获得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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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
徐峥
我不是药神（电影）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不能像《寄生虫》一样获得国际认可？

我不是药神
91% 知友推荐
· 4.2 万人评价
中国大陆 / 剧情 · 喜剧 / 2018-06-30 大规模点映 / 1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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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五时候去无锡见过陆勇本人。
我是超级羞愧的。
我原计划打算见陆勇找点发财的好机会。
我当时大约买了300多元的礼物拜访陆勇。
陆勇住在火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最破的房子。
我原计划去见陆勇，讨论合作的事情。
我当时觉得发财的机会如下。
抗癌药物有很多小分子药物合成超级简单。
困难的是专利，抗癌药物专利是美国的。
我们医科大学老师，有一项灰色收入。这项灰色收入是触犯美国的专利法。打中国法律的擦边球。
我的大学老师灰色收入，侵犯了美国药企的利益。
法律擦边球实验室原料药物。名义上是实验室的科研材料，实际上是偷偷生产抗癌药物低价卖给中国患者。
中严重不尊重美国科学家的劳动成果。不尊重美国药企的知识产权。
我不想犯法。
我当时觉得陆勇出名了，人民群众口碑已经那么好了，法律应该制裁不到他。
如果我偷学了，我们学校，原料药物的制作方法。
计划1把生产原材料药物的技术带给陆勇。
或者
计划2，我在医院实习，我把癌症患者推荐给陆勇，陆勇给我点提成？
陆勇卖药，我在陆勇这生产高仿美国抗癌药物。
我想了想风险。
1-陆勇有民心，被二次法律制裁的风险应该很小。
2~1000个癌症患者，也吃不了多少抗癌药物。一次生产1000份？
3，如果没卖出去，可以赚一个好名声，上新闻，我辅助他又生产了免费抗癌药物？
4，如果卖出去了，制作1000份立刻烧了原材料。法律毕竟是讲证据，疑罪从无的。
留一个后手，在我的医科大学买点，高仿抗癌药？卖的少，不盈利，不犯法。
5，我考虑各种法律，认真读了刑法。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制作的什么我都不知道。
。。。。。。。
我信心满满的去陆勇那，讨论合作。
千算万算，没算到，陆勇公开了自己所有的抗癌药，进口方法。
他一丁点私心也没有，他不想发财。
他一分钱不赚，他就是为了公益。
然后我在无锡旅游了一个星期。
陆勇这没有发财机会，我羞愧的离开了无锡。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陆勇一分钱不要，纯公益。
世界上居然真的有好人。
我羞愧的和陆勇说了一声再见。
我见过陆勇本人，他是纯正的，没有一点私心的善良。

略微查了一下资料。过程就不列出来了，有不足，望指正。您细品。
1，陆勇在2004年开始接触印度仿制药，并且帮病友团购，价格是200元一盒。
2，格列卫专利是2014年4月1日到期，那时，正版的格列卫是25000一盒。同时，国内药厂开始仿制，进医保，经过报销之后，价格区间大约是7500到9500一盒。
3，国内药厂开始仿制四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8月，陆勇被抓。
最后附送一个冷知识，正版的格列卫同时也在香港，日本，韩国，美国等多国在卖，比如香港的正版格列卫价格约为18000块。日美韩的价格折算rmb 之后，也均低于国内，别问，问就是制度加价。
并且，瑞士诺华公司并未在国内要求严查假药（印度仿制药），只是一群国内代理公司上窜下跳的要求严查。

因为本质上《我不是药神》没有反映现实
陆勇代购仿制药的前十年，格列卫的诺华没找他麻烦，总代理商也没难为他。
等到专利到期，国产仿制药要上市，他才被抓。

《药神》最后只敢找了药厂背锅，真正的原因提都不敢提。

看看这个图片。

因为拍的不够深
你把主角卖了N年仿制药没事，国内药企拿到代理几个月直接就被抓了，政府转头把这个要送进医保用医保买单
把背后的故事拍出来，不用探讨为什么，这个就够深了

这是错误的问题。
《我不是药神》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很高。IMDb给的分数是7.9分，7.9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分数了，真的对比起来，流浪地球是6.0分，战狼2是6.0分，而流浪地球和战狼都是在国内大卖，在国际上较为不受认可的电影。
从拿奖的角度来分析，《我不是药神》一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61个奖，52个提名。其中，国外的奖项占据了一部分，比如蒙特利尔世界电影奖把最佳剧本奖给了《我不是药神》，乌甸尼斯电影节（意大利）也有获奖斩获，澳大利亚的电影与电影艺术学院在2018年把《我不是药神》评选为亚洲最好电影，台湾金马，香港电影协会，都对这部电影有很高的推崇——北美，亚洲，欧洲都对这部电影的认可度很高很高了。这些世界较为知名电影奖项，只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普通观众可能只知道美国的奥斯卡），所以就代表了国际不认可么？？？
所以，我觉得目前最高票（浅尝2021年12月26日，3516赞同）基本是在乱说——靠着自己的想象，去描述西方观众的想法。如果真的想系统性分析西方观众，请不要想当然，西方不是只有美国民众，西方还包括了英国，冰岛，瑞典，瑞士，法国，德国，加拿大，丹麦，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甚至从经济和政治角度（非地理位置），还包括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
分析一部电影的“好与坏”，如果只看剧本，那角度也太单一了。如果只看剧本，很多世界知名导演应该是不及格的。国际专业评估电影是会从不同的维度来评估一部电影，比如灯光的运用（王家卫，一代宗师）；色彩的运用（张艺谋，英雄）；摄影剪辑（长镜头比如韩国的老男孩），台词（东邪西毒），演员的表演张力（无间道的内敛，美国《小丑》的夸张），这些在国际上专业人士评估电影，尤其是在国际媒体的舆论讨论中，都会占有一席之地。
就算只从剧本情节和题材叙事来分析《我不是药神》，虽然依然是优秀的电影，但并不是一部无法超越，或者传世之作，那种顶尖的，对全世界电影都有影响的作品。相同反映社会题材的，差不多是同样的故事的，有美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豆瓣评分8.8分。这部电影的上映早于我不是药神5年。所以很遗憾《我不是药神》并不算是这种制度VS生命这种体制矛盾叙事题材的先驱——虽然这并不影响我不是药神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只不过是优秀，还没有到达引领国际的顶尖电影水平。
此外，我不是药神在一些影片论述方面——也有某些俗套的地方，比如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俗套（想发生性关系的男人看见了病友的女儿选择了放弃，凸显主角道德高尚）和陈词滥调，虽然应该是为了过审，但是依然对电影的观赏性略有损害。还有过多的煽情配乐，使得这部电影偏向的是煽情路线居多，自我定位也是商业片，在深度上，似乎还有待加强。
目前的国际荣誉基本是符合这部电影的质量。
其实写这篇的目的只是看不下去错误的信息，但是对之前的高票，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想不到引起知友浅尝强烈的负面情绪——在此我深表歉意。讨论的本质是为了促进双方共同的理解。但是这个朋友有几个地方，确实是“想当然”和过于“主观了”。当然，我觉得普通人来这里都是娱乐的，没有必要认真，且非电影专业的人切入的视角肯定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反驳某些观点，没有必要为了反驳与反驳。我指出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1.浅尝的观点认为《药神》比《寄生虫》更有深度，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体验——连《药神》的导演文牧野自己都不承认，说这部是商业片，深度有限，请大家理解。或者《药神》对你自己触动更大，可是你一个人的主观不代表所有的观众群体。更不能证明《药神》就比《寄生虫》《小丑》等电影拍得更有深度。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如何判断一个电影的深度?
2.电影的深度的定义往往是引人思考——而产生所谓的“深度“其实是戏剧冲突，戏剧冲突的营造是”编剧和剧本”，而药神的剧本明显在回避某些问题。如果讨论一篇电影，而不讨论剧本和戏剧冲突源，这是不妥当的。
3.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为何药神在国际上不受欢迎。我的观点是药神得到了某些荣誉。但是你之前的答案是基本一个奖项都没有讨论。且我们讨论的国际评价，1不讨论国际上的奖项和荣誉，2用“百度“而不是用谷歌，不引用国外的报道。3.不看国外的主流电影评分系统。全凭自己的主观感觉，讨论的意义何在呢？你在评论区里跟别人说我是用百度搜——很抱歉，我还真不是。希望你可以多角度的看问题。不要过于的对别人，或者对一部电影，“想当然”，用刻板印象，或者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做判断。
其实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你的观点是主观的，片面的，咱们讨论问题就讨论问题，不要针对我的学校，我的教育背景，那些真不重要。东北大学只是我其中的一个母校而已，我先后在不同的四所大学接受过教育。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答案里觉得清华大学的教授，或者北京大学的博士就一定对，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发言就一定错。某些领域，高中生都可以当我老师。
比较重要的一课，诚挚的希望你可以学到的是，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跟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就对别人做人身攻击，这样会使得正常的讨论和交流，变成谩骂和扣帽子。那是最不好的行为。浪费彼此的时间，伤害彼此共同加深理解一个问题的机会。
从你的答案的口气来判断，你是年轻人——有问题，就慢慢改进。我也经常犯错，这么没什么的，你我都是普通人，在错误中进步，成长，这都是正常的过程。不要过于在乎什么大V不大V，我经常反对几十万，甚至百万粉丝的大V的意见，错了就是错了，跟多少粉丝，多少赞同，哪里毕业的，都没有关系。把讨论问题和对人分开。
就算是现在，我也可能是错的，如果我错了，请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会感谢你给我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但是观点错了，不代表是坏人。

因为包括药神在内的所有反应社会问题的国产电影都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隔靴搔痒。

《我不是药神》弯来绕去还是没有解答那个电影的主题《我病了吃不起药是谁的罪过》
仅仅成了比苦大赛

惹不起国内的医药公司就只能抹黑外国的医药公司了
真实事件是他弄仿制药，医药公司根本就没有管他。等专利过期了，国内医药公司看他弄仿制药，不干了，把他告了

原题目“为什么药神没拿奥斯卡”，仅就此回答如下：
因为之前已经有《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了，马修麦康纳凭此片拿了小金人。
（在知乎乱改题目不是什么好习惯）

《我不是药神》从未成为过内地选送奥斯卡的电影，2018年的奥斯卡选送片是《战狼2》（内地）、《红海行动》（以香港名义选送），2019年是《邪不压正》。而《寄生虫》是韩国选送奥斯卡进行竞争的电影。两国官方对待这两部电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从内容方面看，《我不是药神》虽然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但它跟国外优秀的社会现实题材电影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不是药神》为了过审，规避了原型事件反映出的主要社会问题成因，甚至转移了矛盾焦点。
一：格列卫当时之所以在国内价格高昂，是因为官方不愿把格列卫纳入医保。而且当局对进口药收取包括关税等各种税款。再加上2017年7月1日，中国大陆开始实行药物零加成政策，取消了数十年来医院内部的15%药物加价，但进口药不含在内。于是进口药成为了医疗机构的盈利产品，也不被纳入药占比考核体系之内。
另外依照中国大陆的相关规定，进入内地的进口药必须重新进行在地临床试验，需要再度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尽管此举目的在于保证外国厂家生产药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是否符合国内法律规范，但耗费大量人力、金钱与时间。
二：原型陆勇在格列卫专利过期前就已经代购长达十年，直到2013年格列卫在中国专利过期后，国内药厂可以合法仿制时，陆勇才被湖南警方抓获，并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为罪名起诉。不管是从正常逻辑还是证据链，都不太可能是研发格列卫的外国诺华公司举报的陆勇。
三：早在2013年就已经有高度类似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珠玉在前。而《寄生虫》则比较新颖，对社会问题的抨击力度和揭露都比《我不是药神》更深刻更大胆。

其实这部电影我个人是很喜欢的，但是也不得不说说它的问题。这个电影为了过审，避开了最主要的问题所在，只在电影结尾简单的一笔带过。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呢？国家医保。老百姓用不上好药，是国家医保不给付。不过如果电影敢这么拍，早就被广电局枪毙了。所以只能转移矛盾焦点，让原研药厂做这个背黑锅的（就是电影里那个被抗议的大药厂）。这样一种指鹿为马的电影在海外上映可能是会让人笑话的，一是我们国家医保不给力，二是中国人不尊重知识产权，三是笑话我们言论禁锢，不敢批判真正的原因。
有的人说你原研药厂心黑，定价这么高，就不对。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对制药企业完全不了解。知道一个特效药从早期研发，到临床试验，再到药监局批准，最后上市销售，整个过程的成功率是多少吗？花销是多少吗？时间成本是多少吗？下面这几张图可以给你一些概念。
第一张图显示了一个小分子药物（化合药物）从被发现到最终药品上市经历的时间平均在10-15年。药神里的药是格列卫，就是小分子药。

第二张图是一篇专业论文研究药物研发从临床试验一期到最后成功上市的成功率，按照疾病领域分类。药神里的药是治血癌的，所以我们看第一行oncology(癌症）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个癌症药物从临床一期到最终成功上市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3.4。但是请注意，这只是从临床研究到上市的成功率，还没有考虑上图中“早期研究”到“临床前研究”的成功率。按照上图的数字来做个推算，5个候选化合物从5000-10000个候选池里筛出来，成功率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如果把这个成功率算进来，一个癌症药物从早期研究到药品上市的成功率是十万分1.7到3.4！！

第三张图摘自于2016年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学术刊物上的一篇研究论文。一个药整个流程走下来，要4.6亿美元。但是别忘了，金钱的时间价值还没有算进去。考虑到上面提到的研发时间基本需要10-15年，这个时间价值也是巨大。至于时间价值是什么，我这里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简单的说就是今天的钱的价值比未来的钱的价值要高很多，比如今天的一个亿，在10年以后这一个亿的价值是两个亿。如果把这个时间价值也算进去，一个新药的研发到成功至少要10亿美元。一个2019年的发表在J of Health Econ. 的研究甚至得出结论要26亿美元，具体内容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看。

总而言之，新药研发是极高风险，耗时耗力耗钱的买卖。药厂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最后做出来药了，以为就可以卖一辈子么？不是！一般新药出来是有一定市场保护期的，由药品本身的知识产权专利和政府药监给予的市场独占期组成，一般也就几年，这个保护期一过，各种合法的仿制药就都跑出来了，仿制药一出现，原厂的药的销售基本就玩完了，面临至少70-90%的侵蚀。所以原厂需要在这几年保护期里赶紧把十几亿美金的成本给赚回来，外加利润，定价怎么可能是白菜价？
有人可能又会说，那药神里面印度药厂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好的药，完全不比原厂的差，但是价格只是原厂药的几十分之一。因为那是知识产权剽窃！那些印度仿制药厂把原厂经历的从早期药物筛选到临床试验的过程和费用全省了！只要把原厂的化合物分子结构从说明书上抄过来，然后用化工技术生产就好了。他们的药能不便宜么？如果没有原厂做出来药，这些仿制药厂连抄作业都不知道去哪抄！这些知识产权剽窃的行为必须制止。为什么？如果这些原厂财路都被人断了，做一个药因为剽窃亏本一个，就没有厂子会研发新药了，最终倒霉的是所有患者，因为无药可用！到时候大家就都祈祷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吧。
但是患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患者，买不起这样的原研药呀。患者想要治病，想要活下去，有错吗？也没错。生命是一个人一出生就拥有的权利。那么原研药厂和患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医保。国家医保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医保应该帮助患者支付大部分的医疗和药品费用，其他的费用部分由患者本人，商业保险等方式承担。一个健康的国家医保政策应该是保证患者可以负担得起药物，而同时原研药厂也能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从而保证药厂研发新药的动力和财务支持。但是，看看下图我们可怜的公共卫生支出吧。2018年我们的公共卫生支出只占全国GDP的1.34%。而发达国家都在7%以上，我们甚至都比泰国的一半还少。别忘了，我们的GDP是全球第二，仅排在美国后面。这样的占比简直太寒碜了。所以自然而然老百姓很多药医保都不覆盖。我们可以投资巨额给别的国家甚至是非常动荡的回报率极低的地区，花巨额支撑臃肿庞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却为什么不愿意分拨财政给能够确实惠及老百姓的医保呢？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不是药神》在国外并非全无积极反馈。它在IMDB上的评分并不低，也拿到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而在东亚范围里，台湾金马奖颁发了最佳原创剧本，香港金像奖颁发了最佳两岸华语影片。造成“国际认可”不强观感的，更多在于奥斯卡与欧洲四大电影节的认可欠奉。比起《寄生虫》，上述的西方世界认可程度，无疑显得非常单薄。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复合的。首先，《我不是药神》的主题叙述系统依然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因素。而导致这一点的，除了创作上的主观能力之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客观影响。而这种客观影响，又对接上了作品无法获得西方认可的第二点重要原因：“中国本土化”造成的语境差异。相比起《我不是药神》，西方从业者会更容易接受《寄生虫》的表达主旨。
有趣的是，对于“本土化”的相对倾斜，让《我不是药神》难以在西方全面地登堂入室。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这也正是作为现实主义国产电影的本作，达到优秀水平的必要条件。它是优秀的吗？当然，它是一部优秀的，“中国现实主义”电影。
在现实批判的视角选择上，本片有着独特的价值。它没有采取高度的对立激化的构建方式，让主角完全成为正面高大全的角色，全程饱受社会的欺压，而是将每一个人物，都当成了单纯的普通人个体去表现，淡化了简单的正邪两极化。
徐峥一开始只想要钱，并不想无偿帮助患者们，而转折点并不是他思想上凭空“受到教育”后的升级觉悟，而是来自于身边朋友的离世----王传君的病故，让徐峥真切地意识到了患者在无药可用情况下的悲剧：家人、亲友，都会因为他的离世而陷入黑暗。在此刻，徐峥才真正摆脱了旁观者的身份，离开了生意人的立场，转移到了与病患有着密切联系的相关者一方，成为了“患者家属”。
徐峥的转变，从一个以赚钱出发的商人转变到“要救人”的思维这个过程中，导演提供的转变点是他看到“病人同伴死了，大家都没药吃了”之后，被病人的窘迫打动并且意识到了自己“要做点什么”。这里的细节非常有意义。在前半段，徐峥通过“无良走私商卖假药，各个病人惨状”的事情，应该已经能够在理性上意识到“正品药太贵而病人又用药就会死就会走投无路”的事实。但他接受到这个事实后，却并没有做出转变。而促成他转变的契机则是“他亲身看到了病人之惨”----亲身体验，比看到新闻更有触动。
需要注意的是，他是因为朋友病死，才感到了“在普通病人身上感受不到的刺激和打击”，从而促成了想法上的巨大转变，这个人物的思想境界其实是被降格了。这种降格，吻合了“我不是药神”的神性打破，而将徐峥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的个体之人：转变的勇气，来自于情感面上的激烈触动，而非理性的逻辑认知。
这其实表现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大环境是理性的，处在大环境之中、而在病患圈之外的人同样是理性的，只有与患者密切相关、感受到窘迫现状下切肤之痛的相关者，才会激发感性，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基于主观情绪的个体性，才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而不是“整体”、以及整体之中的旁观者。这实现了一种复合的表达效果。
首先，它降低了徐峥的“神性”，让他的行为不再是理想化、传奇化的英雄主义，更具有了现实的力量。并且，它也让个体与整体、主观情绪与客观逻辑，构成了对立。以局外人的理性分析而言，就像徐峥表现出的那样，他没有必要冒着被抓捕的风险继续倒卖药品，毕竟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只是为了赚一点钱，而他能做到的事情其实也很有限，改变不了大局。
但是，当他成为了患者亲属、感受到了亲友离散的痛苦，他自然地转变了，这说明----处理看待这些社会性问题，不能只以局外人的客观视角而做理性分析，不能只有宏观的大局意识、整体思维，因为这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每一个个人、家庭之生活幸福的问题，是关于这一群个体内心情感缺失与否的问题，是微观、具体的。我们必须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加入更多的主观情感因素。
而巧妙的是，它构成了对于客观、宏观治理思维的批评，但在另一方面，其实又对其做出了一些开解。周一围饰演的警察，作为官方管理者的代表，就发生了转变，而转变的重点恰恰在于他对徐峥、患者们的切实接触与实际感受。换句话说，管理者并不是绝对冰冷，现状无法解决的缘由在于它立场导致的、对基层的必然隔膜，而当它有了一个契机、去打破隔膜，它也会拥有温度，拥有人性，拥有情感，去解决问题---不是以整体系统的化身或代言人，而是以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
来自于集体管理层的、法治到人治的转变，是本片的主题。它具备了警察所代表的“法治”和小药商所代表的“人治”两个角度。法律规定不能走私药品---这本身是有必要性的，而周一围扮演的警察则要维护这个法律。但从小药商角度出发，他本身是追求商业利润的商人，但最终看到无药可医的百姓患者，而感受到“法治”所不能涵盖兼顾到的东西，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第一层情感”，卖药救人。但他就必然会被“法治”所反击并压制----警察追捕他和他的伙伴，并且最终造成了他一名同伴的死亡。
影片前半段，导演主要通过药商无良和患者窘境的描写，来表现患者走投无路的状况，为后半部分的“法治人治讨论”进行铺垫，因为只有观众感受到患者确实窘迫，才能在后边主题推出来的时候切实地认同“法治”的不足和“人治”的必要。后半段，小药商以同伴病死的深切痛感为契机，开始铤而走险，开启了第二层的情感化。随着警察对他的追捕，讨论表面化，主题走到前台，并借由小药商和警察的对抗、警察周一围自身因为感受到“法治不足”的产生的自我内心纠结挣扎来具象化；最后结尾通过患者对小药商奉若神明的感激注视，来强化观点。
结尾，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表达。徐峥迎着阳光，走向了法制的审判，而患者们汇聚成群，成为了一整个群体的象征，对他顶礼膜拜。过度的光线、信众一般的敬仰，都让此时的徐峥拥有了某种神性，他走向审判的道路，仿佛成为了耶稣救赎世人的受难苦路。他的个体性，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弘扬。但是，在随后的字幕中，我们却又看到了管理者对此问题的社会性解决之结果。这就让徐峥与大批患者的这一幕“充斥了情感化氛围”的场景，得到了一种延伸表达----徐峥个人显然不能扭转全社会层面的、如此繁多的患者命运，无法改变群体性困境，这是他作为个体的能力局限，但是，当一个徐峥站出来、影响到一个周一围、周一围再影响到更多也更高的管理者，群体性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个体的情感化引导行为，经由周一围的“法治化身”转变，成为了聚沙成塔的集体性转变，成为了整体的法治到人治法治结合的社会进化。
电影强调了主观情感的个体性力量，但又没有塑造一个反社会管理的英雄，而是将希望放在了个体情感觉醒的扩大之上。一个人的药神并不存在，徐峥一开始只是为了赚钱，后续也更多是因为亲友离世的悲痛才转变、而非思想觉悟上的境界提升，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患者家属。但是，切实感受到痛苦的人的增加、升级，就会让整体系统终究转变，因为管理系统的终究是活生生的拥有情感之人。在电影里，站在徐峥对立面的一直都是冰冷的法制、规则，它并不是绝对的错误。但是，管理者最终的决定，是基于自己感受到的情感，改变了这种法制规则。
个体的、超越集体的药神，并不存在。而集体的管理者，终究会展现出人性情感化的一面。这是这个社会性事件的结局，也是电影抛弃了“反社会英雄”之过激批判性的宝贵落脚点。
绝对的法治，到人治与法治结合的转变，是电影给出的最终出路。这样的表达，既针对了现实中很多不够人性化的管理缺陷，但也反应了这些缺陷逐步优化、改善的方向。没有陷入单方面、单立场的抨击，没有被纯粹的愤怒情绪而绑架创作，才是本片现实主义的最大优点，也与那些“愤怒至极、大声训斥”的韩国电影拉开了差距。
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中国本时代电影里唯一一个拿出批判性主题的。对于“勇气”层面的过度赞扬，或许并无必要。它的价值和优点，在于批判性的独特之上---上述的那种复合性。
张艺谋在《归来》中，巧妙地揭示了“某一大家都知道的特定时期和社会状态”下，人所受到的迫害。乍一看，这是一部写情的作品。但实际上，张艺谋通过“脸被涂黑、人被剪掉”的照片的一系列有些诡异阴森感觉的特写，来强调：是这样的一个“逼着划清界限”的社会状态，才造成了妻子对丈夫的失忆---她不停地被逼迫去否定丈夫、为了自己能生存被迫与丈夫“划清界限”，最终这种思想在脑海里生根，最终在脑子里也与丈夫“划清了界限”。而夫妻间一系列的感人桥段，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之上。
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用三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构成不同的段落，并且在每一个段落中展示了一部分人物的“被时代更迭所抛下"---第一段中的煤矿工、第二段中的赵涛、第三段中的张译。并且，他在最后用一个“赵涛站在新时代跳一支旧时代的舞”的结尾，强烈地展示了自己的立意---社会可以随着宏观层面的需要而发展变化，但微观层面上的人则不停被这样一次一次的大方向变化而淘汰牺牲着。这也是贾樟柯的一贯立意，新作《江湖儿女》同样如此。
对比这些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的复合性批判，那种既尖锐又温和的结合，其所提供的客观性视角，是非常宝贵的。
结尾字幕的“温和”，并不意味着影片质量的削弱。结尾的字幕说明“现在政府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患者有药吃了”。如果现在真的已经解决了药品价格的问题，那么仅仅是阐述这个事实，也没有什么毛病。毕竟只要确实有了进步和自我改良修正，那么又有什么不能“歌功颂德”的呢？
我们不能落入一个“不骂到彻底批判到骨头，就是妥协就是谄媚”的极端中去（这也是所谓“影评人”对《1942》批评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到了那个程度，就不是批判而是骂街了。不管走向哪一边，极端化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往往与“尊重事实的理智”背道而驰。而对于这部作品来说，反而是这种批判与温和共存的客观性，就事论事的态度，才是其最宝贵的价值。
另外，它在“导演作者性的主题表达”和“观众的主观情感共鸣体验”上，做到了很好的结合：观众在浅层上被电影中的“情绪”打动，随之被引领到了“对立意的思考”。“主观情感上打动人”和“作者性的表意良好”这个表里深浅结合、所谓“雅俗共赏”的电影，才是普遍意义上的一部好作品。
由上述内容引申开，这部作品没能拿到外国的反响，除了宣传推广的客观因素外，从自身出发，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它似乎还有着一些可以完善之处。以主题呈现而言，徐峥的父亲和儿子，或许还有可利用的空间。
成片版本里，两个角色的主要作用是：为徐峥前半段“一切以赚钱为主”的思维方式提供合理化基础---他是因为父亲得病了要花钱治病、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而不得不如此。这给观众传达了一个信息：徐峥本性不是个坏人。可以说，这两个角色缓解了前半段中徐峥的形象，让他保持了一个“不太恶人”的观感，并且与本质图财的走私药贩子拉开了差别。这样一来，后半段徐峥转变的时候，不会因为“前边一直在捞钱”造成的负面形象而让观众产生违和感、生硬感。
但是，只是或许，他们本能起到更多、更本质的作用。尤其是父亲这一点。父亲在躺到医院来“提供了徐峥捞钱的合理性、中和他的负面形象”后，在影片的存在感变得非常稀薄了----父亲的出场和存在的一切就是为了生个病，生了病他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其实，试想一下，如果导演添加并强化这样一条线：徐峥在给父亲治病时，也遭遇到了必须买走私药的问题，否则父亲就会死。这样一来，影片会如何呢？
这会带出一个徐峥立场和视角的转变：他从一个卖药的贩子，变成了病人家属。这个立场的转变才让他真正和病人站到一起，感同身受到病人在那个供药环境下的走投无路。
实际上，这和“徐峥因为亲眼看到朋友的死亡，做出了此前只是作为旁观者时不足以做出的、理性到感性的转变”之主题，是同一方向的——“直观感受，促成转变”。但是，相比起来，通过父亲患病而导致的徐峥自身立场和视角的切换，会更加让他站在病人直系亲人的切身位置上，在另一个角度上加深他的痛感，也让父亲这个角色不至于突兀退场，而是在前后半部中得到贯穿的使用。
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本土化”。
《我不是药神》的结尾，徐峥战胜了作为个体的视角狭隘，事不关己，以及畏惧法律处罚的人性懦弱，从人上升到了神格化，普度众生，而自己承受罪责的灾难，成为了耶稣。与此同时，他也带有了对既有管理系统的对抗性。这两个角度，都非常符合西方语境：宗教文化的救赎，以及现实主义的反抗。如果电影在二者结合完美的“苦路”一幕结束，两个层面高度统一，或许可以更为西方所读懂、接纳。
然而，《我不是药神》的现实主义，让他无法在这里结束，因为进口药制度确实有所改革，制度本身也在自我修正。而审查制度的存在，又让《我不是药神》需要设立一个周一围的角色，作为制度的代表，全程保持着人性的动容，既引导最后的制度改变，也缓和其在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角阻力”观感。
这让徐峥的个人“神格”行为，成为了“对制度自我修正的诱发”。结尾苦路的部分也很巧妙，揭示了他的神格，也暗示了他能力范围的有限，更广大的病患还是要由制度集体来拯救。这符合客观事实，但也让电影落脚点偏离了西方审美。
在欧美电影里，个体与制度的对抗，往往聚焦于个体受到的伤害，或个体的彻底反抗，阶级对抗的属性极强。如达内兄弟的《两天一夜》，展现工人因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后的人情冰冷。又如《大卫戈尔的一生》，让男主角以自己被判死刑的“错误”来警示死刑制度的问题，却身死而无结果。更不用说奥利弗斯通、肯洛奇、考里斯马基这样屡屡获得一流奖项认可的美欧“愤青”。相比起来，《我不是药神》的表达，无疑是不太“对路”的。相对来说，贾樟柯的电影会更符合西方的口吻。特别是威尼斯、柏林等欧洲一流电影节，向来都会以”强烈的政治性”作为评审的考量侧重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徐峥“神格化”影响力让位于集体制度的被削弱，关于“神与信仰”的表达，也就不那么吻合西方电影的主流认知了。对于这个题材而言，任何一部试图“重构神“的电影，都会是”离经叛道“的大胆之作，像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展现耶稣历经人之欲望与恐惧本性的诱惑，便遭遇了大规模的抵制。
而《寄生虫》，则显得“西方”了很多。首先，它是架空形式的当代黑色寓言，这让它的普适性大为提升。更重要的是，它讲述的“阶级壁垒坚固之下，不可避免的灾难”，正是西方这几年最为实感，也关注很多的课题。仅仅是《寄生虫》同年，就有《小丑》进入了奥斯卡视野。
《我不是药神》固然有自身的不足，但依然是一部好电影。从客观水平、审查平衡上看，它都是一部很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它的“现实主义”，完美地落在“中国的现实”上。无论是对事件的还原程度，还是对中国特色审查的把握水准，都是“中国现实”。也正是这个“过于中国”的特点，让它不足以被“不是中国”的西方所深度认可。
但是，以一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而言，这或许并不那么重要。

一查就知道。
正版格列林并没有追查印度仿制药，更没有追查陆勇购买印度仿制药。
吃了几年了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一些人获得仿制格列林药品以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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