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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音乐]怎么评价萧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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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评价萧红？ 关注问题?写回答 [img_log] 人物评价 文学 萧红（作家） 怎么评价萧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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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19日凌晨，萧红虚弱地躺在香港玛丽医院的病床上，好友骆宾基陪在床前。 不久前隆隆的炮火声，似乎仍在耳边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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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弥留之际，萧红以笔代口，写下人生的遗憾：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3天后，萧红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去世，享年仅31岁。 一代“文学洛神”，一个鲁迅口中“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就这样带着病痛和遗恨，离开了冷漠的人世间。 萧红生前颠沛流离，命运坎坷。 可以说，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对此萧红看得很透彻，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因为身为女人，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早早结束学业、嫁人生子，是家人早就给她安排好的道路； 因为身为女人，她始终为情所困，付出所有却被男人一再背叛，一颗真心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因为身为女人，她活在男权的阴影之下，名气再大，才华再出众，也不过是男人的陪衬，得不到一句公正的评价； …… 她不甘心啊，她一生都在抗争，为求学抗争，为爱情抗争，为女性的自我而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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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正如她所言，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羽翼是稀薄的。 终其一生，她没能逃脱身为女人的不幸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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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从小受到祖父的疼爱，可因为是女孩，父亲一向对她很冷漠。 小学毕业后，萧红想到哈尔滨读初中，却被父亲粗暴拒绝。因为他怕萧红读书时结交男友、谈恋爱，辱没门风。 萧红无论是消极反抗还是和父亲顶撞，都没起作用。祖父替她求情，父亲也置之不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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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萧红只好故意放出口风：如果不能到哈尔滨念书，她就去教堂当修女。 一时间，呼兰河人议论纷纷。 祖父坐不住了，将张廷举夫妇大骂了一顿，说如果孙女不能去上学，他就死在他们面前。 迫于压力，也为了维护张家的颜面，张廷举只好答应。 萧红渴求新知，向往外部的世界，当然不打算止步于初中，她还想继续到北平读高中。 可家人给她的安排是：初中毕业后与汪恩甲成婚。 订婚之初，萧红并无异议。 可随着交往的深入，她发现汪恩甲竟有抽大烟的恶习，对他越来越厌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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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与汪恩甲解除婚约，与同学，即她的表兄陆哲舜，一起到北平念书。 父母当然不许，大骂她“忤逆”“不孝”。 此时祖父已经过世，整个大家庭，没有谁能给她支撑。 是遵从家长的意志，早早嫁人，还是追求自由和梦想？萧红最终选择了后者。 她装作答应与汪恩甲成婚，从家里骗取了一大笔钱，随后偷跑到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上学。 萧红和陆哲舜租了两间房，一起生活，但并未同居。 从家里带出的钱花光之后，两人只能靠陆家寄来的生活费，经济日益窘迫。 为了催逼萧红回家完婚，张家向陆家施压，陆家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 很快陆哲舜扛不住乖乖回家了，萧红也只得回东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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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汪恩甲仍对萧红怀有爱意，他将萧红接到哈尔滨，住进东兴顺旅馆。 既然家里不同意，陆哲舜又靠不住，萧红只能把求学的希望寄托在汪恩甲身上。 虽然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男人，可萧红没得选。 她同意嫁给汪恩甲，前提是两人必须一起到北平读书。汪恩甲急于同居，假意答应了。 这时汪恩甲的大哥汪大澄却因萧红逃婚、家门受辱，坚决要解除婚约。好胜的萧红一纸诉状将王大澄告上法庭，指控他代弟休妻。 汪恩甲因为怕哥哥受处罚，当庭承认是自愿解约。 失望气愤至极的萧红返回北平。靠着汪恩甲的接济，她得以继续学业。 可汪恩甲不是真的支持萧红读书，而是想把萧红带回哈尔滨同居，再慢慢说服家人同意他们结婚。 不久两人发生争执，分道扬镳。 萧红只得回家，后被张廷举软禁在老宅。 她不死心，天天吵闹着要出门念书，脾气暴躁的大伯父动辄赶来打她。 七个月后，20岁的萧红逃出家门，此后再也没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 求学梦自此破裂。孤身一人的萧红流落到哈尔滨。 她想不通，自己只是想读书，为什么就那么难？ 为什么男人读书是天经地义，而女人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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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深深感受到，这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 无论是陆哲舜，还是汪恩甲，自始自终，萧红没爱过。 为了寻求经济支撑，完成求学梦想，她不得不依附他们。可一次次依附，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失望。 经济不独立的女人，依附男人，得到的注定是一场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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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决裂后，萧红成了哈尔滨街头的女流浪人。 为了生活下去，她只能去投靠汪恩甲。 两人再次住进东兴顺旅馆，半年多下来，两人欠下食宿费400元。 当老板向他们逼要债务时，汪恩甲却突然人间蒸发，将已身怀六甲的萧红扔在旅馆。因迟迟不见汪恩甲归来，旅店老板威胁萧红要把她卖掉。 萧军就是在这时，来到了萧红的世界。 萧红向《国际协报》写信求助，编辑萧军来看望她。 眼前这个脸色苍白、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憔悴不堪，可她笔下的文字却让萧军震撼不已：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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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萧红的才情所吸引，萧军来得越来越频繁，虽没能力替她还钱，却给了她无尽的精神支撑。 后来哈尔滨发大水，城市被淹，萧红逃出旅馆，和萧军生活在了一起，产下的女婴被她狠心送人。 两人度过了一段艰难却幸福的时光。 为了维持生计，萧军在编辑职务之外，又打了好几份零工。 萧红也做过广告员、家教，可即使如此，仍入不敷出。两人常常挨饿，吃了上顿没下顿。 他们不离不弃，互相扶持。 萧红在萧军和报刊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之路。 二萧开始靠卖文为生，生活慢慢有了起色。 后来他们搬离了哈尔滨，先后来到青岛和有鲁迅先生的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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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他们在鲁迅的帮助下，不断发表、出版作品，渐渐有了名气，再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 可如胡风所言，这时他们“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两人性格迥异，萧红敏感细腻，极度自尊，受到委屈不愿意开口； 而萧军粗狂豪放，大男子主义，很难体察到萧红的心境变化。 在困难时期，两人能相互包容； 安定之后，性格的不协调便被慢慢放大。 当然最让萧红苦恼的，还是萧军那“爱的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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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萧红就问萧军所持有的“爱的哲学”，萧军满不在乎地说：“谈什么哲学，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萧红一生都被萧军“爱的哲学”所折磨，因为她想要的是永恒不变的爱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可萧军追求的却是当时当地的快乐和互不拖累的洒脱。 萧军也是这样践行他的“爱的哲学”的，早在哈尔滨时期，就与房东的女儿、陈涓等女子暧昧不清。 到上海后又与陈涓、玛丽等女子发生恋情。 爱人一次次的背叛让萧红痛苦不堪。 二萧成名后，萧军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交际圈变广泛了，朋友也增多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向他打开。 可萧红的世界里，只有萧军一个，一旦情感不利，萧红的整个世界就会坍塌。 因为感情受挫，萧红伤感哀怨不已，写作事业也受到影响。 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时间疗伤，动身去了日本。 分开之后，萧红又忍不住想念萧军，时常给他去信，对他嘘寒问暖，可此时萧军却与朋友的妻子有染。 这对萧红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无法弥补的情感裂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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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大概没想到，当初自己救助的无名孕妇，如今在名声、成就上大有盖过他之势。 鲁迅夸赞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聂绀弩说她是才女； 胡风和端木也承认，萧军是靠勤奋写作，而萧红是靠天分写作。 萧红的文学水平是要高于萧军的。萧军却从不承认，反而时常贬损萧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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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萧军的朋友们来做客，萧红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们。 可萧军却趁她睡觉之际，在背后诋毁她。 他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 朋友们马上附和：“结构却也不坚实！” 萧红悲哀地意识到，只因自己是女人，所以无论如何出色，也无法得到男人的客观评价，好像女人就该低男人一等似的。 第二天黎明时分，萧红愤而离家出走，到一所画院当住宿生。 得知她有丈夫之后，画院主持竟然说“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即使是名女人，也仍然是丈夫的附庸。 事实上，萧红很早就感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 她不想再做萧军的附属物，如果持有与萧军不同的文艺观点，她会直白地说出来，和萧军针锋相对。 两人时常发生争吵，甚至还发展到家暴的程度。 萧军曾说萧红“没有妻性”，大概他想要的，是一个温柔顺从的家庭主妇，而非有天赋、有见解的女作家。 为了让两人能够冷静下来，萧红独自一人去了北平，和萧军依然时有通信，只是来信的内容不再含情脉脉。 萧军对自己的出轨行为丝毫不感到愧疚，萧红向他诉说自己仍无法摆脱苦闷时，他以大男子主义的口吻对萧红进行理性规劝，竟然说：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 言外之意，这次宝贵的出轨行为，是上天赐予的文艺素材，应当好好珍惜。 萧红没那么坚强，心境早已濒临绝望，可萧军仍大大咧咧地让她勇敢面对生活。 这就像你被人扎了一刀，都快血尽身亡了，别人还在劝你“要坚强起来”，而这别人，就是捅你刀子的人。 简直无法理喻。 萧红想要的不多，或许只是他的一句“对不起”，可骄傲自大的萧军连道歉都吝于给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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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的缘故，二萧和朋友们离开上海，在多地辗转。 敌军逼近临汾时，萧红、端木等人决定跟随大部队前往运城，萧军却坚持留下来打游击。 无论萧红如何劝说，他都不为所动，在两人的争执中，萧红渐渐明白了，他不是非要留下来打游击，他是在变相地与自己分手。 火车开动前，萧红仍在苦苦相劝，旁人都说，“你真是太爱他了”。 诚然，萧红爱他胜过爱自己，可他却不懂得珍惜。 萧红是一个矛盾的女性，一方面不愿意做男性的附庸，另一方面又过度依赖感情。 情感生活一旦出现巨大的空白，失去支撑的她就要很快填补上。 端木蕻良，就是这一填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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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端木蕻良和二萧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关系一度十分亲密。 与萧军不同，端木蕻良时常夸赞萧红，在二萧起争执时，也会站在萧红的立场上。 这给予了萧红勇气，也她感受到被尊重，这是萧军从未给过的。 萧红谈不上多爱端木，可这个温柔体贴、懂得低头的男人，确实让她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与萧军分手后，聂绀弩劝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要飞得更高，更远……” 可萧红最终没能像聂绀弩期望的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展翅翱翔，而是怀着萧军的孩子，转身投入了端木的怀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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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端木和大着肚子的萧红举办了婚礼，给了萧红一个名分。 从这一点上来看，端木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婚后两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甜美的生活，这正符合萧红的预期： “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虽然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毛病，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自理能力较差，家庭生活全交给萧红一手“包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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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川之际，萧红主张让端木先离开，并把家里的钱基本上都给了端木，所以后来才有了端木“撇下大肚子的萧红，只顾自己逃命”的非议。 在生活安稳之时，端木或许能给萧红想要的呵护关怀； 可一旦碰到紧急状况，他就难以给妻子有力的支撑。 1941年，萧红因患肺结核住进香港的医院。 端木请来骆宾基帮忙照顾萧红，可他自己却有了自行突围、返回内地的想法，随后消失了一段时间。 这让躺在病床、饱受疾病折磨和摧残的萧红感到十分失望、不安。 此前骆宾基和萧红仅有过两面之缘，可他陪萧红到了生命的最后，而身为丈夫的端木却时常不在身边，两下对比，更让人心寒。 骆宾基不解，为什么萧红能和端木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了三四年。 也许是因为萧军给过她更大的心灵伤害，所以端木的懦弱自私也就不算什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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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萧红的文字，相当有男子英气。 可在现实生活中，她到底是女性的柔和本色。 这一生，她都被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柔弱的女性本质所困： 身为女子，她没能实现求学梦想，与家族彻底决裂后，流落异乡，死后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呼兰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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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比渴望圆满的爱情，一腔热血地付出，可没有谁能真正给她依靠。萧军能与她共苦，却不能同甘； 端木蕻良能与她同甘，却不能共苦； 她意识到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压迫、被忽视的地位，却没能彻底觉醒，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上。 一生在异乡辗转，在多个男人之间辗转，最终还是没能找到真正的归宿，没能找到属于女性的那片天空，也许这就是萧红最大的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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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是，作家萧红和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狗头军师”的张春桥，在上海是有过一些交集的。只不过，那时的张春桥还是以“狄克”的名字立马文坛，横冲直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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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以笔名写给鲁迅的信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以“狄克”之名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发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中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接着，文中对这两部作品（主要对《八月的乡村》）进行了牵强的批评。 张春桥的批评文章发表后一个月后，4月16日，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批驳。此后，张春桥看到1936年5月《夜莺》月刊发表的鲁迅文章后，急忙给他写信进行自我辩解。信中写道：“‘田军不该早些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是有理由的，现在却不必说了，因为他和萧红已经回来了……”保存下来的这封信，是目前可见的张春桥唯一的写有“萧红”两个字的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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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萧军 事实上，萧红和张春桥二人还现实见过。1937年1月，马吉峰在上海《文化新闻》上发表文章讽刺萧军在鲁迅先生墓前焚烧杂志祭奠的行为，萧军怒而上门约架。1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八点，双方约定到上海拉都路南端一块收割了的菜地里交手。这次约架，马吉峰的陪同者就是同事、朋友张春桥，而萧军的陪同者则是萧红和聂绀弩。 当天，萧军是有备而来，带了一根铁棍。到现场后，铁棍被萧红和聂绀弩夺了下去。不过，即使这样，交手时萧军略占上风，两次把马吉峰按倒在地，但他们的打架被巡逻的法国巡捕看见，还过来询问，也就很快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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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际后的张春桥 这也是目前所知萧红和张春桥的唯一一次见面。后来的发展轨迹大家都知道了，萧红走进了历史，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张春桥也走进了历史，跌落巅峰，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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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关于萧红的提问和浏览都是那么少。 世人极少去关注这位作家。 有人说萧红是位天才作家，恕不敢苟同。萧红读过书，父亲张廷举是个乡绅，还是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可是对萧红绝对算不上好。 萧红的文字之所以清新自然，是因为她这个人内心即使受过冻疮，也依然相信美好。 这不是天才。这是她个人经历所致。 萧红二十岁的时候就逃了出来。年纪轻幼，从此可谓颠沛流离。 她为什么逃了出来？也许在那个年代里充满反叛，最主要的是她不认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没有给予她一定程度的关怀。 或者说，萧红期盼温暖。 她在文里这样写道：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张廷举打她。 你现在看见的各种对萧红的评价无非就是后人的猜想。他们谁都不是萧红。他们是一群外人，以外人的眼光看待一个对自己无关紧要的人。 那么我相信，萧红的离家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她想要追求——追求什么呢？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是抗战时期一位富有才华与思想的女作家，每每这时我都会十分惋惜。她只活了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里，她过得并不如意。 她生前曾留下一句话： 半生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她的确不甘。 我常常想，在她心里，她自己一定是第一位的。她不甘于年纪轻轻却离开尘世，她还有理想未完。 说的不多，真正想说的都在心里。 萧红有一句话“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她一生颠沛流离，我相信她睡的时间自然极少，她困苦，又被误诊割掉喉咙，实在没过什么好日子。 我很不喜欢别人拿她和其他女作家进行对比，在我眼里这些人和萧红是没有可比性的。 萧红受过的，那些人都没受过。 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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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于她情感的经历，实在是过分关注了。 梳理一下她的一生，她实在是被裹挟着走的。 童年在东北家乡，气候严寒，眼前很少有整片的绿色；家庭氛围和天气一样，有些淡漠，唯一能让她感到温暖的就是祖父。 《呼兰河传》写的是她自己的童年故事，却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写就的。30岁的时候，她对几岁发生的事情就像在脑海中放电影一般，事无巨细，格外清晰。童年的经历，也暗暗奠定了她后来的写作基调。 “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地，西一脚地瞎闹。有的菜种没被土盖上，反而给踢飞了。”（选自《呼兰河传》） 有一个菜园子玩儿是有趣的，但只能在菜园子里玩很多年，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残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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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悲哀的是，萧红心是新的，但身子却处在旧的泥淖里，而她遇到的伴侣，都会被她的这股劲儿吸引，但最后要么就是不能完全接受这一种新，要么还要把她往回拉。所以，她逃不出牢笼的。 她从东北开始，几乎就是逃亡的方式，到上海、东京、武汉、山西、西安、重庆，最后落到香港。 离开每个地方都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是个人心里都会生出无边的寂寥来。生出寂寥到能不能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让人产生共鸣，到最后能不能变成流传的作品，这就是天才和平庸之辈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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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 “是山么，是山你就高高的；是河么，是河你就长长的。” （选自萧红《生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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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萧红的作品，实在没什么让你酣畅大笑的地方，最多也是苦笑和无奈。你怎么叫一个在乱世飘零、接二连三被人抛弃的女子写出畅快的文字？ 戴望舒在萧红去世后，走了6个小时，走到萧红的墓，留下一首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的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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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了解萧红的经历，去读一读她的文字，就会觉得孤独萦绕而无从说起，这是什么回答也回答不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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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重生 ——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 文| 张莉 萧红的生命短暂，这使她丧失了很多机会：她没有可能完成她的半部红楼和《马伯乐》；她没有可能成为我们文坛的世纪祖母，膝下有儿孙绕膝；她没有机会重忆当年的情感私密，以使未来的遗产执行人一年又一年地制造出版“炸弹”，粘住读者们的“八卦”之眼；她更没能力出版晚年口述史，对与她有过情感瓜葛的男人们那漏洞百出的回忆录发表看法、表达蔑视。——厄运一下子裹挟住她，将她拖进永远的黑暗里。 然而，她用生命血泪写下的文字却神奇地从死灭中飞翔而出。七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当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谈起文学史上的著名原乡、那最难忘的呼兰小城时；当我们谈起现代文学史中最优秀的那几位作家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她。当代批评家也似乎对她越来越惦记了，读到让人难忘的作品时，他们常常喜欢使用类似的句式来表达：“他/她让我想到了萧红……”“这让我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 一 “我们爬上最高的山，山顶上寒冷、风大，开遍白色的碎花。”这是《我的阿勒泰·喀吾图的永远之处》中的话，因为这句话出自一位年轻的来自北疆地区的姑娘李娟，它也呼唤出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一个率真自然的女孩子，一位坚忍又乐观的母亲；一位在夏日里拄着拐杖微笑的外婆；一个生活贫苦但有人情味的家庭。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有舞会、歌声、沙漠的广阔空间，那里有无边无际的白云和蓝天，那里有人和牛羊互相追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作为2010年突然而至的作家，李娟的散文为我们勾勒了非风光化、非传奇化也非戏剧化的新疆，籍由她的文字，我们和她建立了一种神奇的关系：关于阿勒泰，我们信任她的讲述，觉得她的一切都是有趣的、清新的、陌生化的，令人流连忘返的。 李娟是生活在北疆的以经营杂货铺为生的青年，她的文字卓尔不同，开篇方式殊为独特。“我在乡村舞会上认识了麦西拉。他是一个漂亮温和的年轻人，我一看就很喜欢他。”(《乡村舞会》)“在库委，我每天都会花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睡觉——不睡觉的话还能干什么呢？”（《在荒野中睡觉》）。“我听到房子后面的塑料棚布在哗啦啦地响，帐篷震动起 来。不好！我顺手操起一个家伙去赶牛。”她的开头总是那么直接和自在，是属于年轻女子独有的天真之气，自然、率性，而非矫揉造作。 这让人不知不觉想起七十年前的萧红。李娟和《商市街》时的萧红一样，喜欢书写她身在的日常：她陪伴母亲和外婆，她们随牧民们在辽阔之地辗转，从这里到那里。年轻人离开家，把兔子或小耗子留给母亲和外婆，她们把小动物当作她。“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那是多么有趣可爱的外婆啊，年迈的她拄着拐杖天天赶牛，一扭身牛们又来了，她便和那些动物们说着话，唠着嗑。“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快乐，因为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李娟苍老的外婆让人想到萧红后花园里的老祖父，想到那一老一小在荒芜的园子里如何自在相处：“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他为她遮风避雨，为她摘果子讲故事。这两位作家讲述祖孙之情时的语气也很相似：娇憨、生动、一往情深，日常生活经由她们的文字变得温暖、恍惚而令人心生惆怅。其实她们说的也不过是家常话，讲的也都是自然平实之事，但是，却自有一股魔力，那是一种天然的书写本领。 出生于新疆，但李娟对作为故乡的内地抱有深深的好感，“我不是没有故乡的人，那一处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我外婆和我母亲的讲述中反复触动我的本能和命运，永远地留住了我。”忧伤感使有着天真之气的女孩子凭空多了沧桑。但她文字中的另一种忧伤也是迷人的，那是关于爱情的片断。她在乡村舞会上爱上一个叫麦西拉的年轻人，但是，却无法与他相识相爱。“我想我是真的爱着麦西拉，我能够确信这样的爱情，我的确在思念着他——可那又能怎样呢？我并不认识他，更重要的是，我也没法让他认识我。而且，谁认识谁呀，谁不认识谁呀……不是说过，我只是出于年轻而爱的吗？要不又能怎么办呢？白白地年轻着。” 作为地域的阿勒泰，碧水白云晴空万里，但因为这忧伤，风光变成了风景：阿勒泰温暖、空旷、辽远，成为了某种象征。对于书写故乡的作品而言，感受到某种寂寞是重要的，一切会因为寂寞而变得有内容——李娟的阿勒泰与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原因就在于故乡感和异乡感混杂在她那里成功地发酵，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化学反应。这很像是离开家乡的萧红对故乡的回望。藉由李娟的文字，作为生活和生存的阿勒泰展现了与我们通常文学意义上的纸上原乡，它丰美而富饶，神秘而热情，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阿勒泰世界正日益显露出光芒，就象“呼兰河”一样。 为什么读到李娟时我们会想到萧红？因为她们各有属于自己的纸上原乡，因为她们身上与生俱来的“天真”之气，那是身在大自然中的“物我两忘”。当李娟讲述母亲在森林里与蛇周旋，互相吓了一跳然后向各自的方向逃跑；当她讲述她和牛羊以及骏马一起追逐相处时，这样的场景无时无刻不让人想到《呼兰河传》里那寂寞女孩子对美好情感的再现：“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 这便是我们何以在李娟文字中马上辨认出萧红的最隐密缘由：在她们的世界里，动物、植物和人都是一样的世界存在，大自然同是她们书写的主题，同是她们书写中带有意义的光；并且，她们书写日常生活和大自然时，都会使用一种迷人的“女童”之声：天真中有莫名的诗意，娇憨中有无端的怅往。 二 同有天真和清新，但相比萧红，李娟拥有更多的明亮、青春和欢快，——也难怪，李娟并没有萧红那“被毒汁浸润”的人生，那被苦痛紧紧裹挟的身体。萧红无疑是“命苦”之人，饥饿、寒冷和疾病似乎一直与她如影随形。但是，这些黑暗的负累一到萧红的文字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商市街》中，萧红写他们生活中的困顿：“有了木柈，还没有米，等什么？越等越饿。他教完武术，又跑出去借钱，等他借了钱买了一大块厚饼回来，木柈又只剩下了一块。这可怎么办？晚饭又不能吃。对着这一块木柈，又爱它，又恨它，又可惜它。”没有自怜自艾，甚至还有着一些自我解嘲。尽管身体饥声四起，但这饥饿到底不属于她一个人，寒冷不是，哀哭也不是：“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她看自己就象看他们，看他们也象看自己，——萧红可以从个人苦难中抽离出来，写自己，如同写他人： 窗子在墙壁中央，天空似的，我从窗口升了出去……高空的风吹破我的头发，飘荡起我的衣襟。市街和一张烦烦杂杂颜色不清晰的地图挂在我的眼前。楼顶和树梢都挂住一层稀薄的白霜，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闪灼灼撒了一层银片，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象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的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 这是有切肤感的文字，又冷又饿的影像逼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萧红耐心地勾画着，不动声色，以至于这个困在寒冷中的饿者形象最后飞跃出了她的肉身，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景。 天真中“力透纸背”，这是萧红作品的最大标识，这是年轻的李娟尚不能及之处。对苦难的书写和认知没有人比萧红更痛切和直接，也没有人比她更冷静，更有克制力。非常庆幸的是，2008年，我在塞壬的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里看到了萧红那种面对苦难时的强大认知。塞壬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年轻作家，也是一位以书写普通人运命见长的散文家。也许生活中塞壬与萧红便具有共通之处：她们都是颠沛流离之人；她们都居无定所；常常为疲惫、疼痛侵袭；她们内心都具有强烈的文艺气质。 塞壬喜欢书写人们不断地流浪，游走，从此地到彼地的运命。她看着公车上那些讨生活者：“拥挤的人，很多来自乡村，男人黑糙的脸，油脏的头发，一绺绺地耷着，袖口一圈黑渍的衬衣 皱巴巴的，破旧皮鞋的鞋边沾着泥土。他们一靠近，一开口说话，乡音伴着一股刺鼻的气味。……这些来自乡村的人，远离土地，背井离乡，此刻，他们跟我一样，从常平去虎门，为着生计。车厢里呈现出的那些物的信息，散发着他们生存真相的气息。201路车，记录着真相的表情，他们在城市如此突兀地存在，生腥，怪异，像卑贱的尘埃，城市根本无视于他们。”和生活在哈尔滨最底层的萧红一样，塞壬拥有的是生活在深圳、广州、东莞的边缘经验和“底层视角”。 和萧红《商市街》书写了一个时代的饥饿和寒冷一样，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由分说”：我们不由自主地奔跑，也不由分说地被侵略和剥夺。当然，虽没有萧红的天真和天籁般的声音，但她面对时代和苦难的直接和无畏不得不令人注目而视：她记述她坐在火车上看到的人群，讲她在路上突然被摩托车上的人抢走皮包，她被拽倒在地上，被车拖了几米远，手肘铲得都是血；她的钱包没了，手机没了，身份证没了……她讲的是她自己，可是，经由她的讲述，你会觉得她是在讲述我们，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一种“个人写作”保持了距离。有一种写作中，书写者喜欢在屋子里走来来走去，放大自己的疼痛，给自己的哭泣加上扬声器，——那样的文字会让人觉得那是一种变相的撒娇，是以弱者的名义在文字里向读者索取。而塞壬的魅力则在于使她的“自己的疼痛”与他者血肉相连。 一如又饥又饿的萧红无数次看到窗外那些要饭断腿的穷人，塞壬大睁着眼睛看四围，知道穷苦人也都是自己的手足弟兄，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看见，那样的一些人，我能闻到他们的气味。他们走着，或者站立，他们三三两两，在城市，在村庄，在各个角落。他们瘦弱、苍白，用一双大眼睛看人，清澈如水，他们看不见苦难，他们没有恨。他们退避着它，默默无语。我突然觉得这就是力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力量没有消弭，它只是永久地持续着。”对“这样的力量”的正视、体悟使塞壬文字拥有了光泽。这尤其体现在她的 《转身》中，这个文字里，塞壬讲述了她1994－1998年的工人经验：国有企业的价值观、机器的巨大轰鸣声、下岗、分流、“算断”，一个时代就此划上句号。 说到底，塞壬文字有一种与泥土有关的生命力，其质感与萧红文字相同。这种美令人想到北方山野中的植物，也许是向日葵，也许是大椒茨花，也许是马蛇菜……它们泼辣地在原野里盛放，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春天，《呼兰河传》中曾经书写过那美好景象的：“这些花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把园子里煊耀得闪眼，把六月夸奖得和水滚着那么热。” 三 在李娟和塞壬的文字里遇到萧红是“喜相逢”。但这并非偶然，也非牵强。她们和当年萧红的出现方式也很相似，突然间其文字便在文坛鲜明地开放，旺盛、热烈、有光泽，被许多同行、读者、批评家们推荐。事实上，李娟和塞壬在访问中都提到过许多读者当面或写信告诉她们，从她们身上，他们联想到萧红；而就这两位作家而言，她们也都坦言自己是萧红的读者。只可惜，这种关系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毕竟“影响说”是玄而又玄的事情，崇尚实证的研究者们喜欢“稳妥”。——在萧红研究领域，讨论到萧红作品的当代影响力时，人们通常会谈起一些同样出生于东北的女作家，比如孙惠芬。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是孙惠芬的成名作，它书写了一个村子里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与友情。海桃和李平因惺惺相惜而成为闺中蜜友，但嫉妒之心使海桃将李平曾经的“小姐”身份泄露，李平因此断送了一段美好的婚姻。小说书写的是姐妹情谊的脆弱，写的是天生的嫉妒之心如何摧毁一个人内心的美好。孙惠芬进入了人物内心的肌理，她将女性内心的隐密写得百转千回，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当代文学中关于女性情谊书写的美好收获。 萧红的《生死场》也书写了女性之间的情谊，女人们去看瘫痪在床上的月英，帮她擦洗，听她说话，为她的悲惨际遇掉下眼泪；乡村女人们聚集在老王婆的家中听她讲“故事”，她如何死而复生，她的孩子如何死去，她如何理解人的生死。通过女人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些具体场景描写，萧红书写了女人经验在民间获得流传的方式。相比而言，孙惠芬更注重书写女性心理内部的迂回，她更擅长具象意义上的女性情谊和情感的书写。 《生死场》书写了特殊时代男人们的生存与尊严，他们的生活贫困、贫瘠，如蚁子般生灭。日本鬼子的入侵唤发了他们身上特有的尊严，正如刘禾在《重返<生死场>》中所说的，当半残废二里半被当作一个男人来看待、和老赵三们一起去抗击外族时，男人们藉由战争的到来获得了作为男人的尊严。这是属于战争时期的特有经验。孙惠芬《民工》则书写的是这个世纪的农民们，如萧红一样，她以一位女性特有的敏锐透视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和时代最难耐的隐痛。今天的农民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上，成为农民工。但他们依然在为饥饿困扰，生活和基本生存权利毫无保障，而在农村中留守的妻子则在疾病与寂寞中死去。《民工》结构精妙缜密，通过奔丧，孙惠芬既书写了农民工父子的困窘和穷苦，也书写了那位死去的永远沉默的女性，——她的悲苦、她的疾病、她在丈夫和儿子离开村子讨生活后的无助和脆弱。 将目光定格在东北大地上的农夫农妇，但孙惠芬和萧红对于人的书写角度也有大不同。萧红没有进入人物心理内在的肌理，将她/他们内心中的层层褶皱深刻挖掘。年轻的萧红对具体人事的理解逊于孙惠芬，萧红仿佛天生对整体性的东西保持敏感；或者可以说，萧红实际意义上的乡村经验是短暂的和疏离的，这决定了她也只能写到她理解的那个层面。而孙惠芬的优秀之处大约在于从萧红最不擅长处开始写起，就农村生活经验层面，她比萧红丰富。 研究者们将孙惠芬与萧红对比，主要停留在其写作的散文化追求。孙惠芬的作品《小窗絮雨》、《变调》、《歌哭》、《歌者》都有此种倾向。“她的散文化笔调与萧红类似，东北大地，尤其东北农村沉滞凝重的气氛都以她们细致委婉的女性笔触表达出来了，表现了她们的灵气，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董之林：《不断发现陌生的自己——评孙惠芬创作中的女性小说倾向》，《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06期）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将此种联想变得更为结实，书前的一段简介可以视作将孙惠芬与萧红共同讨论的“证据”：“虽然没有男作家笔下的大悲大喜大苦大难，却依然是泣血之作。其深痛和深爱，让人想起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乡村经典《呼兰河传》”。 《上塘书》的确可以看作《呼兰河传》的当代版，它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为标题，试图从整体书写一个村庄。既然比附，便免不了被拿来比较：只是，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相比，《上塘书》中人们的爱与怨何其具象和坚实。——《上塘书》中，孙惠芬细致耐心地讲述了徐兰的偷情与苦痛，鞠文通的难言之苦，以及乡间女人们的愚昧和无助，但是，小说无法使读者将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爱情理解为“我们人类的爱”，也无法将一个村中人人景仰的男人的苦理解为“我们的苦”。 当我们想到《呼兰河传》中那有着向日葵般大眼睛的王大姑娘时，我们无法不想到人间所有朴素百姓的爱的“庄严”；当我们想到那亘古不变的大泥坑，当我们想到那被无端折磨的小团圆媳妇，我们无法不想到惯性和因循，不想到常态对“异类”的野蛮摧残……萧红不擅长写人际纠缠，不擅长想象他人的情感，她的本领在于经由个人世界书写“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命运”。《上塘书》当然是当代文学独具特色的作品，只是与《呼兰河传》不同的是，它的魅力在于它的脚踏实地，《呼兰河传》的特异则是呼兰上空暧昧的艺术之光。 孙惠芬发表于2002年的长篇散文自传体小说《街与道的宗教》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的美学追求更接近。也许使用贴近个人亲身体验的材料更自在，也许面对非虚构的题材时作家更为得心应手，作品写得随心、坦然、诚恳，牵动整部作品流动的是情感和空间，儿童时的家院，前门、后门、院子、粪场、场园、前街、小夹地都承载着作家儿童时代的记忆，也都能看到萧红影响的影子。《街与道的宗教》有质朴和洗尽铅华的美德，尤其是此作品并没有《上塘书》里那些交通、通讯、教育、贸易等抽象而令人忘而生畏的词汇，因而也使作品脱去了与这些词汇相伴随的生硬和疏离。 孙惠芬关于萧红的一段话令人感慨：“萧红的《呼兰河传》让我百读不厌，她写荒芜的土地上忧伤的情感，童年自由的心灵，让我从此知道好的小说家更像大地上的野草，落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在任何时空里都能自由思想。”（《孙惠芬：这是一次黑暗里的写作》，《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12日），——是不是以真实记忆为蓝本的写作对结构的缜密要求相对较弱而更为自在，是不是散文化写作更强调一种心随情动，境由心生？作为同行，《街与道的宗教》是作家孙惠芬之于萧红的一种致敬，从她对萧红写作特点的理解上也可以感受到，与孙惠芬其它作品相比，《街与道的宗教》因其“随性”而更接近《呼兰河传》由内容和形式共同编织的“自在”神韵。 四 当然，今天，讨论到萧红之于当代文学的关系时，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是迟子建。在迟子建初登文坛时，她就已经被联想到萧红。——戴锦华认为她的《秧歌》书写了一如《生死场》那般沉重、艰辛的边地生活。近三十年来，关于萧红与迟子建之间比较的论文众多，研究者们不断地发掘着迟子建与萧红之间联系的话题：都出生于东北黑龙江，都擅长以情动人，都在追求小说散文化倾向；作品中都有着某种带着露珠的轻盈；都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写作中每时每刻都有黑土地和皑皑白雪的浸润……甚至还包括这两位小说家都喜欢用“空间”和“具象”的方式起名字，比如《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后花园》，而迟子建也有《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等等。 她们都喜欢将“生”与“死”并置书写，这种生死观尤其体现在迟子建中年以来的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在这部有着瑰宝般光泽的小说中，迟子建将各种各样的离奇的死亡，同时，她也写了人的活着：无常、吊诡、卑微、无奈。这是属于迟子建的“生死场”，与萧红的《生死场》不同，它是清晰的和透明的。萧红的人物是蚁子般的死生，经由这些人的混沌存在，萧红书写了人作为“物质层面”的“生”与“死”。迟子建则讲述了“人的感受层面”上的“生”与“死”。 萧红世界里人们对生和死的理解并不敏感，人们的感觉甚至是迟钝；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同，每一个死亡都令人震惊和触动，——蒋百嫂在黑夜停电后凄厉地喊叫出我们这个时代埋在地下的疼痛时；当“我”打开爱人留下的剃须刀盒，把这些胡须放进了河里，读者和作者都分明感受到了某种共通的疼痛。“我不想再让浸透着他血液的胡须囚禁在一个黑盒子中，囚禁在我的怀念中，让它们随着清流而去吧。”——情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经络，个人情感和悲悯情怀相互交织，正如叙述人最终使自己的悲苦留进了一条悲悯的河。她咽下了自己的悲伤，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世界上所有的黑夜中，都有哭泣的人群，她只是其中一个。也正是在此处，迟子建和萧红在某个奇妙的高度获得了共振：她们都放下一己之悲欢，将目光放得辽远。 但萧红和迟子建对世界的理解依然有很大的差异。萧红到底是“忍心”的，这一点与张爱玲很相似，从《生死场》开始，萧红的世界便是“天地不仁”“生死混沌”；而即使是在《呼兰河传》中写祖孙情与世间暖意，她也分明有着诀别时的彻悟和“放下”；并且，萧红有强大的批判精神，即使她写到她热爱的故乡人事，也有反讽、沉痛和严厉的审视。 迟子建写作的起点和终点一直都是“人生有爱”，“人间有情”，迟子建的世界里永远都有温暖烛照，即使是身处最卑微之处，即使处于寒凉所在，她也要执拗地为读者和自己点起微火：迟子建以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使读者相信这里的美好。因此，即使是同样书写“哈尔滨”的生活，两个人对世界的温度感也是如此地不同：萧红书写的是以她个人经验出发的人间生活：饥寒交迫；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即使面对罕见的瘟疫，人也是坚忍生存，有情有义。 正是在对“生”与“死”的书写上，萧红和迟子建相遇；也正是因为对世界观的整体认知不同，两个作家又各自出发，各行各路。这也意味着，两个人的风景貌似相同，但又有内在肌理的巨大差别。萧红是萧红，迟子建是迟子建。于是，同有“放河灯”的细节，同写看“放河灯”的风俗，因为立场和情感的不同，看到的世界也并不相同。 迟子建的“河灯”里，放着她的委屈、思念以及爱情： 它一入水先是在一个小小的旋涡处耸了耸身子，仿佛在与我做最后的告别，之后便悠然向下游漂荡而去。我将剃须刀放回原处，合上漆黑的外壳。虽然那里是没有光明的，但我觉得它不再是虚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风一定在里面荡漾着。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这是萧红的“放河灯”： 但是当河灯一放下来的时候，和尚为着庆祝鬼们的更生，打着鼓，叮咚地响；念着经，好象紧急符咒似的，表示着这一工夫可是千金一刻，且莫匆匆地让过，诸位男鬼女鬼，赶快托着灯去投生吧。 同时那河灯从上流拥拥挤挤，往下浮来了。浮得很慢，又镇静、又稳当，绝对的看不出来水里边会有鬼们来捉了它们去。 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忽忽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迟子建看河灯，是“此岸”望“彼岸”，是“人间”遥祝“天上”。而萧红的“看”，则是“天上”看“人间”， 是“彼岸”看“此岸”，有对“人世”的留恋，更是对“世界”的诀别。 人到中年的迟子建的创作变得气象万千，她的小说由轻盈开始变得厚实，伤怀之美变成沉郁之气。迟子建的变化有着无限的空间和可能，而年轻的萧红已经定格。不过，迟子建的写作依然会让我们想到萧红，想到她们与土地和人民的某种共同关系：她们身上都共有某种与东北土地有关的悲悯情怀。 萧红和迟子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萧红和迟子建之间是影响者与承继者的关系吗？萧红和迟子建之间谁写得更好，谁超越了谁？这是许多研究者们乐于讨论和分析的话题，我猜，它也会成为未来学术研究领域的“显学”，一如今天很多人讨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关系一样。也许大可不必如此。作家之间的承继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世界上哪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永远走在他人身后？一个总是走在他人身后的作家从未超越过目标的作家又有哪个称得上优秀？ 把萧红和迟子建，乃至张爱玲和王安忆等作家之间的关系看成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也许更恰切。每个作家都生活在大的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她/他们各自都会“人尽其才”，发出属于她/他们各自的光芒，建设属于他/她们各自的星空。又或者说，具有优秀传统的文学史就像迂回曲折的道路，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经过萧红之后，可能会来到迟子建的车站；反之，人们经过了迟子建后，同样也会回抵萧红。正如余华在分析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时所言，“两个各自独立的作家就像他们各自独立的地区，某一条精神之路使他们有了联结，他们已经相得益彰了。”（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25页。） 如果文学研究领域不以“地域”限制我们对文学传承关系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把萧红的影响想当然地看作只是对东北女作家的影响，不把“酷似”视作“影响力”的唯一根据，我们会发现，那被命名为萧红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源正在滋养着中国当代许多作家，我们不仅仅在林白、红柯等人的散文作品里看到萧红的名字，更在另一些作家那里看到萧红写作精神的光芒：阎连科《年月日》、《受活》中那“蚁子似的农民的死生”；魏微笔下那清明俊逸的小城微湖闸；周晓枫作品中面对女性身体疾病和污秽时那份冷静与审视…… 当我们从许许多多当代作家作品中与熟悉的萧红不期而遇时，意味着什么？ 不是谁在着意模仿谁，——那些被认为受到影响的作家不过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变成了优秀文学传统中的一部分；那些被看到萧红身影的作家们，也不过是因由作品的某种特质而进入了绵延不绝的文学史写作链条中。而作为链条之一的作家本人，萧红则因与这些同行们的“同声共气”，获得了属于一位优秀作家的重生。 原发于2011年《文艺争鸣》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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