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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音乐]为什么余华看起来好像没有李健罗翔睿智,发表见解时也不及二人思维清晰,却只有余华能写出世界级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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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余华看起来好像没有李健罗翔睿智,发表见解时也不及二人思维清晰,却只有余华能写出世界级的著作? 关注问题?写回答 [img_log] 写作 文学 修辞 余华(作家) 说话 为什么余华看起来好像没有李健罗翔睿智,发表见解时也不及二人思维清晰,却只有余华能写出世界级的著作? |
讲个段子。 当年莫言在北师大读研的时候,已经是有点名气的作家。我校的童庆炳教授是莫言研究生课程的主讲老师之一,跟莫言的私交也非常不错。 那个时候的莫言,虽然作品写得好,但也有个问题,就是莫言写东西很好,却拙于表达。于是,有些时候遇到记者采访,莫言便会把童老师拉过去帮忙。 在采访现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记者:莫言老师,您XX书里对XX的描写,是想表达什么? 莫言:…………(几句话就说完了) 记者:您对XX问题怎么看? 莫言:这个……让童老师来说一下吧。 童老师:其实莫言在作品写这个,主要是想表达XX。这种写法的传统是……,国内目前有XX作家在写,莫言的写法通过XX的变化,写出了XX……(讲个十几分钟) 莫言:啊……童老师说的很对,这就是我想写的。 其实对于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因为罗翔也好,童庆炳老师也好,作为学者,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读书、写论文,把自己的观点进行体系化的输出。但是,对于作家来说,他的创作所遵从的是相对感性的表达,甚至于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无法清楚地解释自己当时创作这些的目的,反而要靠研究者来把其中的意义阐发出来。 我当年上本科的时候,贾平凹、陈忠实等等作家也常去学校做讲座。在这两个人里,贾平凹的说话比较慢,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很流畅,陈忠实说话则是又糙又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也缺乏逻辑。如果你去听一下特们的讲座,会对这些作家有些“失望”,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大多数作家的真实状态。 之前因为参加活动的原因,还跟西影厂的芦苇老师(《霸王别姬》、《活着》、《白鹿原》的编剧)有过多次接触。生活中的芦苇老师,除了电影方面的内容之外,整个人也是比较闷的,说话慢,停顿很多,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享誉业内的著名编剧。 与之相反,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有一个播音主持专业。当时我跟这些专业的人住在一个楼层,跟其中不少人的关系也不错。播音主持专业的训练中,有一个训练是即兴演讲和主持。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发现播音主持专业的人有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你扔给他们一个话题,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就直接开讲,并且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没有重复、没有停顿、没有磕绊。不过,如果你把他们讲的内容弄成文字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内容并没有太多深度。 当然,我这里倒不是说播音主持专业的人水平有问题。在实际的主持中,主持人需要控场,也要保持现场不冷场,在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时,也必须有临机反映的能力,这种遇到任何问题都能迅速救场的能力,是这个行业的刚需。哪怕你婚礼的时候请个司仪,也是这个标准。 只不过,我想表达的是,一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在所讲内容的深度上,未必有一个磕磕巴巴、讲一句想一句的人更深。 当然,世事无绝对,现实中也的确有一些作家、编剧,是以口才好而著称的——比如这几年在脱口秀行业里屡屡出镜的编剧汪海林。但大体上,我个人感觉到的一个情况是,越是严肃文学作家、创作的作品水平越高,生活中就越没有那么多“睿智”的时候——除非你采访的时候,问到一些与作品、个人经历相关的问题,他们会多说几句,除此之外大多数时候他们反而与大多数印象中的“作家”形象相去甚远。 一个作家最好的表达,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
余华是不想说而已,他和罗翔是两种人,余华骨子里更灰暗更实际一些,所以他能够放过自己,能够跟人一直笑呵呵讲段子,但是实际你可以经常听到他对过去一些事那种精准如刀,锋锐如丝的比喻,将过去用戏谑生动的讲出来。 罗翔本身还是个文人,那种心怀志满而郁郁不得的文人,他面对这个大社会想用自己学识做些什么而无力改变,只能不停跟人去诉说,这也是大部分文人的现状,因为骨子还是个心存幻想的浪漫主义文人。 |
这个问题余华在书里回答过。 记得二十年前,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会经过大量的删节;到了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报纸上就刊登什么,连「他妈的」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而现在,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读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我十分严肃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一一摘自《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
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说不清楚 --王小波 |
余华是小说家,小说家的特质就是绝不和你好好说话,所以你问余华为什么写作,他就一定和你聊拔牙,聊向往文化馆不用坐班,你问莫言,莫言就说要买皮鞋。王朔那更离谱,满嘴跑火车。反正这帮人就是坚决不能和你承认他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苏童这种老实人,别人问,他就说我爱文学如何如何。说完之后一看余华他们说的就特别羞耻,说“我真蠢,真的,我怎么能说自己热爱文学呢?我应该和你们一样胡说八道才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说家骨子里就有一种用戏剧性冲突性来修饰现实的冲动,他们是不太允许自己四平八稳的去讲出来一个道理的。你提出问题,他们就东一榔头西一竿子的和你瞎戳,猛不丁在漫天空戳个窟窿,漏下来一线天光,你顺着这道光看出去,咦?这一线天光里面有真理。而且这真理是超越理性,超越逻辑,甚至超越语言的。这一瞬间,你觉得自己和这个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通感,你们之间“不隔”。 比如写瓦尔登湖的梭罗,有一次别人质疑他,问你真的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活下去? 梭罗指着门说, “我吃这木板上的钉子都能活。” 这话说的多荒谬,但是这句话把梭罗那种比钉子还硬的决心传达的淋漓尽致。所以说,作家不追求说理,他们不追求说我讲一个道理,讲的你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相比“说理”,他们更追求“达意”——我手里拉根弦,我冷不丁在这里拨一拨,你心里就颤一颤,你一颤我就赢了。 罗翔就完全不同了,罗翔老师是法学专业,平时阅读偏重哲学,所以说你别看他平时张三李四的也聊的挺嗨,但他核心最重要的是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层层递进的推理关系。哲学家没别的追求,就是要“穷理”呀。 顺便说一下,我本人对特别健谈的人是心怀警惕的,当一个人对我也好,对镜头也好侃侃而谈,我最起码会觉得这个人是在用过往的经验来回应我——俗话叫“套词”,或者说这是一套“熟磕”,相反如果谈话者忽然间卡住了,犹疑了,甚至自我否定了,陷入沉默了,他说话不再这么顺溜,而是变得迟滞,用力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开始走心了。 |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你觉得睿智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那确实是罗翔。因为他一张口就是柏拉图,克尔凯郭尔,以及一些我更陌生的先贤,但我不太喜欢过量的掉书袋,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观点,而你只是跟从,并不是创造(没有不尊敬罗翔老师的意思)。 我最欣赏的恰恰是余华无意间听到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声,便能从中感悟出90年代最真实的特点。有人骑着摩托外出打工,有人在街头狂飙,有人在车站拉客,还有人借助摩托抢夺一切能抢夺的。当世界加速前进时,有人跟上了,有人被碾压,更多的人苦苦追寻。这正是我对90年代最深刻的印象。 单凭一点声音,余华就能使用贴切的比喻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这还不够睿智? 是有大V宠信了吗,打开突然多了很多赞。 那就再推荐一波余华老师的作品,后期的作品比如去年的《文城》、再往前的《兄弟》、《第七天》有兴趣就看,我不推荐。更早期的中短篇极力推荐大家看看,比如《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等。特别是短篇《现实一种》中,经常会让人产生头皮发麻的感觉,既诡异又锐利,完美符合先锋文学中的先锋二字。其他先锋文学作家也都可以看看,你会发现中文小说还有这么写的。 |
余华的表达很少,另一边不停的说,余华只是点头,并不是觉得对方说的是对的,而是他理解对方当下的处境。余华很懒,懒不容易,一个心里没底的人不敢懒,懒就会恐惧,我为什么活着?一个只要能活着,就能懒的一塌糊涂的人,预示着他已经得到意义了。 余华的思维确实不清晰,因为没有对错,他都能理解,所以他无法站在某个立场上异常坚定,总是有另一面同时存在。所以他不坚定,无法清晰。 有人问你爱妈妈吗?爱。那你恨妈妈吗?恨。真相是又爱又恨。得到真相的人无法大力宣传母爱,也无法坚定的批判家庭带来的伤害。他总是说,看情况。或者都有。没有强烈的站队。一面人说,母亲爱孩子,他点点头。又有人说母亲恨孩子,伤害孩子,他也点点头。他不站队,或者他站中间,或者他同时站两面。但是他无法坚定的站在一面。 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聪明,坚定的人,只是单脚走路,他如果成功了,一切都会来到反面,只有路过的时候美好,走到了另外一侧的时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丑陋出现了。很坚定很清晰的走到了另一种丑陋,从皮包骨的瘦子,走到二百公斤的肥仔,只有过程中间的时候,看起来健康。这种平庸的情绪主义也会在行动中经历最美好的时刻,他会路过完美,但是从不会在那个最完美的时机停下,他会走到反面,因为他还没洞察到本质。他们从未了解身体需要什么,带来一切行动的只是心里的补偿。 余华说话从来不着调,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很幽默的调侃。属实是现在人开放了一点,但是还有很多话不能说。罗翔确实当下很受欢迎,因为他离百姓思维最近,他是屌丝头子。不是说他不好,只是他是普通人的极致,把普通人的困惑思考都放大了。他有极致的困惑,极致的追寻,只是没有答案。他能代表很多人的处境,他是代表,不是答案。在一个年代里,所有人都饿的皮包骨,所有人都想大口吃,都想胖,都想走到他的另一面。他们不想健康的瘦,或者健康的婴儿肥,或者是健康的胖,他们想大口吃,长肉,不想健康。罗翔就是最想变胖的那个人,他没有答案,不知道如何健康。学了很多,读了很多,说了很多。他在寻找健康的方法,但是他还是认为胖才是健康,和其他人一样,比其他人更加坚信胖是真理。心里想着健康,实际上推崇的是发胖。平庸的思维,这种平庸极具代表性,因为所有人几乎都这么想,所以他受欢迎,他似乎有崇高的理想,但是崇高的理想带不来崇高,理想最无用,带来崇高的是洞察,看向真实的能力,罗翔喜欢读书,喜欢说一些名言,他自己的东西几乎听不到,一些非常表面的逻辑可以勾起他洋洋得意的兴致,讲的口若悬河。一个无洞察的人本该迷茫,本该心虚,这是好的。但是罗翔口若悬河好像懂很多,说很多,远比余华能说,好像懂得更多,说的得意洋洋,好像很深刻很有洞见。但是内容不会因为得意的表情变得深刻,你听不到深刻的洞见,只有耳朵都磨出浆的经典理想主义者的那套老话。 如果余华在这里,他点点头,并不是认可发胖就是健康。是因为他知道这是饿怕了,人都会这样,他自己也会,也会在饿怕了以后,吃成胖子,但是他心里知道这不是健康,所以他不会长时间的走到另一个极端,并且拥护另一个极端。即使很痛苦,还折磨自己发胖。这就是唯一的区别。一个人会来到另一段,然后发现胖也没带来满足。胖是另一种痛苦,所以他崩溃了,他曾经那么相信胖是幸福,现在他完全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了,他绝望了。而余华这样的人,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了,他自然就瘦了。胖是个短暂的过程,也不是他的信仰,他没有信仰,所以他不严肃,他不思考幸福,感觉对了就对了。 一个吊儿郎当,没有正经的人,就是因为他能看到全部,所以他的不正经经得起考验,你把刀放在他脖子上,他害怕了,回到家里继续嬉皮笑脸,还是不正经。这个不正经是种在金坷垃上的种子,没人能拿走,摧毁,极致的不正经是种浪漫。有一个不正经的开悟者,临死在自己的衣服里放了很多鞭炮。爱她的学生把他推进火葬场的时候,表演就开始了,他连死都不正经。他从来都对聪明不感兴趣,对看起来聪明也不感兴趣。看起来聪明可以吸引很多人,华而不实的人,肤浅的人。这是看起来聪明的唯一价值。所以大家都想看起来聪明。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看起来聪明,这样会减少很多摩擦,看起来聪明是为别人准备的,为生活的方便准备的,不会对真相有任何实质帮助。 |
其实就是作家这个词带来的误解。余华是干嘛的?作家。于是我们就会想,作家是干嘛的?哦,作家应该有洞察力、有智慧,随便给他一件事,他总有自己的见解。这时再回头一看余华,好像不那么符合,但是他明明又是个作家。 其实这个事换个叫法就简单了,余华的作品最有名的大概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都是长篇小说,早期有名的是《在细雨中呼喊》,当然我个人还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现实的一种》,所以他严格意义上其实是个小说家。那小说家是干嘛的?现代的小说家就是指写小说很厉害或者以写小说为生的人,通俗一点说,是讲故事很厉害的人。 那以小说家的身份去看余华,他的嘴笨吗?显然不笨。我看过他很多采访和节目,网上也流传他许多接受采访的片段。比如他讲他和史铁生踢足球,讲他和莫言还有苏童参加活动,讲他投稿和他的退稿信,讲他喜欢文化馆的工作,讲他和他全家的阑尾,讲他在太平间睡午觉,醒来想起海涅的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当余华在讲这些故事时,你其实能一眼就看出:这人天生就适合讲故事。他就是有那样的本事,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再将它们完整而且有趣地复述出来。 论发表见解和辩论,余华肯定是比不上罗翔和其他以论述闻名的人,甚至他可能还比不上我,但叙事其实是比说理更厉害的一种本领。有位叫王小波的作家曾经说: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辨别是非。为什么?因为智慧肯定比愚昧好,诚实肯定比谎言好,勇敢肯定比懦弱好,正义和邪恶之间,看过《熊出没》和《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孩子都知道如何选,所以这样的是非辨别起来没有难度。 若在辨别是非之余,再辅以诚恳的语气,社会认可的知识背景和头衔,那么你站那里,就会显得十分睿智,要是再配上李健那样的脸,或者罗翔老师那样的身材和眼镜,那么哪怕你是个植物人——稍微有点夸张,但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你躺平的样子都会显得优雅而睿智。鲁迅的杂文是可模仿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假装像鲁迅一样能言善辩、针砭时弊,但是只有天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另一个孔乙己和祥林嫂。 这个回答其实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结名著的内涵本质上还是在说理,然而大部头名著,尤其是小说,真正厉害的部分其实是叙事。如果有人对我这个结论不服,那你可以试试说一件自己微不足道的往事,看是不是能讲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试完就会知道,人兴许可以轻松总结自己的人生,但就是没办法将自己的生活用好玩的方式讲出来。 谢谢。 |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句话出自鲁迅为《野草》所做的题辞。 余华要说的东西全都在书里了。 余华不是没有见解,而是不想说,没必要,说多了是不好的,别人不喜欢听一个作家评价体制,但法学学者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也很懂分寸,文人不喜欢揣摩这种分寸,索性就不说了。 余华早期投作品,被录取了,但结尾部分不够光明,需要去北京改一下。 接到这个电话后,余华问: 是不是只要我改的光明了,就可以发表?编辑说是。余华说:只要能给我发表,从头到尾都可以光明。 问:你的《第七天》刚刚上市“第七天”,我就在天桥的一边看到了它的盗版。你认为,盗版书现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 余华: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专门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盗版的文章。盗版屡禁不止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社会对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当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时,仍然有超过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在物价飞涨的中国,数量庞大的贫穷人口构成了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市场。他们没有能力去消费正版的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只能消费便宜的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他们的生活被毒大米、毒奶粉、毒蔬菜、毒火腿、毒馒头、毒玩具、假鸡蛋、石膏面条们所包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吃下劣质的食品,使用劣质的日常用品。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需要知识需要看电影需要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他们买不起正版的图书,只能买便宜的盗版图书。所以我在大学演讲时说过:如果这个巨大的贫穷人口问题不解决,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 用阶级矛盾分析版权问题,高出某些学者们不知道几个维度了,这也叫“不睿智,思维不清晰” 按照现在粉红们和版权斗士们的狂热劲,这种话要是说多了,余华会怎么样我不好说,大概也收了纽约时报的50w吧。 |
因为说话和写作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啊。 说话是情景交互式的,它必须要面向它特定的听众。话语不能离开它被说出的实际场景,而且必须要考虑到听众的接受程度。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所有的话语都在期待快速的回应。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说上一句话对方要花上半个小时去慢慢体会其中的“深意”,期间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无法给出任何反馈。我们都喜欢的是那种你一言我一语有来有往的对话。 然而写作不需要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这种快速且持续性的交互。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在通过长篇大论来彼此建立沟通的过程中,都并不期待对方能够立刻给出确定的回应。写作和阅读的这种回应延迟性给了人们以足够长的时间来沉浸在深度的思考中,因此很容易让人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究其本质而言,这两者(指说话和写作)仅仅只是平行且互不干扰的两种能力而已。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即都是玩弄语言的技术。但它们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不存在什么写作能力会导致说话技能退化或者说话技能导致写作能力退化的情况。 导致某种能力退化的,肯定是因为长期没有使用。不能说因为我天天宅在家里打游戏,把时间花在游戏上面没有出门锻炼,结果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就得出打游戏一定会让人变胖的结论。 马克思写得出《资本论》这种深度的鸿篇巨著,他一样可以站到一大群工人阶级群众面前去发表让人义愤填膺的讲话,而且这个人还极其热衷于参加各种决斗辩论和人打嘴仗。 伟大领袖毛主席能够发明深刻发人深省的毛泽东思想,他可以写出那些大气磅礴的诗歌文学作品,他也一样能够站到前线去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感染身边的人们。 一个人有可能精于写作阅读和深度思考,却不擅于言辞表达和人快速互动;一个人也有可能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但这也不代表他一定就思想肤浅胸中无墨。这两者完全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 事实上,当你试图用说话来感染影响周围的人时,其实是不需要让你的观点有太多太深刻复杂的论证或者背景的。更有效果的往往是抛出某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或者角度,然后给人充足的遐想思考的空间,这样才更有互动和交流的空间。相比于长篇大论,人们更关注的是新颖角度的启发性,以及能够给具体生活和行为带来多少指导性意义。 然而在一个长篇大论中,仅仅一个角度或者观点是完全不够看的。你需要围绕着这个观点不断展开,要描绘它背后的来龙去脉,要发散推广扩充到更多新的观点,要逻辑清晰地给出详细的论证,甚至是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因此你需要让你的语言变得更加严谨和考究,对于失误有着更低的容忍,并且追求精度和效果。 说话,你是试图融入一个既存的世界中与他人一起互动,共同分享彼此的喜乐悲哀。 而写作,你是试图创造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然后打开大门来欢迎别人。 为什么如今的网文到处都是偏执狂和病娇怪? 为什么有女生喜欢bl?希望得到心理学角度的解答? 怎样给读者提供价值? |
这还不明显吗?是典型的低学历人群啊。 你先看看李健和啥学历?一个李健,正统的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觉得音乐更赚钱,玩音乐去了。 一个罗翔,更加了,中政法教授、博导,在读的本科,北大的博士,而且又是学的法律,逆天。 而余华呢? 高考没考上,落榜后在一个镇上的卫生院当牙医,19岁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连一句话都整不明白,他自己都说病句连天,这样的余华在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两人面前发表见解,想压过他俩风头,那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所以我说真正牛逼的是余华才对。 李健和罗翔,属于精英阶层,不是什么小老百姓,他们强是自然的,但是余华一个小镇打杂工,最后混到让两个精英叫余老师的地步,做到了逆天改命。 写作是一门可以不断创造奇迹的行业,余华用文字证明了,只要努力,一样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 |
昨天看完余华和的访谈,发现余华这老小子平时说话搞笑搞笑的。 但是几句话说出来真睿智。我怀疑这老小子看了多少本书。 这老小子谈90年代,正好听到摩托车经过的声音,他说90年代就是摩托车一样的年代,啪啪说了说。 谈,结合自己啪啪说了一堆。 谈 陀思妥耶夫斯基 狄更斯 谈文革 啪啪又是啪啪的 这老小子脑袋里货真是多。 思路非常清晰。 |
真正睿智的人,往往都是像智者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讲话。 很明确地讲,作为一个也写点东西的人,我一般不描述沉重和绝望,能讲浪漫绝不谈现实。 而余华的笔是一把剃刀,总能把不合时宜的浪漫和幻想给你一刀剔除。 在中国,这种笔力背后是一针见血的锋利和老司机般的掌控力。不然作品是问不了世的。 不可能不睿智。 但同时,余华又是我在国内看到的极少有的内外不撕裂的公众人物。 因为绝大多数公众人物要么在说自己都不信的鬼话,要么装深沉,要么用学识和措辞来彰显自己的特殊,当然还有更高级的,他们会用得体、温和与距离感来小心翼翼地隐藏骨子里的傲慢。 而看余华的采访,你会感觉到轻松和坦然,尽管作品远比他本人沉重一万倍。 其实对于这三个人,我有三种感受: 1、少年感(余华),关于这个世界,他已经完整的表达了,不再撕裂,坦然接受一切。 2、(李建),说是歌手,其实更像诗人,诗人的宿命就是倾诉和表达。 3、戏谑者(罗翔),和人性打交道日久,不睿智都不行,但行业和现状,又让他这种人间清醒倍觉荒诞。 其实,罗翔诙谐幽默睿智的背后是一种戏谑。 我一直觉得少年感是一种浪漫主义,如果可以,希望所有的男儿到死都是少年。这也是三者里我最喜欢余华的原因。 而吾性自足的表现在于自得其乐。这一点,李建给我的感觉太高远了,他的悟性和睿智没得讲,对所从事的行业也被他用哲学家一样的冷峻解构的干干净净,有距离感,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清绝中带点孤傲。 而罗翔很多时候是看破不说破,看似游走在被禁言的边缘,但他其实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这个边缘在哪儿。 如果说意象的话,李建像山上的湖,从容自得,高远清绝。 罗翔是山上的攀登者,历经一路飘寒的小道后,忽然天地洞开,柳暗花明。 而余华, 余华就是那座山。 他已经丰富到没有了任何特点,但如果你细看,山上全是特点。 枯荣是他,冷暖也是他。 |
创造是艰难的,远没有复述来得流利。 余跟罗的对话看了一个多小时,印象深刻的有:“第一批买摩托车的人据说很少有活下来的,他们适应不了这个速度。”“有个作家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但是学会了一种写作的方法叫做半年后。” 的发言清晰,建立在他只是复述一些著名的观点。他旁征博引,“柏拉图这么说”“讲过一个笑话”,以此得出一个正能量的观点。 但复述是孱弱的,当你使用别人的句子,实际是在承认这句话别人说得更好。 的观点以故事的方式呈现。他的经验,他对生活的理解放在讲述里,而不是判断。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罗翔是匮乏的。他对世界的见解动辄就是“人性”“扭曲”“罪恶”“法治”“时代”,但实际缺乏深度。他描述的是“概念中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 举个例子,当他说每个人的剧本都是写好了的,余华接了一句“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台词”,前半句是高中生都能说出的鸡汤,后半句能看出细微处的洞察。 我更希望他从律师的角度讲几个案子,不是那种全国大案,是自己经历过的案子。讲自己当时对案件的处理方式,所见所闻。不要反复掰扯人性、虚无这些词了。终有一天他会发现 时间会留下来有价值的东西,语文老师仍然会让孩子们读余华,而罗翔实际的作品是什么呢? |
特别特别特别正常 我曾经现场听过的讲座,就是人间世的作者,他的讲座并不是非常流利,也磕磕绊绊,但当他讲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 ,梁晓声,他们都是知名作家。他们是用笔写作的,而玩儿的说话。 我本身也写作,我发现,随着我写作字数越多,居然有一定的退化,就比如现在,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但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写下这个回答。 经常说话的,脑子就是说话式的输出 经常写字的,脑子就是写字式的输出 二者没有优劣 虽然余华发表见解不清晰,但他的格局和对社会的观察却无一不体现在 |
余华老师有两个视角:作者视角,读者视角。 他需要在两个视角下谈论自己的作品,还要考虑怎么表达出来,被读者理解。 罗翔老师只需要通过读者视角来解读,自然是更轻松、清晰一些。 余华老师点的是创作型天赋,用于文字创作。 罗翔老师点的是天赋,用于分析案件、分析事物。 天赋不一样。 |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余华对话罗翔:精神内耗不是一个坏事,它可以磨练写作与爱的能力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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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获得了2022年度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最佳外语作品奖,这是当今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一,以托尔斯泰居住了一生的庄园命名。余华成为继帕慕克、奥兹等作家之后,第一位获此奖的中国作家。 与此同时,余华和罗翔这两位“互关”已久的网友相聚在北京胡同里的PageOne书店,在秋风习习的露台上进行了一场畅快的对谈。《兄弟》是一部跨越四十年的平民史诗,映照着每一个在时代巨浪中沉浮的普通人。对谈现场,“60后”的余华、“70后”的罗翔,加上主持人——“90后”B站UP主“我是黄鸭兄”,同样跨越四十年的三代人围绕《兄弟》这部包罗万象的宝藏小说,展开文学与法学,再到哲学的交汇碰撞。今天夜读,为大家带来对谈的部分精彩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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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俄文版 罗翔:读《兄弟》读到凌晨,读完更睡不着 我是黄鸭兄:十六年前写的这部作品其实已经成年了,在成年的年纪,拿到文学奖您有什么感触吗? 余华:有点意外。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奖是一个作品奖,不是作家奖,作品奖通常意义都是当年颁发给上一年出版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搜了一下,发现他们2003年的时候也曾颁给了1968年出版的俄罗斯作品,然后到了2015年开始设立面向外国作品的奖项,2015年以前这是没有的。我去过亚斯纳亚,是托尔斯泰出生和生活了一辈子的庄园。那里很大很大,大的房子就有三幢,有很大的树林,我们在树林里面走一圈的话,花两小时都没有问题。树林里最安静的地方就是托尔斯泰的墓地,那个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墓地,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就是一片草地,中间隆起一块像棺材那么大,长方形的,就是托尔斯泰的墓,这很像托尔斯泰的为人,他的一生就是很朴素,但又震撼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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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位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一景 我是黄鸭兄: 罗翔老师第一次读《兄弟》是什么时候? 罗翔:应该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2005年毕业去学校教书,应该是那个时间段。 我是黄鸭兄:您有什么感受呢? 罗翔:余华老师的书有个特点,你读了就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不愿意停,导致你会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因为你一口气一下读完,肯定到凌晨三四点了,读完之后确实晚上睡不着,觉得很沉重,觉得胸口有块石头,非常非常沉重。但是这种沉重的感觉本身让人思考。你会反思,自己会不会这样,在类似的情景中,你会如何去行为。所以,我想有趣的作品可能会给我们一种感触,有些作品就看一看,乐一乐,打发时间,有些作品不仅打发时间,还会促进我们思考。 我是黄鸭兄:您说《兄弟》描述了人的境况,不自觉带入了一些人的境况。现在还有一些具体的境况让您产生反思吗? 罗翔:当时读包括最近我也在重读这本书,有三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这是种真实的荒诞。因为它是上下两部。首先我个人是在上部作品结束的时候出生的,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人,那个时候上部作品已经结束了。我在想,自己会不会释放心中的那种幽暗。我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锁住内心的幽暗,但是这本书促进你反思,因为这种荒诞是真实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时常需要一种榜样的力量,榜样不需要太多,但是一个榜样可能就像黑暗中的一盏微光,至少鼓舞着一部分人朝着微光前进。 第二,虚无让人放纵。因为绝望会让人虚无,这种虚无会让我们不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我们每天也就浑浑噩噩的生活。所以这种生活可能会用盲目对抗这个世界,就像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天天周游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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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余华老师后面写的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有钱,像李光头,但是可能对我个人有一个提醒,可能真正的幸福就是一种平静,所有的阅读可能都是让我们更多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李光头最后想坐航天飞机上天,但是上了天内心会有宁静吗?看着这个地球,看着这个月亮就有宁静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想上天。但人生真正的战场可能还在我们的内心里,因为内心的平静是一种非常大的幸福,就像柏拉图说过的,人的理性、激情、欲望,这三个东西始终在征战,三个东西努力保证一种平衡,保证一种和谐,保持着一种合乎中道,可能这对我个人的提醒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我大概就是这么三个直观的感觉:真实的荒唐,虚无的放纵,平静是一种幸福。 余华:写作就是精神内耗,我内耗40年了 我是黄鸭兄: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词很火,叫“精神内耗”,不知道罗翔老师、余华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余华:听说过。 我是黄鸭兄:我觉得精神内耗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感受,就是特别的瞻前顾后、思来想去,但是又迟迟不能付诸行动。我觉得精神内耗跟荒诞有一些联系,在卡夫卡的作品里面,好像有一些主人公面对一个非常荒诞的现实,然后进入一种精神内耗的状态。我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在人生面前经历过很强精神内耗的状态? 余华:这个精神内耗很像作家写作的过程,写作过程就是当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出口的时候,写作就是在寻找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的时候就是有点精神内耗,迟疑不决,不知道怎样写,一会儿觉得这样写好,一会儿觉得这样写不好,等到找到出口了,一切都没有了,精神内耗结束了。精神内耗一方面可能是一种消极的,人好像一直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其实它也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为什么?如果他什么都不好的话,不内耗的话,寻找出口的动力都没有了。精神内耗的某种程度是在寻找一种出口,寻找他自己人生的出口,或者简单地说,寻找我今天的出口,或者寻找我一觉醒来明天的出口,任何事物要从两方面看。这是我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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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黄鸭兄:您作为一个作家好像必须把矛盾的东西放进来,让这两种矛盾的力量在里面打架,最后用出口变成一个作品。 余华:对,我教我的学生的时候告诉他们,假如写作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意味着你们在进步。写作如果一帆风顺的话,你们可能在原地踏步。你只有遇到困难,你才能够前进,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就能够往前走的,困难往往会造成人的精神内耗。我们从积极的角度谈论的话,精神内耗不是一个坏事。要从个体来说,不能把它变成泛化的社会现象,内耗其实就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一点,这种情况才有内耗。 我是黄鸭兄:听得出来,您已经是一个“内耗大师”了。 余华:写作就是内耗,我写作了40年,内耗了40年。 我是黄鸭兄:处在精神内耗的同学们,千万不要觉得太受打击。 余华:不用担心,会走出来的。 我是黄鸭兄:余华老师内耗了40年现在还好好的。 余华:我的内耗是一次一次内耗,这个40年内耗不是一次,是由无数次的内耗构成的。 罗翔:我们需要让爱变得厚重和踏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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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现场,余华视频连线,俄语版《兄弟》译者邓月娘领奖 我是黄鸭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和人性的善比较相关的就是爱。在故事里面,其实爱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缺失,主要是在李光头,李光头非常想和林红在一起,但是他越想去追求林红,林红离他越远。所以好像有人说爱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确实就得不到爱。我觉得这是当代年轻人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怎么找到爱呢?我们应该去让自己能够配得上爱呢? 罗翔:我个人觉得,人总是喜欢从一个面向思考问题,但是人类的有限性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要在悖论中寻找合乎中道。这就是你提出的问题,爱是先天的能力还是后天的问题?我们不能选边站,可能都有。首先爱一定是先天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爱?因为我们缺乏。为什么人总是渴望爱与被爱?因为人是缺乏的,人是孤独的,人是希望别人去爱自己的。当你希望别人去爱,你就承认自己先天是不满足的,先天有缺陷的,先天是不完美的。同时,爱一定得有后天的学习,虽然不是说这种学习是技巧,因为人类所有古圣先贤的教导,人类所有伟大经典作品的教导,包括像余华老师提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人极大的问题就是人不知道怎么去爱,人的爱总是会给自己、给他人造成伤害,因为人是如此的自恋,你所有的爱可能只是自恋的投射,而这种狂热的自恋的投射,最后越是爱越是在伤害。这些伟大的经典提醒我们,爱是需要后天学习的,这种后天的学习就是不断承认我们的有限性,不断从自恋的爱变成非自恋的爱,因为爱让我们希望变得完美。 罗翔:我个人就是非常矛盾,真正的爱是希望自己变得完美,希望别人变得完美,希望两个人能够互相成全、互相牺牲、互相提升。两个不完美的人组合在一起,从而能够变得更加的完美。这样一个过程中,绝对不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是彼此牺牲、彼此成就、彼此提升、彼此拥抱,进而走向更深更远的满足。 我是黄鸭兄:好像爱是一种我们需要放下对于自己的自恋,反而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呈现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完整。还是其实是一种作茧自缚。 罗翔:我们需要有一种责任的牵引,让我们的爱变得厚重,让我们的爱变得踏实,让我们的爱变成对别人的成全和对自己的成全,我们为什么爱,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我们自己很好我们还爱什么呀?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多棱角是要被牺牲的,很多偏好也要被牺牲的,很多偏见是需要被调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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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斯妥耶夫斯基故居内景 我是黄鸭兄:爱让我们变得更好。余华老师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余华:我稍微补充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前有过一次婚姻,他其实有很多恶习,尤其是赌博。有一次他回到圣彼得堡输到没钱了,于是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后来找了一个叫安娜的速记员结婚了,安娜确实给陀斯妥耶夫斯基带来很多帮助,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从《罪与罚》开始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了一大堆的作品。他59岁就去世了,而托尔斯泰活到82岁,两个人的作品数量,反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稍微多一点。再看托尔斯泰爱上索菲娅的时候,索菲娅是18岁,托尔斯泰已经34还是35岁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已经出版,已经是俄罗斯文坛非常有名的作家了,索菲娅很爱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很爱索菲娅,爱往往是一种占有,当索菲娅和托尔斯泰互相占有以后,就开始长达一生的互相折磨。我去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解说员说,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离家时,床头柜上打开的是什么书呢,是《罪与罚》,他还在不断重读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知道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多么了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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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汝龙 译|译林出版社 他也非常羡慕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个安娜。但是我们要知道,索菲娅给托尔斯泰生了13个孩子,一个女人生13个孩子是很辛苦的。她为了《战争与和平》抄了七遍稿子,托尔斯泰每天全部写完入睡之后,索菲娅就把他今天写的内容全部干净誊抄一遍,第二天又被托尔斯泰改得一塌糊涂。直到《战争与和平》要出版的时候他还在修改,印刷厂不得不让他加钱。这本书有200万字呢,就这样,托尔斯泰还是不满意,还是觉得索菲娅不好,为什么呢?爱变成占有之后,往往就变成了互相折磨,他们真的互相折磨了一辈子。由于他们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一致,托尔斯泰不会妥协,索菲娅也不会妥协,两个不妥协的人,他们是相爱的,他们一直到死还是相爱的,但是他们的爱是用相互折磨的方式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 |
对于严肃文学的作家来说,写作逐渐成为他新的语言,导致他原有的语言系统,退化。 很多顶尖的严肃作家,临场反迟钝,应变对答磕磕绊绊,连普通人都不如。 而牙尖嘴利,反应敏捷的作家,作品反而是轻飘飘的,充满小聪明和卖弄,写一些现实表象的东西,像浮在水上的油,阳光照着它,绚丽斑斓,但一戳即破。(比如,韩寒?) 严肃文学创作的过程,使用的是作家自己的语言系统,作家往往对人性和社会有很深的思考,并用相当长的时间,将其组织为语言。写作时,也会用这种语言自我交流。 当你一直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能读进去,越来越能迅速领悟作家 冰山一角之下的部分,因为你进入了他的思维,视角,语言系统里。 相反,这套充满逻辑,复杂精深,自我交流的语言系统,与现实世界对接时,会有一点点脱节,如果一点儿脱节都没有,那就说明作家还完全活在外部世界里,没有深入到自己内部,剖开自己。 伟大的作家应当是是愚钝的,而不是狡黠的,是棱角分明格格不入的,而不是八面玲珑浑然一体的。 作家应当用用真诚而生猛的视角看世界,而不是用符合习惯和规范的方式看世界。 |
写作是一门艺术。加缪有句话说,艺术具有隐晦的本能,从不直接表达旨意。 正所谓言不尽意,音乐因为超越了语言而成为公认最高形式的艺术,而写作已经属于艺术的末流,因为它毕竟要使用语言。 小说又是写作中最高的艺术之一(私以为与诗歌不相上下),因为它可以通过情节、人物来隐晦地传达信息,而非如论述文般直接阐述观点。 大作家都知道,三言两语怎么可能讲清楚一件事?作家只能通过构建一个场景、一场事件,埋藏尽可能多的信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解码、参悟。 辩论是凝练的技艺,小说则是发散的技艺。 罗老师是律师,是教师,对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这些都造就了他凝练语言、精确表达的能力,因此谈话时技高一筹。 而小说家除了动笔的时候,常常是沉默和不善言辞的,余华老师在访谈中面对严肃问题时如是。 当然,如果受访时被问的不是严肃问题,余华老师就会开启周伯通模式。我喜欢王小波,也喜欢余华老师这种看似不着调其实心里门儿清的幽默调调。 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就语言与沉默的问题,提及一部名作《摩西与亚伦》。 摩西聆听了上帝的声音,他认为语言无法向人类正确地转述上帝的旨意,反而极有可能误导他们,因此他选择沉默。 与此同时,能言善道的亚伦通过精妙的语言,声称将上帝的旨意传播于世间。 摩西的考虑是清醒、深远、审慎负责的。 亚伦的行为则是勇敢、有担当的,是要求有所为,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他们都是出于好意,只是做了不同的选择。 罗翔老师和余华老师所呈现出的状态,分别代表亚伦和摩西这两类人,也都是我所尊重的人。 多提一嘴,他们的这种差异谈不上刻意的选择,只是天性自然的流露。比起西方文化中的亚伦和摩西,我认为本土的孔子与庄子更加贴近他们。 别看罗老师总持戏谑态度,其实他内心深处怀有一种宗教情怀式的理想主义,比起只会坐而论道的腐儒或空谈理想主义者,又多了份积极作为、入世办实事的能力; 别看余华老师开口就是段子,其实他的内心非常严肃、悲悯、通透,只是天性洒脱,持游世态度而已。 我个人对他们MBTI类型的推测是:罗翔老师INFJ,余华老师ISTJ,都是高阶版,所以能够兼容其他人格的某些特质。当然不绝对,MBTI只是用来描述我对他们人格的大致理解。 他们在洞悉世情之后,都没有表现出愤世嫉俗或苦大仇深,没有成为坐在那里推卸责任、把自己摘干净的空想理想主义者,没有成为麻木自私的精英主义者,抑或自诩聪明实则软弱自怜的虚无主义者。 他们尽力为这个不太好的世界,为别人,也为自己,做一点实在的事情,讲一些中肯的话,做一个幽默的人。 同时,他们的幽默并不轻浮,有很庄严的成分在里面。 —————————————————— 此外,还想多说几句。 首先声明,我敬重两位老师,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他们是完美的。任何对具体个体的完美想象最终都会破灭。 即便知识广博、业务专精,也不构成全知全能的充要条件,是人就一定存在缺陷,他们本人在谈话中也经常有意无意流露出类似“别拜偶像,我不完美”的信号。比如我猜测余华老师可能对学术性著作缺乏阅读(别打我哈哈哈,只是猜测),说话也不会使用术语(说实话,用一堆术语说话的人只能做学者,无法当作家),他大概对过分严肃枯燥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但人家是天生吃写作这碗饭的,即便连《乌合之众》都没读过,也不耽误他写包含《乌合之众》精髓的小说。人家是讲故事的,不是讲道理的。道理一次只能说一个,讲一个好故事却能包含无数个道理,无数种解读。 同样的,我喜欢余华老师的书,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余华老师的小说是最顶级的文学作品,个人认为余华老师的小说比起世界文学巨匠(如黑塞、马尔克斯、陀翁等)尚存在某种维度上的匮乏。总之,让我用一句话概括余华老师的画风,大概是“对啊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牛逼吧哈哈哈,借点手纸呗我忘带了,妈的最近怎么老便秘……” 我觉得公众应该学会去爱真实的、有缺陷的人。正是缺陷和闪光点一同构成了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立体、可爱的个体。 其次,也是我真正想说的——之所以敬重罗翔老师和余华老师,因为他们是当代精英当中罕见的,见识过人间的苦难,并且没有背过身去,假装没有这回事。 “对于伟大艺术和思想的执著,也许会助长一种对世界漠不关心的精英主义。” 他们身为名副其实的精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他们没有陷入这种精英主义的陷阱。 罗翔老师积极务实,关注社会事件,在给出专业法律意见的同时,更是引导青年人对社会人心形成相对客观、全面、务实但不乏理想主义的认识。罗老师推荐过的很多书籍和作家,碰巧也是我个人偏爱的,尤其是陀翁。 博尔赫斯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了海洋。” 罗翔老师曾向年轻人郑重忠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句话:“不要爱抽象的人,去爱具体的人。” 我认为,发现了陀翁这句话的罗老师,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是真正反思过自我的。 很多人声称一日三省,其实那种反思只是一种过往固有观念的重新整理,浮于表面,并未打破惯性。唯有真正读懂陀翁,对自己的灵魂不留一丝余地地鞭打拷问,才会真正懂得这句话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热乎乎的。 而余华老师,谈及中国盗版书的问题,他作为利害相关的作者,想的却是,盗版并不是最严重的、需要立刻打击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条件,还有很多人读不起正版书,盗版才有生存的空间,等经济上来了,人们有钱买正版书读了,当然就不会去买盗版了。 以及,不论罗翔老师还是余华老师,他们都发自内心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不假装,不做作,不说教,不觉得自己有了一点成就就怎样了不起。 (参考余华老师名人名言:“感谢伟大的语文老师们,我靠《活着》活着。”) 人要活得可爱,就得活得很明白,不把自己当回事。普通人不把自己当回事就已经很困难了,一个人明明有一番成就却还能坚持不把自己当回事,就很困难。 任何人能取得某种成就,并不仅仅依赖自身的努力,更是天道赋予的气运使然,毕竟就连聪慧、坚毅、美貌等天赋也是上天所赋予,所以没什么可得意的。 应当明白,个人只是名望、权力、财富的通道,天道以某个人为通道,是希望借助这个人,将他所拥有的福德散播出去,最终造福众人。 一个人取得再大的成就,也只将自己视作上天的通道,心怀感念,保持谦卑,气运才能持久。 真的学通了中国儒释道三家,如《西游记》真正的作者(可能是嘉靖年间内阁中人门客),就明白猴子厉害是因为有如来栽培,从最初在海上做灵石开始就是上天(如来)的安排。 西方《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谈过这个问题,就连马丁《权力的游戏》也写到过,囧雪刚到黑城堡时瞧不起剑术低微的同伴,被狠狠修理过一顿:“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你生来享有的条件,出生在临冬城,从小有了不起的骑士指导剑术。” 天下负有盛名而其实不能副者,必有奇祸。 人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说得上话,其他方面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没必要因为自己某方面很卓越就自我感觉良好,各种要起飞。 很多成功人士稀里糊涂获得了名利,然而德不当位,不知谦卑与兼济,一两年看不出来,日子久了,难免招致祸患,不能持久。 现实中见过很多人(企业家,知名教授等),太把自己当回事,把偶然的幸运当做是自己牛逼。有了一定的名声和成绩,虽然口头上很谦虚,彬彬有礼,其实心里看谁都觉得人家崇拜自己,细嗅爹味扑鼻。 而事实上,想多了,还真没多少人在意你怎么样,就觉得你以为我应该崇拜你这件事挺幼稚的。 你厉害你的,我还是更喜欢我家小区门口保安大叔,昨天还提醒我出门要戴头盔来着。 |
拿余华和李健和罗翔对比,是在抬高李健和罗翔。 几十年、几百年后还会有很多人读余华的书,还会有很多人提起余华,那时候李健写的歌也许偶尔还有人唱,罗翔基本可以肯定是没什么人知道了。 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只看表面和眼前。不然我们为什么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呢。 |
罗翔是网红,教师。或说表演者。讲话是他的职业,是练功,越讲越能说会道,职业上越有空间。 余华是作家,或说观察者。需要时不时酝酿情绪,积蓄力量,因此讲话是泄功。泄完就写不出来了。 |
世界级著作也好,一般等级的著作也罢, 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就需要作者本人沉下去, 沉到社会里去思考,去分析,最主要的是去感悟。 余华老师,他是作家, 他在创作的时候更倾向于,用绝对零度的手法写故事, 以旁观者不夹杂任何情感的把想要表达的感悟,想要反应的社会问题展现出来。 写作能力越强的作家,在现实中与人交谈的时候,反应会越发迟缓一些。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信息让大脑过一遍,在反馈回来,而后用手写出来的速度, 这个速度比起口头说,要慢很多。 罗翔老师是学者,是我国的知识分子, 他的创作更倾向于合乎逻辑的辩论写法,需要用知识把思维打磨的很锐利, 像尖刀一样,在其他学者来找茬的时候,快速出招直击要害, 各种理论争斗,要在自己清醒的保持立场前提下,去完成。 余华老师不需要保持自身的立场,相反,他还要去感受不同人的不同立场, 从而盼望着可以距离”社会“这个大立场更近一点, 写的东西更通透一点。 二人完全是两种风格,同样是用知识打磨思维, 罗翔老师磨出锋利的尖刀,时间越推移他的思想会越睿智,对某些事物的理解会越深刻; 余华老师磨出光滑的水钵,时间越推移他的思想会越普世,对许多事物的理解会越增加。 一个追求点状深度,一个追求面状深度, 没有高下之分,只是社会身份的不同所演变出的不同提高方法。 言尽于此,希望能对题主和各位朋友,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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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你说的一样,余华“看起来”没有那么睿智,但是如果细品一下余华说的话,他是真的不够睿智?还是说他是大智若愚?让你看不出来? 就比如,之前有记者问他, “余华老师,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您会给《活着》打几分?” 这个问题,大家觉得简单吗?且不论提问题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不管是发自内心的提问,还是为了蹭热榜去炒作,这都无异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要是真的打的分高了,那就会有人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点儿也不谦虚;要是打的低了,那又有人说,明明那么好,装什么装呢,真虚伪。 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不管你怎么回答,都没办法完美的处理,但是你看看,余华是怎么回答的。 “豆瓣的网友给我打9.4,那我也也打9.4,剩下的0.6你去问问豆瓣的网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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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又好像没回答这个问题,看看,巧妙不巧妙。 还有一次,有人问《活着》什么时候会被人遗忘。 余华又说到“90年代的时候有个人跟我说,他当年上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给他推荐《活着》,之后他当了语文老师了,他也给学生推荐《活着》,然后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了,感谢语文老师,伟大的语文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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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棘手的问题,他总能一下子看破本质,然后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去回答,同时又不失诙谐幽默,你就说他睿智不睿智吧。 还有人问他,现在的电影明明像素,画质,特效什么的,都越做越好了,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以前的电影好看。 余华直接说,“现在的电影都在讲究特效,主要的东西不在剧情上,所以他没有以前的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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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超级认同他的观点,是啊,我们看电影不就是想看故事吗?看精彩的,一波三折的剧情。 当然有特效,特效做好了肯定是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主要抓特效,而搞一些很普通的剧情,那有啥意思?就现在很多电影,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那你还想看吗?还有现在的电影讲故事,讲的真是稀碎,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故意天马行空,天花乱坠的讲了半天,你最后发现,它确实是“天花乱坠”。 哪怕是特效差一点,剧情好一点,大伙估计都不说啥,因为主次分明。 罗翔老师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也善于表达,喜欢跟人讲道理,吐露心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相比于余华),也许是因为性格,他的才华很外露,所以大家觉得他很睿智,也很喜欢他。 余华老师则是相反的,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肯定有着太多的社会灰暗面,尤其是他的作品,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揪心。如果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他比很多人都要清醒,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悟透了,让自己活的开心就行了。 综上所述,余华不是不睿智,相反,他太睿智了,看似他总喜欢胡说八道的,但是他胡说的同时,暗示了他的解释,只是你没有get到。有一句话说得好,你以为他在第一层,但其实他在第五层。 |
清晰中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思考的痕迹。这不清晰,正是文学大师顿挫思考下的流痕。 |
从各自的领域来说,这几位其实都已经到了其领域所在的金字塔尖。 这几位都是兼容并包的人,都有自己的说话习惯与风格,这里面哪有什么高下之分,更不必过度解读。 在我看来,余华的眼中充满着世事洞明的智慧,即便说话偶尔磕磕绊绊,未尝不是一种风格。他不屑于掩饰与塑造完美,更没有包袱可言。他敢于做得更加勇敢,更加入世与坦诚相待。 李健老师也敢于做得勇敢,真诚,说话从来不藏着掖着。内心强大而无畏,时间带给他的是一种游刃有余的处世艺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内外俱备,富有生活经验,是一种接地气的精英视角。 罗翔老师的智慧是最哲学的,也是最形而上的,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那些看似随意提起的话语,算不上掉书袋,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与坚持。这种理想主义的思考在当下尤为可贵,且罕见。 三人由于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从事职业各不相同,因此语言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余华 先说说余华。 余华在职业作家里其实应该算能说的,吵架来说除了个别几个伶牙俐嘴的大作家,很少有能吵过他的。 我也有很多真正的职业作家朋友,作家不一定是外表缄默或者表达愚钝的,更多的真是看各自的个性。不过总体来说确实“内向”一些的人更多一些。但不过也就是熟不熟的问题,在熟悉了之后,作家朋友们的输出就开始变多了。 作家的思考一般在更浪漫一些的角度,那种浪漫决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更真实、无畏地去描述一切,以抒其所感。作家们也普遍不爱掉书袋,尤其是严肃文学的,搞严肃文学的天天掉奇怪的书袋,必然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同样的所谓的事情与道理,作家不可借他人口,来写自家意。 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风格,哪怕是同样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感觉。这便是文学的意义之处。 这种意义,是死读书,死写作的一些“作协会员”,“空头文学家”们所感觉不到的。 真正的大作家必然是像余华这样,内心真诚而热烈,无论外表沉默与否,内心总有一团仿佛浇熄不了的火焰。 那是一种凝固的无形力量。 叫做文学。 李健 其实说到李健老师的话,他实际上是很典型的精英视角。 或者说,有过那样经历的人,很难不精英一些。 这样的行业精英在音乐行当还真不少,外人看是小资,圈内人看是小粉红。很容易里外不是人。 这些人表达的某些如预言一般的说法,往往不被重视,但实际上是最靠谱的说法。 他们每天都在听人类最经典的黑胶唱片,有着良好的音乐修养,坚持健身,如着魔一般练习乐器,同时人生态度较为自律,坚定和豁达(作为一个搞音乐的职业唱作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在小资们看来,他们未免苦行僧了一点,在小粉红们看来,他们未免让人不痛快了一些,只会泼些冷水而无见教。 李健老师就属于这个人群。他既懂民间疾苦,又知精英的思维。 这样的一群艺术家们,其实当代中国最容不下的。或者说,从来也没有这样一群艺术家们存在的空间。 能在大众纷纷扰扰而汹涌澎湃的舆论下,来去自如,拿捏分寸,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这样的一群艺术家们被迫在这个时代被息了声,——李健老师幸好是聪明的,从来不谈论政治。 也要庆幸他不谈政治。 这样接地气的精英视角,在如今的中国其实十分罕见,大家应该倍加珍惜。 如无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真的可能见不到李健老师。 罗翔 罗翔老师火于这个实际上特别需要意见领袖的时代,如今这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热闹非常,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骨子里却越发空虚,青年们迫切需要一个意见领袖,于是罗翔老师“应运而生”。 借法谈人性,谈虚无,谈抽象,谈柏拉图,谈爱具体的人,这都是意见领袖该干的事情。 以前我们都管这个叫公知,后来公知名声太差也就无人再提。 罗翔老师不能说所有观点都是对的,但少不了有太多人把他的观点奉为圭臬,——捧上神坛之后,又要让他重重摔下来。他低估了这个时代人群的愚昧与冷漠,迫切需要某种观点来武装头脑的青年们,本质上有时候挺二极管的。迷信罗翔和批判罗翔都是一样蠢的事情,但少不了有人爱干这种事情。 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能让罗翔老师时时审视自己,同时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黑暗。某种意义上这挺轴的,幸好有幽默的语言帮忙化解这一切的拧巴。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很难在这个时代不拧巴。 不过,幸好有理想主义,我们还能谈谈这些形而上的哲学。 也幸好有罗翔,我们才来窥见那些人性里的光与暗,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洞见。 谢谢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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