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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艺术]如何评价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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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人品为人诟病，但是后世对他的评价客观么，尤其在中国这个重道德伦理的国家。

其实只要抛开先入为主的印象，钱谦益这位正牌“水太凉”前倨后恭的表演，根本比不上他后面的几位“满洲分凉”。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入场：
托忒克·端方（1861年-1911年），满洲正白旗，清末著名的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不过据他本人声称他还有个民族身份是汉人，名为陶端方。
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要说这端方，也算是个满洲贵族中少有的新派人物。平素热爱拍照收藏。在考察外国的过程中曾带回了一台相机， 1909年11月19日，慈禧太后出殡的那一天，端方偷偷派人沿路摄影拍照，以图日后收藏。结果当队伍行至东陵隆思殿之时，几名摄影师被官兵发现，随即被拿下，由肃亲王亲自审讯，摄影师很快供出了端方。于是隆裕太后遂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罢免了端方的直隶总督职位。
不过到了1911年，满清搞铁路国有化，激起民变，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朝廷内无人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清廷于是委派赋闲在家的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大臣，赴四川平事。端方知道此去一行凶险，但也不打算坐以待毙，他采取的办法就一个，那就是拖，从北京出发足足走了三个月，才走到武汉。
后来袁世凯指示冯国璋镇压武昌起义时，要他“慢慢走，等等看”，不知道是否就是以端方为榜样。
然后谁能想到，端方的拖字诀，不但没能给他带来安全，反而成了他的催命符。
随着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四川现任总督赵尔丰又处置失当酿成血案，川民激愤，眼见就要起义。摄政王载沣只好把端方升官，署理四川总督，叫他不得拖延，马上前往四川赴任。
估计此时端方的心情是欲哭无泪的，为了给自己增加安全感。他犯了人生中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带走了湖北武昌第八镇的两个标，作为自己的卫队。
此时的武汉新军已经被革命思想严重渗透，排满情绪强烈，很多人都加入了革命党。这件事武汉当地官员都心照不宣，唯独端方这个外来钦差不知道。
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端方带着这批潜在的革命军走到半路，武昌城头那声炮响了。这下随行的新军将士不干了，武昌的兄弟成了英雄，而自己却跟着端方这个满人前往镇压革命，这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啊。不做点儿什么，岂不等于成了清廷鹰犬？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端方。
接下来的几天，端方忽然地发现，这些武昌士兵们看自己和随行弟弟端锦的眼神十分诡异，仿佛在看两头待宰的羔羊。他感到十分惶恐，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极力讨好这些士兵。给他们雇佣马车，发放各种薪酬奖励。
但是，该来的躲不掉，兵变最终还是发生了。一天夜里，端方与其随行的弟弟端锦正与几名亲信商议退路，起义士兵们破门而入将他从桌上提了起来。端方顿觉不妙，千钧一发之际他噗通跪倒，祭出了最后的保命手段：“大家不要冲动，我其实姓陶，是汉人，我的亲爹叫陶澍。你们要驱除鞑虏，我和你们一起干。”
紧接着，端方说出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故事：
端方的母亲曾经是汉族大臣陶澍的婢女，还被陶澍收入房中。然而后来因为惹怒了大房被赶走，原因当然就是怀孕。然后在怀孕期间端方母亲又被满洲贵族桂和相中（别问，问就是贵和有绿奴属性），随即生下了端方。
放平时，要有人敢如此造谣端方的身世，他本人估计会把这人大卸八块。可眼下保命要紧，也顾不上其它了。
然而，这个临场发挥的故事太过荒唐，而且逻辑还不通。革命军中有人粗通文墨马上站出来揭穿。原来端方口中这个陶澍，早在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就去世了。如果端方真是陶澍的儿子，那么哪怕是作为遗腹子，此时的他也应该是个七十多岁的花白老者。而端方现在看上去不过五十出头（端方生于1861年，到辛亥革命时刚好五十岁），二者相差岂是毫厘。
所以，这不过是端方临死前的攀咬罢了。新军将士纷纷被端方的油腻演技噎到了，响起一片嗤鼻之声。端方见状，只好又认真打起了感情牌，他痛哭流涕表示：这一路上我对你们大家还不错吧，能不能饶我一命？
可惜新军将士们分得很清：“大人待我们不薄，是私惠；今天举的是公义，岂可因私废公！”。说完手起刀落，端方和弟弟就这样端锦双双殒命。
可怜端方辛辛苦苦冒充汉人，结果还是没能逃过一死。
比起端方一开始就怂怂懦懦的发挥，另一位高手前倨后恭的表演，反差之强烈，就堪称鲜活了：
朴寿（1856—1911年），满洲镶黄旗人，1874年考中举人，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朴寿于是放弃继续考取功名，托祖上的关系进入官场成为一名文员。朴寿历任太常寺笔帖式、步军统领衙门笔帖式等文职，由于多年得不到升迁，他曾试图贿赂荣禄，然而荣禄身居显赫、家大业大，对他低微的出身和微薄的贿赂根本不屑一顾。于是朴寿只好豁出身家贿赂大太监李莲英，这次朴寿剑走偏锋，不求李莲英自己升官，只求李莲英给一个将他女儿进献给慈溪太后的名额。
原来朴寿此前就了解到慈溪老佛爷喜好按摩，因此在家夜以继日训练女儿的按摩技术。所幸女儿进宫后凭借按摩技术得到慈禧的宠爱，慈溪遂将其女作为自己的干孙女，朴寿由此得以平步青云。1907年九月担任福州将军，兼管马尾船政。
可惜，朴寿在底层打拼大半生，刚熬出头没几年，其得之不易的好运就到头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清廷的半壁江山。
同年11月6日，福州同盟会发布通告，劝谕福州满洲八旗官兵投降，以图实现不流血的革命。为此福建谘议局向福州将军朴寿提出两项基本要求：
第一，所有满人宜服从新政府之安置；
第二，旗军宜将所有军械火药缴交新政府节制；
同时也给出了两项基本保证：
第一，此后满汉不分区别；
第二，满人之俸禄，仍照旧支给。
公平来说，革命军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提的都是合理要求，给出的保证和待遇堪称优渥。然而有一个人却对此嗤之以鼻，此人正是时任福州将军的朴寿。
素来以大满洲主义者自居的朴寿一向看不起汉人，他命令驻防八旗加强戒备，旗营以外大街小巷设置栅栏，旗兵把守城门禁止汉人进入。凡十三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被编进八旗巡防营训练射击，妇女则每人发给一把刀，准备负隅顽抗。当时满洲八旗驻防福州的兵力共2600余人，有德国造毛瑟步枪上千支，兵力对比革命军，八旗兵也占有优势。这也让朴寿觉得自己有抵抗的资本。
有意思的是，为了激励满人血战到底的意志，朴寿还命令旗营各户囤积煤油，另提拔满人里头的激进份子，组建了一个五百人的“杀汉团”，分编为冲锋、放火两队。冲锋队充当敢死队的任务，放火队负责在败亡之际纵火焚城，以图与城内汉人同归于尽。扬言：“见汉杀汉，老幼不赦”。
不得不说朴寿这个操作，和海龄当初在镇江“攘外必先屠汉”的所作所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要不怎么说，大清还是那个大清，满洲子弟还是那帮满洲子弟，没有一丝丝改变。
此时的朴寿气宇轩昂，他应该认为自己是这样的：

记住这个画面，后面要考。
1911年11月9日拂晓，革命军发起攻击，从于山发炮轰击旗下街，命中朴寿的指挥部将军署。但由于因炮弹缺乏，发炮10余发后停止，朴寿见状命令放火队出动，大肆焚毁于山下的汉人民房。革命军被迫急调救火人员、车辆到各处扑灭火灾。朴寿见状命旗兵趁乱从旗汛口、狮桥头大路冲出，在与革命军展开巷战，均被击退。
与此同时，杀汉团团长文楷见于山炮声沉寂，率杀汉团冲锋队分路从观巷、九曲亭向于山猛扑，企图一举夺取大炮。于山新军坚决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危机时刻革命军中由学生组成的炸弹队也奔赴战场，向杀汉团投掷炸弹。不久屏山枪械弹药库的炮弹运到，于山炮兵再度发威，摧毁了占据法政学堂制高点的清军“八旗捷胜营”的机枪阵地。旗兵死伤甚多，杀汉团后续部队由于遭到炮火阻击纷纷逃窜。这时从闽北调来福州的徐镜清巡防营，经革命党人孙道仁的争取，也由洪山桥开进城内参加起义。革命军闻讯声势大振。于山上的新军步兵趁势发动反击，重创杀汉团冲锋队，迫其退回九曲亭。
与此同时在津门路、秀冶里、高节里一带的革命军发起攻击，至此旗兵全线溃败。在溃退过程中，杀汉团放火队又在旗汛口、高节里、鳌峰坊等处放火。迫使革命军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救火。当地百姓对这些肆意放火的极端分子非常痛恨，积极配合革命军搜捕，只要抓到立行处决。革命军很快便将他们肃清。
10日，眼见毫无希望，城内旗兵斗志丧失，竖起白旗请求投降。许崇智准其所请，派排长陈金魁等人下山，督促旗兵至南较场接受投降。战事至此基本结束。
此时压力全部给到了福州将军朴寿这里，那么我们的主角儿朴寿在干嘛呢？
不好意思，他正忙着收拾细软准备跑路。
要说朴寿这人的形象也挺鲜活，此前他极力煽动满人拼死抵抗，摆出一副要和汉人鱼死网破的狠架势，然而真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他却率先跑路。
11月9日傍晚，朴寿携带眷属乔装打扮逃出自己的将军衙门，在统领德润的陪同下溜到了蒙古营副都统明玉家中。此时这里正聚集着不少旗营中的军政要员以及知识分子，这些人正在商议出路的问题，而商议结果是大家一致决定投降。朴寿见势不妙，自知身上血债累累，投降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便借上厕所的名义溜走。
在后院的厕所，朴寿意外捡到了装备：一副挑粪用的扁担。于是他灵机一动，往身上胡乱涂抹了些泥巴和粪便，然后翻出墙外试图化装成挑粪的农民逃向福州郊区，将一众家眷老小遗弃在明玉府中。
然而毕竟专业不对口，朴寿用力过猛，浮夸的造型和演技反而引起前来搜查的炸弹队队员李善进、刘德观的警惕，最终被拦下盘查，期间朴寿双腿发软不能自制，引起二人的进一步警觉。朴寿见势不妙试图逃跑，结果被当场控制，身份旋即暴露。
最初革命军仍对朴寿加以基本的尊重，因为他的身份是武官，于是请他骑马，但朴寿知道自己身材肥胖根本骑不上马，故而怕丢洋相，一直扭捏不肯上马。
此时朴寿的真实做派，是这样的：

无奈之下，革命军只能改用轿子把他运到了司令部。
朴寿被抓的消息不胫而走，革命军将士和当地百姓十分义愤，强烈要求把他就地正法，司令部于是宣布了他的六大罪状：
罪一，组织“杀汉团”屠杀平民；
罪二，用酷刑屠杀爱国学生；
罪三，纵火焚毁民房；
罪四，伏杀前去救火的民工；
罪五，诈降杀害革命军战士；
罪六，密谋屠城，伤尽汉人。
最终决定对朴寿处以死刑。
据当时现场押送朴寿的革命军领导人孙道仁（后被推举为都督）回忆：朴寿的反应先是双腿发软抖如筛糠说不出话；在之后的审讯中，或许是知道自己罪恶深重难逃一死，朴寿就想给自己塑造一个有气节的形象来争取统战价值从而求得生机。这段时间他的态度变得很激烈，开始胡言乱语，言辞中夹杂着不少咒骂，摆出一副宁死不降的姿态；然而在被判死刑前往刑场的途中，或许是清楚之前的种种表演已经无济于事，朴寿再度变脸，他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表示愿意归顺（投降）革命军，称自己实际是汉人后裔，只求饶他一命：
寿初抖不能持；后知将死，语失伦理，辞时杂咒，有抵死据傲之意；至刑场，忽而跪地祈归，涕泪交加，自言本为汉种，惟求得恕。
可惜朴寿此前的作恶形象深入人心，加上其表演油腻浮夸，故而没有博得现场革命军和围观群众的一丝好感。在众口一致的唾骂声中，朴寿的表演也进入了最后高潮：临刑前朴寿恐惧得几乎昏厥，只能被士兵架着送往行刑地。除了挨刀时发出的惨叫外，没能留下任何遗言。
该说不说，当时契科夫如果还活着了解到这件事的全貌，肯定会欣喜如狂，然后围绕朴寿为蓝本写一部变色龙2.0。
处死朴寿时，日本驻福建领事故意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该处死朴寿，声称此举会进一步激发汉满矛盾。革命军立刻公布了朴寿的六大罪状，义正言辞，举而有实，观者无不心服口服，日本领事也无言以对，搞事图谋不攻自破。
虽然朴寿死有余辜，但革命军并没有为难他的家眷。关于朴寿的遗体，一说是他被放进一口棺材里，送还给其家属。另一说是他被愤怒的群众肢解，然后弃尸山下。
“朴寿，字仁山，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时任福州将军，所辖旗营为：福州驻防旗兵两千五百人，捷胜营两千人。教员文楷组杀汉团五百名，分冲锋一队，放火一队，共五千余；称要杀掉福建三十万汉才能平息叛乱，结果被擒，遭支（肢）解，弃尸山下。”
————《辛亥福州光复记》
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朴寿就是“大清水太凉”界的天花板了？错了，接下来这位才是压轴高手。以他的一己之力，直接改写了历史：
博尔济吉特·瑞澂（1863年－1915年），清末大臣。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瑞澂的爷爷正是当年鸦片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直隶总督琦善。光绪登基后，念“琦善之功”，特准瑞澂入国子监读书，瑞澂由此平步青云，1910年任湖广总督。
1911年9月，在同盟会的促成下，湖北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宣布合并，展开了干部会议，正式组建了武昌起义总指挥部。由蒋诩武担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制定了武昌起义行动方案。
然而在即将起义的关键时刻，革命党人孙武在俄租借制造炸药时不慎引燃炸药发生爆炸。孙武被炸成重伤被众人紧急送往医院。慌乱撤离中起义花名册遗落在现场，旋即被闻声赶来搜查的巡捕发现。
关于炸弹为什么爆炸这件事，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革命党刘公带他弟弟刘同去参观制造炸弹，刘同不知怎么想的，在满是炸弹的屋子里抽烟，并且还随手弹烟灰，结果引发爆炸；还有一种说法是孙武和一众革命党在炸弹屋里喝酒吹牛，孙武喝高了，随手抓起一颗炸弹往桌上拍，一旁的革命党阻止不及，结果炸了……
这两个说法，不管哪一种都很抽象。不过私以为第一种更接近真相。因为如果是第二种，孙武应该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得益于革命党自己作死，瑞澂拿到了革命党的花名册，于是按图索骥展开了搜捕。10月9日夜，第一次搜捕结束，革命党人预备发动革命的指挥机关被破坏，一些骨干如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翊武乘夜间逃逸。
按照常理推断，此次起义已经完全暴露，主要领导人要么受身重伤、要么被捕、要么逃亡，已经可以宣告失败了。然而事态接下来的发展，却堪称是倒反天罡。
搜捕工作刚有了一点儿眉目，瑞澂便已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向朝廷报捷，通篇猛夸自己：
“昨日已缴获武昌革命党人名单，拿获革命党三十二人，其中杨宏胜、彭楚藩、刘汝夔三人罪恶深重，已即行正法。其余拿获之人尚在审理之中，一俟研鞠得实，当分别重轻定罪。胁从者，准其悔过，予令自新。”
而满清朝廷的回复更奇葩，只有短短几句，没有过问具体情况，也没有要求跟进后续调查，只是把瑞澂一群人狠夸一通：
“好极，卿等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皆奋勇可嘉。”
唯一的实质性指示，也语焉模糊：
“如搜获逆党名册，可暂行销毁，以免稍事牵连，致滋扰累！当徐图后策。”
瑞澂见上级领导这般回复，遂认为他的工作已经超水平完成，可以安心睡大觉了。
不过瑞澂的幕僚里，倒有几个清醒的人，他的师爷张梅生认为朝廷根本不了解情势，提议此时不易放松，应继续调兵遣将按名册将乱党一网打尽。然而瑞澂果断否决，理由也很简单：上面领导都说好了，看来这事儿不易闹大，干脆就这么结了吧。反正他们的把柄都在我这儿捏着，肯定就老实了。
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见状，以为瑞澂是遵照朝廷旨意不愿打草惊蛇，于是提出让瑞澂召集队伍，当众烧了名册以安军心，如此使得局势暂时和缓，徐图后策。
其实就事件的后续发展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然而瑞澂仍然拒绝，这次他也不装了，理由简单直接，总结就一句话：拖延症儿犯了，懒得干：
“罪首伏诛，柄既入我手，余众安敢造次；今已蒙嘉，何至多此一举。”
于是整整一天的时间，除了向北京报捷以外，瑞澂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而是继续花天酒地享乐，当晚还奖励了自己一通烂醉。
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身为地方都抚封疆大吏，瑞澂的行为十分抽象，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不要太正常了。
事实上，到清朝中后期时，官员懒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地境地，官员普遍连班儿都懒得上，一般人到官府衙门，是很难找到官员的。
当时满清的官员考勤制度规定：十日不进署者，分别记过，一月不进署者，即行严参议处。
连续十天没有去衙门上班，才只是记过；连续一个月不上班，才会有处分。
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这个约束官员不旷工的考勤制度堪称前所未有的宽松。已经秒杀了今天国内一堆三流大学的考勤规章。
而不巧的是，瑞澂早年就是京城三大恶少之一，素来纨绔成性，指望他有责任心和危机意识，这无异于是缘木求鱼。事实上他本人之所以能当上封疆大吏，亦是全靠祖辈的蒙荫。
瑞澂这边儿正忙着用酒精奖励自己的“工作成绩”。另一边缴获党人名册一事却已在军营中传播，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恐慌。逮捕三十二人，诛杀三名革命党人，也证实了传言的可信度。传言的扩大化及其所引发的恐慌，迅速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至于瑞澂所描绘的“柄既入我手，余众安敢造次”，则是典型的自我陶醉。显然瑞澂活到半百岁数本质却还是个巨婴。他不但缺乏基本常识，对于大众心理更是一窍不通。不过这也难怪，瑞澂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大概在他在潜意识里，已经默认这个世界会围绕着自己的心愿去发展。而眼下镇压革命党的剧情，在他眼中不过是自己编写的剧本杀。
革命党这边儿对瑞澂的精神世界并不关心。虽然革命军的上层遭到打击，但基层组织架构依然完整。眼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反，武昌各处的革命党人决定临时串联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熊秉坤等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得益于瑞澂的躺平，关键战略要地楚望台军械库的守军非常识相地表示支持革命，于是军械库被迅速夺占，革命军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闻声而动，虽然大伙平日里无法联系，但都心照不宣，于是纷纷发动了起义相应，一并向楚望台齐集，革命军人数逐渐达到三千人，此时的革命军仍然是个草台班子，不但没有高级军官，连个中层军官也没有，最后大家一致商议，共同推举了一名叫吴兆麟的连长担任临时总指挥，负责协调各部。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一片荒唐的开局中拉开了序幕。
有了统一指挥后，革命军在吴兆麟指挥下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一时间武昌城内枪炮声雷动，喊杀震天。
听闻新军士兵暴动，瑞澂慌忙从床上爬起了来，随即找来幕僚商议。其实这个时候，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总督府，甚至连进攻的布置都没有开展。都说酒壮怂人胆，然而此时的瑞澂光听到远处传来炮声，就已吓得醉意全无、六神无主。领导尚且如此，下面必然就有见风使舵之辈，楚豫号兵舰的管带陈德龙当即表示督府太危险，他的楚豫号就停在武昌边的长江里，撤到兵舰上不算逃跑，一样可以指挥反击，而且还可以根据情事变化进退自如。这番话可谓正合瑞澂的心意，加上他的续弦廖克玉是地下革命党员，不断主张为安全计离开督署，促使瑞澂彻底下定了逃跑的决心。而以张彪为首的主战派苦劝无果，只能听任其逃走。直到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都还没有。

为了保密，瑞澂在事先就严令不得向武昌各部告知他的动向。即便如此瑞澂还是吓得大气不敢出，他没有走大门，而是命令士兵在督府后花园的墙上凿了一个仅供一人通过的洞，瑞澂连同他的亲信及妻女子侄二十多人，全部都从这个狗洞里钻了出去，然后一溜烟逃到离督署不远的楚豫号兵舰上。
事实上，即便这个时候对于瑞澂来说局势仍可控。参与起义的新军也不过五个营三千人，而且进攻受阻。而武昌城里清军还有五千多人的部队可以调动，人数上仍占优势，并且武昌周边还有巡防营，完全可以从容调动镇压。应该说这个时候只要瑞澂有所作为，革命军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然而当瑞澂好不容易逃到楚豫号兵舰上后，因紧张而疲劳的神经顿时为之一松。想到远处岸上的枪炮声再也不能威胁自己，此情此情要是不美美睡上一觉，怎么对得起这放肆的安全感。于是瑞澂不加思考倒头就睡。如此也就没有对武昌方向做出任何有效指示。
得益于瑞澂的一醉、二逃、三躺平，局势终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的同盟会员何贯中得知起义发生后，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众人潜出校外挖出事先埋藏的炸药，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阻止了外围清军增援武昌的行动。
与此同时，第八镇统制张彪正指挥清军顽强抵抗，督署一带，清军重兵云集，纵然革命士兵前仆后继，仍旧伤亡惨重。
革命军虽然有大炮，但由于当时天黑看不清具体方位，一时间无用武之地。与此同时城内的清军还在聚拢，局势十分严峻。情急之下，革命军组建敢死队渗透进入总督衙门放火，在制造混乱的同时，为大炮作照明之用。
然而当敢死队员潜入总督衙门后，却惊奇地发现原本应该作为清军保卫的核心地区的总督衙门，不但没有想象中的戒备森严，甚至还空无一人。大家欣喜之余用火油把总督衙门浇了个遍然后点燃，冲天大火瞬间吞没了总督府，而新军炮队则利用这冲天的火光，把督署旗杆作为标准点发炮猛轰。一轮炮击过后，督署的大堂、签押房以及第八镇司令部马房，皆被夷成平地。
城内的清军由于迟迟得不到瑞澂的指示，军心已然浮动，恰逢此时又见总督衙门燃起熊熊大火，炮弹更是如雨点般落下，多方打听才得知总督瑞澂已经出逃不知所踪。湖北布政使连甲、提学使王寿彭等高级官员顿觉大势已去，于是先后丢下部队出逃。前线清军的抵抗意志瞬间土崩瓦解，之前还顽强抵抗的张彪见独木难支无力回天，也丢下部队逃回了自己在文昌门附近的住宅。至此，凡在武昌的清军官员、武将，逃的逃，散的散，望风披靡。清军在武昌城内的抵抗彻底瓦解。革命军长驱直入，于10月11日拂晓攻占了总督衙门这一地标性建筑。
短短十二个小时，武昌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
可以说，哪怕就是换一条狗栓在总督衙门的椅子上，局势也不至发展到这个地步……（爱狗人士狂喜）
到这里，你还能要求瑞澂更多吗？
清廷接到重镇武昌失陷的消息后震怒不已，当即革了瑞澂的总督之职，严令其戴罪立功。然而，瑞澂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都能光速丢失武昌，就更不用指望他能有什么作为了。
革命军很快全线出击，汉口、汉阳相继光复。瑞澂乘坐楚豫号顺江狂奔逃到九江，九江的革命党听闻楚豫舰欲靠岸补给，张榜悬赏二十万捉拿瑞澂。事已至此，瑞澂保命的嗅觉仍然灵敏，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丢在楚豫号上，自己换乘商船孤身逃入上海租界，寻求政治避难。
瑞澂的临阵脱逃引发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如是讥讽这位前两广总督琦善的宝贝孙子：“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满洲贵族提起他来，恨得牙根儿都痒痒，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而朝中的御史言官们更是争相弹劾，要求朝廷将瑞澂枭首示众，以明正典刑。
10月29日，获悉瑞澂逃往上海的清廷下旨命令两江总督张人骏捉拿瑞澂押送进京。然而由于瑞澂在到达上海后，聪明地第一时间逃进了外国租借地，而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满清朝廷没有权力进入租借抓人，因此只能在租借外对着瑞澂愤怒咆哮。北京一些满族青年贵族亦对瑞澂的“失职”十分愤恨，曾组织“暗杀团”前往上海企图暗杀瑞澂。然而同样受制于租借，由于不敢在租借杀人，终是不了了之。
不过要说瑞澂也算是为革命开了一个好头，正是有了他这个弃城逃跑却能安然无恙的好头，随后各地督抚纷纷有样学样，不降而逃，革命因此也避免了不少流血牺牲。
从这个角度讲，辛亥革命源于一场偶然的胜利，却因此触发了必然的连锁。
连孙中山都承认：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
综上所述，比起端方、朴寿、瑞澂这三位的持续抽象，只在临危一死时甩锅水太凉的钱谦益还真不算什么。

有句话，叫权责对等
也就是说，一个普通老百姓，平常正常交税，给“衮衮诸公”们服劳役，打仗了还要上前线
那么打了败仗，他投降是不受指责的
但是靠百姓供养的人，投降就要受到指责了
如果开始还宣扬了半天要殉国的人，那就更不能忍了
如果投降以后，因为清朝开始找士绅收税，又觉得清不如明，开始反清，那这一波啊·········

钱谦益可是大儒啊，你们拿小混混的要求来要求他？？？
更何况，钱谦益撑死就是日军进来了，啥都没给他，他就去当汉奸了，然后日军抢了他的土地，他才开始私通八路的那种。
而且！！！日军勾搭小混混还得给块糖呢，勾搭大儒们，啥都不用给，大儒自己就来了

普通的爱国者。
好色，爱国，更怕死。
大清南下，怕死，做了降臣，被世人耻笑。
投降后，心里又有良知，
见了被俘的弘光，诸降臣嬉笑，唯有他哭泣不能起，
明清交战，他始终希望旧国能够胜利，向明军出卖情报，散财资助明军，两次被捕下狱，也算是以身犯险了。
总之，钱谦益就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只不过身处历史的风口，优缺点被放大了。
他肯定远远比不上张煌言、李定国和郑成功，但是在当时的天下，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大家指责他，不是因为他做得有多坏，而是对他期望太高，
人们希望他能够做出文天祥那样的壮举，结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
因此招致万世骂名。

水太凉先森可以黑，也该黑；但是——
——任何一个极度热衷于调侃嘲讽水太凉先森，同时却鲜少对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乃至更早宋元之际的张弘范、史天泽之流予以抨击的人，其必居心险恶。
水太凉先森一生主要的黑点，总结起来无非“懦弱怕死”四个字。水太凉先森身为弘光朝廷文臣之首，士林代表，滑跪降清且不敢殉节，这的的确确是毋庸置疑的污点和可耻之行。但除此之外，水太凉先森并没有给伪清虏廷为虎作伥，降清之后不仅从未坑害他人，反而暗地里帮助各路反清义士活动；这样的行为在普通人之中已经称得上是相当有良心的表现了。不说别的，从同时代的陈子龙、张煌言等等抗清至死的民族英雄在钱谦益降清之后仍然愿意恭称他一句“牧斋先生”就可以看出，钱氏在同时代坚持抗清的南明忠良之中的评价甚至都不低。最后更不说连他“水太凉”的这个梗本身也是野史笔记里臆造出的段子，并非史实。
而某些人，黑起所谓的“明朝文人”便以钱谦益的水太凉、杨嗣昌的“安安饿殍”一类后世臆造的野史段子津津乐道口若悬河不已，但你若在他面前怒骂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张弘范、史天泽是“汉奸”，这些人反而立马就不乐意了，开始扭扭捏捏顾左右而言他，能七弯八绕地跟你唠唠半天所谓之“理客中”话术——这种人是不配黑钱谦益的，因为钱谦益的人格比他们高尚千百倍不止。

我一直认为这一类人，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甚至说句诛心的话，问这个问题大抵都是潜意识希望有人翻案的。
错了就是错了，水太凉就是水太凉，贰臣就是贰臣
想做官、保留火种……，大家确实都不是圣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是真要找，谁找不出两个说的出口，甚至说的理直气壮的——借口！！！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说他拧巴也好，纠结也罢。但是他既然当了汉奸，那他就是汉奸，不能说他这个汉奸当的失败，不受人信任他就不是汉奸。
英雄难做，小人好当。更应该击掌鼓赞英雄，而不是自我代入为小人寻求开脱。不是我做不了英雄，所以小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来不是的。
我一直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能钉在耻辱柱上，我们终将是愧对文天祥、梅兰芳等人坚持的、维护的——正道，是背叛我们的骨血、文化、历史的维系
最后如果对这个最基本的有异意，道不同不相为谋，欢迎点反对和没有帮助，千万别手贱回复，你累我也累

钱谦益是个很有看头的人物。孔鲤大神说他拧巴，确实如此，他一直拧巴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他的才华，支撑了他的理想，他觉得他该得到更多。他不满意现实，为了理想有些不顾一切，他走偏了路。
钱谦益身为东林领袖，是士人的模范和代表；身为礼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和脸面。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钱谦益在其位，谋的政又是什么呢？想了想，今天的普通人说起他，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他和柳如是的故事，以及那句“水太凉”。这就是他的政了。
钱谦益少年高第，自然入世之心热切：文才也高，播名甚广，当然会有高官厚禄之望。这些本也不足为奇。他官途不太顺遂，也是不足奇的。谁的一生中还能没点挫折，恐怕大部分人是挫折了一辈子，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各个大诗人大文人。
然而钱谦益终究是错漏满身。
钱谦益爱官求官，可无相称之德——钱谦益不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
记得我小学时候，就学了一个对当时的我来说佶屈聱牙的词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词的意思我想大家都知道。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词，就觉得艰难困苦对于人有两层意思，一是储才，一是砺德，前者是读书长本事，后者是内省长德行。穷困之中，既不能堕了青云之志，也不能生了鬼蜮之心。
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
钱谦益显然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
我这么评论，并不是无谓的，也不是责全求备。看看现在的官员，那些落马的大贪巨贪，又有哪一个不是人杰，哪一个的能力不比我强出几百倍去，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守住底线。把钱谦益放到今天，会不会成为一个巨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钱谦益是没有达到及格线的。他之又一大不幸，是遇到了山河破碎舆图换主的时代。如果说，在太平年间他尚能遮掩过去的话，他所处的年代却不允许他敷衍糊弄了。
他必须做出选择。他的选择是注定的。
其实钱谦益所面临的问题，孔子是给过答案的：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当殷商灭亡之际，殷商之民有三种选择，一是离开，遁走海外，二是装疯扮傻，不问世事，三是正言进谏，不畏生死。
三种选择各不相同，有难有易，择其最易者“去之”来说，能有多难呢？难道就不能放下那点功名利禄之心，做个闲散无用之人？钱谦益放不下。
为了他自己那点心思，他放弃了更大的道义。想想我们熟悉的张岱以及更多的不熟悉的明朝遗民，钱谦益能无愧乎？
或许真能呢。我不知道。
总的来说，钱谦益是一个才胜于德的人，他一辈子读书，最终连论语都没读懂。他饱览史册，不会不知道当他说出“水太凉”三个字的时候，他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名声，可他依然那么做了，这是他的选择。
我们后人不必为他翻案。
有的时候我在想，德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德不修，总是难得善终。德不能驭才，才愈大，便愈像骏马没有缰绳，难免跑偏了方向，才愈大而愈偏，终至于偏无可偏，直坠崖而后止。
钱谦益就是个例子。见了他，我反而庆幸我才小，故而犹能泰然面对自己的德薄。

“水太凉”这个典故早就被辟谣了。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解。
陈寅恪先生一语边道破了这个史实的漏洞，直接将其驳斥为“妄人耳食之谈”，连考证都不屑。更有一点，《扫轨闲谈》既然是为了黑钱谦益降清，那称清军为“王师”，是否有些可笑（也可能是时代原因）。
而后人为了黑钱谦益乃至东林党，连陈先生的结论都视而不见。
我知道又有一大批看文章只看某一句话的人，说我为钱谦益洗地。我觉得我需要特别声明，我只是把错误的东西给你们指出来，是为了让你们论证自己的结论时，引用的事实是正确的。这样才对得起古人，即使他是个大恶人，但也不能给他捏造罪名吧。
所以你们要对钱谦益评价是褒是贬，我不置可否。贬也好，请用正确的史料；褒也好，也请用正确的史料。不然，都是私货。

我们对于历史的评价，总容易陷入“左右横跳”式的“二极管”思维：最早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这也是最“正统”的“文脉传承”；后来大家发现这群人只是嘴上说说道德，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这些事一样没少干，还不给国家缴税，于是一杆子打到，魏忠贤这种死人渣成为了公忠体国的象征；再后来因为阉党实在太烂了，那些龌龊事根本洗不白，东林党又重新获得了吹捧……
对于东林党魁、士人领袖、江南大儒钱谦益的评价，也是如此。开始公知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对这些投降派和带路党是非常宽容的，再加上钱谦益确实文化水平很高，那时候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并列的——并称为明末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
然而互联网发达之后，钱谦益这个人因为屁股太不干净了，所以“水太凉”“头太痒”这些并未经过严谨考证的事迹，以“病毒段子”的方式广为传播，成为了讽刺士大夫双标、心口不一、软骨头的绝佳案例。

但是，钱谦益当然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他能成为东林党魁、士林领袖，其个人肯定是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魅力的。汪精卫身上都能找到一些闪光点呢，更何况钱谦益的投降行为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很难对那个时候的带路党带入自己的仇恨。
再加上钱谦益确实有不少口头上、书面上的“抗清行为”，所以舆论又一次“物极必反”，钱谦益写的那几封信就被吹捧为“忍辱负重”“大明卧底”“东林007”。
毫无疑问，历史是复杂的多面体，以上任何一种立场都是不客观、不全面的。而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抓住主要矛盾。
钱谦益最恶劣的影响，还不是水太凉、头太痒这种故事，而是他作为士林领袖、东林党魁、江南人望——带头开南京城门投降了。不仅仅带头投降，还带头为满清的招降文书署名，作为士林领袖、东林党魁、江南人望，这无异于为主动为满清政权认证了合法性。

所以钱谦益的带头投降和招降行为，在士大夫和文化人群体中的震动，可类比于吴三桂献出了山海关——这里钱谦益献出的，是“忠孝礼义”在士人心中的“关口”，很难衡量其带来的恶劣影响有多严重。
所以“水太凉”“头太痒”就算出自于当时人们的笔记、文集，也可以看成是对钱谦益投降行为的不满与编排，就像很多关于羞辱洪承畴的“段子”一样出自于当时的笔记、文集，并不能一律斥之为“野史”。
满清攻占南京之后，向南明统治的其他区域都发布了官方文书，一方面招降各地，另一方面是要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而带头签署这文书的，是钱谦益和赵之龙，赵之龙是勋贵——“以忻城伯镇南京”，主管南京的军事防务，他跟钱谦益可以说是一文一武两个投降的代表了。考虑到赵之龙的文化水平，这份招降的文书大概率也是出自钱谦益的手笔。
所以说这种官方的、公开的、签名的投降文书，其恶劣影响可比“水太凉”“头太痒”的段子恶劣多了。或许普通老百姓不能理解其恶劣程度，“水太凉”这种通俗易懂的故事才会流传这么广。

关键是东林党喜欢吹自己，什么正人君子、道德文章、声声入耳事事关心，到头来以士人领袖的身份带头投降，签着你名字的投降文书传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算什么事？被东林党和复社黑出翔的“大昏君”弘光帝，被俘之后的表现是这样的：“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言毕，呜咽流涕……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
弘光帝虽然废物且窝囊，但是到死没给清朝帮一点忙。那个时候南明虽然皇帝没了，但至少还有着大江以南半壁江山，钱谦益以士人领袖的身份广发劝降文书，影响过于恶劣，实在配不上东林党和复社之流自我标榜的名声。
所以说不要洗钱谦益，就算怕死不殉国，他也有很多选择。当时东林和复社成员，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也很多，削发为僧隐居山林的人也很多，用脚投票去找反清根据地的人也很多，但是钱谦益他偏偏选择带头开城门，跪在文官第一排，还写了劝降文书，还当了清朝的官。我们看看这篇文书的措辞有多恶心：
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
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翻译一下：带清跟辽金元不一样，他是为我们大明报仇雪恨了，泥腿子农民军才是“中国不共戴天之贼”，大清高出千古！大明没有天命了，你们还想反抗的赶紧投降吧，还能保全中国亿万生灵！

大家都知道大汉奸汪精卫，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一篇署名的电报，被称之为“艳电”，简直跟钱谦益的劝降文书一模一样：
钱谦益说带清入关是为了找 “闯贼”报大明的仇，汪精卫说日本人来是要消灭“红色共党”；钱谦益说为了亿万生灵赶紧投降吧，汪精卫说为了中国人不再流血赶紧放弃抵抗吧；钱谦益招降的时候中国还剩半壁江山，汪精卫投敌的时候中国也还剩着半壁江山……《艳电》原文：
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所以钱谦益的行为跟汪精卫有何不同！他凭什么有好名声，他不配！水太凉、头太痒这种故事仅仅是传播度高，远远不能让人民理解钱谦益投降之恶劣，远远不能表达那篇投降文书之恶毒，远远不够让对钱谦益的评价回归到客观水平。

再说钱谦益写的那些有反清内容的信，近几年就因为这些笔头上的东西，钱谦益都被吹成“大明卧底007”了。但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事实：当时大明朝依然有大片国土，全国抗清运动烽烟遍地，抗清部队最近的时候离钱谦益不过百余里，真的是两条腿就能跑到。
——然而钱谦益一没有肉体投奔大明，二没有公开表达抗清立场，三没有亲自组织抗清运动。钱谦益的状态，真就应了本文题目那句话——我同事抗清，就等于我抗清了，我对他们以（不能公开的）口头上的支持。
当然。，真要说他写那些信没有用，那也是故意黑了，当时各地抗清运动信息交流不通畅，钱谦益以其士人领袖的身份，还是给各地抗清运动互通了不少信息的。然而问题在于，你跑到抗清根据地，一样能写信啊。你非要深入敌后那么危险的地方写信吗？现在有些人吹什么“冒着杀头的风险”写信，那为什么不“冒着杀头的风险”参加抗清运动呢？

鲁监国和张煌言就在浙江舟山，孙可望、李定国打到过湖南和广东，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的反清运动声势浩大，郑成功最近的时候打到过南京城下，占领镇江都好几个月了……你钱谦益这么思念大明，为什么不用脚投票亲自参加抗清运动呢？说到底还是后者的风险更大，东林领袖还是惜命，他不配后世的好名声。
钱谦益写信的动机，也未必如“大明卧底007”吹得那么伟光正。由以下四点具体分析：
第一，钱谦益的抗清行为，很大部分是对分赃不均的失望。钱谦益在投降的时候是礼部尚书，结果清廷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官，他就称病回家，但也一直卷入各种各样的风波。
就像吴三桂最后反清，还是因为三藩被裁撤。钱谦益当礼部侍郎的时候不写信，编修《明史》的时候不写信，辞官回家后疯狂给南明政要写信表忠心，可以说明部分问题。

更广义来说，钱谦益作为江南大儒、士人领袖，对于大清对“文化人”的态度，是不满意的。按照宋明两代历史来看，皇帝是谁无所谓，士大夫文官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钱谦益投降的时候，肯定盘算着满清是异族，最后还不是靠我们“江南大儒”来维系统治，所以麻溜地投降了。
当时有人写诗讽刺他：“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其实就道破了背后的“秘密”——县长是谁不要紧，反正我一定要当县长夫人。当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仗义死节”结果麻溜投降的士大夫们，其实都是这种心态。
结果满清太野蛮了，人家不按套路出牌，杀江南大儒如杀鸡——从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东南沿海的税收不上来啦！所以钱谦益开始写信，也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题中之意。

第二，这种事情就是改朝换代非常常见的两头下注。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当年傅作义投降了之后还天天往台湾写信，话里话外阴阳怪气说什么“思念故国”。结果等到了抗美援朝我们打出国威之后，傅作义彻底服气了，找主席坦白，说他忽然想起来，在绥远老家的某某地方埋了两万吨军火，真是年纪大了记性太差了不好意思啊……主席说，哦。
再举一个更恰当的例子，陈公博周佛海大家知道吧，汪精卫身边第二号和第三号大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都给国民党政要写过信——就是写钱谦益那种信——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都怪汪精卫欺骗了我，我现在跟你们说日本人弱的一批，如果国府反攻一定能取得大胜利，胜利了之后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
这在当时有一个专业名词交“输诚”，周佛海最早跟戴笠互通了秘密电台，蒋介石通过戴笠祝福周佛海，要在日本投降后负责“保全”东南富庶之区，别落入新四军手里……周佛海母亲去世时，戴笠甚至还披麻戴孝替周守灵。陈公博一样很积极，他的联络人是徐天深，也是提供了不少情报，表了不少忠心。

那么问题来了，钱谦益的所作所为跟陈公博周佛海有很大的区别吗？为什么周陈二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死汉奸，要杀之而后快，但对钱谦益的标准就不同了呢？
第三，写信是一个成本最低、最安全的事。就像我前文所说，你要真心抗清，这都不是太平洋加不加盖的事，走几步就是根据地，你为啥不用脚投票呢？别说你一个什么文人有危险，张公煌言是不是文人？张煌言先后组织参与了三次长江战役，第三次中相当于是被郑成功坑了，孤军深入内陆被清军全歼。
然而就面临这种死局，张煌言先躲进鄱阳湖深处“焚舟登陆”，然后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遇到清军剿杀，彻底与亲兵随从失散。所幸“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

此时张煌言患上了疟疾，但依然拖着病体走到了休宁，在这里“幸得舟”从水陆抵达严州，而后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伟哉张公煌言，深入敌后转战两千余里，九死一生但仍矢志不渝，最终终于到达了抗清根据地，再次组织义军。
张煌言也不是多条胳膊多条腿，他钱谦益凭什么写几封信就能得到好名声？难道靠的是跟洪承畴吴三桂“比烂”吗？
第四，钱谦益也很明白，他是江南大儒、东林党魁、士人领袖，他写的一切成文字的东西，都是会当做重要材料流传于后世的。所以写信这种0成本低风险的事情，为啥不多写几封呢？后世一定会有缺脑筋的傻货吹嘘自己为“公忠体国大明卧底007”的。
这就跟蒋介石热衷于写日记是一个道理，看蒋介石日记那种语气，压根就不是写给自己看的，他跟钱谦益都是精明到家的人。

文章最后再说说钱谦益最有名的两个故事，“水太凉”“头太痒”供大家一乐。其实这两件事出自于私人笔记，可靠性见仁见智，但读完本文的朋友不难意识到——这已经不重要了——跟钱谦益真正干的那些龌龊事比起来，这两件顶多是传播范围广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一些——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钱谦益号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还必须要指明的是，江南大儒和钱谦益们，受过多少大明的恩典，做了多高的官，最后纷纷投降屁都不放一个。而抗清最坚定的，却是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李自成的侄孙李来亨，海盗之子郑成功。大明朝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海盗守国门，流寇死社稷”，令人唏嘘不已。

结果呢，钱谦益冒着大雨给八旗老爷开城门，劝降文书传遍半个中国，晚年窝家里写了几封信就被吹捧为“大明007”；李定国西南抗清十余年，最后转战缅甸也不投降，为抗清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因为一些战略战术失误就被人黑“贼性不改”“军阀思维”。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简而言之，我们总是容易被既得利益阶级话语权下的视角所带偏，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屁股应该坐在哪里。
对钱谦益们太宽容，对李定国们太苛刻，是需要反思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的“钱谦益”们依然很多，要正本清源，消灭这些“江南大儒”存在的土壤，至少不要在舆论场上继续恶心人，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首发于公众号大浪淘沙，欢迎关注：

都是同行的衬托。
如果你把他和范文程、孙之懈这些人比起来，那他还是不错的，至少他没有恩将仇报，没有丧失基本的人性，至少弘光帝落难的时候他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流泪，他还为反清军队提供过情报和帮助，至少这个人良心未泯。
如果你把他和其他的人比起来，那他就差的太远了，比如文天祥、虞允文等。明朝在灭亡之前已经让他位极人臣，待他不薄，他自己也是天下文人的领袖，但是他，投降了。
我觉得不至于过分苛责，因为大清王朝的军队用灭绝人性、丧尽天良八个字评价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史可法死守扬州，随后几十万无辜百姓死于这些人皮畜生刀下，钱谦益不可能不被触动，他如果真的守，南京守得住吗？大概率守不住，恐怕就是下一个扬州，为了保全这几十万人，投了就投了吧。
关键是他明明要殉国却到头来又怕了，这本质上是个懦夫行为，没毛病。但是，或许对钱谦益来说，他可能认为自己现在活着比马上殉国更有价值吧，他也是真的怕死，人之常情。从他后面的举动来看，他肯定是心怀故国的，不像洪承畴这般丧尽天良，忘恩负义。这里引用洛洛历险记的一句话:有时候，逃跑不是因为懦弱，而是为了最后的胜利。如果李定国或是郑成功真的在战场上取得大胜，把清军赶回关外，那么钱谦益的行为就很有意义。
我觉得，对于文天祥这种民族英雄，浩然正气的代表，我们要永远铭记，正是因为他们，中国才有今日，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永远激励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他是伟大的、高尚的存在。
但是对于钱谦益这种，也不必过分苛责，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祸国殃民的恶事。很显然，比起洪承畴、孙之懈、侯方域之流，钱并没有做什么恶事，他知道感恩，心怀故明，也做了很多事。
钱谦益的问题，就是德不配位、软弱无能而已。

“在明清易鼎时期，隐逸者、忠于明朝者或与清政权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密切交往，甚至相互欣赏且深刻理解对方所处的困境。忠于明朝者往往依靠与清政权合作者为其提供支持及保护，而后者发自肺腑却不能于现实中实践的理想则由前者替代实现。”
可参考Lawrence C H.Yim：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p.2-4。

他最遭人恨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意志也就是个普通人的水平甚至更差。
但却以一副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既想要名声权势又贪生怕死。
当一个人穿的裤子比他屁股大的多的时候一旦走起路来就很容易裤子掉下来漏腚的。
钱谦益就是如此。所以他落的现在的名声，完全是咎由自取。

首先你要确定你评价的是钱谦益本人而不是其他。
如果是钱谦益本人，那么顾诚老先生的评价我认为很客观：
“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念念不忘回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行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
总之就和那些降清以后又反正的将领类似，虽然有投降的污点，但不至于一棒子打死。
当然如果他也是一介武夫，那也就是个历史上一笔带过的人物。可惜他还是东林领袖、名士，还是大学者，还是所谓“清流”的代表，所以他不再是他，大家在评价他的时候，实际上讲的都是另一个和他在某些方面类似的人。
比如吴晗写钱谦益，就是影射王云五。
现在的自干五评价钱谦益，同样也不是在评价他本人，而是直接代入了他们所要批判的公知大V，钱谦益只是个幌子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他们说的实际上不是历史上的钱谦益，而是一个标记，一个符号，是一个指桑骂槐的道具，那也无所谓客观与否。

錢謙益在晚年，整理藏書，一邊私修明史，結果絳雲樓失火，不但多年心血化為烏有，古書也被焚毀殆盡。
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詞》
入北不久，稱疾告歸，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栖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顧之自喜曰：我晚而貧，書則可云富矣。
甫十餘日，其幼女中夜與乳媼嬉樓上，翦燭灺落紙堆中，遂燧。宗伯樓下驚起，焰已張天，不及救，倉皇出走。俄頃樓與書俱盡。余聞駭甚，特過唁之。謂予曰：古書不存矣。
而錢在自己的《賴古堂文選序》中說
己丑之春，余釋南囚歸里，盡發本朝藏書，裒輯史乘，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十餘帙，州次部居，遺搜闕補，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於火，為新宮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
當時錢謙益已經快七十歲了。這一把火真是燒斷了他一切希望。不假斯文那一句，讀到的時候真是把我扎的透心涼。

本人先自报标签：
不学无术的搬运工、明史白痴。
“水太凉”非正史，已被证伪。
顾云美河东君传：（柳如是别传P846）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至于因门户恩怨，有文人抹黑钱曾探手尚湖水中曰冷极奈何一说，陈寅恪于柳如是别传（P882）举证道：“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牧斋遗事》记载：“乙酉五月，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奋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
政治
同时代
陈子龙：“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156]
黄道周在就义的当天对他的朋友说：“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157][158]
黄宗羲：“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烟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对钱谦益晚年的抗清活动大加肯定。[159]
阎尔梅：“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昔时。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160]
归庄：“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161]
彭士望：“更有一老翁，破产图再兴。既毫气不衰，壮志能冥升。”[162]
有野史认为，顾炎武在顺治十二年处境危殆之时，其友归庄曾求救于钱谦益，钱谦益答应相救但要求以顾炎武拜师为前提。归庄知道顾炎武绝不会同意，乃私自代其写了门生帖子送到钱家。顾炎武解事后闻知，竟沿街贴出条子否认拜钱谦益为师。钱谦益听说后感叹“顾宁人也太倔强了”。但顾诚基于钱顾二人的关系以及钱谦益当时的处境，认为这个故事“是好事之徒编造出来的”且“根本不合情理”，因钱谦益“身为联络主谋，能隐瞒一人即可避免暴露更多的情节，盖救人即救己”。[163]
清代
清高宗认为钱谦益是一个“有才无行之人”，降清之后“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关涉“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而《初学集》、《有学集》“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属于“狂吠之语”，“尤为可卑可耻”，并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早为销毁”，“勿令遗留片简”[164]
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钱谦益“首鼠两端，居心反复”，并引清初朱鹤龄关于元好问的评价称钱谦益既然“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165]。陈寅恪对此反驳称“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166]”
乾隆时期的历史学家赵翼认为钱谦益降清之后“自托于前朝遗老”，后来的行为则是“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167]
晚清周星誉因为钱谦益在其编纂的《列朝诗集》中不书“顺治”年号而只有干支纪年，批评说“时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斋谬托于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已悖甚矣”，“是时残明遗孽，犹假号岭越间，江浙遗民，与海上之师互为影响，故牧斋自附于孤臣逸老，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168]
自视为清朝“遗民”的刘声木认为，钱谦益“自知大节已亏，欲借此以湔释耻辱，此所谓欲盖弥彰，忏悔何益？”[169]
民国以后
张鸿：“先生以外家顾氏之产，置红豆山庄，托迹啸咏，人不措意，实则密使往来，传达消息，招募志士，调达军令，特为枢钥。读集中时有流露，否则吕留良、黄宗羲、归庄、邓起西、吴之振及松江、嘉定诸遗老，志节贞介。若稍有异趣，必至割席，何肯往来如家人兄弟乎？”[170]
章炳麟：“郑成功尝从受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且言新天子中兴，己当席蒿待罪。当是时，谓留都光复在俾倪间，方偃卧待归命，而成功败。后二年，吴三桂弑末帝于云南，谦益复和《秋兴》诗以告哀。凡前后所和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171]
柳亚子：“及去秋武昌发难，沪上亦义军特起。余为寓公斯土，方闭户吟虞山《秋兴》诸诗，以当铙吹。”
钱海岳：“……谦益清流领袖，首先迎附，皆为国罪人，乃失身于前，归正于后[172]”
陈寅恪认为钱谦益是“复国之英雄”[173]，对于钱谦益“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174]”陈著《柳如是别传》一书对钱谦益有较多的同情，陈还作诗称：“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175]”
顾诚认为，“降清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钱谦益就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176]，“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177]
钱仲联：“有清一代诗人，工七律者无过牧斋……然则牧斋志节，历久不渝，委曲求全，固不计一时之毁誉也。”[178]
吴晗：“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个浪子，中年是热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作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179]
中国大陆中国语言文学相关专业所一般使用的教材《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认为，钱谦益“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觍颜事敌的耻辱”，后来表达故国之思以及记录抗清心迹则是“虽然好像很沉痛，但是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180]。
学术
黄宗羲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一”，其诗文“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但却还有“不能入情”、“不能穷经”、“喜谈鬼神方外”、“词华每每重出”等弊病。[181]
凌凤翔：“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182]
邹镃：“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北地为之降心，湘江为之失色矣。”[183]
《清史稿》：“钱谦益……博学工词章……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184]
徐世昌：“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185]
陈寅恪认为，阅读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诗文，往往能“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应当“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86]
吴晗：“就钱牧斋对明初史料的贡献说，我是很推崇这个学者的。二十年前读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诸书，觉得他的学力见解，实在比王弇州、朱国祯高。”[187]
[156]-[187]:
陈子龙：《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
钱谦益：《启祯野乘序》，载《牧斋有学集》卷14《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页
钱谦益：《题程穆倩卷》，载《牧斋有学集》卷47《题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9页
黄宗羲：《八哀诗（其五，钱宗伯牧斋）》
阎尔梅：《钱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熊》
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
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卷16《山居感逝》
顾诚《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的关键一年》，原载《清史论丛》1993年号，收录于氏著《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
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3《愚菴小集》
陈寅恪：《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第1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45页
赵翼：《瓯北诗话》卷9
刘声木：《论钱谦益》，载《苌楚斋四笔》卷2
刘声木：《论钱谦益》，载《苌楚斋四笔》卷2
张鸿：《钱牧斋先生年谱序》
章炳麟：《訄书·别录甲》
钱海岳：《南明史·钱谦益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5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30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咏红豆》，载《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6页
顾诚：《南明史》第5章第5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顾诚：《南明史》第26章第2节
钱仲联：《梦苕盦诗话》
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载《中国建设》1948年第6卷第5期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8编第1章第2节
《黄宗羲全集·思旧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页377
凌凤翔：《初学集序》
邹镃：《有学集序》
《清史稿·钱谦益传》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陈寅恪：《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第1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吴晗：《“社会贤达”钱牧斋》，载《中国建设》1948年第6卷第5期

钱老的污点无非「水太凉」，没有如你们的愿去死。当然不死也可以不降，但没死的顾炎武不还是任自己外甥出仕？黄宗羲不还是送子弟去修史？跟「生降死不降」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小清新皇汉在乎的其实是姿态。
即便投水，绝食，引刀成一快，困境也不会为此就消失。他们的困境就是，根本走不远。庸为大家还是要做顺民的，这时皇帝就又用得着我们了，既然行了圣贤之道，还是以夷变夏吗？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这是在向你们学习呀！
于是国仇就只能沦为私仇了。也就是说，既然嫁了朱家，一身不事二夫，要么殉节，要么守节，所以不要逼我！但我们的子弟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不逼他们！
所以姿态只是相对小的事。之所以当成天大的事，是因为第一，群众越来越只认得姿态了；第二，大部分台面上的人物，也只会演技了——于是连姿态都做不下来的，就更不可信了。
在这里我要插播一篇波兰人的小说，《查露吉》(Zarudzie)，但简述的全文我留在最后作为外篇，此处我只放节选：
费瓦雷特，知道父亲出卖过起义者，他的同胞，因而出卖了投身起义的约佐，他的兄弟。男性的怯懦、堕落，也是一种榜样。父亲男性美、男性理想的破产，造成了儿子男性美、男性理想的破灭。约佐刚过河跑不多远，就被出卖，本着天主教精神要搞非暴力起义，他还扔掉了父亲的手枪，注定要灭亡。约佐舍弃了他的女人，舍弃了对土地的爱，追随一个科尔纳斯基式的鼓动者。他以为那非暴力起义的天主教爱国理想，就是马克西米安为之牺牲的理想，他以为，那就是他父亲美丽的秘密。
可马克西米安并不爱起义，他没有什么理想，为了乌克兰领地，他可以出卖波兰，为了女人，他可以出卖男人。在河对岸与费瓦雷特告别时，约佐还埋怨他明明知道父亲的秘密，却没有告诉自己。是约佐对父亲历史的隔绝与无知，是约佐对父亲美丽性质的遐想与误会，造成了约佐的无谓牺牲。
马克西米安留给约佐的枪，被扔掉了，波兰男性精神的传承，断裂了。而费瓦雷特，马克西米安血缘上的儿子，波兰贵族强占乌克兰女人——乌克兰土地的成果，被东正教篡夺，继承了他沙俄养父的男性精神。这决定了美丽的查露吉的命运，它将从波兰人手里彻底丧失。在那个清晨，只有费瓦雷特回到了查露吉，沙俄精神上的儿子，将成为乌克兰的主人。
伊瓦什凯维奇，二战后**党波兰的文坛领袖，面对高举全新意识形态大旗的俄罗斯主子，写下这么一篇作品，尤其耐人寻味。
这位小哥的压轴演出，就是典型的做姿态，而且他还是作为一个前起义告密者之子，上的起义的船，而且一出门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如果在典型的汉籍史册里，那就是石重贵一样不服输不信邪的少年了，他对父辈的黑材料的不知情，反倒更说明了他爱国的本心！
但是波兰人作为复国的老专家，对此根本看不上眼。波兰人缺这点儿精彩镜头吗？一个压根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屁孩，自己绝绝子去吧，没人跟他走！就算是没别的路可走，也不跟他走！丢不起那个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天祥也未尝不是这种人。蒙古人强邻压境的时候他主要在干嘛？在做官，上书请斩建议迁都者，不收采纳就辞了回家了。回家在干嘛？办歌舞团，养戏班子。然而谢安办歌舞团和养戏班子，不耽误他心里有数，他知道力量在哪里，怎么用，胜算不好说，哔数还是有的，所以人家请他出山时他就出来了。
我们可敬的文天祥同志呢？他也在家等待着。果然下一次危急时刻他就站出来了，针锋相对，矢志不渝！果然他就成了一面旗帜。然后后人就只记住了他的诗和死，至于他的力量、经验和教训，没有传下来一点。正如史可法只留下了他的檄文，而且他的英名主要还是托了自己的敌人的福才流传下来的，另一些真正给敌人造成威胁甚至恐慌、让他们枕戈待旦的，比如李定国，民间就不太有人记得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他老人家终于被蒙古人收了以后，在北运途中，有个年轻人排除万难赶上见着了他，献给他一篇祭文，死者就是可敬的文丞相，这就是著名的「王炎午生祭文天祥」。
你看，这位小将就比惋惜钱老的人要幸运：不仅赶上了历史的现场，还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重的一笔！「文丞相啊文丞相，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您呐，您可不能不死啊！你看我都冒着生命危险来劝您来啦！」
文丞相还是比钱牧斋乖觉，如他们所愿地死了。而我们这位年轻人呢？《文史知识》这种中学历史教师的课外读物这样介绍说：而他也一生隐居不仕，几十年后在对故国的守望中老死乡间。
他果然没有算错，第一，如果没有搞这么一出，他就是隐居不仕三辈子也不会有人记得他，包括他的后人；第二，恰好搞了这么一出，他就可以安安心心隐居去了，也不用秘密结社，搞串联，打游击，多便宜。就在乡间回味当年，不时还能接待个慕名而来的粉丝也未可知，毕竟，他也是文丞相的传人了——别的杀的都杀了，灭的都灭了，可不就只剩下他了？
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感情跟意志要分分清。小王不肯仕元，并没有出多少力流多少血，只是他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而已，反正也没人难为他，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转到后来除非值得宽贷的统战人士，一律剃头，不剃就砍的阶段。反过来，马占山打了败仗接受伪职，心里的斗争，下的赌注，冒的风险，牺牲的名誉，至少比他大五倍。他为什么不跳江？因为他还不想现在就死，把希望留给别人争取去吧；他为什么不跨江去投奔苏联？因为他是东北军系统，至少中东路事件起就结了梁子，他去不得。所以他先就投降一下了，故事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再插播一条文丞相相关的历史记忆——迎澳回归时，央视就把闻一多先生的公子请进了直播室，因为他老人家不但是《七子之歌》的兄弟，烈士的遗孤，而且据说还是文丞相的后人！文丞相就义以后，家人为躲避追杀而远走高飞，改姓了闻云云——如今眼看文丞相当年「零丁洋里叹零丁」的现场，见证另一种历史，您老心里是什么感受呀？
你看专业的人多会来事儿，不得不服，估计闻老也暗暗竖大拇指。然而实情是，人家蒙古人连送上门的赵家小皇帝都没有动，甚至还送到吐蕃去深造，何必单跟他文家人过不去？文天祥是一心求死不假，但他也说过，如果宽赦，让我做个道士甚至编外顾问，党外的朋友——就是别让我当官！
蒙古人确实对他很客气，不然不会任他绝食到如今，还敢谈条件。那么咋又走上了绝路呢？还不是因为降了元的同事死活不同意：把他放了，置我们于何地！
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到钱老了。任何一个主动就死的人都会想，这样死值得不值得。「水太凉」当然是个妙梗，有人就说未必是真的，然而我要说就算是真的，又怎么着了呢？历史并不是剧本，之所以看着太像剧本了，那当然是编撰者的剪裁和编排，这也是一种史德——所谓 historiography：你要叙事，就必然有剪裁和编排。而「太凉了」，就属于那种一旦真有其事，你就没法避开没法不编进来的那种材料，因为你回避就显得心虚，显得真有鬼。然而究其实质，这句话也没什么屁的要紧，你之所以觉得人家是装的，太假了，恰恰是因为你太习惯了把历史当剧本，把彩排好的当成自发的，把刻意演的当成了真的——事实上你的本能反应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都到这步了又水太凉了！演砸了不是！打死他！
他老人家本性是个诗人，诗人就有诗人的样子，好样子坏样子都包括。人家顾炎武根本就不曾冲动得直奔水边，就根本不会发生这尴尬，留不下这把柄，可他就纯儒得所有诗都像同一首。
顾炎武虽然没留下污点，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清廷对他网开一面，但并不打算给他真实惠。换句话说，我不抓政治犯，但我可以抓经济犯呀。注意早在恶仆告发他私通郑成功之前，他自家堂兄弟就跟他打了好几年争产的官司。为什么迟迟断不下来？须知古人为政，崇尚的是宓子贱那种弹着琴半天就把积案断完了的风度。《儒林外史》里汤知县断严家争产的案子才用了多久？顾家又有什么区别？显然这是故意让他难堪，显见他连家都齐不了，既没有德，也不中用。
说到这就可以致意一下那些一口一个钱老修身有愧的小朋友了——顾炎武他老人家齐不了家，是因为他修身修得不够吗？
他如果听了这话，一定会非常委屈：难道我非得把家产都让给别人，才能证明我有德吗？要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自宫呢，谁也得罪不了，这就一致好评了！
注意这个现象很普遍，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德之人这个概念，渐渐跟老实人之间划上了等号，好官也跟清官划上了等号——好像默认这个系统完美，只要不掉链子不揩油，那就一定天下大治！然而有德之人，是能用自己的非暴力非金钱的力量罩着他人的，与此同时，不能得罪人，也就不能保护人，因为众生从来都是众口难调的。
那么说到这，黄宗羲就比顾炎武成熟。因为在这个意义上，齐得了家的，不是他圣人无垢顾炎武，反而恰恰是怕凉匹夫钱牧斋。在他老人家身陷私牢（还不是官牢）的紧急关头，恰恰是钱老出面救了他，送进官牢，公事公办，几番运作，终于保住了性命甚至还免除了苦役。注意全程满清都没怎么用力，仇人私刑逼他抵命，为的是他把告发他造反的家奴处死了——造反这事，人家满大人都没接这茬。说破了就是人家本来都没想弄你，是你自己管不住自家人出了大篓子呀，你的仇家弄你人家也没来添把火，甚至还充当了一个救兵——要不是钱老师帮忙把你捞出来，你能活下来？
所以你看，其实钱老是既了解满大人的心思，又维护得了各方面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也不完全是为的他自己，是为的能罩住自己人的。而自己人，就是自己这一派的薪火。换句话说，他牺牲了自己的面子，换取了更多人的里子，这未尝不是笔好生意——如果后者识得，并能好好利用的话。
举个例子，没有出逃的梁启超，谭嗣同更有可能死了也是白死。所以才「去留肝胆两昆仑」：何必分去留，哪条路不是昆仑呢？当然，只读历史课本加一点民族英雄诗词和网上逸闻的学生就会觉得，这句其实是梁启超的代笔，是终归心虚，在为自己的「去」辩护吧。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大人，也就是除了读历史课本，也混过中国社会的人，心里就说，这回失败了还有下回嘛，成功才能激励更多人，流血只能激励傻子好吧。
这两种想法其实都不算粗鄙，因为显示出了朴素的本能和直觉，就是说，你梁启超没有像谭老师选择为这一关押上你的命，那么为了证明你不是贪生怕死，那么接下来你的责任就更重了，对你的考验更狠了；然后，你确实得用成功来证明此路是通的，然后我们才愿意跟你走！如果一时通不了，一辈子通不了，如果我们已经跟定你了，我们也愿意跟下去，只要你舍得用坚持来表示此路是值得的！妈的活一场不就要么图个明白，要么图个痛快！
那么对于钱老这伙人来说，是同志就有分工，而分工也必然要靠自然演化的，换句话说，你不能就为了一个美丽的背影，就要人家既然奔到了水边，就得接着跳下去，让人家活不到第二集。你舍得，人家黄宗羲还不舍得呢。
黄宗羲始终跟钱老是保持着联系的。反倒是身受大恩的顾炎武，出了狱就不认钱老师了，还发了个朋友圈：我在里面时，归庄替我写了个门生帖给他，这我是不认的！
他老人家对恩人尚且如此，对家仆能好吗？且不说好不好，就说灵不灵吧！反过来说，人家满大人自家的包衣，有敢像他的家仆那样的吗！人家满大人能这么一路打过来，靠的就是这种镇得住带得动自家人的武德呀！你一个顾炎武连个家仆都降伏不了，我怕你什么呀！
注意这才是这帮人的困境。钱老是不那么爱惜自己羽毛，然而他是爱惜幼鸟的，可饶是顾炎武这样的好鸟，又能怎么着呢？所以打仗打不过，又能怎样作斗争呢？坚持孔孟之道，夷夏不两立？可是人家转眼就学会了！
注意在满人学会了孔孟之道的同时，也很快习惯了鼓励家奴告密的治术——当初对顾家恶奴告主谋反不闻不问，只是人家才从关外来，还本能地觉得，什么是造反，这才是造反呀！能用纵恶的方式扬善，破家的方式爱国吗？！然后没出三代，这套雍正就玩得熟溜起来，至少对于家仆背主泄题的科场弊案，他判起不知情的考官腰斩来是眼睛都不眨的。
所以为什么明清易代，就能引起这么大震动，以至于有「亡天下」的看法？之前外族一波波的杀进来的不也很多吗，为什么那些朝代的遗民，就没引起今天小将们的共振？
这无非是因为，官史的叙事其实接了「驱除鞑虏」的盘，也就是说，虽然满清其实早就使汉人归心了，可到了后来，他们在洋人面前开始不灵之后，汉人忽然记起来他们是被满人祸害了的民族啊！（当然曾家兄弟的印刷事业和日本人的舆论同情也功不可没。）于是明清易代就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而是都开始启蒙了，忽然又一下盖死了！对于以「进步」为正义，而且要证明不用西方人我们也能萌芽资本主义，没有他们我们自己也能启蒙进步，这样才能堵住那个口子的历史课本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明清易代就不再是古代史，而始终是当代史，钱谦益的选择就无法凭借时间的距离对道德评判脱敏！
回顾一下我开头的比方：这代人不能投清，只是一身不事二夫。所以小将们对钱老的义愤，其实也是个缝合怪，一方面，他们接受不了这代人与满清合作，其实只是因为这种老封建的本能（小清新心里其实往往住着一个老封建），另一方面，你要是这么嘲笑他们，他们就会辩护说自己是出自启蒙的价值观——然而如果真是启蒙的信徒，就不会那么皇汉。
而且！钱谦益的时代，那是降清为耻，到了施琅的年代，就又降清光荣了！顺应大势，与时俱进！反正袁崇焕那时候就该抗战，郑克塽那时候就该回归，都不必困惑，就钱谦益这个节点最难：你就该死扛到底，只要扛到死，后边人就没事儿啦！
那么这里其实就没有原则，只有势利。
在我看来，钱谦益的选择根本不必是个谜，他老人家完全不必用后半生的忏悔也好，活动也罢，来洗清抑或抵消自己当年那句「水太凉」，来证明自己。甚至他老人家的明史都不必写，他不是修史的人，他还是写他的诗更得宜——谈迁耗了一生写了《国榷》，除了保存史料，发挥过《心史》那种作用吗？看起来并没有。元代因为不搞儒治，汉人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身处异族的奴役（据说），然而到了满清一旦搞了起来，没几代就把辫子当成天经地义了。《国榷》也只有对后来所谓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后人发挥了它的作者当时设想的作用。
钱老救了顾炎武的命，一直跟黄宗羲保持联系。这二位，才是《国榷》作者用单纯的「史料」所想叫醒而叫不醒，唯独他们留下的著作能叫得醒的——顺带说一句，修明史不是多么非谁不可的事儿，著名佳公子，像你们的张公子一样锦心绣口的张岱，他老人家也差不多修了一部呢，他老人家后半生浪子回头，在个破庙里纂集历朝历代的烈士事迹激励国人——然而也无非是那样。
但是钱老能活动时救得了顾炎武的命，一旦他自己也撒了手，就连柳如是的命都保不住了。毫不意外地，柳如是也死于争产。
这才是你们该惋惜的。无论如何，他老人家的人生是他自己的，如果他有幸有真爱，那就有一半是他爱人的，他爱人都能明白他的心，不离不弃，你们又惋惜个什么劲？但哪怕这么具体的人，这么小的选择面，都不能够保全，这才是相对于所谓的亡不亡国，殉不殉明，降不降清，更本质，更要命的。
也就是说，可以说，你们也别苛责钱老了，他老人家，这整个所谓的士大夫，而且是其中最优秀的，也都这么弱不禁风。照理说，他们无论忠不忠于大明，肯定至少是关心自己亲族的，但亲族早就没有了古时守望相助的美德，自己家就可以吃大户，吃绝户。
结论就是，降清也没什么要紧，你过敏当然是因为你弱鸡，你强大一点都会把这种合作就理解成合作，因为情况有各种情况，观众其实没那么要紧，关键是自己心里得有哔数，而且有时还不能让人看出来。在明清之间，不是只有1和0，道德的力量也像资本，可以各种分拆组合的，可以各种换算互认的——关键是人得有谱，会用。
而钱谦益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本太薄，算法也不行。
献——给——波——兰——人——的——分—界—线
终于可以放出那篇波兰小说的全貌了，简述取自一位个人站名「FUME」的朋友，我只补充一句：
同样是自许强烈民族主义的民族，人家波兰人的历史记忆，比这里人的丰富、准确、微妙、耐久多了：
查露吉/Zarudzie
这是伊瓦什凯维奇晚年写的中篇小说。在十九世纪的乌克兰，约佐是位年少的波兰领主，父亲刚刚自杀，他继承的领地名叫查露吉。成天去查露吉跟约佐玩牌的俄罗斯军官暗指，此时乌克兰的最高当局，已是俄罗斯人，如同波兰王国的最高元首，已是沙皇本人了。这篇小说写了约佐的困惑、失眠和爱情，最终，他大概在反抗俄国沙皇统治的波兰起义中牺牲了。但约佐的故事，并不完整独立。约佐说他一直有两个疑问，一是父亲为什么自杀，二是科尔纳斯基，那位波兰爱国起义的牺牲者在查露吉，在他的领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两个疑问，到小说写完，仍悬而未决，把小说的时空勾连向消逝于迷雾之中的历史。这一次起义的失败和被出卖，与上一次起义的失败和被出卖勾连，活着的人做的事情与死了的人曾做过的事情勾连。在小说中发生的，讲出来的事，只是过去一些神秘的，没讲出，也不能讲的事件的结果。
约佐凝望父亲的遗像，马克西米安英俊魁梧，军人风度，叫他这个当儿子的害臊。他并不像父亲。他优柔寡断，缺乏目的，只喜欢骑马、喝酒、姑娘和赌博，说得好听点是“与世无争”。叔父向他讨一笔钱去赞助波兰起义，约佐则随之向管家支出另一笔钱，和沙俄军官赌博，输光了。他“学着用父亲的眼神看女人”，他想成为父亲那样的男人，可是他不知道父亲到底什么样，没有人告诉他，他们只对他说，他的父亲真是一个太过美丽的男人。他只能遐想父亲的美。约佐带上女朋友去森林里找他父亲的哥萨克情妇。望着那女人犹存的风韵，听着她讲述父亲死后还会走到她窗前来看她，在月光下向她显现美丽的脸蛋，约佐陶醉了。他借由这个女人，与父亲那个漂亮男人，产生了在家庭里，儿子对父亲，不可能产生的肉体上的认识和勾连。约佐的女友问他，如果你为起义而牺牲，会不会来我窗前看我呢？约佐的爱情和牺牲，都是为了向他父亲的榜样靠拢。死去的美人马克西米安，才是幕后的真正主角。
约佐把父亲自杀，与科尔纳斯基牺牲这两件事并列，似乎表明马克西米安也是位爱国者、波兰起义的牺牲者。约佐的家庭教师，法国女人戈华特小姐，深深恋慕着马克西米安。这么说，约佐那美丽的父亲，代表的就是法国精神的青睐，代表的就是革命、共和理想和爱国主义咯？然而，戈华特小姐是个法国的保王党。她支持波旁王朝，甚至拒绝承认拿破仑统治的事实。戈华特小姐探望约佐的母亲都宁夫人，瞧见一幅水彩画。那是在罗马，时间是上一次波兰起义中，在高耸的古代水渠下，英俊的马克西米安营救了被导游勒索的都宁夫人。戈华特小姐说：“这根本不是一幅爱国主义的画！”都宁夫人说，那时候所有波兰人在罗马都带有特殊使命，他们之间的任何交往，“就连他们的呼吸”，都是一种秘密的爱国活动，这画怎么就不能说是爱国主义的呢？这么说，都宁夫人和马克西米安的结合，似乎代表了十九世纪波兰的爱国主义，复国运动。可要留意，作者写到都宁夫人在起义后不久去意大利游览，并在那里与马克西米安相爱时，特意提问：“都宁夫人的父母只是一般贵族，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她不但花了一大笔钱去旅行”，并且“还添置了新的产业”。都宁夫人和马克西米安，是波兰起义的参与者，他们也是受益者。丈夫自杀后，都宁夫人仍在接待波兰起义鼓动者，帮助他们在查露吉渡河，但她直言出于现实考虑，她并不赞成起义。而约佐的叔叔，查露吉真正的管理者，还在负责为波兰起义收集资金。这些都使查露吉庄园，使统治乌克兰的波兰贵族，在波兰爱国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使马克西米安那爱国主义牺牲者的美丽男性形象，变得暧昧起来。
在约佐和马克西米安之间还有一个男性角色，费瓦雷特，他比约佐年长，比马克西米安年幼。约佐睡不着，是费瓦雷特从窗户爬进他的卧室陪他聊天。过去，这同一个费瓦雷特，也从窗户里爬进去陪伴约佐的父亲马克西米安。马克西米安自杀那个晚上，费瓦雷特甚至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与费瓦雷特亲密而暧昧的夜间关系，把活着的儿子，与死了的父亲勾连起来。费瓦雷特又是什么人呢？小说开篇，约佐就想起，费瓦雷特曾说查露吉是“云彩汇聚的最美之处”，可能是受到东正教的影响，费瓦雷特才这么奇怪。费瓦雷特代表了东正教，来自沙俄的精神影响力。但他不是俄罗斯人。他的父亲是个东正教神甫，他外祖父是个乌克兰本地农民，养蜂发迹，给女儿留下一座漂亮的庄园。费瓦雷特向前家庭教师戈华特小姐谈到，他其实是马克西米安的私生子，约佐同父异母的兄弟。约佐把费瓦雷特当作最亲近的朋友，一座通向父亲的桥梁。然而，费瓦雷特恨约佐，他感觉马克西米安更爱他而非约佐，他嫉妒约佐继承了查露吉领地。约佐看来，费瓦雷特在查露吉晚间昏暗灯光中，那脸蛋像天使，蓬发像光环，他是神的使者。可他带来的神，是东正教的神，对于天主教的波兰贵族家庭，对于约佐和马克西米安，是危险的。戈华特小姐质问费瓦雷特，在那个夜晚，费瓦雷特对马克西米安说了什么，是不是他恐吓了马克西米安，他才自杀。小说结尾，费瓦雷特划船将约佐与波兰起义鼓动者送去河对岸，回到查露吉，他叫醒约佐的哥萨克男仆伊尔科，吩咐他去沙俄军官那儿报信，出卖了约佐。
费瓦雷特是堕落歧途的东正教天使，是把约佐送上死路的冥河摆渡人，可他是马克西米安的私生子，他不是俄罗斯人，却是波兰人自己种下的恶果。正像波兰管家诘问费瓦雷特难道还要给查露吉带来第二次不幸，费瓦雷特答道：“不幸是你们自己种下的。”戈华特小姐说，在查露吉到处都是马克西米安的私生子，费瓦雷特的情况是普遍的。马克西米安在森林里的哥萨克情妇，是约佐的仆人伊尔科的妻子。这呼应了约佐自己情欲勃发时，热烈搂抱哥萨克男仆伊尔科，后者赶紧把维霞，大约是一个哥萨克女仆，送进约佐的卧室。马克西米安对查露吉农民的统治、霸占和遗弃，造成了费瓦雷特这个怀恨在心的私生子，造成了他被俄罗斯传来的东正教所虏获，所利用。也正是从马克西米安到约佐，这对波兰父子对乌克兰本地哥萨克一以贯之的统治、侵犯和剥夺，造成伊尔科，听从费瓦雷特的唆使，去告发，去出卖约佐。尽管森林里的哥萨克女人，还在怀念马克西米安的美，尽管这片哥萨克土地还在波兰人手里，可约佐却丢失了伊尔科，那个被他统治的哥萨克男人的心，他将转向费瓦雷特，转向俄罗斯人的东正教。
约佐为起义牺牲，对应着父亲马克西米安的自杀。约佐被费瓦雷特出卖，或许暗示着马克西米安的自杀中，也隐藏着一桩出卖。戈华特小姐说她知道费瓦雷特恐吓过马克西米安。费瓦雷特说他“只不过知道马克西米安先生年轻时的一些事情”，而马克西米安是害怕被送去西伯利亚才自杀。这似乎表明，他掌握了马克西米安年轻时起义的事实，马克西米安怕他向沙俄当局告发。可别忘了，约佐在父亲自杀之外还有另一疑问：上一次起义中，科尔纳斯基在查露吉发生了什么？马克西米安的自杀，是约佐和马克西米安父子关系的终点，而科尔纳斯基事件，上一次起义，其时马克西米安与都宁夫人相识，那是约佐和马克西米安父子关系的起点。约佐的两个疑问或许相关连，甚至互为因果。科尔纳斯基来过查露吉，他见过这里的什么人，之后就被捕了，在基辅遭枪毙。他在查露吉被出卖了，是费瓦雷特干的吗？那时费瓦雷特“还是个十足的孩子”。查露吉的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而马克西米安和都宁夫人，查露吉的主人，并没有被送去基辅问讯，相反，他们还添置了产业……这些线索，指往一个方向，马克西米安，极有可能出卖了科尔纳斯基，从中渔利。迫使约佐父亲自杀的，就是科尔纳斯基在查露吉的遭遇。不是马克西米安年轻时做的事情，使他害怕被送去西伯利亚，害怕得自杀，而是害怕被送去西伯利亚，使他年轻时做了一些事情，终于羞愧得自杀了。
美丽的马克西米安，正如青睐他的法国保王党戈华特小姐所暗示的，正如他的妻子都宁夫人的政治倾向所指向的，也许是个隐秘的保守派、反动分子，他参与了起义，也出卖了起义。就像他为了起义去罗马活动，却娶回了都宁夫人，男人们伸张公义，以男女私情告终。他是个统治着乌克兰土地的波兰领主，他军人般的统治者的男性美，也许只是对查露吉这片美丽土地的欲望与眷恋的勃发，并不涉及任何崇高理想，所以他死后，只向乌克兰情妇显现美丽的脸。也许，他只爱乌克兰领地，而并不爱波兰，所以费瓦雷特，他的乌克兰私生子感到，他更爱自己而非约佐，他的波兰儿子。戈华特小姐抱怨那幅罗马的水彩画“根本不是一幅爱国主义的画”，都宁夫人答道：“为什么一定要是一幅‘爱国主义’的画呢？”爱国主义，只是人们总乐意套在马克西米安，那种英武男人头上的桂冠。那么英武的男人若自杀了，一定是为了正义而牺牲，不可能是愧疚于正义而谢罪。儿子总希望父亲，活着的男人总希望死了的男人是英雄，一个民族总乐意去看自己英雄的传统。
马克西米安出卖科尔纳斯基，就像他生下费瓦雷特，是种下恶果。费瓦雷特，知道父亲出卖过起义者，他的同胞，因而出卖了投身起义的约佐，他的兄弟。男性的怯懦、堕落，也是一种榜样。父亲男性美、男性理想的破产，造成了儿子男性美、男性理想的破灭。约佐刚过河跑不多远，就被出卖，本着天主教精神要搞非暴力起义，他还扔掉了父亲的手枪，注定要灭亡。约佐舍弃了他的女人，舍弃了对土地的爱，追随一个科尔纳斯基式的鼓动者。他以为那非暴力起义的天主教爱国理想，就是马克西米安为之牺牲的理想，他以为，那就是他父亲美丽的秘密。可马克西米安并不爱起义，他没有什么理想，为了乌克兰领地，他可以出卖波兰，为了女人，他可以出卖男人。在河对岸与费瓦雷特告别时，约佐还埋怨他明明知道父亲的秘密，却没有告诉自己。是约佐对父亲历史的隔绝与无知，是约佐对父亲美丽性质的遐想与误会，造成了约佐的无谓牺牲。马克西米安留给约佐的枪，被扔掉了，波兰男性精神的传承，断裂了。而费瓦雷特，马克西米安血缘上的儿子，波兰贵族强占乌克兰女人——乌克兰土地的成果，被东正教篡夺，继承了他沙俄养父的男性精神。这决定了美丽的查露吉的命运，它将从波兰人手里彻底丧失。在那个清晨，只有费瓦雷特回到了查露吉，沙俄精神上的儿子，将成为乌克兰的主人。
伊瓦什凯维奇，二战后**党波兰的文坛领袖，面对高举全新意识形态大旗的俄罗斯主子，写下这么一篇文章，尤其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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