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艺术] 明英宗为何在天下百姓反对的情况下冤杀了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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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艺术]明英宗为何在天下百姓反对的情况下冤杀了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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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为何在天下百姓反对的情况下冤杀了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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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明代历史人物
明朝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
于谦（明朝）
明英宗为何在天下百姓反对的情况下冤杀了于谦？

仅供参考

我其实一直好奇凭什么废朱见深，吹再多朱祁钰和于谦，也解释不了这件事。还说什么堡宗抢了朱见深的皇位。不好意思，事实在在堡宗复辟之前的五年，五岁的朱见深就被废了。
朱祁钰真正应该做的就是一个字---等。不要急着废朱见深。
假如他活的比堡宗久，那么到时候有儿子再废太子，只用对付朱见深就行。没儿子就正常朱见深继位。
假如活的比堡宗短，那太子朱见深和堡宗就是制衡关系，这种情况下一旦朱祁钰死了，朱见深是不会让自己从板上钉钉，名正言顺的皇帝，变成随时可能被堡宗废了的皇太子。
别忘了夺门的时候，朱见深已经不是太子了，他的顺位不可能在堡宗前面的。
皇位的合法性实际上在朱见深身上，最开始就是先立的皇太子，再让朱祁钰当皇帝，最后只要朱见深还是太子，堡宗就翻不了盘，结果朱祁钰昏了头废了朱见深，实际上就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性。
堡宗段位比他高多了，刚出来立马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就算再不喜欢，也没废掉他。

因为放在天顺年，于谦老爷子的口碑可能真不怎么好。
人类政权就是个草台班子，人类就是个不断犯错的倒霉生物，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事情
先说土木堡之后于谦老爷子干的事情。
土木堡之后，大明军力空虚，
所以于老爷子用了三个很讨巧的办法强制把卫所塞满了。
一个是逼迫普通百姓参与军队活动，比如当时大同和宣府兵力不足，当地地方官在请示朝廷后强制数万百姓在农闲的时候去驻守城池，农忙再回家耕种，一波把明朝的军队体系干回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全民皆兵耕战一体。
孔子都说，不教民众如何作战就发配他们去作战是人渣行为，于谦就是这么干的，也确实造成了大同宣府这些北方地区的农户的大量伤亡，完全是用百姓的命去填坑。
二个是募兵后强制转业。于谦在景泰元年招募了老大一批人，主要以民壮，乡勇为核心，也有些军余（也不能说于谦干的，一群人一起干的吧）。这几十万人一开始都是募兵，或者说佣兵。结果打起来就不是了，于老爷子直接把这群人转换成了“有名册的谪充军”。
这下子，这群人就不允许逃走或者解散了，不然要以逃军论罪乃至枭首，1452年就砍了好多人。
1453年监察御史左鼎上书指责朝廷缺乏信用，御史练纲也抨击称“募兵多系艰窘饥寒”。
于是这批于老爷子在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招募来的军队，变成了逃也不能逃（逃了砍头），领军饷没地方领（你不是真兵）的军奴。
更黑色幽默的是，在粮草供应不及的年景，各地还会把这批民壮记录在册，然后暂时放行。等到需要了再叫回来，妥妥一批核动力驴。
直到1457年夺门之变以后，朱祁镇都回来了，过了好些年还发现有十万余这样的倒霉蛋呢，其中有些人都已经沦为军奴二十多年了。
最后还是朱祁镇大笔一挥，给这些人都转成真的军户，一人发了一份俸禄，才把这二十年的烂账平了。
第三个办法是招募大量军余，也就是卫所兵的家属。因为一开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只需要一个去当兵，其它人耕种。
四口之家出一丁，七口以上之家出二丁。军户三分兵七分屯。
现在于大人说了，不用屯了，军人家属男丁全去当兵——然而军饷和补给口粮还是只拿一份或者两份！
为什么？
因为你家就这些编制，你家四个男丁，只有一个编制，那就一份口粮。
要你四个人口也是一份口粮，饿死自己想办法！
这一波直接把卫所兵的信用干爆了。
三杨在正统初年裁了卫所的粮饷已经造成大量军士逃窜，于老爷子又一拳打爆了朱元璋军屯最后一点信用。
结果嘉靖时期，卫所兵120个编制就剩一个人，打仗全靠地方官临时募兵，花钱买一群市井之徒训练两个月投入战斗。
卫所兵？你去地里挖吧，我看那个芋头长的像卫所兵！
于谦确实在两年内就把土木堡丢了的二十万京军补齐了，但是代价是什么？你真以为他有特异功能可以虚空召唤亡灵部队？
你要是明朝天顺年间的士卒，于谦被砍头的时候你绝对站在菜市口叫好的，往于谦脸上扔腐烂大头菜的，你都恨不得冲上去砍死他。
他确实救了大明，但是吧......
没人能战胜质量守恒，他的忠义变不出粮食来，也不能召集魔法军团。
明朝一群人当时打算南逃，那不是有没有骨气的问题，而是按照正常的征兵办法，大明都城就是守不住的。
于谦能守住，必然是违规操作了什么东西，强行变出了一波军人。
他是英雄，也是明朝的官僚。
天顺初年，大明的军士各个都恨不得生啖其肉，所以估计没什么人反对。

天下百姓反对？
正统年间粮价多少？景泰年间粮价多少？天顺年间粮价多少？
百姓只会觉得死得好。

我们所处的位面不一样吗？？？我怎么看得到是英宗本不欲杀于谦，是百官跪阙，逼着英宗下旨意把于谦杀了。

什么反对,当时明朝的百姓咋知道真相,大多数不过皇帝说啥就是啥,搞不好还有不少人对于深恶痛绝呢,参见袁崇焕

更新：
在这个问题下，歪曲史料、编造史料、臆想史料，完全是普遍的。
就比如本问题下的最高赞，加给于谦的三个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
@那你说我该叫什么
第一个罪名是说：
一个是逼迫普通百姓参与军队活动，比如当时大同和宣府兵力不足，当地地方官在请示朝廷后强制数万百姓在农闲的时候去驻守城池，农忙再回家耕种，一波把明朝的军队体系干回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全民皆兵耕战一体。
这简直扭曲的让人无言以对。
这一事件实际发生在正统年间，于谦担任山西巡抚的时候，大同地区总兵、分、协守的武官在每逢防秋到来的时候，无论是否有蒙古人来袭，也不管此时放牧的边民距离民堡有多远，都要强行让他们回堡。
而于谦，恰恰是反对者：
《明英宗实录》记载了于谦所上的边事六条，第一条就是这件事情。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他本人是极力反对的，同时，明英宗也接受了他的建议：
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言六事：一保障边民，比岁大同等处，总兵镇守官每过防秋时月，不量边报，远近即驱边民各入城堡，委弃田禾、孳畜，今后定议，凡边报在数百里外不见人马者，居民勿动；见人马未入境者，居民戒严；人马入境者，方许居民入堡；若本无边报而总兵等官虚诞惊扰者，听巡按御史具奏治罪。
第二个罪名是：
二个是募兵后强制转业。于谦在景泰元年招募了老大一批人，主要以民壮，乡勇为核心，也有些军余（也不能说于谦干的，一群人一起干的吧）。这几十万人一开始都是募兵，或者说佣兵。结果打起来就不是了，于老爷子直接把这群人转换成了“有名册的谪充军”。
这也完全是谎言。
他所说的，实质就是团营。
景泰元年底，石亨倡议设立团营，景泰三年十二月，于谦与“各营总兵等官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等会议”奏设十团营，景泰批复说:“命太监阮让、陈瑄、卢永,都督杨俊、郭震、冯宗提督。让、俊四营,瑄、震三营,永、宗如之。俱听太监刘永诚、(曹)吉祥及谦、亨等约束调遣。”
《明史》中提及：
起初，京师戒严，招募四方民壮分营训练，岁久多逃，有人赴操不如期，廷议编之尺籍。练纲等进言：“召募之初，激以忠义，许事定罢遣。今展转轮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实迫寒馁，岂可遽著军籍。边方多故，倘更召募，谁复应之？”诏即除前令。
根据以上史料，完全可以得知，于谦仅仅有团营的调遣权，而这种调遣权还是跟刘永诚、(曹)吉祥、石亨等人共享。而景泰年间讨论”编之尺籍“完全没有实行。
这位还说道：
直到1457年夺门之变以后，朱祁镇都回来了，过了好些年还发现有十万余这样的倒霉蛋呢，其中有些人都已经沦为军奴二十多年了。
最后还是朱祁镇大笔一挥，给这些人都转成真的军户，一人发了一份俸禄，才把这二十年的烂账平了。
这也是谎言，这些人压根不是军户，朱祁镇所作的，是废除团营，而不是”一人发了一份俸禄“。团营是废除了，可是很快就恢复了，宪宗刚刚即位，立即命孙继宗等会同兵部尚书马昂，挑选三大营“头拨”精兵12万，分作12营,“俱听继宗等提督操练”。重建的团营延续了景泰时的规制。这是说，宪宗完全否定了父亲明英宗废除团营的行为。
第三条罪状就是：
第三个办法是招募大量军余，也就是卫所兵的家属。因为一开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只需要一个去当兵，其它人耕种。
四口之家出一丁，七口以上之家出二丁。军户三分兵七分屯。
现在于大人说了，不用屯了，军人家属男丁全去当兵——然而军饷和补给口粮还是只拿一份或者两份！
这一条更加恶劣，因为，明朝招募军余，是有惯例可循的。
《明会典》中，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的军户随军在卫规定：“令各都司卫所在营军士，除正军并当房家小，其余尽数当差”
永乐元年（1403年）招募：“或自愿报效，或选令征进，曾历战功，升授职役”的舍余。在此基础上，明成祖设立京营，其中有殚忠、效义二营，“掌操练京卫报效舍人余丁，舍人营日殚忠，余丁营日效义。”
宣德元年（1426年），西宁卫余丁三丁选一操练于兰县，兵部下令停止。
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正式对军户余丁作出规定，“令每军一名，优免原籍户丁差役。若在营余丁，亦免一丁差使，令其供给军士盘缠。”也就是说，余丁在原籍和卫所各优免一丁，其他余丁继续服役。这可比作者所说的”四口之家出一丁，七口以上之家出二丁。军户三分兵七分屯“严酷多了。
正统二年（1437年），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奉《陕西募兵敕》，“募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四千二百人分隶操练。”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土木之变后，兵部尚书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所行集结兵力方法包括抽选和召募舍余。
所以，于谦根据惯例招募舍余有什么问题呢？
而真正将这一制度发扬光大的，恰恰是复辟后的明英宗：
户部尚书沈固奏：“沿边民丁多者，宜选三丁朋当土兵，一名卫所带管，二丁供给。及先年发腹里卫充军事故勾丁者，乞就留边卫入伍，原发卫军伍开豁。如此则缓急得用，比之远调客兵戍边者不同。”上然其言，命兵部臣曰：“朕念辽东至甘肃一带边境人民每被虏寇侵扰，不得安业，虽常调腹里官军更番操备，然不熟边情，用之无益。今思近边人民禀气强劲，膂力过人，边鄙利害、戎虏情伪素所谙晓。不分军民、舍余人等，有愿与朝廷效力者，许其自报，收附近边卫寄管，令作土兵名色，赏银一两，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本户有税粮者免征五石，仍除二丁供给，免其杂泛差徭。该管头目务加优恤，如有事故，不许勾补，军还为军，民还为民，粮差照旧。后有长成壮丁，照例告报，有功者一体升赏，尔兵部其即出榜沿边各处晓谕。”
也是在这一次对话中，明英宗实行了这位作者所说的于谦的第一条罪状，让百姓参与守城。
这种对于谦的贬低，没有一句实话，这样的文章能够拼凑出来，能够装作大义凛然的样子发出来，简直让人吃惊，令人恶心。
于谦为何被冤杀，史书早有定论。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杀害一个臣子的时候，又何尝顾忌老百姓的态度。
先是="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0038776/answer/3366759972">冒名造谣，“岳飞被杀，临安百姓全城欢庆。二十年后平冤昭雪，临安全城欢庆”；现在又盯着于谦了。
所以，我是真的佩服你们这种搞话术的本身，佩服你们这种睁着眼说谎的本身。为了将历代中国的百姓，描绘成为只知道阿附权力、政府的顺民，为了影射现在的中国人也是如此，简直算得上不择手段了。
就比如这位：援引李梦阳的碑文作为证据，却说着与李梦阳碑文截然相反的意思。

尽管李梦阳在文中说的非常明确：
“天下人闻公死咸惊而疑，而涕泣语曰：‘鹭鸯水上走，何处寻鱼嗛（于谦’）”
但是，不行啊，明朝的真实民意对于谦就是没有感觉；
尽管李梦阳在文中明确说，于谦曾经巡抚河南，办公地点就在马军卫桥西，开封父老听说于谦死后，悄悄潜入故廨，设立牌位，哭奠于谦。并在故廨旁设立祠堂祭祀。
公前巡抚河南时，实廨马军卫桥西，而梁父老于是闻公死，则感涕泣，日相率潜诣公故廨，为位哭奠焉。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腊忌。
但是不行啊，开封父老就是跟风才修建于谦祠。就是直到“宪宗所谓平反于谦时跟风立的私祠。”
尽管于谦在明宪宗一平反的时候，开封父老相率建立于谦私祠，注意是相率啊，除了设立私祠，故廨傍祠祭祀如故；且每年祭祀的时候，开封父老“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声达到了“填门塞户”的地步；
梁父老则又感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腊忌，岁，梁父老则把香曳笻趿履，……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门塞户矣。
但是不行啊，这段史料一定是说：开封的于谦祠(私祠)，老百姓根本不去拜。
尽管明孝宗在杭州设立旌功祠的时候，河南父老“数百千人”到京城上访，请求河南像杭州一样立旌功祠，孝宗没有答复，于是开封的老百姓却祭祀如故，在每年祭祀的的时候依旧相聚而哭，一直持续到李梦阳写祭文的时候。
梁父老归，伏腊忌岁，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余矣。
但是不行啊，李梦阳一定是说他们是在跟风，在表演。
尽管李梦阳明确表明了从于谦去世的1457年，到正德十年的1515年，开封父老对于谦的态度始终没有变化，但是不行，李梦阳就是表达开封父老跟风的态度；
尽管老百姓私下对某个人的祭祀，很能表明他们对这个人的态度，但是这一定要理解为明朝开封百姓不在乎于谦。
尽管中国任何一个祠堂，几十年后的朽坏重建是平常的事情，但这种朽坏，一定表达了明朝的真实民意。

这种对史料，曲解到截然相反的地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是不是自称“拿史料说话，不发也不接受洗脑包”的
@华姒
先生？
于谦曾经从1430到1448年，曾经巡抚山西、河南两省。
于谦在两省，有不少德政，比如治水，他对于河南治水是有大功的。这种功劳，活人无数。这才是他在英宗朝蒙冤的时候，二省之民倍道赴阙，为其上书求情的原因，
也是他死后河南、山西民间在明代中后期民间一直存在于谦崇拜的原因。这在各种史料上简直是屡见不鲜。“梁、晋二省之民家家尸祝”，这难道不是民间态度。
指望着这种低俗的谎言，指望着发一两个洗脑包，能够改变人们对于谦的评价，也未免太天真了。
好自为之吧。

【真实的明朝民意】开封的于谦祠(私祠)，老百姓根本不去拜，三十年就荒芜了
于谦的儿子虽然没啥大才，但是一直孜孜不倦的替自己亲爹要死后待遇，成化帝不给于谦谥号，到孝宗朝要谥号
——————————
弘治二年十二月八日
○致仕应天府府尹【于冕】奏乞【赠谥】其父谦并移祠宇于祖茔赐与祠额祭文事下礼部覆奏谓古今忠义之臣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时之功实以为后来人臣之劝也故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当正统十四年虏寇犯顺中外危惧而能奋其忠义卫安　宗社一时修武备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间斥和议立团营之功尤大己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无嗣恐后颓废乞悯其情恳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于坟所】赐与祠额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礼仍如诏书例给一夫守视复其杂徭　上曰谦能安　社稷以遏寇畧其定国捍患之绩著矣中罹权姦之害虽　先帝已甞昭雪优加褒恤然不使之庙食于后犹未足为为国効忠者劝其祠额可赐曰【旌功】加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谥【忠愍】
这个开封于谦祠，修建时，是宪宗所谓平反于谦时跟风立的私祠。因为宪宗不给于谦谥号，所以于谦儿子在孝宗朝又找孝宗要谥号，孝宗给了于谦差谥“忠愍”，且将于谦在杭州的私祠，改成公祠。开封于谦祠也想跟风，由私祠变公祠，但是被孝宗拒绝
但从给谥号到正德十年，才过去30年，开封于谦祠已经差不多垮完了，就剩3间屋，满屋子野生小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鸽子燕子老鼠，满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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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霱》
○少保兵部尚书于公祠重修碑李梦阳
　　开封城马军卫桥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倾保大之功居无何而死于是天下人闻公死咸惊而疑而涕泣语曰鹭鸶氷上走何处寻鱼嗛而公前廵抚河南时实廨马军衙桥西而梁父老于是闻公死则咸涕泣日相率潜诣公故廨为位哭奠焉会　【纯皇帝】立诏白少保谦冤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腊忌梁父老则把香曳笻趿履若少壮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为梁父老故咨嗟大梁之黎如诉□慕而公勋自见
　　祠下哭填门塞户矣会又　【敬皇帝】立诏曰：少保谦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立祠岁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于是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数百千人诣阙门，伏诉少保谦前兵部侍郎时巡抚功，云：愿梁立祠如杭祠，【不报】。而梁父老归伏腊忌岁仍聚哭于私祠，【今三十年余矣】。正德十年监察御史巡按张君清军许君并谒公祠下见【其门屋三间，仅存堂欹漏欲颓，鸽雀扰扰拱栋，鼠走鸱啸，周垣尽圯，羊猪外来】于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巳仰而欷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都此哉靖康之事千载衔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倾者世。保大者食。泽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于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颓起圯新而绘垩而级而隅而荣而序备矣曰谒者奚止也则重而堂器奚贮也则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严严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梦阳曰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葢伤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虏入。排迁主战。四者旦夕之势而存亡▲发端有据
　　之判也乃今人议则异是。或见鲍庄事。辄曰夫葵犹能卫其足。然独不思勇士不忘丧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将军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两高焉于乎难言乎难言乎岂所谓计免者非忠负盛者违智欤。而贼酋拥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于是公扬言曰。岂不闻社稷为重君为轻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欤且太子之易。南宫之锢。二者有能为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独咎公也于乎伤乎。虽然宗泽岳飞。非下于人者。艰难百战。卒愠衄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抚诸所业载传状乃今不复述第述其始终若是亦大者云祠修于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张君名淮南皮县人许君名完丹徒县人事祠事者开封知府贺君锐也系之诗曰
　　于铄旋运曷平不陂康屯▲唏嘘冯吊一字一涕
　　倾否哲者斯利于维哲英鉴精含贞匪时曷征匪猷曷兴靡疑靡惊厥伐用成厥育是轻委躬于诚蛇何盘社。龙何在野。干极卼■〈兀臬〉。日月易舍。惷尔乃贼乃奰国邑之乱之讧陵庙岌岌公丁其时矢身以殉山仡排议。不戁不震。佥曰何宜。公曰有战。四方之事。譬丝游刃。帝畀弗疑。公泣视师。义激六军。如虎如罴。惟直斯壮。人心于城。肃肃我垒。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场载清。载清载宁。皇归于京。古曰荷难。今谓曰痴。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谗非名。何毁非功。孰谗靡和。孰毁弗同。彼巧彼荏。厥肤斯励。古则曰直。今曲自为。于乎少保时晦时昭古谁无死死者荣褒峩峩庙祠栋隆崇基神之游之旆旆其旗白马朱衣有风凄其欻其有光若往若来即而罔见跂望涟洏兹邦哿居氓实尔思
　　【有君一语公之基祸在此然从宋公子目夷得来固公学问中经济也功与夷同祸与夷异人固有幸不幸乎】
孝宗朝到正德朝这30年间，明朝开封老百姓可不买于谦的账，于谦祠不去祭拜打扫，也无人打理。反正对于于谦，整个明朝就他儿子，文臣在为他折腾身后事，老百姓就是冷眼看着，眼面前的于谦祠，不去祭拜，任它蛇虫鼠蚁侵蚀。这就是真正的民心，而非文臣笔下的民心

看了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我只想说：
汉人皆成胡人狗，可喜之辈也风流。
秦桧三桂弹冠庆，我辈如今能出头。

这问题下贬低于谦的过分了。百姓的意见重要吗？但凡知道于谦事迹而不认为被冤杀的，非人也。

于谦就是土木堡策划与执行元凶之一，没灭九族就偷着乐吧。

看到很多回答说天下百姓不但没反对还拍手叫好的，我只能说

哪个“天下百姓“反对冤杀于谦？
是“天下”江南地区的百姓？
还是“天下”云贵川地区的百姓？
还是“天下”中原地区的北方百姓？
哪本历史记载记载的？
如何记载的？
张嘴就敢造谣？
历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天下百姓反对冤杀”的事，
这都是文人的笔上风暴。
古代老百姓才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有吃饱撑的管闲事的闲心，
古代老百姓没有键盘，
古代老百姓每日为生活奔波，
谁管那些当官的事。
古代老百姓才不管谁冤不冤，
古老百姓只管自己的利益受不受到损害。
例如，明末北京老百姓认为自己在己巳之变遭受到了财产损失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
自然是极其痛恨袁崇焕。
谁管你冤不冤。
明年四（应为八）月，诏磔西市。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庚午八月十六，磔崇焕，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江阴中书夏复苏尝与予云：“昔在都中，见磔崇焕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明季北略》卷五，计六奇。

我想知道怎么在明朝搞全面调查统计且保证数据属实

于谦就是个首尾两端的权臣，不杀他天下难安，北京保卫战就是吹起来的气球，也先实力夸大了

民意？民意就是个屁！
自古以来，民意民心这玩意不过是古代政客装点门面的道具罢了，你说他有就有，遇上个稍微要点脸的君王可能会顾忌三分，可你要是碰到个混不吝的二愣子完全不在乎民意，比如朱骑朕这种的，其实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所谓的老百姓的民意根本不能决定什么。别说是于谦了，岳飞都杀给你看！咋滴，你还真以为老百姓都是武侠小说里的古道热肠得侠客？你以为他们还真敢为了这几个跟他们非亲非故的人对抗朝廷吗？得了吧，了不起就当时在心里骂两句，过不了仨月，该吃吃该喝喝，啥事都忘光了，啥忠臣啊，啥孝子啊，有老子命重要吗？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那时候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皇帝要杀谁敢反对？

英宗在瓦剌，满打满算才一年时间。

凭什么说天下反对，你统计过人数了？
任何政治事件背后都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当这种力量压过其他力量时，政局就会失衡，从而爆发流血事件，如岳飞之死，于谦之死。
比如岳飞，如果他继续进攻，就会引发与金国的全面对决，这就让苟安的皇帝，主和大臣和不想打仗的江南地主和老百姓不高兴，进而这些势力合力之下，岳飞死局已定。
于谦在朝堂上得罪了石亨，徐有贞这些人，主政期间物价上涨，苛捐杂税猛增，又得罪了老百姓，同时其权力和威望之大，让皇家也极为忌惮，朱祈镇夺门时敲响朝钟，景泰帝闻之即问左右：“是于谦乎？”
还有一点，朱家皇室与蒙古的关系也算马马虎虎，否则明英宗不会被也先等人奉为上宾，真正破坏明蒙关系的，是打压明蒙贸易的王振和朝中清流集团，这些人也歧视蒙古等少数民族，所以瓦拉等边缘军政集团也想杀掉于谦。
明英宗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政治家，杀于谦，打掉清流集团（明初东林）势在必行！

这个问题问的，完全是欺负明朝百姓读书认字的人不多是吧？
好好了解下，于谦干的很多事，换你当皇帝你也得弄死他

天下百姓反对？“天下百姓”不是统治者说谁该死就是罪该万死嘛，吃袁崇焕吃秋瑾，57年前跟着骂那个“被永远开除出d的最大走资派”。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大明王朝再陷前朝北宋的危机，但是明朝没有延续宋朝相同的一幕，因为明朝有于谦没有秦桧！
于谦具备文魂、武胆，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策略。
瓦剌的变迁与兴起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大军北伐，大将军徐达领命前行，元顺帝被迫携带后妃逃往上都（今内蒙古开平）。次年，元顺帝又被八万明军驱至应昌（内蒙古赤峰市）。
当初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被明朝军队摁着胖揍，让如丧家之犬的元顺帝内心凄凉，竟哀婉地唱起了自己作词作曲的“逃跑进行曲”：
“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死而加我恶谥号，予妥欢帖睦尔奚词以拒？”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历史的更迭是人祸所至导致了历史的选择。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不久元顺帝在郁闷失意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明军兵分两路，打败王保保之军，拿下应昌，俘虏元顺帝的宫人、太子、嫔妃及各省院官。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永昌侯蓝玉率领大军直抵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把元太尉蛮子劈于刀下，俘虏了元主次子地保奴、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以及官校三千余人，只有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脱。在逃亡路上被部将也速迭儿勒死。
从此，北元势力衰微下去，蒙古进入分裂状态。
当时，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兀良哈、鞑靼、瓦剌，分布在东起辽河，北到贝加尔湖，西跨额尔齐斯河的广大地域。
永乐时期，鞑靼是三部之中实力最强的，瓦剌次之，而与明朝关系最好的却是兀良哈。在朱棣夺位的过程中兀良哈曾经大力支持。
永乐初年，朱棣曾经派使者出使瓦剌，愿与瓦剌从此之后友好相处。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首领之一的马哈木，首先向明朝贡马请封号。第二年，永乐帝册封瓦剌三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秃孛罗为安乐王。
就这样瓦剌在明朝的庇护下，逐渐恢复战争创伤，势力渐强起来。强起来的瓦剌逐渐露出了獠牙，于是开始了那个由来已久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永乐十年（1412年），马哈木收编本雅失里部众之后，实力增强不少，顿起野心，从此开始多次要挟明朝财物，扣留使臣，不断南下侵扰百姓。
这就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化往往以善行、恩泽布施于他人，以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外来文化以掠夺、侵轧、霸占为目的，唯吾独尊，我好可以，你好不行。
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亲征瓦剌，兵锋直至土剌河。马哈木战败逃走，不久之后，死于病中。其子脱欢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继承父位，继续为顺宁王。脱欢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对内收复周边小部落，对外收鞑靼余部，势力不断增强。此后厉兵秣马，成为明朝西部、北部最大的隐患。
脱欢自收并瓦剌、鞑靼两部之后，势力膨胀，又开始有了侵犯明朝的野心。正统二年（1437年），狼子野心的脱欢率部众驻扎饮马河，纠集兀良哈三卫、野人女真部，准备大举侵犯明朝边境。
不过，脱欢最终没能实现进攻明朝的愿望。他于正统四年（1439年）死于病中，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也先的野心和能力都超过其父脱欢。他把向外扩张的目标，明确指向明朝边境。并且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法离间明朝与西北各族的关系。
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先实施东进战略，率骑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明朝竟不做任何反应。也先因此得以“破兀良哈，胁朝鲜”的手段给兀良哈以重创，三卫被迫就犯，也先的这次东征，明朝西方门户被打开。
到此为止，也先控制了西起今日新疆、青海、甘肃，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逾贝加尔湖，南抵明朝边塞的广大地区。这是继元帝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统一的蒙古贵族的封建政权，它的形成，直接威胁明朝的安宁。

这时候的明朝是什么形势呢？
（1）.武备弛废。瓦剌的日益强大没有使当时朝廷警惕起来，明朝没有意识到它最大的腐败特征之一就是：武备的弛废。
明朝在总结历代兵制得失的基础上，遵循“寓兵于农”的精神，在全国实行卫所制。卫所制下，军官和军士都是世袭制的，而世袭制又自然成为军官们胡作非为的保护伞，因为即使他们犯罪，不论处罚是调离、降职，甚至处死，只要不是谋反叛逆，子孙都可以继承父辈的官职。
但是对于军士来说，世袭制成了他们祖祖辈辈被缚于奴役地位的绳索。
宣德九年（1434年），兵部右侍郎王骥对这种卫所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弊端：“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军士既窘，遂致逃亡。”
正统初年（1436年），山西的官军27个月未发月粮，军兵情绪极不不稳定，差一点发生哗变。这种自废武功的制度给明朝留下了被虐的隐患。

（2）.太监专权，王振势起。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带来的弊病，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干预政事，并在宫门挂一铁牌：宦官干预政事者——斩！
可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太监为朱棣夺取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照一般的理解，朱棣登基后，应该知道太监在宫中的所作所为，因为就是出了“太监内奸”，朱棣才掌握了宫中大事，他登基后应该消除这种隐患，没想到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用宦官。派宦官征税、出使、监军、采办，甚至将边防重任交付给他们。
这直接给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祸患。
太监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由儒士当上教官，后进宫教人读书，宫中人称王先生。后来，王振自行阉割，便留在了宫中。宣德年间，王振专陪太子朱祁镇读书，头衔是东宫局郎。
当时的司礼监太监是刘宁，可惜刘宁不识字，宣宗便让王振代笔。不久，刘宁奉诏出使，司礼监由王振代管，王振逐步当上了首席太监。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由于皇帝深入简出，与外廷接触少，王振在代皇帝批答奏章和传达皇帝旨意时，常常欺上瞒下，歪曲篡改，或加入自己的看法，以障视听，扰乱朝政。

宣德十年（1435年）春天，宣宗驾崩，九岁的英宗继位，由于太后不愿意垂帘听政，便将早朝罢掉，主持政务的是杨士奇、杨荣、杨溥。王振装作谦恭的样子，又花言巧语骗取“三杨”信任。又因为他做过英宗的老师，他的权势越来越大。到后来逐渐挟天子令诸侯，把持朝政，教唆皇帝打击不听话的大臣。
见到这种局面，太皇太后不由得替小皇帝担心起来，于是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为小皇帝选拔辅政大臣；二是狠煞王振的气焰。可惜的是除恶没有务尽，让王振在收敛的同时潜伏下来等待机会。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蛰伏的王振春天来了。他把朱元璋立得“内官不得干预政事”字样的铁碑将其毁坏。这时辅政的三杨也已经全部逝世，此时的王振已经为所欲为了。
（3）.国防的失误
王振把持朝政，致使国家大政方针造成了一系列失误。
明朝廷最大的失误是旷日持久地兴师麓川。
麓川是指明朝的土司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位于今天云南西部腾冲县西南。土司制度是自元朝开始的一种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在土司制度下，中央政府认可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及各级官员。
当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刚迈入文明社会不久，各部族之间经常发生相互攻杀、抢略人口、霸占土地的事情。
宣德三年（1428年）以后，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多次率兵侵占邻近土司的地盘。正统三年（1438年），明朝廷发兵十万，击败思任发。但是朝廷也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此战的战绩是让思任发向朝廷认罪，请求皇帝宽恕自己。
按说到此，战争应该结束了，毕竟劳民伤财对朝廷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然而王振、兵部尚书王骥却想借此扬名立万，建功立业，用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加官进爵。英宗在他们的鼓动下，决定继续出兵，逮捕思任发。麓川战争又开始了。

在朝廷出师麓川前，翰林侍讲刘球上谏《伐麓川疏》，疏中引古博证，指出明朝的重点在西、北蒙古，而不在滇西南麓川的弹丸之地。英宗没有采纳。
公元1443年六月，雷击奉天殿。刘球再次上谏，提出十条建议，矛头直指王振。王振大怒，找了个借口，将刘球逮捕入狱，并暗中将其杀死。
刘球死后，没有人再对出兵麓川提出反对意见。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449年的春天，明朝为此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几个月后的土木堡之变没有了足够的应对能力。
另外，王振还不惜出卖国家的安全，谋求个人私利。他竟然“贩卖军火”，每年向瓦剌走私箭镞几十万只，甚至当时属于保密技术至高的火铳也走私到了瓦剌。
明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一月，瓦剌向明朝派出一个1772人的朝贡使团。可领赏时，却上报人数为2257人，虚报956人，人明朝官员查了出来。这下尴尬了，没想到这成为了瓦剌攻打明朝的借口。

同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犯明朝。东西两路分别进攻辽东和甘州，也先亲率中路三十万人马直冲明朝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七月十二日，山西边境告急，英宗命令严加守备。然而此时的王振却跃跃欲试，想趁机建功立业，便怂恿英宗亲征大同。简直是死催的节奏啊！
土木堡之变
年轻气盛的英宗与群臣开始讨论亲征计划。吏部尚书王直联合中央各部门主管上奏劝谏。王直认为，这场战斗时值酷暑，季节干旱，水草不足，对于也先来说是不利的。只要明军按兵不动，不主动出击，也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
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也先没有足够的物资维持，必然会撤兵。
被建功立业、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充斥大脑的英宗，哪里听得下大臣的建议，在王振的鼓动下，说：“朕为一国之主，保卫江山社稷，义不容辞。”遂下令安排亲征。
八月三日，英宗令御弟朱祁钰留守京师，安排部署扈驾从征的各部门大臣。然而此时前线的明军却遭受了重创。主要原因在于明主力内部不协调，监军太监郭敬又横加牵制，致使明军主力惨败。
四日，英宗与王振统率各部门大臣和五十万京军精锐，匆匆踏上征程。三十日到达前线土木堡。
当时来到土木堡时，天色尚早，扈驾大臣建议英宗进驻离土木堡二十里的怀来县城，如遇强敌，还可凭借地形坚守。但王振顾惜后面千余辆辎重车，决定守这里等待，不再前进。三十一日，也先骑兵将英宗和他的部队团团围住，切断水源，明军挖地二丈仍不见水，饥渴难忍。
九月一日，英宗下令突围，但未成功。

这时，也先派使者来议和，英宗也派使者前往也先营。王振还以为也先是惧怕朝廷五十万大军，故派使者求和，下令让多天未饮水的部队移至十五里外的溪流处。
迁移的大部队匆忙之中乱了方寸，又被瓦剌骑兵横冲直撞，庞大的军队顿时不堪一击，随驾大臣死伤无数，五十万明军伤亡过半，二十万骡马和辎重全部被也先俘获。英宗则做了俘虏。
不过，土木堡之变也有收获，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王振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打死。这就是明朝历史的“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失声恸哭，都御史陈镒等纷纷揭发王振的罪行，给事中王竑等当场揪出王振死党马顺，在他身上乱踩，顿时“尸暴血流”。在京城的王振家族，上上下下不分男女老幼，同党、奴仆均被出任监国的朱祁钰处死，侄子王山被碎尸街头。
奸臣顿时灰飞烟灭，一家人没了踪迹，感觉土木堡之变就是上天为了惩处奸臣王振而布的一个局，不过这个局的代价太大了。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英宗皇帝驾陷土木堡，大明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权危机。第二天，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孙太后和钱皇后那里，这两个吓慌了的女人忙把自己的“私房钱”送给也先，想换回自己的儿子、丈夫。
可也先的目的不是要钱，他要复仇！报复被曾经的覆灭之仇，要获取曾经的辉煌。也先根本不把这些小钱小物放在眼里，不过钱物照收，人吗！照旧不放。
过了两天，明军的残兵败将狼狈地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是盖不住了。见此局面，孙太后只好让朱祁钰做监国。英宗的儿子朱见浚为皇太子，然后让文武百官商量以后的问题。
当时亲军精锐在土木堡丧失殆尽，北京没有了可依靠的防守力量，“群臣聚哭于朝”，一筹莫展。
翰林侍讲徐，急忙出班，哭着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
他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是“敌人”也先想要的结果。难道宋朝的历史要重演！
关键时刻，于谦出现了，他阻止这种“南迁”的说法，他慷慨陈言：“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的根本，一动，大势就去了。大家难道忘记宋朝南渡的教训了吗？”
明朝的“定海神针”于谦的现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往往会有中华文明精神的筋骨力挽狂澜。无疑于谦就是这种人。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杭州）人。
于谦少年时，就已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且声誉远在乡邦之外。他从小就立志救国济民，这种远大抱负源于家族中祖、父辈的意愿。于谦幼时其祖父藏有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画像，他对文天祥的为人极为敬重，15岁便撰写赞词，激励自己长大后为国效力：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城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懍然。
于谦为人耿直，思想严守儒家作风。从他17岁时作的《石灰吟》一诗中可以看出他为国效力，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于谦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当时的于谦年轻气盛，加上才貌英伟，受到刚继位的宣德帝的赏识。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于谦33岁，正当壮年。
于谦为官清廉，从不阿谀奉承。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后，王振擅权，作威作福。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上疏推举参政王来、孙原贞接任巡抚。
王振乘机暗中派人联合攻击于谦，以“不合乎大臣体统”为由，抓于谦入狱，并判了死刑。这下激怒了晋、豫两省的人民，他们纷纷到北京叩阙上书，请求朝廷归还他们的好巡抚。
开封的周王、太原的晋王也上书保于谦。王振见于谦此时人气正旺，便放弃了判处于谦死刑的主意，于谦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在山西、河南上任。

正统十二（1447年），于谦接到父亲的丧宝，回杭州奔丧，丧期未满，就被调做兵部右侍郎。第二年，他母亲去世，由于紧急的边务，他只得终止守丧，当年又奉命返回北京做兵部左侍郎，佐理部事。
土木堡之变发生，兵部尚书邝扈驾阵亡，于谦事实上成了兵部的最高长官。
于谦的坚决抵抗政策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的大力支持，逃亡派徐被“辅居守”太监金英赶出大殿，抗战呼声也逐渐高涨，孙太后、郕王见此情景，消除了逃跑的决定，并把固守北京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京都保卫战
此时的北京城，老弱病残军不到十万。因土木堡之战，明军大量的劲甲精骑也折损于那次战役中，仅靠这不到十万的部队守住京城，是有一定难度的，于谦奏请郕王调遣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火速开赴北京，组织起保卫北京的铜墙铁壁。
正统十四年九月十九日，郕王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二十一日，郕王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诛杀王振一族，没收其财产，未获明确答复。
群臣同时放声大哭请愿，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恶言斥骂群臣。大臣王竑忍无可忍上前将马顺击倒，群臣蜂拥而上，马顺当即被击毙。紧接着王振私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亦被众人处死。

随后众臣又把王振的侄子捆缚于殿堂之上，群臣立邀郕王下令将其诛杀。没想到郕王心下害怕欲夺路而逃。王室成员软弱到这种地步，也是让人无语。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截住郕王，请他下令：“马顺等人当死，打死不论。”形势才安定下来。
第二日，于谦开始调整各边关要塞的将领，他令为人正直并廉正勤俭的右都御史陈镒驻京城，安顿城内军民百姓；封杨洪为昌平伯，与原镇守宣府的罗亨信、朱谦等人共同管理宣府。
也先挟英宗攻宣府，逼迫英宗三次命令杨洪开城，杨洪都予以拒绝。虽然这样英宗很没有面子，其实做了俘虏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可要是开了城门无疑国破家亡，明朝就完蛋了。
因为英宗被俘，太子年龄又小，大臣们很是忧虑，于是便请求孙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当即赞同这个建议，但郕王不敢坐皇帝之位，于谦挺身而出说：“这并非以下犯上，在国家存亡关键时刻，要有人执掌朝纲，就是救国家于危难之计，圣上肯定会谅解的。”这样，郕王答应称帝，史称景帝。
圣上谅解，能谅解吗？要是英宗有这个气魄就好了，于谦给自己后来的被杀留下了隐患。
当时罗亨信仗剑坐城楼，下令说：“出城者斩！”因此军士决心守城，也先见不得逞，乃引兵西去。

为了更好地把守好京城的各个关口，于谦挑选精明强干的官兵加以防守，并赦免了阳城战败逃回的石亨的罪，让其总管京营兵，在国难当头之际，启用熟悉军事的人，令其将功折罪。
大同和宣府乃北京西南的两大屏障，如二城丢失，便打开了西南的门户，于谦考虑到这一点，特推荐坚守大同的副总兵郭登升为总兵官。
十月十七日，也先和脱脱不花又统率瓦剌骑兵，挟持英宗攻入明境，于谦调兵遣将，二十二万人在京城九门外严阵以待。
当时，京营兵统将石亨主张采取退守京城，以有利地势，先避贼军锐气，但于谦坚决主张出城抵抗，他对部下将领说：“我们退守京城，敌人以为我们示弱于彼，这样我们如何再打下一仗。”
于是，他亲自率军，出城迎战瓦剌主力，布阵于德胜门，把城内事务交予兵部侍郎吴宁。他下令：“有盔甲军士今日不出城者，斩！”待部队出城部署就绪，即尽闭城门，颁布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退斩前队。”
事实证明，自古以来的背水一战是奏效的。
二十七日，瓦剌进逼北京，列阵西直门外，将英宗放在得胜门外。当日，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受命于彰义门土城北，迎战瓦剌军。心高气傲的瓦剌军以为北京是唾手可得的，犯了轻敌的大忌。在战斗中，被背水一战、人人效命的“哀兵”猛烈冲击，瓦剌军先锋被斩于马下，明军乘胜追击，瓦剌惨败。

明军一鼓作气，连夜偷袭敌军，也先被迫暂退。
也先见明军获胜，又使出了惯用的奸诈伎俩，派使者邀明廷大臣“迎驾”，于谦早已看穿了也先的计谋，坚决反对景帝的议和倾向，主张继续抗战，拒绝再派使者前往议和。
三十日，瓦剌军与明军在得胜门外展开激战。于谦先让石亨领兵埋伏于道旁空屋，另派小队骑兵击瓦剌军阵，接战后，佯装败退，也先即刻率精骑万余猛追上来。待也先军近城，于谦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随后石亨伏兵骤起，前后夹击，也先军惊乱，明军副总兵范广一马当先，冲入敌阵，部众齐上，奋力搏杀，大败瓦剌军。
也先的弟弟，号称“铁颈”元帅的平章孛罗那孩，这一次脖子没那么硬了，被明军火炮击毙。冷兵器还是败在了火器之下。
也先见议和阴谋未得逞，便决定进攻京城防御较弱的西直门，石亨从北面带兵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退往西南。明军与瓦剌军的第一次会战，明军大获全胜。
十月三十一日，瓦剌军又进逼彰仪门土城，遭到明军伏击。于谦又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军出击瓦剌军于彰仪门外。明军前队用火器冲锋，后队列弓弩短兵继进，击退瓦剌主力。
而此时，监军太监争功心切，贸然急功冒进，致使全军阵乱，瓦剌军乘势追击，反扑土城。京城百姓纷纷联合作战，站于屋顶，以墙砖利瓦做武器，个个勇往直前，喊声震天，瓦剌军被此举震憾，竟不敢前进。上演了一出军民合作抗战的大戏。
这时，增援部队又到，瓦剌军仓皇而逃。第二次会战，明军又取得胜利。
瓦剌军屡战屡败，死伤很多，士气低落。加上山西、京城百姓自发组织的民间抵抗组织，有力反击瓦剌军沿途的烧杀抢掠。瓦剌军一连七个昼夜攻打均告失败。
北京保卫战，彰显了我中华民族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存亡关头，激发出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力。自此，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延长了明朝近200年的国运。
于谦更是以个人的能力，以一颗为国、为民族的赤心，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安全，可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形势下，这种大公无私的品质反而为自己埋下了祸端。
景泰元年（1450年）九月一日，英宗当了一年俘虏后，终于回到了北京，在南宫做起了幽居的太上皇。
英宗复位，忠臣遇害
历史没有重演，英宗被迎回，于谦更不同秦桧，他是一个典型的以国家、人民与道义为己任的儒者。英宗回国后，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与景帝有了矛盾。
于谦为人正直，做事不避嫌怨，只为国计，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他曾经推荐、保举的石亨、徐有贞。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为了更好地获取权势，这些人都跳了出来，而于谦不阿君，不树党，连他的亲信部下都十分害怕与他有关系而遭到怨恨。

一个纯、真、直的人很难与一些以功名利禄为重的人和在一起。
景帝的太子死去，才三十岁左右的他，十分着急，整天沉湎于女色，可还是生不出孩子，也因此身体越来越差。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的祭祀天地典礼，景帝已无力主持，便委托武清侯石亨。石亨接受皇命后，猜测皇帝不久于人世，心中十分高兴，在典礼完成后，便与人商量发动政变，让英宗登基。
于谦此时也知道景帝的病情，他与大臣们请求复立沂王，这样既不使景帝伤心，又可稳定政局。但是，景帝专注于皇权，至死不放手。
于谦知道石亨等人的阴谋，以他的地位与权力，只要稍加部署，就足以粉碎这场阴谋，但是于谦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其中一主必死，不符合君臣之道，如果英宗死，景帝也死，那么皇位继承人又是大问题。景帝没有后嗣，按立嫡立长的法则，必定由英宗的儿子继位，这样于谦与嗣君在政治上必然势不两立。
所以，对石亨的阴谋，于谦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景泰八年（1457年）二月十一日，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帝位，于朝中逮捕王文、于谦等人。十三日，廷审，诬陷于谦、王文图谋迎立襄王。王文严辞驳斥说：“召亲王必须有金牌信符，遣人必须有脚力马牌，事关内府、兵都车驾司，可以查验！”
于谦笑道：“辩也死，不辩也死。朝廷赦得我，石亨诸人同意吗？辩有何益！”
于是，王文、于谦被议罪为“谋逆”，凌迟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议上，英宗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议遂决。景泰八年二月十六日，于谦遇害，终年60岁。没有被敌人杀死的于谦，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上。这就是封建帝制家天下造成的结果。

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给于谦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官号，于谦的儿子于冕被释放回来，改任兵部员外郎，后升至应天府尹。
明孝宗于弘治二年（1489年），为于谦赐谥号“肃愍”，敕建祠于其墓前，称“旌功”，由杭州府岁时致祭。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为于谦改谥“忠肃”。
而害死于谦的石亨因为想造反，被英宗逮捕，于天顺四年（1460年）死于狱中。这也算是对于谦的在天之灵一种安慰吧。
回到题目，英宗为何在百姓反对的情况下冤杀了延长明朝国命200年的于谦？
第一，这是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制度决定的，国事、家事，全凭帝王“一言兴之，一言蔽之”。人的命运都系于帝王的王权之下。
第二，人心险恶，为了争名夺利，奸佞谄曲；陷大义于私情，障良善于恶毒。这也是人心不测的显现。
第三，从来贤圣都是小人成全的，没有这些恶臣贼子的成全，怎么会有明臣良相的千古美名呢！

杀人立威。同时将最有威望的大臣杀了，也能杜绝大臣谋反。

我看了一眼回答，大意是于谦对百姓不咋地，百姓对于谦无感
这确实没什么
其实对于百姓而言谁来了不是活，你于谦是把蒙古人赶跑了关我什么事，你还让百姓过的更苦了，就算蒙古人来了还是满族人来了还是照样过日子，真的无所谓。
真正难绷的是朱祁镇，大家都知道原来拼命给老朱家卖命的下场就是挨老朱家刀，所以成化即位立刻平反，接下来的明朝皇帝也是各种追封。朱祁镇这么一干队伍就真的不好带了
刚才有个明史大佬给我评论了一下，我回复完以后这个大佬把自己评论删了
我不说这个大佬是谁，我把他删掉评论以后随着被隐藏的回复发出来
大佬，上个号关注过你，知道你是真的大佬，我不说什么，我也理解键史圈必须靠反差还有标新立异出名，如果专业一些会被人批评过于保守，与学界高度重合，于谦不是好人确实能带来互联网流量。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么简单，于谦几百年前的人随便喷，就算于谦是秦桧不如也不会有人给你扣帽子。
我只想说那些说于谦不好的博主，你们是真的研究历史？还是害怕粉丝批评你的历史过于保守，与学界高度重合，不如标新立异一些吸引互联网流量？

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后杀掉了于谦，但依然延续了大明朝二百年的命运。如果不杀掉于谦，大明朝最好的结果，不过也就如此，明朝未必会有更好的结果。
就史实看来，杀掉于谦，对于明英宗和大明朝，并没有带来致命的问题。
是于谦挽救了大明朝，没有于谦很可能就没有以后大明朝二百年的命运；杀掉于谦，不仅是天下百姓，就是朝中有点良心的大臣都是坚决反对的。
杀掉于谦的确也不仗义，但哪个帝王是仗义的呢？哪个帝王首先会考虑朝臣和天下百姓的感受呢？
他们只有自己的利益，明英宗也不例外。
土木之变后，于谦力主孙太后以郕王朱祁钰为君，置明英宗朱祁镇死活于不顾。瓦剌太师也先企图以朱祁镇为砝码与大明朝讨价还价，但于谦置之不理。
出于大明朝的利益考虑，于谦不仅没有过错，保住了大明朝，反而是居功至伟。
但站在朱祁镇的角度，看待于谦的行为，会做啥感想呢？
朱祁镇恐怕抽于谦的筋、扒于谦皮的心思都会有的。
在迎回朱祁镇这件事上，朱祁钰犹豫不决，得到了于谦的保证，不会让朱祁镇再做皇帝才答应让他回来。朱祁镇能够活着回来，于谦是有功劳的。
但朱祁镇回来之后，朱祁钰就把他囚禁在南宫，提心吊胆渡过了整整七年生不如死的生活。朱祁镇恐怕会认为还不如不回来，死在瓦剌营中算了。
此时，朱祁镇对于谦那一点点感激之情，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忌恨。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新获得了帝位，此时，他有两种选择：
第一，翻脸不认人，并不信任和重用石亨、徐有贞等复辟功臣，展现出英明君主的大度，继续信任和重用于谦。
既能继续利用于谦与瓦剌对抗，又能笼络、安抚天下人之心。
第二，就是杀掉于谦，重用石亨等复辟有功大臣。
这是一般人的心态，明英宗之所以有土木之变，就说明他不是非凡的君主；夺门之变后，在对待于谦这件事上，他也不可能表现出非凡之处。
因此，杀掉于谦就是基本、常规的做法。
当石亨等人提出杀掉于谦时，朱祁镇也假惺惺地说：“于谦是有功劳的。”
这可以理解为两点：一是迎回朱祁镇，于谦是有功劳的；二是击败瓦剌，保住了大明朝的江山。
但朱祁镇为了继续能够坐稳帝位，对他来说，这些都微不足道。
此时，朝中势力分为两派，以于谦为首的一派，以石亨等人为一派。石亨等人能够在夺门之变中成功，让朱祁镇顺利复辟，足以说明他们具备很强的实力。
如果朱祁镇不杀掉于谦，能不能得到于谦一派的支持不好说，起码令石亨一派大失所望。他们都是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权臣，更没有啥底线可言。
站在朱祁镇的角度，按照石亨等人的建言杀掉于谦，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杀掉于谦之后，对大明朝有啥危害，能不能抵御瓦剌，不是朱祁镇首要考虑的问题。
事实证明，杀掉了于谦，朱祁镇尽管遭受了诟病，但大明朝并没有因此灭亡。从这一点看来，朱祁镇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不杀于谦，很可能导致于谦跟石亨两派的争斗，最终的结果还很难说，朱祁镇能不能保得住帝位不说，大明朝也会出现内乱的情况。
土木之变后，于谦一言九鼎，所有大臣都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是因为有明代宗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镇复辟之后，不可能像朱祁钰一样再支持他，以前所有反对于谦的人都会跳出来与之作对。
加之于谦性格刚烈，与群臣的关系很不融洽，于谦被杀也在必然之中。
如果当政的帝王会顾惜大臣的功劳，考虑百姓的感受，哪里还会有屈死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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