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艺术] 张居正，于谦，王阳明谁才是大明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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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艺术]张居正，于谦，王阳明谁才是大明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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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于谦，王阳明谁才是大明第一人？

这三个是怎么放一起的？？？
首先，于谦连景泰朝第一人都不是……王胡二人都还没说话呢
其次，王守仁军事成就不如王骥王越，其实在整个明实录里他的评价都不是那么高。王守仁的评价变高主要还是后世开始的对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地位起来到高峰
张居正有点意思了，他毕竟有过十年左右摄政时期，地位很高。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他本质上能摄政原因是穆宗东宫老臣外加小皇帝老师身份，且李氏权力欲极强，强行让太岳撑时间，这也间接害死了他。
严格来说，张确实是明代内阁里第一梯队成员，我心中的内阁第一梯队是李贤张熜张居正（高拱）
综上所述，这三人里光讨论地位，张居正是参考答案。但是题目给的是第一人……不清楚是什么第一人

明朝第一人是郑和。
他开启了大航海。
差点让华夏取得如今西方的地盘和地位。
带来海量收入。
让朱棣能不差钱，随便打仗，修故宫，挖运河，修永乐大典。
明朝文官基本上都是反面角色。
他们架空皇帝，千方百计阻止朝廷海贸。
让华夏白白错过了海外殖民的先机。
至于这三个人。
张居正银本位改革害死了明朝。
首先增大了南方政治力量（明朝白银靠海贸引进的），导致南北政治失衡，毕竟金钱是可以影响权力的。
其次农民必须把粮食换成白银的规定加剧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破产加剧，加重了兼并，流民增加，直至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尤其是北方农民，他们更难搞到白银，损失更加严重。
所以张居正的改革实际加快了明朝灭亡。
至于于谦，他是文官独大的最大推手，甚至有可能土木堡事件就是他策划的。
王阳明那一套让皇帝和政府权威受损，政府越来越走向无政府主义，统治力量越来越弱，最后百倍人口的明朝的组织力量连后金都不如。

第一人是朱元璋，其他的低好几档次，另外于谦其实很一般，请别和张居正和王阳明放一起。

政治第一张居正
思想第一王阳明
风骨第一于谦
这样？

从功利的角度，王守仁第一。
因为王守仁是勋臣，换句话说，他是明朝的小股东，而于谦张居正是打工的流官。
清代的史官编写明史，张居正于谦只会关注其本人的事迹。（优秀员工）
而王守仁要列入功臣列表，从他开始每一代后代继承人都要列表，并且记录主要事迹（股东花名册）

三都不是。

没有王阳明，也会有别人去平叛。就算平叛失败，换了宁王做皇帝，大明还是大明，顶层权力集团洗牌，平民生活影响不大。李世民上位、武则天上位、朱棣上位对平民能有什么影响，就是顶层权力集团换人了而已。
没有于谦，谁也挽救不了那个危局。大明亡国，瓦剌建国。
基本相当于晋朝的五胡乱华，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耻。野蛮战胜文明，那可不是一般的残酷。因为野蛮人杀人甚至都不为抢东西，基本不需要理由。屠城是常规操作，基本是千里无鸡鸣。
没有于谦，明朝京城必然沦陷，皇族贵族要么像晋朝往南逃，要么像唐朝往西逃，把百姓扔给蛮族屠杀。然而这种吓破胆的丧家犬一般是逃不远的，最后应该会江北沦陷，举国沦丧。百姓破产死亡，新一批汉奸上位，重建文明秩序，也即所谓同化蛮族。
没有张居正，大明缓慢饿死，百姓缓慢饿死。万历三大征打不起，赢不了。西北西南不好说是什么局面，日本提前占领朝鲜半岛，东北女真还没成气候得被日本灭掉。然后，明朝不断收缩，不断被蚕食，最后是军阀、义军、蛮族割据，人口锐减，进入乱世。如果足够幸运，也许能被迫提前进入工业革命，但能统一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
没有王阳明，没什么太大影响。没有于谦，明朝亡国了。没有张居正，不但亡国，而且亡得稀碎。后人重建都费劲。

王阳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地位，就如西方的康德。
康德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融为一体，是西方哲学的最高峰，之后的任何哲学家，包括黑格尔，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等等，都没有人超越康德，而王阳明则是提出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心理一体，和知行合一，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最高峰。
西方哲学的根基是抽象性与具体性，抽象性主要表现为名，具体性主要表现为实，因此，名实之辩一直是西方哲学思想的主线。
中国文化思想的根基是独立性与整体性，独立性主要源自分，整体性主要源自合，因此，中国哲学的主流就是分合之道。
在心学之前，独立性与整体性，主要是二元的，例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属于二元论。
但是，中国哲学里的二元论，与西方哲学的二元论，不是一回事，中国哲学的二元论是二元系统论，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则是二元决定论。
二元系统论的基础是相互纠缠，例如孔子强调性本善，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老子认为道生一，三生万物，本质都是相互纠缠，而西方哲学的二元决定论的基础则是彼此决定，例如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但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决定精神。
心即理，心主要是独立性的体现，理主要是整体性的体现，因此，也就是独立性即整体性。
王阳明虽然提出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却没有给出实现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具体方法路径，只是强调顿悟，和下功夫，至于怎样顿悟，怎样下功夫，又没有解释清楚，也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分合之道，一直也没有得到完善。
直到教员的出现，才找到了具体的方法路径，也就是与奋斗，乐无穷的奋斗哲学，主要有四大关键——斗争，实践，快乐，团结，用哲学术语来表达则是——极限互动，无限循环，节奏之中，趋势之前。
仅仅在中国哲学思想上的地位，王阳明就绝对是大明的第一人。
于谦可以看做文官中的岳飞，岳飞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的，于谦则是以意有之的罪名被杀害的，两人都太冤了，相对而言，于谦比岳飞还冤。
于谦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守住了北京城，二是为人廉洁，三是被意有之的罪名被冤杀了。
于谦的确值得敬仰，但历史地位绝对比不上王阳明。
张居正则是被高估的人物，他的变法，有名无实，大多没有执行下去，唯有用银子征税，取代实物税，却得到了执行，这不是张居正多厉害，而主要是官僚地主，也愿意用银子征税，因为，银子主要掌握在官僚地主手中，而不是朝廷手中。
用银子征税，掌握大量银子的官僚地主，实质上就变成了包税人。
明朝的货币财政政策糟透了，税收比之前的宋朝，比之后的清朝，都少了太多，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老朱家不怎么铸币，导致明朝长期处于通缩之中，二是老朱家主要征收实物税，不但征收困难，还损耗严重，朝廷长期没有钱。
张居正用银子征税，就如饮鸩止渴，短期的确丰富了中央财政，这也是万历三大征的财政基础，由于更多银子掌握在官僚地主，特别是在东南沿海的官僚地主手中，反而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
明朝末期，主要有三大毒瘤，一是东南沿海走私白银，二是山西商人向关外走私铁器，三是朱姓的皇族过度膨胀，又是占地又是经商。
张居正的改革，不但没有遏制三大毒瘤，反而更有利于三大毒瘤，因为，这三大毒瘤掌握了更多银子。
不能兴利除弊的变法，反而有利于毒瘤的变法，算哪门子的变法，不仅如此，张居正的个人品性也很糟糕，言行不一，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皇帝变成那个鬼样子，他的责任极大。
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实质上，明朝亡于张居正，才更准确。

王阳明，立功，立言，立德，他做到了。甚至还以军功封伯爵了。官位上独一档，当然，权势肯定是张居正。但张和于都被清算了。王阳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皇帝还不搞他，这在历史上也是官僚的顶级存在。

于谦一个乱臣，就不要乱排了。
这是土木堡的地图。位于北京和宣府之间，靠近宣府这个边关重镇。
皇帝御驾亲征，还没出国境，刚要到宣府就几十万军队全军覆没了？

宣府作为自古以来的戍边重镇，皇帝在宣府附近被俘虏，全军覆没，宣府总兵杨洪这怎么说也脱不了罪责吧？
土木堡之变后，代宗景泰上位，于谦掌管兵部，总制天下兵马，且兼太子太保衔。
土木堡之变后的第六天，杨洪进京，封昌平侯。
杨洪和于谦是儿女亲家。
我们所看到的明史，是历经满清三百多年一次次大兴文字狱，杀得人头滚滚后，留下给我们的。
你去看满清大幅篡改后的明史，必然是一代代皇帝昏庸且残暴，奸人得志，忠良泣血。
典型如明英宗朱祁镇，做事轻率，重用奸佞，复位后竟然杀了能力和忠义均爆表的千古忠臣于谦。简直堪称古代帝皇中的第一极品。
然而朱祁镇死后的谥号是英宗睿皇帝。英明的英，睿智的睿。
有大聪明说这是后世皇帝不齿于朱祁镇，特意给他弄这么个谥号，类似于我们现在称呼某人为大聪明一样的意思。
给皇帝封谥号是皇家重典，可以说是极为郑重的场合。
民间老百姓死了，哪怕生前是个不折不扣令亲人恨之入骨的混蛋，墓碑上也绝不会有一个侮辱性的字眼。
这是天下之大不讳。
何况那是皇家。皇帝的谥号是要流传后世的，由六部之一的礼部郑重拟定，碰上给庸常的皇帝封谥号，礼部一大帮人不知道要熬掉多少头发，尽量找出一些他生平的闪光点，浓缩到谥号里。
寻常百姓去世，你敢跑去灵堂嘲讽死者试试，不被打出屎算你夹得紧。
礼部的人要吃多少斤豹子胆才敢给一个众所周知的昏君先帝，拟一个重点褒扬其英明睿智的谥号？
就算你敢这么拟，你敢确保朝里一个想搞你的人都没有？
嘲讽天子的祖先，你确定你拎的是你自己的脑袋？你那拎的都不是你全家的脑袋，那是你整个九族的脑袋。
就问你图个啥？就算你极度不齿那个九泉下的先帝，为了嘲讽一把不惜赌上数百条人命，嘲讽人的方式那么多，你偏偏给人家弄个英宗睿皇帝？
就问你是信满清改过的明史，还是相信逻辑？
明史的记载中，明未三大案的梃击案和红丸案，梃击案，郑贵妃的太监随便找个樵夫拿根枣木棍就闯进皇宫险些杀了太子，虽然极度荒唐但勉强还是符合逻辑。
红丸案，说的是梃击案后，郑贵妃乞求太子朱常洛的原谅，得到朱常洛的原谅后给朱常洛送了个美女。
不久朱常洛登基，不到半个月就重病缠身，服用了太医的红丸后驾崩。明史中说是郑贵妃送给朱常洛的那个蛇蝎美人下毒杀了朱常洛。
郑贵妃在梃击案时连个正经的杀手都找不到，找个樵夫拿个木棍大白天闯宫杀太子。
这才隔了多久，竟能找到这样一个堪比特工的美女，不但取得了朱常洛的信任，还能给当了皇帝的朱常洛下毒。
一个有这样心计的女人，咋寻思的呢？丈夫当了皇帝了，自己贵为妃嫔不好吗？都能毒杀皇帝说明还算得宠，实在要杀皇帝等自己生下皇子再杀不好吗？
这女人的脑子要进多少水才会在朱常洛才刚一登基就毒杀了他？
反正明史里那些事情，我是一个字都不敢轻信。
土木堡之变，不是土木堡之战。
史官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曰战。而什么是变？当然是政变。
皇帝朱祁镇流落瓦剌，后方朱祁钰在朝堂登基，这是什么？当然是政变。
既然是政变，朱祁镇和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这是什么？显然是借到了外邦的军队回去争夺皇位。
所以于谦的北京保卫战保的是谁？保的是朱祁钰的皇位。为什么于谦要保朱祁钰？因为朱祁镇去查于谦这帮兵部的人的老底去了。
为什么朱祁镇会流落瓦剌？明史中说是朱祁镇征伐瓦剌兵败被俘。
那瓦剌带着朱祁镇杀回北京，是想拿朱祁镇当人质逼迫北京就范？也先就是再没政治头脑也知道，带着朱祁镇只能迫使朱祁钰拼死抵抗，绝不可能让朱祁镇重回北京。
朱祁镇后来夺门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杀于谦。
一个皇帝，遭遇政变流落他邦，回京后又遭遇十几年囚禁，这样的人生遭遇还能再次翻身，这样的人会是千古第一的昏君？
朱祁镇复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于谦。无论明史和后世怎么把于谦捧上天，朱祁镇这一连串大起大落经历下来，再加上十几年囚禁中必然进行的反复复盘，朱祁镇难道不比在座各位更能分辨忠奸？
英宗睿皇帝，这个谥号，说是大聪明的意思，你把皇帝家当星爷剧组呢？

你看不起朱元璋
朱元璋兢兢业业地设计了明朝这样一个制度
虽然垃圾确实有效了快300年
这三个人哪个跳出了朱元璋的架子了

明朝有三大牛人，分别是于谦，张居正，王阳明，那么，究竟谁才是明朝第一功臣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于谦。因为于谦是拯救大明朝的第一人，于谦从朱棣的那个时候就进入明朝中，于谦当时跟着朱朱棣出去打仗，于谦是一位清官，而且又很懂得用兵的官员，所以说于谦在朱棣过世之后，于谦又随着朱瞻基南征北战。

true
后来朱瞻基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可以说朱瞻基是一个短命的皇帝，朱朱瞻基过世后，9岁的朱祁镇当上皇帝，9岁的朱祁镇根本不懂是什么，关键的这个时候，是靠着于谦一直保护着。明英宗被蒙古瓦剌军抓走后，明朝全靠于谦誓死保卫北京，北京保卫战，京城保卫战全靠的于谦。

true
于谦也用了一个手段在对付瓦剌，端木颜，当瓦剌军拿朱祁镇明英宗皇帝要挟明朝让出土地的时候，让出北京的时候，徐有贞这样怕死的大臣都主张南迁，唯独于谦坚定要保卫北京，就那个不少的几万，保卫了北京取得了胜利，所以说于谦是明朝的第一功臣，可惜的是于谦死得太早了。
明英宗为了相信徐有贞的屁话把于谦给害死了，其实是很可惜的。

true
王阳明虽然也是明朝的大将，文能够治理天下，武也能够平定天下，王阳明小时候的时候遇到明朝明英宗被铺，举国上下，都是陷入了危机之中，所以，当时的王阳明知道读书对朝廷的贡献有多重要，在那个时候努力读书，所以，王阳明成为后来的一代大将，不管是出书还是名流千古都是很能干的人。
张居正是在明朝后期间的时候，张居正虽然也有功能，但相对于谦王阳明两个人的功劳还是有点少，所以，说于谦才是明朝第一功臣，毕竟于谦挽救了明朝，功劳是很大的。你觉得呢？

必须是王阳明，人家可是开宗立派的儒家宗师，凭阳明心学挤身圣人行列。
王阳明文治武功皆可领骚千年！是文武双全的奇才！
阳明心学的成就是道的层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张居正或于谦的成绩最多是小术的层面，根本无法与王阳明相比！
尤其是张居正改革加速明亡，实属百无一用的废物！

都不是啊喂，没有朱元璋朱棣，这三人没啥成绩的。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于谦、张居正、王阳明都算得上明朝的文臣，因此很难对三人进行一个明确的排名，只能说谁每个人都在各自专注的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哲学思想领域，王阳明是当之无愧的的第一人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成功创建了“心学”，虽然这个思想与明朝立身之本的儒家思想多有相悖之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对明朝历史走向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明朝著名的首富徐阶、张居正等人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心学的影响。如今如此，在王阳明去世后很多年，朝中依然有一股以心学为核心的势力，对朝局的影响非常之大。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阳明留下的四句关于心学是格言（教言），涵盖了心学的思想精髓，据说能够完全悟透这四句话的人寥寥无几。

在治国安邦领域，张居正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张居正素有“宰相之杰”的称号，在明朝主少国疑的那十年时间里，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着明朝的改革，在明朝大厦将倾之际，成功挽住了明朝的颓势，强行为明朝续命几十载。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再给张居正10年时间，他就能够彻底改变明朝的历史走向。
在张居正众多的改革措施中，“一条鞭法”最为后世所推崇，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是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的一个创举，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

在抵御外敌救国家于危难方面，于谦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由于朱祁镇过度宠信宦官王振，导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兵败被俘，20万京师力量损失殆尽。更可怕的是，蒙古也先准备以朱祁镇为要挟，直接攻破北京城，推翻明朝的统治。
于谦当时还只是一个兵部侍郎负责兵部工作，在这个危难之际，他果断站了出来，不仅严词批判那些主张南迁逃跑的人，还力挽狂澜，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成功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就以当时于谦能够调动的军事力量来说，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于谦的这种贡献不同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是真正的保住了明朝的统治江山，而后两位只是说保证了明朝边境的稳定。

遗憾的是，这三人的人生经历都不算好。王阳明前半生一直被贬，龙场悟道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生活环境积极恶劣；张居正生前风光无限，死后遭到了万历皇帝清算；于谦在“夺门事变”之后，立刻被朱祁钰处死。

王阳明跟两个乱臣贼子排在一起，实在太玷污王阳明了
于谦是乱臣，土木堡军变，北京之战乱。
张居正是贼子，盗国之资，窃民之利。

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大明帝国最后一个力挽狂澜的人。王阳明，一个学派，思想创始人。于谦，嗯，感觉和这两个放在一起，捧高了。

大明环境，在内，土地兼并、官场黑暗、财政紧张等问题暴露，在外，南北皆有敌人来犯。
一、考成法
针对官员办事效率和积极性低的情况，张居正出台了"考成法"。将各层级官员的任务都进行了登记，然后逐级分配，明确了各级人员的职责。在
规定期任期满时，朝廷将以这些小册子为基础，调查各官员的政绩，陟罚臧否。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选拔了一批能力强的官员。
据统计，这一法令出台后，被裁撤的官员占据三成。

二、“一条鞭法”
在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张居正的重要任务则是要改善经济形势，“一条鞭法”便出现了。
内容可以概括为将赋税徭役全部折合成银两，按照土地数量、面积等缴纳。
这一法令实施后，百姓能够以银换粮，既避免了浪费，节约了运输成本，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三、整顿边防
张居正提拔了一大批能干的将领，如戚继光、李成梁等。他也非常重视北方地区的防御，对蒙古和女真恩威并施。
正是由于对边防的整顿和建设，使明代边防薄弱的局面大大减轻，为明蒙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隆庆五年，俺答汗接受明朝册封的“顺义王”，也承诺“永不犯边”，从而成功解决了明朝的北方危机。
在张居正的多项措施下，国库充裕、社会发展、百姓富足等，被后人称为＂万历新政＂。
张居正的一生，为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重新注入活力，为它“续命七十年”，虽有夸张的成分，但足可见他的功绩。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张居正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如果身处那个时代，敢于变革、愿意着手解决社会问题的张居正确实值得尊敬。经过一系列改革，明朝的国力得以从嘉靖后期的衰弱状态回升，社会矛盾也比之前缓和了不少。
对于明朝来说，张居正的作用几乎能说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不是他，明朝末年那样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压力很可能会提前到来。有人说，明朝最后七十六年是靠张居正才得以延续，此话虽有夸张，但张居正也实在无愧明朝第一名臣的赞誉。

张居正政治第一；
于谦德行第一；
王阳明思想第一。

我本人是十分欣赏、敬仰王守仁的，毕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圣人。
但是说大明第一人，这就要看对大明这个封建王朝来说谁的贡献最大了，简单点来说谁最不可或缺，答案是于谦。
王守仁第一个排除，他直观上对大明最大的贡献是平定宁王叛乱，巡抚江西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等。以当时明朝中央的实力来说，就算没有王守仁这么一个奇才，也足以平定叛乱。当时的皇帝虽然不靠谱，但是勇武好斗，并且已经御驾亲征；内阁首辅是杨廷和，有他在有没有皇帝中央都乱不了，而且刘瑾已伏诛，后来江彬也是被他设计除掉的，可见此人是当时朝廷的顶梁柱。
王守仁首创心学，后世开枝散叶对解放思想，明清后期东亚思想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点无可争议，但是心学对明朝的作用并非全是好处。心学发展，带动学院兴起，弟子各地讲学逐渐形成学术派别，甚至影响到朝中大臣，对党争兴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明亡党争是有责任的。
张居正是明朝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论权谋他是嘉靖朝最后的胜利者，并且以摄政之职统领百官十几年，几乎成为代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是改革，明朝中期财政、军事、土地兼并、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极其严重，张居正改革让明朝重新焕发生机，延长了明朝的国运，从这点上说他的贡献比王守仁要大。
于谦最大的功绩是在皇帝被俘，明军精锐尽丧的绝境下力挽狂澜，挽救了大明。这一点在历史上几乎无人做到，并且他还借机裁退老弱，建立十二团营，重新构建了京城防务和军力。
如果没有王守仁，宁王之乱顶多折腾时间长一点，翻不起大浪。
如果没有张居正，大明国运会缩短一些，但最后还是会亡于腐败，土地兼并，流民等。
但是如果没有于谦，大明最坏的结局就是六世而亡，如果从朱元璋应天称帝算起，到土木堡之变共计130余年，离崇祯亡国还有215年，国运缩短三分之二。其土木堡之变最好的结局不过是仿南宋南渡长江，偏安一隅而已。
所以论对大明最重要的一人是于谦。

大明王朝，那可是个牛人辈出的时代，随便抓一把，都能找出几个震古烁今的人物来。
今天咱们就聊聊其中三位重量级选手：张居正、于谦、王阳明。这哥仨儿，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的大拿，要是搁现在，绝对是“C位出道”的节奏。
1、于谦：逆境中的超级英雄
先来说说于谦。这人一出场，就是带着主角光环的。

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同学非要学人家出去打怪升级，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部落一顿胖揍，直接给打包送回老家去了。京城这边一听说皇帝成了敌人的俘虏，顿时炸了锅，有人哭天抢地，有人提议搬家，总之是一片乱哄哄。
关键时刻，于谦站了出来，拍着胸脯说：“怕什么，有我在，稳住！”

于谦同志不仅口才好，执行力更是杠杠的。他先是力排众议，拥立了新皇帝，稳住了朝廷的阵脚。
接着，他一边整饬兵马，一边安抚民心，硬是把一个眼看就要崩盘的局面给稳住了。到了1450年的北京保卫战，于谦更是大显神威，愣是把气势汹汹的瓦剌大军给打回了老家。
这一仗，于谦不仅保住了京城，更保住了大明江山。你说，这要是没有于谦，估计明朝的历史就得提前好几十年画上句号了。
不过，英雄的命运总是坎坷。后来英宗同学玩了个“夺门之变”，重新坐上了皇位，于谦却成了牺牲品，被冤枉致死。

尽管如此，于谦那份“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的气节，还有那力挽狂澜的壮举，让他在百姓心中稳稳坐上了“大明第一人”的候选席。
2、张居正：铁腕改革家，拯救濒临破产的公司
接下来登场的是张居正张老板。到了万历年间，大明公司已经经营得相当惨淡，账面上亏空无数，员工们一个个消极怠工，连竞争对手都快打到家门口了。这时候，张居正走马上任CEO，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张老板是个狠角色，他上来就搞了个“一条鞭法”，把复杂的税制简化成一条，农民交税就像买菜一样简单，国家财政瞬间扭亏为盈。

接着，他推出“考成法”，严惩那些上班摸鱼的公务员，工作效率蹭蹭上涨。在军事上，他请来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把公司安保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此外，他还大力推广“尊经崇实”的企业文化，让员工们明白，干工作不能光喊口号，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张居正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大明公司立马焕发新生，业绩飙升，股价翻倍，妥妥的“扭亏为盈典范”。
只可惜，张老板去世后，他的接班人不给力，改革成果没能保住，公司又开始走下坡路。但无论如何，张居正在任期间的表现，足以让他在“大明第一人”的竞选中占据一席之地。

3、王阳明：哲学界的摇滚巨星
最后登场的是王阳明王老师。这位仁兄在哲学界的地位，就像是摇滚圈里的披头士，粉丝遍布全球。他提出的“心学”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心就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真理就在你心里，知道了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善事。

王老师的学问可不是纸上谈兵，他亲自上阵，1517年在江西平定了民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知行合一”不是吹牛皮。
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学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不仅在明朝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还漂洋过海，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地。所以，王阳明在学术界的地位，那是妥妥的“大明第一人”。

好了，三位大佬的故事讲完了。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张居正、于谦、王阳明，谁才是“大明第一人”？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像在问：钢铁侠、美国队长、蜘蛛侠，谁才是漫威第一英雄？
答案是：他们都是！每个角色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到了极致，于谦是军事救国的英雄，张居正是力挽狂澜的改革家，王阳明是哲学界的巨星。他们都是大明历史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塑造了那个辉煌的时代。所以，与其争论谁是“大明第一人”，不如欣赏他们各自的风采，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毕竟，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元与包容，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一人”。

毫无疑问是王阳明，他对近代亚洲的影响巨大，不是唐宋元明清民国共和国任何人可比的。
尼采的哲学诞生希特勒的二战德国，马克思的哲学诞生苏联
王阳明的哲学诞生了明治日本
阳明学是日本武士道根基，也是日本企业经营哲学根基，大和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日本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的说法，阳明学是支撑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
日本四大军神，阳明学信徒就有三个，分别是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广濑武夫。日军大量军官信奉阳明学，这是历史事实。
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是在日本军校接受了阳明学教育，阎锡山还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熏陶，二人都信仰阳明学。
日本人桑木严翼等著，191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记忆力增进法：名家实验》一书中提到： “今人皆知阳明之学振兴日本，故日本军人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语。”
大川周明德富苏峰中野正刚西田税（226主谋）等人也确实是日本著名的阳明学信徒
所以阳明学不仅是明治维新的主力，也是昭和维新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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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与阳明学
德富苏峰 (1863-1957)，名猪一郎，肥后国苇北郡人，其父是阳明学者横井小楠得意弟子。是日本近代阳明学先驱，被称为“革命的急先锋”。曾参与过石崎东国在大阪所创的《阳明学》杂志的工作。1893年出版的《吉田松阴》，可谓近代日本阳明学的代表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他经历幕末、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活了近一世纪，于1887 年前后登上论坛直到1957 年病逝笔耕70 余载，且始终处于舆论界的核心地位，其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同时他也是日本右翼思想家的典型，故而战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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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阳明学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既能支撑军国主义，又能支撑二战后的民主化日本，最重要的是二战后变成日企经营哲学（江户的石门心学也是来自日本阳明学，对今天日本企业文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石门心学，二宫尊德，涩泽荣一，安冈正笃都和阳明有关），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都赞美日企为人类现代企业管理学作出重大贡献。
日本很多企业家就是阳明学信徒大仓财阀创始人大仓喜八郎还自称一生只读一本书《传习录》，这都是日本公开资料
美国左派右派轮流上台，日本战前战后都是右翼在统治，从这里就能看出日本的保守性。
一个极端唯心且崇尚实践的尚武民族，天生对唯物主义和空想文人无感。
按照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张崑将教授的研究，在明治维新后，武士伦理（阳明学）变质为新武士道论，并透过警察、军官和财阀这三大系统，普及为日本全体国民的精神。在此背景之下，阳明学一步步成为推动国家主义甚至大和魂的精神修养学说，尤其在军界、政界、学界引领风骚，进一步与“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论相融合。
1906年出版的警世小说《伤心人语》（振聩书社）之《东京支那学生之现象记》收有《王阳明生于日本之笑谈》一文：
日本维新诸豪，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无不得力于王阳明之学。近世日俄战争对马海岛一役，东乡平八郎以相等之军舰力，四十余时间，歼俄舰全军，使之只轮不返。观其料敌之精密，执事之静逸，从容布置，不为物动，故能奏此黄白相战之第一功。然闻其语人，谓平生得力在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是以处危难而不惊。自此，日人之视阳明愈益加重。故近日彼中人士，每与吾国人言则必谈及王阳明之学。有某省师范生，平日于阳明尚未寓目，即阳明出处亦觉茫然不解，某日与日人谈，日人谓阳明先生之学吾国人皆以此为宗，支那学生更宜研究等语。某师范生用笔谈答曰：“贵国能生一个阳明，所以能打破俄国。若敝国也能生一个阳明先生，那就好了。”
给你另一个视角，阳明学与明治维新，圣人影响的是民族整个意识形态和历史走向，因为影响一个民族最深的东西就是哲学和宗教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23/c_1125379657.htm
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说，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很多维新派人士学过阳明思想，并深受影响。可以说，阳明思想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日本近代的指导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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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请一切以自民党为准！！！！

马上登上日本货币的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与阳明学

涩泽荣一长期资助日本阳明学会，还在日本组织《王阳明全集》阅读会

日币上的涩泽荣一
前些年，我常以实业家的身份，与具有学者之见地的三岛中洲翁讨论问题，结果提出了《论语》加算盘的观点。这种说法是否得当尚可讨论，然其深意之所在是强调事实必须与理论相一致。也就是说，行则必知，知则必行。我认为，这类思考方式其实是与阳明学主义相一致的。我所说的仁义道德应与经济相一致的观点，若能有幸与阳明学的趣意融合在一起，那么即使说我的研究很浅薄也算不了什么。（《阳明学》第143号，大正十年五月刊，收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41卷）
涩泽荣一 - 余所尊崇的已故的三岛中洲先生的主张，与余之想法可谓同工异曲。何以见得?因为先生也强调《论语》与经济的合一。
要之，中洲先生也好，余也好，都主张把学问与事业结合在一起，皆欲到达知行合一的极地。余咀嚼《论语》时实际上立足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直到八十四岁的今日，仍以此为公私内外的准则而尊奉之，并致力于富国强国以平天下的事业。其他的同胞实业家也应该好好读读《论语》。希望民间能辈出信奉知行合一的实业家，进而涌现出一些品位较高的先觉者。《涩泽荣一传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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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和阳明学
不是说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灵魂吗？
世界名著《武士道》作者为你解惑，武士道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
有名的《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1862-1933），就是1908年（明治41年）成立的民间团体“阳明学会”的正式会员。在该会于1909年举办的第一讲演会中，有1200余名听众出席；他在讲演中提到，“我想进一步向社会推广阳明学，将这种给予人们以行动的力量、给予人们勇气的方法向更广泛的社会推广，这也是我对该会的意见。”因此，至少在明治时代武士道的拥护者心中，“中国过去的文化作为武士道的精神支柱发挥着作用。”（转自友邦还是敌国一书）

日币上的新渡户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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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和阳明学
明治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18-1891）承继幕末阳明学者横井小楠（1809-1869）的统续，直接参与撰写可以视为明治国家的“空气压缩机”的《教育敕语》（1890年10月发布）；因此，儒学成为明治日本的精神基础。
元田永孚是大久保利通推荐的，大久保父子，大久保儿子牧野伸显伯爵（阳明学者安岗正笃弟子），牧野女婿吉田茂首相（阳明学者安岗正笃弟子）都是尊阳明学的，你猜元田永孚是信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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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阳明学对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影响
—以《教育敕语》颁布前后为例―
近代日本国民道徳教育養成における
陽明学の役割
―『教育勅語』発布の前後を例にして―
摘录如下：
1890年2月至3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先就日本“德育问题”先后召开两场讨论会，而后在综合各地官建议的基础上又将该议题上奏至内阁。同年5月，芳川显正被山县委以文部大臣一职并接手《敕语》起草相关事宜。此后不久，中村正直被任命为主要起草人，芳川负责修改，山县、井上毅、元田永孚承担审核工作[10]。最后，在历经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以及三岛中洲的校订润色，井上与元田二人的数次修改后，与《军人敕谕》、《大日本帝国宪法》并称为日本国体三大支柱之一的《敕语》正式面世。换而言之，井上毅、元田永孚、中村正直等人是《敕语》制定过程中的核心成员。那么，在这三者之中，是否有人此前接触过阳明学？
首先，作为最初起草者的中村正直是当时典型“异文化共存者”②，自身兼具基督教徒与儒者两种身份，主要理论为“敬天爱人说”。在宗教方面，他认为佛教或基督教主要“通过‘心’治愈人，是众生消灭罪恶的一种道具。③”，“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源自于人的勤勉与忍耐。”。此外，其自身十分重视“自学”与“实行”两者的相互结合，主张“人民自身要综合发挥学习之力与正直之行的作用”[11]。因此，他始终是宗教与道德方面的忠实践行者。简而言之，在中村正直这里，“心”之信仰、“知行合一”之作用不可忽视，此二者亦是阳明学的重要观点。再者，在其完成的《敕语》初稿中，“心”被论述为天、神明之本体或寄宿之所，如“天心（天理、天道）为谋福之道”“人之心可视为天地之神明”“心有神明则清净纯正”④。这与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所言的“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与《答欧阳崇一》中的“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诚然，这无法直接证明中村本人深受阳明学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初稿当中蕴含着某些疑似阳明学的思想成分。与之不同，元田永孚、井上毅则负责后期修改工作。其中，元田在学术立场上常被归入到儒学派。作为天皇侍补集团一员，他曾代天皇笔伐伊藤博文等人推行的《大学旨意》，指出它“忽视仁义忠孝而竞效洋风”[12]，并推崇儒家道德之学。早在参与《敕语》撰写工作前，他便意识到彼时社会重“知识教育”而忽视“德育”，故其在1987年上奏的《教育议附议》中提议：“兴‘尚廉耻，重礼让与笃伦理’之教”，并“以‘四书五经’为主，积极吸取西学中与‘品行性理’相关之理论以及其他有益于建设本国伦理之说”[13]。并且，他肯定了灌输式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认为“仁义忠孝人皆有之，若幼少时未使其自觉并予以培养，至外在物事入耳，先入观已成之时，便无可奈何矣.....”⑤同时，井上也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敕语》的修改工作当中。如在其第六部草案中便有以下论述：
「智ハ万物ノ理ヲ究メテ善ニ明カニ義ニ精シク進ンテ息マサルニアリ仁ハ国家万民ヲ保愛シテ公誠私無ク力行倦マサルニアリ勇ハ仰テ天ニ愧チス俯シテ人ニ怍チス剛果決断為撓マザルニアリ此三ツヲ以テ人ノ大徳トシ人性ノ固有ニシテ我国ノ善風美俗ヲ為ス所以ナリ。」[14]
“智，即究万物之理，明善达义，前进不息；仁，即保国爱万民，公诚无私，力行不怠；勇，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刚断果决，敢为不屈；此三者为大德，人性之固有......”（笔者译）
此处与王阳明主张有相似之处，阳明学与朱子学最显著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其主张“心即理”，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于是“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15]。如孟子所提的“良知、良能为人常有”一般肯定了道德良知的先天性。此外，阳明学重“致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事上磨练”风格也与草案中所提“力行不怠”、“敢为不屈”相契合。再结合元田儒学派代表该立场来看，不难推断出该观点主张或有可能受阳明学影响。井上毅与元田永孚尽管都曾在熊本藩开设的地方院校学习过儒学，但由于彼此间立场理念相左，二人多有交锋。从井上求学经历看，他曾在“必由学堂”学习古文辞学、水户学，15岁时又在“木下塾”接受个性化的教学并逐渐形成现实性、实践性色彩的个人儒学思想，20岁那年又入“时习观菁莪斋”学习现代知识，后与早期深谙王学的横井小楠相识并就“西方宗教传入本土的潜在威胁”展开探讨。在此期间，他对外来宗教所形成的谨慎态度，促使其在《敕语》草案不断强调“护国”“国体”“皇道”“皇运”[16]的重要性。事实上，井上是一名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民族主义者。当接触中村所拟初稿时，他参考君主立宪制的理念指出：“（敕语）需有别于政事上之命令，应将其视为君主面向社会的著作公告”[17]。尽管他所崇尚的以民意为核心的西方思想道德与传统朱子学所确立的等级关系相悖，但本质上均为了维护天皇制，这与其早期学习水户学的经历存在一定关系。在他看来，“日本与西方诸国在领土、风俗人情、言语礼法、教育方式以及立国根本等方面均存在差异”[18]，因此需稍加区别。该观点又与中江藤树的“时处位”以及熊泽蕃山的“人情事变”论颇有相似之处，而二者均是受到王阳明学说的启发。前文已提到，井上毅曾在地方藩校习得儒学知识，而近代日本儒学教育更具杂糅性，流派划分不似江户时代般明确，三岛中洲于1877年设立的二松学舍便是采用古今儒学各派之说作为教材。值得一提，三岛中洲曾任东宫侍讲一职，为皇子时期的大正天皇讲授阳明学[19]。其次，幼年的教育使他养成重“实用”而不拘泥于权威教典的行事作风。这一点可见之于井上在第五部《敕语》草案中掺入了“爱己”“修业”“谋生利家”等要素。
　「......勤倹ヲ主トシ自ラ愛シテ他ニ及ホシ子弟各々其業習ヒ知能ヲ啓発シ以テ其ノ器ヲ成シ小ニシテハ生計ヲ治メ身家ヲ利シ大ニシテ公益ヲ広メ世用ヲ助ケ......」[20]
“.....勤勉为主。爱己及人。年少者各修其业，启其知，以成其器。于小，谋生利家；于大，益公济世.....”（笔者译）
从某种意义上讲，该表述既凸显个人利益或“人欲”的重要性，又强调个人行为与集体互利共生，而兴“实业实学”是达成这一平衡的手段。众所周知，经由中江藤树等学者吸取阳明学后发展起来的“经权观”，在幕末吉田松荫等维新志士推波助澜下，形成一股“实学”思潮，并席卷了整个日本社会。因此，井上重“实用”的作派与其说是一种个性，倒不如说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之一。由上可知，近代阳明学更多作为儒学一部分而被社会所接纳。正如学者小岛毅（2006）所言，日本阳明学并无“开宗立派”意识[21]，也无朱子学般系统严密的话语体系[22]，它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为后人所传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其注重实践的个性所致。以中村正直、元田永孚以及井上毅为例，不难发现此三人学术素养集百家之长，而他们的话语表达与决策理念与阳明学之理念多有交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代前期阳明学作为日本文化土壤的养分，对日本教育理念的奠定产生间接的、非显著的影响。
二、《教育敕语》与阳明学
在《敕语》前期方案拟定中，掺杂着较多的阳明学元素，如中村正直的“心宿神明”，元田永孚“智仁勇人之固有”，井上毅“谋生济世”。加之，参与者中的三岛中洲亦有过为大正天皇讲授阳明学的经历。这些都在无形中透露出当时日本阳明学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呈露于社会大众眼前的《敕语》是否也保留或增添某些阳明学成分？其内部又是何种构造？
（一）“良知”与“忠孝”
“忠孝”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内核所在，与武士之“报恩”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倒幕派“王政复古”的胜利，“忠孝”最终所指向的对象由“各自主君”转向“天皇”。与此相同，明治政府所出台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人敕谕》以及《教育敕语》均是服务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孝”体系。对此，本尼迪克特（1946）在《菊与刀》中阐述道：“（在日本）‘恩’这个字用于表示各种亏欠感中最为重者——‘皇恩’时，有无限忠诚之意......近代日本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将“恩”这一情怀集于天皇一人。”[23]而在《敕语》中，“忠孝”亦被置于所有道德条目之首。如下：
我カ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々厥ノ美ヲ済セルハ、此レ我カ国体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実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ジ、恭敬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シ、学ヲ修メ、業ヲ習ヒ（略）[24]
我臣民，克忠克孝。万民一心。世济其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存于此。尔臣民，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夫妇相和，友朋互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略）（笔者译）
依照其思路来看，“克忠克孝”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将它扩充之后便是“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等德行。井上哲次郎曾解释道：“忠孝一本主义乃是日本以成国家永远繁荣之所在。”[25]那么，在这背后是否是受某种理论逻辑指导呢？关于该点，高濑武次郎运用王学良知观所作出的阐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1918年出版的《陽明主義の修養》该书中，他论述道：
“吾人固有之良知，对君则为‘忠’，对亲则为‘孝’，对朋友则为‘信’，其他诸般之道德皆无非起自良知。所谓国民道德之事，亦岂离良知而别存有哉！然我日本之国民道德为何？曰；忠孝一致是也。详言之，即是君民同祖的忠孝一本主义，即族父统治的忠孝一本主义是也，以此忠孝一本之道德为根干，遵奉实践《教育敕语》圣旨之外，别无所谓国民道德......”[26]（张崑将译）
换而言之，他肯定了道德之先天性，认为“忠孝”与“信”等道德相同，都是由“良知”衍生而出，即“良知”居于诸道德之上位，是本源，“忠孝信”等是其具象化。诸道德中又有轻重之分，在日本本土“忠孝一致”是道德之根干。
三、继承《敕语》理念之阳明学复兴运动
《敕语》是为解决明治前期过度西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系统混乱问题而制定的一项官方教育指令。以此为契机，儒学再次受到日本社会的重视。不久之后，日本本土又兴起国民道德建设浪潮，而阳明学复兴运动则位于这股浪潮的中心。
1893年，国粹主义者三宅雪领出版了著作《王阳明》，这是日本首部正式的有关王阳明的人物评述类作品。在该部作品中，他将王阳明视为全人类共同之师，认为只有日本人真正领略其思想精髓[33]。此前，他还曾在《哲学涓滴》（1889）中称赞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哲学”。
同年（1893），在平民主义者德富苏峰出版的《吉田松阴》中，他将吉田松阴刻画成一位有着革命精神的阳明学者。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水岭，1898年铁华书院刊发的杂志《阳明学》掀起阳明学研究的高潮。井上哲次郎儒学三部曲中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高濑武次郎的《日本之阳明学》（1898）与《王阳明详传》（1904）、鸟有生的《精神修养与阳明学》（1902）等均是该时期的代表性阳明学研究成果[34]。
1908年（明治41年），以东敬治为首的“明善学社”重新改组为“阳明学会”，以修养民众心性纠正世风味目的开始了阳明学普及活动。
大隈重信（明治维新元老，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井上哲次郎（官方学者，明治国家体制发言人）、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作者）等知名学者也曾参与其中。
与之相呼应的，二宫尊德以及中江藤树分别以“至诚报德”、“孝亲爱人”的阳明学者形象入选本土修身教材。学者刘金才（2016，备注：刘金才，1951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思想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国际中江藤树思想学会会长）总结了明治阳明学几大特点：“良心的皈依、行动主义、纯粹的内心以及献身主义”[35]。即阳明学中“明明德”、“知行合一”、“至诚”、“万物一体之仁”，这无不符合《敕语》中所推崇的“修己奉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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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农政家和思想家（阳明学者）。二宫尊德虽然早已离世，但是他的名字及其提出的“报德思想”,，却一直活跃在日本的“历史舞台” 。在德川封建社会, 二宫尊德被誉为村藩财政改革和农村复兴的成功指导者和实践家；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 他被树为“ 勤勉、节俭、孝行、忠义” 的国民道德典范。

不管是在寺庙、神社，还是公园、学校内，日本的雕像数量之多让人惊叹，而在这其中，被称为“全日本最多雕像”的就是“二宫金次郎”像。
二宫尊德的事迹及报德思想在其去世后也由他的高徒富田高庆著成《报德记》( 和装 8 册) , 于 1880 年( 明治十三年) 献给明治天皇, 被褒奖为“ 经世之要” 和“ 济世安民之道” , 颁布“ 海内守令” 推广, 并追授以“ 从四位”爵位。
以此为发端, 明治国定修身教科书于 1894 年( 明治二十七年) 正式编入其事迹, 继之日本全国各地的小学、幼儿园纷纷树立“背柴读书” 的金次郎铜像, 使二宫尊德成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家喻户晓的“ 道德偶像” 。

日币上的二宫尊德
明治国定修身教科书中《文部省唱歌》歌词中写道：砍柴又搓绳，草鞋做不停。父母好帮手，幼弟照料勤。兄弟友爱深，双亲尽孝心。二宫金次郎，世人好典型。
金次郎的得意门生福住正兄（1824-1892）将报德思想概括为“道德经济一元论”。因为金次郎认为，如果人们都能从克己、节制、利他主义出发来从事经济活动，那国家和社会必将走向安定和繁荣。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说，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做了充分准备。如此说来，金次郎可谓在思想层面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金次郎的报德思想被众多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们所继承。除了涩泽荣一（1840-1931），还包括日本近代银行家安田善次郎（1838-1921）、纤维机械发明家同时也是丰田汽车创始人的丰田佐吉（1867-1930）、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1894-1989）、京瓷和KDDI的创始人稻盛和夫(1932-2022 )等。=======================================================================
明治天皇帝师-元田永孚是阳明学者横井小楠弟子，他是由大久保利通推荐担任帝师，大久保父子都是尊阳明学，因为阳明学是萨摩藩学，参与《教育敕语》制定
大正天皇帝师-三岛毅是阳明学者山田方谷弟子，参与《教育敕语》制定，贵州阳明祠，还有他题写的碑文

备注：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清宫宗亲偕日本驻中国武官高山、金子等到贵州阳明祠访问，并请大正天皇老师三岛毅赋诗并书碑。
昭和天皇老师-乃木希典自认阳明风山鹿流派弟子，乃木自认他们山鹿素行，大石藏内助这一脉和萨摩藩一样都是继承阳明学道统（参见司马辽太郎《殉死》一书，学习院大学还有乃木珍藏王阳明画像，上面有乃木题词）
昭和天皇老师---东乡平八郎阳明学信徒
昭和天皇学识顾问-阳明学者安岗正笃（参与终战诏书，制定平成年号，在日本誉为历代首相人生之师，日本财政界精神支柱，在自民党内部有“保守主流护身符”之称，正式拜入他门下的日本首相有：广田弘毅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池田勇人大平正芳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二战前日本军队就很盛行阳明学，人称陆军的大川周明海军的安岗正笃，山本五十六就是他弟子）
令和天皇老师-阳明学者宇野哲人，曾为德仁天皇进讲《论语》近六年，也和安冈正笃一起监修阳明学大系
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吉田和男（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阳明学）一书所述，二战后，日本提到阳明学，第一反应就是右翼和军人，它被认为是右翼势力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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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日本企业家和阳明学
松下是安冈正笃的学生，师友会成员，当年松下搞松下政经塾的时候，松下便礼聘了老师安冈正笃为顾问，他以“尊缘生果”为题，启发学生接受东方文化特色的讲演，在该所集结海内外名流授课内容辑印成册时列为首篇，可见松下对其尊崇之一斑。所以松下思想中有阳明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至于稻盛和夫是安冈正笃未曾谋面的弟子
摘自稻盛和夫《成功的真谛》从走上社会至今，我受到许多人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安冈正笃先生。安冈先生的书我读过不少。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正是因为受到了安冈先生的熏陶，所以我对他非常感激。他对人类学研究得非常透彻，极富人格魅力，具有伟大的人性和高尚的品德，胸襟开阔。我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亲临雅教，可是尚未如愿，安冈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出生于鹿儿岛，大学毕业之前一直生活在鹿儿岛。23岁那年来到京都，在公司工作了4年，从事陶瓷研究工作。27岁那年，我在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下创办了京瓷公司，开始独立经营。我在农村长大，并非毕业于名牌大学。我所经营的京瓷公司目前按照合并销售额计算，规模已达7 000亿日元。1984年创办的第二电电至今已迎来第13个年头，销售额高达1万亿日元。这完全是由于我在走上社会后的40多年间，忠实地遵循安冈先生的教诲不懈努力的结果。我在多年的经营中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是什么？人是什么？在安冈先生的书中，答案写得简单明了。 ===================================================================

安冈正笃在三菱集团、三井集团、住友集团、近铁集团、东京电力集团，进而在这些企业的下请系列中拥有几乎绝对的影响力。安冈正笃这样的指导基本上是通过全国师友会进行的，这也是他帝王学的核心思想——会名“师友”，取自幕末的倒幕运动领袖吉田松阴《士规七则》中的一句：“成德达材者，多得师恩友益。”
日本企业家这种精神才是事上磨练的真阳明学。
安冈正笃将阳明学作为“帝王学”，教育人如何成为治理民众的“大人”，对日本政商官军精英传授心法，本来儒学就是3000年以来东亚统治者的教科书。
新井正明（住友生命保险名誉会长）是关西师友协会的会长，作为阳明学在日本实业界的践行者而广为人知。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道：战后他从中国东北回到公司里工作，比从战争时期就进入公司的同事们更晚，而且由于在战争中负伤失去右脚，在公司里只能做些无聊的工作，因此他自己也很不满意。当时，他读了安冈正笃的著作，将自己的工作看作“实学”，激励自己在工作中践行“事上磨炼”。当时每天都和“心中之贼”战斗并振奋精神。也就是说，“去人欲”“从天理”最终都是与自己战斗。新井正明说他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与整体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心态由此得以转变。
政治家林大干（原环境厅长官）也提到，政治家不应只重视选民，而要有注重国家、民族的心。林大干说，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之仁”告诉自己，政治就是人心。他认为，“善”是绝对的善，不是从小的欲望中产生的善恶判断，“明德”是探明无形之德，重要的是能够把我们感受之外的“德”把握至何种程度。
西方说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其实更准确应该是心学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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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首相与阳明学
“因为阳明先生就像是日本人一样，所以我们似乎能够以我们的心来揣度阳明先生的心。……知行合一之说确实单纯明了，对像我这样不大学习之人来说真是十分方便。……阳明先生重视内心，认为以我心下功夫才是真正的……与复杂的朱子相反，阳明先生的直截简易的单纯之处与日本人十分相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大隈重信,《阳明学》13号，明治四十二年)
“其时，阳明学就像欲谋反之人之所必学而令人生畏……内在于人的能量一旦迸发出来就似火山爆发一样地巨大……可以说大盐平八郎、西乡隆盛等都是这种内在能量爆发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大隈重信,《阳明学》13号，明治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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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坂玄端与阳明学
久坂玄瑞(くさかげんずい，1840-1864年)，日本江户末期激进的尊王攘夷派志士。生于藩医之家。名通武，通称义助，号玄瑞，别号江月斋。就学于吉田松阴门下，是吉田松阴的出类拔萃的高足，与高杉晋作同称"松下村塾的双璧"。娶松阴之妹为妻。1891年赠正四位。
“锻炼心术脱离生死之姚江学(阳明学)实为捷径，于吾辈之学问甚为适合。”(久坂玄端,《吉田松阴全集》第9卷，书简集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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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阳明学已全亡于清国，更盛于我国。或然。此因我国民之性格自然合于阳明学，具事事物物尚实践之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如彼支那之堂堂大学者臣事二君，误顺逆而恬然无愧，虽我马丁走卒亦不敢为。此证之于历代之史乘而有余。所谓武士道，即在重节义、知廉耻上发挥特质也。”(结城蓄堂,《阳明学》2号，明治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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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觉得日军将领信仰阳明学很奇怪，这在东亚历史上就已经有先例了，我国最后的兵书作者戚继光就是好榜样
胡宗宪与阳明学
胡宗宪的业师是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胡宗宪亦曾师从王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邹守益。少年胡宗宪在读书时，曾发出“艳羡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也”的感叹。
王阳明之所以成为卓越的军事家，从《武经七书》中受益良多，并有《武经七书评》，通过“批注”和“案语”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军事主张。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宗宪中进士后任绍兴府余姚县知县，从王阳明后裔手中获得《武经七书评》，如获至宝，“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并以“私淑阳明先生”自居。同时，胡宗宪遍访王阳明的旧友门生，遍求阳明遗书。胡宗宪和王阳明生前得意弟子钱德洪、王龙溪等交往甚深。钱德洪见胡宗宪，建议他在公务之余多读先师的《奏疏》《公移》等。
胡宗宪一介书生，能领兵打仗，既得力于王阳明先生的榜样激励，也得益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军事思想。不光如此，胡宗宪的抗倭还直接受益于阳明心学传人的鼎力相助。胡宗宪任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王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徐渭（即徐文长）、唐顺之、何心隐等皆是胡宗宪极为倚重的幕僚。在杭州主持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之时，即启用戚继光，任命他前来台州海门卫组织抗倭。
胡宗宪对于阳明心学的传播也颇有功绩。在总督浙江时，主持修缮杭州天真书院，出资翻刻阳明先生的《阳明先生文录》《传习录》《阳明先生年谱》。
徐光启评价王阳明和胡宗宪就是黄石和子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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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私淑阳明”
戚继光生活的时代（嘉靖、万历年间），是阳明良知心学流传于大江南北的时代。戚继光率戚家军抗击来犯倭寇的浙、闽、粤沿海诸地也是阳明学广泛传播的区域，已形成了浙中王学、粤闽王学。
戚继光军事理论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共同构成的《武经七书》；另一方面是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典籍。因而，戚继光的武学理论蕴藏着“兵儒合一”的特性。
对于为将者的基本素养，戚继光主张：“为将者需先将《孝经》《忠经》《论语》《孟子》《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然后益之《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广其才；授之《大学》《中庸》大义，使知心性之源。”戚继光也欣赏《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将帅应注重个人修养，善养浩然之正气。
戚继光不但对王阳明先生的军功及其军事理论《武经七书评》有深入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创造性运用。王阳明的军事活动主要在江西、广西的山林、内陆地区，属陆地战，而戚继光却能做到活学活用，在东南沿海进行的抗倭斗争（属海战）中取得全歼来犯倭寇的辉煌胜利。戚继光是一位深谙王阳明“用兵制胜之道”的军事理论家、一代抗倭儒将。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提出“为将”二十六条：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七条基本原则）；尚谦德、惜官箴、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十二条基本素质)；声色害、货利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需要克服的七种缺陷)。这二十六条与王阳明“致良知”之“教”法以及王阳明的军事理论基本一致。
戚继光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良知”，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王阳明作为理学家，极力主张士大夫应“去人欲，存天理”。戚继光则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并对此作出自己的解读：“天理难复而易蔽，人欲难磨而易起。复理如仰面攻城，纵欲如下坡推毂。”王阳明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戚继光则提出“去外易，去心寇难”。所以，戚继光既是理学家，也是阳明学者。
据文献记载，戚继光曾在阳明弟子钱德洪门下细究良知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过学。
因此，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在编纂《戚少保年谱耆编》时，称父亲“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彻如冰壶秋月，坐镇雅俗有儒者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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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阳明学
曾国藩儿子认为他爸是王阳明的学生
清代由于官方原因，王学被压抑为潜流，公开谈论者不多，支持者更少。
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近世谈性理者，好持朱陆异同之说以立门户，然学士大夫能讲求实际，任艰巨，著绩效者，出陆王之门为多。其诋陆王者，大半硁硁自守之士，空谈无补。”
曾纪泽只承认他爹曾国藩 -恪守程朱不弃陆王
曾国藩，事功彪炳，为同治中兴的再造之臣，他的儿子曾纪泽得出的这个观察，内中缘由，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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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王阳明
林彪名言-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心学修炼手法。
林彪在日记里，把王阳明称作先哲，他认为知行合一才是真理，是知行问题最好的解说（这让毛的实践论情何以堪），他当政要把先哲的思想加以新的发挥，重新发扬光大

三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王圣人除了自学成才的军事才能，最大的功绩是心学。
张居正变法有褒有贬，我还是选于谦吧！
于谦本来官职不高，土木堡之变，明朝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瓦剌也先围攻京城，是于谦建议立明英宗的弟弟为新皇帝，阻止皇帝南迁，以兵部尚书调集各地勤王兵马，力战也先大军，才使明朝都城没有被攻陷，保住了大明的政权！

老家有句俗语：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从小听惯评书的我坚决认为大明朝除了洪武大帝就是刘伯温了！

如果是第一人的话，数王阳明，于谦算是第二人；如果是第一政治家的话，数张居正；如果是第一官僚，数申时行。于谦：

于谦以一己之力挽救明朝于存亡之间。但被处死并抄家。虽然朱祁镇也后悔，但皇帝是不能认错的。八年后，太子朱见深刚刚继位，便下了一道诏书，为于谦平反，并召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冕。到万历年间，懒得出奇的明神宗也对于谦敬仰有加，授予谥号“忠肃”，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绩。
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
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他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
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一生的。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钦佩的。而如果他还能做出一些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石灰吟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神台之上，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想来他在临刑前也是如此吧。
　　五百多年过去了，于谦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过，他始终站在这里，俯瞰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俯瞰着那些他曾拼死保卫的芸芸众生。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即使再过五百年，无数浮华散去，于谦依然会站立在这里，依然会因他的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诵。
　　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明代有很多厉害的人物，于谦应该排在第二名，虽然明代有一些人物的丰功伟绩不下于甚至超过了于谦，但他们的排名也在于谦之后，这是因为评定的标准有两项：品行、才能。虽然某些人的才能确实胜过于谦，但他们的品行是有缺憾的。比如朱元璋同志的政治问题和张居正同志的经济问题。而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如无例外，于谦本应排在第一，可惜的是，在他之后，还有另一位高人横空出世，此人不但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而且五花八门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一不晓，且善始善终，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对这位仁兄，英雄的称呼似乎已不适用了，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有一个更适合他的称呼——圣贤。此乃王阳明。
王阳明：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日日顶礼膜拜，那位东乡平八郎大将就是他的忠实粉丝。
　　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
　　王守仁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他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暴力和贪欲，坚信正义和良知。
　　王守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是真正的圣贤，当之无愧。
张居正：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这问题问的就有问题，你要问的是谁是大明文臣第一人的话，那必须是张居正！
张居正相当于是一个人高血压，心脏病，白内障肝硬化四肢有三肢都烂的透透的了，剩下那一只手自己给自己做心肺复苏把这几个病生生压制住还治好了其他三肢以后还让这人站起来打了三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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