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艺术] 中国国内老一辈艺术家有黑历史吗？真的像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德艺双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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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艺术]中国国内老一辈艺术家有黑历史吗？真的像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德艺双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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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老一辈艺术家有黑历史吗？真的像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德艺双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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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老一辈艺术家有黑历史吗？真的像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德艺双馨吗？

赵忠祥老师。当初性丑闻曝光真是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

百度搜:吴欢，张少华，新凤霞。
你会看到一场迟来了50年的高端撕逼。

互联网当真是没有记忆的？
才过了不到20年，
“紧爷”都没人懂了。

一切人有的，我都有。
这是一个古罗马哲人说的，被马克思奉为最欣赏的一句格言，意思很浅显，一切人具备的美好与丑陋，我身上皆有，人人皆美又人人皆丑。
翻译成咱们这边的话说，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就有污点和黑史。
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
不，哥们，那是你年轻，放心，以后会有的，我保证，只要你没进化到脱离了人的范畴，身上必有一处或N处肮脏。
艺术家也不例外，甚至因行业和职业特性，他们的污点和黑史车载斗量，数不胜数，比我们普通人多多了。
吸毒嫖娼，出轨劈腿，私生子女，勾引大嫂，潜规则徒弟，睡男女粉丝，养兔爷包相公，欺男霸女，排除异己，打压新秀，欺师灭祖，举报批斗，恩将仇报……
所谓德艺双馨，就是给他们一件用来遮羞的御赐黄马褂裤衩，捂住污点和黑史，打扮的金光璀璨，借助明星示范效应，成为观众学习和效仿的道德标兵，起到纯净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良性作用。
俗话说，就是搞个“人样子”。
我们历来有“教化”的传统，而教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各类人物身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君子贞妇、先祖昭烈、政治人物、历史人物、艺术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社会教化以他们为核心重点展开，首要原则一定遵循八个字——以德为美，为尊者讳。
意思就是突出正面，杜绝负面，把他们拿出来精心打扮一番，然后挂墙上，变成道德完美的纸片人来供公众膜拜。
也就是说，不经过一番道德打扮，原生态的人物不允许登台，省的把观众带坏。
这件叫德艺双馨的黄马褂裤衩，目的就在于此。
当然，它还有另一个作用，给媒体释放信号，被赐下黄裤衩的这个人，不仅艺术高超，而且政治可靠......你们媒体不要乱搞。
各大报社、杂志、电视台的总编辑立刻秒懂，举手一个立正，yes，收到。
转头跟手下开会传达精神，不要报道这位老艺术家的污点和黑史，你们就加大马力，拼命把他往“道德完人”上面靠，小人塑成君子，荡女塑成贞妇，二尾子提都不要提......
老艺术家们如此在乎这条黄马褂裤衩，一是其象征性，代表着被权力认可，具有“御用价值”，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
是一道强力的政治护身符，等于多了半条命。
二来，在乎的是黄裤衩附带的“道德洗白+美容”功能，能把他们前半生犯下的各种污点黑史洗的干干净净，超级去污，强力甩干，改头换面，旧貌换新颜。
等一闭眼，盖棺论定，留下了清白的身后名。
这条黄裤衩如此强效，每次的评选都能让老艺术家们大打出手，争的头破血流，互揭老底，相互举报，各种丑陋手段轮番上演，其内幕不亚于一场江湖械斗，最后的结果往往几家欢喜几家愁。
原本这条裤衩确实牛逼效果一流，再多的污点黑史也能遮的严严实实。
可惜不知道哪个倒霉催的，居然发明了互联网这个缺德东西，跟四川唐门的暴雨梨花针一样，不讲武德，把好好一条御赐裤衩射的千疮百孔，动不动就泄露老艺术家那点小秘密，怎么遮都没用，捂住这儿又露出那儿，整得手忙脚乱十根指头捂不过来。
本来黄裤衩是条三分裤，足以遮住大部分不可描述之物和不可描述之事。
但互联网金光一刷，好好的三分裤直接缩水，成了两分裤或一分裤，甚至成了半分裤，干脆就是一根绳，勒在裆里，老同志们一抬腿就漏点显眼……非常狼狈。
好在我们自古以来是个道德洁癖社会，从皇帝到小民，无不以德为纲，自革命输入以后，又有了革命洁癖的加成……
一癖+一癖=双癖。
从小被双重洁癖洗礼过的国人，天然不喜欢并极度排斥任何不洁的、丑陋的、残酷的、真实的人性。
我们天然就喜欢积极的，正面的，昂扬的，纯粹的，能带来人生启迪的模范和榜样，挂在墙上的道德完人和纸片君子，极大满足了我们的双癖期待。
说到底，从小被双癖教育饱和洗礼过的人，不承认“人性”，不承认每个人都是复杂而立体的，不承认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兽性，不承认人的动物性本能，既不承认别人也不承认自己，基本持回避态度。
下意识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当年有无数人亲耳听过赵忠祥老师的录音音频，那熟悉的浑厚嗓音说着淫荡的下流话，依然有大部分人坚持不信，认为是那个淫浪女医生的捏造和陷害。
动下层人的观念如挖他们的祖坟。
我相信，即便当初女医生拍下了跟赵老师的清晰小视频，该不信的照样不信，哪怕当着他面来个现场直播，他依然会选择替赵老师辩解和开脱……
你撼动了他的观念，让他感到强烈的不安与不适，他会恐慌和恐惧，应激之下，他不会仇恨赵老师，反而会仇恨揭破真相，动摇他观念的受害人。
我们往往还喜欢爱屋及乌，把一个人的才华颜值和他的个人品质联系起来，帅哥都君子，美人都淑女，爱豆都好人，高知都骑士，艺术家都道德高尚，会武术的都侠之大者，官员都如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就不奇怪，一旦某个老艺术家或爱豆爆出点什么见不得人的污点黑史，一帮人大跌眼镜，纷纷惊哭，自己不是眼瞎了就是心碎了，从此粉转黑，对世界没有爱了。
这块土地上的我们太容易受伤了，双重洁癖注定要承受双重伤害，这是宿命。
你去观察，大凡具备统战价值的人物或行业，一律都赋予了某种神圣的黄马褂，反过来也成立，大凡穿有黄裤衩的，都有统战价值。
所以可以推理出我们社会运行的一个真理公式：统战价值=黄马褂。
所以，你懂了吗少年？
要争取活出统战价值，为黄马褂努力奋斗，哪怕闭眼之前就混了条御赐丁字裤呢，只要是明黄色，也比没有强，对吧？
我写完都感觉本文正能量满满，奔跑吧少年！

侯宝林大师，1944年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认识了个女人，在没有任何名份的情况下，为他生下了一儿一女，侯震父亲侯耀中就是其私生子。1946年和王雅兰结婚生了侯耀华、侯耀文。1963年婚内与某曲艺女演员通奸生下了谢东，侯宝林到死都没认这个私生子。侯耀中一事就让他名声扫地，实在丢不起这人了。
谢东照片

当年王朔在博客骂侯耀华的话：
侯耀华！论年龄你是我哥，我是你弟，今天弟弟要问你了：谢东是不是你们老侯家人？他可长得比你像你爸！您弟弟在外这么受人欺负您就一声不吭？老辈人有老辈人的苦衷，现在老辈人不在了，您是老大，家里事您做主，你们家规矩大，你们家大宅门，我打听打听你们家有经国先生家谱大么？有密特朗先生家谱大么？有摩洛哥国王家谱大么？人家都认了，您们还拿着什么劲呢？家产不都分过了么？怕寒碜？早干嘛来着咱爸？敢做就得敢当！哦，提上裤子就走啊？扭脸不承认？——这不叫寒颤？这事你要不管，装傻充愣，——底下聊天你多会聊啊，你比谁都懂事，就你懂事，知里儿知面儿，还他妈教训我呢，不是弟弟我说你，这事你们全家干的不地道！明告你，谢东这事你要装糊涂、躲，从今后你也别出来混了，出来就啐你，没你这哥，连你那文弟一起啐！你信么？

太老的一些人就懒得说了。动不动就“我们也是被时代裹挟的受害者”那一套。看着腻歪。
就说改开以后的，最近不都是在骂那英吗？
我就说谷建芬的另一个弟子，在某些人口中啥啥都比那英强的——毛阿敏。
因为偷税漏税逃出国，风声小了，低调回国后被封杀好几年。
复出后把所有责任一律推给经纪人，声称自己一点都不知情。
这是大事儿，知道的人多。再说个小事儿，不过这事儿年头太久，当年的录像我找不到了，所以没有证据。信不信在你们。你们当我造谣抹黑我也认了。
当年牛群冯巩有个相声叫《点子公司》，里面有个包袱，牛群问：如今许多歌星不好好说话，大舌头，怎么办？
冯巩：建议用减肥茶漱口。
这里的“大舌头”，特指那种故意发出的，矫揉造作的港台腔。
而毛阿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还有蔡明的那个“爱你爱在骨头里”，也是在讥讽那帮人。
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毛阿敏明明一个上海人，明明之前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结果那段时期，不管是舞台上，还是接受采访，都是那种“这个四情其实四这样得啦～”那种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动静。
而且她还是在春晚两次讥讽这种现象后，依然故我，顶风上的典型。
而且，她那两年的台风真是妖魔鬼怪。
可以说，她在跑路之前已经非常招人烦了。
但自从偷税漏税这事儿爆出来之后，巨大阴影下的小黑斑就很难被看到了。
而她在复出后，明白需要行事低调，再也不敢“大舌头”了。
所以，奉劝某些人，放下《历史的天空》的童年滤镜，才能将一个人看的清楚一些。

谢东跟侯耀文侯耀华到底是什么关系？

－更新－
本来想说说浩亮【流传最广的那版京剧红灯记扮演李玉和的那人】，又一想，
这种师父辛苦培养又靠师父辛苦创作的作品上位被江青看上文革时期一路飙升成文化部副部长名利双收之后把恩师情义全都忘掉眼看着师父被批斗剃光头跪玻璃渣吃浆糊被折磨的日夜难安吃大把安眠药最后师父忧愤病死毫不关心一句话都不肯替师父说的人
也能被称为艺术家？？？
说起来我就来气
mmp
－原答案－
有，还不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很喜欢一位的京剧演员，在建国后反右斗争中被打倒，诸多位同行扒了怹的黑历史，话确实说得很难听，不排除政治因素的诱导，所以有些话我就不贴了。只看见了裘盛戎先生写了这么一件事，我当时心都凉了。

要说这位能耐有多大，前无古人不敢说，后无来者是真的。扮相好，身上好，唱得好，真是绝了。就是脾气大，人缘不好。
也真的因为挺喜欢，所以不想说名字了，哪位若是看出来了，别说破……不想给人家招黑……
我也只是想说，再好的角儿也有自己的毛病
并非人人德艺双馨

常香玉，老一辈中真正的德艺双馨，硬生生带领剧团捐了一架飞机，家庭也算和谐，没有啥丑闻。
另外我建议题主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地图炮，直接打死不好。

说一个小故事。
是单田芳老师的自传《言归正传》里提到的。

说他当年被批斗的时候，双手反绑起来，觉得难受的不行。于是偷偷问自己的一位同行小师妹，斗我没事儿，能不能帮我松松扣。
最后小师妹反手一个大嘴巴子，差点给他扇倒。
这个小师妹经大家推测，应该就是刘兰芳老师。

我倒不是说刘老师这么干就不「德艺双馨」了，因为我虽然最近在听单田芳的评书睡觉，但说实话，我对他了解也不深，而自传只是一面之词。
万一是刘老师的闺蜜曾经跟单田芳有点啥事儿，最后胖仙女刘老师借着机会为闺蜜出头，痛打渣男呢？（当然我这纯是瞎说，只是为了表明，我也不知道单田芳老师私下里人性到底咋样）
我要传达的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从这件事上来看，这俩人里肯定最少有一个不是人。但，在官面上，这俩人都得到了「德艺双馨」的评价跟待遇。
那这说明什么呢？
我认为说明了一点，就是「德艺双馨」里的「德」字，其实跟真正的「民粹道德」没什么关系。
它更类似于一个介于官方评价与民间评价之间，对于听话老艺人的肯定标签。并不具备真正的道德监视作用，因为道德没法监视，只能靠自纠自查。能纠查的，已经都归到刑事罪里了。
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旧社会艺人本来就乱，太缺德了，导致必须新社会必须强调优秀艺人不止是「艺术水平高」，还是「道德模范」。就像缅甸宣传「我们从来不噶腰子」一样，别的国家想都想不到拿这个来标榜自己。
当然，我私心觉得这样的要求狗屁用都没有。
因为所谓的「艺人学坏可以教坏粉丝」，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艺人是靠人设跟艺术作品吃饭的，无论私下里什么样，其实戏里多少都能收敛点。这是因为不收敛，就会丧失观众缘。你都摆明自己是王八蛋了，装都懒得装，那谁还会花钱看你啊？
至于私下里如何，那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你不能在一口一个「戏子误国」的时候，把艺人这个职业踩成蛀米虫，对社会毫无用处，结果在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说的艺人一旦做坏事，能让万千青少年集体杀人放火一样。这荒谬程度，几乎相当于是随便抓一个烧锅炉的德国老头说是希特勒。他真有那本事，还轮得到你去抓？
所以「黑历史」这个词本来就没什么意义，也就最近几年意义很重大。因为这事情是「你管了似乎有理」，所以管管可以起到其他方面的缓解作用，让老百姓心里痛快点。
至于「德艺双馨」，这个词看起来简单，但真的想做到太难了。以我很喜欢的相声艺人马季为例，他在某段时期的行为跟「霸王别姬」里的小四也没啥分别。你能说小四是德艺双馨不？但马季就是。
那对于这种高标准的词汇，到底应该咋理解呢？
就是别当回事，你别拿这个事情去要求人，就不会有虚无的幻想。幻想破灭以后，也就不会嚷嚷着对方骗你。
其实这就像一些毒男幻想小仙女多温柔可爱完美无缺一样，最后骂的最狠的就是他们。
以道德去攻击跟自己没啥利益纠葛、新怨旧恨的艺人时，如果人人能做到先想想四个字，我想社会环境会好很多。
「谁问你了？」
我是猴姆。
全文完。

笑死，吴欢捡软柿子捏。梅兰芳老舍当年批吴祖光一点没错是吧，新凤霞当年痛批她丈夫没错是吧，吴祖光自己痛批自己没错是吧。
文革中吴祖光新凤霞是因为“二流堂”专案被斗批打的，专案组执行人是军人，吴欢怎么不去找他们算账呢？(具体见后面)
揪出“二流堂反党小集团”是谁？文化部当时大佬啊！
梅兰芳老舍批驳吴祖光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原标题为“梅兰芳老舍批驳吴祖光，钱俊瑞指出：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新华社
据新华社９日讯: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今天和昨天继续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揭露了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在发言时说，现在由于右派分子的造谣惑众，在文艺界流行着一种“今不如昔”、“新不如旧”的滥调。事实上，现在的戏曲艺术，无论京剧或者其他兄弟剧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大大地发展了。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的艺术有新的发展，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这难道不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梅兰芳说，右派分子吴祖光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本行领导本行”的论调，也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是一直企图排斥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工作的毒箭。我认为目前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内行，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所以所谓“外行”就不一定是外行，所谓“内行”也未必一定是内行，在艺术上是有内行、外行之分的，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庸俗化的理解。如果唱花脸的必须唱花脸的来领导，唱旦角的必须唱旦角的来领导，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们必须戳穿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诡计，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
作家老舍在会上批驳吴祖光反动言行时说，解放后我不是不忙，不管写的东西好坏，我写出了东西，就是因为我爱新社会，他不爱新社会，区别就在这里。吴祖光把自己写不出东西的原因归罪于领导上的错误，这才是胡说。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发言中指出，吴祖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态度上。他不满和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把新社会描写成“漆黑一团”、“怨气冲天”，他的右派政治面目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吴祖光组织的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北影的编辑田庄揭露了吴祖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说，吴祖光采取煽动我们个人主义的自大狂的手法，拉拢我和汪明、罗坚、蔡亮、杜高等人组织起“小家族”。他知道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家，自称“流浪儿童”，逢年过节常常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所以我们几个常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吴祖光是我们“小家族”中名符其实的“家长”。我们这几个人散处在电影、戏剧、美术、文学各个方面，他可以通过我们了解各方面的消息，并且把各种谎言散播出去，吴祖光家是一个流言蜚语的聚散地。
新凤霞在会上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她揭发吴祖光小集团的成员龚之方、王少燕、杜高、汪明等经常到吴祖光家中散布流言蜚语。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这些人更活跃起来。龚之方造谣说：“学校里的党都转入地下”，有的说：“中国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这个小集团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叫冤”。当时，吴祖光和汪明等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新凤霞说，艾青也经常到吴祖光家中拨弄是非，表示对党不满。艾青说“江丰是老实人，就是党对他不信任”。他还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叫冤”，整风开始时，又叫喊“丁玲、陈企霞该翻案了”。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今天的会上最后发言说，根据近些天大家揭发的材料，证明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的，有组织活动的，他的反动言行渗透到文化艺术的各方面。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钱俊瑞最后谈到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取得的教训说，我们要善于识别右派分子两面派手法，也要十分警惕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吴祖光和一切右派分子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可以迁就。只有彻底揭发和批判，才能促使右派分子重新做人。
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
老舍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0日
最初听到吴祖光的事情时，我心中有些惋惜。但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两天，我常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吴祖光会变成这样呢？想来想去，我想起了“聊斋”上常常用的一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在肮脏的旧社会里，做坏事情、肮脏事情的就是这些漂亮的“佳公子”。这样的人在“聊斋”中，希望狐狸变成美女和自己同寝。他们觉得什么臭事都好玩，一切事都是供自己欣赏的。吴祖光正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去听戏。那时候，这个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欣赏一旁站着的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的确，他是很欣赏这些东西的，他认为这些很有诗意。可以看出，吴祖光心中是没有什么是非的。因为他自己不分是非，所以也就谩骂我们这个社会是非不分。
全国解放之后，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人权得到了保障，学戏的小学生不再挨打挨骂了，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吴祖光却很愤慨。他就是这样永远不为别人想什么的。广和楼重新开幕那天，我也去了，我很兴奋，因为广和楼完全变了，过去那个尿池没有了。理在的广和楼又宽敞又干净，在这样的戏院里看戏是多么的文明啊！可是吴祖光不满意，而且愤慨，他怀念过去那种臭味。吴祖光的心灵就是这样肮脏的，他的趣味也是如此低级的。
当吴祖光见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戏院门口没有粪坑、蛆虫和被虐待的小学生时，他就认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没有趣味，限制了他的自由。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读了，全是攻击和诬蔑新社会的，他敌视新社会，他要冲破这个“牢笼”，他要找到他那个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就是粪坑、蛆虫、与牛鬼蛇神，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是个是非分明的社会，是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吴祖光的那种“自由”，也不能满足他的“趣味”。
吴祖光也留恋旧日剧场的后台。在重庆时，我也曾到过后台，当然，吴祖光到后台的机会比我多得多，因为他和戏剧界的关系比我密切。我曾去过应云卫先生的剧团的后台。记得我去的那天，国民党的两个特务也正在后台，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穿中装，都挂着手枪。他们在后台横冲直撞，对演员们讲着最淫秽的话。当时演员们的脸都吓白，但仍得装出笑脸听他们的不堪入耳的笑话。这就是国民党时代的后台，吴祖光当然要比我见过的更多了。可是他喜爱这样的后台，欣赏那些挂着枪的特务，欣赏那些淫秽的笑话。他认为这样的后台好极了，温暖极了，很有戏剧性，是他创作的泉源。至于演员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戏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白杨同志等到北碚演戏，马上就要上戏了，但特务们不允许。他们在我们后台台旁架起了机关枪。一开枪，导演、演员就会全被他们打死。我们没有办法，后来派人连夜去接阳翰笙同志来说情，因为地方官是阳翰笙同志的学生，这样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就是旧社会的后台生活，演员生活。那是多么阴森，多么恐怖，多么残酷！但吴祖光却欣赏那样的生活，当他见到现在的后台不再有特务、机关枪和那些污秽的笑话的时候，就大为不满，不能不咒诅我们的新社会。
在材料里，我看到：吴祖光说，他在抗战八年写了好多剧本，而在解放后一个戏也没有写，证明不该有领导，证明新社会束缚了他的创作。事实真是这样吗？我年岁比他大，精力比他差，比他忙，但解放这些年来，我写了好几个戏，而他却一个也没写。为什么呢？因为我热爱这个没有臭尿池的剧场，没有特务和机枪威胁演员们的新社会，而他却敌视这个社会，这就是我俩的区别所在。老实说，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的事物不够熟悉，老思想又经常在冒出来。所以写新的内容，对我们说来，是有困难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出英雄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年岁大了也没关系，五六十岁的老工人不是也能成为劳动模范吗？被称为老英雄吗？有困难吗？就去克服！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是尽自己最大力量把它们写成。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去写、去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这就是我的创作泉源。可是吴祖光呢？他不爱这个新社会。新的东西摆在他面前，他无动于衷，反而讨厌它们，诅咒它们。同时，他们喜爱那些旧社会的肮脏东西又没有了。是啊，他当然就写不出来什么了。他自己写不出来，只好怨恨共产党领导错了。可也奇怪，他与我都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写而他不能写，难道这真是党的错吗？即使他肯写，他也还想用他的肮脏心灵，丑化新社会。这种“作品”没有人要。于是，他不能不怨气冲天。
吴祖光过去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但他在近来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中，终于把他心中的肮脏话说出来了。不要认为这是一点思想不对头，检讨一下就行了。不，不行的。自从反右派斗争以来的事实证明：思想上的反动，必然会进一步有政治上的反动活动。他们仇视这个新社会：在粪坑中生活惯了，干净的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要冲破这个“牢笼”，于是就必有所行动。吴祖光的反动小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
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的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旧社会有粪坑，所以蛆虫能够有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不但没有粪坑，没有蛆虫，连苍蝇也将打光。吴祖光，回头吧！
北京戏剧界批判右派分子吴祖光
1957.6.23
北京戏剧界人士正在批判吴祖光在第十一期“戏剧报”上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的右派观点。
吴祖光在文章中否定解放以来戏剧事业方面的成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文艺创作和培养文艺界新生力量方面无所表现。他举戏曲工作为例，说“戏改干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文章中攻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攻击他所谓的“组织制度”。把组(29)织和个人对立起来，认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少了”。他说，“组织制度”使艺术家寸步难行；组织分配是乱点鸳鸯；“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他认为一切错误缺点的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因此结论是必须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且要“消灭”对中央的迹近迷信的崇拜”。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6月23日和7月1日召开两次座谈会。会上，二十多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在发言中一致认为戏剧事业必须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领导，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大家列举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党领导戏剧事业的成就。他们在发言中也指出了工作中有待改正的某些缺点。
马少波指出，吴祖光的这些意见已不属于艺术见解问题，而是政治倾向问题。他同右派分子攻击党的手法一样：先否定成绩，最后否定党的领导。陈白尘指出吴祖光的论点是大是大非，必须争辩，其危害性在于他所举的事实似是而非，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同感。他说，实际上戏剧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导下，已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阿甲说，批评党领导戏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应该是为了巩固领导，不能借此来取消领导。
马彦祥说，党对戏剧事业的方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正确的。几年来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也在及时纠正。例如1950年文化部轻率地反对戏曲界的师徒制，对培养新生力量是有损失的，可是到1953年就纠正这个错误，规定有条件的国营剧团吸收学员，并且提倡“尊师爱徒”。马彦祥说，吴祖光把自己在解放后写不出作品来的责任也推给领导，认为是领导对他约束所致。实际上这几年来，领导上给了他不少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可是由于他自己生活贫乏，没有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因而不能作出更大成绩。
焦菊隐认为解放以来从剧本创作、表演方法和舞台美术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如果不是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不是全体文艺工作者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是不可能达到的。
周信芳说，戏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发展，只要看民间职业剧团努力争取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就是证明。袁雪芬曾对他说，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就没有越剧。周信芳指出，这也是越剧发展特别快的原因。他认为党这几年来在培养戏剧界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已作出很大成绩，可是从解放到今天也不过七、八年，一株幼苗不能立刻变成参天大树。一个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达到杨小楼这样成熟的境地，也要有杨小楼的岁数。
金山列举事实，说明当代许多艺术人才都是在党直接、间接的指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吴祖光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他的第一个戏“凤凰城”出来后，就得到了党的重视。以后，他在党培养下创作的几个戏都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因而受到观众好评。景孤血说，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也是解放后才名闻全国的；最近到北京来演出的潮剧青年演员姚璇秋是在解放后才学戏的，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新凤霞也发表了书面意见。她说，吴祖光的文章很多地方都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她说，我虽然在解放前唱过七、八年戏，回头看看，那时候不过是挣命，她认为她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演员。她说戏曲艺人非要新文艺工作者帮助不可，最近她还应“文艺报”的约稿，准备写一篇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的经验。她希望戏曲界同志不要受吴祖光的影响，应该肯定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改革工作所获得的成绩，合作中有缺点是可以改正的。陈书舫说，没有党的领导，她不可能从思想上、艺术上得到提高。她在解放前穷愁潦倒，谈不上艺术进修。在解放初期还由于阶级立场模糊而演过坏戏。她认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青年演员成长才特别快，以川剧而论，解放以后，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青年演员。过去有些戏要学好几年，现在几个月就行了。因为老艺人思想觉悟都提高了，生活又很安定，他们没有什么顾虑，就不必要再“留一手”，而是要努力地为国家培养新人，尽量把自己的艺术教给青年。袁世海说，国营剧团是有很大优越性的，因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演员思想认识提高得快，演出艺术质量也高。他说，不可避免的缺点当然还是有，所以要整风。但是如果有人妄想利用这个机会，故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和右派分子共鸣，那是绝对不容许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一个演员在新、旧社会里的不同遭遇。她说，在旧社会演员们只有受到摧残，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她决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成就。京剧演员杜近芳和吕剧演员郎咸芬也以切身体会来说明党是怎样重视培养新人的。杜近芳说，是党把她从旧的师徒制度的约束里解放出来的。郎咸芬在六年前还是一个初中学生，而现在已经是吕剧名演员。
凤子、刁光覃在发言中指出，解放以后话剧队伍空前庞大就足以说明党的领导的成就。
吴祖光参加了会议，他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
这两次会议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的。他在第二次会上最后发言，同意与会同志对吴祖光所作的严正批评。并表示戏剧界将继续展开对右派思想的批判。
“二流堂”反党小集团概况
1957.9.19
一、“二流堂”的成员及其政治情况
一、“二流堂”的成员及其政治情况
“二流堂”——这个反党小集团，其成员除孙鹤龄（北大医院外科医师）外，都是文艺界比较知名的人：吴祖光（北京电影制片人）、盛家伦（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已故）、黄苗子（人民美术出版社）、戴浩（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胡考、丁聪、冯亦代（外交出版社）、龚之方（新观察杂志社）、张正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张仃、叶浅予（中央美术学院）、张光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个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吴祖光、盛家伦、黄苗子、戴浩4人。
“二流堂”的成员，大部分人在历史上都有政治问题。吴祖光与潘汉年、杨虎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与很多国民党特务头子、大汉奸的关系不满。黄苗子是吴铁城、俞鸿钧的亲信，长期任吴、俞的机要秘书，吴铁城任海外部长时曾派黄去云南，在军统操纵下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任秘书长。戴浩曾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工作，持有带红色的特别证件，享有特权，并和国民党中宣部长李唯果关系密切。丁聪曾在美国特务机关——“美国陆军总部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工作，与大汉奸邵式军有密切关系。胡考1940年对党不满，曾自动离延安去香港，1942年又由恽逸群介绍入解放区，由杨帆介绍入党，1943年去上海任日为松江县宣传科员，1944年又入解放区，与潘汉年、杨帆、恽逸群的关系非常暧昧。并与大汉奸邵式军关系甚密，邵被捕后曾为其开释。龚之方和大汉奸袁殊直到肃反前仍有来往。冯亦代是孔祥熙亲信凌宪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参加过青帮、红帮，与军统头子结拜“把兄弟”，并曾迫害过罢工工人。叶浅予曾参加“中美合作所”。
二、“二流堂”的来历
“二流堂”最初出现于1943年的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瑜自仰光回国，在重庆盖了一所房子。当时由香港逃回大陆的一些文人在重庆找房子不易，生活上又有困难，就经常住在唐瑜处，常住的有盛家伦、吴祖光、丁聪、戴浩、萨空了、贺孟斧（已故）、方青、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俞静子、吕恩、沈剡、沈求我等人，经常来往的有宋之的、张骏祥、冯亦代、白杨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有苦闷，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沙龙”性质的高谈阔论之处，当时大家没有正式职业，都自命为“大自由主义者”，于是有人（唐瑜说是郭沫若）就开玩笑地把唐瑜家名为“二流堂”，唐瑜自称堂长，这个名称就这样传开了。抗战胜利后，许多人离开重庆，“二流堂”的名称曾一度没有人提起。到全国解放，“二流堂”的大部分人又集聚北京，特别是1954年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后，搬进西观音寺34号，同住的有黄苗子、盛家伦、戴浩、郁风等人，此处就成了“二流堂”人物的活动中心，于是又把这个地方名为“二流堂”，盛家伦自称堂长（盛死后谁是堂长尚未查清）。参加的人又增加了叶浅予、张光宇、龚之方等人。潘汉年、艾青、王昆仑、邬析零等人也都常去。有一次徐冰同志曾问起过“二流堂”是否还有活动，他们就借此宣称“二流堂”已在中央统战部备案，开始刻堂印，公开活动。盛家伦掌握堂印。“二流堂”并有一张象征玩世不恭的“堂书”，画名“玩不恭”。
三、“二流堂”的反动活动
“二流堂”是一个“货真价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其成员胡考交代说：“二流堂”的目标就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轨道外，造成空隙“以贩卖自己的私货”，几年来他们贩卖的货色如下：
（一）传播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荒淫糜烂的生活方式，特别下流的是以淫书淫画为招来，吸引一部分人腐蚀干部。吴祖光、吴苗子、丁聪等人到处收买淫书淫画，琉璃厂龚家伦售淫书淫画商人也经常往“二流堂”送货，以供“二流堂”成员阅览描摹。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也是些荒淫无耻的下流事，还经常聚赌。
他们还以种种手段，拉拢文艺界名流和党的高级干部。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新凤霞拜夏衍同志为干爹，吴祖光和新凤霞向齐白石当众瞌头，拜为干爹，并拟让新凤霞拜王昆仑为干爹，被王拒绝。他们经常利用与领导同志的关系，到处钻空子，吹嘘自己，如丁聪入党问题，几次向夏衍同志请求，后不能解决即借夏衍、廖承志同志的只言片语，对党委加以攻击。唐瑜对人说，他有事就写条子直接送夏衍批，而不通过王兰西。
“二流堂”成员之间也是靠互相利用、彼此吹嘘而结合的。如自1952年以来，只香港大公报上对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吹捧文章即不下数十篇，主要执笔者是龚之方（署名“天衣”）、吴苗子（署名“初萌”）唐云旌（上海新民报，即唐大朗，署名“高唐”或“刘朗”）。
（二）散播破坏性的流言蜚语，泄露国家机密，诋毁党的领导和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际团结。“二流堂”的成员（特别是吴祖光）由于常和中央个别首长以及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接近，听到的传闻较多，他们则经常将听到的事情加以渲染，或捕风捉影地歪曲、捏造，进行传播，使“二流堂”成了散布流言蜚语的主要场所。根据肃反和整风运动中了解，过去文艺界流传的流言蜚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二流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诋毁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破坏威信。这些谣言传播的结果，正如吴祖光的另一小集团——“小家族”的成员田庄所说：“使我们逐渐形成一种共产党内漆黑一团的感觉，从而对党不信任不满。”
（2）污蔑苏联、苏联专家和兄弟国家，破坏国际团结。如：“苏在斯大林在世时实行单线领导，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他的左右手，有事情告诉了这个，就不告诉那个。”“苏联专家列斯里根本不懂中国，却到了中国，是在摧毁中国艺术。”“不能对苏联专家提意见，一提就是反苏反共”。“苏联演员契尔卡索夫在上海看‘南征北战’时，摸秦怡大腿，电影看完了，请他提意见时，他胡说了一遍，社会主义国家成长的人还不是一样！”“朝鲜人民军军官在跳舞会上拉中央歌舞团女同志的裤子，打了三年仗，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不疯呢！”。
（3）破坏党的文艺方针，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二流堂”的人共同的特点是“不学习政治，不读理论书”，认为政治理论就是教条。盛家伦在世时一贯地强调艺术至上，强调学术权威，对党的领导抗拒，时常将某些领导同志发表的意见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地加以歪曲后传播，如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发表后，他即以此说明音乐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周扬同志批评了行政过多地干涉艺术创作问题之后，就引以讽刺和反对一般的行政审查。在影度影片“流浪者”映出后，他们大为欣赏，吴祖光说：“用美国电影手法拍成的电影，才是真正懂得和利用了电影的性能和技巧，主要还是达到了娱乐的效果；苏联和我们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拍摄的电影是硬宣传，是教条”。
他们还把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说成一团糟，以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如吴祖光说：“话剧会演没有一个象戏的”，“过去香港电影界的情况比现在好的多，过去香港的一个场记比现在的一个导演水平还要高，现在电影界乱得很”，“什么领导！过去戏班也一样演戏；有什么领导？”“现在到处要组织，什么都通过组织，就是找个电灯匠也要找组织”。
同时对于许多艺术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员文化工作者都经常进行攻击。如吴祖光说：“吴雪根本不能演戏，硬要演戏，一见他出台就难受”，“马少波幼稚无能”，“赵寻的‘人约黄昏后’庸俗、低级、无聊之至”，“张东川和夏青是宗派，硬棒夏青，还是捧不起来”，“田汉的‘丽人行’很难上演”，“曹禺的‘雷雨’有九大不通的地方”等等。
（4）泄露并传播国家机密，如币制改革问题早在1954年8、9月间就通过“二流堂”传开了；高、饶事件、李万铭事件以及潘、杨事件，都在未向一般负责干部宣布之前（潘杨事件，当时党内司局长级干部还不知道），就在“二流堂”传播起来；夏衍同志调文化部事，未宣布半年前他们就知道了；刘晓同志出任驻苏联大使事，也在公布前半年就通过他们宣扬起来，并当众叫刘晓的儿子罗坚为“大使之子”。
（5）散布破坏党的历次运动的谣言，如“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粮食问题很紧张，上海邮局门口有成万人排队，往乡下寄烧饼”。反胡风运动开始时，他们多方为胡风辩护，说“胡风是鲁迅先生的继承人”，“他主要错误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不过这理论在白区还有它一定的道理”。黄苗子则宣传“对胡风这样搞不妥当”，当时并造谣说“胡风打电话向文化部要汽车听报告”，以混淆视听，瓦解斗志。肃反运动后又集中力量攻击肃反，吴祖光等造谣说：“三反已经搞错了很多人，肃反更多，认识的人没有一个没搞错的。本来很正常的人，经过几整，就变成精神病了”，“现在精神病患者不少，旧社会因狂嫖滥赌，交易失败、卷逃、破产而生精神病，现在却因思想改造生精神病，确是新鲜的事”，“肃反乱整人，不成世道”，“有人在公安局监狱受尽折磨，我们看见的监狱都是供观音用的模范监狱”。肃反中吴祖光另一个小集团“小家族”被审查，吴祖光为“小家族”的骨干杜高、汪明撑腰和打气，说：“还有什么好检查的，难道新社会就不许交朋友了吗？我和夏衍怎么办？他从上海来北京，先到我家再到文化部，那也要批判吗？”谈到杜、汪和胡风分子路翎的关系时说：你们是少年无知。亲友不慎，应该原谅。你们和我的关系怎样？我是夏衍派！”。肃反中“小家族”被整垮后，吴祖光鼓动他们恢复，汪明和新凤霞在人民日报八版同时发表文章时，吴说“小宗族又在人民日报八版上团聚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吴祖光说：“共产党每年总要找个人整整，北京一开始，全国跟着来，谁也吃不消”。
以上流言，大部分是出自吴祖光之口，通过“二流堂”分子向外传播的，同时还通过吴的另一条线——“小家族”有组织地散布。肃反运动中，黄苗子、孙鹤龄被斗，胡考、郁风也曾被责令交代问题，其余的人都未动。文化部在肃反中，虽曾通过黄、孙的案件，对“二流堂”的政治背景进行过追查，但没有查清。
四、“二流堂”在整风运动前后的反党活动
早在去年8、9月间，吴祖光等由于不满目前党领导的文艺刊物，企图提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发展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即开始由吴祖光、丁聪、胡考、龚之芳、黄苗子、郁风、张正宇以及华君武、张仃等十人负责筹办同仁杂志——“万象”（听说这个刊物有一南洋商人答应出钱，尚未查清），与党领导的文艺刊物唱对台戏，同时扩大“二流堂”的影响，吴祖光并建议开辟“退稿栏”，专门登载其他刊物的退稿，“将其他刊物的军”来拢络群众。后来丁聪和华君武、来谷等并筹办讽刺小报——“孙悟空”。吴祖光还想筹办一种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小报，他说：“社会新闻有好处，出了事就登报，只在机关检查不解决问题”。
整风开始后，“二流堂”的成员们喜形于色，大肆活动。吴祖光动员说：“解放以来由于党的统治，弄得党内党外，天下大乱，整风就是要平乱”。他们计划先由吴祖光在戏剧报、文联、中国评剧院、北大等处放火，这一炮打击后其他方面再随之而上。
根据这个计划，吴祖光、龚之芳等首先共同研究，写出了吴在戏剧报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作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否定解放几年来戏剧事业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定的优越性；攻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说“组织制度使艺术家寸步难行；组织分配是‘乱点鸳鸯谱’”，他认为一切错误缺点的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并要“消灭”“对中央的迹近迷信的崇拜”。继第一炮之后，又陆续通过文联第一、二次座谈会以及“谈后台”、“新凤霞脱险记”（未发表）两篇文章，向党射出了一系列的极尽造谣污蔑能事的毒箭。随着“二流堂”的主将吴祖光的“冲锋陷阵”，“二流堂”的蟹兵虾将，也在各个岗位上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
胡考的矛头指向中宣部、文化部，扬言要攻垮“以周扬、陈克寒为首的宗派集团”，把党过去对他创作上资产阶级方向的检查，说成是“中宣部、文化部的宗派排挤”。同时在外文出版社暗中活动，聚集肃反对象四处点火，宣扬说：“外文出版社是个非常糟糕的出版社”，“过去周扬、陈克寒是专门整人的，外文出版社也是专门一批人打击另外一批人”，煽动这些肃反分子和他一起向党“翻案”。
冯亦代则以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现，串通章罗联盟的主将——陶大镛等，到师大、工艺美术学院、电影界等多处放火，企图篡夺外文出版社以至共产党对整个文教界的领导。此外还利用民盟名义，召集肃反、三反对象和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座谈会。在他召开的电影界座谈会上，提出要为钟惦裴的“电影的罗鼓”翻案。在外文出版社诬蔑该社“是帝俄时代的兵营”，叫嚣取消保卫科，鼓动党员“起义”，并由盟委作出决议要求撤换党员陈铎、丘静山。
丁聪在人民画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进攻。他污蔑党说：“今天全国最大的问题是各行各业中，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因此戏剧、电影、文学……八年中没有培养出一个人来”，“任何一种工作都不愿由党来调配干部，而应自己组合，没有党团员也可以”，鼓动大家去办同人画报，和人民画报唱对台戏。
黄苗子、叶浅予、张仃则以临摹壁画为名（黄苗子并以文汇报记者身份），到山西、西安放火，三人狼狈为奸，先后射出三支向党进攻的毒箭——“三人行”、“荔枝花下”、“画家讲故事”（均为黄著文，叶、张插画）。在“三人行”中一篇题为“不凑巧的一天”的文章，把一些商店五一节补假不营业等现象，诽谤为“过早实行社会主义的结果”；题为“奉圣寺的悲剧”一文，污蔑“共产党不要文化，破坏文物”。这些毒箭送文汇报后，立即得到了文汇报右派分子的喝彩，鼓励他们“如能积三万字，可以出书，必将风行国中也”。黄苗子、叶浅予到西安后与正在西安的张正宇汇合，继续写作“三人行”，又和西安的右派分子刘不同、程元斟、王子云以及吴祖光“小家族”成员蔡亮等勾结一起，共同放火，并参加西安美术界座谈会，散布谬论。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二流堂”的首领吴祖光在受到第一次批判时，即准备了有组织地退却，他一方面到处施放烟幕，如遇人就讲在紫光阁文艺界座谈会上，总理如何向他介绍陆定一，“总理告诉新凤霞，说她比我进步，叫她好好帮助我”，“最近周扬劝我，在运动中要多听一些话，那怕话的分量很重，也值得自己检查。听了周扬的话，我思想上有了准备，那怕报上登我是右派分子，我也不怕了”。龚之芳也到处宣传：“吴是思想问题，检讨检讨就算了，不是右派分子。康生同志也知道，已告诉阿英，不让他们瞎闹，也不发表消息”。另一方面到处拉拢人，争取同情者，瓦解斗志，吴祖光在第一次座谈会后，就先后访问了贾克（剧协主事人）、阿英（因王少燕告诉吴，阿英对他的事很关心）、凤子（吴的老友，在会上的发言很尖锐，吴认为须当面一谈）、陈白鏖（吴在会上感到陈对他同情）、马彦祥（因几年来与马在戏改上有分歧，对马很不尊重，要去向他赔礼，并且在此以前即曾派郁凤告诉马：“过去我保守、落后，现在我服输了，我向你投降。”）等同志，并让新凤霞去拉拢贺敬之（贺在会上发言尖锐，而新和贺在长影时相处较好），丁聪也慌忙打电话找夏衍同志求情。后来这一群人看到实在滑不过去，随即开始假检讨，企图躲人“防空洞”，吴祖光几次的检讨，都是“二流堂”的三个骨干分子——吴、戴、苗集体研究写出的。一直到现在，他们之间仍然互通情报，抱的很紧，估计有极大可能订立了攻守同盟。所以我们对吴祖光集团的斗争一度呈戮着状态，至今没有突破一个缺口。

我会说刘晓庆和姜文出轨轰轰烈烈？
牛仔裤成了绿帽子新词？

这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