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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历史学者秦晖？

秦教授作为一个造派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年轻时深受保派的迫害和排挤，其经历对今天一些自诩左派的学生有一定启发。秦教授父母早年在民盟的领导下参加反蒋斗争，虽然广西民盟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地下党，但49年以后其父母仍不被认为是组织内成员，只是一般干部家庭。
一、初入大运动一、成为“红外围”
1966年未满13岁的秦教授从南宁民生路小学毕业后进入南宁四中。革命浪潮袭来，南宁四中最先起来的是革干子弟组成的“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又叫“盾牌兵”），为了组织纯洁性唯成分论，只允许红五类参加，不红不黑的只允许加入“红外围”。秦教授父母民盟的原因等待下放，秦教授因此在红外围也不稳。
保派不允许低年级学生造反，秦教授他们被安排去接待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们也对盾牌兵不满，鼓励这些低年级学生造反。不久九九事件爆发，造派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串联队一起在自治区委门口静坐抗议，随后与前来围攻的盾牌兵发生冲突，随后在保当权派的支持下静坐的学生受到压制，北京南下串联的头头也被通缉捉拿。
二、加入主义兵
而后席卷全国的造派风潮骤起，虽然是造派但依旧讲成分，其次依旧排斥低年级学生参加，故而秦教授又是只能当造派的拉拉队。之后各派红卫兵组织林立，拉帮结派急需人手，秦教授这样一个年龄小又没有斗争经验的低年级学生才得以被吸收，1966年十一月正式成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如愿以偿的戴上了红袖章。
主义兵非四中原生，而是起源于老市区的八中，属二流组织，与其它杂牌组织一起在“朝阳三号楼”合署办公。秦教授参加的主义兵四中分部的山头也获得办公室和一点经费，秦教授开始满怀热情的在运动中学会了写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发展到最后搞出来了一个“伏虎战报编辑部”作为机关报。此时总部尚无机关报，分部却搞出了报纸，一时总部意见不一。因为总部事也不多，加之毕竟是分部，经常未请示总部就在机关报发表观点，惹得总部一些人不高兴，秦教授只得检讨。但革命热情未受打击，继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
1966年冬夺权时保派像盾牌兵早已崩溃，造派进入大联合阶段，成立了“广西造反XX大军”，但在夺权成功以后，立即陷入内讧。“广西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等联合“工总”内部的反对派在军区支持下砸烂了“工总”，并引起了其他一批造派组织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以原各“老保”组织成员为基础成立了被称为“新保”的联合组织“无联”。“造反大军”与“无联”形成了初步的对峙。接着由于军支介入、领导干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来”造反，局势更加复杂。“大联合”很快变成了“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并最后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对立阵营。
此时“造派”内部在工总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与军区关系急剧恶化；得不到军区的支持“保皇”的“无联”很快被冲垮，但其主要力量很快在与造派关系恶化的军区的支持下重新联合。1967年四五月间，以《广西日报》社事件为契机、“广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军”的力量为主）与“广西联指”（以原“无联”的主要力量加上在军区支持下由“造反大军”中分离出去的部分力量联合组成）这两大派对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这时“杂牌军”大多已不复存在。一是因为“夺权”以后的掌权者已不像那见人矮三分的原校领导那样是个山头就认，他们以反对“经济主义”为由，对不附己者不给房子和物资经费；二是在各主要组织分别参与发起组建两派阵营之后，被抛在一边的“杂牌军”迅速分化，由于不是成“建制”地发起加盟，他们中间甲亲此派，乙亲彼派，意见难于一致，很快趋于瓦解。
南宁四中的无数个组织到4月间便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广西两大派在四中的基层组织：“广西联指”的四中“三?七”战斗团与“广西四?二二”的“四中革联”。秦教授对“特权阶层”抱有反感，又没有高贵的血统，自然便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秦教授加入了四中革联这样的大山头，自然不像主义兵分部的小山头一样，可以自由的办报发表意见。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总部与基层组织的关系都逐渐科层化、制度化乃至军事化了，再不允许“四中分部”发出与总部不同的声音。
此时的秦教授虽不能“办报”，但在日益升级的派战”中，对四中革联的革命热情有了更多的“正义冲动”。南宁四中位于“联指”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行政机关区，四中本身又是军区在南宁搞的两个中学军训点之一，军训团进驻四中掌握权力，实际上是对四中实行了军管。而军训团是完全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
广西在CR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他地方的造派或多或少都掌过权，但在广西，他们从来没有得过势，CR前的一把手韦司令在“革委会”成立后仍是一把手，这在全国是唯一一个。可能是因为韦司令和越南方面有密切的关系，为了维持和越南的关系，韦司令是必须要保的。因此，广西对造派的镇压非常残酷。
二、解放区见闻
因此在南宁“四?二二”处于劣势，在南宁四中，“革联”的处境就更加危及。武斗一起，秦教授一派在校园难以容身，不得不到“四?二二”控制下的所谓“解放区”活动。进入解放区的秦教授发现市民“造反”和学生的“造反”是截然不同的。长期处于相对劣势的“四?二二”派所控制的区域，除广西大学等高校与因历史原因（由于紧挨《广西日报》社而在“4?22”报社事件中成为“火线指挥部”）而成为“四?二二”总部所在地的孤立据点区展览馆以外，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如解放路、新华街、上国街、西关路等处。
老城区房屋老旧，既有“骑楼”，又有砖木结构陋房和棚户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层社会视为“情况复杂”的“藏污纳垢”之地。“造反”的意识在这里被明显淡化。不像在四中，指斥“走资派”及本派对立面一般都是列举其离经叛道的“三反”言行，并以本本上的叙述为依据而力证其非，只要“证明”了他是“异端”，就可以对他“造反有理”了。
然而在“解放区”里，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诸如某某领导欺男霸女，某某官挟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负屈莫诉等等。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向：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
“解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是秦教授所料不及的。一般都认为“造派”是极左的教条主义，然而在“造派”控制的老城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反而十分热闹。“解放区”的中心“水塔脚”地区赫然一片在工棚式临时建筑中开业的私营餐馆，号曰“南疆饭店”。临近街巷中，摆小摊的、江湖买药行医的、兜售各种自印奇方秘诀的、甚至算命的与赌博的。后来军区、区革筹与“联指”大举摧毁“解放区”时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说那里隐藏着亲台反G组织，到1983年“处遗”（这是广西特有的政治词汇，指“处理CR遗留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纠正“联指”一派掌权后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与派性问题），这个案子已经查明为冤案。秦教授认为解放区中“反G”组织莫须有，但在那种情况下存在着不认同现体制的江湖黑社会团体却是有可能的。
当然，在“解放区”里也存在着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的象征，这主要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航运工总”。该组织在南宁航运分局占绝对优势，邕江上的主要船队，包括当时广西内河最大的客轮“桂宏号”等在内，都控制在航运工总成员手中。
一、大武斗兴起
当武斗初起，工总在航运分局的陆上据点被攻占后，该组织便“全军”转移到船上，开到“解放区”濒临的邕江大桥至朝阳沟口江段，锚泊江心。入夜后江心的船队灯火璀璨，绵延数里，蔚为壮观。
有了这支“海军”，“四?二二”在一段时间内便拥有了“制江权”。在武斗处于冷兵器为主的阶段时，航运工总进可派出“陆战队”上岸作战，退可避至江心使“敌军”徒唤奈何，“联指”对此十分头疼。但热兵器大战开始后，毫无掩蔽地暴露在江心的船队变成了“联指”岸上炮火的靶子，几乎全部被毁，而建国前后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邕江航运力量也就在战火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在尊崇“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风气下，南宁航运工人几乎一边倒地向着“四?二二”，这一点曾颇为鼓舞我们的士气。“四?二二”的工人力量当然不止航运工总这一支，在广西铁路的枢纽、路局所在地柳州，“柳铁工机联”的力量就不亚于“航运工总”。不过柳州远在天边，南宁的大工厂又多分散在城郊，在市内“解放区”能感到的产业工人的支持主要来自航运工总。
但“联指”的人却有种解释，说南宁的水上航运业是自传统的个体船主群体经公私合营与合作化改造而来，不像工厂工人是正牌的产业无产者。邕江上的航运工人因而有个体船业与疍民色彩（两广地旧时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社会群，有独特的价值体系、习俗与群体认同，构成一种亚文化群，传统上受陆上居民的歧视，过去甚至有人把他们视为汉族以外的一个“民族”）。言下之意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算不得“四?二二”的光荣。我参加过“四?二二”学生组织与航运工总的联欢，在交谈中感到他们与“解放区”的居民一样，对“造反”持有与学生不太一样的、非意识形态的理解。
事实上，当时一般的老百姓的确不像今天有些说法那样充满意识形态狂热，只有学生是比较狂热的，而学生中恐怕又以中学生更狂热些，尽管其实就真正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而言，大学生应当更懂。然而用当时“四?二二”中人们私下议论的话说：大学生“滑得很”，哪有我们中学生这么卖命？
二、反瞒产事件
那时的宣传品上的确充斥着某某人“鼓吹”什么谬论，或是“闭口不谈”什么真理的指责，然而对南宁市民的情绪真正有影响的是另外的事情：秦教授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一份关于1959年“环江事件”的长达上百张的大字报，系统地讲述了当时因“反瞒产”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今天人们都知道那几年大量饿死人的事，相比较而言广西饿死并不是最多的。然而它的一个特点是进行了残酷的“反瞒产运动”，当“放卫星”招致的高征购无法实现时就说下面“瞒产私分”，并用层层拷问、肉刑相逼的办法逼基层干部与农民交出子虚乌有的“私分”之粮，以至许多人不是被饿死、而是被活活打死、逼死。记得当时观看的人群中一片哽咽之声。而街头出现的流行标语有“XXX是屠杀XX万贫下中农的刽子手”之类，它所起的煽动效果和传播能力都是极强的。
无疑，正如80年代的“处遗”结论所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造派”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可以忽略。这仅从双方控制区的分布就可以看出：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但他们后来都陆续被挤走而“流亡”到所谓的“解放区”的旧市区去了。
市民没有学生那样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决不意味着他们的“造反”劲头不大。恰恰相反，如果说狂热的偶像崇拜引起的“造反”可以由来自偶像的禁令来平息的话，那么不太具有这种狂热的“造反”动机也就较难以这种禁令来平息。
三、北斗星换了照亮人
1968年初开始，“四?二二”的处境日益困难，区革筹与军区支持“联指”的态度日益明显，同情“四?二二”的或中立的军支或被调走，或换了负责人，或改变了态度。各地、县对“四?二二”的镇压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北京对广西问题的态度明显改变，从“五次接见”时对“四?二二”较为有利的姿态一变而为完全支持区革筹（实际上也就等于间接地支持了“联指”）。这最后一点尤为严峻。
以某种崇拜作为“造反”动力的红卫兵在危难时总是吟唱着“革命方知北京近”、“抬头望见北斗星”。如今“北京”越来越远，“北斗星”在对方头上闪烁，而自己本身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需要以“革命”名义来维护，他们能从“奉旨造反”转向“抗旨造反”吗？
因此，这个时期“四?二二”的内部危机十分严重。许多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一来觉得被自己“誓死捍卫”的偶像所抛弃实在没意思，二来又对不很在乎“主义”的造反者在自己组织中的作用日益增加深感不安。当时尤其在“解放区”里，草根型的造反者如“四?二二野战军”、“广西四?二二保卫处”、“草上飞”、“飞将军”、“邕江风雷”、“雄鹰”、“新工群”、“青年近卫军”等日趋活跃。
之所以说他们是“草根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员都是下层市民（相反，其中很多是学生，如“野战军”的首领黄达升就是医学院学生，四中也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组织），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解放区”内的市民情绪，并受到市民的强烈支持。
这些组织是在1967年的战斗中因“作战”需要打乱原来的单位归属而在保卫者中建立的临时队伍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完全突破了“四?二二”原来按系统按单位形成的基层组织体系（如四中“革联”、二中“红革会”、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医学院“闯”等），由在“解放区”活动的各单位勇敢分子组成。他们以“解放区”为根，受那里的气氛感染，已经与原来的基层组织关系疏远。
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采取了激进的反抗立场，而这种激进一出自某种“正义冲动”，二出自“解放区”市民身家性命实际利益的驱动，与“主义”并无太多关系，更不完全受“首都”和“北斗星”的制约。这是与我们这些为“主义”而造反，奉“首都”为偶像的红卫兵所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虽是“奉旨造反”，毕竟有个“主义”为基础，与那些纯为个人目的而投机、见风使舵、毫无信仰、今天“奉旨造反”明天就可以“奉旨保皇”的人全然不同。
“主义”使我们在“特权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倾向于后者（但老实说年幼的秦教授也并不真正理解他们），而“主义”的象征却传来了当时在我们看来对属于前者的力量有利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既不愿（当然从内心来说也还有些“不敢”）由“奉旨造反”转为“抗旨造反”，又不愿转向“奉旨保皇”，就成了必然的倾向。
四、俞崇东的结局
我们一方面不愿与“北京”支持的区革筹、军区公然对抗，另一方面又存有“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之忿，希图以有节制的抗争唤醒“圣聪”，使“首都”改变态度。这样的心情在“四?二二”红卫兵中是普遍的。当时总部组织了好几次到区革筹、军区抗议请愿——用对方的说法是“冲击”的活动，四中革联都参加了，但很多人心里十分勉强。
记得那次“请愿”到深夜，队伍在军区大院内一棵大榕树下休息时，“革联”的负责人俞崇东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末了对我们说：“总部完全听他们那伙人（指“草根型”造反者）的，这样搞下去我看危险。”众皆默然，我和几个初一学生说：“你到总部去说嘛。”他只摇头不言。
俞崇东今天若活着，他大概不会记得我这个小卒，然而我却永远记得他这个头头。他是个面孔白净、温文尔雅的典型书生，完全不像今天一些文革小说中的“革命小将”那种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样子。他父亲CR前是玉林专区负责人，就是说他也属于“革干子弟”，而且据说当时他父亲是亲“联指”的。俞本人在CR前是品学兼优的高中生，CR之初官办的“校W革”与后来的军训团都曾重视他、争取他，但他为某种信念所推动，断然走上了“造反”的路。
他虽然文质彬彬，却并不优柔寡断，虽然书卷气浓，却并非不谙世事。当时北京的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学生诸领袖已经垮台，他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过这件事，显然不会没有想到过这种鸟尽弓藏的结局，何况“四?二二”还根本没有得到过蒯、韩等曾一度得到过的那些荣耀，一直就处在烹狗藏弓的恶境中呢！
显然，这时的俞崇东决不是“四?二二”中的激进派，他是倾向于妥协的，而且对“四?二二”中的草根激进势力很有看法。然而后来到“内战”结束，我从外地避难归来时却惊愕地听说他已在“解放区”陷落时战死，并且是死在草根激进派的核心之一“四?二二保卫处”大楼的保卫战中，也就是与“他们那伙人”在一个战壕里死去的。
当时面对满校园“打倒现行反革命喻崇钦”（俞的原名，CR时他为了表示忠于领袖而改名崇东，但在敌对派看来他是不配享有这个名字的）的标语，我真是感慨万千！关于他的死，原革联成员后来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昂首遇难，有的说他是在负重伤后被拖着去枪毙的。但总是被俘后遭处决则无疑。80年代“处遗”后，他们这些死难者被摘掉“反革命”帽子而作为一般性死亡处理了。但他的亡灵能因此得到多少告慰呢？
在1968年3月末，“四?二二”最后分裂为“新四?二二”与“老四?二二”时，四中“革联”与“四?二二”的几乎全部基层组织都站到了以草根势力为中坚的激进派“新四?二二”一边，而主张顺从“区革筹”和军区、向“联指”靠拢的“老四?二二”只有原总部的部分头头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后来人们很少提起“新”“老”之分，不管是“四?二二”一边还是“联指”一边的人都径呼“新”派为“广西四?二二”，而“老”派则已被人们遗忘了。
为什么这些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会站到原来自己颇看不惯的草根激进派一边并与他们一起走上了“抗旨造反”之路。而俞崇东这样的人还与“他们那伙人”血洒一处？现在看来，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区革筹”与军区实在逼人太甚，使“四?二二”中那些本来愿意妥协的人无路可退，只得与激进派一起作困兽之斗。只有那些甘冒“卖身投靠”之恶名的很少几个人愿意不惜“名誉”地在对方控制下谋个一官半职。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主义”之争在那场浩劫中实际上并没有那样重要，而实际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呢？
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具有动员能力指望他们的支持？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处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么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五、如果是“四·二二”呢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
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已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夏天已全部被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参见《广西CR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
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样。
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的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活剧，想想理想主义的蜕变，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里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流散到民间的武器使武斗级别陡然上升。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贵州看外婆，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
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们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毕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缺席者”。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结束。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8月内战的水平。
六、回程惨烈见闻
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
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CR”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8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来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经历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遨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一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负责人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
我们摸出漆黑的火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那场内战中双方均称对方为“匪”：四二二称联指为“联匪”，而四二二由于支持伍晋南（CR前自治区书记，韦司令政敌），便被称为“伍匪”。很久以后，广西当局还一直把这场内战称为“剿匪”，表彰了许多“剿匪英雄”，各地都搞了“剿匪烈士墓”。
不久我母亲去融水县出差，看到得势的组织下狠手整治四.二二，到处都是尸体和人头，惨不忍睹。”直到80年代“处遗”，“烈士”被取消，墓被平毁，四二二死亡者也不再是“反革命”、“匪”了——双方都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的伟大胜利……”。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
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特别效忠于革联，而是我看到对方当时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官方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分配交椅，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老初一”学生进行清点——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当了三年“新生”的人，由于并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学时代的同学与本派的“战友”，对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认识，素无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级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纠缠而蓄意整人。
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有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请“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当然，“革联”已经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团部”相当于校团委，年级班级设连、排，则团总支、团支部之类也。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入组织”。……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上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考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她。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
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了。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当时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单等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年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那个我并未留下学习记忆，却以血与火的洗礼铭刻了我一生的南宁四中，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完）
广西资料补充
广西“少女乐队抹茶大芭菲”参考消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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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老师本人以及整个他那一代赛里斯人文社科学者来说，从事学术的出发点基本都是为了解答自己童年时的困惑（高华教授成名作的后记，就是那批学者心路历程的极好写照）。研究历史对于秦老师那代人来说，属于是“用一生的时间治愈童年”。如果说西方学者面临的终极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那秦老师那一代赛里斯学者的终极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会发生温格？为什么？！为什么？！！”
而秦老师们上大学的年代，赛里斯国门初开，又刚好赶上了撒切尔-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里根大统领谈笑间苏联灰飞烟灭的景象永久地刻在了那一代赛里斯知识分子的脑子里。从此以后，对那一代人来说，历史就终结在了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提起西方，就是“保守自由、财产权、基督教”那一套经典辉格史观。哪怕到了现在还是这样：一看到共和党候选人，就想到里根大统领掘了苏联阵营老巢，就情不自禁地要高潮。如果坐在白宫里的不是里根，那就假装里根正坐在白宫里。在那个年代书读得越多，辉格史观入脑的就越深。这既是外来强势文化冲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童年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叛逆。
秦教授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我相信他的书读的真多，八十年代新一轮西学东渐以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西方当代思想丛书”我相信他肯定读的很通。但他的思想也就停留在了那批半个多世纪前的西方经典上，而那个年代西方学者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反而远远强过六十年代以后，更不用说现在。当这个认知框架形成以后，读再多的书、看再多的史料、去再多的国家旅游，都只是强化这个框架而已。面对西方世界体面性的崩塌，他难以接受。文明世界内部的自我怀疑倾向是不能接受的，文明世界放弃向洼地输出目田秩序则更加不能接受。但他又不能推翻自己过去的认知框架，所以只能无助地复读杰弗逊和李普塞特，或者创造一些“低任泉优势”之类的莫名其妙话术。
如何评价秦晖的著作《共同的底线》？909 赞同 · 91 评论回答
但这不是在批评秦教授。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学生，我发自内心地羡慕这一代学者：他们从来不会困扰于“能否获得客观的历史”“历史到底和现实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元史学宏大问题，而是年纪轻轻就找到了自己困惑的答案，很容易地就形成了持续一生的信念，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们书读得越多、论文写得越多，对自己认知体系的自信就越强，“经世济民”的抱负就越坚定弘毅。如今到了古稀之年，面对一个逐渐陌生的世界，他们还是可以自信地认为“错的不是我，是世界”，安守着满房藏书，坚信着自己承担着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就像秦教授一样，一个历史学教授，如今在日本开班讲学鉴证，俄乌战争、美国大选、宏观经济无一不谈。世上哪儿还有什么幸福，比得上这种“我对我的世界观无所不知”的心智澄澈呢？

能说出“印度建国后在民主宪政的体制下消灭了饥荒”这种话的，堪称为了尬证自己观点而公然否认基础事实。属于人品和水平双料不及格了吧。
补充：
给评论区某些人提供一下我的资料来源吧。
“1956一1957年度粮食产量仅是计划的一半，第二年又下降了200万吨。这样，“一五计划”期间由于风调雨顺而储备的一点粮食，不仅被迅速吃空，而且1956年印度还进口粮食140万吨，这个数字到第二年就增达370万吨。尽管如此，印度人民仍然受到饥荒的严重威胁。”
“（三五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不仅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而且也使印度社会极其不稳。失业人口由“二五计划”末期的900万增至l200万。全国还有1/4的人口在严重饥荒的威胁下，其中有1000多万人有饿死的危险。”
以上摘自培伦：《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76，834页
顺便统一回复评论区里“饥荒的威胁不算饥荒”“饿死的危险不算饿死”的抠字眼鬼才们：
如果你们觉得“全国1/4人口在饥荒的严重威胁下其中1,000万人有饿死的风险”这种表述还不算饥荒，那你们就当印度没有饥荒好了。′_>`

发明“秦制”结果被人要求给出明确定义的时候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发明“一元指令性计划经济”但是这玩意疑似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制度都搭不上边。
发明“儒法斗争”到没什么问题，但是认为特朗普在大选中战胜了哈里斯是儒家战胜了法家。真有点让我怀疑这人是特朗普口中的拜登（年纪太大了导致的）还是哈里斯（先天就这样，没救了）。
先抛出一个论点：春风吹后人文社科的很大一批人能身居高位不是因为本身能力有多出众或者是学术贡献有多大，实在是因为清理三种人后无人可用矮子个里拔将军以及政治站队站的实在是突出。
比如最近饱受诟病的何祚麻，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成就是两弹一星工程的参与者，能拿下院士也是因为两弹的功劳。
那么具体他做了什么呢？
答：没有参与具体研制工作，主要负责政工工作。
这可以从出版的著作可以看出，能查到的第一个出版的著作是1987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探索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集》
我不清楚你们明白我什么意思不。
所以秦晖的问题自然也是突出的，人文社科的春风老教授的水平本身就良莠不齐，况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接触的是美国里根那一套（新保守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所以就会发现在历史研究里面充斥着自己的主观臆断。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够高，这种历史研究哪怕存在私货也是可以看的下去的，因为客观事实足够多，分析的足够立体，留给主观臆断的空间也会更少。
而像秦晖这种本身水平又不太足还受里根那套影响很深的人，客观事实只能撑起几个支点，其余的地方就是纯粹的臆想了。
而在学术以外的地方，由于和秦晖一样受过里根时期影响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所以秦晖发明的一些明显没有根据的历史名词以及发出的很多错误的观点还能被一帮固定的受众奉为圭臬，并且影响着一批批持有相同立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无关紧要，秦晖本人发明什么也无关紧要，立场才是主要的。
这种人绝非少数，如果有稍微接触过一些学术的人来说，老登的水平有的能捅破天，有的让人感觉他当年怎么本科毕业的。
刚好人文社科缺乏完整客观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而且极度依赖原始资料，所以越老的登只要会搞学阀就可以自己大脑空空也能桃李满门，君不见之前就有人用自己手上的历史资料胁迫女学生给他搞不正当关系吗？

秦晖是个代表性人物，不是由于他的历史学研究，而是由于他代表了80、90年代的自由派人文学者的共同的困境。
这个困境可以被概括为“思想上的失语症”，它表现为对政治学的现实性问题的失语，而不得不倒退寻求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支撑。秦晖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错误，诸如剪裁史料、射箭画靶等等问题在这里不必多谈，知乎已有多论述者。在这里要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即80、90年代自由派普遍的失语症问题。
中国的自由派在思想上的进路非常尴尬，在对自身政治思想的建构进路上，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是个在近代比较常见的思想史现象，但对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来看就匪夷所思，特别是在传统的辉格史学已经基本被否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政治学方法上的匮乏。对于自由派而言，现实性问题本身迫使他们无法从现实性问题切入自由主义。因此自由主义者们的论述就倒退回了传统的决定论：先设想一个“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历史”，然后再借助这个被构建的历史展开对现实性问题的间接讨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自由派学者的普遍的路径依赖，即通过另一种辉格史观来论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
它背后所展示的仍然是CR时代的对抗性，即通过两种理论间的胜负（一种辉格史观战胜另一种辉格史观）来确立新的权威地位。在CR时期一些辩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重新解释双方共同使用的理论而转化为一种进攻性的理论否定对方。因此可以看到，秦晖及其拥趸尽管看似开明，实则同样持有一种单一的、独断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自由派试图消解的现实性问题不但没能解体，反而以另一种形态在他们的理论自身之中复活。因而我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失语症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匮乏与不得不依赖于传统的辉格史路径的困窘。
另一个尴尬的问题来自于秦制-儒法斗争论问题，自由派通常试图将古代的君主制度解释为近代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国家论，这个严重的错位使得自由派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越陷越深。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应当纠结于古代君主究竟热衷于哪一意识形态，而应当关注于古代君主的自由意志何以成为国家的权力意志。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派学者沟口雄三对于这个问题的把握事实上要比国内大多数学者把握更为深刻，即明末对于“公与私问题”的反思构成了对古代君主制度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而自由派史学家们则更多受到他们所处年代的影响而忽略了彻底否定掉这个问题重新解释整个古代的可能性。
那么应当如何概括自由派历史学家们，我认为他们并非单纯的历史学家，而是更接近于战后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在战后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就是试图将日本的古代史重构为一种决定论的历史（历史意识的古层）。这种历史学设想可以认为是“黑格尔化”的，即将历史解释为某种彻底的必然性的作用。在这一设想上，丸山真男更接近于黑格尔，试图通过内在性重构神话与历史。但以秦晖为代表的自由派史学家则更为偏离，试图将历史与现实性构建为一种对抗性体系，即秦制的历史与自由主义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理论建构上往往依赖于“辉格史”这个对立冲突的他者，而这恰恰与自由主义本身的主张偏离，反而与官方史学和保守主义更为接近。由此我们就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之处，即通过对历史的辉格化最终将其引向他们所反对之物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没有什么不同，而仅仅是两面的同一性。
因此，秦晖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和哲学研究确实是具备重要意义的，他们的历史学路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性的危机：某种进步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因其方法的错位而倒回保守的意识形态，尽管他们宣称自身是“进步的”。
更详细的问题就不过多论述，而我也预见到可能存在的自由主义者的怀疑与争吵，因此我宁愿让评论区关闭，让任何阅读我的回答的人先沉淀一下，而我也要忙于自己的工作。我希望那些赞成我的观点的人能够容许我这个小小的错误。

秦先生如果真的操办过宗族那点破事或者自己和超过五服以外的亲戚走过关系都不会对小共同体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能翻译成英语给夏威夷火灾灾民北卡飓风受害者看一下吗？

秦晖：真寻小天使。
林sir:淳平大魔王。
秦制：真寻脱出的雪。
秦制周制:雪面和蔬菜棒。
德川:网友a
我修院:网友b

请欣赏秦晖名言————“印度建国后在民主宪政的体制下消灭了饥荒！”
他这个印度是真的南亚巴拉特

因为时代原因，要求那一代没经过系统科学学术训练的学者搞清楚“相关性、因果性、价值关联、规范性、实证研究、三角互证、抽样试验、比较研究设计”这些现代研究范式毕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但这些方法确是今天的社科博士生入门就应该了解的。
秦晖很少提出“严谨的学术观点”，也不屑于句比字栉地推敲论证，而喜好抛出抽象的概念。
比如最著名的“低人权优势”。秦老师故意不定义什么是人权，反而强调“人们的人权观是多样的”。在正经的学术评议中，单凭这句话论文就可以毙掉了。因为这提供了一种狡黠的立论角度：人权可以有100个维度，不论其他95个维度表现多好，只要有5个维度表现不好那就是低人权没跑了。
秦晖进一步提出“东南亚发展没有中国好就是因为人权水平比中国高，不能圈地建立血汗工厂推高了成本”。真要以此为论文内容，估计经济学硕士都毕不了业。事实上，中国的工人工资早就超过东南亚了，而中国能持续吸引投资其实靠的是受教育程度、安全性、能源保障等优势。你要说东南亚人有不受教育的权利、有当街抢劫的权利、有随时停水电的权利，那确实也可以算高人权劣势。
这种“持论高而论证弱”的结果是把事实判断变成了信仰之争。结果“低人权优势”可以被另一群人用于形容火灾下的美国或者核灾后的日本，而没有违和感。同样的例子还有“秦制”、“负福利国家”、“尺蠖效应”等。反正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尺蠖和负福利是太容易论证了。
如果你受过基本的统计学训练，那么读秦晖书中引用的统计数据会是一种折磨。比如他对比中印70年代的工业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文章的论证过程千疮百孔，估计每个知乎键政人都能找到100个漏洞。
秦晖其实是伪装成社科学者的牧师，他的观点比起科学理论其实更接近跳大神。而其追随者美其名曰“以论代史”。这种路线可以说是扬长避短，毕竟秦晖的信念感、想象力和文笔确实是一流的。
这篇回答的契机是拜读了秦老师新书《拯救民主》。不得不感叹秦老师保持了初心，其理论体系和学术水平维持了30年来的一贯标准，没有任何变化。
===
评论区很多人说很多现代方法对于历史学不适用，有些问题强行定量反而是一种扭曲。我完全同意，社会科学很多问题是很难用现有方法得出确定结论的。但是学术的进步不就是要依靠不断更新方法论以求接近事实么。在物理学家用着远超伽利略牛顿时代方法做研究的时代，历史学家还在用司马迁李维的方法，肯定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秦晖最大的问题
都说理论联系实际
他是纯念经
而且他费劲吧啦搞出来的那一套
刚出来就过气了
外面洋人已经换了新的版本玩法
类似于他想大声疾呼
结果喊的是
天翼3g就是快
有种特别的喜感

说好听点，这帮书呆子是中国现代西化派里的王莽，还是丐中丐低配的。
说难听点，秦晖他们对西方的崇拜就是就是“货轮崇拜”中国版。
他们这种人呢，共同点是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实践工作，满脑子都是脱离实际的理念，机械的膜拜某个主义，由此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
王莽拜的是周公周礼，秦晖他们膜拜的是“西方文明”。
你说王莽真懂周礼吗？真懂，也不懂，毕竟他能懂的都是书上记载的东西，周朝灭亡几百年了，他一个汉朝贵族子弟，也理解不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啊。
同理，你说秦晖这帮人，他真懂什么是西方文明吗？什么是西式民主吗？二杆子三脚猫而已，本质上就是一群幕洋土鳖，以为只要学西方人的样子走路，等货轮，天上大铁鸟自然会送吃的来。
最可笑的是，这帮现代中国西化派，因为不懂西方，所以把中国文明里最美好的东西都附会给西方去，属于认错了爹娘，哭错了坟头。
比如下面这种言论，坦白讲，一个真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有初步认识的人，他不会这么幼稚可笑，天真烂漫

?名词注释：货轮崇拜?是一种宗教形式，尤其出现在一些与世隔绝的落后土著之中。当这些土著看到外来先进科技物品时，他们会将这些物品当作神祇般崇拜。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显著，当时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临时基地，土著们对这些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感到非常惊讶和敬畏，认为这些“大铁船”和“大铁鸟”非常厉害。美军离开后，土著们相信这些物品具有神奇力量，并期待“神”（美军）会再次回来带来更多货物，从而展开一个幸福的新时代。
船货崇拜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叶在大洋洲的多个土著社会中兴起，尤其是在巴布亚和所罗门等地。土著们会穿着美军军服、升起美国国旗，图腾则是木刻的飞机。

货轮崇拜的宗教仪式--膜拜飞机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也绝对让很多目田受不了的）是，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论或昂纳克寓言论其实底层逻辑和另类右反全球化区别不大，认为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于一切国家），或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狄先生大战德先生，前现代大战现代的矛盾。
秦晖其实反对全球化，或者更明确地说，反对中国入世，他认为中国入世将通过低人权优势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从而导致高科技极权野蛮的可怕前景。
一些目田天天自称秦晖粉丝，疯狂派发另类右帽子（你也不好说他们口中的“另类右”到底指什么，因为他们关注的都是三次元版钢铁雄心地缘战略地图填色，没几个真的论证过具体什么意识形态什么议程是京子脑控的），但他们应该根本没看过欧美另类右文本。他们如果真的看过，搞不好还要叫后者一声同志——和一般的右狗骂街书不同，莱特希泽（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谈判负责人）确实在一本正经地论证当今美国的困境，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责任全都在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在于服务业的崛起，在于所谓中国模式的崛起。

秦晖的大手伸向哪里，哪里的回旋镖就泛滥成灾。

我觉得抛开价值判断不谈，北大的book教授对牢秦的定位无疑是十分准确的：

“思想家”。
我认识的一位长期研究抹茶大芭菲的老学者曾经跟我说过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一番话：
我们（研究历史的）说一个判断需要讲实际证据，哪年哪月谁谁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什么证明，他们（研究政治的做思想的）不需要这些就可以直接下结论。

哈哈哈，秦晖现在高强度自查。知乎上面的议题似乎他都会在港中大做专题讲座，扯一些英系辉格历史的滥调。我觉得这个回答恐怕都会被他自己看到，然后又拿去做他那些谈些有的没的的郑论讲座。

面对权势人物的时候，他们很宽容。
哦，不过是点瑕疵，他们总体上是好的。
面对学者的时候，他们威风起来了，拿着放大镜找缺点。
总的来说，就喜欢别人骑他身上。但凡有个愿意弯下腰的，就要被当做软柿子。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科普面临的矛盾。说的简单明了，读者会觉得这么浅显，漏洞百出。要严谨，直接呈现学术论文，又会很繁琐，细节太多，晦涩难懂。
第二个是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不断犯错，不断纠正的过程。要是说一番永远正确的话出来，那就不值得探究了。从这个角度，学者永远在犯错。
第三个价值取向。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的理想，这个理想是研究的动力来源。如果因此就划分敌我，以不同阵营来代替科学思考。那么无疑会再次闹出当年批判相对论那样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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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从事历史研究以后而其上限却不过是历史爱好者，这样的历史学者还是算了吧。
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习惯制造一些虚假的偶像，然后集体膜拜许愿。
以前是孔夫子，是尧舜禹汤，是周公，是圣人，后来是苏联，现在是美国。
比如说我看到网络上推送他们的书。说有一种社会叫秦制社会，有一种国家叫秦制国家。这个秦制国家有一种特色，就是反福利倾向。他们说，这种国家会苦心孤诣破坏人民福祉，削减人民福利。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影射我国。但是我拿着他们说的这种标准在世界上框了一下，发现最合适的国家是美国。而美国是他们理想中的国家。他们经常指责我们有桥不走。这个桥就是指的美国。但是他们指责的反福利倾向，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来说，最适合的国家就是美国。
就社会福利来说，中国的社会福利远不如瑞典。瑞典是欧洲近代史上通过人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并且在冷战时期位于美苏对抗的最前线，因此在资本主义阵营中被迫接受了亲苏亲共的社民党执政。瑞典这个现象在印度也是存在的。印度存在很多共产党游击队，为了遏制他们，印度采取的对策是在游击队活动区附近的地方，邀请其他派别的共产党执政。于是成功阻止了游击队扩大范围。这就是欧美在瑞典的玩法。最后瑞典的首相因为十分亲苏亲共而被暗杀了。瑞典人很怀念他——怀念完了也就完了。因此这个瑞典是高度福利的。
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固然不如瑞典，却可以将美国吊起来打。
其实中国在福利方面可以将美国吊起来打不算什么光辉战绩。因为，世界上较为富裕的国家就没有几个不能将美国吊起来打的。
因此，如果说秦制国家具有强烈的反福利倾向，那当今世界上最符合这个概念的秦制国家就是美国。
也就是说，某些人所描绘的、所咒骂的秦制国家，是美国。
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这些人满心里憧憬的、歌颂的理想国，也是美国。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其实就是些新儒家：
通过制造一个虚假偶像来充当自己的许愿对象，并不在意现实中这个许愿对象可能恰恰是实现他们愿望的敌人。
对待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座庙，别管上边供的是三清还是五老，是天尊还是佛陀，随便递给他们一炷香，指一指地上的蒲团，让他们去跪着。
毕竟，从反实际上的美国赞名义上的美国，就可以看出他们甚至不理解他们自己所讲述的理论。连他们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理解，那么表面上他们是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历史学者、历史学家，实际上其精神内核不过就是历史爱好者。
对于这样专业从事历史研究以后其上限却不过是历史爱好者的人，你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年少不得之物，终将困其一生
正如有回答说的，秦教授始终没能摆脱CR的阴影，周秦之争显然就是儒法斗争的变体，其他如裁剪史料，指鹿为马的行为也如出一辙

秦教授的情形其实让我想起迪克，迪克在那之后还活了30年，可他也再也没能走出来，到临死前做梦“反败为胜”，幻想对头死后四处挨骂，向自己求饶，与佛教徒意淫“韩愈死堕饿鬼道”也如出一辙。
暮年浮光之景，亦未将之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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