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请你说出一位鲜为人知的中共重要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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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请你说出一位鲜为人知的中共重要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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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位比较大的那种

江泽民
你们以为我说的是上交老学长？错了，我说的是这位汽车工程师

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1958年起，担任中苏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他还曾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文革期间受到打击。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他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而他去世后给他送花圈的名单里有个名字叫江泽民

杨德中，周公的大保镖，?8341部队首任政委?(1953—1974)。
周公点名让他专职警卫，邓大姐去世前点名让他负责处理身后事。
1965年担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文革初是周公和贺龙元帅夫妇等老干部的联络人。
1971年奉周公的命令协助吴法宪指挥封锁全国机场。
并在随后执行周公部署，一举抓捕四大金刚成功。
1972年指挥并负责尼克松访华期间警卫工作。
1973年底被人诬告，下放至咸阳军分区担任第二政委(师级待遇)，离开前周公和夫人请他吃饭并开导了4个小时。
1978年邓公点将，杨将军再次回到警卫局，接替汪东兴担任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
1980年9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2年担任第一副主任直到1998年退休。
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授予中将军衔。
1989年，积极部署胡耀邦治丧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
1990年享受正部级待遇，93年正大军区级待遇，1994年晋升为上将。
杨德中将军长期在中央警卫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先后负责三代领导人的警卫安全。
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间和跨度超过了杨尚昆、汪东兴等同志。
经历并见证了无数次党和国家重大历史事件。

太多了，先说说“中共创始人”这个级别的吧。
中共一大的13个人里。
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1931年就义，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被杀害。
这四个人相对冷门。
李达，李汉俊，包惠僧，三人脱党，更冷门。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陈公博（汪伪政府主席），
周佛海（曾任中共中央副书记、汪伪政府军委副委员长，清乡团二把手）
刘仁静（托洛茨基分子）……
相对来说，11个人都比较鲜为人知。
只有两个人广为人知。
毛泽东、董必武。

任弼时，五大书记之一，可惜英年早逝。
陈云，为人比较低调，实际上从土地革命时期到开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高岗，饶簌石。这俩主要是被处理了导致后面没怎么宣传。实际上治理东北，华东。搞后勤，都是有功的。

赵世炎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伟大的名字。
当年旅法的那么多牛人，赵世炎是那帮人里面的大哥，关键是赵世炎自己也才20出头。
旅欧的那么多人，只有周能跟赵世炎比肩。
其他所有人，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毅，小平，荣臻，富春，和森，他们都是以赵世炎为大哥的。
带头大哥的那种。
后来，赵世炎回国后，领导了几次工人运动，就牺牲了。

很多人知道朱瑞是烈士
却不知道朱瑞的妻子和孩子也是烈士！
抗战日军扫荡根据地，朱瑞妻子陈若克怀有八个多月身孕被俘，被俘没两天就生下来一个女孩。
因为没有营养没有奶水喂孩子，日本人威逼利诱投降就给孩子牛奶喝。陈若克拒绝投降咬破手指让孩子吸血。
最后日本人见劝降无果，用刺刀捅了二十几刀捅死了朱瑞妻子陈若克和他们只有十几天生命的孩子！

我说几个，张浩，林彪的哥哥和引路人。129师(之前笔误写成120）首任政委，后来才轮到邓，变成刘邓大军.在张国焘分裂中央时候，他从苏联回国，说服了张取消了分裂。对中共贡献极大。抗战时病死，毛主席朱老总抬棺。实际上是第一个准国葬的标准，更确切的说是超“党葬”标准.
邓发，中共的捷尔任斯基，工人领袖，贡献很大，负责政治保卫工作。48烈士
凯丰，国际派干将，遵义会议上少数支持博古的，各种挖苦教员。
何长工，名字是教员起的，意思是革命的长工。井冈山早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绘制了军旗，促成团结王佐投靠红军，促成了朱毛会师。教员第一个嫡系。但是后来支持张国焘，前途就暗了。
罗明，支持教员路线代表。博古来中央后，不敢直接对付教员。就打击教员嫡系，头一个就是罗明。邓就是罗明路线。被打压了。所以后来教员几次都没开除邓的党籍。
刘安恭，让教员民主下台第一人。一个军事天才，朱德结拜兄弟。苏联高材生，训练红军提升了战斗力。但是反对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最出名的是和教员争论，成功让教员在完全民主的选举中下台。最后作战牺牲。多年之后追认烈士。
邓萍，长征牺牲的最高级别领导。
龚楚，当过红军总参谋长，红军第一叛将，不过当时是被红色恐怖打击了，情有可原。80年代回国。写回忆录被认为总体比较中肯。但是提到伍豪狠毒毒辣，和很多人印象不同。

秋收起义时的副总指挥韩浚，在1947年的莱芜战役时被华东野战军俘虏。

中共早期领导人，主要分为五拨。
一，留学日本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一大批中国年轻人去外国寻找富国强兵之道。
日本距离近，花费低，又有明治维新的先例，就成了留学的首选。
这些人回国之后，首先被北洋政府揽走一大批，再被国民党政府揽走一大批。
最后一些漏网之鱼，就来组建中国共产党了，国人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也是这些学生在日本看到的。

二，留学欧洲的，代表人物总理、总设计师、朱老总。
日本毕竟是末等列强，它那点东西也是从欧洲搬来的，并没有太深刻的底蕴。
很多年轻人就想着，那我干嘛不直接去欧洲学呢？于是，留欧勤工俭学应运而生。
但欧洲实在是太远了，消费水平又高，欧洲人又没有专门传播意识形态的机构。
这些人到了欧洲之后，基本就是打工、生活、见世面，在共产主义理论水平上并没有太大进步。
像总设计师在法国5年多，基本就是玩过来的，还养成了喜欢吃羊角面包、看足球赛的习惯。
当时中国革命最缺的就是理论，没有理论是指导不了革命的。
因此，留欧派回来之后，除了总理之外，基本都被安排到了不那么重要的岗位。

三，留学苏联的，代表人物刘少奇、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
留苏的又分为两拨，
一拨是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如刘少奇、任弼时等。
这个时候苏联刚开始搞意识形态传播，理论方法还没有成型，这批学生的思想还是中国革命为主、国际共运为辅，因此很快就被莫斯科放弃了。

另一波就是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如王明、博古、张闻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这些人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嫡系了。
他们深信中国革命必须为国际共运服务，一袋袋的教条往回背，一袋袋的卢布往回背，回来就掌握大权领导中国革命。

四，没有留过学的，深扎中国本土的，代表人物教员。
教员在党内的资历其实非常深，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
南湖的小船上有他，国共合作时有他，一大、三大、五大、八七会议，教员都参加了，而且都有重要发言。

中共早期领导人换的速度非常快，按照资历论，怎么着他也应该有机会掌舵。
但那时候教员的理论水平不行，嘴仗打不赢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
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理论水平这玩意儿，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快速成长。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衣食无忧，没有生存危机，专门练了三年的嘴仗，还能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私家授课。
连国都没有出过的教员，怎么可能在理论上与他们叫板？
教员那时候最强的是实践，搞农会、搞农民运动考察，但实践终归不是理论。
所以留苏回来的那些人，才会说教员是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
只有长征过后到了陕北，教员深入了解了留苏派的主张，这才思想大爆发，总结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
留欧的、第一批留苏的，本来就看不惯第二批留苏的搞法，可他们自己又总结不出新的理论。
等到教员总结出足以击倒共产国际的新理论之后，他们立即团结到了教员周围。
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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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吧，建国时期可以排名top5。
可惜似的早，1950就去世了，
没有赶上建国后的各种建设、运动
知名度较低

一大代表里面少有的混上国家元首的（确信）

王泉媛，红军女兵团团长。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女兵团最后跟了红四方面军西征。
西征面对敌军追击，为什么女兵团断后，而且一直到现在没见过，红四的任何一位领导为女兵团说过一句话。
对王泉媛的态度更是让人无法理解。

刘英。长征到陕北后嫁给张闻天。当年在江西苏区任红军女大队大队长。女红军中排第一位。待遇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当年教员任中央农民委员，由于生疟疾，配卫生员。其长征是刘英喊长征了，一起走吧（以前没人安排走）。由于生病走不动，刘英把马让给教员，自己走，开始了跟上长征队伍。
来自刘英回忆录（1986年发表于红旗杂志）。

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康生同志

胡耀邦、赵紫阳

太多人了，一大代表就不多说了
教员的两个亲兄弟，泽民、泽覃
泽民是中央苏区第一任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对外经贸部长，并且创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钨矿公司中华钨矿公司，占据了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80%，负责中央苏区全面经济工作，堪称红军财神爷
泽覃则是中央苏区政委、独立师师长、闽赣总司令，主力长征过后，负责中央苏区全面军事工作，实际上他负责的部队就是后来的新四军主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泽覃比教员小十二岁，是当时红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
这两位都是跟着教员创立中央苏区的先驱，当时号称一文一武一财
这两位牺牲的太早了，泽覃30年代就牺牲了，泽民遭到了背叛，倒在了抗日战争成功前，名号最终也就慢慢消失了
如果这两位活到建国后，整个朝野格局会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一位肯定负责新中国全面经济工作，另外一位至少不会低于元帅，估计军事排个TOP5都是有可能的

萧楚女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武昌起义、五四运动。1927年4月22日在南石头监狱被杀害。
这个名字不仅是在现在这么一个抽象的环境让人感到离谱（因为现在网络上有“萧楚南”这种谐音），在当时就已经让人产生了很多误解。
1922年，中共派萧楚女去四川工作。他应邀担任《新报》主笔，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不少男青年猜测他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于是，一封封求爱信似雪片地飞到了编辑部。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萧楚女只好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大汉也。”
我当时读到这么一个人名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国际乒联团委书记，算吗？
莎瑞金，莎书记。

邓发。当初看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在康老之前。搞肃反。真有一样的代表人物。沈泽民不算。邓发是少有中央的。

老家十八线小城，就读于平平无奇的一所中学，至少我之前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直到毕业十几年后的某天，才惊奇地发现，在1934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多人的名单里，居然有我三位母校校友。
原来不是母校太普通，而是我们这些学弟太平庸。

三人里知名度最高的张国焘不用多讲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李大钊高徒，一大代表，教员至暗时刻的第一竞争对手。
介绍下剩下的两位，凯丰和孔原。
在1931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教员为政治局常委，组建新三人团主管军事。在一倒的呼声中，只有凯丰站了出来为自己的伯乐博古辩护，并指着鼻子对教员发出了经典的一问：“你懂什么？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这话似乎对教员伤害挺大的，以致后来在凯丰逝世多年后还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教员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同年3月，教员在广州会议上又提起遵义会议上凯丰对他的挖苦，说：“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
当会议结束后，凯丰还不服气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平心而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教员并没展现出令人服众的军事能力，凯丰的质疑并非是无的放矢，民主集中制，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结果遵义会议结束仅仅两天之后，教员就给他秀了一波四渡赤水。
两个月之后，云南威信召开的中央领导干部会上，凯丰宣布“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并且明确表态：“只有教员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教员，我就反对谁！”从此坚定地成为了教员的死忠粉。
后来遇到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凯丰也没有给这个学长留丝毫面子，写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洒洒洋洋三万多字的檄文，是公开批评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第一人。不过后来因为批得太过，牵涉过广又教员批评教育了就是。
凯丰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在1937年2月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37年秋，凯丰为抗大写下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被教员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阅兵式上，唱的第一支歌就是这首歌）。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20150903）?www.bilibili.com/video/BV1ni4y1W7S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d4f7cb21ae44dc41b211411b114df48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凯丰和教员联名发起，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召开了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是教员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
再来说说孔原。
孔原和凯丰一样，都是1906年生人。
凯丰和孔原其实都是化名，凯丰本名何克全，孔原本名陈开元，这两个化名都属于“不着调”后的产物，凯丰原本化名开封，孔原一开始化名坤元，后来被南方的同志们用方言叫着叫着就跑偏了。
孔原入学比凯丰晚几年，1925年，孔原入学第二年，凯丰就毕业考去了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但孔原入党比较早，在中学时就是党员（当时入学念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掩护干革命，因为没有小学文凭，连入学证明都是假的），彼时凯丰在武昌高等师范才加入共青团员。
（其实差不多同时间段参加革命的校友里还有张国焘之弟张国庶和林瑞笙、刘齐峰，但均牺牲得较早，以致名声不显，建国后张国庶因为哥哥的牵连没评上烈士，还是同学孔原为他奔走翻案才得以平反）
后来遇上大革命失败，孔原中学没读完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凯丰的大学也没读完，在1927年被组织派去了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随后孔原在1929年也去了苏联中山大学，再次成为校友。
在某些文章里（包括WIKI百科），凯丰和孔原都曾被列为王明在莫斯科搞的那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圈子里的成员，其实并不准确。
二十八个半里的半个特指当时还是共青团员并没入党的徐以新，所以当时同样还是团员的凯丰（直到1930年回国才入党）显然不符合这点。不过凯丰与王明的亲密战友博古关系很铁，这点倒是不可否认。
而孔原与王明的脾气一向不对付，后来两人在莫斯科一度闹得很不愉快。
顺便提一嘴，当时林瑞笙、刘齐峰、张国庶这三位校友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感觉完全可以组织个小型同乡会嘛。
1930年秋，中山大学停办后，凯丰和孔原响应号召回国支援革命。
凯丰在同年12月由博古介绍转为党员，此后主要从事政宣工作。在博古主持的共青团中央下担任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孔原则主要从事组织工作，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并短暂负责过中央组织局。在1931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党组织乱成一团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迅速把组织网络恢复了起来。
当时两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也重叠于上海。
1933年1月13日，“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瑞金苏区。主要领导人也相继前往江西。
凯丰跟着博古回了江西继续搞宣传工作当笔杆子，孔原则在1933年3月被派赴华北，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统一领导北方革命工作。
当时这个北方代表的职权非常之广，从陕北到山东，甚至察哈尔、东北的事务归他管，从此孔原也有了个外号叫孔老板。但年仅27岁的孔原经验不足，给前线发出的指示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在写给中央的信中也承认：“我是深深的觉得我的无能与薄弱，实在不足以担任独当一面的责任。”（1935年陕北那口大锅，确实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背下来的）
1935年，孔原被调离天津的北方局（由少奇接替）派到上海中央局工作，后来作为白区代表赴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直到1938年才回国。
在莫斯科，孔原又遇上了当时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被王明和康生整得很惨，一度被开除党籍，直到回延安后跟找教员谈话后才恢复（根据尚昆同志回忆）。
期间在两人身上还发生某些花边新闻，比如孔原留苏期间，他的女友被博古“拐”跑了http://jishi.cntv.cn/20101117/100703_4.shtml" data-tooltip-richtext="1" data-tooltip-preset="white" data-tooltip-classname="ztext-reference-tooltip">[1]；凯丰到延安后，有了新欢，被旧爱持刀刺伤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107/c1004-20118540.html" data-tooltip-richtext="1" data-tooltip-preset="white" data-tooltip-classname="ztext-reference-tooltip">[2]。
孔原回国先是在新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39年4月奉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当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是孔原和潘汉年，专门搞反特反间谍工作，对外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还兼任了中央社会部下属的第二部（情报部）部长，成为了延安时期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之一。
回到延安半年后，孔原和许明结为夫妻。1939年9月，两对新人在教员的窑洞门前举行了简朴的集体婚礼，由于当时胶片缺乏，这两对新人的结婚照，也是四个人一起照的。

后来孔原的两个儿子还成了另一位新郎的牌友
当时场面热闹，孔原被灌得酩酊大醉，丢下新婚的妻子，兀自在洞房里酣然沉睡。而另一位新郎却千杯不醉，后来被发现是搞了一瓶白开水充酒。
而凯丰与新欢结婚时，据说场面十分冷清，没几个人前去祝贺。
重庆南方局成立后，两人先后被调往南方局工作，依旧是一个干组织部长、一个干宣传部长。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两人又被调回到延安参加运动，差别是一个是整人、一个是挨整。
解放战争期间，两人又同样被调往东北，曾前后脚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为稳住东北根据地出了不少力。
1952年，凯丰回到中央，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凯丰同志
1949年7月，孔原调到北京，筹建海关总署，10月当上首任署长，并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海关法。1953年，他又调到对外贸易部当副部长，并先后分管过与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和东欧诸国的贸易。
中央调查部成立后，李克农是第一任部长。李克农之后，孔原接任中调部部长。从1957年到1966年，在中央调查部工作九年。文革结束后，中共筹建国家安全部，孔原参与筹建。1983年5月起按正大军区职待遇，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没有军衔而获此殊荣的，仅七人），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

参考^博古之子忆父 http://jishi.cntv.cn/20101117/100703_4.shtml^延安时期的一场婚姻悲剧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107/c1004-20118540.html

可能有点偏题，但我说一位在近代史也算得上有名的人物，杨度。
他是支持袁世凯实行帝制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是“筹安会”的实际组织者和发起者。在1927年参与营救过李大钊等人，1929年还是白色恐怖之时，成为我党秘密党员，与周恩来单线联系，一直到去世。

茅盾
?，就是文学奖的那个茅盾
现代文学30年单开一章的狠人（当然，最狠的还得是鲁迅，单开两章）
文学史嘛，对政治提得不多，但我记得一句是，1981年3月27逝世，后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说一位经历非常奇特，在建国初期“暴得大名”的人物——黄逸峰

黄逸峰，1906年出生于江苏东台一个富商家庭。1925年，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黄逸峰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任该校团支部书记，之后因在五卅运动一周年时领导学生游行被复旦开除，改入国立暨南商科大学。黄逸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率领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打下第五警察署，并当选为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周恩来被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便是由黄逸峰和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赵舒前去营救并护送至安全地点。
1927年6月，黄逸峰调任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这基本就是一次自杀性任务——黄逸峰刚到南京一个月便被国民党逮捕，还好因其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在当年10月便被释放。出狱后黄逸峰随王若飞到青浦组织农民暴动，后又在上海负责组织“打狗队”（指逃亡上海的外地地主）。次年2月，黄逸峰被派往南通发展党组织，同样只过了一个月便遭叛徒出卖被捕。因家人花重金贿赂法官，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1930年初，黄逸峰在上海成功找到江苏省委，但当时的政策倾向于不信任被逮捕过的人，他被算作脱党分子，且主持工作的李维汉和康生拒绝让他重新入党。之后黄逸峰奉命以公交车售票员的身份作掩护，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但在上班后不久他便遭叛徒盯梢，只得流亡海外，辗转泰国、新加坡在多所华文学校任教。
黄逸峰在曼谷创办了南洋中学和工人夜校，但因宣传抗日及反对对华校的限制政策，被军政府限期出境，于1934年回到上海，在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参与领导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1938年，经梅龚彬推荐，黄逸峰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被派往鲁苏游击战区工作。1940年，他再次通过梅龚彬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报道，受命与陈毅单线联系，在苏北开展统战工作。当年10月10日，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司令，次年经陈毅、朱克靖介绍，黄逸峰重新入党，并当选为苏北临时参政会议长。
抗战胜利后，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后，调任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副局长兼东北铁路学院院长，后升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上海解放后，任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当时的东北铁路路徽
黄逸峰在民国时期就是沪江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因而热衷于教育事业，于1951年倡办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并亲任校长。他的这一举动最终引发了全国瞩目的“黄逸峰事件”，永久改变了他的政治生涯。
黄逸峰在创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时犯下了贪大求全的错误——该校的校园设施仅能容纳七八百人，竟招收了超过一千一百名学生，这使得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变得远远不够。而且学校的正副校长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的正副部长亲自担任，二人无法将精力投入到校务中去（黄同时还是交通大学的教授），问题的解决因此一拖再拖。此时正值“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该校学生薛承凤便以“一群学生”的名义投书《人民日报》，于当年12月3日见报：

不得不说，薛承凤和黄逸峰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对手——学校自然不可能耗资二十亿修建大礼堂（实际花费六亿），也不可能用英文授课（实际是受当时学科发展程度的影响，很多专业名词只能使用英文），但薛承凤很清楚这样写才能引起上级的注意。文章见报后黄勃然大怒，立即宣布此事系“破坏分子”诽谤学校，并组织师生投书《人民日报》反驳此信。显然《人民日报》不会向一所专科学校认错，直到半年后经过删改的反驳信方才见报：

1952年2月，《人民日报》向薛承凤回信，校方经暗中侦查发觉了此事。4月16日，学校召开思想改造大会批判薛承凤，并向薛及其家属施压（对家属诈称薛“神经失常”）要其退学。薛承凤自然不会答应，而是再次向《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情况，信件被转至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当年8月1日，由华东局纪委主持的检查组进驻该校，检查组拟对黄逸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要其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但黄逸峰生性执拗，他认定此事系薛承凤的诬告，拒绝接受这个处理。就在事件僵持不下时，毛主席作出了一份重要批示：

黄逸峰是正好撞到了枪口上，于是他被顶格处理——黄逸峰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上海方面还要召开审判大会公审黄逸峰。

颇令人玩味的是，中央在最后一刻决定将事件降调处理——审判大会被取消，改以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总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的形式批判黄逸峰。四年后，黄逸峰重新入党，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则遭遇了更严重的危机，该校的一年制训练班毕业学生受薛承凤的鼓舞，发起运动要求保送大学，这显然是在趁机索要优待。讽刺的是，受黄逸峰事件影响，时任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不敢贸然处理此事，学生的要求因此变得越来越多。最终在1953年8月，交通部选择撤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学生被分配至其它大专院校就读。
1978年11月，黄逸峰升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80年，“黄逸峰事件”中对他进行的处理被撤销。198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恢复黄逸峰的原始党籍，翌年黄逸峰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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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教员之前的上级，也是他推荐总理去的黄埔军校

黎玉：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以后是华东军区副政委）
山东解放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后被饶打压，解放上海后就给了人家一个处长（劳动工资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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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5-07-01 10:05:30 更:2025-07-04 1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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