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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你在哪个瞬间喜欢上了某个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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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回乡调研,发现“大跃进”导致无为县浮夸风肆虐:实际产量仅7亿斤的粮食被虚报为13亿斤,公共食堂以菜叶糠麸充饥,饿殍遍野。他当即宣布: 1,解散全县6000多个食堂,将吃饭权、住房权、自留地归还农民 2,动用政府存粮赈济灾民,史称“大闹无为二十天”。 因为这件事,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诬告其“反D”,而张恺帆也被点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D籍并劳改。 1991年,张恺帆逝世时,近两千安徽群众自发送行 |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话提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说政府权力来自人民,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对人民的恩赐。 |
提名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事迹如下: 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 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渭清答:不盲目执行。 如果写本朝新《世说》,这段可入《方正》篇。 |
前广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汪洋: “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生活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
周小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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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周小舟主政湖南轶事》 再怎么说,饥荒是到不了他身上的,那他为什么敢于谏言呢? 我想了很久,大概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吧,即使丢掉了性命。 可惜四川、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主官呢? 看过这些资料才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分量有多重。 只唯上不唯实已经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了,可田锋莹如玉这些人仍然掩耳盗铃。 再补充一点,周小舟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不虚报,是因为他真的下去实地调研了,他清楚实际的粮食亩产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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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纪念网 小舟,小舟。名字虽然是小舟,可他载着许多人渡过困难。小舟本无意争高低,只想守住底线。后来的人若回望那片浑水滔滔,总会记得,曾有一叶小舟,不肯随波。 |
乌克兰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后提拔为苏联副总理),在乌克兰大饥荒期间虽然在公开场合为集体化和斯大林唱赞歌,但是私底下却顶着重重压力向斯大林寻求支援,希望能减轻乌克兰的负担。 为达目的科西奥尔多次上书,均被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拒绝。斯大林对他非常愤怒,考虑要撤职科西奥尔。但科西奥尔居然不依不挠,甚至把事情越闹越大。有一回科西奥尔索性在苏共内部会议上公开提及此事,但依然被斯大林否决。卡冈诺维奇对此的解释以及指责是科西奥尔的“错误”(指救济乌克兰农民,减轻负担)会成为其他地区领导人的“榜样”。最后科西奥尔干脆主动去莫斯科直面斯大林,斯大林这才同意进行一定让步。 当然在苏联这种国家当一个正直善良勇敢的人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在随后展开的大清洗中,科西奥尔被指控为波兰间谍,受尽折磨最终被枪决。他的老婆在那之前就已经被枪决,他的女儿也因不堪重负自杀。 据科西奥尔好友,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在科西奥尔崩溃认罪以后,斯大林还专门让人把科西奥尔带到办公室来享受他的胜利时刻。 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中科西奥尔被带到办公室后沮丧地说:“我能说什么呢?你知道的,我是波兰间谍。”毕苏斯基知道了估计要绷不住了:苏联副总理要把天赋带到华沙是吧。而斯大林在看到科西奥尔崩溃后对彼得罗夫斯基说:“彼得罗夫斯基,之前你不信科西奥尔是波兰间谍,现在你相信他是人民的敌人了吗?” 而整件事最黑色幽默的是,科西奥尔在沙皇时期多次被捕,多次被放,最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后来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甚至干脆放了他。这说明马克思的学说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确实是比封建强。 可以这么说,沙皇的警察有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nkvd百分之一的手段,科西奥尔应该没有机会“多次”被捕。 |
看到毛岸英给表舅的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开慧烈士的亲哥哥杨开智请毛主席给他安排工作。 开慧牺牲后,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杀头的危险,从监狱接回毛家兄弟(岸英、岸青、岸龙)。后来在毛泽民的安排下,将三兄弟送往上海。 杨开智的亲闺女,也就是开慧的亲侄女,到延安参加革命,后牺牲。 按理说,这么大的情谊,毛主席答应杨开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949年10月9日,毛主席起草了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指示电稿: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主席在给杨开智的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毛主席拟好电文或写好信后,通常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又接到通知,来办公室取电报稿,毛主席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后来在散步时,毛主席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主席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主席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主席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可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主席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向三立(1917年出生)是开慧烈士的表弟,与岸英(1922年出生)年龄相仿,俩人小时候是玩伴。 开慧还有一个表弟是向钧烈士,1928年刑场就义时年仅22岁。开慧还有一个堂弟,杨开明烈士,1930年被捕牺牲时年仅25岁。 开明烈士、向钧烈士、杨展烈士都是因为毛主席而走上的革命道路,最终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上述资料来源东方直心老师所著《毛泽东大传》 |
每当我看到苏联与红色高棉的作恶报道,我就不禁想起里根大帅把苏联老巢掘了的恩情。91年至今已连续34年再未新增一个新的苏式国家,历史的螺旋曲折直接变直线了。 |
曾国藩。 经常在知乎刷到“谁最味大”的同素异形体问题,绕来绕去就想引导别人说曾国藩。还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专门回答正确答案曾国藩。 标准答案五千次,回答曾圣第一次。 |
张国华。 1950年1月10日,邓小平接见张国华等十八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有人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坚决完成任务!” 了解了当年进军西藏之背景,深感简短对话背后的忠诚、无私与奉献! 再补充3个关于张国华将军令人动容的故事: 1.受领进藏任务后,军长张国华召开动员大会。会上,一个小女孩敬礼的画面让人为之震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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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难 她是张国华3岁的女儿难难,后被肺炎夺去了生命,被十八军视为进军西藏牺牲的第一名“战士”。 2.1972年3月,运送张国华将军骨灰的飞机缓缓降落北京西郊机场。 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骨灰进京,享受过这种礼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赓大将,另一个就是张国华。 寒风中,周总理接过骨灰盒,潸然泪下:“中央正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的走了……” 3.后不久,中央召开四川问题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想见见毛主席。毛主席却拍拍沙发扶手对周总理说:“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说罢,低头不语,暗然神伤…… |
非常喜欢受毛子任调令前往河南主持赈灾工作的刘建勋老书记,那这种喜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还真就是一个瞬间,是刘老在1962年5月16日,于郑州召开的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去年六月到河南来的,到现在是十一 个月,这十一个月都是研究粮食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同志会说, 我们应该研究政治问题,终日研究吃饭不太庸俗吗?其实非也,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但是,有的同志说“六十条”上没有规定,怕执行了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拒不执行;有的同志说,我这个地方特殊,我不借;还有的同志问,中央到底知道不知道借地?同志们,我给大家讲清楚,借地是省委的决定,是中央同意了的,都应当执行,不只限于夏荒严重的地区和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今天晚上还要开电话会议专门讲。如果将来划右倾机会主义,先划我。 采取这些措施算不算右倾,是消极的办法还是积极的办法?很显然,采取这些措施不是右倾,也不是消极的办法,而是在现在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情况明、决心大。前几年没有经验,情况不明,决心大,那是盲目。现在情况明了,决心就要大。要大大下决心,任何同志都不要存什么侥幸心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曾经遇到过多少艰难险阻,遇到过多少严重困难?但是,都一个一个地被渡过了,困难被克服了。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决心。只要大家决心大,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无[天]也不会塌下来。但就是怕犹豫不决,坐失时机。 ……我们承认困难,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这怎么能算是消极呢?不是的,是积极的。……过去不承认困难,不论谁,一说困难就认为是消极的,是悲观失望,那是不对的。光说困难,没有办法解决困难,那是消极的。承认困难,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不能认为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如此。当然,在执行中是有困难的,但是这不要紧,共产党就是要克服困难嘛!只要承认困难,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想办法把困难渡过,都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措施。反过来讲,不进行调整是消极的。因此,要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克服困难。有些同志把这个问题理解错了,认为一提鼓足干劲就是搞高指标,不是的。现在所说的鼓足干劲,就是进行国民经济大调整。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但是必须全党鼓足干劲,联系群众,一心一德,共赴时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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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份自己做的刘建勋老书记后半生的履历表 61年7月,毛子任调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 , 杨邃之改任第二书记,11月燕京批准杨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仍旧保留书记处书记。刘建勋与杨邃之任命的信阳地委书记戴苏理产生冲突,任命王正刚主持信阳赈灾工作,并从戴苏理手中解救出水利专家陈惺。 刘建勋有步骤地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 加强了农业战线;推行了 “ 借地渡荒 ” 的临时政策, 使农民休养生息;精简机构, 下放职工, 减少城镇人口, 增加农村劳动力;有计划地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 解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等等 。 同时 , 对在 “ 反右倾机会主义 ” 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 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 给部分被错划为 “ 右派分子 ”的人摘掉 “ 右派 ” 帽子 。 这些正确的措施, 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经过共同努力, 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又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 到65 年, 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 36. 5 亿元 , 比62 年增长 50.3%, 年平均增长 14.4%; 工业总产值达到 40. 74 亿元, 比62 年增长 79. 8%, 年平均增长 21.6%。 65年7月26日至8月5日,刘建勋在河南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 65年8月,杨珏调国家经委任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工业支援农业工作。临行前,提醒刘建勋“留意有的人会像过去那样整人。” 赵文甫仍旧保留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作为常委。 66年8月19日,刘建勋追随毛子任,对郑州大学师生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毛子任表扬“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9月,调刘建勋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燕京书记处书记 。 67年2月初,赵文甫勾结第二政委何运洪组建十大总部,在河南、北京组织反对刘建勋,并破坏刘建勋离开前维持稳定的河南CR局势。被周总理怒斥,“刘建勋的名字见一次报,河南揪他的标语就高一尺!”。期间,赵文甫门生,RO后河南副检察长李蔚一度冲击刘建勋妻子陈舜英女士,致使其出现神经官能症。 期间,王正刚死于十大总部之手。 67年7月18日,张少卿亲自前往河南,宣布赵文甫和何运洪为“走资派 ”,刘建勋为革命派,并宣布将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Rev commission。 8月2日,Rev commission筹备小组成立, 刘建勋任组长,(林氏派系)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68年1月河南Rev commission成立,刘建勋任主任。赵文甫和十大总部一系不允许参与,但刘建勋并未对他们进行迫害行为,刘建勋对赵文甫以德报怨,甚至经刘建勋提议,省委给赵文甫的妻子安排了工作。 期间,刘建勋顺应民主意见,整顿了作为杨邃之高参的原候补书记戴苏理,但并未对其打击报复,戴苏理仍旧作为后续核心小组的生产指挥组小组副组长,和省委副书记。 69年10月22日,批准成立Rev commission核心小组。刘建勋任核心小组组长,副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任副组长,成员有8人。核心小组行使原省委的职权。 70年3月,刘建勋再次当选为第一书记。并在第九、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中央委员。 70—71年间,王新不断勾结地方军官,企图向刘建勋与Rev commission夺权,为此不惜各处制造冤假错案。刘建勋同rebel factions合作,共同维持河南稳定,终结了王新的夺权计划。 75年,刘建勋出现投降倾向,一度倒向邓斌,破坏了中派干部同rebel factions之间维持的默契平衡,导致了76年郑州和洛阳为代表的河南群众向刘建勋发起的抗议活动,刘建勋也接受群众民主批评。 但,其75年8月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或许毛子任终究信任刘建勋罢。 76—78年间,刘建勋作为中派干部,仍作为缓冲区,暂时没有受到冲击。 78年10月16日,燕京清洗rebel factions后,开始清洗中派干部,为此免去他在河南的各项职务及武汉军区政委职务。对于刘建勋的迫害开始,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被邓斌亲自点名的赵文甫,被刘建勋以德报怨的赵文甫直接向燕京要求,要开除刘建勋的组织。 针对刘建勋老书记的迫害中,身体更虚弱的陈舜英女士,受到更多折磨。 1981年的岁末,陈舜英女士因感冒转成肺炎,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因为陈女士和刘老在北京都没有户口关系,更没有医疗关系。其女曾经找过有关部门,希望能够按照规定,先给陈女士办个司局级干部看病的“蓝本”,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陈女士被送到北京医院进行抢救时,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等候住院。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了一间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子。 同时,身患晚期肺心病和癌症的刘建勋,见爱人不断受到折磨,于是向李先念求救 先念同志: 陈舜英病情极重,现住北京医院南楼,虽说医生已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够方便,有的同志建议能到北楼抢救一番,或可回天有术。事关制度,不情之请,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刘建勋 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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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2日傍晚5点30分,陈女士进入弥留状态,6点10分受迫害死于北京医院南楼903室2床。 次年,受迫害的刘建勋老书记,亦随其妻子而去,刘老书记在遗嘱中恳请自己的老友们帮自己正名 一、我死之后,请雪峰、润生、杨珏、鲁笳、友九、惠如、登奎、辛初、子厚、陈兰等几位老朋友替我向组织上讲一声,向熟人、朋友们讲一声。如果有机会,请一定替我说句话,我决不是戴苏理、赵文甫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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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死前,日食,军中惶恐,认为这是高欢要死的凶兆 高欢却笑道:如果日食是为了我,死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高欢生前一直是精于算计的乱世枭雄形象,但此刻却像个真正豪迈洒脱的英雄 我虽无帝王之名,但老天还是认可了我帝王之实,我从怀朔镇的一条虾米,变成了泥鳅,变成了鲤鱼,最后成了真龙,我当年是一个连马都买不起的穷小子,如今成了关东的霸主,死了又有什么遗憾? |
1978年9月,小平同志在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指出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我一贯比较喜欢这个人物,今天刷到这句话后更为欣赏这个人物。 |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 |
庄子:他说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中国的苦难,大多和各种“伟人”有关! |
邓公。 1973年,邓公从江西回到北京。 毛问他:你这些年在干什么? 邓:等待。 没有倾诉,没有牢骚。 |
清仁宗嘉庆 某年盛夏,湖北学政杨怿入宫觐见嘉庆,那天天气很热,嘉庆原本坐在在室内摇着扇子,见杨怿满头大汗地站在一旁,嘉庆便默默地把扇子收了起来。由于朝廷规定,大臣们是不得在皇上面前摇扇子的,嘉庆为了体恤杨怿,也收起了扇子。要知道,嘉庆是皇帝,体型又偏胖,不扇扇子,竟然一下子热得汗流浃背,可他却始终没抱怨一个字。这件事让杨怿备受感动,回到家后立马将皇帝的恩德写在了当天的日记中。 嘉庆皇帝相较于冰冷的政治机器父亲乾隆,更具人情味,虽然能力不足但是不瞎折腾。 |
他是个小人物,但他的形象却无比高大。 1999年12月6日,新成为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被他所目睹的一切所深深震惊,按照他的话说,这些事情“时时让我深感震惊和遗憾”,而下面,便是李昌平所目睹的棋盘乡的现状: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当年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了800万元,但仍不够村、区、乡三级使用,三级组织为了维持运转,大举借债,当年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部都是高利贷。1999年全乡三级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 1999年,棋盘乡桐湖管理区预算支出只有15万元,实际支出却高达14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利息49.9万元,最高利率40%。 监利县是个多灾的地方,监利人民为抗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保卫长江大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是历任监利县领导最大的政绩。然而,抗灾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1996年是灾情最大的一年,桐湖管理区的桐湖村,全年农民负担高达120万元,实际用于抗灾的不足10万元(老百姓为抗灾付出的代价,还不在120万元之中)。然而问题在于,1996年棋盘乡的农民都是颗粒无收啊! 在棋盘乡,李昌平接待了一位来自侯王村的侯大爷以及老人家的老伴,七十多岁的老两口听说来了个读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便步行十多里来到李昌平处,当面询问李昌平:“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70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李昌平才得知,眼前的两位老人在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头税,而征人头税便是上面说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 侯大爷对李昌平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赛,搞了20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天理难容啊!” 第二年正月初四,李昌平打算去上班,他打算亲眼看看棋盘乡农民是怎么过年的,但他看到的,却是浩浩荡荡的,南下打工的人群: 我开着“桑塔纳”,也被农民拦下,要求带他们一程。 车里一下子上来了五个农民,我关切地问他们:“你们已经找到了工作吗?”一个大约45岁的农民无奈地告诉我,他家去年种了40亩地,一家三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一年忙到头,交了政府20000多斤粮食,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等,最后剩3000斤谷子。谷子收完了,老婆也累倒了,住院七天花去了2000多元,住院的时候把自家的粮食卖光了,还借了老三的2000斤,过年的粮食还是在媳妇的娘家借的。他气愤地说,这真不是个世道,瞎子把胡琴不要了,还要抠眼睛!一个青年农民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 在棋盘乡目睹的形形色色,深深刺痛了李昌平,他感到农民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刻不容缓,急不可待的,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于是,他提笔缓缓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致朱总理的信: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要死也 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 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三、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85%的村有积累,现在约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子核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债款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干部如“蝗虫”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于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五、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连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六、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岂能如此玩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是可怕的! 七、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实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的危机太大了! |
1973年,69岁的邓公从江西回到北京,他矢志不渝,坚持抓经济,保民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92年,88岁的邓公,本可安安稳稳在家颐养天年。他却为了这个国家,拼上老命,奋然南巡,对全d,全国百姓作最后的交代。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识邓公之伟者,无目者也。 |
一身正气,不愧为人民公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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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小平您好,盖过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打出标语称呼一个最高领导人谁谁您好,从此,我们告别了帝王将相,走向了现代社会,今天富足生活的根基,是建立在当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上,感慨万千 |
当我知道他为了“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句话落泪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那位。 现在我对他本人和这句话都有了更深的感触。 我更喜欢他了~~ |
没有邓小平,现在中国人的身高跟朝鲜差不多。 Um邓小平有一句话简直是良心,5000年来唯一一句良心的话:我们对不起人民。 就这一句话,足够流芳百世。 |
不是某个,是某群 我挺喜欢孟加拉的老百姓 政变开始后直接对高官开展清算,高官跑了清算家属,逼的军人和警察出来道歉,害怕连累家人 算是开了先例了 唐朝的黄巢照着氏族录杀,但是我觉得杀心有点重,老百姓死的太多了 (13 条消息) 孟加拉媒体:29个“功臣家族”被人民灭族,原本镇压的军警东躲西藏。 - 知乎 懒得找了,上个知乎的链接 |
当然是小蒋先生主动结束毒菜,还政于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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