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古代中国城市是如何处理粪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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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古代中国城市是如何处理粪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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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欧洲人和城市的卫生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 历史欧洲中世纪似乎直到19世纪抽水马桶发明才解决了粪尿排污。请问古代中国城市是如何处理粪便的？

答案是不处理，接近随地大小便。
1900年，西方列强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京，这座被视为帝国心脏的都城，在他们眼中却是污秽不堪。
街道上满是粪便与垃圾，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几乎刺破他们从小在近代卫生制度中成长起来的嗅觉底线。
于是他们本能地做出反应，强硬地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他们迅速发布命令，要求各家各户清扫门前街道，若发现有污秽，不仅要罚款，还要先打一顿，以儆效尤。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德国将军瓦德西入京后，主导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城市的治安、卫生等，管理委员会提出，所有街巷一律不准随地大小便，违者严惩。日常生活中如炉灰、秽土等也不得随意倾倒，无处可倒的垃圾，只能暂时堆积在家中。
这一命令刚下，便让京城居民苦不堪言。家中垃圾无法外倒，男人出恭要跑几里地，女人的秽物只得在屋里藏着。有人回忆起那段日子，用了句古话来形容：“活人被溺蹩死也”，可谓十分贴切。
在英美等国控制的区域，设立了专门的“公捐土车”，挨家挨户清运垃圾，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城市垃圾清运车。
为了杜绝随地排便的习惯，美国管理区在巷口建起了茅厕，供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收捐，专司清运，这堪称中国公共厕所的雏形。
到了1902年11月，除了德军所辖区以外，各国势力控制区的茅厕设施已经基本建成，基本满足日常所需。
北京城的公共卫生从此有了真正的转折点。
《启蒙画报》中曾刊登一首《防疫歌》，描绘当时联军如何清扫街道，惩治不守规矩者，其中有一幕颇为有趣：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一个官员正蹲在墙角方便，却突然听到皮靴声响，吓得魂飞魄散，裤带都没系好就慌张逃走。
这幅荒唐的画面虽然滑稽，却也是一种生动的时代写照。京城街头渐渐变得整洁，传染病也因此减少。
等到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之时，看到这番变化，不禁大为称赞洋人“能干”，竟将这套制度保留下来，成为清政府治理城市的一项新标准。
不可否认，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殖民主义的影子。西方卫生文明是伴随着军队和侵略一同进入中国的。
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屠杀还是掠夺，都不能被美化。但如果单从城市卫生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在客观上推动了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以往在夏天肆虐的瘟疫、霍乱等传染病，在卫生制度逐渐建立后有了显著的抑制。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由殖民战争带来的卫生改造，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东方传统社会的一部分。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主义摧毁了东方那种看似平和却实际停滞不前的田园生活，这种摧毁“从人的感情上当然值得同情”，但也是历史不可避免的进程。
他进一步指出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与技术，也推动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建立了更高效、更系统的社会管理机制。这场人类社会的大地质变革，虽始于资本与炮火，但终将影响亿万人未来的生活形态。

前面一位答主已经提到了捡粪。俺补充几句吧。
光靠捡粪都不行了，必须动用黑白两道的势力去抢粪，形成了一个利益驱动的掏粪产业。
就以北京为例，过去北京城没有排粪管线，都是旱厕，需要掏粪工登门入户清理。但根本不用给掏粪工清理费。因为在没有化肥工业之前，人畜粪便是主要肥料，因此城市人口的粪便，都是具备回收价值的农肥资源，并形成了一门粪便回收、加工产业链。
出现了很多粪霸，他们动用自己的势力，霸占某片居民区几条胡同的“采粪权”。掏粪工要给这些粪霸定期孝敬保护费，受其剥削，然后才能到这个地区登门掏粪。建国初期，全国文明的劳模时传祥，就是在北京宣武门一个粪霸手下的掏粪工。掏粪工清理集中的粪便，运到粪场，加工成粪干，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
因为觉得“掏粪”不好听，旧社会给掏粪起了一个含义完全相反、非常美好的代称——“采蜜人”

在北京和北方地区是这样，在南方也类似。
比如说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的老婆桂姐，有个外号，叫“母粪大王”，就是指她的黑恶势力霸占上海法租界的粪车行业。她手下这些粪夫，每天推着粪车去各家各户收粪桶。
我以前在知乎写过一个京城“四霸”的答案，里面就提到粪霸（另外三个是水、车、米）。已经有营销号把我这片文章盗发到百度百家了：
京城四霸！

一，民国时候的中国大都市，粪便是一门值得努力到垄断的生意
早先看《北京往事谈》，得知以前的北京有“粪夫”这种职业，还以“粪道”来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看了很多论文后发现，这并不是北京的专属，在明清至民国，各大城市都有粪夫，从事着整个城市市民排出的屎尿的清运工作。和大家现在的理解不同的是，粪夫运粪，不像现在这样给钱才干活，而是自己掏钱，才能抢到这个差事，而且竞争很激烈。因为，那个时候屎尿是值钱的东西，农民们把它们作为肥料买入，干粪有干粪的价码，湿粪有湿粪的价码，富人的粪因为营养好，所以价格高，穷人的粪没营养，价格低。
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据说到清初康熙年间，粪夫们一致决定，停止争斗，立下字据签名画押，正式划定了各自经营的“疆界”，也就是粪道。不过这是粪夫们瞎说的，事实上他们划分的粪道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这是个靠江湖规矩执行的领域。粪道就是势力范围，代表着背后几十户、数百户人每日产出的屎尿，还有帮人洗马桶的收入。想要粪道可以靠买，也可以靠抢。粪道的价格不低，据说在清光绪年间，一股普通粪道就值几十两白银。进入民国后，粪价陡增，20世纪20年代，能收取100户左右粪便的粪道，价值高达银元五六百元。30年代北京经济不景气，粪便价格下跌，也能卖到二三百元。
20世纪30年代，北京约有粪夫四五千人。拥有粪道的“道户”约有1000家，拥有粪厂的“厂户”约有400余家。其中的部分人又有粪道、又有粪厂和厕所，成为了“粪商”，有奴婢有小弟，霸占粪道，豢养打手，垄断操纵粪肥价格，变成名副其实的“粪霸”。上海、南京、广州……很多大城市也都是这种情况。上海粪夫有4000人左右。他们按照出身的地区，分成几帮：苏北帮人数最多，占十分之七；苏州帮约占十分之二；江南帮主要是常州、江阴一带的农民，约占十分之一。粪夫倒马桶的地段分得很清楚，每条马路每条弄堂都有固定的粪夫管，不容他人染指。如果“同行”要想多倒一家的马桶，相互间就会打得头破血流。
（老北京城外的露天粪场。大粪会在这里被制成粪饼，卖比较高的价格）
二，包括北上广津宁在内的大都市，都曾发生过“粪潮”
史书中容易读到的是政局变迁、文人风月，比较难读到粗陋的琐事。比如北上广等城市都出现过数次粪夫罢工闹事，导致半个城臭气哄哄的事情，就一般不被记在常见的史书中。
从明至民国，粪夫江湖一直遵守着江湖的规矩，与普通人相安无事。粪夫之间偶尔发生因争夺粪道导致的争斗，彼此用粪叉粪勺大打出手，导致粪便淋漓。1925年3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就报道了一场“粪夫之争屎战”，最后出动了大批警察才压下去。这场恶斗导致轻伤11人，重伤“卧地不语”者两人。不过这些殴斗集中在粪业之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局限于一小处，构不成大的事件。
真正的冲突始于民国，从政府试图将粪便清理收归统一管理的时候。从20世纪初开始，几个城市先后出现了因为粪夫不服现代管理、不愿将利益出让而导致的“请愿”或罢工行动。
1925年5月，北平警察厅限令宣武门外黑窑厂21家粪厂迁出城外，粪厂“相率罢业，以相要挟。至下午三时余，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南横街等各巷住户及各厕所粪秽狼藉，便桶漫溢”。罢工持续了5天，最后因各粪厂存粪告罄，无法维持营业，又恐粪道被他人抢去，方恢复掏粪。1925、1926年，市政公所、警察厅接连要求粪车加盖，并改制木桶代替荆条筐。“粪夫竟严词拒绝，并大罢工数日，当局无奈，只得取消原议，向粪夫赔罪，于是粪夫才复工”。
上海、广州也都有过类似的事情，广州在1924-1927年粪工曾数次罢工，广州城几乎成了“尿广州”。上海的风潮来的较早，1912年就开始了，因为市政厅欲以清洁所代替传统的粪工、粪道制度，引起了粪工们的不满，粪工帮派数次冲进清洁所打砸。
三，大都市的公共卫生现代化，都是（消）灭（粪）霸的过程
什么圈子一旦结成利益集团，想改变就会非常难。每个城市的公共卫生现代化，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北平市数次对粪夫工作进行制度化管理，如要求其改封闭车、粪车加盖、规定粪车通过时间等，都遭到了粪夫们的反对。后来试图对粪夫进行登记，也因粪夫置若罔闻而无法进行。
1933年，袁良当上了北平市长。这是一个曾留学日本、出身警官的强势人物，并且携南京中央“整顿北方政治”之命而来。上任大刀阔斧，加强市政管理，其中就包括对粪夫的整顿。
1935年10月，市政府决定取消粪道制度，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这一次的计划不可谓不周密，对于粪夫们的利益也都有考虑，由政府出钱向粪夫购买粪道，再由政府重新招募雇佣粪夫。然而，得到消息的“粪业工会”依然组织了抗议，11月1日，1500余粪夫“仪容端肃，均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俨若全副武装”，到铁狮子胡同平津卫戍司令部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对收买粪道，改订粪车，出入城时间，请勿变更办法”。卫戍司令部派出经理处处长、副官长接见了请愿粪夫代表，好言抚慰，表示新计划“尚未实现，望安心照常工作”。粪夫们得到官方承诺，也不纠缠，很快散去。游行示威成功后，粪业头面人物在北平城内某大饭庄大摆筵席，庆祝胜利。
1936年6月17日，“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成立，政府出面，把粪业大佬也拉了进来，找了个大粪商做处理粪便事务所主任。然而粪夫们并不买帐，他们又组织了游行，反对使用新粪具和按照官方规定的路线通行，并将卫生所的新式粪车砸毁，将数十辆粪车堵在道路当中。
不过这次政府的决心比较大，他们一方面采取强硬手段，逮捕领头人，按照“妨碍公务”提起刑事公诉，一方面分化粪夫们，给其中较早登记的粪夫们分派了粪道和公厕，并发放了新式粪具。事务所还接洽卫生局，准备调用清洁班夫役18人，接替拒不登记的粪夫工作。拉锯到1937年6月，绝大部分粪夫都被争取过来，在官方做了登记，接受了管理，污物管理改革终于基本完成。
上海的改革从民国初建就开始了，而且进展得颇有章法，这得益于租界已早有可供参照的管理方式。1912年1月，上海市政厅仿照租界在城外东区、南区开办清洁所，并招标了一个人来管理，他有权在辖区内清运粪便、清洗马桶。这一打破粪夫们垄断的行为引起了粪夫们的不满，整整1912年，粪夫们多次组织群体事件，打砸清洁所、发传单、夺倒粪秽。但市政厅因在改革之处就做了充分准备，做好向群众的宣传工作，弹压闹事的为首分子。经历了一番闹事却一无所得的粪霸们，在第二年也参与了竞标，环卫改革就这样导入了正轨。
带图版可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41474234

答案是不另外处理，会挖个沟排沟里。
但是鞑清时期除外。
快20世纪了，满清治下的某县城造了5米高的小城墙，但因为某种原因没做排水处理。
导致全城泡在粪水里吃喝八年。
这地方就是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患频发的【淮安府清河县城清江浦】。

箭头处为清河县城清江浦方位
《淮安府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山阳县清江浦镇」开文渠沟。（注：清江浦文渠沟请勿和淮安府城文渠搞混，淮安府城文渠开于明代。）
此时清江浦人生活污水和便溺之物是排入此沟的，生活用水是打水井取用。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山阳县清江浦镇」被勾兑划拨给因水患频发人口流失严重的清河县作新县城。
清江浦镇因为本身只是个集镇，规模不大，山阳县并未在此筑城。
而新母县清河县又贫穷异常，盛产流民，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清河县就是这里。
更为抽象的是，划拨来的清江浦人口比母县人都多。

故此地明代从无人烟的烂泥地到出现市集直至最后设镇都没有砖墙，只有土圩。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捻军进攻「清河县城清江浦」，当时的漕运总督吴棠（就是现在清江浦官方超规格立祠公开纪念的“吴公”）仓皇逃窜至东南十五公里的淮安城躲避。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吴棠认为在清江浦建新城并新建砖石城墙有利可图，便拆除洪泽湖高家堰的长条砖石堤坝，运到清江浦建为清河县城墙。

底部的长条砖石就是从洪泽湖石堤偷的，此时清河县已改名隔壁县的古称淮阴

改名淮阴后的清河县民在城墙上书写的标语，中日满精诚团结云云
淮安地区有俗语：「倒了高家堰，清河山阳不见面」。可见吴棠造成的水利危害有多严重。

很明显清河县离手指处的淮安有相当远的距离，洪泽湖的洪水外溢会从两座城中间冲过
城墙建好以后，清河县才发现因为自己的愚笨，只造了砖墙，忘了做排水了。
不是哥们儿，马上都20世纪了，造个5米高的砖墙还造不明白？
「受事者不悉水道城成而水不得出」。
属实难绷。

夏天到了，本来「清河县城清江浦」就是个水灾频发的不祥之地，你这「新建城墙」还不做排水，那城内早就修好的「文渠沟」就要发威了。
「盛夏雨三日街衢盈溢文渠积潦于中郁为粪溷」
简单翻译下：盛夏季节下了三天的雨，各街道都积满了水，文渠沟因为排水问题，淤积成了粪池。

一直到了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清河县城清江浦」此地已经在粪水里浸泡了8年了。
当时的清河县令万青选（也就是淮安师爷的外公）花了白银三千两，用了五个月时间才彻底解决【清河县城清江浦浸泡在粪水里】这个世纪难题。
事后清河县民感叹：这么多年都没搞定，可见是人祸。
原来清河县民在粪水里生活还是会膈应的啊。
即使到了21世纪，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最引以为傲的【清江浦】石牌子后面还是尿渍斑斑。
可能就是【清河县民】对自己在粪水里住过的八年的深刻纪念吧。

清江浦花街北端

该地中心城区公厕还有收费现象，颇有清河县遗风啊。

PS：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爱满清的地方，不信请看位于该地中洲岛的雕塑群像。

我与皇帝并肩而行，共建鞑清美好未来
这地方倒是弄的一尘不染，对通古斯酋长及其奴隶非常尊重。

通古斯粉丝来力
IP/ID味儿太对了
补充阅读一些清河县楽子：
清江浦无限拔高吴棠地位
此人自私自利的所作所为在清河县民看来是大大的好事，至今此地govt还在把吴棠当亲爹供着。

清江浦至今将吴棠视为亲爹

利用公器给娃洗脑给吴棠唱赞歌

对刽子手吴棠的镇压只字不提
幽默清江浦文史壬造假如家常便饭
同名就是为了嫁接历史。

淮安府城的文渠明代开通

清河县也要弄个同名的沟清代县志造假

直接把明末清河县的人口给抹掉了，哎，就是玩儿。
在21世纪直接抛出了清江浦1775年人口54万的神论。

浦江浦.jpg
对的，清江浦的洋葱头还存在，就在鞑清群像对面。
晚清新建的城池自称「古城」

宁这古城建起来还没美国建国时间长是吧
碰见清江浦三个字光速避开就行了，淮安人都知道，这地方说不得碰不得
它不主动碰瓷就不错了，还敢主动招惹，不要命辣。
再招惹，就除你真名夺你舍啦
具体内容可以看我主页置顶的回答。

师爷籍贯都变了
顺便教给大家一个分辨【清河县民】的小妙招：
如果一个自称是淮安人的人，不停地使用以下词汇，那它99%是个【清河县民】：
【淮阴市区】【市区】【花街】【楚州】【高架】【里运河文化长廊】【国师塔】【漕运门】【高架】【二类工资】【南门小街】【都天庙街】【你不团结】【挑拨两淮关系】【浪里马】【让你先骂】
评论区有活的

放到几十年前，农村的小孩子们有个任务叫做“捡粪”。为啥呢？因为缺少化肥的时候，粪便的肥力非常可观，所以不能浪费！古代的城市附近都有广大农村，城市里的粪便一般都不愁出路。
以前看过一篇科普文，农民会拿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换粪便。大户人家一般吃得比较好，拉出来的粑粑营养高，所以有可能互相成为稳定的供应商。（你拉出来的给我浇，我种出来的给你吃）
========================回头找找来源===================================

如果我说在中国曾经有这么一个城市：垃圾粪便平时都被满街随意倾倒，并且这些垃圾每逢下雨积水便会四处漂流；夏天温度上来了更是难以言表，整座城市就好像发起酵来，城里的居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听到这些，你会相信这座城市就是曾经的北京城吗？另外你们知不知道从前的北京城还有一个别名，叫粪城？

前方“粪发涂墙”高能预警，正在进食的朋友请谨慎阅读

part.1 现在的胡同，曾经的粪场
要问什么最能代表老北京城的特色，老城区里一条条的胡同们绝对能排得上号。只不过尽管胡同里的四合院安静宽敞，条条幽深的街道京味十足，但它们仍旧逃不过“便便的支配”。早些时候没有冲水马桶，下水道规划不完善，更没有抽粪机器，各种旱厕中堆积的排泄物只能靠人工掏出来。后来胡同里的旱厕被改的差不多了，可对于住在里面的人们来说，上厕所依然是件麻烦事儿。

▲2013年的早上，某条北京胡同里穿着睡衣倒尿盆的阿姨 | 来源：微博
胡同里除了那些住得起独门独院，早早就自己通了下水道的大户人家，住小院儿或者挤在大杂院中的居民不论贫富贵贱，都是要排队等公厕的。哪怕你是天后王菲，只要住进了胡同也一样得捏着鼻子，和街坊邻居们一起挤公厕。

▲港媒拍到的这张照片曾轰动一时 | 来源：微博
公厕相比较曾经的旱厕，或者随地拉撒自然是要干净太多了，不过这数量上来了，就不可能没味儿。更何况很多老胡同里的公厕还都是不带门儿的…… 所以也就有不少人调侃：还是北京的胡同里最有“味道”。

▲图片来源：微博
除此之外，北京城里更是有过这么一个专门收粪和晒粪的胡同，它的名字也很形象：粪场……虽然现在已经改名叫奋章了（原谅我还是无法直视它）。至于这条胡同的改名也很有意思。曾经京剧名角郝寿臣因常年在北京演出，就决定在北京置办个房子。他寻摸了一圈看中了粪场胡同这个地方，地方安静，去戏院子又方便，可唯独这个胡同的名字实在让人糟心。

▲“花脸宗师” 郝寿臣扮演的曹操 | 来源：@京剧艺术
为了不住“粪场”里，老爷子便将自己把“粪场”二字改成“奋章”的想法呈报给了当时的北平市长，随后“粪场胡同”才变更为“奋章胡同”。

如今坐落在奋章胡同53号的郝寿臣故居已作他用。这个曾经的大粪处理场中的房产均价也已经超过十三万。真应了那句“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叫你高攀不起。”
part.2 这片儿地界的便便被你承包了
别慌，我说的不是你，更何况你也没这手艺（我也没有）

之前旱厕的粪坑不管挖多深，容量总归有限，很快就会被填满影响居民使用，于是一个专门处理粪便的行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的装备很简单，一个捞粪的粪勺，一个装粪的粪桶，有的还有一辆运粪的车。过去北京管这些从业者叫“粪夫”，讲的难听的叫这些人“掏大粪的”、“粪猴”，好听点儿的名字也有，叫“采蜜人”（咳咳咳）……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粪夫的主要工作是把收来的粪便晒干，卖给种地的农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粪夫数量就曾达到四五千人，由此可见行业规模。

▲图片来源：爱历史
早期粪夫群体虽不断壮大，可需要干的活儿却是有限的。能抢到活儿，就能把晒干的粪便卖给农户换钱。没抢到活儿就只能喝西北风。为了生存，粪夫间不免产生冲突。更有甚者，直接大打出手。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到了康熙年间，为了解决争端，大家就开始商定出了解决办法，也就是对粪夫的劳动场地进行区域划分，在某个区域经常劳动的粪夫就可以承包这片区域的便便。粪夫行业的“粪道制度”也由此诞生了。

▲农户用来购买化肥也就是粪便的“粪票” | 来源：互动百科
粪道可分为三种，“旱道”、“水道”与“跟挑道”。 “旱道”的粪夫要到旱厕掏便便，“水道”提供的服务是专门为住户刷马桶，粪夫不用掏粪而是每月领取工资。“跟挑道”的粪夫就略惨，他们要随着水道粪夫，收取马桶内的残留物，“收成”（粪便）少又费劲。不少住户心里不落忍，会给“跟挑粪夫”一些小费。

▲图片来源：爱历史
粪夫中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粪夫的年龄基本在三四十岁，吃的都是苦中苦，却没有成为人上人。他们的收入往往比人力车夫还低，生活相当贫苦。他们每天要在住户上厕所的早高峰前来到粪道，将旱厕打扫干净。再把掏来的粪便送到附近的粪厂。运粪的工具十分简陋，木制单轮推车，两旁放着没有盖子的粪筐。没有推车的背木桶，上面也没有盖子。粪夫整日都要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穿街走巷。

▲图片来源：爱历史
为啥这么苦，还有这么多人当粪工？北京的粪工大多来自山东。他们的老家人多地少，靠种地很难活不下去。总之一句话，都是为了恰饭。尽管粪工的生活这么艰苦，可还是有人靠着压榨粪工活成了土豪。分到的粪道就属于粪道主的“资产”了，粪道主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一条粪道值多少钱？根据马桶有无、地区、户数、产粪量不同，粪道能卖的价钱就不同。“房产可以放手，粪道是绝对不能放手的。”这是粪霸们始终信奉的秘诀。

▲民国初年粪夫用来找粪厂领取工钱的工牌 | 来源：魔宙
在清光绪年间，一般普通的粪道值几十两银子。到民国时期，行情看涨，粪道的价格更是涨得厉害，百户的粪道一度增至五六百元。

▲周边人口越多，粪道就越值钱 | 来源：魔宙
有些粪道主更是开起了粪厂，掏粪、收粪、卖粪产业一条龙，肥水都流进了自己的口袋。而北京的“粪城”蜕变史，其实也就是一个消灭粪道主粪霸的过程。
part.3 摆脱“粪城”包袱，可真是太难了
北京的公共旱厕在被全部改为冲水厕所之前，粪便的处理基本只能全靠粪夫。粪夫行业的管理问题，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伤透了脑筋。光绪三十二年，在前门、宣武门和崇文门外的范围内创立“肥业公会”；民国十七年，“肥业工会” 更名为“北平特别市粪夫工会”，会内设监事、理事、常务理事，会外也设了六个支部；民国七年，市政府意图改善粪夫行业，拟对全市粪夫发给号衣，粪车、粪桶上加盖。遭到粪夫反对，计划扑街； 1934 年，政府想把粪权收回归公。遭到粪夫集体反对，甚至罢工示威。计划扑街。 ……粪权之争几次三番，粪道占有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依然存在。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调查：当时北京市仍有粪道1857 股，粪夫一千多名。 1951年11月3日，《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正式发布，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之前欺行霸市的粪霸这才被依法处置。之后随着粪便处理行业的不断改善，粪工人数也在减少。

▲当时对《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的报道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北京市所有的公共旱厕都改成冲水厕所，妈妈才再也不怕我一低头就看到便便了。与此同时，真空吸粪车也开始被大力推广使用。到了七零年代中期，北京城区四合院的 8.5 万户公厕基本改造完毕，并且新建了2879座街坊厕所。大部分地区的厕所粪便也不用人力清理了。

▲北京大栅栏地区的廊坊二条胡同 | 来源：新华网
八零年代，为了使公厕管理和使用更加规范和方便，北京市区的公厕进行了分类改造和建设。并且北京市政府于 1989 年公布了《北京市公共厕所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规范。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经费不足，提高公厕硬件水平就成了难题。为了解决困境，1989 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公厕收费，以厕养厕”的政策。可当时老百姓免费上公厕都成了习惯，哪有上个厕所还交钱的道理。因此反对声很大，甚至有人为了省这块八毛，随地大小便。

2000年12月23日，六名粪夫最后一次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也亲手结束北京城“粪夫”的历史。

▲北京城最后的背粪工 | 来源：人民网
虽说“粪夫”的历史结束了，可北京摆脱“粪城”包袱之路并未彻底终结。比如虽然不少新改造的四合院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洗手间，但要想在众人合住的大杂院里建个厕所也不那么容易。至于胡同里的公厕，数量少了早上不够用得排队，多了又会被靠近的住户嫌弃……

▲图片来源：摩尔新搞笑
好在随着“公厕革命”的一轮轮地进行，北京老城区现存的公厕配置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起码夏天有换气系统，冬天有挡风门帘，出门在外上个厕所终于不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了……

关于公厕你有什么想吐槽的吗？

[1]金祥瑞.北京的粪夫与粪阀[J].武汉文史资料,2016(06):41-44. [2]王煦.清洁之战:民国时期北平的粪夫群体与清污体制改革(下)[J].文史天地,2015(05):7-11. [3]杨斯沫. 北京胡同旅游形象传播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15. [4]王煦.民国时期北京的粪夫群体与清污体制改革(上)[J].文史天地,2015(03):10-14. [5]白恩宇. 北京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的研究[D].天津大学,2013. [6]胡源.“卫生”进京后的粪权之争[J].科技潮,2008(10):44-46. [7]马铁汉.郝寿臣故居[J].中国京剧,2007(03):64+70. [8]匡国良.北京名人故居困境调查[J].中国文化遗产,2006(02):10-29+6. [9]张清常.北京地名谐音改字试析[J].中国语文,1994(03):197-200. [10]北京青年报. 北京明年将改造提升800座公厕.2018.12.14.

前面说了捡粪和掏粪两种情况。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粪便——根本就没有处理，和其他生活垃圾直接倾卸的路上，被车来马去压平，最终行程了路比门户高的怪诞现象。
当时的北京被称为“晴天三尺土，雨天一地泥”。
总之，在古代社会城市卫生不会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这里说一下牲畜的粪便，马粪、牛粪因富含草籽，不能算比较理想的肥料。王小波先生在《寻找无双》中用怪诞的形式指出是干燥后用于做燃料（公务员看见路上有马粪蛋，会用筷子加起来放在饭盒里……）。不过，考虑到牛马在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大部分时候粪便应该没机会收集就被后面的车马碾碎，因此未被收集很正常。
据说，清末有日本汉学家在中国城市里看到了古典城市的脏乱差和租借地区的整洁，大受刺激。

@秋原
@废名
等大佬谈到了清代和民国的情况，我来补充一个宋代的。
答案是：被韩贼等群牧司的宵小之辈给吃了。
《宰执天下》第4卷第44章：
群牧使为群牧司长官，专领本司公事。大事与群牧制置使——此一职位由枢密使或副使或同签书枢密院公事兼掌，现在做兼职的是吕公著——同签署，小事遣副使处理，余事专决。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官职，与掌管财政的三司是平级的中枢机构，并不归于中书门下管辖。许多时候，担任群牧使的官员还能兼一个翰林学士，与参知政事只有一线之隔。现任参知政事元绛就是从群牧使任上被提拔上去的，当时他便兼着翰林学士一职。
这是个很轻松的衙门，在新法将手触探到马政之后，许多的原本属于群牧司的职权，转到政事堂的手中。使得群牧司只剩下监查诸马监和掌管茶马互市的权力。
这也是个很有油水的衙门，“三班吃香，群牧吃粪”的俗语，就源自于可以贩卖粪肥充作小金库的群牧司。

我看有高赞回答是以“满清北京屎尿遍地的现象”说明中国古代基本不处理粪便，甚至还说是洋人看不下去，逼着满清告卫生。
这就有点以偏概全了。
属于把名校里唯一一个混子拿出代表全校学生。
中国古代城市卫生和建设基本都强于或者至少不弱于欧洲，这一点古代欧洲传教士早就记载的很清楚。
比如，德国耶稣会士里申献（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他在17世纪初（明末）来中国工作（想传教，但来中国后主要干天文学），曾经游历北京、南京、澳门等地很多城市，而且经常与他的同行Matteo Ricci、Giovanni Castiglione 等人交流。
他们对中当时国城市街巷的描述是：
店铺林立，商贾云集；
街道宽阔，设施齐全；
衣着华丽，环境整洁；
人车分流、秩序井然；
是当时欧洲大城市才具有的文明象征。（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Jesuits，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一句话，很多时候，你以为的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封闭，其实只是清一朝的黑暗封闭；很多时候，你以为的中国历史上的愚昧落后，其实只是清一朝的愚昧落后。
实际上，汉唐宋明，与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相比，哪个不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科技最领先、文化最昌明，制度最先进、国民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开放文明的国家之一（很多时候甚至没有之一）？
再看现代，只要是中华文明圈的国家，哪个不是世界科技和工业强国？其中，中国还是世界最前列，日韩也是第一梯队，就连越南在第三世界也算强国。
所以，不否则中国古代有过屎尿遍地的时期，但那只是满清这个特殊时代。

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相当不妥的，糟糕的提问招来糟糕的回答，我看高赞的回答都是用极为片面的时代，地点，特定情景去片面概括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文明。用一种想象去替代另一种想象。
既然如此，那我就拿出各类人都不喜欢的北宋的史料来反驳。
1雨污分流技术
2022年开封州桥遗址考古发现，北宋汴京已建成总长超800米的陶制地下排水管网，管道坡度精确控制在0.5%-1%，与现代城市排水设计标准相近。
城内开挖253条沟渠连接四大河流（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形成网络化排水体系，每年春季由官府组织三千厢军疏浚河道，确保畅通。
2法律与机构设置
《宋刑统》规定，“穿垣出秽汙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禁止居民打洞穿墙、向外倾倒垃圾；主管城市卫生的官员如果袖手不管，则与犯法者同罪。市民“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杖八十科断”（《宋会要辑稿·方域》），居民如果自行将粪溺倒入河道，将被处以杖八十的刑罚。
设立专职机构"街道司"，配备500名兵士负责疏通积水、整修道路，并定期巡查。

说一个六七十年代我父亲的说法。
六十年代，我国还没有化肥厂，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焊接不过关，无法生产化肥的各种反应釜及管道等，另一个还没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工技术。到了70年代，中国造了核潜艇之后，焊接技术才过关，71年中美缓和之后，西方技术开始引进，70年代末各地几乎每个县都有了小化肥厂了，仅能生产氨的氮肥厂。
80年代之前，人畜禽的肥料是特别紧俏的。过去企业单位职工粪便交给菜农专门收购，并将厕所扫的干干净净，所得资金属营业外收入，单列账户，用于职工福利，一般用于年终“聚餐”，有人开玩笑称之为“吃屎”。

现在人用上了化肥，狗吃上了骨头，就开始嫌弃粪便了呀？
不用说古代，就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路上要是遇到牛粪，得赶紧找根草插上做标记，表示这堆牛粪已经有主了，要是小孩在路上拉了一抔粑粑，村里的狗从二里地就就赶过来。

首先是有相关的刑法规定，在路上随意倾倒垃圾的人会受到惩罚，管理部门若不作为，则可能会同罪:
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韩非子》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韩非子》商君刑弃灰于道《盐铁论》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汉书·五行志》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唐律疏议》
在唐朝时，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以剔除粪便、垃圾为职业的人，而且看起来还很赚钱: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因剔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朝野佥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后世也有以清理粪便为职业的人，他们定期清理每家每户的粪便，甚至会为清理权打官司:
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梦粱录》
另外虽然古代对垃圾、粪便作了一定的处理，但并未彻底解决，年深日久仍旧会影响城市环境:
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万历野获编》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燕京杂记》
资料来源《我国古代城市对于垃圾和粪便的处理》牛晓

北京在被八国联军攻占前的年代是没有公共厕所的，被攻占后，八国联军在北京建立了一些公厕。

民国时北京有了公共厕所

拍摄于1899年的西四大街，本片自南向北拍摄，远处可见西四牌楼
上面的照片及其文字解说摘自于《北京日报》2013年12月10日那一期上的《日本摄影师的北京写真》。拍摄者是清末、民初北京的外资影楼“山本写真馆”的老板山本赞七郎，请注意拍摄的时间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前一年。他还分别为慈禧太后、末代皇帝溥仪、军阀段祺瑞拍摄过肖像照。

放大上面这张照片的左侧可见当时的西四大街有着非常、非常深的几条车辙印！当年北京的大多数马路都是土路，而非石板路，下雨后起初非常泥泞，稍微干一点后，车辙印就会显得非常深！行人在下雨后走在这样的路上会“深一脚、浅一脚”，鞋底沾满烂泥！而且这条烂路——西四大街离故宫很近，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是多么的落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
《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中的文章《改正乱撒尿的习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里说：
从20世纪初以来，许多社会改良者认为，一个城市街道的面貌直接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文明状况，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社会改革都力图通过推进卫生状况来提升城市形象。
到了近代，中国城市的卫生状况非常差。八国联军进京后，对北京遍地屎尿，垃圾堆积，臭气熏天的状况，有许多记载。他们发现，北京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那时候，中国人对城市卫生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结果德军发布了一个禁令：“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19世纪后期，一位到成都的法国人曾抱怨道，他曾“误入不通之巷，时须跨过垃圾之堆。街石既不合缝，又极滑达，经行其上，跌撞不止一次”。
正如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提到的一样，有的街道“秽物之堆积，恶气触人”，若是阴雨天则道路泥泞，外加“屎酸粪汁及一切脏水”弥漫；晴天则“尘埃四塞，霉菌飞扬”。
传教士也观察到，由于成都街头环境糟糕，女士们很难在街上行走。在街道的每个拐角处都会有“难闻的垃圾”，人们把垃圾倒在街上，而“肮脏的猪、家禽和老鼠就以这些垃圾为食”。
自1903年成都出现警察局后，卫生问题才真正开始被解决。警察对街头卫生进行整顿，令清除垃圾和动物的死尸，病猪肉不准运入城，街边尿缸一律填平，各街厕所改良尽善。除此之外，社会改良者还提出了其他保持城市卫生的建议，比如要求赶牛车的车夫和街道清洁工随时清除牛粪，把难闻的皮革作坊迁到郊外等。
他们还建议，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禁止挑水夫从御河取被污染的河水。当时的成都人都有饲养家畜的习惯，像猪、羊、鸡、鸭等大都在街上放养。为了改善卫生状况，警察局严禁一切家畜出现在街道上。

图：成都郊区龙泉驿的一家店铺门前。麦登斯摄，1941年
从晚清开始，警察局开始雇用街道清洁工。根据传教士J·韦尔的记载，他们穿着前后写着“清道夫”三个字的制服，工具是一辆手推车、一个柳条编的篮子和一把扫帚。所有的家庭必须在7点钟清道夫收垃圾和清扫街道之前把家里的垃圾拿出去，清道夫把收集的垃圾运到指定的地方堆放。
当时清道夫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因为是被警察雇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官方雇员”。1914年《国民公报》的一篇以“清道夫之恶焰”为题的报道，指责了一个“欺压人民”的清道夫。文章说，一个清道夫推着垃圾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撞倒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小孩。他不但不道歉，还破口大骂。他的行为激怒了居民和行人。该报道也愤愤然说：“清道夫何人？不过巡警部分之走卒耳。”
当然，这个报道是想要抑恶扬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对清道夫的歧视。如果真是一个“官家人”在公共场所耀武扬威，不知这位作者是否也会同样义愤？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清洁工仍然不是很普遍，居民们仍是各扫门前雪。按照传教士的说法，经常是“人们在自己家门前拿着一把小扫帚把垃圾任意扫成一堆，直到有人想彻底地清洁街道时，这一堆堆的垃圾才会被弄走”。
当局要求城市居民为公共卫生各尽其责。1928年颁布的卫生规则规定：“不准由楼上或墙上抛弃什物或倾倒茶水于街面或人行道上”，“打扫临街楼房，应先洒水，然后扫除，不得使灰尘飞扬”，“污秽之衣物，不准晒晾檐下及人行道上”，等等。这些规定都说明了警察对卫生的管理已经深入每家每户。

图：民国时期，关于当街晾晒衣物和厕所的讽刺漫画八国联军用枪杆子，逼迫北京人建立公共厕所，这样才开始了中国公共厕所的历史。几年以后，随着晚清城市改良运动的发展，公共厕所开始在成都推广。1903年，四川警察总局令按照政府规定修建公共厕所。在1906年，警察发布了修建设公厕的标准。根据新的规章，这些过去街边的“尿坑”被填平，如果有谁在街上小便就会被处以50文的罚款，对于那些付不起罚款的人则责令其劳作一天。
但当时在街上小便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有时还会引发违规者同警察之间的冲突。一则新闻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粗人”晚上在街上撒尿的时候被警察逮个正着，他不仅不服管教，还攻击警察。当警察准备把这个藐视法律的人带到警局时，他猛击警察一拳，然后逃之夭夭。第二天他以违反卫生法和袭击警察的罪名被逮捕。

图：民国时期，报纸上讽刺乱撒尿恶习的漫画
但直到民国初年，居民对有关卫生法规仍然置若罔闻，公共厕所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1914年4月，警察局命令警察和公共厕所改进卫生状况。
警察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止街头小便行为，违者坐一天牢或支付至少一银元的罚款。但这似乎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当局认为这是执法不严之故。因此，7月进一步颁布有关“训令”：
各街茅厕内，皆狼藉臭秽，最碍卫生。迭经勒限改良，添役清扫，以冀遵守。……查现在厕所仍多玩忽不治，与昔无异。臭秽之气，几于更有过之。此虽厕主等积久玩生，而该管员警等，督饬之疏，已可概见。合再令饬各区署所，查照先今训令，严加整率，恒久忽懈。倘仍漫不加意，一经查出，定将该管署所员警等，并予处罚不贷。
尽管有了新的规定和公共厕所，甚至可能会因此坐牢一天，仍有人继续在街头小便。《国民公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公馆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行人经常在其门口小便。它的主人便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则告示：“往来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但是有一天他正好撞见一个人在那里撒尿，便有了下面两人的对话：
“我有告白在此，汝无目耶？”
“我看清楚，才窝的（“窝”为成都方言，准确地说应该是“屙”，即“撒”的意思）。你那告白明明说是‘往来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我至此实在等不得了，故尔小便。是你许的，然何又干涉我？”
如果在不同的地方断句,这个行人便是对的，但是很显然他是在故意曲解意思，并对这个告白进行公然的挑衅。不过，这倒也显示了成都人时常有的那种幽默感。
下面这篇文章则更加详细地讲了：当年八国联军在攻入北京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露天厕所”型城市，于是便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设立了免费的公共厕所，并设立“除粪公司”，叫“除粪公司”组织人手清理了北京街道的粪便和生活垃圾；同时严厉禁止北京市民随地大小便和乱扔、乱倒垃圾，一些北京人甚至因为违反了这两项禁令，而被巡逻的联军士兵殴打！
【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
此文是“腾讯”网自己办的一个名叫“短史记”的专栏2017年10月31日那一期的文章，原地址是：https://xw.qq.com/cmsid/20171027A02TK200
摘要：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 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答主批注：当时占据北京的八个国家的军队把北京划分成了几块，各国各管一块) ……重返京城的清廷，并无意继承八国联军留下来的那些公厕。……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答主批注：1911年就是清朝彻底垮台的那一年，第二年的1月1日民国就正式成立了)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满街屎尿的北京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
“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①（带圆圈的数字表示的是文末对这段引文的出处的注释的序号；齐如山是戏曲编剧，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黄金搭档”；他跟梅氏的关系就像方文山跟周杰伦的关系一样）
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说：
“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② (楼主批注：刘半农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文学家、语言学家兼教育家)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痛绝，却是实情。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
“德国在通衢出示(告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③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④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
“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⑤ (楼主批注：当时占据北京的八个国家的军队把北京划分成了几块，各国各管一块)
联军不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记：
“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⑥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
“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⑦

图：仲芳氏之日记《庚子记事》
随处便溺的其他城市
八国联军侵入之前，市民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实非京城独有。
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之所见是：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⑧ (楼主批注：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是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的作者。《盛世危言》一书在全国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
在山东营口，因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所拉之大便引发激烈冲突，《大公报》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称：
“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看待华民，直奴隶之不若也。”⑨
俄兵强迫随地大便的国人用手捧粪，国人则把粪扔到俄兵脸上，冲突由此而起。据文章语气，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超过了对国人随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同据《大公报》的报道，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⑩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
美国人阿林敦则称：“（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11）
……

图：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与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鸿章也很了解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状况
缺位的公共服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12）
联军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样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储仁逊，曾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十余岁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13）
如此种种，与前引仲芳氏日记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见联军禁令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并无意继承八国联军留下来的那些公厕。
相比需要政府出资的公厕，他们更喜欢联军留下来的用于维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两侧居民出资、出力维持的路灯制度、道路洒扫制度。
据统计，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14）
在天津，联军撤退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官厕，但这种官厕，并不等同于公厕，据储仁逊讲，大便须收五文，小便须收两文。
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楼主批注：这里的“经理”应该是“经手、管理”，或“经营、管理”的意思)
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天津城内）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国联军”——其侵略性质毋庸置疑；也非欲“丑化国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处理，终究是一项须由政府统筹提供的公共服务。
清廷高层并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也并非不知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是如何情状——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张德彝、志刚等人，已见识过巴黎的“净无尘埃”、英国厕所的“时时洗涤，极精洁”；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刘锡鸿，也已见识过伦敦的“洁净无秽气”，东京的“河渠深广洁净，道路开阔，时时洗涤之，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15）……
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公厕始终缺席。即便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实施了公厕制度，清廷也无意继承和延续。近年来，颇多学者和著作谈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诚意被革命所中断。然而，这样一个连公厕这类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意好好向民众提供的政府，欲证明其改革有诚意，恐怕也是很难吧？

清末的北京街头

清末的北京街头
注释：
①《齐如山文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P32-34。
②刘半农，商鸿逵/访问整理，赛金花/口述，《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1985，P37-38。
③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P61。P33。
④同上，P52。
⑤同上，P61。
⑥同上，P64。
⑦同上，P70-71。
⑧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收录于《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P663。
⑨《污人自污》，《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第5版。转引自：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
⑩《善后事宜》，《大公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八，第3版。转引同上。
（11）张海荣，《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收录于《城市史研究》第31辑。
（1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P348。
（13）储仁逊，《闻见录》，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未刊）。转引自：（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P176-177。
（14）段柄仁/主编，《北京胡同志上》，北京出版社，2007，P46。
（15）范铁权，《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人民出版社，2013，P36-44。

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到的了，古长安处理生活垃圾、废水、粪便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在每个里坊中挖深坑，然后直接倾倒进去，又因为长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密集，导致后期整个关中地区地下水严重污染，井水全部苦咸，周边生态环境破坏也非常严重，关中地区也逐渐变得不那么适宜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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