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汉人在元、清两朝亡天下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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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汉人在元、清两朝亡天下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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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内部剥削加剧以至汉人再无共识最终达到整体崩盘。

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可能会震碎你的三观！
先给你一个思路做一个考虑：
为什么元，清出现在宋之后？而宋之前的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包括秦汉时期的匈奴等，包括南北朝的北朝，少数民族政权都无法统一天下？
而只有汉人才能够统一，比如隋朝是来自北周-西魏-北魏（三个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拥有那么多“猛人”依然做不到统一。难道真的是生产力？那清朝和元朝的生产力超过了明，宋？
取得天下从来不仅仅靠军事！更是靠利益分配！
不要去看“史书”，而是要看史书背后的“人性和利益”。
史书讲的是“忠臣良将”，是“君君臣臣”，是“君臣庆会”，是“一派祥和”。好像各个都是“道德楷模”，是“阴沟里蹦出个棉花球”，是“大仁大义”。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如果用现在的说法，这叫“英雄史观”。难道历史就是这些“伟光正们”左右的吗？封建王朝的文臣写史书难道会把农民造反称为“革命”，而不是逆贼？
道德这个东西，是表演给老百姓看的，是用来“愚民”的；若用来做事，那是百无一用！
什么是永恒的，是“人性”和“利益”？
那么，是人性中的光辉还是阴暗？又是谁的利益？皇帝的，百姓的，武将的，还是文臣的？
皇帝的目的是“中央集权制”，只有集权他才能够“均衡各方利益”，才能够实现“权力均衡”和“利益的再分配”。
集权制度下的权力均衡能够把实现完全掌控和绝对统一，利益再分配才能够保障底层的利益，才能保障社会基本的稳定。
正如《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对未来的万历讲：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算数，只有自己能做主的才算数。
不要觉得封建王朝中，皇帝是一言九鼎，完全一人堂！做过领导的都知道，如果你下面的人都不听你的，你这个领导就是个摆设，就是个吉祥物。
这就是系统的执行能力，否则都是阳奉阴违，皇帝的诏书连紫禁城都出不了！！！
而且历史上的皇帝都是短命鬼，即使和平年代，也是各种莫名其妙的暴毙，什么原因呢？
可以说至少一半以上的封建帝王是说话不算数的，这个时候是外戚，后宫，权臣，文官集团说了算，皇帝属于被架空的状态。
而中国封建王朝的矛盾，从始至终其实就是两个矛盾：
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外戚后宫宦官的权力来自皇权，所以只能是百分百依附。而文官的权力来自科举，来自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所以个人是依附皇权获得权力，但是文官利益集团却并非依附皇权。
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虽然皇权从未改变，但相权一直在变。汉朝是丞相，代表的是勋贵尤其是军事贵族的利益；魏晋至唐朝是丞相-宰相，代表的是士族门阀的利益；到了宋朝变成了士大夫（科举贵族）；明朝则进一步成为了东林党，一直到清朝（江南士绅）。
到了宋明清，其实本质就是皇权和江南士绅的矛盾；因为这两者的利益是不同的。皇权要的是天下，士绅要的是特权。
既然不是利益的共同体，那就不会是力量的集合体，甚至还是皇权力量的对抗体。
2-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这很好理解，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因为在封建王朝，最大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拥有了财富。
而文官集团通过科举制度的特权，以商养官，以官促商，实现了经济和商业的垄断。通过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垄断和优势，通过经济优势实现教育优势，通过教育优势实现科举优势，进而实现政治优势，最终反哺经济和仕途（荐官制度和承袭制度），这是一个闭环。但士绅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仅仅只是为了维系其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具体表现为：土地兼并和盐铁茶酒官营。本质就是地方官僚集团在经济上与中央的斗争。当然还表现在税收制度上。（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
也就是说，文官集团逐渐实现了对基层的经济和政治掌控（土地兼并，皇权不下县）。
如此，中央财政势必枯竭，要知道干什么都是需要用钱的。打仗，赈灾，保障最底层生存防止其造反。底层如果没有保障，结果就是造反！
明白了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宋明两朝亡天下的原因！
以文官集团为首的士绅阶层，通过掌握相权和地方与皇权一直进行着“斗争”，进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架空皇权和中央。而当皇权想进行变法改革改变局面时，遭到文官集团的疯狂反击和报复，最终失去天下！
比如宋朝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江南士大夫出卖给了赵宋；而赵宋王朝也被文官集团出卖给了金朝。王安石和范仲淹的变法和新政也都是失败收场。南宋岳飞的北伐失败也是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的疯狂打击，最终被害。
所以宋高宗赵构讲：非卿不忠，非朕不明！（这就是皇帝无法实现集权的无奈）
明朝的东南倭患本质就是江南士大夫支持的军事走私集团；明朝也是被江南士绅和山西土财主出卖给了满清。而张居正的改革和雍正皇帝的新政，本质还是向江南士绅下手。结果张居正给抄家，雍正的历史名声一直很差。
所以崇祯皇帝最后的绝望是：文臣皆可杀！（最终发现文臣才是最大的卖国贼，无君无父，有家无国）
当然崇祯皇帝看到的是“文臣”，其本质是：江南士绅文官利益集团。
这群人有家而无国，见利而忘义！
当时间来到今天，就是“个人资本利益集团和文官集团”（想想曾经某位刘姓证-监-会-主-席上台期间，多少江浙沪企业上市，你就明白了）。
但靠道德和自我约束（自我革命）能约束他们吗？
是制度可靠，还是道德可靠？是自我革命可靠，还是人民监督可靠？
而且最近二三十年这群人又抬头了，想想为什么以房产税和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离境税这些就是做不到？
从人民视角和中央视角，不得不防！
2024-11-20
没想到评论有这么大的反应！其实，如果你常读史书你会发现如下规律：
1-对皇帝而言，所谓“私德”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说你是“道德完人”就能做好皇帝。
对于道德的“宣扬”，无论是忠臣传，贰臣传，孝子贤臣等，这是“统治需要”，是维系稳定之需要，是凝聚人心之需要。（这就是人道之社会）
2-伦理道德，尤其是以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即食君禄，君即尔父，相比较西方的“神的子民”，更为天然。
那么作为最高统治者只要把“皇帝”等同于“父亲”，把“皇帝”等同于“天（天子）”，就可以实现“逻辑”的闭环。
即：服从皇帝就是顺应天命，对皇帝忠心就是对父母孝顺。
这就是后世儒家不断构筑的“思想和道德”体系。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做的就是这件事。
3-国家内的斗争，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是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的恩怨，是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的恩怨，是一种制度和另一种制度的恩怨。
而在一个集团，一个阶层，一种制度背后的是“一群人的利益”。
举个例子：
唐朝的宣武门之变和安史之乱。李世民的背后是陇右勋贵，而李建成的背后是山东-河北士族（非行政单位山东河北）。
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是太子党；但是后来投靠的李世民。魏征是“巨鹿人”（现在的河北邢台）。再比如太子的心腹王珪是山西祁县人。
而陇右勋贵和山东河北士族最大的矛盾就是“用人”之权，或者说做官的权力。可以这么说山东士族是看不上陇右勋贵的，包括李唐本人，这就是老钱对新钱的态度。
所以唐初虽然是科举制度，但是还是“世袭和荐官”制度，也就是陇右勋贵掌管了官僚体系，要知道在古代做官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无论你是从商还是土地，没有权力的庇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山东河北士族的“底蕴”太厚了，科举制度下，陇右完全没有赢的可能。
那么以陇右勋贵必然打击山东士族，就是在科举制度上。你可以考试厉害，但是我可以世袭。（具体就是荐官和荫封制度）
最具代表的就是“高适”（边塞诗人），他就是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为什么他会去“边疆”立功，去幽州节度使作幕僚，因为正规渠道没有他的机会。
而安史之乱的背后就是山东河北士族的支持。打仗打的是钱粮，尤其是正规军最先需要解决的是粮草问题。
当然，最终是山东河北的士族赢了。标志事件就是“杨炎的两税法改革”，最终结果是杨炎被贬，然后赐死。（杨炎727-781，属于唐（618-907）的中后期）
杨炎是陇右集团的，而唐朝的税收制度“租用调制”是对山东-河北士族比较友好的，因为其基础是均田制，而均田制一定对人口密集区域有利，恰好山东-河北地区是人口最密集地区，人多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的田多，经济自然发达；而“两税法”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即以人的资产为对象征收（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那么对山东河北士族而言，这就是冲着我来的。
那么，怎么可能让你活着？利益的斗争或者说政治斗争只有“你死我活”。
从此山东河北士族占据绝对优势，唐朝的国运也就开始一落千丈，再无翻身之可能。
当然士族和勋贵的斗争中，士族赢了。那么其对百姓的盘剥也就更加“刮地三尺”，而在科举和政治上更是形成了垄断，于是底层也就完全失去了机会。
最终天降猛人“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
2024-11-21
其实自古以来的所有王朝都在解决两个问题：
1-皇权不下县；2-土地兼并
1-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也就意味着最广大的“百姓”不能沐浴“皇恩”；“皇帝”治理天下必须依赖“士绅”这个阶层，必须依赖“家族”这个单位来治民。
于是只能通过“君臣=父子，君=父，尽忠=尽孝”来构建“同构性”。
而在这种结构下，士绅以及家族力量的强大，你觉得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还是更坏？造成的结果就是“士绅才是土地的主人”。
举个例子，很多开国皇帝都会讲“永不加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利集团的增加，土地兼并等等导致“税源”减少，那么就一定会选择“加赋”。当赋税加到老百姓无力承担时，那么各种矛盾自然会随之爆发。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通讯信息的发展，那么也为皇权下县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封建王朝的乡村，土地的所有权在士绅手里，于佃户的关系是雇佣，生产关系是依附，需要士绅来组织生产维系乡村稳定。那么，老百姓过得好与不好只能建立在“士绅”的良心和道德上，那么士绅的道德上限和下限就是百姓生活的上限下限。（正如封建王朝的百姓期待明君，期待清官，期待大侠）
但是“与之配套”还有文化建设。正如灾年施粥，士绅获得了百姓的认可，更能加强其社会地位。而士绅也把此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其更高的“人生追求”，即所有族人或者乡党的尊重。所以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老太爷去世后，二世祖们可能“翻脸不认人”。具体可以参看《天道》这部电视剧五台山论道电视剧中的删减版中，韩楚风所讲的那部分，即主流文化引导强者更高的人生追求。（个人觉得比较难，因为你不能保证所有的强势文化者都有此觉悟）
而教员实行的土改，一是土地为集体所有（公.有制），二是政权设置到乡镇，由政府组织生产，三是劳动关系自然也随之改变。
可以说从根本制度解决了“皇权不下县”的问题。
这里要明白，皇权越下沉，权力越向上集中！
周王朝天子的权力到诸侯；汉魏晋南北朝皇帝的权力到门阀；隋唐之后尤其是宋明皇帝的权力到士绅。
所以中央集权不光是一种制度，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于是，又诞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制约”权力。其实朱元璋所设置的制度具有开创性。首先是地方上的三权分立：卫所掌握兵权，布政使掌握财政权，按察使掌握司法权。于中央六部掌握行政权，大都督府掌管军权，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之权。这是标准的“三权分立”。
唯一的漏洞，也是皇帝制度本身的漏洞，皇帝谁来“制衡”？
2-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的本质是封建王朝的“官僚特权”，即皇权与士绅共天下的必然。即皇权“让利”给士绅，拉拢士绅为己所用。
因为士绅不纳粮，不用服徭役，那么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自然也就具备了经济上的优势，为其土地兼并提供了制度和物质基础。
这也是封建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主要矛盾。
制度的执行是需要成本的，并不是说皇帝一句话就立刻变成现实，那不是皇帝，那是上帝，是神。
并不是说你不做就诛你九族，那是昏君的取死之道，不是皇帝的治民之道。
正如伟人所讲的资本是化生的，而且我在《一眼阅万古：天道与人道篇 - 紫微在北的文章 - 知乎
紫微在北：一眼阅万古：天道与人道篇》所讲的“不变之人性”中所讲的，人生而不同，死而不同，活着也不同。既然人是有差异的，那么竞争的结果反应在经济上，就是“贫富差距”。这是不违背天道的。
那么，广义的“土地兼并”就是不可不免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即使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也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竞争上去影响结果。
但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若以此“天道”治国，内有道而必外显德，答案就是“再分配”。
怎么才能够“再分配”？答案其实就在“皇权不下县”中：中央集权。做过GJ而言，只有集权，才能能够有能力进行“再分配”。如果中央式微，那么就是三国，就是五代十国，就必然各自为政。
想想南宋的士大夫们，还会想着江北的“子民”吗？不光不会想着，还会视为“负担”。就像今天的“转移支付”，若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如何能够实现？
现在知道为什么“转移支付”，为什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了吗，为什么全国上下一盘棋了吗？
当然，这是最难的，我们有句俗话“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杀父之仇，何敢共天？
那么，问题就可以归根到两个问题上：
1-既然中央集权那么重要，是最终之路，那么“皇帝”的权力如何制约？
2-抑制土地兼并（资本），如何激活资本，如何活跃市场，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其实不难，皇帝的权力来自哪里？血缘（那是周天子的王道），军功（那是春秋五霸和项羽实行的霸道），来自上天（这是帝道）。也就是董仲舒一直到宋明理学构建的“皇帝制度体系”的合法性。
即君权神授，所以皇帝是“天子”，是上天之子。就像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那么你就拥有继承权一样。
而这权力虽然赋予皇帝，但不属于皇帝。（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既然天可以赋予皇帝权力，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赋予“民”呢？
所以一位先行者喊出了：“天赋民权”。
还记得我在《一眼阅万古：天道与人道篇 - 紫微在北的文章紫微在北：一眼阅万古：天道与人道篇》中讲“悟道”的四个次第吗？“人道”的最高阶是什么？
《天道》中，作者借丁元英之口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进窄门，窄门后面没有人，我们只有发现我们自己，恍然大悟，原来救世主就是自己，救世主不是人，是觉悟。
第一层，你从未想过走进那个窄门，但是包括你自己在内，所有人都告诉你，窄门里有一位上帝，于是你深信不疑，并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这是迷信。
第二层，当你走进窄门时，发现真的有一个上帝就坐在那里，于是你匍匐叩拜，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庇佑。这是宗教。
第三层，当你走进窄门时，看到却有一位“上帝”坐在中央，但是背对着你，当你走过去才看清，原来这个人是你自己。这是自悟。
第四层，当你走进窄门时，什么都没看到，于是你若有所思；而当你退出来时，回首才发现，从来都是空空如也，也从来都是花团锦簇。这是觉悟。
第三层就是“人道之社会”的终.极自悟，那个“上帝（天）”坐在中央，但是背对着你，当你你走过去才看清，原来这个人是你自己。
“人民就是天”，这个“天”从来只能是“人民”。
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天-赋-民-权，中-央-集-权；人-民-是-天，人-民-万-岁。（而这已经在19-20世纪被两位伟人构建和解决）
有人会说这是“跪舔皇权（权力）”，这里借用张牧之的一句话：不许跪，皇帝都没了，没有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得你们跪。”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你跪，那么只能是“天”，过去这个天是皇帝，是老爷们，是天地君亲师；那么现在和以后这个天就是“人民”。
因为“人民万岁”！（所以无论是制度上还是个人思想上，必定公者千古）
至于第二个问题，除了“再分配”，即“直接税”等强制措施外，有没有“以文化之”的方法。
这里贴《天道》中韩楚风所说的理论：
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
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更高的生命价值”是“道德满足感”，是“精神追求”。即马斯洛讲在《人类激励理论》中讲的五种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那么这种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就是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弱者和强者而言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是这种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和传统文化的道德上的精神追求，能够真正被“引导”吗？或者说真的要等到“人民精神追求极大提高”？
还是说如宗教中以“进天堂”，“修来世”等等来“以巧制巧，以欲引欲”的善巧？
个人能力有限，我在历史中还没找到更好的方法，希望听听你的见解！

中晚唐到北宋的所谓”变革“，结果是变出了类似今天欧美的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及其严密，既得利益者可以实现充分的勾结和媾和。还有科举制这种貌似能实现”阶级流动“的工具，迷惑了很多人。
自从哈耶克的这种”自由主义“被彻底奉上神坛以后，欧美的组织力肉眼可见的迅速退化，一代人就能发生惊人的巨变。
因此，春秋战国的公民兵，数量多，质量更高。而宋元明清的募兵，数量凑不齐，质量差的一批。而与春秋战国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显然比不上华夏，正走向衰落。
春秋战国的兵，平时种田有积极性，打仗能打赢。宋元明清的兵，平时就被官老爷当奴才使唤，打仗的时候人也不齐，战场上一哄而散。
历史之所以螺旋上升，因为有两个维度在相互作用，分别是组织力和生产力。
生产力层面上，当然是后世的比之前的要发达。
但组织力层面则不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组织力往往呈周期性变化。在扩张进取的时候，组织力强劲。在天天混日子玩土地兼并资本垄断的时候，组织力就衰落下去。
宋朝的科技够发达吧，辽朝的疆域够广阔吧。
照样被一群深山老林里出来的女真人干倒。这就是组织力退化的可怕后果。
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邮政效率极其高效，大伦敦地区，任何的邮件都可以在一天内送到。那今天英国的邮政是啥效率呢，留学生心里都有数吧。这背后当然就是大英帝国的没落。
宋明以后，国内的人地矛盾十分尖锐，其实如果把失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去开拓边疆，至少东北和西域肯定能牢牢抓住。但宋明的做法就是，让这些失地的农民为官老爷服务，要不进城市打工，要不在农村大地主家当仆人。总之就是让这些人没有自主权，而且工资收入也越来越低，从而沦为完全的人身依附者。
所以这种对蛮夷的胜负，跟经济水平没有关系，主要是组织力的问题。
宋代，是皇室和文臣（地主）合谋，以解除全社会的人组织力为代价，换取安稳。其结果就是，任何领域，无论军政商科，只要能做出成绩的，包括人和方法，都会被“主动躺到”的统治阶层所忌惮，乃至于不惜代价去摧毁。因为这种活力，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
为了屁股底下的座位，一切进步都必须摧毁。这样的思想，几乎毁灭了宋代以后每一个王朝。
大唐打仗相当于允许士兵合法免税加抢劫致富的一条路径，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就要交地租（租税），还有交一定数额的布匹（调税），最后还要服徭役（庸税），打仗的时候只需要出人头交血税。士兵们不仅免除徭役租税，还有战利品可以拿，这就是大唐军队嘎嘎厉害的原因，换成是你，估计也会盼着天天打仗。
反观大怂，打仗输赢没士兵什么事，还要被士大夫们克扣口粮战利品，赢了是士大夫运筹帷幄，输了是士兵们作战不力，士兵们又不傻，这仗随便比划两下就行了。
宋朝为什么不能打？最重要是土地所有制变了，土地国有制变成土地私有制
RedSea
看看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间线就知道了：
显德五年七月柴荣计划模仿唐朝均田，赐各道节度使均田图。
显德五年十月后周开始在河南进行均田。
显德五年，赐诸道均田诏，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渐宁，言念地征，罕臻艺极，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求轻重。卿受任方隅，深穷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乡闾致之源，明示条章，用分寄任。伫聆集事，允属惟公。”乃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使诸州检定民租。
先时，上因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令制素成图，直考其事，以便观览，遍赐诸道，议均定民租。至是，乃诏行之。
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开始北伐契丹。
五月柴荣北伐契丹，节节胜利，但是在计划攻打幽州的时候遭到手下将领集体反对，柴荣开始不同意，然后当天夜里就开始莫名其妙病情急转直下，不得不回去，路上群臣要求张永德劝说柴荣立刻返回京城。同时北伐路上发生无厘头的点检做天子事件，张永德被罢免换上赵匡胤。
五月乙巳朔，帝驻跸于瓦桥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诸将相继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彦晖以本城归顺。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丙午，帝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未可，帝不听。是夜，帝不豫，乃止。
（《却扫编》：周世宗既定三关，遇疾而退，至澶渊迟留不行，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汹惧。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亲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旦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乘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以君臣之意皆愿为此，世宗熟思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趣驾归京师。）
赵匡胤当皇帝以后的建隆二年，以均田令不实为民流放了一堆人。后面宋太祖时期的均田和北伐契丹，象征性成分比较大，实际上停止了。同时收兵权时期将大量国有土地放给各后周将领。后面干脆宣布不抑兼并。
赵匡胤这个皇帝，说白了就一后周内部既得利益集团扶持起来的工具人。
现在太平洋对岸某位总统不也是一上台全国媒体一片公正盈朝的歌颂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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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什么不能打？什么敌人太强大缺乏血性技术外流缺乏尚武精神没有马没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扯淡的
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所有制！
一切经济政治军事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分配问题，即社会财富究竟该怎么分配？
唐朝之后汉朝模式的国有土地经济和魏晋隋唐的庄园经济瓦解，中小地主经济兴起。由于中小地主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对皇权缺乏威胁，军事独裁者反而又可以重新建立稳固的中央集权君主独裁制度。但是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基础的主人——地主，不再像之前秦汉君王、魏晋豪强一样，兼具经济基础所有者、政权组织者、军事组织者的三重身份。
地主是经济基础的所有者，直接掌握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但是他们只是政权的依附者，科举制度决定了他们只是随时可以被驱逐出的客人，而不是政权的主人。军事则脱离了他们的生活，除了部分边境地区或动乱时代，地主不再是军队的组织者。军队被皇权和依附皇权的贵戚掌握。
这种错位关系导致地主不是组织动员力的来源，反而成为了组织动员力的阻碍。他们是最掌握基层财富和人力的人，但是这种掌握不是用来更有效的动员，而是用来更有效的逃避动员。尽可能占便宜挖墙脚，偷逃税收，隐匿户口。等到政府军队失败的时候，由于长期脱离军事生活，缺乏军事能力，地主团练只能打打起义农民，打不了外来强敌。而且缺乏高层次的军事组织，分散的地主武装不是大规模军队的对手。
皇帝中央政府由于不是经济基础的所有者，因此丧失了对人力物力的掌握，动员力极度下降。他们只能用以高昂成本艰难征收的税收，雇佣价格昂贵的士兵。于是，军队成了一次性的小型军队。因为仅仅维持这个军队，就已经耗尽财源了。
为什么唐朝后，周边蛮族学习汉制会变得很能打，而汉地自己反而不能打了？为什么蛮族进了中原一段时间后也不能打了，难道汉地有不能打的瘟疫吗？为什么汉地在残破的时候能打，社会繁荣的时候反而不能打了？
答案是蛮族处于原始部落或氏族经济基础中，与秦汉国有经济或魏晋庄园经济有相似处。学习汉制会极大强化他们的动员力，重现秦汉横扫东亚的威力。而汉地本身更先进的的地主经济基础和汉制反而不配套了，动员力反而大幅下降。
蛮族进了中原后，很快会和更先进的地主经济合流，这个时候他们一样不配套了，自然很快衰弱下来。
汉地残破的时候，往往会实行屯田等政策，又会短暂出现类似国有经济体制，再次与政治军事制度匹配起来。例如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南宋初年岳飞的屯田，蒙古千户制度，明初朱元璋屯田，明末李定国屯田，清初八旗圈地等等。但是社会繁荣后会自然转为地主经济，再次出现经济基础与政治军事体制不配套。
明初的屯田经济自耕农经济，让君主独裁体制获得了最大的动员力。而明末的地主经济、商品经济，反而与君主独裁体制发生了冲突。导致动员力在内耗中大幅降低。
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必然反地主，导致地主阶级在改朝换代之际往往选择投靠边疆蛮族势力保住既得利益，导致汉人农民起义军势力不能顺利接盘旧王朝。
这个逻辑发展到极致那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蒋介石那句宁可亡于日本不可亡于共产党的话。
唐朝以后中原周边各个民族政权的历史，这些政权也经过了“汉唐”到“宋朝”再到“明末”这么一个类似的历史过程。无论从唐代的吐蕃王朝到宋代吐蕃部落，契丹辽朝，女真金朝，越南李朝陈朝，从高句丽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从南诏到大理国，都是实行土地国有制或者封建领主制的时候军事上最强盛(类似汉唐这个历史阶段)，土地国有制解体后转向封建领主制，最终转向封建大地主私有制(类似宋朝到明末这个历史阶段)，最终因为国家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无法进行有效国防动员而或是分崩离析或是亡于外族。和中原内地汉唐到宋朝明末的历史发展过程十分类似。
唐玄宗朝、吐蕃赤德松赞朝、辽道宗天祚帝朝、宋徽宗朝、金章宗朝、明万历朝正分别是他们政权大地主所有制经济急速发展期，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
又以和古典型中国最为类似的朝鲜半岛文明为例，无论是王氏高丽的田柴科制度还是是李氏朝鲜前期实行的科田制度，都是旨在有效打击豪强地主，维持国家的动员能力这个历史阶段就类似半岛上的汉唐阶段。王氏高丽时期，能够以一个小小的半岛成为契丹女真蒙古头疼不已的小强。李氏朝鲜后期，大地主集团全面壮大，迫使统治者实行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这个历史阶段就相当于宋朝和明末阶段。最终李氏朝鲜和宋朝明末的结局一样，因为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无法进行有效的国防动员而亡于外族。
那么宋朝政权在这方面有啥自身原因造成的先天局限性呢？
那就是他的和军头官僚勾结以土地等财富资源分赃的建国模式。
为什么一般篡位的帝王名声不好，但是像赵匡胤这样白嫖老板江山的却一片好评？
因为所谓“后宋”和前五代根本没本质区别，本质上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五代乱世中军头大地主和官僚大地主阶级不得已推举出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维持会，宋朝不能强盛本质上和近代晚清北洋政府不能让中国强大只有本朝的土改才能救是一个原因。
汉朝强盛期和唐初和明初都是以国有土地所有制为主，对民间的土地交易也进行严格的管制，而两宋开国就是土地国有制完全崩溃的局面，因此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
但是由于赵宋和军头大官僚所勾结的建国模式，导致赵宋开国全国土地就没有和其他主要王朝一样重新分配，而是快速向大地主手中集中，王朝周期律被大大加速了，两宋甚至出现过8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2%的大地主手里的局势，所以严格来讲比起赵官家这些人才是赵宋真正的统治阶级。
所以两宋政府为了维护这个政治基本盘的利益总体上必须搞对国内自耕农阶层竭力压榨镇压，对外族妥协的政治路线。一旦出现统治集团的政策不能维护这个政权所属于的阶级利益那他的政策就会失败或是直接被换掉。越是改革越是得罪这个政治基本盘结局越惨。任何在赵宋试图推动强国强兵的改革都会触动大地主们利益和蒋公子打虎那般惨烈的彻底失败。
赵宋这个情况，积重难返，就是秦皇汉武当皇帝加上卫霍韩白为将而不能救。因为这并不只是几个决策者的问题，是他自己从头到尾都被大宋地主阶级政权绑架的阶级属性决定的。
赵宋上承晚唐五代开始的延续千年的国有土地所有制完全解体的趋势，开国就接近其他王朝末期大规模农民起义前夕的土地兼并和私有化水平，这个政权又是和军头大地主大官僚勾结获得的天下，问题更加严重，区区几十年就搞出了前无古人的土地兼并程度，而导致这个局面的又是他自己的统治基础，不可能做砍断自己手脚的改革。
赵宋这种情况下谁来当家也只能死的好看一点罢了。哪怕体制内出了个能人，杀光了赵家全家，那也是执行没有赵家的大宋路线罢了。要想改变，只能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比如外族入侵或者朱元璋这样的农民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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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一个碗：明朝，是典型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状态的社会标本，其出现的各种问题情况，对现在有太多太多启迪作用。
曾经对秦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总结为封建社会，这是极其错误的。
因为：
1，春秋中后期，高炉冶铁逐渐成熟，铁质农具开始普及，人类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生产力飞跃。（青铜时代，劳动工具主要是木石骨器，跟1万年前相仿）氏族集体庄园（井田制）开始废除，小农经济逐渐成为主流。
2，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承认土地私有，承认财产私有，每家每户开始有了个人资产和资本，手工业，商业逐渐发达。随着资本增殖加快，大商人大地主开始出现，甚至出现局部地区的垄断商人，垄断地主。（如吕不韦，如卓王孙，和各种田连阡陌的世家）
3，社会结构从组织管理各个氏族，变成组织管理各个户口，即从诸侯大夫制度，变成了郡县乡里制度。国家的主要统治管理阶层，从大氏族，变成了大地主，大商人。
总之：
你可以叫这个社会为秦制，也可以叫它封建制，其实，最准确的叫法应该是：
铁器普及下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而现在，应该叫机器普及下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不管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工业资本主义，资本的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所以，研究明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处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太多太好的借鉴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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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制催生出了座师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袁崇焕个人能力还是有一些的，但是身不由己啊！袁崇焕从闲赋在家到直升蓟辽督师，为什么？因为他的座师当了内阁首辅。这个座师是山西人，现在大家都知道晋商通满清，当时可是机密。知道毛文龙为什么有恃无恐吗？因为他拿捏的是东林党的把柄，东林党海贸走私有朝鲜做白手套，算是和气生财，手里漏点就够毛文龙吃的。但是晋商不行，他们没有白手套，所以毛文龙只能死。袁崇焕再不愿意也得动这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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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庄园制下人身依附关系远胜近古，庄园制经济作为统治阶层的地主豪强比后世士大夫强的不止是弓马娴熟、畜力资源丰富和所谓的尚武，更重要的是该种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生活人力是最常用的资源，对于上上下下组织力的锻炼远不是后世可比。
举几个例子，隋唐时期让摧枯拉朽的李世民最难受的西秦薛举祖上就是晋末豪强，聚族而居万人规模，当年让几乎全盛时期的符坚大帝都不敢动手，北魏时期也没拿他怎样，只能官爵拉拢，隋末一旦起事，明明不是百战老兵，战斗力却胜过隋末的官军，李唐精锐几次被败，战斗经验更丰富的宇文化及、王世充都远不如。还有窦建德这种务农出身，起事不久就能拉起天下强兵，无论从速度还是数量都不是后世农民起义可比。
秦汉可以用刑徒败义军、灭北匈奴，韩信当年可以驱市人为兵成楚汉争霸的精锐，后世哪怕最接近近代化练兵的戚继光都放弃治疗找矿工，这也是不同经济体制的兵源素质和组织力度不同，后世无法复制。
汉唐豪强世家和宋明清士绅虽然都会隐藏人口，减少税收。但是，不同的是汉唐豪强世家会自动地发起地方的行政工作。但宋明清士绅不会。铁路和电报才是郡县制匹配的技术。古中国用郡县制，是天才是早熟，也是悲剧。
宋朝以前，国家的赏赐的方式是土地。承认土地所有权。而宋之后则是赏赐的是金钱。赏赐金钱以后大头兵就不需要中央承认土地所以权，靠金钱购买就可以了。对中央的认可度就下滑。这些都是人和土地关系的改变而构成的。在税收方面，汉唐都是轻赋重劳役。宋以后是重赋轻劳役。政府用收上去的钱，雇人做劳役。因为人口多了。
汉唐时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意思是“拥有着土地，也掌握着基本的晋升渠道的有产者倾向于维护既有的制度，相当于买入了汉唐的股份”也就是说恒产者以下的人全是打工人，供养着的是所有的恒产阶层，皇帝只是占的股份多一点而已。
但科举制的出现，实质上是将汉唐这个公司私有化了，所有的股份都是皇帝的。小地主大地主没法通过土地作为股份直接影响公司的决策，而是要通过科举的方式来成为公司的高级打工人。相当于皇帝把土地所有者的权力给收割到了自己的手中。
因此，自宋以后恒产者或者说世家作为一个阶层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两类人，掌握所有权力的皇帝和拼命靠近皇帝想得到权力代理权的科举人。所以宋公司的发展（扩张）并不能为平民带来利益，汉唐的武德充沛也不是为爱发电呀。
往深了说，科举前的恒产者们也都有当皇帝的机会，主要通过种种操作让他取代皇帝成为最大的股东，这一点肯定是皇权不能容忍的事。
科举后当官当的再大也是皇帝的打工仔，一点股份都没有，所以没有机会取代皇帝自己上位。所以科举成熟前有大量的禅代发生，宋代之后所有朝代更迭都是武力生推。
宋之后的王朝与其说私有化，不如说是股东分散化。
就是皇帝这个头号股东，用种种手段把大股东们全都清理出局，但是他并没有把全部股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上，也就是没有私有化。
相反，他是把大股东们的股份，全都分散化，分给大量的小股东（地主），同时换取小股东同意不要求人事权（科举），理由是股东多岗位少，大家竞聘上岗。小股东们觉得这也公道，就算自己现在上不了岗，将来也有机会上岗。
头号股东掌握了人事权，小股东数量太多，联合起来的成本太高。因此不能反对头号股东。
然而小股东们身单力薄，抗不起公司的大局。而且不在岗位上的小股东，也觉得自己没必要去扛大局。
在岗位上的小股东，则觉得捞一点也无妨，这么大的公司，我捞这一点无关大局。反而对于我的小家而言，这一点却可能决定未来能否生存下去。
于是头号股东，外要对抗竞争友商，内要对抗挖墙脚的小股东。基本上是不用指望小股东有任何助力了。
原本和友商竞争，头号股东30%股份收益可以调动，剩余7家占股10%的大股东，每家出5%，可以调动65%的股份收益。
现在头号股东要拿15%的股份收益雇人，盯住千千万占股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25%的收益，头号股东相当于只能调动40%股份收益。
一旦头号股东不够精明强干，被手下人和小股东合伙欺瞒（手下人也来自小股东），拿15%的股份收益雇人，却连5%的收益都拿不到。头号股东能调动的股份收益就只剩2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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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和军事动员义务的权责统一，是古代效率最高的方式。
科举文官隐没土地，搞书中自有黄金屋那套，考试公平分蛋糕，公平有什么用，九州又不是孤岛与世隔绝，能给你玩这套逻辑自洽但是空对空的玩意。
各地区的权力源头都是暴力，重要的是分到蛋糕的人要承担相应的武力份额。你不认同，那就胡人入关当主子，他来认同。征服者当然是让汉人考科举，科举制搭配胡主简直是儒家的理想国。
康熙朝两江总督15人，9个满洲，3个汉军旗，3个汉人。
一族几十万人，出来的高官，特别是掌兵权的位置，不比你上亿人出来的少。
这就是血酬啊。
胡主保障士大夫的经济特权，士大夫为胡主的合法性背书，带清：我掌握了真理。
东亚因为和外界地理相对隔绝，几乎没有过同级文明的挑战，所以只要统一了大多数宜耕地，就可以靠体量碾压其他小对手，所以统一天下以后，就难免朝着重文和维稳的方向发展了。这种生产关系下外战固然一塌糊涂，对内却便于皇权维持统治，所以所有入主中原的政权都会倾向于这种制度。宋到清中原政权更迭的频率远远低于前面一千年也在于此。
因为对内分赃，对外赎买（打钱），非常高效。直到经济梗阻或者气候变化，否则这个可以一直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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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引用一下唐史学者武建国先生的论文：

郦家驹先生的宋代土地制度史：

矛盾主次不分，
该处理阶级矛盾的时候，把民族矛盾当做了主要矛盾；
该处理民族矛盾的时候，把阶级矛盾当做了主要矛盾。
最典型的就是明末，
明军大头兵偷了地主家一只鸡，最终能演变成吴桥兵变；
地主阶级把满清迎进来，以为能继续蒙元的包税游戏，结果满人驱使投降的明军屠了江南；
农民军和官军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又不得不一起抗清。
整个《南明史》越读越变扭，越读越憋屈，但这就对了！
没有南明这个失败案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建立的那么轻松（相对的），张学良杨虎城这种不缺荣华富贵的军阀也不可能愿意冒险。

元、清其实有相当程度的区别。
元人有一种因武力雄健和自我神话带来的粗枝大叶的性格。他们对于被征服者的文化结构和生存状态有一种因自我乐观而带来的漠不关心。而且对于占据中原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能拿着这块地多点享受当然好，但拿不了了，大不了收拾行李回草原去。
文化渗透我？没事没事，我都学。于是元人对于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文化来者不拒，儒、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甚至还有耶，都来者不拒“试试看”；这种态度因为多元性的引入，带来了两个后果，使部分汉人有了“亡天下”的观感：
第一个后果是儒家陷入了竞争性危机当中。劝进、定正朔、颂圣、开科，这一套流程用了，元人也没有明显拒绝，但是流程走完又该干嘛干嘛去了。元人不是刻意打压你的文化结构，搞出一套清人弄出来的文字狱；他们只是不关心，不在意，他们已经见过了欧亚大陆的大千世界，儒家的普世性在他们的目光中飞快退却。“士大夫”在他们眼中不是什么遵从四纲领八条目的地区性圣人，而被比附为东亚特殊僧人-包税官。
第二个后果是全民市民化的浪潮兴起。市民化是什么样的？滑稽的、通俗的、市井的、功利的、开放的；这一件件正冲击着南宋理学家进行的儒家平民化的努力。男女之防、仁礼之约，被市民们的调笑和生活冲击。老百姓想披头散发就披头散发，想穿胡服就穿胡服，基层的伦理治理被瓦解，各式各样的杂剧自由创作，元人统治者作为一群粗疏的人不但不反感，并且只要交好税，他们还乐在其中。在道学先生看来，那还了得？
所以汉人地主在元明鼎革之际时心情是矛盾复杂的。
一方面，他们本着自己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对于元人粗枝大叶的统治是不抵触的。交足元人的，榨够农民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何乐而不为呢？并且元代汉族地主甚至恢复了一些东汉地方大族层次的组织和武装力量。
一方面，他们自小学习的儒家经义在投入到政治实践中时失效了，又让他们心情苦闷（注意，不是无法投入到政治实践，元人始终允许他们参与，然后他们辩经谁都辩不过，治理技术也不如色目人，这就Emmm）。
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土壤。元人的粗疏是一种机会，汉人地主的犹豫更是大大的机会；成，又是一场逐鹿游戏；预判错误，无非也就是遭遇一次在山西的局面。
所以元末起义中混在农民军中间的也有大量左右横跳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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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情况则更为严峻一些。
因为清人有多大程度上是像元人那样以堂堂武备轰开汉人的国门，这是要打个问号的。不然“入关”这个词不会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机会主义、军事冒险主义胜利的代名词。
这种机会主义胜利，使清人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敏感性。
举个例子，汉人知识分子在遭遇异族入主时，所能期求的最好结果，今天叫“汉化”，但对于他们来说，是“读经”。
清人：满足你们。
于是我们发现，历朝历代对经学钻研很深的皇帝，大部分集中在清朝。清朝皇帝对四书五经的通晓，是在进士及格线以上的。
但这不是什么好事。汉人知识分子很快发现，当自己在用经学知识隐晦的劝喻皇帝，并为此洋洋自得的时候，皇帝用更深的经学义理严厉的驳回了他的所有观点。
“我写字比你们好看，经义读的比你们熟，对于佛学和道教还有研究，我还搞懂了你们这辈子不可能学到的西人学问。并且，我手上还有武器。”
很多人从案件数量、杀人数量等方面去衡量文字狱的大小，进而用文字狱概括清代的意识形态统治特征，这是井蛙窥天。
真正的问题在于清人是从经义的角度去打入经义的痛点。打的你汉人知识分子的郑王马朱复起不敢胡言。
还有乾隆的一万首诗，那可不是写着玩玩的，而是要告诉汉人知识分子，我不但懂经义，我还懂你们的修辞手段；虽然我写的不好，但你们的修辞游戏是怎么玩的我都知道，想像白居易一样隐喻一个“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想蒙混过关，在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清代统治者尊崇朱熹，王阳明心学本来可以是一个反抗武器，但王子的心学不是已经被明人自己打成妖学了吗？
所以清代的汉人知识分子只能用一种很迂回的方式继续抵抗。
这就是天下独步的“清代子学”的由来。
用小学解构经义（也就是被清统治者占据的“大学”）。
复兴诸子学（连墨子这样几千年没人能读懂的偏门都被复活了，你敢相信吗）来瓦解被清人占据了生态位的朱子理学。
性灵攻桐城。
做完这些以后，这些清代汉人知识分子还很谦卑无辜的说：我们只是在恢复古书，我们只是在做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小学”。
这么搞的结果，是到了清末，
康有为梁启超跳出来了，廖平跳出来了。
学佛的谭嗣同跳出来了。
章太炎跳出来了。
大清就这样被送走了。

元清两次亡天下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汉人权贵阶层对于全体汉民族的背叛
尤其是明朝末年
有了明末惨痛经历的教训，也让后边在民国抗日时期，一句“勿复南明旧事“可以让当时很多掌权的势力取得共识，并最终能够非常广泛的建立起统一战线
不是说民国时期那些权贵阶层道德情操多么高尚（看看凯申45年之后签的买办条约），而是明朝亡天下后，把那些权贵杀怕了，一定程度上不敢乱玩了

原因就是古代汉人太强大了。
国家被灭，从此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才是历史的主流。像汉人这样，只被异族彻底击败两次，而且还能光复国家。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没有多少民族能做到。
古埃及被波斯征服，没能复国。罗马帝国碎成一地，也没能重建。只要不复国，就不会灭亡两次。看看元帝国和清帝国，它们就不会失败两次，因为它们没这个资格。

汉人在北宋以后不停的被少数民族夺取政权的时间线，正好与科举制作为国家人才的主要选拔制度的时间线相重合。也就是说，当汉人政权完全转向文官体制后（之前是文武结合，甚至武的地位更高），就逐步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压制，乃至到了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表现的非常保守和克制。
科举制后形成的文官集团逐步掌握了国家兵权的决策权与监督权，但前线指挥仍依赖武将执行，形成“文主武从”的权力结构。这一模式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军政效率低下、应对突发危机能力不足的隐患，而少数民族政权兴起时，往往采取的是武人主导的战时体制，很容易在军事上对汉人政权形成压制。也可以说，这是为了政权稳定而放弃尚武风气后的副作用
为何全面转向文官体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文官选拔体制剥离了人才的军事技能和体育技能，从个体上弱化了人的进取意识和扩张性，进而导致文官集体性的内敛。如汉唐“封狼居胥”“燕然勒石”的尚武叙事，被宋明“澶渊之盟”“隆庆和议”的维稳逻辑取代，士大夫以“不启边衅”为政治正确。
汉唐时期：依托骑兵优势（汉之“河西养马地”、唐之“监牧制”）和开放心态（丝路贸易），采取攻势防御。
宋明时期：北宋时期议和二字贯穿王朝主线；明朝重修长城、行海禁，朱棣死后继任者们便开始放弃西南、东北等大片控制区，并叫停下西洋，从“陆海并进”退守“内陆长城”。
2. 科举选拔制度使得人才不再需要到战场上出生入死，就可以得到功名，那谁还愿意去边疆出生入死呢？
前科举制时代：门阀士族垄断仕途。寒门子弟子弟依靠军事功勋（如唐代府兵制）曾是突破阶层的重要途径。
后科举制时代：取士规模扩大（如宋太宗朝年均录取人数较唐代增长10倍），且取消门第限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读书—科举—入仕成为最稳定的阶层跃迁路径，客观上吸引了社会精英向文职集中。
3. 文官是皇权管理国家的依靠，不管谁当皇帝，都要依靠文官集团来实施政治纲领。同样的，外族来了同样需要原来的文官继续管理国家，这就让文官集团有了与皇权和外来政权讨价还价的资本，也不用担心被赶尽杀绝，甚至可以取得更高的地位，投降自然就没有太多负担。（武官将帅前期投降虽然也能得到好处，但是后期还是容易被清算）
如南宋灭亡时，江南士族（如嘉兴陆氏）迅速归附元朝以保全田产；明末东林党人钱谦益降清后仍任礼部侍郎，延续家族政治影响力。蒙古灭金后，北方汉人世侯（如史天泽、张柔）与元廷合作，维持地方统治；清军入关后，前明进士陈名夏、冯铨等迅速进入清廷内阁，形成“贰臣集团”。
4. 文官体制之所以被后世王朝不停的沿用，就在于他的安全性，以及对武官和勋贵集团的压制作用。这也导致了当王朝要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时，文官集团往往会从中作梗，防止武官集团通过对外建功而提升地位。
如岳飞、韩世忠等武将因抗金战功声望日隆，但宋高宗与秦桧联手收兵权，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岳飞，重启文官主导的枢密院体制。戚继光需贿赂张居正以维持地位，俞大猷因文官弹劾屡遭罢免。
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汉唐覆灭后所形成的割据政权还是很能打，少数民族难有可趁之机，而宋明却被少数民族政权快速取代。但是，也许科举制后形成的文官集团掌兵导致的军事衰落与战略保守，本质是中华文明在“大一统”与“军事效能”之间的艰难权衡吧。
以上为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源于我们的科举精英太垃圾，明明是一群酒囊饭袋却凭着考试身居高位。
源于我们的社会长期“权责不对等”。
爱钻营和会来事的人才比比皆是，真到比办事智慧和担当能力的时候，大多数人却跑得没踪影。
如何来理解，且听我慢慢解释。
首先，我要纠正很多人的错误观念。
文明兴衰，从来不是讲公平，不是人人有上升空间，就会变强。“公平”只是个文明的程序命题，只能用来对内治理的稳定性上。
而是讲效率和能力。文明之争，比的就是谁的人才储备多，比的就是谁的精英更拔尖，谁就更有优势。文明兴衰是个结果命题，是不计方式地比谁的总量更大，谁的文明就更能生存下去。
举个例子。
汉武帝重用的卫青、霍去病，政治身份是外戚。
路易十四手下立下重大战功的将军，是他亲弟弟。腓特烈大帝手下最能打的将军，也是他亲弟弟。
如今，无论中国法国德国，当回忆起汉武帝时期、“太阳王时代”、腓特烈大帝时期。会有人会天天怒骂，这些将军都是“关系户”吗，上位方式不合理合规吗？
正常人都不会，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其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这既就说明了，只要当权者带来文明果实足够丰厚，就能掩盖掉国家程序上的瑕疵。也说明了，真正的人才压根是不需要培养。只要能给他们舞台和机会，他们就能将能力变现。
可问题来了，中国在唐代以后为什么孜孜不倦地在人才筛选过程中设下诸多难题，还美其名曰“历练”呢？
其本质就是为了皇权稳定。唐代以后的统治者假借以公平的方式（科举、升迁考绩等）向下进行极为细致的权力分割，让社会资源和社会人群丧失谋生的自主意识，实现皇权的一家独大。
但同样的，也让中国社会丧失原有的底蕴。
我们就拿被外族灭亡的南宋和明朝来说。
虽然南宋偏安之后，就避免不了被外族灭亡的命运。因为体量太小，根本抗衡不了整合北中国和中亚的蒙古帝国。
但是唐代以来的皇权思维，还是为我们的文明存续拖了后腿。
比如宋末三杰的陆秀夫、文天祥。他们在气节上当然豪气干云，但在能力和眼光上并不出类拔萃。
他们在宋末局势上，有诸多误判。一味尊奉朝廷，以朝廷的名义招兵买马。却从未想着南宋朝廷在大厦将倾的局面上，能有多少约束力。不知道向仅存根据地放权，号召全体的地主豪绅共同抗击异族。
元兵虽然势如破竹，但他们一心想决战的急性子，也是让战败后彻底光复无望。
他们二人是宋朝的忠臣，我们的民族英雄。但他们的战略规划却没有像他们的人格光辉一样圆满，从容不迫。
可他们却已经是宋朝市面上最优质的人才，因为在宋朝非士子出身的人群，武将遭受打压，其他人群更难出头。
到了明朝，皇权更加势大，所造成精英能力不足的现象更加严重。
明末的史可法、黄道周、马士英。他们三人如今的口碑，只来源于他们的私德上。史可法忠烈，黄道周殉道，马士英奸诈。
可他们三人，却也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全都守节殉国。第二，都是能力不足，对明末局势没有任何帮助。
史可法幻想着联虏平寇，被发配扬州守边，面对清军逼近没有任何对策。
黄道周多讲仁义之道，但对治国安邦提供不了意见。
马士英临近亡国，还在搞党争，手握大权拿不出半点应对清军之策。
他们三人都是科举一步步考上来的，可照样对治国理政一窍不通。
他们三人由于留存气节，在历史总评还是正面形象。可那些既没气节又没能力的科举官僚，在明末比比皆是。
你说，相比之下。灭亡南宋和南明，这些官僚的对手，世袭勋贵的张弘范和流寇出身的李成栋。
谁的社会身份和升迁过程更符合公序良俗，可又是谁造成的政局走向功劳最大呢？
所以，唐代以后为了皇权独揽大权，总用科举思维筛选人才的流动。到头来，就是政权危难之际，人才储备空前告急。
毕竟政权乃至文明的存续，除了内部稳定，还有外部威胁。内部问题可以靠只读圣贤书的庸才糊弄了事，可面对外部威胁你选的人才，能力不过硬能行吗？
政权灭亡，后继者只用打找制度上的补丁。可文明灭亡，只有一种理由，那就是你不够强。
当然，政权和文明，两者的相关性是很紧密的。政权是文明的容器，两者向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可文明内部的人群秉性，同样也是政权环境塑造的。
当这个政权一直用科举思维管理国家时，那必然科举程序上的行为也会塑造整个社会的认知。
科举制度所携带的流动性和高筛选性，天然会让“一考定终身，官级来打分”的科举奖赏机制，把整个社会文化变成“赢家通吃”的思维。
大家都只在意在职能上如何把人斗赢，抢得更多资源。从不在意如何把资源和职能开发更彻底，更尽责。
就好比北宋的新旧党争。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期间。新党旧党，每次轮番上台，都会推翻敌党政令，重新再来。就是为了在权势上压过对手
可是国家改革不是游戏改数据，每次都是付出足够的社会代价，社会资源只会变得更少。可是这些党争的人群就是全然不顾。
到了靖康年间，宋钦宗整顿朝纲，又废除了新党出身的蔡京所有政策，换新一套做法。
皇帝亲自下场党争，打击臣下的手段却依然是废除旧例，一切重来。全然不管蔡京掌权时，他的政策已经渗入宋朝的每个毛孔。
这种翻来覆去的变革，只为了比权术上的高低，国家焉能变好？每一次折腾，都是一次国力的损耗。
这些高官们，要么还在庙堂之上，要么就下野。进退自如。可遭殃的是，整个社会。
到了明末，东林党从万历年间“争国本”崭露头角，到崇祯铲除阉党彻底做大。期间，没有为国家办点好事。
他们和北宋官员最大的不同是，北宋官员“贪权”，他们“沽名”。他们的道德人设，打造得更好。
他们常常能在儒家的道德制高点，把皇帝怼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呢，相比他们在明末朝堂上的存在感，他们的兴衰周期却如同“季节性生物”那样短暂。在1644年以后，你没有看到他们啸聚山林，也没看到他们集体死节。他们突然就“灭亡”了。
明朝还在时给了这些东林党人说话的权利，可到了明朝灭亡后，擅长华夷之辩的东林党人却没有谋取民族存续的权益。
好事都让你做了，好名声都让你担了，好官职也让你威风了。可到了真出事有风险的时候，你却没人影了。
这是怎样的“权责不对等”啊。
这就是科举化社会的后果，当国家机器虹吸一切社会力量，社会等级全靠官僚体制赋能时。社会责任同样也高度原子化。
人人都只在意水位的高点，没人在意水速是疾是徐，水量是干涸还是溢满。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要说，我为什么只拿科举说事，难不成我们历史没有其他问题吗，科举没有优点吗？
当然都有。可是科举化现象，使我们这国家一千年多来最显著的特征。它把我们国家机器进化过程中的集权难题，一切都具象化了。从科举延伸的脉络，你能看到信奉科举的宋朝和明朝，为什么走到危险的地步，又为什么会灭亡。
比如徐阶，斗倒严嵩，权倾天下。可是告老还乡后，政敌高拱却能找理由让徐家百年经营毁于一旦，仅仅因为徐阶已经没有实权。你说朝廷是第一天知道徐家违法乱纪吗，可是斗倒徐家只用片刻功夫。
大奸臣严嵩，年轻时被认为励志青年，是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严嵩的曾爷爷是四川布政使，到了严嵩他爹时却已经揭不开锅了。前后只过了二三十年。在物产不发达的年代，阶级滑落如此之快，不令人脊背发凉吗？
这两个现象都说明了，社会依附科举产生的资源斗争是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这种模式，看似给了普通人机会。可就如我前文所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们一个文明啊。到了文明竞争时，是比谁的总量更大啊？
而明朝到了末年，没有任何强大的地主豪绅拯救国家危难，就是这种资源原子化原因。而这些科举官僚，又有几个为明朝死节，又有几个能拯救社稷呢？
而宋朝在皇帝的礼遇和名声上，都胜过明朝，是由于他们开国时就制定了神化科举尊重读书人的国策。
可正因为开国就背上这么重的包袱，导致宋朝的文明利益和文人既得利益又是天然冲突的。毕竟管控国家，是需要博弈的，更多筹码的。当你想开路时，面前总有一个硕大的石头不能移动，那你所走之路必然是窄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宋朝官员看似人人为国家分忧，实际上是只有他们国家事务的话语权。变现实际行为上，国家并未变好。
毕竟国家变好的代价是自己，他们真的会改吗？
这些人是科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受益于制度而不是皇帝恩宠，他们自然能享有极大权力而不负责任。
这些人明明是靠统一试卷的答题技巧，成为了社会的人上人、却要被社会装填成各方各面的人才。那他们在面临自己不擅长时，更多表现自然是平庸。
国泰民安自娱自乐，都好说。外地入侵，一切弊病显露无疑。
这就是宋明两朝的死局。

元朝灭南宋，本质是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元朝给得太多了，包税制啊，乡绅直接成了土皇帝，搞得明朝建立了，还有一大批汉族乡绅是元朝的死忠！
清朝灭明朝反过来了，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了！
但是，明朝的乡绅老爷们以为满清会拿元朝的剧本，再爽一把，再玩包税制度，所以跪得很干脆。
万没想到，满清直接来个剃发易服，铁盘是八旗将士，你乡绅想玩元朝那套，做梦吧，钢刀伺候！
这个时候再反抗，农民起义军，乡绅势力都已经在不断的跳反和内耗中自己耗完了，全晚了！哪怕最后乡绅地主奇葩的和农民起义军联合了，也来不及了。

面对西伯利亚寒流带的侵略，亡国的民族数不胜数，难道都是自身原因？
很多时候，历史总会爆发出某种偶然性。
或者依然可以找到某种本质原因。那就是冷兵器时代，文明程度无法转换成绝对的军事实力。
很多人说，外族入侵自有大儒为之辩经。
但事实上，从来只有他们自己在为自己祖先的侵略，寻找某种道德合理性。
因为他们依然试图占据某种寄生的生态，依然试图主导寄生的体系。
面对西伯利亚寒流带的侵略，所谓的自我反省，都是对先人抵抗侵略的污蔑。
他们爱怎么说都可以，但我们如果信了，那才是挥之不去的劣根性。

过度原子化的社会遇到大规模变动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抗风险能力下降太厉害，资源组织成本过高（当然，初期资源组织成本低的时候社会上限高的可怕）。
具体可以去看大佬
@永乐大帝明成祖
的防清吹指南，大佬讲得更明白

以前的分析，都过于肤浅，甚至黑白颠倒，导致汉人近百年来一直在错误方向上反思。
这两次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都是高层出团结壬汉奸里通外国+王朝初年构建的儒学治国框架被“进步化”泛滥，城市公民整体堕落，宋朝是一开始就打压正确的程朱理学，搞秦汉以来的伪儒官聊系统那一套，最后搞成冗官冗员的庞大公务员系统+统战招安式兵制，流氓地痞参军；而明朝好歹在前期是按照理学治国(尤其洪武时代)，晚年心学进步化导致的伦理丧失物欲横流出来个巨寇李自成，在明军顶着新版五胡乱华在国家四境打仗平定蛮夷叛乱时候又制造巨大内乱。
而又因为明亡前后儒学的错乱，导致王道不兴，没有出现执正道扛大旗的人(李定国、郑成功将才也，不足以行王道、帅王师)导致后来儒士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吕留良的“华夷之辩大于君臣之义”，犯了硬生生把华夷之辨和君臣父子分割开的错误，到了有能力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集团出现就没有办法以儒治国，还得求助于缝合版基督，然后再单独突出华夷之辨，这就名不正言不顺，非常可惜。
但是，我劝那些想渗透/混进黄涵内部的目田壬醒醒，元清亡天下对汉族自然是灾难，但对于洋人来说恰恰是因为我们祖先民族意识强烈，才会把这两次耻辱看的这么重，同样的情况放欧洲不算啥，真就被民族融合了，欧洲其实也很少对以血统为根基的民族纯粹性有执念，它们搞的都是地域文化共同体大石榴，也就是“nation”。
至于以前进步壬热衷于讨论的什么科技，工业，皿煮，这都是最次要最无聊的，尚不如粉红的欧美因殖民地掠夺而崛起的认知。

要论本质，那就是汉人曾经的统治群体中，权力个体信任、放任非类异族的规模性参与汉人族群文明内务，让寄生虫盗着汉人族群的生产力，反而维续了它们自生早已经应该泯灭于自然界的族群。
宁在考古时发现消失的异族，也不要在血泪中献祭代代汉人
吃着汉人生产的蛋糕，寄生虫笑脸其乐融融；吃不了汉人的蛋糕时，饥寒的汉人就是蛋糕。
要论客观，那就是汉人成王败寇，武力不足，族群危亡的教训。
找出并修正汉人的统治体系缺陷是正常的，但是结果原因认证为否定汉人汉文明的历史发展，陷入归因方向标准必须要求“汉人历史必须符合唯一且完美路线的标准服从”，那么历史不再是历史，而汉人族群就会成为某些宗教信仰对于圣洁性追求的躯壳。

军事强大——和平——市民阶层崛起——人身依附解绑——军事孱弱——蛮族入侵——中央集权——人身依附——军事强大——轮回。
军事强大——和平——市民阶层崛起——人身依附解绑——军事孱弱——蛮族入侵——时间不够中央集权——蛮族胜利——文明堕落。
在上个版本，游牧民族和各类蛮族才是版本之子。低廉的动员价格（人命不值钱，天生的奴隶制度，天天在斗天斗地命不好的早就死了），不需要攀科技（帝国流出），马匹的赞助（马的生态就是草原）。
输几次很正常，像西欧一样有东中欧当挡箭牌的地方毕竟是少数。
输两次搞得我们有点精神错乱。
必须承认汉人不是天选之子，我们是凡人，弱小不是错误，傲慢才是。必须正视汉人衰弱的事实，必须坚定的维护汉族的利益，走错一步，全民奴隶的事情还会发生。对满清要一棍子打死，不要文明人的脸面，做好战争的心理建设。足够的耐心等待机会。

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能对全世界的历史都有一些了解，那么你们就会知道，全世界先进的农耕文明都有曾被野蛮的游牧、渔猎部落打败过的历史。
而汉人能在两次亡国亡天下之后再次复兴，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少见的。
话说回正题:
1、农业社会时代，农耕文明属于重资产，在战争中往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且农耕文明发展军事力量的成本高，难度大。
而此时的游牧部落等属于轻资产，在战争中往往是得胜一次就赚翻了。且游牧部落拥有大量的马匹，发展军事力量的成本低，难度小。
2、千日防贼，终究防不住千日做贼的。
3、工业时代来临后，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部落造成了降维打击。现如今工业文明的军事力量，相比农耕文明和游牧、渔猎部落而言，不亚于《三体》中的二向箔之于如今的地球。
区别在于，农耕文明可以直接向工业文明进化。而游牧、渔猎部落不能直接向工业文明进化，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是建在马背上的（这句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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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5-03-20 13:42:44 更:2025-03-20 1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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