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有人说蔡元培是412的策划者，屠夫刽子手，是真的吗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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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有人说蔡元培是412的策划者，屠夫刽子手，是真的吗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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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劝吃肉：“先生早年密造炸蛋，试图送走慈禧，那时连人都想送走，现在怎么连动物都心疼起来了?”蔡元培回答：“人有该送走的过错，可以送走。动物有什么错？…

这是事实，蔡元培确实是“清党”的主要策划者。
你要说蔡元培是陈独秀的好友，欣赏过陈独秀、李大钊，帮助过青年毛泽东，支持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喊过“劳工万岁”口号，保护过北大进步学生，这些是事实。
但蔡元培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坚定站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一边，坚持“反共、清共”，支持逮捕共产党人，甚至提供过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名单，其中还包括他的学生柳亚子，这也是事实。
他不是被逼的，不是被胁迫的，是主动参与、甚至试图领导“清党”的。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屠杀5000余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街头抓到穿西服、口袋插钢笔的人，就能当作共党处决了；地方上地主乡绅反攻倒算，残酷虐杀基层干部，很多国民党左派、农会干部都被当作“共党”杀了。

在蔡先生家乡，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这里面固然有大量的我党同志，但更多的是国民党左派，更多的还是无辜的国民党当员。浙江的豪绅地主假借清党之名，把各地宣传主张减少地租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当做“共党”枪决。
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蔡元培参与了名单的审阅、定稿。
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说老蒋“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
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声称“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这个“清党”，清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蔡先生是亲眼见证的，但他并依旧支持蒋介石，支持清党反共。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国民党中央周刊》记载：“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他们自己都知道，清党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 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 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12236人。
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致使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被杀害，基层职位空缺，结果被一些当地土豪劣绅所乘。如国民党四川省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占据了原先“共产党少年”的位置，而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原先都是土豪劣绅，他们结党营私，招上来的党员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为例，“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蒋介石清党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连黑社会杜月笙都能够去竞选上海市市长，青帮大佬黄金荣还被蒋介石封了官.....所谓清党，其实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绅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为滥杀无辜，基层国民党党员几乎被杀绝了，粗略估计，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杀了38万。
有人说，蔡先生和蒋介石不一样，蔡先生反对“胡乱杀人”。
确实，针对浙江清党文员会枪杀20多名中共党员及革命青年这件事，他曾经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明白；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吗？不能“胡乱杀人”，要调查清楚，确定是“罪大恶极”的XX分子，才能杀！
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忠厚长者”，支持新文化，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忽然会变得如此“杀气腾腾”？
首先你要搞清楚蔡元培的阶级属性。
历史上我们把辛亥革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当时同盟会、光复会、兴汉会、华兴会的老哥们中，革命党的核心主力里面，根本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唯一和资本家沾边的是南通的张謇，但他实际上是个“立宪派”，不支持革命。广大革命党人，其实都是乡绅、地主、封建官僚阶层的传统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人，对“民主”其实不感兴趣。
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背后挂的是朱元璋的头像；三民主义开宗明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个民族主义主张。孙文自己也承认：“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孙先生的朋友刘学询曾经说过：“我当洪秀全，你当杨秀清”。

特别是江浙的光复会元老们，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秋瑾、徐锡麟......他们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他们连自由民主共和都不太支持，他们的政治理想理想只是推翻满清政府，接下来做什么，他们不太关心。
这帮人，你让他们接受共和体制、议会政治，他们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这种“民主选举”方式，依旧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乡绅乡贤进入政坛，你看“民国”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路“议员”，不还是满清的老官僚、老乡绅、老地主知识分子嘛，有的人在大清的时候当总督，“革命”的时候把顶戴花翎一摘，辫子一剪，立马就成了民国的督军、大帅了。
如果太平无事，这帮人会支持建立高等学府，给教授开高工资，支持研究学问，甚至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也会口头上同情“劳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吴佩孚，也曾经号称支持“社会主义”。
但是你指望这帮人能够理解被压迫被剥削最深的工人和农民？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理解工会、农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实你宣传打倒资本家，他们并不介意，因为他们不算什么资本家，他们也不懂啥是资本家，但是你如果宣传减少地租、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那就要了他们的命了，谁是地主？谁是土豪劣绅？他们恨不得把你剥皮点天灯。
这就叫“阶级矛盾”和“阶级仇恨”，平时可以温情脉脉和你讨论学问，但你动了他们的剥削、压迫的统治根基，他们是要杀人的。
对于“反共”、“清党”这段黑历史，蔡元培本人是坦诚的，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意思是——我干的，不要全怪吴稚晖。
蔡元培这个人，是有其政治野心、政治手段的，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的“兼容并包”，实际上不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是他用来为自己辩驳的政治口号，他引进陈独秀、李大钊，有与陈独秀惺惺相惜的成分，也有利用陈、李的激进攻击反对势力的意图......所以，他这个人是复杂的。
“清党”中，他坚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他当时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利益和蒋介石集团是绑定的，而且他原本就支持“政治强人”的铁腕强权，所以就押宝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维护蒋介石，他出面平息学生们对“不抵抗政策”的怒火，甚至还被愤怒的爱国学生打伤住院。
然而后来在国民党内斗中他不断被边缘化，地位远不如吴稚晖；抗战中，他又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石敬瑭”，不符合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又开始“反蒋”。
他后来和蒋介石决裂，和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过大量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进步人士，包括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他还试图营救过瞿秋白，也公开为被蒋介石残杀的杨杏佛喊冤......这些也是事实。
晚年他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的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这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了解共产主义。
正因为他思想的转变和保护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的举动，所以我党依然把他当作了“前辈”和“朋友”，所以他去世时，教员才会发唁电称：“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周恩来才会送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人是复杂的，也是变化发展的，盖棺定论的时候，功劳不能遮掩，过错也不必讳言，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简单聊聊这事吧。
你要说蔡元培在412这事上是干净的，那绝对不可能，他必然不干净。
但你要说他是策划者和屠夫刽子手我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蒋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能控制得了整个四一二的走向，你一个蔡元培何德何能啊？宁配吗？
蔡元培在清党过程中主要的作用就是卖脸皮，用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为蒋介石提供政治背书，他以为这能换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笑死，一年之后他就知道老蒋这人是什么人性了……
清党本质是蒋介石对权力的重构，通过清党，他把国民党的一部分从后孙中山时代的列宁式政党退化成了前孙中山时代的帮会式组织，并吸纳了大量旧军阀和孙中山抛弃的腐肉、杂质和陈年老垢，将这些陈腐之物排除体外，本来是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功绩之一，然而现在全都被老蒋请回来了，老蒋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才是更“原教旨”的国民党党魁。

那么请问古尔丹，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就是改组前国民党的各种陋习一个不少，你全都得给我接着。
从同盟会时代开始，中国的革命党就存在着种种恶习，如地域主义、如理想信念不足、如视革命如儿戏、组织不够严密等等等等。辛亥革命能够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带清最后两年过于拉胯占了很大原因，要知道1909年革命党还在激烈内斗之中：这年9月陶成章联合南洋革命党人起草了《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怒斥孙文欺骗同志，贪污募捐费用，然后重建昔日并入同盟会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1911年宋教仁等人宣布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驳斥了孙中山只专注于在广东一带发动起义的战略构想，准备在长江流域大展拳脚，革命不仅缺乏统一领导，而且经费极度匮乏，许多所谓的“革命元老”所提出的革命手段不仅缺乏可行性，甚至超越正常人想象：比如陶成章的“这B有毒”计划，计划是开设高档妓院，引诱满清权贵前来消费，然后给他们下毒，一网打尽……
那么咱们先不说这个计划有多扯淡，单说这个所谓的光复会——这是1904年成立的革命组织，会长是谁呢？正是蔡元培。然后次年光复会成员大举加入同盟会，蔡元培受命成为上海同盟会负责人，再过了两年蔡元培出国留洋去了。
所以你说他资历老不老？老。
革命工作参与的多不多？真就不多，爆破留洋考察五大臣做炸弹确实他有参与，但是参与之后转过年这老哥就去北京等着朝廷安排留学去了：
清廷拟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去北京等候派遣[1]
如果仔细考察蔡元培的人生轨迹，你就会发现这老哥就属于一贯摇旗呐喊的那伙，因为他以前是光复会老大，又真的留过洋很懂教育，在当时是教育巨擘，所以革命党搞事情选浙江代表一定会有他。但是他负责的实际事务一直不多，形势不好就出国留洋去也，而这样若即若离的“革命元老”在当时有一大堆，特点就是资历老，社会地位高，几方面都吃得开，缺点就是革命性不强。
所以孙中山自己也很头疼这事，而且民国成立之后他发现自己当初所希冀的“满清一倒，民智自开”并没有出现，这之后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依靠旧军阀不行，像以前一样采用松散的帮会架构闹革命更不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试图利用个人权威搞所谓的宣誓效忠，结果效果也非常一般，最后他找到的出路大家都知道了。
效法苏俄，搞列宁式政党，逐渐用新骨干代替旧元老；同时依靠苏联军援，搞党军，逐渐用党军替代旧军阀。
那么这里咱们就要说到蔡元培了，
蔡元培在国民党一大的时候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那么监察委员是一群什么人呢？全都是陈旧的国民党老右派，孙中山把这些人安排到这个位置上，一是给他们一个交代，以示不忘老同志；二是隐隐让他们与左派和共产党人之间形成制衡；三就是把他们靠边放置了。这群人极其难搞，论资排辈情结非常严重，咱们举个小例子就行：在这之前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散……好吧其实是根本没有组织，所以一大之后毛主席受命为组织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到上海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因为胡汉民实际上是孙中山的“副帅”，事情爆炸多，所以实际工作就落到了主席头上，然后他被国民党元老给好好上了一课：
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2]
这位过来大闹的元老是谢持，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五名监委之一，昔日国民党的党务部长，后来的弹劾共产党案就是他和张继、邓泽如等人提出来的。讲道理看着本来应该是自己干的活被一个毛头小子抢走了他心里肯定是不痛快，但是他的诉求“革命几十年就不需要填表”这个逻辑大伙琢磨琢磨合理吗？
肯定不合理啊！
谢持是四川人，四川哥老会盛行，会党习气非常浓重。因此一个小辈后辈命令自己重新登记这种事在他看来无异于逆反人伦。当然你可能会问那孙文凭什么就能让这些会党之辈心服口服，答案很简单……
当年孙中山折服了两湖哥老会首领毕永和广东三合会首脑郑士良，1899年，哥老会三合会放下成见，在香港共组忠和堂兴汉会，这个兴汉会以“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众位江湖大佬歃血为盟，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总会长。
所以说起来孙中山当年是南七省绿林总瓢把子，论资历地位比他在海外洪门那个不值钱的洪棍身份可高多了……
四川地险而民富，足资割据，乃嘱李肇甫、谢持……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3]
那么讲了这么多大伙应该可以充分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的国民党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了。这个组织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必须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和革命信念，他是会党首脑，也是革命领袖，更是昔日的临时大总统，后来的军政府大元帅，苏联人考察国民党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这个党其实就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党，他在党内拥有极高的个人权威。
那么在孙中山死后，实际上国民党开启了快速向列宁式政党过渡的历程。由于苏联人的私心作祟，这个过程被人为地加速了：孙中山时期军政府的副帅胡汉民被恶意夺权，更容易控制的汪精卫与地位更低的蒋介石被快速地推到了领袖的位置上。尤其是蒋介石，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地位都非常低，但是苏联人认为他非常好用，给他搭建了快速上升通道，并借他的手搞掉了当时的粤军老大许崇智——粤军长期以来都是孙中山发动武装革命的底牌，在旧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后来苏联人更是支持老蒋上位，甚至挤走了汪精卫，这个过程我在此不予冗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专栏：
北伐战争中为什么国民政府敢于用区区十万人攻击三大军阀八十多万人？6648 赞同 · 165 评论回答

在经过一系列缺心眼（对，这个词我没用错）的权力斗争之后，蒋介石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击败了汪精卫，压制住了共产党左派，成为了国民党的新领袖。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的时候，老蒋是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你记住这个职位，非常重要。
阿拉伯世界有句谚语，非常著名，叫做人不能生气，生气之后你就会使出真本事，然后大家就会知道你的真本事很烂。这话用到老蒋身上非常恰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引子是26年5月湖南军阀内斗，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见势不妙投了国民革命军，老蒋把他的队伍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然后把第四军和第七军派了过去，一同作为北伐前锋。结果第四军里有叶挺独立团，那是共产党工作做得非常好的部队，第七军是桂军的队伍，战斗力也很强，一下子咔嚓把吴佩孚都打崩了，直接打到了武昌城下。
然后老蒋就急了：这?还打个屁啊！我这本事一点没显出来啊！
老蒋赶紧往前线赶，他的打算是让一直担任预备队养精蓄锐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北上，趁着第四军和第七军连续大战需要休整的当口摘个桃子，拿下武昌城，给自己长长脸。结果没想到这第一军啊，由于赶跑了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后战斗力下滑严重，到武昌城下一亮家伙，竟然是惨败而归！
不仅惨败，而且是连续惨败，当着蒋介石的面惨败——9月3日蒋介石亲临武昌城下，力排众议要求刚刚攻城失败的第二师再次发动猛攻，甚至说出了“你们就算死光光，也不能丢脸”这样的话。
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望奋勇拼死，维持尔等光荣之历史。 [4]
结果第二师可能是觉得压力太大，不敢辜负总司令的期望，再次发动攻城时不等城破，就谎称自己已经攻入城内了！然后第四军和第七军的预备队过去一看——我靠蒋介石你算计我！这城根本也没破啊！于是在城外蒋介石与城上吴佩孚军的双重打击之下，一直以来连战连胜的北伐铁军遭遇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也就在蒋介石丢人现眼的同时，唐生智那边竟然又立功了！他趁着武昌这边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口，调动第八军奇袭汉阳汉口，得手了！
这就叫怕兄弟吃苦，更怕兄弟开路虎，
因为过于丢人，所以老蒋决定转战江西。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其实在北伐之初，大家定下的策略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所以对孙传芳，大家是一边虚与委蛇，一边用战斗力比较弱的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六军看着他，防备其异动。然而眼下的蒋介石哪还顾得了这个：赶紧给我打江西！老子亲自带队，打孙传芳！我要用一场大胜，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那么结果如何呢……
耻辱不仅一点没少，反而多了很多。
1926年10月，蒋介石力排众议，率军伐赣；10月15日，江西前线传来战报：“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孙传芳、吴佩孚等人通电庆祝，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蒋介石这次攻打南昌前做了万全的准备，抱定了必胜的决心，结果不仅南昌没打下来，自己还谣传被“击毙”了，沦为了全国的笑柄，一时间国民党内外都对蒋介石看低了三分。
所以老蒋的想法是，既然在战场上证明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他就只有一个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来压住唐生智，稳定自己的地位——别忘了我前边提醒过大家，他此时还是国民党中常委主席——所以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用党权压制军权，迁都武汉，然后以党统军。但是国民党中央的这些人过去之后，苏联顾问、此前一直力挺蒋介石甚至不惜连续压制共产党人的鲍罗廷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主持工作，取代蒋介石成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当然这个事到底是苏联人之前就筹划好的，还是蒋介石活太烂让他们丧失了信心也很难说，不过我个人倾向于两者兼而有之。因为1926年8月初鲍罗廷给远东局做报告的时候，他就指出“北伐的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而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后大家更是强调了一切权力都应该归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大张旗鼓地反对党内的独裁倾向！同时撤掉了蒋介石身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职务。
咱们再强调一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浅，他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因为苏联人的极力支持。所以在失去了苏联人的支持之后，他在党内的地位正在快速跌落，而他的总司令职务被撤掉也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你一个打不了胜仗的总司令，又能在这个位子上待多久呢？
所以这是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所面临的一个死局：在政治上他的地位正在快速滑落；在军事上他一直没能取得有说服力的胜利；关键是他跟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些人还不同，他在个人资历上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可讲，这意味着他如果靠边站了，那就真?彻底靠边了……
所以蒋介石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最后江浙财阀+帝国主义为老蒋提供了支持，可这些人的支持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蒋介石你背叛革命的话，是要以什么名义来背叛？直接跟大伙说做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狗吗？
相信不用我说，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么干不合适。所以老蒋决定用清党的名义发动政变，与左派和共产党决裂。那么既然如此，获得一个正当的宣称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会被拉到蒋介石政府之中：
从地域和资历上来说，他是妥妥的江浙革命元老，但凡有相关组织，多半都要叫上这位。
从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上来看，他久居国外，虽然早期跟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有过交集，但是对国内的革命形势认识并不深刻，相反，许多“老革命”在国共合作之后靠边站了他是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同时大革命爆发后乡绅秩序的破坏也是他能够非常直观看到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老蒋给他许下了“建设大学院”的大饼，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大学院”乃是效仿法国大学院所建立的机构，可掌管全国之学术与教育事宜。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蔡元培先生培于1923年７月赴欧，26年２月在北洋政府的催促下回国，留洋时间两年半，回国之后他先是辞去北大校长，然后支持北伐挂名从事所谓的“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实际上因为孙传芳不断发起攻击不得不一直躲躲藏藏，长期远离国共合作的中心，他能否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产生应有之认知呢？答案就是很难很难。
要知道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蔡元培的行动轨迹你看了之后只能感概这位真的是……
一点革命斗争的劲头都看不到。
没有劲，根本没有劲
一月十一日，“译书”。
十二日,“译书”。
十三日,“译书千二百字”。
十五日,“译书二千字”。
这?可是1927年了，蒋介石马上就要铤而走险了，此时这位还在躲孙传芳。然后三月份终于！
终于到江浙了！
于是他马上拟定了《革新浙江政务之计划》，在计划中指出浙江政务“最要而不可缓”的事情有五项，其中位于首位的是——
搞研究，建学校。
(一)教育-——先设研究院,以研究结果改造教育:普及幼稚园及小学教育,改良中等教育,建设大学,设师范补习科设官吏补习科，各种补习教育，习艺所，社会教育。取缔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5]
只能说这大哥是真的行，不忘初心。
如果你认定蔡元培是四·一二的策划者，那么他的行迹就有些说不通了：他在26年12月赴宁波出任浙江省务委员，由于孙传芳通缉，他乘小火轮去象山，中途改往临海，换乘渔船赴福州，在海上漂了好一阵子，27年1月21日才到福州，然后30日到厦门，在福建一直待到2月20日才乘“集美第二”（大胆！集美们怎么会是第二！）号轮船到温州，这之后到杭州待了一阵子，最后去了上海。而既然决定发动清党，那么他至少需要提前跟老蒋碰一碰，但是从26年末开始老蒋实际上是常驻江西的——在多次失败之后他终于调来大军搞定了南昌，从26年11月之后把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放到了这里。后来迁都武汉被他发现有权力旁落的风险之后，他一度要求把迁都南昌，而且真的在南昌暂立了一阵子中央。当然国民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部门其实已经打包去了武汉，南昌这个中央的合法性也算是一笔烂账，不过这不是咱们要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这段时间里想跟老蒋做PY交易的人，无论是日本人、江浙财团还是宋霭龄，都是跑去江西见老蒋的！
行军之事，饷需先也。日前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来游浔庐。闻蒋总司令部军饷拮据，武汉财政部为共党阻挠，不敢发给。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乃由浔回汉，力促宋部长筹发两百万元，秘密运浔，因此军饷无虑。公乃乘舰东下，亲自督战，京沪得以如期克复，厥功为不鲜焉。[6]
虽然宋霭龄见蒋介石这事很久以前在陈洁如回忆录中就被提起过了，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本回忆录里边夸张的成分居多，孤证不举所以可信度不高。但是事略稿本出来之后咔嚓一下子把这事坐实了，可以前后印证的事情还有最初宋子文以军费相逼要老蒋到武汉去，但这次密谈之后却成为了老蒋的理tan财wu小能手；陈洁如在密谈之前一直在江西抚慰老蒋身心，然而在密谈之后却跟老蒋分开了等等。所以说如果蔡元培是清党的策动者，他在清党之前没有到江西与蒋介石密会一番就非常说不通了。
实际上传统四·一二叙事中大家主要将笔墨集中在上海让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上海乃是清党策动中心”的错觉。但实际上江西才是清党的主要策源地，1927年2月21日，老蒋在南昌会议上跟亲信定下了利用帮会势力在各地夺权的初步方针，而与武汉方面争夺大义名分等点子——包括召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则在这次会议前后由陈果夫这样的“蒋记少壮派”给提出来了。不过这个时候蔡元培还在路上晃悠，琢磨着他的教育第一呢……
而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时间其实很晚，因为直到3月26日他抵达上海时在公开场合他依然服从武汉中央。虽然这个过程中他与蔡元培等人有过几次会面，但根据后来记载来看蔡元培跟这位光头强者并没有过多的在清党问题上交换意见，态度激烈非要跟共产党决裂的乃是吴稚晖，如果非要在国民党右派元老中找一个清党的策动者的话，那么显然吴稚晖更合适一些
（吴稚晖）忿然以为非分裂不可[7]
从时人日记来看，蔡元培当时在党务问题上开口不多——这个很好理解，他刚回来不久，之前也没掺和两党前期的那些破事，眼下要决裂跟他有啥关系……大部分情况下他都是找各种老朋友各种唠，听的多说的少。你去翻当时的相关记载很多都是他从A的口中听到B的态度，然后表示哎呀好吓人——很多时候吴稚晖就充当了这个某A的角色，这大哥是真的反共魔怔人，屡屡出头点炮。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清党的状态是“两层皮”，吴稚晖这些党内元老实际上走的还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路线，他们试图争取老蒋纠集国民党中央监委开会，弹劾共党份子——共党份子弹劾完毕之后再由右派中执委开会，开除共党份子。
但是老蒋想走的是由下而上的肉体消灭路线，由青帮流氓打先锋，以江浙财团为前期援手，在他所能控制的军队势力范围内发动各地党部的武装夺权——实际上从三月之后南昌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干了。而他的下一步打算，是依靠日美等势力的支持进行军事分裂。
那么蔡元培也好，吴稚晖也罢，此时是否了解老蒋的肉体消灭与军事分裂计划呢？我倾向于他们是不了解的，因为四·一二中血债累累的“肉体消灭派”屠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等等此时虽然已经被老蒋安排好了位置，但他们还不入“政治斗争派”之法眼：
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惟对于介石之用人，以为太无标准，而现时预委之上海交通、警察、电报、海关、兵工厂等皆不知为何许人，恐到沪后处置不易为虑云。[8]
“政治斗争派”与“肉体消灭派”的交集并不是很多，能了解整个事件全貌的只有老蒋、陈立夫等少数几人。而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资历较高、又在江浙历史地位不凡、于全国声明显赫却长期脱离革命实践留洋在外的元老，你非说他深度参与了肉体消灭计划属实非常扯淡。
不过他的到来对老蒋来说是意外之喜：他的资历够高，恰好解了老蒋的燃眉之急：因为实际上国民党内的反共运动已经进行过两次了，第一次是1924年6月中央监委谢持等人发动的“弹劾共党案”，结果被孙中山不疼不痒给挡回去了；第二次是孙中山死后由一群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整出来的“西山会议派”，像林森、居正、戴季陶、吴稚晖、谢持这些人原来都是西山会议派成员，这个派别反苏反共，分裂之后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依然还在。
然后有意思的来了，虽然西山会议派中的一些人——比如吴稚晖——眼下已经是老蒋清党计划中“政治斗争派”之核心人物了，但是老蒋并没有跟西山会议派和解！他甚至还在宣称要打倒西山会议派！
所以西山会议派并不同意整体加入老蒋的反共清党计划！
咱就说跟这群虫豸在一起你要能搞好政治就有鬼了……
西山会议派的缺席使得老蒋手上能用来充门面的国民党元老数量相对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成了他用来妆点门面的最好选择。从事后的走向来看，老蒋他们多半向蔡元培许下了出任要职为其站台，事后为他建设大学院与中央研究院让其一遂平生志向的宏愿。而蔡元培在吴稚晖等人的长期灌输下，此时未免也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真的产生了一些偏见，所以双方从善如流，走到了一起。
让老蒋最终下定决心发动清党的导火索是4月4日的一则谣言，说武汉方面把老蒋给免职了。由于老蒋此时手上的实权只剩下了这个“总司令”，所以他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万一这个谣言是真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光杆司令。所以他迅速做出了发动夺权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则被掩盖在所谓的清党名义之下。
这造成了一个非常沙雕的事实，就是武装夺权的准备他做得比较充分，但是政治上的准备他做得就不那么充分。很简单的一个小事实就是四·一二都已经爆发了，人都杀了一批了，老蒋这边还在喊联俄容共，甚至沪上两屠夫杨虎和陈群杀完人之后在4月14日还给老蒋拍电报问“现在是否仍容纳共产党？对捣乱分子如何处置？”
……人都杀了你还咋容纳？拍个复活术跟他们讲兄弟咱们杀你就是为了小惩一下，以后别夺我蒋哥权了┗|｀O′|┛ 嗷~~
由于肉体消灭派准备充分，但政治斗争派还在扯皮，所以关于清党的很多内容都是紧急补上的。此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为蒋介石提供政治背书。而他人生中最大的黑点也来自这一时期：在四·一二之前你要说你不了解清党会有多残酷还有情可原，但是四·一二之后清党手段有残酷卑劣那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你依然愿意为蒋介石提供政治背书在南京方面出任要职，在4月18日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给老蒋授印，还喊什么吾人应全力打倒共产党把守之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那就肯定跑不了一个助纣为虐了。
至于四·一二以后他关于杀与不杀的一些言论，实际上意义真就不大——因为你对肉体消灭派的影响力度有限，你愿意说就说呗，我们又未必会听……
第二天早晨，蔡先生就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肃的对我说：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
但是值得注意地方在哪呢……在于蔡元培此后一直很坚定地站在老蒋一边，甚至27年8月老蒋下野时他还与老蒋共进退，老蒋复职之后他更是高喊“蒋先生复职以后……不独‘北伐’可以进展，而一切困难的问题，亦可解决”
“县长来了，青天就有了！！”
发现他像谁了吗？

这不活脱脱一个师爷嘛？
为什么他这么挺老蒋？八成是老蒋在大学院问题上给他许了愿——1927年６月13日，南京方面通过了设立大学院的提案，蔡元培受任成为为首任院长，同时他培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也被通过了。但是老蒋这个人，你也了解我也了解，你要说他重视教育，大伙肯定都不能信……
所以骚的来了，1928年6月15日，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8月，大学院被废置了。
蔡元培愤然辞职。
屎吃了，说好的一千万没有了？
其实蔡元培还算有一点点骨气，同时被拉上贼船的很多人只能将错就错，守着老蒋继续过日子了——不然还能怎么办？去投共？去投更完蛋的北洋政府？大家革命革了一辈子，而今花甲之年，就算被玩了难道还要继续造炸弹跟蒋介石干？不如看看风景，装作无事发生算了
好歹蔡元培还真的敢跟老蒋分手，分手之后还真的骂了两句呐！
（蒋介石）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自私之心[9]
参考^蔡元培:《杂记》手稿^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柴德赓.辛亥革命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蔡元培：《革新浙江政务之计划》手稿^《事略稿本》第 1 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预委之上海交通、警察、电报、海关、兵工厂等皆不知为何许人，恐到沪后处置不易为虑云[插图]。^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革命元老啊。什么叫做元老？
当初同盟会那帮子人，差不多有一半在搞暗杀。
剩下的一半在搞暴动。
孙中山在黑白两道如鱼得水。
章太炎一个耍嘴皮子写文章的人，蹲大牢就像回家。
至于蔡元培嘛，此公在同盟会时期，热衷于培训刺客，并且会亲手制作炸弹。
那个时候你要说他会当校长，谁信呢，明明就是疯狂伊文。
就连我们的迅哥儿，也不是省油的灯。迅哥儿练武术，点的刺客属性，要是机缘够好（够坏），很可能被疯狂的同学们拉下水，说不定会在清廷的大牢里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名句，与不负少年头相映成趣。
当然啦，后来革命成功啦，元老们也大多金盆洗手了。以炸药取天下，安能以炸药治之乎？
所以不要看他们后来的形象，慈眉善目也好，文质彬彬也罢。但凡能混上这个名号的，心慈手软是不可能的。手刃孺子尚且不眨眼，何况这种事情。
但这绝不是贬损革命志士。没有他们做先驱，也许今天我们还生活中一个浑浑噩噩、任人宰割的国家。
回到话题。蔡元培不是书生。不是课本里和电视上那个戴着眼镜、仁厚谦和的学者。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北洋和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警察厅长吓唬不住他，北大的学生挟制不了他。
主持北大兼容并包是他，支持清党也是他。这并不矛盾。相反，还非常的一致。
这种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每个历史人物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出力了(主持召开会议)
肉吃了(国家轮值主席也当了)
跑路了(两党都不待见，否则以他资历，门生故旧，不至于客死香港)
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出卖学生同事的伟大教育家。 XX他当了，牌坊也立了。就是这样。

@瀚海无涯
这个回答说的什么玩意？
所谓于右任《给老友的心里话》完全是来自于大陆网友自己编的《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现代人物言论》，关于这个言论集知乎早有人格作者都指出其基本是虚假的。
此系列全文参见：
http://www.doc88.com/p-8488425598505.html
于右任这段在35页。
关于这个言论集的虚假性早有
@常凯申
指出：
网络上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所谓「历史真相」反而是谣言？
四一二清党，外在当然是蒋的政治野心，潜在内因则是党派之间的猜忌，导火索则是北伐过程中，尚处于幼稚时期的tg在工运，农运中的过火倾向，对于城市中小业主，乡村有地阶级均一律不加区分的斗争，结果引发了社会中上层的警觉和反扑，也顺应了kmt右翼一直以来排g，消灭gc主义思潮的想法。
我们今天看清党固然血腥残酷，但如果撇开暴力的一面，则很明显这样的行动是有民意支撑的，除了城市劳工和乡村农民，一般的市民，商人，资本家，地主，包括一部分略保守立场的知识分子，都显然没有理所应当支持工运农运，乃至支持gc主义的理由，因此将其打成颠覆社会秩序的危险力量，清除gcd人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蔡这样的人支持乃至策动四一二，是很自然的想法，在我看来没有多少“意外”。蔡所在的光复会本来就是个旧式会党色彩很浓的清末gm组织，其反对满清的民族主义底色之下，用今天的眼光看，是颇有点旧式士人的皇汉底色的。旧式士人或许可以初步接受西方舶来的资本主义式的，乃至社会主义式的自由，皿煮思想，但大多不能完全超越固有的旧式精英本位想法。
大革命期间这类人很多。比如萧山人沈定一，也是大地主子弟，也在家乡狂热搞农民运动，这种自己要革自己的命的举动，左不左？但是27年却立刻冷却右转，投身到kmt右翼的阵营中了。旧式精英可以主张在自我的领导下启蒙民意而掀起局部社会gm，但当其确实掀起狂热怒潮，要完全摧毁旧社会的一切法统和道统的时候，很多人终究是接受不了的。
有人说蔡是代表资产阶级，这是不恰当的，蔡本人其实更接近旧式士绅，传统封建经济中，大地主和商人之间的人物。有人说他喜欢搞暗杀，不像柔弱文人，这其实也是误解。东南社会文人与会党勾连，与江湖接近，一手执笔，一手执剑，这其实恰恰就是那个时代的，东南文人的武德，你在浙江籍的黄郛，陈立夫身上都可以嗅探到这种熟悉的气味。
实际上支持清党的蒋，汪也不代表什么资产阶级利益。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带有旧式精英视角。蒋整天念叨王阳明和曾国藩，像个顽固的大地主，想用封建伦理“复古”重塑中国社会；汪整天穿个西装，像个白左式的小资产阶级，汪派更都是一群清流文人集团。四一二后tg的gm方向发生了变化，恰恰反而是调整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再在城市搞工运，直接针对资本家，而主要是转向乡村了，也因此tg才可以说自己是继承孙先生的资产阶级皿煮革命遗志的。
蔡支持与策动四一二，本质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中上层的主流民意。当然，与蔡不同的是，蒋本人或许也有一点旧式士绅视角，但那仅仅局限于思想资源也就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利用，他的基本盘，也就是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班底，最终实际上还是要来重塑社会中上层的。新兴资本家，旧式士绅群体都要靠边站。军人集团将极大控制社会的政治（军人渗透到各级政府），经济（官僚资本借助国防名义的扩张）命脉。
这是蔡和蒋本质上不对付的深层原因，尽管表面上似乎只是对蒋清党后滥捕滥杀作风的不认同，但实质上就是反感这些少壮派军人的权力扩张，专制跋扈。但是另一个角度说，蔡也并不反感一个威权人物的上台，甚至是支持的，毕竟这是旧式皇权士绅统治结构的固有传统，只不过这个人未必是蒋。这也是为什么蔡最初依然趋向北洋，对广州政府观察很久以后，才最终与蒋合流的。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社会中上层的普遍想法。他们未必一开始就是支持蒋的，只是在清党中与蒋一样有相同的共识，并且他们也需要一位权威人物，整顿山河，安定人心。当然30年代他们和蒋以及其政府关系的裂痕都是加深的。城市的资本家遭受敲诈盘剥，旧式文人士绅失去话语自由，乡村地主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政府的苛捐杂税压迫的这些人也没有余粮。
实际上即使是到了45年后，这些人依然谈不上对gc主义有多少认同，内战时期社会中上层全面倒向tg完全是因为蒋政府彻底败坏了他们的利益。除了乡村地主尚可喘息，城市公教人员发不出工资，资本家的资产被所谓敌产接收抢劫一空，小商人和普通市民的资产则在金圆券闹剧中化为乌有，这种情形下，他们绝对不可能再支持烂到家的kmt，而tg对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承诺又使他们多少消除了最初的疑虑。
蒋的四一二以及以后的政府，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其军人集团不断蚕食资本家，士绅，地主等利益后，并没有实质上克服他们固有的落后弊病，例如资本家背后那套口岸经济的买办性，地主背后那套地租经济的封建性，反而因为依赖这两个群体的顶端，也就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加深了。同时，军人集团的膨胀，以及对资本家的盘剥还增加了一种新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群体，即官僚资本家。这也是内战时期tg提出推翻三大大山的由来。
这个意义来说，蔡在30年代的反蒋确实有一定进步性，但是能不能成为tg的同路人，则似乎还是要打个问号的。毕竟他想追求的那套社会秩序，可能与tg最终所想要走的道路，依然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过，tg向来是统一战线，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者，依然是视为朋友的，这也是为什么其依然对蔡身后评价较高的原因。

是真的。
412直接导火索，是某人在湖南搞租佃议价，重新签约。有的地主不同意被农会拉出来游行批斗了。还有些农会打手，闯入了地主女眷的闺房，在人家牙床上打滚了。
蔡元培认为这背后是苏联人插手了，所以要清理门户。
枪毙的大多数也是国民党党员。
或者叫：国民党左翼。
常凯申支持蔡元培的底气，也是北伐胜利，拿到了上海关税，获得了浙江财团的政治支持，有钱，有底气摆脱卢布基金会了。
不过重创了国民党左翼，基层农会失控，其实也间接便宜了赤龙。
蔡元培的理论，叫党国模式。实际上是用专制的方法，搞西化。
说赤裸一点，就是西化精英，甚至买办，专制东大土鳖。强迫土鳖改掉传统，实现西化进步。
蔡元培理论真正的实践地，是新加坡。
李光耀就是极其粗暴的方法，治理的新加坡，完成了土鳖向西化的过渡。
李光耀评价大陆中国的评价，从来不看虚的口号，只看能不能促进西化。
比如李光耀对大陆的简体字，普通话推广，拆城墙，搞工厂，极其赞扬。
认为中国（大陆）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不要在乎外界批评。
李光耀执政期间，长期禁止新加坡上演方言节目，强制说英语，写简体字和普通话。
连他亲儿子都觉得变态。
但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历史宜粗不宜细嘛，李济深在广东清党的水平不亚于波尔布特，1949年不照样是民革主席、
蔡元培确实是412的策划者，1927年4月2日到5日，在上海举行的连续4天的清党会议上，蔡元培全部出席，甚至比老蒋和汪精卫参加的时间还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412的策划上，蔡元培、吴稚辉等10个人比老蒋更积极。
不过蔡元培在29年也开始暗中反蒋了，因为当时蒋桂战争，蔡元培给李济深作保，让李济深去南京调停，没成想老蒋扣押了李济深，蔡元培感到自己被戏弄，所以对老蒋也开始不满了。
32年蔡元培和鲁迅联络上，支持国共合作抗日，自此洗白上岸。

事实上，不仅是蔡元培，很多“老革命”、“无政府主义元老”都在412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早在1927年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二十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
3月24日，张静江、邵元冲、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人同车去了上海，随即赴龙华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潘宜之、黄郛、吴稚晖、李石曾等见面，“共商应付党务事宜”。而就在张静江等从杭州动身前往上海的当天，刚刚被占领的南京城就发生了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领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从上午8时开始，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直至午后5时才逐渐停止。因各国驻在南京的海军官兵人数甚少，无法与抢劫者正面冲突，因此停在长江上的美、英军舰遂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炮击南京，直至抢劫行动被制止才罢休。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虽然在公开场合并没有把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但其内心明显地怀疑有“奸党”在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
因此，蒋于27日急忙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蒋梦麟、邵元冲、马叙伦等一并邀入总部行营，秘密“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并显然倾向于吴稚晖的主张。吴的主张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其证据则根据数星期前陈独秀对稚晖之谈话，谓共产党于二十年内必可实行共产，又去年双十节共产党在湖北秘发之传单阴谋破坏国民党者以为证，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
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便引述了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
而早在4月之前，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视国民党为“友党”了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显然，元老们对蒋介石的支持让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更进了一步，开始了“安国合作”

《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与国民党合作，支持412，比如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先生就明确反对“安国合作”和412

《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后来更是在自传中哀叹“人民正在遭受屠杀”：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
——《巴金自传》
而其他已彻底成为国民党走狗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自然也收到了主人的“狗粮”，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劳动大学”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不言而喻，所谓的“劳动大学”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可说，等待这些走狗的，也只有“溶安于国”，彻底成为反动派的一员

《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一边高呼劳工神圣，一边策划412清党。
一边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学生，晚年又亲口承认自己差不多把自己的好学生都杀完了。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于右任：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蒋总统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虽然蔡元培不是现场屠夫刽子手，但却是412事件积极参与策划者之一，这点无疑。
蔡元培参加清党是十分卖力的，获益匪浅，"宁汉合流″时，因为劳苦功高，被奖励担任过一个月"国家元首"__南京国民政府轮值主席，是他政坛生涯的顶峰职务。
评价蔡元培，应该看到他在412事件前，长期是教育界楷模，事件后又是中国学术界的首领，但在关键的412事件前后的政治作为，从共产党角度分析，应该形象地称其当时为"屠夫刽子手″也未不可，此一时彼一时之评价也。

是真的，这也是我从小觉得tg气量大的原因，长大点开始上网了，看着网上反贼群魔乱舞，越发觉得tg气量深不可测

一般认为，蔡元培支持清党，但没有支持全杀了。
千万别觉得清党=屠杀，这俩是两回事，只是蒋汪把这俩合并了。
不过即使后来全杀了，蔡元培也没有表示反对。
他的立场大概是：应该清党，但是没必要都杀掉。但是既然已经杀了，那就这样吧。

蔡元培毫无疑问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而且他后来的结局确实不怎么样。四一二除去杀了很多工人和工人领袖，还杀了不少北大老师和学生。以至于到处都是声讨蔡元培的呼声。尤其北大里面有学生要找他报仇。一群人抓住他暴打，并有学生掏出手枪要跟他拼命。这次暴打后果很严重。他后来跑到上海，很长时间伤势不愈，用当时先进的X光机检查，发现多处骨折。
再后来蔡元培觉得大陆不安全，就和老婆一起跑到香港当寓公。国共两党后来对他都不待见，他只得郁郁而终。不仅共党要惩罚他，国民党那边也有很多高层骂他滥杀无辜，要严惩他。所谓墙倒众人推吧。死后好多年，当年被他活埋的工运领袖的后人还专程去香港把他的墓碑泼满了红漆……
最近几年有人给蔡元培洗白（用个别人的口述），说当年清党会议蔡元培根本不在场。这根本是扯淡。如果他真不在场被推举为清党主席，后来文告公布了他完全可以辟谣，但他从来没辟谣。北大学生也不傻，没他的事人家找他拼命？而且，蔡元培谁要分土地就杀谁的立场是一贯的，1915年他还在浙江同当地地主资本家组党的时候就是谁要分土地就杀谁！
不管怎么说，蔡元培和他同时代的人已经成为历史。诋毁和赞誉，对那个时代已经不能改变什么。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对那个时代的人全面客观的看待，可能会更有启迪作用，更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这就涉及到412本质的问题
很多人错误的认知是412仅仅是国民党人背叛合作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当然这也与我们中学历史课本篇幅所限，没有详细介绍有关。
所以在这里蔡元培一个教育家的所作所为就不为很多人所知晓。
然而实际上412的全称是“反革命大屠杀”！其本质是中国的买办阶级对当时整个中国的革命进步阶层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很多聪明人细想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扰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
这么一个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么一个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一个誓师北伐民众夹道欢迎的斗争革命政党为什么变成了日后五子登科人厌天憎的鬼样子？
那根源就在于412不仅屠杀了共产党人，更是把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屠了个一干二净，这个时候蔡元培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主席，从头开始支持并推动吴稚辉的清党主张和行动，并拿出了《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这样的重量级文告。
简而言之。
就是蔡元培至始至终也没有脱离资产阶级买办阶层以及江浙士绅的利益集团。
“革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命”
一个看上去的国民党元老。反帝反封建先驱，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通过中国学生留法支持五四运动培养了大量各种贵重的教育家就这样暴露出了他的阶级本性。
当国民党干掉一切进步力量，留下一群自私自利的大殖子时，其堕落腐化的速度自然是惊人的。

蔡元培这个人比较复杂，不好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相对单纯的今天能够有定论的类似对象——杨度。这位也是革命元老，也有策划复辟这种污点，后来又接着左转，试图营救李大钊，申请加入共产党。
蔡元培是清党的提案人，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清党之后，他和国民党也混不到一起去，他以为的清党，是劝退一批、开除一批、审判一批。412当时，他在那里喊什么“一定要依法办理”。我猜两边都会觉得好笑。
所以他最后反而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去了。
所以我的结论，412肯定蔡元培是有责任的，甚至在审判之下是可以发现有罪的，但他肯定不是刽子手。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又开始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国内外反动派是迟早要把被他们拉下水的良心未泯的人逼得左转的，只不过有的人转得快，有的人转得慢。

因为蓝团输了，红团赢了，所以蓝团对红团人员的所有负面行为都成了原罪，带着这种预设立场去评价那段特殊时期，那蔡某人毫无疑问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假如反过来是蓝团赢了，那么阐述那段历史就会变成必要的牺牲，就像红团在红区对所谓“反动势力”的行为一样。
绝大部分百姓，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因此看待当时历史的视角应该是站在政权以外，秉承民族的/国家的视角，对蓝和红彼此之间的对抗杀戮博弈等持第三方立场，双方都没什么对错，只是路线不同。
在那段时期不存在去阵营立场的法治、人权之类的保障，以现代社会价值观去评判当然是极为残酷血腥的，因此还是要在历史维度上去审视。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利维坦，维持秩序，对外争取主权，对内发展经济，增进国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工农运动这种加剧内耗的“捣乱行为”完全背离了蓝团的集权路线，尤其还有苏国背景的幕后推手影响，清党行为本身是蓝团反击红团侵蚀而巩固自身统治力的行动，只是它扩大化造成杀戮过盛，使得蓝团自身根基也被动摇，最终导致补充进来一堆旧势力社会残渣，戕害了蓝团后续的发展。
工农运动对于红团扩张势力获得政权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因此相当程度上被神圣化了，历史上不乏一些刻意被煽动极化的。对于一个从小农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落后国家特殊时期，工农相当程度内应该做的是顺从容忍，而不是把自身权益放在第一性位置天天搞斗争，直到存量发展起来后再争取合理的自身权益而斗争。当然也不是甘于成为某些势力恶意剥削的工具，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相对公正的控制之下，在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立场上共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像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卫斯理会这样的意识形态对英格兰工人的慰藉维稳于英格兰民族国家共同体显然更为有利。
蔡某人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没有卖国求荣的行为，无非是自身的阶层和见识左右了他的立场，不管怎么样，也是在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寻找出路。以相关被屠戮的后人、红团或亲红人员的立场，怎么痛恨蔡某人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是真的，但这件事要从蔡元培的革命源头开始说。
1、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说北京大学2024年硕士生招生复试，有个名叫“蔡元培”的考生，考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第一名。
这条新闻爆火，倒不是他的成绩有多好，而是考生蔡元培和百年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竟然是同名，所以新闻出来以后，网友们都开玩笑——入学以后，北大师生不一定敢直呼其名，见面得尊称一声“蔡公”......
有一说一，现在大部分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教育家，但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另一层身份——革命家，甚至可以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真正目的不是教书育人，而是在北大闹革命。
1868年，蔡元培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属于19世纪的60后，正好处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过渡时期。
16岁的时候，蔡元培便考中秀才，25岁参加殿试，考中二甲进士，清朝先后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职。
按照明清惯例，中进士、入翰林是读书人荣登高位的必经之路，不出意外的话，蔡元培极有可能成为巡抚、总督、侍郎、大学士之类的高官，然后致仕回乡，荣归故里。
然而，蔡元培进入翰林院不久，清朝便爆发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件，蔡元培大受触动，开始关心时事，并站在维新派一边，崇拜谭嗣同。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朝杀害谭嗣同，蔡元培的维新理想破灭，便和那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清朝不可能改革政治，清朝毫无希望，救中国要脱离清朝另起炉灶。”
想明白这一点，蔡元培就辞去翰林院的职务，到江浙一带传播爱国思想，创办新式学堂，逐渐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这次转变，彻底改变了蔡元培的人生轨迹。
如果他留恋翰林院的前程，以后只能成为默默无闻的清朝遗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放弃旧时代的所有荣耀，转身走向革命，便成为拥抱未来的新青年。
事实证明，“教育救国”只是蔡元培的掩护，他在晚清革命的路上走的非常远。
1904年，留日学生杨笃生、苏凤初、周来苏、何海樵、胡晴崖、汤仲祚等人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整天研究化学知识，准备回国以后制造炸弹，刺杀清朝政要。
因为他们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太后，故而得到梁启超的认同，梁启超给他们资助了一笔巨款，做为暗杀团的活动经费。
同年，何海樵回国活动，经过上海的时候见到蔡元培，便邀请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一听，这事可太刺激了，立即同意入伙。
这，哪是一个单纯办教育的人？
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以后，又把章士钊、刘师培等人拉进来，几个学贯东西的读书人，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制造炸弹，准备时机成熟就去搞事情。
就这样不断地发展下线，蔡元培又有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背书，不到半年时间，虽然没有成功暗杀清朝政要，但蔡元培竟然成了暗杀团的核心人物。
于是在同年底，蔡元培把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章士钊、刘师培、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黄炎培、秋瑾、柳亚子等近代知名人物都曾是光复会成员。
次年，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合并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正因为这样的资历和地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蔡元培立即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蔡元培又出任北洋政府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
《觉醒年代》里的蔡元培，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教书先生形象，显得人畜无害，其实蔡元培是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革命阵营大佬。
2、
按道理说，蔡元培有这么高的起点，民国初年应该大展宏图啊，怎么革命成功了，蔡元培反而沉寂了呢？
其实不是蔡元培想沉寂，而是因为光复会分裂了，蔡元培没有基本盘了。
光复会成立以后，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所以光复会成员的思想成分很复杂。
徐锡麟认为，光复会的政治使命是“排满”，即满洲人要排除、满洲政府要排除、满洲贵族要排除，凡是满洲的一切都不允许留在汉地十八省。
但章太炎对“排满”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可以反对满洲皇帝和官僚，不能排斥所有的满人，要区别对待高层满人和底层满人。
有人主张，光复会可以尝试社会主义，但也有人说，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大乱，光复会的经济使命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总之是各说各话，一盘散沙。
做为光复会的会长，蔡元培应该提出一套政治理论，团结光复会成员，直到光复会成为有共同目标的政治团体，但问题是，蔡元培不是思想家，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
没有理论，便只能行动，所以蔡元培说：“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更要命的是，蔡元培领导革命的能力略微欠缺，他非常擅长和知识分子交往，却不能深入底层，结交三教九流，和全世界筹款的孙中山相比，可谓是天上地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光复会始终不能团结起来，骨干成员甚至有些看不起蔡元培，认为他没资格领导光复会。
1907年5月，蔡元培离开上海，到德国留学。
1908年秋，章太炎到新加坡拜访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拨款三千元，做为《民报》的印刷费用，但章太炎经常在《民报》发表关于佛教的内容，孙中山认为章太炎把革命报纸办成佛报，非常不满，便拒绝拨款。
光复会成员陶成章是支持章太炎的，追着孙中山要拨款，并把额度提高到五万元，孙中山实在推脱不过，便答应给陶成章写介绍下，让他带着介绍信到各地筹款，筹到的款项都归陶成章支配。
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向华侨筹款，结果华侨都是几十、几百的捐，完全没有达到陶成章的预期。
这样的结果，陶成章自然不满意。
他认为筹款不成功是孙中山在暗中捣鬼，随后便和章太炎等人写了《孙文罪状》，污蔑孙中山私吞革命筹款，在香港汇丰银行存了二十多万。
1910年2月，光复会和同盟会正式分道扬镳，新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
再过两年，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陈其美，指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新的光复会也解体了。
如果你是蔡元培，会怎么做？
武力革命的路线尝试过了，没成功。暗杀革命的路线尝试过了，效果不尽如人意。革命领袖的身份尝试过了，大部分人不认可。光复会两次失败，再也没有往日辉煌。
蔡元培又能怎么做呢？没有基本盘，做什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做了一段时间教育总长，然后就出国留学去了，直到1916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才再次回到舞台的中心。
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聘用了很多精英人才到北大任教，但如果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履历，我们就能知道，蔡元培到底要做什么——
陈独秀，安徽芜湖的反清组织“岳王会”会长，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曾到安徽举行起义，两人关系匪浅。
李大钊，光复会成员白毓昆的学生。
刘师培，蔡元培亲自介绍的光复会成员。
鲁迅，光复会的第一批成员。
钱玄同和黄侃，光复会元老章太炎的学生。
可以说，蔡元培聘用到北大任教的精英，几乎都和光复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蔡元培把这些人召到北大，目的可能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重建光复会的班底，借北大的宝地，造革命的时势。
例如蔡元培鼓动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归根到底是希望《新青年》改变北大的风气，进而让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例如蔡元培和林纾论战，表面上是蔡元培支持新文化、林纾支持桐城古文，实际上是因为林纾背后是皖系军阀徐树铮，徐树铮又是北洋元老段祺瑞的亲信，而蔡元培是老资格革命党。
蔡元培和林纾的论战，很大程度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和北洋之争的延续。
如果不是搞革命的话，以上的人事、行事、争论都是说不通的。
不过，蔡元培是成功的。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可以说是乌烟瘴气。那时北京有个名词叫“两院一堂”，指的是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北大师生都是“八大胡同”最重要的客户，北大学生也没有求真求知的觉悟，认为“北大只是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
但经过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到了1919年，北大便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政治运动的策源地，教员、周先生等知识青年都深受影响。
蔡元培执掌北大，其实是有计划的下了一盘大棋。
3、
执掌北大是蔡元培的人生高光时刻，世人对蔡元培的印象也停留在这几年，但北大只是蔡元培实现目的的途径，离开北大的蔡元培，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蔡元培。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蔡元培便离开北大到法国留学，委任蒋梦麟代理校务，随后又远程同意北大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顺应时势，推动北大成为国际共运的重要基地。
然而，蔡元培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
1927年3月，国共北伐势如破竹，孙中山留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即将成功，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蔡元培回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议发动“护党救国”运动。
护党，护的是国民党。
救国，救的是中华民国。
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向汪精卫提议，必须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他们所说的解决问题，便是在政权内排除中国共产党，组织内排除中国共产党员，国民党独吞北伐的胜利果实，把国共联合革命转型为国民党一家坐天下。
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李宗仁等人再次召开会议，吴稚晖提议“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则主持会议，审定通过了一份179人的共产党员名单，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尽快逮捕。
教员、周先生、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领袖，都在蔡元培的名单里。
4月9日，蔡元培等人又发出《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提出清党的十一条理由，最后写道：
“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这份通电共八人签名，蔡元培排名第五，陈果夫排名第八。
三天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大肆屠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
可以说，蔡元培主动投靠蒋介石，做了反革命政变的马前卒。
即便发动政变不久，蒋介石便辞职下野，但蔡元培也一同辞职，陪蒋介石前往上海，并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的主婚人，同年底蒋介石复出，蔡元培更是积极支持——
“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难，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
他心心念念的，还是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独尊地位。
蔡元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蔡元培出自浙江绍兴的地主阶级大家族。他是爱国救国的革命家，但阶级属性决定了，他和维护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
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蔡元培必须和我党为敌。
另一方面，蔡元培以光复会为立身根本，光复会成员大部分又是江浙人，这就意味着，蔡元培是江浙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
而蒋介石另立南京国府，归根到底是因为，蒋介石是江浙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汪精卫是广东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两人被身后的利益集团推动着，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追随蒋介石，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4、
最后说说蔡元培的结局吧。
蔡元培给蒋介石冲锋陷阵，以为进入蒋介石的核心圈子了，便在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候，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劝李济深，到南京与蒋介石和谈。
蔡元培是准备调停战争，国民党人和气生财。
李济深接受了蔡元培等人的意见，很快到了南京，结果被蒋介石扣押，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放出来。
经过这件事，蔡元培看明白了，蒋介石没有认他做亲信，他的面子在蒋介石那里一文不值，他在南京国府只是花瓶，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
蔡元培革命大半辈子，甚至不惜赌上清誉追随蒋介石，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不禁心灰意冷。此后八年，蔡元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不过问政事，更不再提革命二字。
1937年11月，蔡元培移居香港，三年后去世。
听闻蔡元培去世的消息，教员亲自给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称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随后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吊唁，并在延安举行追悼会，周先生送上挽联：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而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蔡元培的评价：“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
蔡元培一心追随的人，没有给他留下半句良言。
蔡元培誓死反对的人，给了他举世罕见的死后哀荣。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兼容并包”，但他没有包容工农群众和社会主义革命，百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缔造的新中国却包容了蔡元培，工农群众也愿意尊称一声“蔡公。”
世事之讽刺，莫过于此。
说到底，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起点是蔡元培，法统承继，不能不认。
《西游记》里，菩提祖师告诫孙悟空——“日后惹出祸来，不要把为师说出来”，现实世界却截然相反，老师惹出祸来，学生要为尊者讳，维护老师的尊严。
九泉之下，蔡元培又做何想？

蔡元培确实是国民党反动派“清共”事件的决策者之一，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的血，这个是没得洗的。但是评价一个人也要考虑到这个人的正面的地方，毕竟他主导北大的时候，进步思想得以在北大生根发言。某种意义上说，他在27年的所作所为，是自己摧残了自己种下的进步之树苗，是个悲剧。后面他再怎么做，也都没意义了。毕竟这流是几十万人的鲜血。

嗯，那这样的定性怎么说？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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