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如何评价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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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电视剧）
如何评价柯庆施?

雍正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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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 剧情 · 历史 / 1999-01-03 中国大陆 / 4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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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级人物。
根据公开出版的日记、回忆录、口述，根据公开材料的转引和分析，原计划是让柯取代彭真，如果柯不是在65年去世，那么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局势中，在8月12日的改选结果中，排在第四位。因为柯不在了，所以换成了陶，陶之后是笔杆子陈（名义上），最后才选康生。也就是说，在当时，康哪怕并非等闲之辈，也决轮不到他拥有和柯一样的地位（但从康的一生轨迹和创立贡献论，尤其从其诗词书法文艺造诣论，又比柯高，所以一定要论历史地位，俩人其实是动态平衡的）。有的事连有特科底子的康也不知道……假如康知道了，那么周也一定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式出版的周传记给出的定性语“被动卷入”是符合事实的。
周恩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多次表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人民网登载《“救火队长”周恩来
如何苦撑危局》）
在当时已发生的情况下，处在周的位置，“因势利导”的确是最正确的做法。
这里需要指出，既强调康从一开始就是核心参与者，又肯定周的“意外卷入”的事实，这类叙事粗乱，最坏结果是连基本认知都给否定掉。但合格的历史叙事者也并非权力理论家。仅仅会有相同的问题，诸如话语形态和权力形态的失衡，权力形态与表现方式的贫乏，意识形态话语和具体实践的彼此转化。前者只能背靠这些问题，后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或者具体层面的叙述，或者抽象层面的解释。
具体层面的叙述，对我而言，便是第三卷一部分围绕以下三个主题的叙述：
1. 前史：从七千人会到《评〈海罢〉》
2. 1965年的四人团
3. 周与康关系再探
开头我将柯称为“重量级人物”。“重量”表现在这位好学生与其老师早就心领神会，而且积极配合，在文艺界搅出漩涡。65年前两年提出“大写十三年”，65年前一年，批评有的文艺工作者，当面批评其“你们就是不听我们的，还是听他们的。”（实际上在62年年底时候就有了态度，比如同年陈毅在广州对知识分子的讲话，柯不许上海方面传达。）无疑，到65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即将有的大动作，显然这“极少数人”并不包括康，自然也不包括周。周自己已嗅到不一样的气味，同样在62年年底嗅到了，甚至先于柯对其进行了劝告，让其赶快退出《七月流火》剧组，但仍然没想到来临的并非和风细雨，而是如此“狂风暴雨”。
“大写十三年”提出后，本有来往的“文化旗手”站得更靠近，表态完全支持。逐字逐句的原话：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是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满意，上海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成基地。
接着在上海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来是被陆定一、周扬他们拒绝的，后来找到柯老，柯老立刻看出深意，于是便在同一年的5月6日和7日的《文汇报》刊登，同时把当时还是其秘书的张请了出来，之后又把姚请了出来，四人团正式形成。到65年初，“文化旗手”让张把有登载吴晗剧本全文的刊物给了姚。下一年大动作的起点在众所周知的《评〈海罢〉》，而《评〈海罢〉》的起点就在这里。
通过以上梳理，就能勾勒出前史的一半的轮廓（另一半暂且不论），而柯老可以说担当了勾勒的主角，由67年“文化旗手”的讲话证实：
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罢》也是柯同志支持的。张同志、姚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顺便插一句。彭真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攻不开很正常，但罗瑞卿一个电话给彭，让其转载姚的《评〈海罢〉》，彭居然照办了（虽然对吴晗袒护了一点），一下子攻开了，这让毛作何感想？更何况彭是下一个对象。当然罗失去信任和喜爱并非从此时开始的。罗瑞卿女儿转引过毛内心的波涛起伏：
主席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的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的。
毛的一名警卫干部看郝治平时也有类似描绘：
我在毛身边多年，看到三次毛彻夜不眠，来回踏步，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第一次是在决定出兵朝鲜前，第二次是和彭德怀决裂之前，第三次就是在杭州，林彪派叶群来告状，毛决定开上海会议之前……我跟主席十几年了，我并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一看到主席有这个举动，就知道有大事发生。
柯陶李三个人，毛最喜欢柯。59年庐山会议期间，柯心脏病发作，毛立刻派专机去上海把专家请到庐山给柯看病。柯有时穿着浴袍坐在藤椅上或沙发上，讲话。
周同样关心柯。65年初柯到广州疗养，3月时接到转述，周嘱咐，刚动手术，再修养一段时间，不要急于回上海工作。这时周正在主持小三线建设。
周与柯老联系密切，但周与康老的关系更密切，尤其俩人生命最后一段时间达成高度默契，联合出手，要比即将到来的十月事意义更大，更“正”。
大博士优西比乌88：手笔?zhuanlan.zhihu.com/p/4740450330?utm_psn=1839739029362446336
康之所以愿意联手，我认为，一方面因为与周心有灵犀，在对待张的问题上高度一致（康眼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周，一个就是毛，其他都没当回事，更何况张这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记者”），另一方面更重要，康清楚，即便自己最终达到政治顶峰，甚至能同时涉及组织宣传（既掌握组织系统，又发挥了理论特长），其地位实际上还不及当年在延安仅仅掌握社会部和情报部时所拥有的地位。康想通过这一联手来达到某种意义的弥补。
康这种老谋深算的人（当然不仅仅康），晚年很喜欢和服务员聊天，有次这个服务员就问康，为什么跟我聊这么多，我又不懂。康说，第一，你年轻，不会说出去，第二，你根本不懂我说的什么意思，第三，即使你说出去，也没人相信。
回到柯。依照杨的日记的着重记录，在当天晚间时候，电台就已播出柯去世消息，而非等到第二天清晨。在公开出版的史料中，而且就在公开出版的史料中，能查找到围绕柯的三件事，很耐人寻味：
第一，柯去世后第二天，即4月10日，毛在武汉，看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03卷并用红笔做了重点标示，也读了汉代贾谊《鵩鸟赋》，毛晚年说贾谊这篇名作读了十几遍还想读。但这一天的读书在出版的《毛年谱》中缺记。
第二，柯死前后，康的态度急剧变化。
第三，迅速指定聂护送柯骨灰先运回上海（并非从成都直接就运回北京），时间是4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公祭中，林出席，当时《解放日报》有照片和文字。之后运回北京，周到机场迎接，但在出版的《周年谱》中缺记，而邓在北京的公祭会上致悼词，在出版的《邓年谱》中也缺记。
这里需要特别补充聂的作用。以上信息首先值得关注的并非一系列的缺记及其隐含，而是指定聂护送这一事实。实际上这并非第一次指定。根据资料筛选与转证，早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上山后，聂便到林那里取经，清楚了政治动向，而后毛指定他和叶俩人到彭老总那里进行劝说，因此功劳，给了他仅次于林与贺的位置。接着到65年，聂再一次站对了位置，当年2月又预先主动和远在广州养病的柯取得联络，虽然仅仅涉及科委重点项目的公事，虽然已作为上一年成立的12人委员会的成员……聂的这个举动，能明显看出紧跟周的步伐。周与聂的渊源不逊于周与康的渊源。早在31年1月，聂就是军委参谋长，作为周的副手了。
聂这个人，打仗没受伤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而从这些铺陈来看，又可添上：从政没被打倒过。用他自己晚年的话说，真正的福大命大之人。
公开史料更有琢磨的价值，诸例在这里，而且在这里才见微知著。
第二年，大幕正式拉开。
柯老的例子，让我遥远地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这位哲学家偏爱琐罗亚斯德这位先知的善恶二元论。自己在“善”“恶”之间，更多地谈论“恶”，认为世界必须拥有“恶”，《权力意志》中有一句有名的话：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毛主席好学生
时至今日，柯庆施与饶漱石仍是“权威”党史上面目不清、难以论定的人物。
柯从不吃喝玩乐，也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曾跑遍上海中等规模以上企业，而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扑克。
柯庆施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党，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三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党内资历甚老而在延安整风后却一直受压抑的柯庆施，其早于１９４９年粟裕还是南京市委书记时，已调南京任市委常委。翌年８月，接替唐亮任市委书记。时江苏尚分为南京、苏南、苏北三大板块，比柯年轻十来岁的陈丕显，为苏南区委书记。１９５２年９月，三大块合为江苏省，以柯为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调上海任第四书记（中央当时同意其代理第一书记）。时柯、陈皆为华东局委员，地位大致相当。
　　自１９５４年后的数年间，柯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中央调柯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１１月，华东局撤销，同时成立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上海市委，并对苏浙两省委的几项主要工作保持领导关系，柯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１９５８年，柯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６０年，重新成立六个中央局，柯为统领沪、鲁、苏、浙、皖、赣、闽六省一市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在柯老身边》
《上海滩》杂志2013年第一期
丁培庆
反对大轰大嗡，尽力保障群众生活
“大跃进”开始时，柯老在上海也是很积极的，曾组织万人检查团来推动，提出要“跃进再跃进”口号，因而也出现一些指标过高、战线过长、要求过急的状况。但他不久头脑就冷静下来，不赞成当时大轰大嗡的“浮夸风”。有一次，他的政治秘书看到报上登载河南小麦亩产高达1800斤，建议在上海也放颗卫星。柯老说你可不要随便相信他们说的。他还要办公厅通知《解放日报》、《文汇报》，对放亩产高产卫星的消息，不要随便见报。
我在同党刊编辑室讨论工作时，看到报纸上宣传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认为我们党刊也应该跟上，免得“落后于形势”，就在党刊上头版头条刊登这方面的报道。柯老看到后，很快把我找去批评说：“报纸上这么宣传还不够，还要你党刊来‘凑热闹’吗？”我领会他的意思，后来在党刊上报道了一些注意热中要冷，不要过分疲劳群众，反对强迫命令等信稿，柯老看后，予以首肯。
柯老十分重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进企业管理，苦干加巧干，实现真的跃进。他要办公厅组织干部到江南造船厂、上海第一钢铁厂、铜仁合金厂、永鑫无缝钢管厂等八个单位，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陆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树立起“八面红旗”。柯老还要办公厅收集工人搞技术革新小故事，印成小册子发下去。
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全国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全市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极度困难。柯老和市委、市府领导集中精力，采取各种措施，如增加日用品生产、去各地调运粮食、组织力量到原材料产地帮助生产、扩大副食品生产基地等一系列措施，竭尽一切努力度过了难关。
对干部严格要求，注重党风建设
柯老认为建设好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全国作贡献，需要一支坚强的党的干部队伍。他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要从严治党。
我调到市委前在上海市总工会工作。柯老来上海不久曾找“上总”几位领导去他家中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很有威信。你们担子特别重，一定要老老实实，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为群众办事。你们现在要防止背上三个“包袱”，这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上海有百万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工人阶级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你们一定要放下这三个包袱，扎实工作，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他要求在党刊《党的工作》上对干部中的错误思想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干部中影响很大。许多同志认为《党的工作》每期都有批评稿件，打开党刊就感到一种“压力”，有现实教育意义。七千人大会期间，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空气下，有些区县领导在小组会上指责《党的工作》发表一些批评稿子是在“打棍子”，使干部队伍心情不舒畅。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在两次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检查和说明。柯老得悉后，特地找我去问究竟。我回答说，党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市委决定的方针，这个方针一定要坚持。至于批评中有错误，是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一定要检查改正。他表示赞成，说这样就好。
柯老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差错，有时在大会、小会上当面批评。“大跃进”初期，有一个区的区委书记提出要取消区委书记的称号，改称一号、二号服务员。他得悉后，就及时在大会上批评制止。他看到《劳动报》刊登上海总工会关于三年内消灭职工中文盲的决定后，也在大会上对“上总”不作深入调查研究，草率发布决定的官僚作风进行批评。柯老对粮食生产非常重视，他得悉市府有关局要去青浦淀山湖畔占用耕地搞绿化后，很不赞成，在一次会上还对分管的副市长和有关局长提出批评，并调侃说：“你们随随便便将粮田改种树木，将来你们不吃粮食吃树叶好了。”
柯老对干部严格要求，批评时往往疾言厉色，不留情面，事先也缺少沟通，有些批评也有过头之处。不少干部反映对柯老有点怕。但他的批评主要是为了把工作搞好。有一位商业局局长，工作十分努力，又肯动脑筋，柯老对他很信任。但因经济困难时期市场供应方面的问题成堆，常常遭到柯老的批评。旁人为他感到委屈，他却说：“大家怕柯老批评，我不怕。我知道他的心，是为了把工作搞好么！”在反右派斗争中，上海也错误地打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但是在新闻、科技、外事等部门，柯老还是保护了一批人。我只说一件事，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的主要负责人在整风鸣放期间，擅自把报头旁刊用的“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删去。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总工会党组及市委机关党委许多同志提出将他划为右派，市委一直不批。一天市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说：“下面认为，这样的人都不划右派，就没有人可划了。”我告诉他“这是柯老决定的”。他就没有再提了。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反对特殊化
柯老生活俭朴，公私界限分明。招待来客，都按规定办事，不属公务的，都自己掏钱。市委及各部委领导干部到外地公出，当地宴请、招待十分周到。而这些地区领导干部来上海时，只能按规定接待。市委及各部委领导干部觉得难为情，曾向办公厅提出对等接待，柯老坚决不同意。
1960年的一天，柯老向我提出要查一查他家里副食品供应的账目，看有没有搞特殊化。当时，书记家用的副食品均由指定商店供应。我查明后向他汇报：猪肉均按肉票供应；鱼由办公厅到郊区淀山湖等处打捞，书记家中也照分。但是，鸡、鸭、猪内脏等没有规定凭票的副食品，在供应上就放宽些。他说，领导干部搞特殊化，脱离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尤其要注意，切切不要“帮倒忙”。
市委一部分领导干部宿舍在华山路海格大楼（现改为静安宾馆）。1957年，柯老决定将其改为市委办公楼，住户全部迁往淮海中路一座公寓里。1958年，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后，他积极响应，并决定从他开始，领导干部要统统迁到工人住宅区。他要许建国书记带办公厅干部到全市去寻找刚建成而尚未分配的工人新村。最后只找到东庙新村（现东安新村）一处。柯老就决定市委领导干部带头住进去，从而带动了市委、市府一批领导干部的大搬迁。这样雷厉风行的做法，也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后来市委在康平路建立办公楼，书记们才搬到办公楼前面一排两层楼房去住。这些楼房层面比较低，房间较小，夏天很闷热。办公厅准备加以改造，他坚决不同意。1964年，办公厅趁他到北京开会时，才抓紧修了一下。
1955~1956年间，机关中一度盛行举办周末舞会，后来发展到广发舞票，招引舞伴，很杂很乱。柯老认为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当时一些干部对此不理解。柯老说，旧上海社会风气奢靡。我们共产党干部应该倡导新风，机关盛行舞风，对社会影响不好。一次他从简报上看到一个区的工人俱乐部大楼上举行舞会，把楼板跳塌了，还伤了人。他找我去说：你以前在工会当过文教部长，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
他对农村社会风气也很关注。一次，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汇报中说，农村中有一些巫婆在搞封建迷信，蛊惑欺骗社员，影响很坏。郊县习称巫婆为“师娘”，这位书记在汇报时也是“师娘”长“师娘”短的。柯老说农村党组织应该抓住这件事，在社员中进行教育，坚决刹住歪风。他又调侃说：你们到现在还把巫婆尊之为“师娘”，难道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界限？
柯庆施同志坚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雷厉风行，身体力行，尽管有些方面有过头的地方，但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建立起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是有意义的。
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2009年出版的由夏征农，陈至立任主编的《辞海》第六版在《柯庆施》辞目中称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认为这个光荣称号柯老是当之无愧的。

一方面，是一个作风正派、良好的干部，这即使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也有些难得。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各地干部该犯的错误（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捂盖子），他一个都没有少干（很多人夸他“没饿死人”，这种夸法属实匪夷所思，先不说上海作为第一大城市的特殊性，就说他领导下华东协作区内的安徽、山东两省，这两个地方的严重问题他一点责任都不用负的？），详见本人之前的这篇回答：(70 条消息) 你听信过最久的谣言是什么？ - 知乎
此外，在困难时期过后，他还有一些具有他个人特色的谔谔举措。比如说，在华东地区先行示范了一通今天很多人都嘲笑的，拿公家钱倒贴不赚钱的文艺创作的行为。

对于【应小管家建议删除】的谔谔行为，不知道有谁会为他鼓掌，反正我是不会持肯定态度的。【应小管家建议删除】。（此处提及“命运的枪声”）

不过，和被讨死的朴咔咔不同，柯老之死的幽默感更强。
突然发现很多知友都对花生米的关注度比较高，忽略了之前柯老享受的大餐，以及他详细的死因。
据有关资料所说，柯老“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这是什么病呢？我对医学一窍不通，只能请教百度：
急性胰腺炎是因胰腺自身及其周围组织被消化所致的急性炎症。胰腺主要病变为水肿，出血，坏死，故称急性出血性胰腺坏死。好发于中年男性暴饮暴食之后或胆道病后。

嗯，这就不奇怪了，这就不奇怪了（新三曹操并感）。但问题是，当时的治疗手法可能有错误——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书记王一平、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率队，飞往成都。作为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也随机前往。鉴于保密，上飞机时方兆麟还不知道飞往哪里，给谁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师。此外还有崔之义、林兆耆、荣独山、董方中等来自上海各医院的著名医师。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由于我不懂医学知识（再次强调），不知道对胆囊炎和胰腺炎的治疗差别主要在哪里，所以只能大胆猜测一下：上海和四川两地的医生，都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没有查出柯老真正的病因。因此，真要把他的死归咎于某某人的责任，也只能说是这些医生们的问题，不可能是哪一位军政要员。毕竟，疾病这东西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因为病人是什么大人物，就让他有什么特殊待遇。

柯老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时，多次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并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

看各个回答评论区状况便是：鱼没咬钩，渔夫倒是先急了。
柯庆施还能怎么说？安徽三篇《革命大批判》小册子里面都有他的名字，又是华东局一把手，跟李葆华，曾希圣唱过对台戏，叫过板，在当时那两位主政时期敢于叫停那些受浮夸风波及的省份的高级干部，是少之又少的。
柯在上海怎么搞浮夸风，怎么搞大跃进，我们管不到，因为上海有它自己的工农业生产组织和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但是，他作为华东局的书记批评曾李二人破坏安徽工农业生产，这点就难能可贵。

直接快速省流吧。目前官方对于柯老总体上是淡化和回避的态度，认为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倾错误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是最重要的“吹鼓手之一”。至于个人的生活私德无可指责，不过这个现在看来难得的优点在当时也不算突出，在高级干部中也算是普遍现象
还有在柯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和两面性。柯在思想上的“左化”是人所共知的，为“左”呐喊助威的声音也是最大的，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时却不显得那么左。如果“发声音量”是9分的话，那么“行动力度”最多只有5分，就象理科生一样至少保留着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没有象河南的殿祥和山东的书法家一样捅篓子，最起码自身工作业绩是说得过去的

老毛叫他柯老，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张春是柯老的秘书，这是------他的份量！
做人清正廉洁，几乎没有什么私德上的问题----这是他的品行。
敢于对浮K风批评与开炮-----这是他的初心
一个人有此四样，此生无憾了，呵呵！

徽州歙县的一个个村落，如同撒落在人间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水竹坑就是其中之一。从狭窄的山坞口走进去，逐渐开朗，土地平整，水口有小桥流水，参天古木，古牌坊三座在村口矗立。据记载：“（水竹坑）北枕七姑尖，南朝香炉坪，以西北千丈山为门户，东北蔡水林为羽翼。蔡水自北向南流经村落与华源水交汇，形成两水夹垅的风水宝地。而七姑尖、蔡水林以花岗岩形成的峰林地貌，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两边青山环抱，山北面是绩溪龙川。形胜之地，自然会出名流。
水竹坑是个聚族而居的村落，村里人都姓柯，似乎没有杂姓。据说，柯氏是吴国仲雍后裔，以先祖吴柯相、吴柯庐名字中“柯”字为姓，郡望是济阳郡。西晋惠帝（公元290年—307年在位）时，分兖州陈留郡，置济阳国，后除为济阳郡，治所在济阳县（今兰考县东北），领济阳、考城、宛朐等县，辖境相当于今兰考县东北境、民权县东北境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西南境、东明县南境、曹县西北境。

县志记载，北宋淳化年间，柯颖任礼部尚书，居池州，生有三子柯海（字朝宗）、柯渊、柯演。至道年间，长子柯海任绩溪县教谕，喜欢翚岭北山水，致仕后自池州携家定居绩溪修仁乡后岸。次子柯渊任歙县县丞，著有惠政，任满士民攀留，遂定居歙县阳和门。柯海、柯渊被后人尊为徽州二大派祖。
水竹坑族系出郡城阳和门柯渊派。南宋绍定四年（1231），柯渊传13世柯正三（字安国，颖 15 世），因避宋末兵乱，从郡城迁歙南竹溪（水竹坑）花桥头，为水竹坑族始迁祖，而阳和门柯氏则渐式微。柯正三传8世始析分支派，柯山为宝极堂支祖，后嗣称长分派；柯逸为余庆堂支祖，后嗣称二分派；柯贵迟为存厚堂支祖，后嗣称三分派；柯毛为怀德堂支祖，后嗣称四分派；柯五和为五桂堂支祖，后嗣称五分派。柯逸传 2 世柯义二、柯礼三，自余庆堂析出，为九如堂、作德堂支祖。明嘉靖年间，水竹坑建成统宗祠中和堂，其时共有八座祠堂，目前，仅剩余庆堂支祠。柯氏统宗祠毁于1984年，甚为可惜。

大谷运族系出自绩溪后岸海派。元初，柯海13世孙柯元一，自后岸迁至大谷运结茅种山。海14世孙柯大统，元至正十年（1350）在后岸聚众反元失败。柯元一孙柯庆华为避祸，举家徙大谷运定居。后人尊柯元一为大谷运族肇基祖，柯庆华为始迁祖。
民国 14 年大谷运、水竹坑、绩溪三族曾合修《新安柯氏宗谱》。

旗杆石

支祠
自迁入水竹坑几百年，柯氏一族默默无声。由徽州休宁人陈栎等编纂，刊刻于元代中期（延祐三年，1316）的《新安大族志》中，不见柯氏事迹记载。直到晚晴，柯茂洪这一支开始逐渐发达。柯茂洪生有三子：柯华国、柯华校、柯华辅。柯华国是老大，无子，依据长房不空原则，以柯华校的大儿子柯佳才为嗣。柯华国嘉庆二十一年乡试举人，此后，长房事迹不见记载。
首先出名的是老三柯华辅。据记载，柯华辅，字翼之，号竹泉。工诗，有诗集。与名流曹应钟、程荣功、梯功等相互酬唱。嗜爱操琴，家藏有唐雷威雌琴及宋、元以来名琴数十张。金陵马掬村为当时著名演奏家，与之研讨音律，穷极窈眇，互相推重，时相过从。清咸丰癸丑（三年，1853），太平军入皖，柯华辅襄治歙南团务八年。咸丰十年四月初夏，太平军自淳安进犯歙县，柯华辅率乡丁抵御太平军于六甲岭，拒守了五昼夜。后太平军由小路攻入水竹坑，其妻王氏被太平军抓住，王氏大骂太平军，誓死不屈，终被杀害。《《歙县志》记载了此事：“柯华辅妻王氏水竹坑人，太平军至，（王）氏与之遇，大骂不屈死。咸丰十年事。”王氏是不屈而死于太平军手中。时柯华辅正在外面率领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朝廷对王氏的节烈予以旌表，现水竹坑纪念她的忠烈坊仍矗立在村口。柯华辅后跟随曾国藩，任采访忠义局事，直到去世。

柯华辅之妻王氏贞烈坊
柯华辅长子柯钺是举人，累官刑部主事，积功加四品卿衔，也曾入曾国藩幕当过幕僚，同李鸿章是儿女亲家，据说女儿柯莲子嫁给李鸿章子。据县志记载：柯钺出生年月不详，卒于1864年。“（柯钺）字晓荃、筱泉，号扆瞻，竹溪（今水竹坑）人，柯华辅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廷试一等第二名，授知县，后迁桐城县学教谕。咸丰元年（1851）恩科举人，授刑部主事。在京城留心经国济民之学，尤负时望。咸丰十年，协防京城，以功加五品卿衔。旋考取军机章京第一名，以父丧回籍丁忧。生母王氏被太平军所杀，柯钺矢志雪恨。会曾文正公罗致戎幕，每治军事，动中窾要，宿将咸为折服。然秉性刚直，遇事辄与文正龂龂辩论，文正深器之，常曰：“柯君清才正气，人所不及”。积功加四品卿衔。同治三年（1864）四月，嫡母丧，自侍疾时已病，及此益剧，呕血斗余，昏迷中犹呼：“杀贼！”逮金陵克复，七月中旬，病故于营中。曾国藩特为附奏请恤，得旨赠太仆寺卿衔，荫一子为县丞。”据说，曾文正奏折中著名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语，即出其笔。
柯华辅次子柯铭，族谱记载：“字受丹，号石壁山农，柯钺弟。天性孝友，笃实明敏。曾国藩总督两江，入其幕府。后转李鸿章幕，历任充前敌营务处、襄办军械局，以劳绩奏保同知。调赴芜湖督办运销局、督运陕甘协饷，以功拜花翎知府。调办徽州及江西八属茶厘，商民不扰，上下交称。”

得月廊桥

有传说，当时黎元洪正在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柯铭和他有师生之宜。这段佳话出自民国《歙县志》的记载，柯铭，字受丹，国学生援例铨叙通判，投效江苏大营，晋同知，旋保知府。光绪己丑李文忠公经营海军，特疏调柯铭至直隶委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掌管中国第一所培养近代陆军人才的军事院校。黄陂黎元洪出其门。丙申，江督刘坤一委托柯铭办南洋水师学堂，他为中国海军的创立和成长，贡献良多，是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之一。柯铭后官至江苏后补道。查黎元洪简历，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不是天津武备学堂，此说存疑。据记载，柯永芳一支因柯铭而得到封赠。柯永芳以曾孙柯铭赠光禄大夫，柯茂洪以孙柯铭赠光禄大夫，柯华辅以子柯铭赠光禄大夫。
柯铭曾在乡里组织修桥补路。《歙县志》载：“竹溪桥，在水竹坑，明隆万间（1567—1619）建。高五丈，广三丈，修十余丈洞门，通水处亦修五丈。清同治五年（1866）洪水冲圮。光绪二年（1876）里人柯观察铭倡修，族众同输助，四年（1878）告成。铭自为记。”柯铭是柯庆施的叔祖父。
晚晴，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之幕以人才辈出而著名，近现代史上许多风云人物都出自曾李之幕。因此，能入曾李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由此可见，柯华辅父子三人异于常人的才华。

柯庆施的堂侄让我对着柯庆施的照片看七姑山
柯茂洪二子柯华校《歙县志》只字未提，因为清代、民国时期，这一支无所建树，很平庸。可历史往往会有惊人之处，正是柯华校一支出了一位名叫柯庆施的人。由此，四九年建国后把水竹坑柯氏推向光祖耀宗的巅峰。柯华校事迹，只能从族谱中去寻觅。族谱记载，柯华校（1802—1857），清例授登仕郎，从九品；子佳彦，荫江苏补用县主簿；孙临久，字广菖（1876-1942），又名日昌，号曙东，晚清国学生，暇时自习歧黄，赓续新安医学遗风，晚年常为村人号脉施药；曾孙庆施，初名尚惠，又名思敬、怪君、何乃康，号立本。

柯庆施的父亲柯临久，曾经先后有过两个儿子，但在柯庆施诞生之前都相继夭折了，柯庆施行三。1910 年，34 岁的柯临久以水竹坑柯氏族长身份，改竹溪柯氏祠堂为新式学堂，创办“竹溪柯氏私立继述小学校”，延聘外地名师，纳生聚徒，自任校长，以“醒民强国”为宗旨，希望成就一番事业。这位柯校长曾被李鸿章的儿媳柯莲子聘为芜湖家中总管，柯莲子是柯庆施“本家的姑妈”。芜湖有英租界，柯临久在芜湖期间，见过世面，受到当时欧风的影响，这是他回来办学，践行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习俗，在宗族气息浓郁、贞节牌坊林立的徽州，柯临久立下适龄女子也可入学的族规，可谓石破天惊，引领当地新风尚。当时不少外村人闻此善举，比肩接踵，纷纷挈儿带女前来启蒙。据说，一时间，交通不便的水竹坑俨然是歙县南部的文化教育中心。继述小学校是初等小学，4年制，有正规毕业证书，学历公认。 1913年7月1日柯庆施以甲等生毕业于此校。并以此学历入省立二师附小高等科继续小学学业。1918 年，柯庆施16岁，入省立二师本科第五班学习。柯庆施是师范生。

▲柯庆施故居，照片中人物是柯老堂侄。
1919年年 5 月 29 日，柯庆施加入了“徽州救国十人团”。徽州“救国十人团”是一爱国激进组织。《申报》在六月十日的一篇通讯中说：“徽州学界先后组织救国十人团及国货贩卖部。屯溪茶务讲习所亦列队游行，举行露天讲演，散布传单，劝告商店抵制日货。”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责令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的柯庆施休学，理由是“因思识一时误谬”。1920年4月，经陶行知等人帮助到南京求学。1921年初，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在上海期间，由杨明斋、俞秀松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叶永烈在报告文学《“上海王”柯庆施生死之谜》中写道：“1920年18岁的柯庆施开始与陈独秀通信。陈独秀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不久陈给柯写信，让他来上海。这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叶永烈在文中还记载了一件事：“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在1927年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于 2000 年 5 月 28 日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老见过列宁。′”这是毛泽东称柯庆施为“柯老”的原因。

柯庆施有过几次婚姻。18岁时在徽州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自柯庆施被学校退学后，其父柯临久为了让儿子收心养性，送柯庆施到芜湖运漕与许佑卿的次女完婚，许佑卿是歙城斗山街人，当时在运漕盐公堂当差。婚后，柯庆施在运漕只呆了半年多。1923年5月23日，许氏由其母送至安庆，时柯庆施在安庆从事党团工作。1924年春，柯庆施转移到上海，当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苏联海参崴工作，与妻子许氏再次长时间分离。1932年初，柯庆施返上海到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共临时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当年6月，接许氏到上海小聚。此后柯庆施再次北上，担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两年后去延安。限于环境和条件，此后一段时间和家人失去联系，直到南京解放才恢复联系。留在上海的妻子许氏生计十分窘迫，得到其妹夫程居浩的父亲——徽商程耀庭的周济，不久程将许氏及其父母接到杭州，由其供养。后因日军侵略，程居浩携许氏等人返歙县老家仁里避难，不久许氏病死在仁里，灵柩由其妹夫程居浩护送到竹溪村安葬。解放后，柯庆施特将程居浩的儿子程家治、女儿程美珍接到南京，供养读书，一直到中专毕业，走上国防工业工作岗位。

取自网络
抗战爆发后，柯庆施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进入延安之后，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后嫁柯庆施。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柯庆施于1941年与延安女子大学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整风中自杀。1948年5月，柯庆施时任石家庄市市长，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是新来的大学生。柯庆施和于文兰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时年46岁。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女儿。

▲柯庆施故居屋后望去一帽子似的，柯老堂侄告诉我，这是官帽。
柯庆施早期参加革命，经历过艰险，曾经被捕过。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柯庆施去陈独秀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被捕人员有陈独秀、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共五人。沪上报纸纷纷报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顺带被曝光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达500两白银保金，营救五人，10月26日五人出狱。
党内斗争也让柯庆施备受考验。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问题。后来，他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甚至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有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庆施落难遭到批斗时，他想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牵连，柯庆施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问题，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受延安整风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
1947年11月12日石门（今石家庄市）解放，这是解放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柯庆施任石门市市长；1949年冬，接替刘伯承出任南京市市长；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9月，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累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柯庆施是四九年建政后到改开前，徽州地区党政职务最高的人（副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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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1919年17岁时离开家乡，生前没有回过家乡。但是，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安徽省在其辖区内。他经常专门听取歙县县委的汇报和水竹坑村里的汇报。为他为歙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当时难得的帮助。《柯庆施的家乡情》一文中介绍：“1960年前后，县纱管厂和县仪表厂（当时称五金厂）分别在上海内迁的车木六厂和一家螺丝加工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县机械厂在上海调进7台“明精式”车床和一台C615车床、一台C620车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县染织厂在上海调入50台爱迪生织布机的基础上新成立了。”他为乱砍乱伐一事批评了安徽省和歙县，1962年歙县建立了水竹坑国有农场，保护林木，发展林业。

柯庆施墓园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因急性胰腺炎在成都去世。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掉仪式，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8年，柯庆施骨灰回到故土歙县。据柯庆施的侄女、时任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柯皖宜介绍，柯庆施骨灰是在其夫人于文兰逝世后，按照柯庆施的遗愿，于1998年8月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葬故土的。柯庆施之女柯友兰发表在《黄山日报》周末特刊上的纪实散文《我们是徽州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98年8月2日，经中央批准，我们捧着爸爸和妈妈的骨灰，第一次踏上了徽州的土地。这是爸爸离家79年后的唯一一次回归。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灰撒入徽州的青山翠竹之中，完成了他们多年来同归故里的心愿……;”
柯庆施最终回归故土，他生前经常说“我们是徽州人。”

中共八大（含二次会议）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只有一人没有传记，那就是柯庆施。

推举了后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巨大的张。

八十年代我看杂志，文章中提到他一般都不指名道姓，而是以上海那个“好学生” 指代他。

曾以身作则，带头住进工人新村。
不过，没半年就搬出了(因为确实不方便)

或者可以这样打个比方：延安整风前，他可能是类伍豪；延安整风后，他可能是类彭真。

当年柯老开追悼会的时候风光无限极尽哀，各个大佬都出席了主持的讲话的写诗的，但几十年后，各大佬的回忆录大事典之类都避开了那一天。

我去这种问题都能出来了？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柯庆施同志的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正式落成。
庆施同志的亲属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等方面领导和党史专家等六十余人参加了纪念像揭幕仪式。

这里说几件关于他的事情
柯刘矛盾早在白区就有了《彭真小传》中说：“刘（即刘少奇）特意调走和自己有矛盾的柯庆施，让彭真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与北方局秘书长林枫一起，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刘源：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见《党史博览》2017年第8期）中说：“康生、柯庆施等人就‘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指责父亲营救战友出狱，拉宋哲元抗日，做张学良、傅作义工作，与阎锡山合作、‘换旗抓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
可以看出柯很反对这种自首出狱的方法，所以有些媒体说什么自首出狱是柯的建议实在是不懂历史
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領導幹部，除年歲大者或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園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與工人為鄰。他自己首先帶頭+，於1959年春節前帶頭搬入東廟二村(後改名為東安二村)。那是上海西南地區的一個工人住宅群，居住條件比花園洋房自然差許多。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上海高級幹部大多入住條件較好的花園洋房或公寓，柯慶施要求幹部搬出高級住宅，顯然是希望幹部們縮短與老百姓的距離。不過1960年初，柯慶施又搬往康平路上的爱棠公寓，據說是因為在東廟二村瓣公不便。當時，康平路市委機關大院對面 ,有幾幢上海本地的中國式磚瓦房，沒有煤衛設備，甚至用水都是在屋外接個自來水龍頭。這樣的房子和整個康平路的花園洋房顯得很不協調，市委辦公廳幾次要拆除，都被柯慶施攔下，一定要保留這些房子。柯慶施说，放在那裹，每天看到，就會提醒我，還有老百姓住在這樣的房子裹。
生活简朴工作严肃认真

柯与主席视察工厂
把斯诺写的放出来吧，斯诺先生在1960访问了柯市长治理下的夜上海并展开了交谈
一样重要。柯市长是一位政治局成员，他的职位较大多数省长还要高级。他是个身材健硕、体格魁梧的大汉，头顶是乌黑的头发，双眼宽阔而锐利，看起来只有四十来岁，但实际上已年近六十了。他的说话非常坦白率直，但却字字千钧，很有力量。
柯庆施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地区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九二七年，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柯变成了一个“政治矿工”。之后十年，他转入地下工作，先在上海，后来转往北京主持华北局的工作。日本侵华时，他又转移到农村组织游击队。
市长在前意大利总领事的私邸中欢迎我，这间房子坐落于昔时的法国租界，是一座古旧的住宅，周围是护理得很好的花园。房子现在被用作市接待站，柯市长在此设有办公室。当晚出席的包括有上海市的副市长，张秘书长和他的姓李的助手。市长说他当晚是“自由身”，我可以提出任何问题，他尽可能回答。会谈开始时，他自己先说了一篇开场白。
“李对我说你对上海有两个印象:其一，旧上海表面的繁华似乎已-去不复返了; 其二，上海市的道德风气已经改善。两个印象都是对的。许多外国人不明白这些转变的意义。而你，一个老上海,应该知道嘛。一小撮中外富豪所有的实在太多了;城市的繁华、南京路上豪华的商店和酒店，全部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在污秽的后巷和里弄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挨饥抵饿者有之，在垃圾堆中找生活者有之，饿死的更不可胜数。现在，市内再没有富豪，但也没有人饥寒交迫，没有人再生活于污秽及破烂之中。
“人人都丰衣足食了吗?是的，基本上如此。人民想得更多吗?当然啦。上海市人民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较全国其他地区都高一些。上海的出产较丰富，因此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七十四元半。-般来说,一家人的费用包括:房租四到十五元，水电及其他什用要三到四元，伙食每人十二元。平均每户人家有两个劳动力。因此上海市人民的购买力很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力哩。不可否认，我们的消费品的产量仍然不足。然而，我们不能再超前了。本市有一千万人口;想想看:假如我们只是把每个人每年的消费提高二十元，这表示要在生产中抽掉二亿元一-但农具、灌溉机械、钢铁:这些都是其他地区迫切需要的。对比起来，上海所需要的皮鞋岂不是微不足道吗?上海市所出产的纺织物足够使每个市民获得额外的服装。但是，当你想要提高生活水平时，无论怎样提高，也要联想到该数字的六亿七千万倍。要将布的配给额提高一倍，我们就要先将棉花、纺织机械和工厂增加一倍。你总不能日以继夜不停地、拚命地干的吧?
“粮食的配给额也是同样的问题。本地区的粮产非常丰富，但北方已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其他地区失收意味着需要我们的支援。所以，目前的粮食配给额使我们肯定可以在任何时刻都有把握供应、而且是基本足够的数量。外国报章错误地将我们这种细致的分配认作中国在闹饥荒。我可以说，我们现在不是闹饥荒、将来也不会闹饥荒。当生产量可以无限地供给全国人民的需要时，我们便会结束配给的方法。
“你问及这里的粮食配给额吗?与其他地区一样，我们每月最起码的配给额是:成人二十七磅米，六盎司肉类、二十六盎司鱼类、三十三磅蔬菜。工人们的配给额较多，一般获配三十三磅米，干重活的工人获四十四磅。艺术家与脑力劳动者获同等配给量，另外还有额外配给的肉类。资本家有红利可分;市上特别为他们设有特别的餐厅。我们尽可能满足人民适当的需要。总的来说，本市有八十多万人领取最高的粮食配给额。至于农民方面，由于有副业生产补充，他们的口粮当然比城市的人更好。”
柯市长还举了很多贴切的例子。“以米为例。米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含有丰富的维他命而缺乏热量的外皮，二是米粒本身。以往，农民们只能吃外皮(糠)和少量的米粒，因为他们要将米粒出售，变换金钱。今天，人人都吃整颗米粒了。最近，我曾在农村遇到一个在厕所中收集粪便的老人。你想想，以前农民会有固定的地方大便吗?喏，现在他们要这样做;若不到厕所大便，甚至小孩子也会责备他们哩。现在我们再来谈谈那位收集粪便的老人吧。当时我问他现在事情怎样。
“‘来来，’他对我说:‘看看这些。’他叫我看看便桶内的人粪。‘过去，当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吃，只吃米糠的时候，粪便都是白潺潺的、稀巴烂的。现在，你看看吧，它是固体的，赤色的。人民吃的较前好多了。’喔，你有什么问题呢?”（注：市长看你的大便！）
我知道在座的副市长曾在监狱路的牢狱中度过了七年之久，当时他是被公共租界当局逮捕,以共产党的“罪名”投进狱中的。于是我问他曾否到旧地一游。有，他曾到住了七年的监房中看过，但看不到有人在;房门是打开的。监狱内所有的房门都是敞开的。在他坐牢时，犯人每天只有半小时活动时间(放风)，倘若彼此交谈则会遭受毒打。现在的犯人都有文娱活动时间，狱中还设有图书馆及阅览室供犯人们工作后应用。他说现在狱中的犯人总数不超过二千五百人。(在我的要求下，他们轻而易举地为我安排了一次访问，但由于监狱的情说与上文所述的北京监狱相仿一除了不用种菜之外，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苏北劳改农场中有多少犯人呢?”我跟着问道。
“大约有六千人，”市长回答说:“我曾经到那里看过。这个农场搞得很不错。表面看来，简直瞧不出它是个监狱-一守卫很少。犯人们建筑自己的房子。他们有一个发电厂，农场中用电灯照明，犯人们按时看电影。他们畜养了许多猪及其他牲口，而且他们的生产力比一般人还要好。当他们获得领导信任的时候，他们可以申请一个星期左右的探亲假回市省亲一不需要卫兵随同监视。”
“他们回来的吗?”
“到目前为止，是的。有些人还申请将家人带到农场去,我们也批准了;于是他们工作得更积极了。有些犯人甚至对农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服刑期满后，继续留在那里干活一当然是按劳支薪了。他们跟其他市民一样拥有各种权利。”
“柯市长，若非在北京监狱曾经与几位表示出于自愿选择，期满后继续留在狱中工作的妇女交谈过的话，我将难以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希望能亲自到这农场中看看。”
“路程不短哩。你要坐船从水路走，来回各要两天或三天之久。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尽力替你安排。”
当时，我本应马上打蛇随棍上，请他替我安排行程，但回心一想，旅程共要花去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那岂不是要挤掉后期的一部分计划，或者要请求延长护照的期限吗?况且也不能肯定可否获准延期。他们说在汉口，重庆和昆明附近还将有同等的机会，但我却相继错过了。所以，我不能证实或否认柯市长所说的、有关中国所承认的几个仅存的“劳改营”的情况--这只能怪我本人没有抓紧机会了。
将八千五百的犯人数目与上海大约一千万人口比较，可以算出犯人率是千分之零点零零八五。若全国都是同一比率，那么中国的犯人总数便达五十九万五千人了。(若美国的犯人率与该比率相同，那么美国的犯人总数应该是十六万一千五百人。一九六O年，美国的囚犯总数却达二十七万七千人。但美国的逮捕率[-九六O年达二百六十一万二千人肯定远较中国为高，因为中国的定罪额跟逮捕额是非常接近的。)
“数字并不十分高，特别是如果它包括一切犯人，而不单只是政治犯人一类。”我对他们说。
“它已包括了一切犯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政治犯，”柯指出说:“但有一点要声明，今天的真正犯罪率较上述的低得多。你-定会记得上海过去的犯罪率是全国最高的。目前，我们很难在法庭中遇到有案件进行审判，以供希望在中国聆听审案的外国人参观。”
“这点我知道。在北京逗留那么长时间，我也遇不上一件案子上庭。他们叫我在这里碰一碰机会。”
“这好办。你在上海的时间内，我们一有案件上庭便马上通知你吧。现在，犯罪再也不是严重的问题了。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支持我们的工作。胆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人只是一小撮一如果他们能够的话。我们共有六千名警察，这包括了消防人员在内。对这样面积的城市而言，公安人员的数字不算多。纽约市有多少瞥察呢?我们的民瞥大部分是负贵管制交通的。”(一九六O年，纽约市的警察总数为二万三千名，但消防人员不包括在内。但上海市的交通远不如纽约那般繁密。)
“从前，人们常常说上海的警察、囚犯和娼妓比在学学生的人数还要多。那当然是夸大了的说法而已。”
“那倒不是十分夸大哩。但今天可不能这样说了。上海目前共有学生二百万。假如你把一百三十万业余学校的学生一并计算，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学生了。这也是犯罪率低的另一个原因。”
“听你这么说，上海并不象海外前几年传说那样要强令削减人口罗?”
“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只不过是劝导数以千计的大学生，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到内地去扩展和开办新的学校和工厂罢了。本市有两所优良的医学院，我们的医护工作者较国内其他地区多得多。我们将学院的人员分派到安徽省和湖南省开设新学院和新医院。今天，我们更有两所新医学院，学生远远超过了从前，医院中的工作人员更多了一--病床增加到三万张。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总的来说，上海市已经前前后后将一百六十万专业人员和工程技术员送到内地去。上海和东北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大的训练中心。”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但柯市长依然精神奕奕，毫无倦容(柯市长与1965年逝世）

张常副的伯乐

汉奸，公知，走资派，洋人买办，果粉都在骂他。
人一生到这份上，应该很自豪了。

即便没有参加哈利路亚大旋风，也要把他从XXX移出去的水平，相比之下，宗可是参与了大旋风才有这种待遇

迟早历史会有公正的评价，乌云掩盖不了阳光，

都是些什么魑魅魍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