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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小人物掀起的大风暴？

农民为子喊冤不成，一怒之下炸法院
2006年7月10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永兴法院爆炸案，凶手黄运财爆炸罪成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该案的被告人黄运财，是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湘阴渡镇夹口村水塘组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就是这个普通农民，却制造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事情的起源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由于家境贫寒，黄运财15岁的独子黄虎辍学了，跟着父亲黄运财到镇上的马家三矿场打工，负责矿上绞车运转，由于年龄问题，矿主曹某只让他在矿上做小工，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一日获酬15元，由父亲领取。
不幸的是，黄虎在工作中遭遇突发事故，被一根木桩砸倒，其右手被绞进绞车，导致右手三、四指完全去除，二、五指部分去除，一只手只剩下一块手掌。郴州市法医检验鉴定中心鉴定黄虎之伤为六级伤残。
右手功能丧失后，生活多有不便的黄虎，成天只是怔怔地躺在床上。黄运财和妻子王小华悲痛万分，毕竟他们就这一个儿子，一想到儿子的未来，他们就忍不住落泪。
为了给儿子讨要赔偿，黄运财先带着黄虎去郴州市法医鉴定中心做了伤情鉴定，在拿着鉴定中心出具的六级伤残鉴定书后，黄运财几次找马家三矿的矿主曹某讨要赔偿，但曹某和股东们却对他不理不睬。
黄家与马家三矿多次协调赔偿未果。年底，永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介入，鉴定黄虎之伤为六级伤残。次年2月，该委员会裁定马家三矿承担黄的治疗费用，并赔偿黄伙食补助费、工伤津贴、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共计30余万元。
马家三矿不服仲裁，指责黄家父母故意弄断儿子手指想发财。矿主们起诉至永兴县法院，要求撤销仲裁裁决书，确认对黄虎之伤不负责任，返还为黄虎垫付的医疗费和生活费，并赔偿各种经济损失30万元。
2003年4月，黄虎收到鲤鱼塘镇法庭发来的传票，该镇距离湘阴渡镇至少50公里以外。该庭庭长曹华成为黄虎断指案的审判长，曹兴虎任审判员。
黄运财发现曹华是湘阴渡镇人，于是向法院书面提出曹华和马家三矿矿主曹某是亲戚，且与其他五个矿主关系密切，要求曹华回避该案审理。可永兴县法院在院长李开清的批准下，以“曹华与矿主曹某无亲戚关系，与其他股东无任何往来”为由，驳回了黄运财的申请。
黄运财又向永兴县法院提出质疑，毕竟这种民事诉讼应该由县法院民庭受理，但法院方面回复，由哪个法庭受理该法院做决定。
在审理案件之前，矿主们要求重新鉴定黄虎的伤势，获准，永兴县法院拒绝采信永兴县劳动鉴定委员会对黄虎之伤所做的六级伤残鉴定，称该鉴定是“黄虎方在自行委托且所依据的鉴定材料缺乏充分性、可靠性和真实性的情况下做出”。
法院批准了曹某的请求后，由法院工作人员带黄虎在县医院拍了X光片，再由法院将鉴定证据材料寄给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不久后，司法鉴定室就出具了《法医鉴定书》，认定黄虎的伤残为七级。
鲤鱼塘镇法庭依据七级伤残的鉴定书，判定马家三矿应赔偿黄虎工伤津贴、住院伙食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就业补助金等，共计16706元。
30万的赔偿款经法院判决，变成了1万多块钱，这还不够支付医院的住院费呢！黄运财不服，于是向县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次月，黄运财收到了来自永兴县下发的《催缴上诉费通知书》，责令黄运财必须在5天内缴清上诉费13000元，如未缴清，则视同自愿放弃上诉。
黄运财家里的经济原本就窘迫，再加黄虎出事后，住院又花了不少钱，因此根本筹不到13000块钱，无奈之下，黄运财只能请求永兴县法院减免上诉费，但遭到了拒绝。最终法院撤销了他的上诉。
心有不甘的黄运财只得四处上访，寻求为儿子讨回公道的机会。
黄虎父母不得不四处上访，他们的代理人突然发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鉴定书上没有体现两份最重要的鉴定证据材料——X光片和附属报告单。
之前，黄虎在长沙鉴定伤情时，永兴县法院法官邓甲生以长沙医院服务态度不好为由，坚持要回永兴县照X光片，然后由他寄给省高院。
但事实上，邓没有寄出附属该X光片的报告单。
永兴县法院对几次前来查询的黄家父母拒绝回应，黄虎母亲王小华又赶往湖南省高院要求查看永兴县法官到底有无寄去鉴定证据材料，也遭该院司法技术室法医王某拒绝。
在王小华的苦苦哀求下，法医动了恻隐之心，让她查看了已经封存的鉴定档案，结果真如代理人所说，里面根本没有黄虎的X光片检查报告单。
法医表示，正是因为没有检查报告单，只有X光片，所以根本看不出名堂，才做了七级全残的鉴定。意识工作存在失误后，司法鉴定技术室为黄虎免费做了伤情鉴定复核，2003年12月，湖南省高院出具《法医学复核鉴定书》，认定黄虎右手大部分功能丧失，构成六级伤残。
尽管永兴县法院的法官未寄出解释X光片的报告单，已妨碍司法公正，但没有人因之被处罚。
黄运财拿着《法医鉴定书》向永兴县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决，并要求矿主赔偿30万元，同时承担诉讼费。
可让黄运财没想到的是，矿主们认为他是给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行贿，才搞到的一份不合规的《法医鉴定书》，要求必须到最高院去鉴定，他们才认可。
矿主们的要求再次获得了永兴县人民法院的批准。
黄虎的父母只得带着黄虎上北京。200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再度确定黄虎右手损伤构成六级伤残。
这样一来，永兴县人民法院终于承认了黄虎伤残六级的事实，但法院却又更换了一套法律依据来判决该案：
黄虎在马家三矿工作时只有14周岁，未达到法定未成年工最低年龄，不具备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权利能力，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马家三矿证照缺失，属于非法经营，也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因此，马家三矿和黄虎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雇佣法律关系。黄虎的伤害是雇佣关系中的工伤，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只能适用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规定进行赔偿。
法院称，国家当时对雇工损害赔偿无统一赔偿标准，只能参照《湖南省交警总队2002—2003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有关赔偿项目的标准》，最后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马家三矿矿主共同赔偿黄虎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共计65298元。
永兴县法院作出(2004)永民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其他诉讼费2000元，共计13000元，矿主6人承担9100元，黄虎承担3900元；鉴定费用14851元，矿主6人承担10395元，黄虎承担4455元。
此外，永兴县法官“漏寄”鉴定材料导致黄虎断指案件再审，法院收取再审案件受理费8000元，矿主6人承担2000元，黄虎则承担6000元。
经历了一次仲裁、五次鉴定、两次判决，连绵三年，18岁的黄虎最后从矿主处拿到了37000余元现金。
之后，黄家就再审结果再次上诉，又因无法缴纳巨额上诉费被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向检察院提起抗诉，亦未果。
黄虎和他的父母遭到了矿主们的公开羞辱，一位矿主家属在村里洋洋得意：“原来就说给你们3万多，现在累得像条狗一样，还不是拿一样多。”
绝望中的黄运财想，既然法院没有说理的地方，那么他就给法院说说理。
很快，黄运财就从矿上偷来炸药和雷管，做成了一个简易的定时炸弹，随后他又巧妙地把炸弹放在一个脑白金的礼盒里，然后趁着没人的时候，悄悄放到了法院家属楼，法庭长曹华家门口的楼梯口。
起初，曹华的女邻居，一名罗姓妇女以为是别人给法院家属送的礼，于是将他提到了家里，结果发现这不像礼品，于是放回原处，5时许，罗的丈夫发现不是礼品后，将其丢弃到楼下。
晚7时许，有法院楼家属得知楼梯口有人放礼品后，下楼继续查看该礼盒，终于发现礼盒的电源线，感觉不妙，于是给县法院办公室主任曹兴虎打了电话，曹兴虎到达现场后立刻报告院长李开清。
李开清正在该院执行局副局长兼执行二庭庭长曹华家里吃饭，两人一起到达现场。
李伸手从里面抠出一些粉末，闻了一下说，这是硝胺炸药，用水打湿就不会炸了。
曹华上楼提来一桶水浇淋礼盒，突然爆炸声起，花坛被炸出一个深达70CM的坑，两栋住宿楼的玻璃几乎全被震碎、跌落。三个法官——曹华的脑袋被炸得粉碎，李开清的双眼被炸伤，伤及右眼晶体；曹兴虎脚被炸伤，右耳鼓膜穿孔。
案发后，警方迅速逮捕了爆炸案凶手黄运财。
黄运财在后来的审讯过程中承认是他独自一人秘密完成了爆炸案所有流程。与此同时，当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警方的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他们对黄进行了补充讯问，并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固定黄的供述的真实性和自愿性。
知情者向记者透露，黄运财在制造炸药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技巧超越了办案民警的想象。
检察机关指控说，黄一心要炸死曹华，但他知道他无法进入曹家，炸药包只能放到曹家外面。而寻常的一次压合触动引爆，炸药包可能就在曹家外面爆炸。他就想制造一个三次压合触动引爆炸药包——需要提放三次才导致开关连接电源，实现引爆。黄设想的是曹华或曹家人将放在门口的礼盒拿进家里，炸药包再提放两次即可引爆，造成曹在家玩炸药引爆的假相。
2004年11月7日，黄在永兴县复和乡一个煤矿打工时偷得炸药二十筒，电雷管两枚。后来在他母亲家取回了一个礼盒，开始了他的冒险历程。
判决书介绍了这个三次压合触动引爆炸药包的制造过程，精细得令人眼花缭乱。但这个农民只可能得到一些诸如棒棒糖棍、一次性注射器、电池等材料。黄到村里小卖店花5毛钱买了一支圆珠笔，将该笔上的弹簧按钮取下，就成为他理想中的自动装置。
黄还盘算着如何增强炸药杀伤力，最后他砸烂了一个棕色的农药瓶，把碎片掺进炸药。
2005年2月24日晚，黄将炸药包藏在家外100多米的草丛里。次日，黄将它带到湘阴渡镇集市。中午12时许，黄带着炸药包乘坐一台摩托车来到县城，将其放置于曹家门口，乘汽车回家。
永兴县公安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法院爆炸案影响巨大，警方全力以赴试图办成一个铁案。他提供的一个细节是，警方甚至多处收集黄家的尘土，均找到炸药的成分。
郴州市中院认定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黄运财犯爆炸案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实施过程、具体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黄运财被判处死刑之外，还被判令附带民事赔偿曹华丧葬费6858元、死亡赔偿金172349元、曹的孩子和母亲的抚养费40000元，加上曹的一个被炸毁的手机3180元，共计222388元。
永兴法院爆炸案震惊中国法院系统高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复查黄虎断指案。2005年4月，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该案。
郴州中院认定，马家三矿在黄虎断指期间具有合法的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一直在开采、生产经营，应为合法矿。黄虎在该矿劳动中因公负伤，引发的赔偿纠纷应为劳动争议中的工伤事故赔偿纠纷，因此，永兴县法院再审认定黄虎和矿主双方是雇佣法律关系，以及由此作出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判决是错误的，事实上帮助了矿主们减少赔偿数额，应一并被撤销。
郴州中院还指出永兴县法院违反《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五条第七项的规定多收诉讼费20500元，应予退还。
至此，永兴县法院在黄虎断指一案中发生的事实认定、法律依据和收取诉讼费等错误和不当，一一被暴露出来。
法院最后判决，马家三矿股东们应向黄虎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工伤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合计314690元。
“基本上和我们第一次做的仲裁是一样的，让我们百感交集。”永兴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在法院的判决书里注意到了法院依据的正是《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所有的事情经历四年起伏后却回到原点。
记者获悉，黄运财在看守所里得知这个判决后，嘶吼咆哮，泪流满面，令观者动容。
有知情者说，整个事情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戏剧性——炸药包阴差阳错最后杀伤了黄运财最仇恨的几个法官。
郴州中院在对黄运财作出的判决书称，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依法行使其诉讼权利提出上诉、申诉，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而不能因为判决结果未满其意即不计后果地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地制造爆炸事件，危害公共安全。
黄的辩护人告诉记者，黄虽是农民，家境贫困，但他坚持花钱请律师，近四年以来一直都是“依照法律途径行事，竭尽所能地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但谁听他的呐？”
而在认定黄为爆炸案制造者方面，判决书这样展现了黄在制造爆炸案过程中的犹豫和徘徊：
——2004年3月，永兴法院对黄虎断指案再审后，迟迟不宣判，相反两度节外生枝。黄其时取得炸药，想等到再审结果出来后决定是否实施爆炸。如果判决结果令其满意，就不炸；如果判决不公，就炸。
永兴法院的再审显然让黄不服，他由此提出上诉。他还曾想，如果上诉成功，就不炸；如上诉不成功，就炸。
最后，黄家实际得到的3万多元多用于对黄虎的继续治疗和支付律师费用，无法交纳上诉费，上诉再遭失败，黄于是决意炸死曹华。
夹口村的村民们告诉记者，黄运财是一个温和、拘谨的男人，很乐意帮助别人。
是谁将这个温顺的农民逼上了绝路？

1973年9月7日，北京海淀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写了篇日记：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班主任老师齐鸿儒看了（那时，有的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当做作业交老师批阅）认为黄帅是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委屈，给报社写了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
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但是信已经寄出，而且恰逢当时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典型的需要。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就成了突破口，得到的批复是：“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按照“指示”，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黄帅成了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活动，
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黄帅式反潮流英雄......

这个事件放到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学生和老师间的小矛盾，根本不会有任何波澜。但在当时就成了大事件。
黄帅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有事总是与父母交流，爸爸见他郁闷，就建议：“那你就给北京日报写封信吧！”向报社写信反映意见是当时的一个风气，黄帅也是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于是黄帅就写了《我到底做错了啥》寄给了《北京日报》。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了，发出心中的疑问：
“我到底做错了啥？难道我们生活在毛主席教导下的新时代青年，还要讲求旧时代教育背景下‘尊师重道’的条条框框吗？”
这封 “敢于挑战权威，不拘于墨守成规”的学生来信令编辑眼前一亮。
很快，就被《北京日报》编者按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发在头版头条。
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革命浪潮。

成也媒体坏也媒体。
“文革”结束后，1978年5月21日，《RM日报》又发表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指出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政治骗局。
从此，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黄帅搞科研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经常昏倒。甚至黄帅以优异成绩报考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都遇到了麻烦......
几经周折，她总算被北工大录取得以留在北京照顾母亲，父亲也得以平反昭雪......
2017年底，媒体传57岁的黄帅英年早逝，想来令人唏嘘。

由近及远，写三个伟大的名字。
胡友平。逝于2024年6月。
李文亮。逝于2020年2月。
孙志刚。逝于2003年3月。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掀起了一场场彪炳史册的大风暴
向他们致敬！
为他们的家人祈福！
将来一定创造条件，或亲自，或委托亲友到他们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洒上一杯酒，道一声感谢，深鞠三个躬。

一个叫朱重八的小和尚被赶出皇觉寺，四处流浪，实在没办法加入红巾军混吃混喝，一不小心创立的王朝，276年后被一个下岗的快递小哥砸了个稀巴烂。

“他一个图书管理员，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 一个国民党团防军的小兵

1982年，15岁华裔美籍少年秦志斌考入剑桥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结果在国内某些有识之士鼓吹下，社会掀起神童热，不仅各大大学开办少年班，就连众多家长都萌发种下跳蚤收获龙种的狂热，为日后教育产业化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虽不知秦志斌先生近况如何，但他恐怕没料到，自己这小老鼠竟能拉出这么大的木锨。

2001年的时候，高考还是全国一张卷，分省录取。当年北京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454分，一般本科429分，专科360分；山东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580分，一般本科539分，专科为509分。分数差竟然高达100多分，山东的专科分数线都比北京重点本科高55分。理科同样如此，山东理科重点线高达607，而北京只有488。注意，这是同一张试卷。
山东青岛当年参加高考的三名考生——青岛铁一中（现为青岛六十六中）高三四班姜妍（理科，高考成绩522分）、青岛一中高三四班栾倩（文科，高考成绩457分）和青岛十五中（现为青岛实验高中）高三九班的张天珠（文科，高考成绩506分），由于未能达到山东省当年的重点大学的分数线，甚至连专科线都没达到，别说上大学了，只能复读或者去职业技术学校。
这三个考生决定运用所学知识为自己维权，他们不是专业法律人士，但宪法里面那条“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还是知道的。于是，他们搞出来个大新闻：山东三考生向最高人民法院状告教育部违宪。
2001年8月23日，他们分别委托律师，以邮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理由是，由于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诉状原文：被告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下属机关，具有对我国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考生录取进行管理、监督的行政职权。依据这种行政职权，被告在2001年4月16日作出了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是以教发﹝2001﹞23号一个“通知”的形式作出的），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线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山东低100多分。考生的诉讼要求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教育部所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法（诉状原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并向教育部发司法建议书，以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当时还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事实上，这三考生一开始就没准备和教育部硬刚，他们也不敢硬刚，也刚不出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发媒体关注，搞出个大新闻，呼唤教育公平。所以他们才会直接把案子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司法程序，他们应该先走地方中级法院。
自从8月23日向最高院邮寄诉状以后，律师和3位当事人一直在等待最高院的答复。9月3日，最高院立案厅一位姓侯的法官分别给3位当事人打来电话（因为起诉是分别起诉，不是集团诉讼），告知他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应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也就是说，3位当事人应该到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鉴于以上原因，诉状寄回。
3位当事人及其家长决定9月8日终止这起诉讼。因为能顺利发起诉讼本身就是胜利，而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超强度关注，已使得呼唤教育平等的声音传扬出去；再说，根据种种消息，教育部已有所触动，进一步改革正在酝酿，起诉的目的已经达到。
2002年，北京宣布自主命题，不再使用全国卷。由此，高考取消了全国统一命卷，开始分省自主命题。

这个必须是大泽乡起义
当陈胜、吴广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就决定了他们俩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

历史上的不清楚，只看到当下微博上有个“说真话的毛火星”，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小学文化程度，湖南凤凰县农民），莫言与他井水不犯河水，突然他在网上起诉莫言，跟随他的粉丝们一起呐喊，犹如一场特大风暴。吓得莫言一声不吭。
大V胡锡进批评了“火星”几句，他又掀起风暴，起诉胡锡进，吓得老胡也不敢吭声了。此时，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再接再厉，要起诉余华，龙应台，王朔～，网上一片欢呼，犹如一场盛典，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几天功夫就成了网络“意见領袖”。这就是亘古未有的大奇迹。

清朝乾隆年间，浙江省德清县有个慈相寺。慈相寺香火冷落，内有几个穷和尚。
慈相寺附近，乾元山上有座观音殿。观音殿深受善男信女喜爱，香火鼎盛。
嫉妒使慈相寺的和尚面目全非，开始打起了歪门邪道的念头。
恰好有个姓徐的，跟慈相寺和尚交好，此人颇有“智慧”。
徐某给和尚们出主意道：县城最近谣传，修东城墙水门的石匠在“打生桩”，谋人钱财性命。不如顺水推舟，散布谣言说石匠们在通往观音殿的必经之路“作法埋丧”，凡是路过的人都会遭受毒害。如此一来，观音殿的施主们就会来慈相寺上香。
徐某为此得到500文铜钱酬金。
在那个文盲率高达90%以上的年代，恐惧使谣言迅速传播，并越演越烈。
从江浙开始，席卷湖广，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京畿直隶等十几个省份。
最终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撼动朝野。
这就是清朝的“割辫案”，又叫“叫魂案”。
此案影响深远，上至封疆大吏督抚官员，下至僧丐乞尼贩夫走卒，上万人被牵连处罚，含冤而死者不计其数。
而一切的开始，不过是一座破庙的穷和尚，想多收几文香油钱。

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江南案”，在这次事件中几乎没有一个赢家。双面间谍作家江南为此而丢掉了性命，执行人陈启礼，吴敦，张安乐等人获刑入狱，而幕后人物蒋氏家族自此不再主政，此后台湾进入一条更加危险的轨道。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分子刺杀身亡。刘宜良是江苏靖江人，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随后进入由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政干班受训，成为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情报员。
在1967年，刘宜良成为《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在美期间，刘宜良以“江南”为笔名，在《洛杉矶论坛报》连载了《蒋经国传》，揭露了大量蒋氏父子与国民党内部之间的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之嫌，视为侮蔑元首。台湾情报部门认为江南的行为有损蒋经国的形象，决定对他实施“制裁”。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术语”中，所谓“制裁”就是指暗杀，因而时任情报局长的汪希苓委派情报员陈启礼赴美执行任务。

据传闻，1984年7月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暗杀了刘宜良。然而当时蒋经国四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坊间认为蒋孝武可能是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

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任内都未再回到台湾当局“中央”部门。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
1984年9月，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找来陈启礼，对他说“美国有个叛徒写了一本《蒋经国传》丑化“领袖”，最近他还打算写《吴国桢传》，内容中有更多不利于“领袖”的地方，组织上决定对这个叛徒予以制裁”，派他前去执行这次任务。
时年41岁的陈启礼接受了这项任务，并按情报局的要求化名郑泰成，伙同“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一起赶赴美国旧金山，对江南的行踪和住宅进行细致周密的踩点。
1984年10月15日，吴敦和董桂森潜入住宅底层的车库，二人连开三枪，当场打死准备驾车离开的江南并迅速逃离了现场，这便是当时轰动美台的“江南案”。案件发生后，FBI随即介入进行调查，这时台湾情报部门才得知江南也在给美国人卖命，是个双面间谍，这次算是捅了个大篓子。随即，陈启礼等三人很快便被安排回台湾，这次行动策划严密，动作干净利落，陈启礼等人满心欢喜，准备接受组织上对他们的“犒赏”。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远出乎了他们的意料。1984年11月12日，台湾警方突然发动了一场名为“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在这次行动当中，警方一举抓获了4000多名黑帮分子，其中就包括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帮中骨干吴敦。董桂森侥幸逃过此劫，随后逃往海外。
按说警察抓犯人是一件再平常不过之事，没想到这次却抓出了一个大麻烦。陈启礼被捕后当即向警方供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他就是暗杀华裔作家江南的凶手，其秘密身份是台湾情报部门的情报员，直接听命于情报局长汪希苓。随后，台湾警方在陈启礼家中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一本咖啡色的笔记本。笔记本中详细记录了陈启礼在情报局受训以及暗杀江南的全部过程。
当时“江南案”在美国华人社会闹得沸沸扬扬，FBI也已经介入调查。假如台湾情报部门暗杀美国公民的丑闻张扬出去，不仅将极大地影响美台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台湾当局的形象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台湾警方迅速将案情上报，蒋经国紧急召见情报局长汪希苓和安全局长汪敬煦，然而却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汪希苓承认是自己派陈启礼暗杀江南，并且在行动结束后亲自向上司汪敬煦做了汇报。汪敬煦却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情报部门的秘密行动，更不清楚陈启礼的真实身份。事实上，当时台湾情报部门内部已经产生了裂痕，情报局长汪希苓拥有极大的权柄，可以直接向蒋经国进行汇报。作为顶头上司的汪敬煦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对汪希苓这次先斩后奏的秘密行动予以否认，并借扫黑的名义，策划了一场抓捕陈启礼等人的“一清专案”。
蒋经国面对两位爱将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时间也无法定夺，台湾警方随即指控陈启礼和吴敦犯故意杀人罪，并将案件移交给台北地检署。

事情的转机来源于大洋彼岸，眼看着陈启礼和吴敦被台湾情报部门卸磨杀驴，此时美国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彻底扭转了案情的走向并终结了蒋氏王朝。此人就是当时正在美国攻读硕士的竹联帮元老张安乐，绰号“白狼”。原来，陈启礼赴美刺杀江南时曾住在张安乐家中，但事前并未向他透露任何讯息。案发后，张安乐获悉内情并提醒他“小心灭口”，于是陈启礼将一卷录音带交给他，嘱咐他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准揭露这卷录音带的内容。
陈启礼返台被捕后，张安乐迅速展开营救行动。他首先与前来访美的台湾“文工会“副主任魏萼进行谈判，以录音带做条件，要求停止“一清专案”，停止追缉在逃的董桂森，将陈启礼案由军事法庭以转至司法法庭，但魏萼返台后转告安全局长汪敬煦时遭到拒绝，谈判宣告破裂。随后，张安乐将录音带提供给FBI，这卷录音带的内容公布之后，引发美国各界一片哗然。
为了平息事端，蒋经国不得不“弃车保帅”，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及副处长陈虎门。1月13日，台湾方面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同时强调这是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美台关系由此跌入谷底。
这还不算完，张安乐又接受CBS知名节目“六十分钟”专访，在节目中他直指“江南案”的杀手陈启礼是台湾当局派来的，任务是要除掉“卖国贼”，还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就是幕后指使的台湾高层人士。
当时的蒋经国已是风烛残年，病痛缠身，长子蒋孝文羸弱多病，难成大事。加上民进党势力已经抬头，当年败退台湾的二百多万外省人在长期高压的统治下，早已人心涣散。而被定为继承“大位”的次子蒋孝武又被指控是“江南案”的幕后主使。万般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好把蒋孝武外放至新加坡，并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从未考量”过由蒋家人接班，随后又在台湾宣布：他身后“既不能，也不会”出现蒋家人主政。
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所属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组成“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局长由原第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
不久经台北地方法院三审裁定，陈启礼，吴敦，汪希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三人于1991年获释出狱。潜逃至海外的董桂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捕，后被引渡到美国，被判27年监禁，最后死于监狱内的一场械斗。

而因“江南案”引发的1984年"一清专案"，是由台湾戒严时的警备总部主导，依据"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执行，锁定的首要黑帮为日渐坐大的"竹联帮"，接着连续实施"二清专案"和"三清专案"。
1984年11月12日，时任台湾当局"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在警政署宣布开始展开一清专案，针对当时台湾主要的帮派及流氓进行扫荡，增加了当时台湾人民对台湾当局治安管制的信心。此次扫荡行动中竹联帮的首脑陈启礼、吴敦亦被捕，由于陈启礼是台湾公家秘密派到美国刺杀刘宜良的主嫌，犯案回台湾后即成为一清专案的重要对象，使得一清专案更受瞩目。
黑社会势力洗牌一清专案将锁定对象以黑道竹联帮为主，4000名检肃对象中，竹联帮份子就占三分之一。全台各帮派组织领导者被扫荡入狱，在狱中管理却问题丛生，一群本省人角头老大，受到外省人为主的竹联帮欺凌，深感无援，唯有相互结盟，在台北看守所以"替天行道"为号召，创立了"天道盟"(1986年10月31日)，此后并成为台湾三大帮派之一。
另一方面，黑道大哥扫荡入狱后，各帮派继而由原先的小弟领导，在黑道大哥获释回到帮派中时，黑道伦理大乱，新旧领导世代的冲突造成了为数不少的流血事件。
渗透政治部分黑道人物在一清专案出狱后，如郑太吉、罗福助等为求安身立命，天道盟更大力介入选举，进入"立法院"及各级地方"议会"，更成为日后台湾"黑道干政"、"黑金政治"现象的原因。
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你来我往，剑拔弩张几乎成为台湾社会留给世人的真实写照。台湾媒体也经常曝出官员撕打，委员互殴的新闻画面，台湾民众对此也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有人戏称台湾人是“窝里横，出门怂”。
1991年，陈启礼获释后重返竹联帮，一时间横行岛内。1997年9月，陈启礼被人举报涉嫌北宜高速公路工程投标腐败案，他闻讯潜逃至柬埔寨，台北地检署对他发布长达25年的通缉令。在柬埔寨，陈启礼遭到宿敌“潮州帮”和“天道盟”的两面夹击，于2001年被金边法院以“非法拥有武器”和“非法组织黑社会武装”两项罪名被判入狱3年。
陈启礼年轻时曾多次对人说：“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杜月笙，能像杜月笙那样‘青史留名’，又‘报效党国’是我人生的目标。”然而，晚年的陈启礼也跟杜月笙一样，提起了那条著名的夜壶理论：
不是政府人士，永远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因为吹鼓手在政府眼里永远只值一个夜壶铜钿，尿急了拿出来用一下，用完后将夜壶放到最角落的在方；你吹得越起劲，不仅公众看不起你，政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

1961年夏天，江苏盐城县出了一件不得了的“大新闻”。
农村小伙董加耕，居然放弃了入学北大的机会，回乡务农！
原来少年在十天前刚收到了北大的通知书，村里人还来不及为他高兴，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把志愿改成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大家以为是谣传，没想到他真的回来了。
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当时《人民日报》是这么报道的："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这天，毛泽东在家中搞了一个小型生日宴会，董加耕与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同在被邀之列。董加耕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他就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席间，毛主席谈笑风生，还几次亲自为他夹菜。
除此之外，董加耕曾先后九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他的事迹几次进了中小学教材！
然而就在董加耕意气风发的时候，一场灾难悄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风暴来临之后，炙手可热的董加耕，被打成了走资派，曾经上山下乡的代表，一下子成为了被人唾骂的对象，董加耕被反动派关入了一个没人知道在哪里的农场。
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被关押。
1974年，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取了当年，一同赴毛主席生日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邢燕子的做客情况。
当邢燕子说一同在坐的还有董加耕时，这个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的名字，才再一次地被人记了起来。等周恩来问在场的人董加耕的现场时，会场上寂静无言，没有一个人说话，周总理进一步了解才搞明白，董加耕已经被当做反派分子，给羁押了起来。
周总理听完之后气愤不已，当场指示要为董加耕平反，而且还要提议，增选他为人大代表。
反动派听到周总理的指示之后坐立不安，当天就派人找到了被羁押起来的董加耕，还没等董加耕搞明白，就被人连夜送到了北京。
几天之后，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几天前还身陷囹圄的董加耕，摇身一变又成了四届人大的常委，紧接着毛主席又亲自批示，让他兼任了盐城地委副书记，蹉跎了多年的董加耕，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之上。

志村菊次郎，二战时期日本帝国的二等兵，七七事变正是他的拉肚子掉队，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中国军民伤亡3587.9余万人。

还有多少人记得“孙志刚事件？”
2003年3月17日晚上，就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去网吧上网的路上，被当地警察逮了个正着。被以“三无”人员送至收容谴送收容，后被收容所工作人员，大力对待，于20日不幸命赴黄泉。
从此，三无正式退出江湖，退出960万。三无指: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
那时，动作可大啦，央视的白、董主持人，什么新闻1+1啦，铺天盖地。唉，不说了，就这么过了。

看看“新冠”时的李文亮医生

这次，唯一的一点，没有说临时工，没有说是辅警。其实，说了以无所谓，但说无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还有这个，不陌生吧！

有时发现
历史大多是小人物书写的，是小人物改变或加快了历史的进程。

邴吉。
是他拼命守住了唯一一个坐过监狱的皇帝——汉宣帝的性命。
他托人在狱中悉心照料汉宣帝，并帮他躲过了数次诛杀。
汉宣帝继位后，将大汉从危机中拉了回来，史称中兴之主。
1
汉宣帝人生的前几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汉武帝晚年多疑，在征和二年（前 91 年）酿成了与太子刘据骨肉相残的政治事件，史称「巫蛊之祸」。
在巫蛊之祸中，丧失理智的汉武帝几乎诛杀了太子一家及其宾客、属官，满门尸体「莫有收葬者」。
刘据在逃亡时自缢而死，只有他尚在襁褓的孙子，即后来的汉宣帝躲过了屠刀。
巫蛊之祸发生时，汉宣帝出生仅几个月，连名字都没有。
这个嗷嗷待哺的皇曾孙成为最年幼的犯人，被关进监狱。
廷尉监邴吉可怜孩子无辜，找来两个女囚犯为他哺乳，在狱中悉心照料，直到皇曾孙 5 岁。
由于监狱中条件恶劣，皇曾孙多次染病，险些夭折，邴吉为祈求其病速愈，为他起名「病已」。
后来有一天，汉武帝生病了，听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派人连夜搜查长安城各个监狱，囚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
邴吉再一次救了刘病已，他禁闭监狱大门，一直到天亮都拒绝士兵进入，说：「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
汉武帝后悔了。
巫蛊之祸后，他修建了思子宫，寄托对刘据的思念。
当听到邴吉誓死守护皇曾孙后，他又释然地说：「天使之也。」
于是下诏大赦天下，赐刘病已自由。
刘病已早已无家可归。
当邴吉依照规定，护送刘病已到京兆尹官邸寻求帮助时，京兆尹拒不接纳，生怕这个小孩给自己惹麻烦，让他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
刘病已被迫回到狱中。
这时，刘病已的乳母要回家乡，小孩子早已把她当作家人，拉着不让走。
邴吉就自己掏钱，雇她留下来照顾皇曾孙，每月俸禄中的米、肉，也都分给刘病已。
不久后，邴吉打听到了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家。
史良娣早已死于巫蛊之祸，但她年迈的母亲贞君还在人世。
贞君看到自己可怜的曾外孙无依无靠，就把他接到了史家。
至此，刘病已才离开监狱，告别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童年。
随着汉武帝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对刘据的愧疚也就愈发深切，在去世前特命主管皇室族谱的宗正，恢复刘病已的宗室身份，由掖庭抚养。
掖庭令张贺是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之子，也是卫太子刘据生前的亲信，在刘病已恢复皇族身份后，亲手接过了邴吉如「教父」一般的责任，对刘病已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出资补贴他的生活，还请人教他读书。
到了刘病已娶妻生子的年纪，张贺还想把女儿嫁给他。
张贺弟弟张安世是权臣霍光的左右手，深知其中利害，就对他哥说：「皇曾孙乃卫太子之后，有幸得到庶人的待遇就不错了，你可不能再谈嫁女之事！」张贺一听，只好打消念头，但以后没人敢嫁刘病已咋办，他就好事做到底，用自己的家财做聘礼，向一个叫许广汉的罪臣提亲，让刘病已娶了许家的女儿许平君为妻。
在刘病已登上皇位前，他一直都是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罪人之子，出生不久没了爹妈，从懂事起，所见的尽是污浊的牢房、犯罪的囚徒和暗藏的危机。
等待刘病已的，本是最苦的人生，是那些善良的人将他从深渊中拉了回来。
从未在压抑的宫廷中成长，是刘病已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在西汉的历代皇帝中，刘病已年轻时的经历最像汉高祖刘邦。
史书记载，刘病已年少时「喜游侠，斗鸡走马」，他游历关中，对乡里的奸邪之徒了若指掌，他出身卑微，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早有体会。
皇位对刘病已而言遥不可及，直到元平元年（前 74 年）的秋天，他的命运才悄然发生转变。
2
这一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没有留下子嗣。
刘弗陵算是刘病已的同龄人，但他是汉武帝晚年得来的儿子，按辈分算，刘病已得叫他一声叔公。
由于汉昭帝无子，霍光就得在宗室中选接班人，只好把昭帝的侄子昌邑王刘贺扶上了皇位。
刘贺不是一个靠谱的人选。
史载，他在进京的路上寻欢作乐，即位二十七天就把坏事做尽，严重违反汉朝礼制，气得霍光把他废了，罪名是「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
实际上，刘贺被废的原因应该是他挑战了霍光的权威。
刘贺不愿做傀儡，而是欲效仿当年同样以外藩入主皇宫的汉文帝夺权，他将「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乐迁长安卫尉」，也就是用昌邑群臣取代朝臣，借此将霍光架空。
这一举动引起霍光的高度警觉。
他行动迅速，不仅废了刘贺，还下令杀了昌邑王的党羽两百多人。
在古人看来，废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举，霍光因此成了反派角色。
后世史书常将擅行废立称为「行伊、霍之事」（伊，指商朝的伊尹）。
刘贺被「淘汰出局」，皇帝还得重选，刘病已的名字进入了霍光的视线。
大臣中首倡拥立刘病已的是邴吉，他向霍光力荐，「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也就是说，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如今已十八九岁，通晓经学，才能出众，人品也极佳。
史载，邴吉为人内敛，从不自夸，朝廷并不知道他对刘病已有过救命之恩。
在霍光看来，刘病已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
相比刘贺，刘病已对霍光几乎毫无威胁，他在民间长大，不像诸侯王那样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孤身一人便于控制，在血缘上又出自卫太子一脉，和霍光同属于卫、霍家族。
这一年，刘病已被迎入宫，拜见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大，却比自己大两辈的上官皇太后，当场被封为阳武侯。
这是在名义上给他一个体面的身份。
当天，群臣奉上玺绶，刘病已正式即位。
从庶人到诸侯，再到皇帝，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堪称千古奇谈。
3
霍光成就了汉宣帝，也成为宣帝生平最大的对手。
霍光独揽大权，朝中无论大事小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每天面对霍光的目光，汉宣帝如芒刺在背，时时感到恐惧。
宣帝自出生起就遭受大难，在民间吃尽苦头，善于察言观色，也能做到动心忍性，就这样忍了霍光整整六年。
其间，汉宣帝一直在争取所剩无几的皇权，他为曾祖父汉武帝立庙，更为祖父刘据一家平反，他为父、祖之墓置数百户守墓人，祖父刘据谥号为「戾」，其父史皇孙谥号为「悼」，并修建戾园、悼园。
宣帝为祖父修陵园、置奉邑，让其尽享哀荣，但戾太子之谥号是可怜他所受冤屈，还是指责其不思悔改，历来有争议。
在另一件事上，汉宣帝更是不肯让步。
有一天，汉宣帝对外发出一道特别的诏书，说自己贫贱时有一柄宝剑，后来不慎丢失，此剑虽已陈旧，却是心爱之物，希望臣民帮忙寻找。
群臣看到诏书，都知道汉宣帝不是要寻剑，而是想寻找结发妻子许平君，并立她为后，可当时霍光夫妇有意让小女儿霍成君当皇后。
诏书下达后，支持宣帝的大臣纷纷上书称赞许平君贤德。
少数服从多数，在立后一事上，宣帝终于如愿。
这事儿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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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到的由一个塞尔维亚农夫和一个啤酒瓶引发的南斯拉夫内部矛盾不知道算不算：
1985年5月，一名居住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的塞尔维亚人农夫——乔尔杰·马丁诺维奇由于肛门中被插入一枚玻璃瓶而去了医院治疗。这个看似简单而稍微带一点离奇的故事在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之后，在南斯拉夫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虽然这个故事的真相在事发多年后已无从知晓，但它在事实上激化了科索沃地区乃至整个南斯拉夫国内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为之后的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埋下了祸根。

南斯拉夫共和国行政区划（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是两个自治省）
事发经过：
1985年5月1日，居住在格尼拉内的56岁塞尔维亚人农夫乔尔杰·马丁诺维奇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想让医生帮忙取出其肛门中的一枚已破损的玻璃瓶。就医时马丁诺维奇声称他是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被两名讲阿尔巴尼亚语的男子袭击而遭此噩运。但在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一名上校的审讯调查时，他又改口说当初是出于自慰的目的而将瓶子插入肛门的。在官方的调查意见中，采用的是检察人员所作的书面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即“这次事件中伤者的受伤原因是其在自家的田里实行‘自我满足’的行为，他将一根木棍插在地上，并将一个啤酒瓶倒插在木棍的顶端，然后‘坐在瓶子上并感到愉悦’。”随后格尼拉内的地方管理部门也发表声明，声称马丁诺维奇的受伤是一次“由其自身的（性）行为所导致的偶发性事件”。
为了进一步调查此事，马丁诺维奇随后被转往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医学院进行详细检查，但进行此检查的医疗小组却得出了“凭借自身的能力无法造成此种伤害”的结论。该小组由5名医师组成，其中包括2名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医师，1名来自卢比安纳的医师，1名来自札格瑞布的医师和1名来自史高比耶的医师。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次受伤“是因为一枚500毫升的玻璃瓶在一个强大而迅速的外力下被塞入肛门而导致的，瓶底已深入直肠”，而且“有极大可能性是由2人或2人以上所为”，并不太可能是由马丁诺维奇自己所造成的。
1个月后，由斯洛文尼亚著名内科医师雅内斯·米尔钦司基所领导的委员会开始对伤情进行二次诊断。米尔钦司基的小组所得出的结论是：马丁诺维奇在用木棍顶端的玻璃瓶自慰时，不慎失去平衡而导致玻璃瓶由于其体重的原因深入肛门并破损。另外，南斯拉夫的秘密警察和军队的情报部门也分别发布报告，认为此事件由马丁诺维奇本人引发的可能性较大。
马丁诺维奇随后推翻了自己之前的供述，宣称当时所作的关于自慰云云的证词是在经过3个小时的逼问之后，因为担心自己的子女会被解雇而迫不得已作出的。他的儿子也在随后告诉媒体，马丁诺维奇之所以被袭击仅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塞尔维亚人：“我的朋友们都说这件事是大阿尔巴尼亚主义的支持者为了报复而实行的……他们只是要找一个塞尔维亚人下手，而并不关心受害者究竟是谁”。
最终，南斯拉夫联邦和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局并没有对此事件进行立案。甚至在1989年塞尔维亚撤销了科索沃的自治权以后，也从未对当时可能袭击了马丁诺维奇的嫌疑人进行搜索调查。

事件的最终影响：

马丁诺维奇事件在塞尔维亚的媒体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论调以及反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狂潮。由于南斯拉夫联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政权都将公开表现民族主义思想视为政治禁忌，而且南斯拉夫的媒体也从未间断对民族主义思想的贬低与驳斥。但是，此次事件打破了这一禁忌，从此之后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崛起和蔓延，并最终导致了1991年的南斯拉夫共和国解体和之后的科索沃战争。

我以我切身的诉讼体会感到司法不公存在很多法院当中。我被人骗了20多万，却因为对人不没防，没留多少证据。但总有，闹翻之后他们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却因心虚，欺骗法官说我下落不明。提供给法庭的是我停机电话。我们同在一小区住了6年，他却把自己的住址写成50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有五六条都证明能通知我，都恶意封锁。甚至出钱公告送达…。9亇月后直到我工资被冻结才知已到执行阶段了。后再诉讼，区法院，中唍…都颠倒黑白，删改，伪造我的签字，人都不在，居然还有回答，还有签字，我都5次诉讼了，现在找纪检委，结果转中院，中院又转区法院，不知结果如何。我想那被炸死的法官是罪有应得。

小人物一个人能掀起多大的浪，个人能做的只是借势，最多是导火索和借口，比如斐迪南大公遇刺开启了一战序幕，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普林西普，都明白当时都是想打。

讲一个笑话般的故事:“破辽鬼阿疏（阿苏)“。他本来只是完颜部手下一个小小的头人而已，因为发生冲突而逃奔辽国，辽国还派人来劝架，金国使坏把辽使赶跑。然后金国就不断要求辽国把阿苏还回来，辽国就死活不肯（比宋朝强多了)，等到金国起兵伐辽时，它的理由也是辽国不还阿苏，口口声声“还了阿苏没事，不还我们就打你辽国“。有一说一，辽国这点够意思，哪怕到灭亡都没把人交出来。
后来辽国灭亡，金国终于抓到了这个他们口口声声念兹在兹永世不忘的“仇敌”阿苏，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就把人放了。后来再有人问阿苏的身份，这个阿苏就（想必是一脸骄傲)回答:“我是破辽鬼”。
赫舍哩部阿苏、穆都哩阻兵为难，英格自往伐之。阿苏诉于辽，辽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萨哈守阿苏城而还。。。。时阿苏犹在辽，辽使使来罢兵，未到。英格使乌凌阿实噜往佐和卓，戒之曰：“辽使来，但换我军衣服旗帜，与阿苏城中无辨，勿使辽使知之。辽使可以计却，勿听其言遽罢兵也。”辽使果来罢兵，英格使呼噜、穆沁二人与俱至阿苏城。和卓见辽使，诡谓此二人曰；“我部族自相攻击，干汝等何事？”乃援枪刺杀呼噜、穆沁之马。辽使惊骇，遽走，不敢回顾，径归。
居数日，破其城，执迪舒保杀之。阿苏复诉于辽，辽遣奚节度使伊哩来，英格至拉林水见之，伊哩问阿苏城事，命英格曰：“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且征马数百匹。英格与其下谋曰：“若偿阿苏，则诸部不复可号令任用也。”。。。乌雅舒尝以辽主不遣阿苏为辞，稍拒其市鹰使者。及阿古达袭节度使，相继遣普嘉努、实古讷等索阿苏，辽主终不许。。。。以辽人荒肆不归阿苏并已用兵之意祷于皇天后土。。。辽主下诏亲征，遣僧嘉努持书约和，斥金主旧名，且使为属国。金主遣萨喇复书：“若归叛人阿苏，迁黄龙府于别地，然后议之。”。。。金主曰：“归我行萨喇及送阿苏等，则和议可成。”。。。金获阿苏以归。金人之起兵也，以不归阿苏为词，及既获，不过杖而释之。金人见阿苏，或问为谁，阿苏曰：“我，破辽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