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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民国亡于没有军事人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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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民国和三国有几分象,都无法统一天下。
知道杨永泰不,此人乃蒋介石首席智囊,其战略眼光独具,策略歹毒,红军差点葬于他手
他提出各项政策招招致命,帮助蒋介石完成北伐整合了军阀,吞并各地方势力。特别是针对不同军阀给出不同的方案,因地制宜,因人设事
他初见蒋介石献策“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以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手段对抗李宗仁、以外交手段对付张学良。”,后来蒋介石正是凭借此战略赢得军阀混战,吃掉各路诸侯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
红军的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
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
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结果正好一年时间,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苏区根据地经济崩溃,被迫转移
驱虎吞狼之毒计
“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中央军进入四川以后立刻进行政改: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
有人问这样一个人,他的一些观点和我党的政策类似,他为什么不投共?
原因很简单,他是活在历史中的人,他的权谋完全是中华传统的权谋框架,是服务于帝王的再宰辅之才定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封建思想在杨这样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我给他的评价是中国最后一个谋主
杨永泰是受完整封建体系教育的“秀才”,他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
杨永泰的悲剧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们冒死也要自己拉旗自立门户,在国民党的框架内根本不可能允许你改革,进行一些表面功夫还好,真正动到既得利益真大地主阶层的利益的时候,就是杀身之祸杨永泰被暗杀和四一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杨永泰在一个腐败的框架之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伤害到了国党背后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因此他只有死路一条。当年大革命,国共一家也是遇到相同的情况,共产党的工农运动必然的伤害了大地主大资家的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国民党右派悍然发动清党
直到汪精卫七一五政变的时候,后来的十大元帅还有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三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左派。
朱德从辛亥革命开始就支持孙中山。张云逸的资格更老,他在同盟会时期就追随孙中山,参加过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又差点成了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王若飞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运动。
徐成章也是同盟会时期就加入的老革命,后来孙中山命他组建铁甲车队,他的副手是周士第。
刘伯承在辛亥革命后从军,是熊克武的部下,熊克武响应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刘伯承去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
韦拔群是护国运动时参加革命,后来离开黔军,来广州参加同盟会元老马君武创立的改造广西同志会。
叶挺本是孙中山警卫团的二营长,是国民党中前途大好的嫡系中的嫡系。
徐向前当年在山西老家教书的时候因为宣传进步思想被开除,千里迢迢南下投奔孙中山,当了个守门的卫兵,后来考入黄埔军校。
卢德铭是被同盟会元老李筱亭举荐给孙中山的,从四川千里迢迢来考黄埔军校,错过了考试,孙中山特批他入学。(李筱亭自己四一二之后也被蒋介石气得投共了。)
陈赓最早参加革命时,投奔的是鲁涤平,响应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谭政原本投奔的也是国军,在第四军当文书,直到三湾改编之后,才决定加入共产党。
张宗逊起初加入了共青团,但入党的时候是先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才加入共产党,中山舰事件时,他退出了国民党。
陈伯钧原本也是国民党左翼军人,四一二政变后,在平定夏斗寅叛乱时于火线加入共产党。
李聚奎原本是唐生智部下,起初也是国民党左派,跟着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后加入共产党。还有彭绍辉,也是平江起义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左翼军人。
左权、蔡申熙等人出身于孙中山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是程潜的门生。
李天佑出身桂系部队,是李明瑞的旧部。
吕正操、黄显声、万毅、马本斋、张学思等人出身东北军,张学思是张学良的亲弟弟,吕正操还当过张学良的副官。
杨至成和朱德一样,是滇军顾品珍的旧部。顾品珍死后,杨至成跟着杨希闵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在杨希闵叛乱时站到了孙中山这边。
罗炳辉也是滇军出身,但他属于和顾品珍敌对的唐继尧派系,还是唐继尧的副官。唐继尧被顾品珍打败之后逃到香港,罗炳辉见唐继尧生活奢侈,毫不珍惜地挥霍云南的民脂民膏,于是弃唐继尧而去,投奔孙中山,加入了朱培德的队伍,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四一二政变的前奏,国民党右派杀害赣州总工会主席陈赞贤,罗炳辉开始和朱德接触,终于在1929年选择加入共产党。
陈奇涵同样和滇军有渊源,出身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因为赣军首脑李烈钧和云南讲武堂的关系,陈奇涵加入了赣军。但是李烈钧管不住手下,赣军大将赖世璜趁着陈炯明叛乱投靠了北洋军阀方本仁,于是陈奇涵脱离赣军,投奔孙中山。
赵尔陆是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的成员,后来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这才加入共产党。
红五军团出身的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李达、罗忠毅等人更不用说了,本来都是国民党这边的人。
在孙中山的时代,国民党是被全国大部分革命者寄予希望的党,是个联合工农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它不可能缺人才,永远有人前赴后继。孙中山革命一回输一回,可国民党还是越战越强,因为这是个真为中国的未来干正事的党,自然可以大旗一树就源源不断地吸收用全中国的人才储备。
而1927年之后,国民党成了一个买办政党,“清党”把正经人全给清了。活下来的国民党左派一分为二,一部分加入了共产党,另一部分形成了现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等组织。
一个背叛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当然就没了人才来源。可中国惨成这个德行了,还是源源不断地有想挽救国家的革命者产生,他们总得有个地方投奔,于是国民党就把自己的人才硬推给共产党了。
得了吧,给你人才你也接不住
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一大代表;
周:国民党驻欧洲支部特派员/代理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朱: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
贺:国军第一师师长,国军第二十军军长;
彭:国军第五师1团团长;
随便一查,TG的高级军政干部,几乎全是有果党果军的履历的,高级将领一大半出自黄埔军校或者果党的讲武堂,李云龙的天王老子,驴掌同志干脆就是牢蒋的得意门生+救命恩人
是什么原因把这些人才都逼到了对立面去了呢?懂的都懂。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恰恰相反,民国是因为军事人才太多了,个个都想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没有一个高层领导人有政治眼光或有能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一直到抗美援朝爆发,功德林里那帮军事人才还想不通党国为什么会输,还极度不看好志愿军。
至于蒋公本人,他就是党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他总不能干掉自己吧、
亡于有军事人才,但组织能力低下。只能用最原始最落后的同乡关系或者校友关系组织起人,没有建立类似德国纳粹党,苏联布党一样能代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组织的政党团体。看起来人才济济,实际上内部倾轧不断,更大的精力不是用于对付敌人而是用于对付自己人。
可以从一个典型例子—-民国海军,了解一下民国的军队。某种程度上民国海军的问题就是民国军队的问题,也是那个问题众多的民国的缩影。
民国的海军表面上是一支拥有巡洋舰和各种护卫舰炮舰,由国民党领导的正规海军。但实际上,民国海军是分成四个互不统属的部分。
一,闽系海军。这个部分是民国海军的主力,也是满清末年甲午之后重建的北洋舰队演变而来的海军。闽系海军领袖是萨镇冰(北洋舰队惟一生还的训练舰舰长)杨树庄和陈绍宽。
二,青岛系海军,即奉系军阀张作霖建立的舰队。领袖是沈鸿烈,因为该派系成员主要是青岛海军学校毕业,所以被称为青岛系。
三,粤系海军,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建立的军队。领导人是陈策。
四,电雷系海军,电雷系即电雷学校。这个派系是因为委员长内心不信任闽系粤系青岛系等海军部队,认为不过是闽粤军阀武装和北洋余孽,于是自己经营建立起的派系。该派人数不多,但颇为自豪是委员长嫡系,自称是“海上的黄埔军校”,领头人是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
这四个派系互不统属,彼此互相鄙视像仇人一样,而且各自有自己的小团体。举个例子,在民国时代假如你是一个湖北或者北方的有志青年希望参加海军,那么粤系和闽系海军你是没份的,因为这两个派系就是两个地域主义小团伙。闽系是非福建人不能当大官,粤系则是非广东人就不被信任,甚至如果不是广东人发的军饷数量都不一样。
因此作为一个湖北或者北方青年,你只能去电雷系或者青岛系海军。当然你也要注意学校不要报错了,如果是青岛海军学校毕业,在抗战之前去电雷系控制的快艇部队参军就不容易。如果是电雷学校毕业去青岛系海军也不容易。这种情况直到抗战爆发后电雷系和青岛系合流才有所好转。
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海军四个派系都不能很好的发展。因为一个省的人或者一个学校的毕业生中的人才是有限的,要扩大舰队就必须要吸纳更多的人才。而对于海军四个派系的领导人而言,吸纳了更多的人才,那么这个舰队还能被我控制吗?那些和我不是一个省的外地人,或者不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外校人真的会听我命令吗?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死结,如果想要控制舰队,必须死守派系立场,那样的话舰队不会有什么发展。而如果舰队要发展,就必须吸纳别的派系的人才,那么就会有失去舰队控制权的危险。
这个问题在粤系海军中体现的特别明显,粤系海军长期以来缺乏大型军舰,最大军舰不过是购买的一艘1200吨级的英国一战的“花级”旧护卫舰海周号。粤系海军的老板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发展粤系海军,用重金收买了青岛系海军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的舰长,最终终于让三舰叛逃至广东港口。


海周号同级舰,“花”级护卫舰
然而陈济棠马上就碰到了一个难题,舰队是扩大了,但是自己对舰队的控制权却削弱了。三舰中只有肇和舰长是广东人,其他海圻海琛两舰官兵主要是东北人和山东人。陈济棠觉得海琛海圻两舰“非我同乡”,一定“其心必异”,因此不可相信。
他试图把二舰的官兵换成广东人,结果反而引起了海圻海琛二舰官兵的警觉。公元1935年,海圻海琛二舰在和委员长联系后,毅然离开广东,将军舰向南京方向开去。
然而在路上,民国海军史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海圻和海琛两舰竟然被委员长的舰队包围了。原来包围他们的是闽系海军的宁海(日制2500吨新巡洋舰),应瑞(肇和同级2500吨一战前英制舰),海容,海筹(两舰都是海琛一样,清末购买的英国和德国3000吨级舰)四艘舰艇。


宁海号巡洋舰,该舰虽然只有2500吨,但是是1932年才下水的新造军舰。速度,火力和电子仪器都远远强于十九世纪末制造的4300吨的旧军舰海圻号。
闽系海军领导人陈绍宽认为,虽然海圻和海琛是来投奔委员长的,但是他们是青岛系海军不是闽系海军。如果他们加入,中央海军实力的确会增强,但闽系对中央海军的控制力势必减弱。因此军舰可以留下,人必须集中起来管好。不能让他们上军舰。要让闽系海军的人控制这两艘军舰。
所以陈绍宽不但命令手下四舰包围海圻海琛,更要求海圻海琛马上投降,海琛海圻两舰官兵坚决不答应。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委员长反应了过来,命令闽系海军马上离开,让海圻海琛进入南京附近。最终这两艘舰艇被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成为了牵制闽系的工具。
就这样,在抗战之前。民国海军实际上被分成了互不统属的五个部分,除了上述四个派系外。海圻海琛实际上成为了名义上属于青岛系海军控制的第三舰队,实际上被委员长直接控制的第五个派系。而这五个派系各自都拥有一部分巡洋舰和炮舰。彼此互不统属,互不通气,甚至各自有各自的学校。彼此实力都非常有限。
到了抗战之时,日本海军入侵中国沿海,民国海军的五个派系最终连像北洋舰队一样团结在一起出海作战都做不到。最终分别在江阴,青岛和广州附近被日军各个击破,基本上全军覆没。
民国海军有人才吗?其实是有的。上文说的闽系海军领导人陈绍宽其实是个不错的海军将领,他训练舰队的能力和培养海军军官的能力连委员长都很佩服。新中国的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林遵,海军副司令邓兆祥都是陈绍宽培养出来的人才。陈绍宽还打破了中国海军自北洋舰队以来,击沉外国军舰零的纪录,在抗战中他布置的水雷炸沉了日本海军舰艇700吨炮艇嵯峨号。
青岛系海军领导人沈鸿烈也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海军将领,他在一战后就发现航空母舰将会是未来海战的主流。在日本江田岛学校学成归国后。他把一艘货船改装成了水上飞机母舰“镇海号”,并在北伐中成功用镇海号的水上飞机轰炸了江南造船厂。
但是在派系斗争的情况下,在落后的组织能力和其无法利用好全民族人才的情况下。拥有众多人才的民国海军最终只是一盘散沙,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走向了崩溃。
国军将领都太菜了,仗都不会打能不输吗?
国军将领都太强了,谁都不听谁的能不输吗?
国军将领都像张学良那样不听蒋介石命令,那能不输吗?
国军将领都像杜聿明那样只会听蒋介石命令,那能不输吗?
苏联给共军的援助物资太多了,那能不输吗?
苏联把东北的物资都抢光了国军没东西抢,那能不输吗?
美国不给国军援助武器,国军没有武器那不输吗?
美国援助的武器太先进国军不会维护还消耗后勤,那能不输吗?
美国给的武器太多,国军没地方放结果被共军缴获那能不输吗?
罗斯福杜鲁门马歇尔史迪威司徒雷登张发奎张治中张学良卫立煌胡宗南李宗仁都通共了,那能不输吗?
孙元良刘峙张灵甫李天霞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都没通共,他们连共谍都不如能不输吗?
民国本身就是一个军政府,岂能没有军事人才?
民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杀掠太重,短短38年的民国,以国家的名义杀的人比中国任何朝代都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讲的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抗日战争中对我中央苏区,屠了20余县,实行的是石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花园口炸堤,淹死89万河南人,说是淹日本人,其实淹死的日本人屈指可数。伙同外夷屠杀的老百姓更是数不胜数。
掠夺老百姓,从资财,老婆,小孩,各种掠夺,比魔鬼凶残,比日本鬼子凶残。
民国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果党果军果府就是魔鬼中的恶魔。民国不天亡,天理不容!
杨永泰知道不?老蒋的张良卧龙,光天化日之下被自己人乱枪打死,光头屁也没放一个。
民国的军事人才都在这里


我是东北人,不了解高层人物如何,就说一下底层百姓看到的国民党吧。
我们村在鞍山市东部,紧邻市中心,与大孤山铁矿相距不远,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坐地户多,一个村子有经商的,有种地的,也有去铁矿或者鞍钢做工的。如果家里的男孩子能完成高小的学业,那么就会有一部分去当兵,不愿意吃苦耐劳的赚钱,念不来书还有去当土匪的。
日本人投降,工厂几乎停工了,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失业的工人都去自己找活路,我爷爷是非常好的技术工人,上班的时候发现日本人都在大哭,他好奇的问了一下,日本人哇哇的告诉他:“我们亡国啦,投降了。”我爷爷好奇,“那你们会被抓起来吗?会不会被杀头呀?”日本人说不知道。然后这些日本开始变卖东西陆续回国,我爷爷多少会一点日本话,就从他们那收一点钟表,毛毯,这些日常能用,他们带不走的东西,变卖赚钱,养家糊口。
日本人走的从容不迫,半年多也没走干净。一天别的村子人传信过来,说有日本兵过来,都带着枪,让大家警醒一点,看到了赶紧躲起来,我爷爷的一个堂兄弟听到这话,不禁骂了一句:“什么世道?小日本得势的时候祸害人,他们投降了啦,还得害怕这群畜生!”大家嬉笑怒骂一场也就散了。
赶巧,第二天居然就有日本兵过来,村里人看着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一声也不敢吭,都躲在家里,就听到一个院子里吵嚷了几句,砰砰的两声枪响,等日本兵走远了,大家围过来,发现我爷爷的这个兄弟,已经死在院子里了,昨天说的话,成了他最后的遗言。幸好他的儿子去上学了,女儿早就嫁到辽中,他的媳妇当时也不在家。可是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居然能在青天白日的时候,荷枪实弹的杀完人,没事人一样拍拍屁股走人,也是奇景了吧?国民党也已经开始过来接手这个城市,一切还是照旧,国民党的军官甚至就住在汉奸把头的家里,给他们当起了保镖。
与日本统治时期也有点不一样,官卡多了,我爷爷的一个连襟是沈阳附近的地主,家里种三百多亩地,是一个吝啬,节俭,勤快的人,他不用下地干活,就喜欢到处走走,东游西逛,什么都舍不得买,有什么小便宜就沾点,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人。这天他溜达来溜达去,在地上捡到了一个洋钉,揣到兜里,非常高兴。过城门的时候被拦住了,老头个不高,穿得还算体面,浑身一搜,翻出来这个钉子,说他投机倒把倒卖物资,人被扣下了,一问姓名,居然是附近有名的地主。搜查的人嘴都咧到耳朵根,这么多天总算遇到一个有点家底的。让人给家里带话,三百大洋,一分不能少。
家里派人反复央求希望能减到一百以内,这国民党的官岂会放过,坚决不同意,老头的家人也拿不出这笔钱,卖地的话,当时兵荒马乱也没人买,主要是舍不得。于是这个老头就一直关在牢里,等到我党打退了国民党,家人去找的时候,人早已经是死的骨头都没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就是当时东北百姓的心里话,日本人不管土匪,由着土匪祸害百姓。国民党直接当了土匪,甚至比土匪更狠,他们明目张胆的抓看起来有点钱的人,敲诈勒索。这是政府?不要以为国民党被赶走了是军事不行,他们是什么都不行!
赶走国民党后,我们党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算汉奸,那些仗着日本势力,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的汉奸,一个个都被公审。
然后是清剿土匪,组织各个村里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走访村民,提供出土匪信息。我奶奶娘家的两个兄弟就是职业土匪,年纪大的那个把所有事情揽到身上,加上他们都是在外地犯案,可能大多都是灭口,能指认他们罪行的人比较少,所以年纪小的被判了三年。后来临近出狱的时候,他媳妇让人带话,问一下出狱后是好好过日子呢?还是要报复她。她媳妇在他被抓后已经跟别人过日子了,并且带走了二个孩子。他们大哥去问他,他说:只要出来,肯定杀人。好吧,他的大哥思来想去,觉着还是让他死了吧。她媳妇拿证据举报到公安,这个土匪终于伏法。
那么,有没有漏网之鱼呢?还真有,我们村有三个,亲哥仨。他们平时种地,农闲的时候就会出去做买卖,在村里的时候从来不说过头话,客客气气不与任何人争执。赚多少钱也没人知道,出去干什么也没人知道。一直到他们分家,可能是没商量好,三个人生起气来,亮出了枪。据他们邻居说,三个人手里拿着枪握着手雷,一言不发,他只看了一眼,也不知道被他们发现没有,立刻猫起来。后来家分完了,三个兄弟还是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直到66年,又一次大规模的排查,我们村的国民党正规兵,特务,飞贼,还有这哥仨,终于露了出来。不过他们狡辩,犯案的地方不是黑龙江就是吉林,而且只求财不杀人,只抢有钱的不抢穷人,简直是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把公安都气笑了。去他们供诉的地方走访,确实没有找出命案,只好打成四类分子。我父亲当时刚刚毕业,身材瘦小,性格温和,是个老实人。队长照顾他,让他负责看管这哥三干活。
当时能评上四类分子的,一般都是村里的能人,比如我们村委五人,他们二个是国民党的特务,曾经差一点杀了我们的侦查员,在当村委期间贪污之类的也没少干,还集体杀过人,最后被我党的侦查员告了,才审出各种各样的奇葩事。
所以这些不够进监狱,又不是好人的家伙,每天早起,跑操报数,然后劳动,肯定是怪话连篇,他们心眼又多,又都是这个村里的长辈,十几岁的孩子去管他们,真挺有难度。
不过这哥三,确实与众不同,不迟到不早退,干活积极从来不用超心,说话斯文有礼还好听,对上级的任何事情都是积极配合。
文革那段时间其实挺短,大概第二年就没人去管这些了。再后来震惊村民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后人都搬到城里,买他们房子的村民扒倒重建,在墙壁里发现了一堆手雷子弹与枪。
老哥仨早就做古,也没法追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能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耕地如此稀缺,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变成现在这样,真不是国民党蒋介石那种政权能够做到的,跪舔美国可能一开始会捡点牙惠,真正能上桌有话语权,还是要一点一滴的奋斗。


在这里挂一下回答,某些人不用在这指桑骂槐,不就是想骂解放军吗?要骂大可以自己开一个贴与网友辩论,把自己包装成什么都行没人拦着,我也没功夫验证。任何国家让他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横行,杀人放火都是耻辱,就是弱国。国民党建立政权到跑去台湾也不是一天两天,不能把外国军队赶出去就是他们的错,菜就是原罪。我们国家49年立国,然后打赢抗美援朝这场战争,驱逐外国势力,这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应该有的样子,能够肃清土匪,能够发展教育,能够扫除文盲……做了么多,就是非常好的政府。含沙射影的用多年前的错误来否定,我觉得你白费力气。
一个农业国,南京政府却收不上来农业税,聊什么军事问题都是多余。
台湾李敖写过一篇《国民党的人才观》。说国民党是把人才当奴才用,把奴才当人才用。
其中写到一个细节,重庆谈判的时候,国民党张群请周恩来吃饭。饭桌闲聊,张群就说我们国民党的人才比你们共产党的多,这是你们不得不承认的!周恩来回答:没错,但是我们共产党能用这些有限的人才,你们人才虽多,但是不能用,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具体到军事上。杜聿明是蒋介石最信重的人才,但是他的正确意见,蒋介石听了么?那么杜聿明这个人才的才能有什么用呢?他又发挥不出来?
亡于后勤太烂。 1948 年,蒋介石不顾劝阻,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一种叫金圆券的神奇货币。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只存活了 10 个月。 但「通货膨胀」程度,却达到一个新水平。 当时一张 100 万元的钞票,能买到一个馒头就不错了……
我们这些金融行业之外的人,对「通货膨胀」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深刻认识。
真正的「通货膨胀」有多可怕?
看完这篇文章,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感受。
1
1948 年 7 月 29 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感受到了黑云压顶之势: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挺过了国民党最初的「全面进攻」,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开始发动了局部战略反攻。
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区域内,一场战略大决战一触即发。
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的这个会议却不是谈军事,而是谈另一件事:钱。
由于内战,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疯狂增加,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货币——「法币」挺不住了。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在 1935 年开始推行的国内流通货币,由于一开始发行量不大且稳定,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多年抗战,财政吃紧,只能大量印制法币。
到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 5569 亿元,比全面抗战前夕增长了约 400 倍。


面额为 1000 元的法币
超发货币,自然会带来货币贬值的效应。
以 100 元法币为例,在 1937 年可以买到两头牛,到 1938 年就只能买一头了,到 1939 年只能买到一头猪,到 1941 年只能买到一袋面粉,到 1943 年只能买一只鸡,而到 1948 年,买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经困难了。
发动内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 75% 都砸到了军费开支上,所以只能饮鸩止渴,靠疯狂加印法币来填补财政窟窿。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 1948 年,法币发行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达到了全面抗战前的 47 万倍,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窘迫景象:
印刷厂刚印好的法币还没出厂,钞票面值已经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经抵不过刚才印刷的成本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曾试图用「抛售黄金」来回笼法币,稳定物价。
结果一边是抛售中央库存黄金的 60% 回笼了 1 万亿元法币,一边是政府又加印了 3 万多亿元法币,最终宣告计划失败。
再加上「黄金风潮案」,宋子文只能引咎辞职。
经济如果垮了,军事肯定也垮了。
面对这样的境况,蒋介石只能把经济工作会议摆到了军事工作会议的前面——先解决粮草,才能有人打仗。
怎么解决?蒋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揽子解决问题——放弃法币,发行一种新货币。
「币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牵扯到方方面面,需要非常缜密的论证和研究。
在当时国内炮火连天的环境下,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还能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币制改革」吗?
面对众人的劝阻,蒋介石却一定要改。
因为他信任一个人。
2
这个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部长,王云五。
王云五是三个月前才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其实并非金融专业「科班出身」,而是一个出版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必须承认的是,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政时期局面为之一新,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可以说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王云五也颇有经营头脑,商务印书馆在他的经营下办得有声有色。
也正是因此,王云五被当时负责组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任命为财政部部长,随即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拿出「币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其实当时蒋介石是让俞鸿钧和王云五各拿出一套方案的。
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币本位,用新币负责缴纳税收和买卖外汇」的温和改革方法,按这个方法,大概能将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提高到支出的 40%~50%。


王云五。 他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
但是蒋介石全盘否决了俞鸿钧的方案,因为他更看好王云五的方案——彻底推翻法币,推出全新币种:
金圆券。
王云五的方案是这样的:新推出的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 0.22217 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 20 亿元,面额为 1 元、5 元、10 元、50 元和 100 元。
金圆券 1 元,折法币 300 万元,折东北流通券 30 万元。
在 1948 年 7 月 29 日的莫干山会议上,蒋介石正式认可了这套方案,但他有点不放心,在 31 日专门咨询了中央银行前总裁张嘉璈。
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银行家张嘉璈一点都没给蒋介石面子,直言不讳地指出:
「政府要发行一种新币,必须要有充分的现金或外汇储备,而且要能保证新币的每月发行额度比旧币减少,不然肯定会导致物价飞涨,新币贬值。」
而张嘉璈说的这几个「必备要素」,国民党政府当时一个都做不到。
8 月 17 日,蒋介石还是不甘心,再一次咨询张嘉璈,张嘉璈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8 月 18 日,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张嘉璈,甚至把《币制改革计划书》的文本都拿给他看。
但张嘉璈看完还是告诉蒋介石:你们肯定守不住 20 亿元的发行定额,新币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大幅度贬值。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了:行要上,不行也要上!
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币改方案」,之后行政院也讨论通过。
当天晚上,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过广播播放。
这份「处分令」除了说明「金圆券」的面值及其与旧币的兑换比例,还强调了一点: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
凡私人持有者,限于 9 月 30 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张嘉璈,字公权,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长年在中国金融界身居要职,1949 年后移居澳大利亚
蒋介石宣称:
「共产党最怕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世界大战,这个明年肯定会发生,第二样就是我们进行币制改革,稳定经济。」
3
1948 年 8 月 23 日,金圆券正式发行。
应该说,情况有些出人意料:金圆券发行后,全国的经济居然进入一段「蜜月期」。
著名社会活动家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子杨小佛对这段「蜜月期」印象颇深。
国民党政府在正式推出金圆券后不久就下达了一个「八一九限价令」,即全国所有商品的售价以 8 月 19 日为准,一切交易不能超过此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住上海的杨小佛在头两天居然用 4 元金圆券,买到了食品商店里断货已久的美国产鲍鱼罐头,然后还用 1.2 元金圆券在南京东路的沙利文西餐馆吃了一顿大餐。
在金圆券发行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态度坚决,又严格下达了兑换的期限,摆出了一副「铁腕」姿态。
所以全国的老百姓虽然有点将信将疑,但还是乖乖把手里的法币等各种旧币以及辛苦积攒的黄金、外汇都交到了银行,兑换成了金圆券。
8 月 23 日,发行金圆券的第一天,在江浙沿海一带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
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上海市民从早上六七点就开始排队,很多人排到下午一两点都还没排上。
8 月 28 日,金圆券发行满五天,全国已经有价值 2720 万美元的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
在之后的数周里,全国的商品价格受「八一九限价令」控制,也基本维持在金圆券发行前的价格。
国民党内部一片雀跃,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自然也备受鼓舞,认为这次币制改革「必将成功」。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作为亲历者的上海市民杨小佛,很快发现了一些普遍现象:
商店橱窗里虽然还稀稀拉拉地摆着一点商品,但都只展示而不卖了;饭店里的饭菜分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就连早点铺的包子、油条、阳春面,居然也开始「限量供应,卖完为止」了。


1948 年 8 月,上海市民排队在银行兑换金圆券。
当时政府的表态是:逾期不兑将被全部没收,情节严重者还将被投入监狱。
而上海坊间还有传闻:政府进口了先进仪器,可以探测出墙壁夹层中是否藏有黄金,一旦发现,就要把人抓起来。
一时间人心惶惶。
这是典型的「有市无货」的征兆:商人们在「限价令」的威逼下,开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积商品,减少损失了。
而头一个月的「内部消息」确实也不容乐观:金圆券发行首月,就超发了 8000 万元。
相对于老实上缴「硬通货」的普通老百姓们,那些多少有些内部信息获取渠道的工商业企业主和金融资本家,早就洞悉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家底,所以纷纷开始耍起了滑头。
在这个时候,退无可退的蒋介石只有一招可以用了:
用铁腕政策,让那些资本家乖乖带头就范。
4
金圆券一发行,蒋经国就被老爸蒋介石派到了上海。
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工商业高度发达,各种金融资本家的势力也盘根错节。
可以说,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圆券的兑换工作,关系到全国「币制改革」的成败。
这一年,蒋经国 38 岁,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
所以尽管他到上海时的头衔是「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俞鸿钧是正职),但人人都知道,「皇太子」亲自坐镇上海,是来显示蒋介石的决心的。
对于这场「上海打虎」行动,蒋经国颇有信心。
他定下的策略是:「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
首先,他舆论先行,发表题为《上海向何处去?》的「告上海人民书」,宣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蒋经国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
走进他办公室的人,有商人、妇女、劳工等等。
然后,蒋经国就真的动起手来了——践行「用人头平物价」的承诺:
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私逃外汇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宪兵大队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建梁,都因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等罪,被捕入狱。


当时上海著名的百万富翁、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捕现场,上海媒体大肆报道,对人震慑不小
在这样的威慑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开始畏惧了。
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 800 条、美金 230 万元。
刘鸿生对自己企业的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然而,即便是这些工商业巨子,最多也只能算「大苍蝇」。
蒋经国发现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前,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抛售股票。
蒋经国随即带人闯进上海交易所,用枪顶着负责人让其交出所有账目,结果发现两个抛售大户:
一个大户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李国兰,陶启明随即被捕入狱;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同样也被关进监狱。
下令关押杜维屏的时候,蒋经国不是没有犹豫过,因为杜维屏有个老爹,叫杜月笙。
上海滩一时轰动:「蒋经国连杜先生的儿子都抓,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看到蒋经国如此铁腕,上海的市民们更加配合兑换金圆券了。
从 8 月到 10 月,上海共收兑黄金 114 万两、美金 3452 万元、港币 1100 万元、银子 96 万两。
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收兑金额占全国的 64%。


杜维屏和从犯公审现场
但是,杜维屏的老爸毕竟是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也不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 9 月下旬召集的一次各行业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了这样一段话: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
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人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这一段话,把蒋经国顶到了杠头上——扬子公司当时违法囤积的货物,是全上海最多的。
但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叫孔令侃,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孔令侃是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孔、宋两大家族也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两大支撑。
但事已至此,决定破釜沉舟的蒋经国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封锁所有仓库。
上海舆论顿时兴奋起来:野生的小老虎被打完了,亲生的大老虎他真的敢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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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刘峙经历就知道了,再厉害的人才也扛不住腐化。北伐时的神将变成后来的猪。民心没了军心也没了
恰恰相反,国军并不缺乏高人,缺乏的是一个合格的最高领袖,这是国民党兵败大陆的最根本原因。
在军事方面,国军实力远远强于对手,且经过抗战八年洗礼,战将如云,即以二三流的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孙立人,胡链,杨干才,黄百韬,陈明仁等等,对阵解放军一流的刘伯承,林彪,陈粟,陈赓等,并不落下风。
而国军一流的傅作义,几乎是全场压着对手打。
薛岳先胜后败,败在令出多门。
关麟征曾打败过林彪徐向前等悍将,其能力远在杜聿明之上,但他报国无门,被陈诚压着。
军事天才杨杰比陈诚不知高出多少个档次,但报国无门,竟还被杀。
马步芳的骑兵日行200里,十分适合在大西北大迂回大追歼,但只因为与白崇禧的回教关系,被限制扩军,受打压。
李品仙徐启明在第五战区长期打败陈粟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因为是桂系,没机会PK他们。
最顶级的李宗仁白崇禧,出手便赢,所向披靡。1947年,白公开发言到:共军没军事人材!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里提到:白崇禧因为十分熟悉我们的打法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他的威名,令群雄胆寒,但蒋惧怕李白上位,江山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这场战争,国军失去胜利,诚如白崇禧的总结:
一,毛以上马对蒋的下马(手握重兵的军事废材陈诚,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汤恩伯,黄维等等)
二,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也,知而不用,二不祥也,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郭勋祺:“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来,我给你讲讲怎么打7个元帅的故事。”
民国的将领还是很优秀的,横向对比强于同时期大多数国家。
不要看国军被日军打败了很多次,这是因为日军确实强。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跟二战初期的日本陆军过招。即使朱可夫亲自统帅的苏联正规军,在二战前与日军主力较量,也需要依靠在人数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忍受高于日军伤亡数量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除了美苏德这三个国家外,其他国家面对日军哪有这个条件。
国军跟日本人打了30多次主力会战,熬过了最初的失败,在战争中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中高级将领中出现了一批师团级的悍将能人(不点名了,名单能排出30人以上),往下的校官和尉官中也有充足的人才储备。这一点从最后国民党残军去东南亚开无双也可以看出来。
民国只是输给了中共。原因是军事人才质量没有中共的好。
这不是因为共军的军校开的好,教育水平更高,只是因为华北战场更残酷。共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锻炼,将领更耐苦战,战斗中更聪明灵活,作战主动性更强。
有人说过,国民党在军事上战败是个意外。我不认为是个意外。
国军在与日军战斗的时候,一旦被侧翼突破,战斗基本就结束了,不需要等到侧翼日军继续前进完成最终合围。
但在共军在华北与日军战斗的时候,被包围是经常的事。一旦日军从多个方向出现,共军将领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判断出日军在各方向的力量强弱,使用声东击西战术突围。有时一场战斗里,被包围的共军能连续使出四次声东击西,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日军指挥官也很难判断共军的准确突围方向。最极端的一次战斗中,日军已经把共军一个团包围的死死的,没留一点空隙。但是共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在日军的篝火和人群中开辟了一条线,整个团像一条沉默的蛇,悄无声息的从睡着的哨兵身边溜了出去。这种团级部队的潜行和渗透能力,日后美军能在朝鲜亲自领教。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尽管中低级军官士兵大量伤亡,许多老牌部队都在战斗中出现了损失一半人员或只剩下几百人的情况。但在基层组织和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就会恢复过来,再恢复的共军就会变得更强。二线部队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尚未把民兵时期的陋习改掉就成为了主力部队,也就是俗称的“两头冒尖部队”。
共军在华北战场上经过这种程度的锻炼,决定了共军的军官群体更耐苦战,将领与基层组织的联系更紧密,在战斗中更务实,更能抓住战机。后面内战时即使山东和陕甘宁的根据地被占领,局势看起来不妙,但其实军队和基层组织还在发挥作用,部队能得到补充和支持,距离被击败还差的很远。
国军的问题是在抗战中战略思想较为消极,军事人才的能力受到了战略思想的拖累。在前两年密集的打了许多会战后,终于等到美国向日本宣战,国军高层就以为赢定了,进入消极防御状态。准备坐等美军干掉日军主力后,跟在美军后面摘胜利果实,几百万国军面对30多万日军过于散漫怠惰、缺少进取心。
1944年5月开始,国军在获得美军装备和增援后,以精锐的远征军第20集团军,在美空军直接掩护下发动了腾冲反击战。国民党军收复了第一座有日军占领的县城。腾冲反击战作为国军精锐反攻的第一战,是值得掰开来揉碎了研究的一场战役。我的看法是这场战役暴露了国军军官团体过于求稳,作战主动性和组织水平较差的弱点,在这一战中,国军在兵力、火力、后勤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打补给断绝的日军仍多次错失机会,啃不动日军,如果日军有突围意愿,国军也拦不住。
啃不动日军就啃不动共军,包不住日军,就更别想包住共军。
美军详细观察和研究了这次战役。此战之后放弃了“只要给予国军充足支援,就能在中国大陆发动大反攻,用中国人围歼在华日军的想法。”
国军的这些问题在之后的内战中始终存在,这就决定了国军在与共军的战斗是一个虚胖且意志较差的拳手在与一个老练精悍又年轻的拳手较量,且这种较量多发生在年轻选手的主场。
只要共军高层不犯错,美军不亲自下场。共军能够持续与国军战斗下去,一旦国军最好的几十万军队被共军逐一拖出来消灭,其他国军部队,完全不能适应共军的攻击节奏。国军的结局只能是退出中国大陆。
得到公认的国民党的军事人才:
王耀武
卫立煌
傅作义
袁世凯就是顶尖的军事人才呀。
第一,他是国内第一个建造警察队伍的。
第二,他是第一个打造德日式新军的。
就这两件事,他已经是时代的巨人了。
北洋所有军阀,全部都是他的马仔,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
要不是他的寿命太短,要不是他要走老路,这天下就是姓袁的了。
当一个政权里头集齐了蒋介石的兄弟,冯玉祥的仇人,蒋百里的主公,第六师的师长的时候,他就是有高达都白给。
民国军事人才有的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那些个将军才当了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啊
1943年林森那场车祸如果换成是蒋介石被撞死了,重庆政府军权可能就会落到桂系手里了,再过个几年内战,李白指挥的话会好看多了,再差保个南宋版图还是可以的
下属能发挥多少实力跟平台还有老板的关系正相关,101统帅百万大军,放光头那边能放心?不得拆成几部啊,拆成几部还不够,还得找有矛盾的统帅相互掣肘,10分力能出3分就不错了
民国黄埔军校前宣传部干事就是一个极度优秀的军事人才。断档领先第二名的那种
国军输就输在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如此,我说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即便gcd的所有元帅大将都在国军那边,他们也依然改变不了命运,因为输的原因根本不在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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