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为什么当年明月一直强调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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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年明月一直强调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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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明月
东林党
东林党人
为什么当年明月一直强调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

东林党的老巢无锡，有一座水仙庙，里面供奉的水仙是天启年间的无锡知县刘五纬。
这个刘五纬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模范好官，在任期间清正廉洁，兴修水利，为民办了不少好事，为太湖渔民伸冤，体察百姓疾苦，特别是治理无锡西北隅芙蓉圩水患，为时3年，使天授、青城、万安三乡旱涝保收。
但是这样一个好官，却受到了东林党的各种恶毒攻击和谩骂，以至于遭到贬官，声名狼藉。
刘五纬被东林党人攻击的原因很多。
第一是他不是东林党人。东林党在党争中有一个非常犀利的理论：只要你是东林党人，那你就是正人君子，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你不是东林党，那就是奸邪小人，是奸逆，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个理论在党争中非常厉害。
这个刘五纬不是东林党人，但是却清正廉洁兴修水利，如果说他是好官，岂不是让东林党的这套根本理论不戳自破了吗？所以，他必须是个奸邪小人，这样才能符合他们的那套理论。
所以东林党发动士林舆论，各种恶毒攻击刘五纬，彻底搞臭了刘五纬的名声。
第二，刘五纬在主政无锡期间非常注意保护当地普通民众的利益。其中两件事，一件事是为当地太湖渔民伸冤，东林党人霸占太湖，把当地渔民全部都打成水匪，幸亏刘五纬替他们伸冤。另外一件事，就是刘五纬治理无锡西北隅芙蓉圩水患，为时3年，使天授、青城、万安三乡旱涝保收。原来的水患差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东林党人非常心动，便想尽办法，想要侵占和夺取这块良田，但是这个行动也被刘五纬给阻止。
这导致东林党人对刘五纬恨之入骨，除了搞臭他的名声以外，还抓住了他的一个把柄，刘五纬在治理水患时因为经费不足，动用了库银，东林党人以此为由参奏刘五纬，导致刘五纬贬官后忧愤而死。
但是当地的百姓专门在无锡修建了水仙庙来祭祀刘五纬，直到现在，依然有香火。

如果阉党真的如书上描写的那么嚣张跋扈、凶残阴狠的话
能和阉党斗得有来有去，甚至还占据上风的东林党，又能是什么善男信女呢？
和依附于皇权的阉党相比
作为封建地主士大夫代表的东林党，不仅在庙堂斗争中旗鼓相当，而且还在社会舆论上占尽了上风，一边大肆兼并土地，躲避赋税，干的事情不比阉党干净多少，一边还能给自己塑造一个正人君子、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是皇权要平衡地主士大夫的权力，阉党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气候，也根本不可能和东林党形成正面抗衡的局面。

1，一个把持着漕运的巨贪，用死囚诬告、捕杀国家公务人员，而另一个人却极力称赞他“廉直”。
巨贪叫李三才，称赞的人叫顾宪成。
2，明明是为了所谓的拥戴之功，勾结宦官、欺凌孤儿寡母，被粉饰成了忠君爱国，他们叫杨涟、左光斗。
记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先帝晏驾。初五日，选侍移宫。初六日，皇上登极。此天下之所知也。初二日，吏部九卿科道公疏，奉圣旨：‘览卿等所奏，具见忠爱。移宫知道了。待择日即行，钦此。’夫择日而谓之待，则是初四日尚未定有日期也。选侍即欲离乾清以避至尊，然不奉圣旨，将安適乎？此亦事理之易见者。谓公疏非耶，责在冢宰；谓票拟缓耶，责在阁臣；谓择日迟耶，责在钦天监：此未可遽为选侍罪矣。观初五日有即时移宫之旨，选侍不待徙人，不乘肩舆，与皇五子、皇八公主徒步入一号宫。此足以明选侍不敢抗至尊以自便矣。自古宫闱乱政者，其光景然乎，否乎？——范济世当济世与涟、光斗等之入也，见一宦者，手握数纸，箕踞怒骂，“如今还要我叩头，叫她认得我之语”，济世等询之，乃知为王安也，问其所骂何人，则应为李选侍也。所持之纸，即排李选侍之揭也。安将揭人授一纸，济世等心讶而面拒之。独涟与光斗口诵心维，不自觉其席前膝促，神?而形就也。由是而播自后之说，由是而煽垂帘之议。——霍维华众见东宫即罗拜，选侍时在乾清宫，以母礼待东宫。左光斗遽疏言：乾清非至尊不可居，欲速共移宫，自当。但中言武氏之祸，立见於今，且虑有垂帘视政之事，此亦过当。杨、左即拉阁臣揭，请即日移宫，选侍颇受逼迫。——夏允彝
3，熊廷弼刚刚扭转大明在萨尔浒之战后的颓势。他说熊廷弼该立即“缴还尚方，席藁侍罪”。不久沈辽广宁俱失，一溃千里。他叫杨涟。
兵科左给事中杨涟疏论辽东经略熊廷弼，边警日闻，人言屡至，既不能以全副精神誓清丑虏，即当缴还尚方，席藁侍罪，不宜效近日顽钝行径。至于庙堂之上，亦当焦思边计，傅采群谋，择一得当之人，宁议而后用，无用之而后议；宁储人而待用，无停用而寻人。而又请亟正李维翰、杨镐、李如桢丧师辱国之罪，以儆后来任事之心。得旨：一并会议。
4，毛文龙开辟东江镇，苦战八年，被裁兵断饷，他鼓掌叫好。他叫韩爌。
上复举崇道疏，末叚毛文龙牵不成牵，掣不成掣，初谓非十五万不可，自道臣王廷试勒令二万八千，就裁去十二万余？若是文龙自裁，决不肯去一人等语。问辅臣。爌奏：裁得甚好，做得稍迟。
5，他跟“淫妹杖母”的禽兽打成一片，却把因为军务不得已夺情的杨嗣昌骂成了“禽兽”。他叫黄道周。
郑庶常鄤贪横，惟同年黄翰林道周偏信之。予以问鄤同里之贤者，咸曰：「黄尝寓鄤家，渠皂帏瓦器，事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询母数四，或餐或药，皆躬亲。及黄与眷属行，鄤又奉母亲送，煦煦承颜。黄太夫人曾诮黄曰：「尔事我能如是乎？」
6，他们勾结宦官、厂卫，却不叫“阉党”，叫君子“法门广大”。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官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于是吴仪曹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给谏耀家见之。温之陷谦益於狱也，谦益生死如发，大璫曹化淳愤而发奸棍陈履谦、张汉儒之阴谋，陈与张立枷死，温逐而钱释矣。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旨，必先知。仙居过邑侯周谋，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与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者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友，力解乃息。
7，他们勾结后宫、军阀，公然不接受朝廷的逮捕。
宫中凡令节，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逮浙江安抚御史左光先；光先不受逮。
8，他们奢侈无度，欺压地方官，鱼肉乡里。
吴昌时官吏部，大营甲第，侵越比邻曾生基地以筑垣，曾生往争之，昌时漫应之，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竟不让还。吴都谏麟征为予言，昌时居里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贽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贽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
9，他们把持朝政，杀起异己来毫不手软。
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
10，他们扳倒薛国观，扶立周延儒，只为了实现终极政治抱负——“减税”。
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
11，他们对中立人士赶尽杀绝，挑起党争，绝不以大局为重。
烈皇帝登极，以王永光为冢宰，永光亦清执。王恭厂之变，其所独侃侃，或云此司马张履端、王升所劝为，然亦永光矫矫之徵也。乃东林诸贤，必欲遂而去之，致永光愤激为难，引用袁弘埙、张道濬辈，再启玄黄之争，实已甚之故耳。一日，阁中推词臣缺，言已故张庶常溥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辅曰广笑曰：「公哭东林贤者，亦东林耶？」士英曰：「予非畔东林者，东林拒予耳！」高辅弘图复从臾之，颇有和解意。及刘总宪宗周疏自外至，大铖等宣言：「曰广实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回，而荐升、捷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周上疏者，在籍周仪曹镳，曰广不知也，然人终以宗周疏为正。
他们在万历时主张立长，南渡后又主张立贤；他们降顺（光时亨、周钟），投清（钱谦益、王铎、吴伟业），先降顺后投清（陈名夏、龚鼎孳）；杀人魔、大军阀左良玉可以在他们笔下成为忠臣良将。
讲个笑话——东林党是好人。来自yslym

给你们一个新的角度看明朝的灭亡
以前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觉得九阴真经的秘籍很神奇的存在，产生过程充满传奇，也一直都记得开头的第一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后来查了后，发现这句话来源于老子，这是上半句，还有下一句：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本来对老子很无感的，但是知道这两句话后，简直惊为天人。对老子的敬仰犹如江水滔滔连绵不绝，没想到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参透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敬仰的很。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一个孤立的系统中，热量只能由温度高的物体自发流向低的物体，而不能自发的从温度低的流向高的。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存在，生命体的形成机制一定是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机制的存在，那么两个物体之间能量的落差一定会随着时间而被抹平，达到熵的最大值。没有了流动性，也形不成生命，如同死寂一般。就好比一个人在水中，待的太久慢慢失去热量而死去。因此，人在环境收集并输入能量（资源）是刻在基因里的，属于生命的本能，外在表现则是趋利避害。换种表达方式就是，在任何环境中，人永远都在寻找最轻松的路径（能量消耗最少），收集更多的资源（支配更多能量或资源）。这种基于本能的存在，是一种超脱于理性的存在。比如说，即便你赚足了一辈子够花的钱，但是你还会继续赚下去，这种根植于基因深处的本能，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有任何改变。所谓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无非是巴结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收割地位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不管是哪种。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
组织作为人性的汇总，当然不能脱离这个机制而存在。个体也许还有理性思考的存在，但组织的存在，则是人性极致的集中体现，而无理性可言。明朝末年，朝廷财政出现问题，对抗辽东的满清政权需要花钱，西北中原旱灾连连，赈灾也需要花钱。而朝廷已经没钱了，崇祯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但是关外打仗不能停呀，朝廷没钱怎么办，加税！向谁加税？天启的时候是向江南的地主和商人征税。但是东林党起来后，废除了江南的工商税，后来朝廷只能向农民加税。但是连连的旱灾加上地主和官僚系统剥削的太严重，农民已经没钱了，都没粮食吃饭了。还加税，那只有反了吧。好了，现在形成死循环了，加税导致更多活不下去的人起义，而平定越来越多的起义需要越来越多的钱，直到大明王朝的彻底崩盘。
研究明王朝的覆灭，不得不研究以东林党为依托的官僚系统。上中学时，我们学过《五人墓碑记》，当时还感叹了下读书人的气节，也唾骂了下魏忠贤。但是后来看的多了后，发现很多事情并非文人记录的那样。朝廷缺钱抵抗辽东，但是当时整个天下真的所有人都缺钱吗？失地的百姓遇到旱灾饥荒的百姓是真的缺钱，但是江南的地主和朝廷的官僚并不缺钱呀。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王朝国库只有十万两白银，但是从官员家里抄家却抄出七千万两。清朝入关后，江南地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发生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惨烈的抵抗。你能说江南的商人就希望朝廷灭亡吗？我看未必。京城的官员，江南的地主，这些人都是明王朝系统的一部分。明王朝如果覆灭了，对这些人没有任何好处，这些人肯定会跟着受损。农民军和清朝并不一定会接收这些人，甚至直接消灭肉体，如果这些人当时捐出一部分钱财用于抵抗辽东，救济灾民，也许崇祯时不会亡国，这些人的损失比亡国带来的损失小多了。但是没有如果，明王朝就是这么的灭亡了。
上面的讨论只是表象，接下来我们从微观角度分析一下一个组织里的行为逻辑，作为个体的行为逻辑。官僚系统作为皇帝管理国家的手段，其初衷是为了更有效率的管理国家，因为让皇帝直接对话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不现实的。一个组织，无论其成立的目的是什么，自其诞生之日起，其第一目标一定是活下去，第二目标是壮大，第三目标才是其使命或者其他什么的。如果没有第一目标和第二目标的存在，组织直接就灭亡了，就更谈不上其他使命什么的了。但是组织本身是虚构出来的形象，说白了组织的第一第二目标其实是组织里人意志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土地、钱财等等)。
官僚系统里的官员也是一样，我从不够用到够用了，但是我儿子还要用呀，我儿子够用了，我孙子还要用呀，反正越多越好，最好万世不竭。明朝据今天也就三百多年，但是肯定有人赚到了三十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但是将这个财富传递今天后代身上的，我估计一个也没有。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本能的体现，而非理性判断的结果。我通过官僚系统吃进去的东西，你想让我吐出来，怎么可能，我当官为什么而来的。同样，地主将地租给农民，是为了兼并更多的土地。但是，这里的但是非常重要，但是天下的财富（不是单纯货币的意思，而是和生存有关的资源）是有限的呀。但官僚系统和地主吞噬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大明王朝作为一个孤立系统的存在，农民手里的财富就只能越来越少呀。官员和地主手里积攒的财富越来越多，社会上流动的财富就越来越少。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农民就越来越多，活不下去的农民也就越来越多，在这个系统里无法存活的农民处于求生的本能，他能怎么选择？只能反抗明王朝系统，加入到覆灭明王朝的起义大军中去。同时，作为同一个体系内的存在，张三和李四都是千万银两的身价，张三和李四是有竞争关系的，如果张三为明王朝这个系统捐了全部身家，救了大明王朝，保住了这个系统，张三彻底是失势了，李四成了最后赢家。即便张三李四都出来谈论捐的事，双方肯定都希望对方多捐，自己少捐，最后的结论肯定大家都不捐或者敷衍下，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从宏观角度看，流动性是一切系统生命力的基础，没有流动性，系统就没有生命力。一个失去流动性的系统，就是一个死的系统。人体流动的血液、河流里流动的水、股市的交易量、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太阳对地球源源不断能量的输送、以及一直在膨胀的宇宙。我们通常说运动会加快新陈代谢，提升生命活力就是这个意思。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尽头是死寂，而流动性是一切系统的基础，因此生命体的存在，一定是朝着热力学相反的方向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源源不断的收集更多的资源，才能更久的维持这样的流动性，来抵抗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在明王朝系统中，当官僚系统和地主阶层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之后，社会上流动的财富就越来越少，这个社会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弱。但是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存在，尤其是人意志的体现，系统为了活下去，会做出自损行为，以重新获得流动性，比如旧的王朝崩溃，将整个社会砸烂重新洗牌。至于这个系统中人的饿死战争失去生命什么的，并不是系统考虑的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封建生活的王朝更替，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财富分化到一定程度后，富人将财富攒着，从社会的流动体系中剥离出来，底层人民手里没有了财富。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危机，进而系统崩盘重新洗牌。这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固有缺陷，而且不可消除。即便历史的长河中，有个别人企图依靠自己力挽狂澜的能力和信仰的加持来对抗这条规律，最终也一定会以失败收场。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规律它就是规律。

我就说这一条，东林党一直想搞荐举制，并且有的时期还成功过。
如果有人不知道荐举制，其实就是当官不用考，由人推荐上任。

大明灭了之后有三种人。
宗室的代表：自挂东南枝。
阉党的代表：追随皇帝而去。
东林党的代表：水太凉，头皮痒。

当年在课堂上学的《五人墓碑记》，当时不大懂，就是感觉怪怪的。
后来，才知道，那五人不就是黑社会推出去扛事的马仔嘛！
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当婊子还立牌坊。
而且，百年后还被放在课堂让新大伙认同他们的“舍身取义”。

就我了解的中国历史，阉党有两个时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是东汉末的十常侍，一个是明朝，几乎贯穿了后半个朝代。因为阉党都是出现在王朝的末期，刀笔客都把王朝的衰败破灭归结于阉党。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联系另一个现象，那就是王朝的明君为什么只出现在前几代皇帝，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所谓的治世，皇帝本身的能力权重占比并不高。只要是出生在开国高祖后，明君的概率是最大的，之后就很难再出明君了。
王朝的建立，是一个消灭旧有统治阶级的过程。消灭了旧王朝贵族地主的，空出了极大的土地、资本的空白利益。同时社会动荡导致大批平民的死亡，社会劳动力的短缺，使的平民拥有一定的议价权，哪个雇主好就去哪个雇主那里工作。这个时期皇权、士族、平民的利益相对一致，平民是比较容易积累财富的。这个阶段有长有短，像汉初多次反叛动荡，就会延后几代皇帝；像唐初政局稳定，gdp增速曲线就很陡峭。
当平民积累了一定财富，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子孙繁衍昌盛时，社会就进入了盛世的开端。盛世对于平民，是好事吗？平民手里有了地，他就不会去给地主种地，平民手里有了钱，士绅就没有奴仆了啊。那么士族姥爷们会同意吗？肯定不能啊，所以，即使是盛世，依然有天灾兵祸。
要赈灾，要打仗，钱从哪里来啊？皇帝肯定不行，国库的钱要应对更大的困难，理由很正当。士族也不行，一大家子要养活，理由很正当。没办法，就只能苦一苦百姓。皇帝的思维里，反正每家农户少吃一颗鹌鹑蛋不会死，但他不知道，一颗鹌鹑蛋要一两银子。
苦个几次，农户就变回佃农了。盛世很少有延续三代的，因为韭菜经不起这么连根的薅。那么这时候，再有天灾兵祸怎么办？国库的钱也不经用啊，下几次江南就没了。平民是没指望了，皇权没钱，就只能找士族要了。士族肯给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凭本事割韭菜，凭什么你造完了找我要。
盛世是皇权士族的狂欢，也泯灭了他们之间最后的情分。皇权士族的斗争进入了不归路，没有妥协的余地了。
士族得不到皇帝的信任，而皇族子弟，又不能掌权，否则会危及皇位。皇帝一开始，指望的是外戚。外戚完全依附于皇权，不会有反噬风险。外戚一开始还是很给力的，外戚专权跋扈，对于皇帝来说，是能力的肯定。至于外戚会不会压迫平民，那是肯定会的。但到了皇帝启用外戚的时期，平民早就榨干了，外戚要土地要钱，主要还是搞士族。
但外戚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外戚有了权有了钱之后，他就会考虑家族子孙的发展，他就会向士族妥协靠拢。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就是启用了何进，结果没两天就跟士族世家混一块去了。所以没有子嗣的阉人才是限制士族最好的选择。
士族痛恨外戚、阉党缘由于此，跟什么为国为民真没啥关系。崇祯帝发不起军费的时候，那些士族也不肯出钱抵抗女真。结果李闯来了，你看看他们拿出来天文数字的保命钱。呵呵，修身齐家平天下。
为什么平民会骂阉党魏忠贤？因为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士族有一个厉害的手段，叫成本转移。你魏忠贤从士族手里搞了多少钱，士族就转嫁给百姓。然后百姓受不了了，就会反叛。一般百姓反叛，皇帝就会妥协，甚至会推出太监做替罪羊平息士族的怨气。然后士族再出来善后，天下就又太平了。这种方法从独尊儒术后形成世家制度以来，屡试不爽。
当然偶尔也会玩脱。朱由校跟特朗普挺像的，都不算完全的政客。特朗普是商人思维，朱由校是木匠思维。东林党都搞了好几个小区域的民乱，结果朱由校不认输，魏忠贤还在活跃。这下子政客思维不行了，大家都下不来台，就耗着呗。民乱没有及时解决，慢慢的，闯来了，闯大了。等到崇祯帝上台，查办了魏忠贤，向士族低头，火势已经收不住了。
亡国的链条，只有平民是无辜的，只有平民受到的灾难是最大的。贪婪的皇权跟士族，才是把国家这艘船蛀的千疮百孔的蛀虫。所谓的阉党，只是加剧了皇权跟士族的矛盾，他只是个王朝灭亡过程中的微不足道的导火索。

谢邀！
唉，薛定谔的东林党再次出现了，请允许我先深深的叹一口气。
开宗明义：历史科普者当年明月，明史大家顾诚等人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所以他们作为创新点要来讲一讲；但是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没有任何创新点可言，所以他们不讲。现在一群人因为他们骂东林党就认为阉党是好东西？估计顾诚等历史学家真的要哭笑不得了。
首先，我想问：什么是东林党，什么时阉党？
东林党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阉党就是皇帝的爪牙？抱歉，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数不胜数。阉党里面的江南士子不见得比东林党少，举两个例子，阉党里面官职最高的两个人，大学士顾秉谦、礼部尚书周应秋，一个是昆山人，一个是镇江府，都是根正苗红的江南人。甚至可以说，明朝末年无论东林党还是反东林党的人，主干大多数都是江南人。那么问题来了，一大群江南地主，凭什么阉党里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对江南财阀，东林党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动不动就是什么江南财阀的代言人，真以为东林党是蒋光头呢？
其次，我们捋一捋东林党是谁？
狭义的东林党指和东林书院有关的在野及当朝的人员，这是正统东林人比较认可的；
广义一点的东林党可以指齐、楚、浙三党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后世有些历史学家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再广义一点，可以说是反对阉党之人，广大网友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最最最最后，就出现了一种叫做薛定谔东林党的生物（此名词来源于
@临溪主人
，我十分认同），只要对明朝灭亡产生了不利影响的明朝末年读书人都是东林党，例如我见过我有人说史可法是被东林党赶到扬州去的（麻烦查一下史可法老师是哪位东林大佬），还有人给我这么推断：万斯同的老师的爸爸是东林党，所以他也是东林党。这种历史演绎法可以说十分飘忽了。
言归正传，即使只按狭义和广义一点的说法，东林党人也是人数众多的，你要说这么多政治生物全部都是善男信女，不现实；你要说全部都是忠心烈士，不现实。但是，就明亡之后东林党殉国人数来说，并没有辱没读书人的称号。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发就投降的是京营；身负崇祯信任，负责守城却直截了当开门投降的是太监曹化淳；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吴三桂。革鼎之际，事多难言，只盯在钱谦益，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水太凉、头皮痒的段子来娱乐，没什么意义。
最后，讲一讲为什么当年明月这种历史科普家、顾诚这种明史大家，对于东林党都颇多非词，对于阉党等批评得没那么痛心疾首。爱之深，责之切。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于东林党的一些行为非议颇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若是不天天党争来、党争去，东林党、齐党、楚党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帮助明朝重新振作的。但是他们这些读书人没做好，所以恨铁不成钢，所以骂东林等一批人因为党争耽误了大局。
那为什么不骂阉党呢？因为懒得骂。你说顾诚在《南明史》里为什么对史可法几乎是指着鼻子骂，对于那些真正投降卖国之人（如四镇和左良玉部）言辞反而没那么激烈。不是顾诚要故作反动，而是他认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没做到，所以顾诚怒其不争、哀其无能。
东林党的确不全部是善男信女，但是因此就说来夸一波阉党，不是当年明月以及顾诚等人的本义。因此，再强调一下：他们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

大明版共济会，怎么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用当年明月的原话来说就是：东林党并不是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只会谈仁义道德的君子，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所谓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指的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党同伐异”的斗争手段；所谓有斗争意识，指的是东林党“掌控政权”的终极目标。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这个书院（东林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这就是当年明月笔下的顾宪成和东林党。作者说他看这段历史看得“毛骨悚然”，我读这几句话也读的毛骨悚然，历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么这个可怕的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叶向高）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顾宪成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纵着一切”，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熟悉的味道驱散了我心中的恐惧——这不就是办公室政治么？
其实“会来事”“打招呼”“交朋友”在整本书里几乎就是每个大人物的必备技能，可以看出，作者更相信人情、关系、利益的力量，而不相信道德、正义的力量。
套用作者的口头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理解方式可能与他的现实身份和经历有关。（PS：刚发完这个回答就看到新闻说作者升官了，大概也算是一种毒奶了吧）不过抛开这种不必要的猜测，更合理也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是：
对大多数不满足于善恶二元对立史观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种最简单粗暴但能自圆其说的理解方式，或者叙述方式，当然想“自圆其说”就免不了要无视乃至篡改细节。
而明末党争这段历史可谓是一团乱麻，所以这一点体现的更加明显。
上周我给几位朋友聊“东林党与晚明党争”，本来打算先讲故事，再做分析，结果发现，在不触及制度和思想的前提下，不知不觉就快要把东林党描述成一个“人多势众”“特别能搞事”的形象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故事比较顺畅地讲下去。
不了解明代内阁权力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与六部之首吏部的权力斗争，就不能认识到万历二十一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阁部之争”的体现，也就无法理解顾宪成与他的同僚们为何前仆后继地一再与内阁作对，只能解释为顾宪成这个“幕后黑手”操纵他的上司；不了解内阁与科道利用与反利用的博弈，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的局面，只能把言官视为一群疯子或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不了解吏部各司的职掌和廷推内阁阁臣的具体流程，就不能理解五品郎中何以能够与皇帝过招，只能归结为所谓“深不可测的能量”；不了解京察制度的诸多成例和阁臣“徇庇以挠察典”的泛滥，就不会理解京察制度的崩坏和沦为战场，只能把围绕京察的斗争视为公报私仇、党同伐异；不了解嫡长子继承制对古代王朝政治稳定的重大作用和时人观念对此的重视，就会把立太子视为“皇帝家事”而把“争国本”视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甚至对皇帝报以同情；不了解东林书院的规章制度，就会把讲学理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书院想象成一个反政府势力的基地，甚至脑补出“号令周边各县”的场景；不了解东林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了解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就会把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归结为乡党势力和朝廷重臣的支持，把东林党人想象为只会嘴炮不通实务的喷子，甚至把“袖手谈心性”这种东林学派带头批判的王学流弊视为东林党的流毒。
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更关心人物冲突而不关心制度变迁和思想纷争，更喜欢跌宕起伏的故事而不喜欢枯燥无味的实录和年谱。
不过对当年明月来说，我倒很怀疑他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写成这样——因为书中能看到很多明显的“剪辑”痕迹。
顾宪成明明是作为吏部党在与内阁的战争中最后一个倒下的骨干，作者却用一段冗长的废话将几个月的时间暗示成几年的时间，从而将顾宪成渲染成坑完敌人坑队友的阴谋家；
顾宪成给李三才写信说“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是时隔几年之后对密揭之争的回顾，作者却说这是“确有把握”的遥控指挥，是“勾结”的铁证；
叶向高与郭正域是同年，前期的升迁也几乎同步。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升谕德叶向高左庶子郭正域右庶子”，几天之后，叶向高充任皇长子侍班官，但是当年明月说这是他的老朋友，“礼部侍郎”郭正域的功劳——大概是万历三十年升官以后的郭正域特意穿越回来帮忙的？要知道叶、郭二人私交不错，这可不是走马观花的爱好者能够发现的细节，清楚这一点却把两人的履历搞错了，这就有点奇怪了。
当然，他怎么写是他的自由，而且总的来说关于东林党的这部分内容，虽然语调夸张，不过基本未脱出“东林党争误国”的论调，对东林党人的气节还是承认的。细节值得商榷，大方向还不算离谱，这个锅东林党确实要背。
但是网络上随之而来的诸多神论，如“矿税利国利民”“东林党只加（西北）农业税不加（东南）工商税”“东林尽汉奸”，甚至于“魏公公收税理财小能手”“魏公不死明朝不灭”，就越来越离谱了，不知道当年明月看到这些言论，心里会怎么想。
同时，读者爱看什么也是读者的自由，只不过，选择了省脑子的理解方式，就不要意外于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越来越“省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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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集团的个人利益是与皇帝利益有高度重合的，所以皇权的稳定是宦官集团必须要保住的，那么解决民生问题，边患问题是宦官集团的一个必要义务，而这个义务的前提就是收税。
明末从穷人收税已经极其困难，明朝士大夫集团，也就是东林党的主要构成群体就必然成为主要的税基，皇权和国家的稳定需要钱，而东林党肯定不会出钱而且还会加速土地兼并，农民没钱，国家没钱如此必然导致流民四起，边境告急。
明朝的太监集团不同于汉唐，一直就没有威胁过皇权，其实质就是代表皇权一直与士大夫阶级进行博弈，也就是明末出了魏忠贤这样的强人，朝堂上稍稍压东林党一头，地方上还是阻止不了东林党的扩张，毕竟基层上宗族和世家的能量过于强大。
崇祯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也过于着急，我觉得他不会不明白东林党的利益此时与皇权和明朝的利益已经背道而驰，而他能利用得只有宦官集团，而宦官集团的力量一方面是来自于皇权，一方面还得来自于一个强力的领导，明末的局势，只有魏忠贤还能压东林党一头，崇祯解决了魏忠贤，那东林党就再也无所顾忌，后来的事儿基本就是崇祯被东林党利益集团牵着鼻子来回转。
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农民深受东林党之害，所以李自成一点儿毛病都不惯，汉人拿了天下，那是必然要从头到尾的清算旧的利益集团，这是每一个强大的汉王朝建立必要条件。而外族统治，必须要跟士大夫集团进行妥协，从而达成某种一致。所以满清能够入关并稳定统治，东林党功不可没，可以说，东林党背后的世家真正清算的日子并不是满清建立，而是1949年，谁赞成？谁反对？明末东林党其实已经成为妥妥的大资产阶级，其软弱性和投降性已经暴露无遗，日本侵略期间的投降派维持会的主力也就是这帮人的后代，要不是日本人目观短浅，实力不济，最后连这帮人也不放过，那抗日的难度又得增加不知多少倍。
所以，一个影响中国几百年，两次为异族侵略瞻前马后的团体，说他是善男信女，你信吗？
补充一点啊，看文官记载的历史啊，一定要结合事实分析某个人，某个皇帝，某个大臣到底是咋回事儿，没有绝对的忠奸，都是利益驱使。史观基本是士大夫阶层，且前朝史都是后朝编纂的，主观的评价容易误导人的思维，但客观的事实是不会变的。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单位里要是有这么一帮人，位居高位，不怎么干活，但是无论单位里谁干活谁不干活，谁走路嚣张，谁走路低腰，总之林林总总，无论什么事，他们都得插一杠子，品头论足算轻的，动不动就骂你一顿，你要是打他，他更开心，碰到这么一帮神经病，信不信你真的能成精神病。

不是我说，都第六本了还天真地以为朝廷斗争里有什么善男信女，怕不是前五本都没看……

是谁占据了国家大片的土地？是谁使大量平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奴和流民？是谁把大量的税收弄到了自己的口袋里？是谁占领了整个官僚系统？是哪个阶层没有任何创造，却一直在坐享其成？是哪个阶层一直在膨胀，压得民不聊生？小小的宦官，恐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古代的东林党，就是现在的沿海省份。
弄一群喷子天天说自己转移支付吃大亏了。
他们根据国家机器，赚最多的钱，却不想付出。

东林党但凡能把挂在嘴边写在纸上的东西，真正做十分之一，大明最后也不是那个鸟样子。

鉴于阉党的形象不佳，老百姓往往会本能地对与阉党作对的派系有好感，但这种好感是不应当的，阉党对面的往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为到现在还有啊。
你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海外财富的持有者，也就是中国old money,不限于美国，新加坡，香港，你随便找几个，就从互联网和图书馆的信息上找找看，早几辈都和东林党那批人有联系。
你再找找这批人在民国或者北洋时期的所作所为，他们支持的是谁，做了些什么
东林党的画像应该就很明显了。

这句话并非当年明月用来贬低东林党，相反，他对东林党基本上持赞誉的态度。
这句话是为了纠正偏见：因为东林党传统的形象过于伟光正，几近于毫无私欲的圣人，这就难免失真。
其实当年明月在整部书里，一直在试图传递这样一个观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种复杂的存在。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当年明月有时甚至用力过猛，例如洗白朱祁镇的言论等等。但大体上看，他还是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尽量避免脸谱化。

我一直觉得，如果崇祯能用好厂卫，杀光东林党以及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大地主，同时鲸吞他们的财富，那么大明也就不会有财政危机了。
杀光了东林党也不会给朝廷运转带来任何问题，大明的后备官员多的是。
没有财政危机，就不需要拼命压榨农民，也就不会爆发造反。
没有了东林党的干扰，对后金的媾和也就能成功了。
对后金的媾和只是看上去有点屈辱，但能暂时消除外部的威胁，而且有北宋的例子做参考，完全可以接受。
苟上二十年（相当于从满清入关到康熙登基的时间），小冰期过去了，高产农作物也普及了，国力自然会恢复，也就能收复辽东了。

回应一下某位先生对我的攻击吧，也想请各位同学好好看一看，这位坚决不允许为魏忠贤说公道话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位先生呢，我们称他为裘千丈好了。裘千丈先生看到我的回答，急不可待地拿了两份史料过来，据说要打在下的脸。不过在打到在下之前，他自己的脸先被自己抽肿了。当然无图无真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裘千丈先生都说了些啥。以下为截屏：

在讨论『滥典』与『辽左缺马』哪一个更紧急之前，我忽然发现，这位先生用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词：『马豆』，所以很诧异地请教，问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位裘千丈先生很骄傲地告诉我：

好吧，那么请您出示《度支奏议》记载『刍豆就是专门买来给马吃的马豆』的证据吧？
于是，裘千丈先生将我拉黑了。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没想到这位先生不甘心，在同一问题下，在新的回答中出示了他的『证据』，虽然因为已被拉黑，在下无法去他那里请教，但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证据是什么：

咦？『马豆』呢？刍豆我们知道啊？我问的是您创造的『马豆』，您把我早已知道的『刍豆』相关史料甩我一脸是肿么个意思呢？顾左右而言它么？另外『刍豆』这个词，经常看明末史料的人都很熟悉呀，比如这位同学：

裘千丈先生，您被笑话啦，快快回答『马豆』的出处吧，『刍豆』没人问您，您那么费力提供刍豆的出处干嘛呢？难道您老眼晕花，分不清『刍』字和『马』字长得不一样么？
其实能细心看到这里的朋友都明白他耍的是什么手段了，他可能以为这只是辩论的技巧，但是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人品性的问题。错了可以选择认错，也可以选择不作声，都不干，非要自以为聪明地搞移花接木的把戏，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么？有理不在声高，对不对？这样的心性，你说的话有多少说服力呢？你是不是以为世界上的事，只要声音够大，装得够像，别人是分不出真假对错的，是这样么？
至那个所谓『滥典』的问题，我在回复中说得很清楚了，魏忠贤为辽左送马既然是事实，那么孙承泽如何评价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并不以孙承泽的是非为是非。孙承泽把太监不能宫中骑马看得很重，我们把国家的边防军有马骑看得更重，对不对？
裘千丈先生呈送的史料中，还有一段讲这些马送到辽东之后，因为无『刍豆』而饿死并被军士分食的记载。裘千丈先生想用这个来说明魏忠贤为辽东输马是无益的，或者说更一步，是祸国？但这里面的逻辑让人难以理解。照这个说法，辽东根本就不应该有军马，因为有马也养不起嘛。而没有马匹，还打什么仗？难道哨探靠腿跑得快么？还是靠嘴能吹？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坚决维护东林党、贬低魏忠贤，且不论这位裘千丈先生历史水平究竟如何，其态度本身就引人反感，遑论其他？
以下为原帖：
没读过当年明月的书，不敢置评，就我看到的史实来讲，随便举两件事对比一下东林党与阉党。
第一、泰昌元年，熹宗圣谕谴责群臣，说发往辽东的饷银内帑，士卒未沾实惠。当时可是东林党把持朝政，正是所谓『众正盈朝』的美妙时刻，士卒没拿到的，谁拿了？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癸亥，上览户部请帑之奏曰：『辽饷缺乏，屡次请发帑金，朕岂不轸念边军劳苦，吝惜不发？朕思前项发过饷并助大工及登极赏赉军士银数百万两，见今内库缺乏。况朕大婚在迩，所费不赀。昨内帑发去，并该部累年发过辽饷，军士未沾实惠，皆贪将污吏侵克肥己，以致不敷。』《熹宗实录●卷四》
第二、同样的事，我们看看阉党头目魏忠贤是咋干的？辽东缺马，魏忠贤令各内臣献马，酬以宫内骑马，结果各太监争相贡献，数达千余匹。
逆贤以辽左缺马，凡中官力能办马者皆赐骑，一时数百人，有每次进十匹至五十匹，每岁传进十余次，其身顿加禄米一次至一千二百石，盖百级矣，皆滥典也。《春明梦余录●卷六》
不是说东林党都是坏蛋，阉党都是好人，而是在为国做实事这一点上，似乎阉党言而确实比东林党强一些。魏忠贤上台在天启四年，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间，天启四、五、六、七年，辽东局势非常稳定。且不说魏忠贤是以何种手段制造这个稳定局面的，对比东林党当政的天启前三年，情况如何？天启元年失辽阳、沈阳，二年失广宁，辽东半壁已沦，残军龟缩山海之内。崇祯元年东林党翻身，结果崇祯二年后金入口，直取遵永，蹂躏畿辅，终崇祯一朝五次入犯。相比起来，谁当政对国家更有利还用辩么？
当然阉党为国做实事，未必是出于公心，但谁管这个？只要缺马你能弄来马，缺钱你能弄来钱，我管你是什么心？东林党在嘴上倒是一片公心，试问孙承宗为高阳县城包砖的钱是哪里来的？他的俸禄够用么？
当年明月未必是仇视东林党，只是在东林党的美德被过份夸大的今天，反复提醒一下读者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似乎亦无不可。
续一：
话说有位大能上来就指出说我的每一句话他都见过辟谣了，反复问他『比如天启元年失辽沈，二年失广宁』这话话谁给辟的谣？于是久久不见回应。这大脑门拍的叭叭响，就是不见蚊子尸体啊。
有一点争议的地方是『崇祯二年是否是东林党执政』的问题。反驳的人给了一个链接，我去扫了一眼，似乎其论证的出发点是『因为崇祯不喜欢党争，所以崇祯二年不是东林党执政』，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屏幕上——您见过特别喜欢党争的皇帝么？或者说这位以为天启朝党争剧烈的原因是天启喜欢党争？这逻辑不用在起点写玄幻小说，跑知乎来多耽误挣钱啊？
崇祯二年的首辅叫韩爌，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少吧？这位是不是东林党？钱龙锡，是不是东林党？成基命，是不是东林党？当然成基命入阁时间很晚，咱就不算他了，就韩爌与钱龙锡而言，钱龙锡都能跟袁崇焕私下商量杀毛文龙这样大的事了，您还要说崇祯二年不是东林党执政，我觉得就有点过。首辅是东林党，还叫东林党没执政，都在家里抱孩子呢，我觉得就有点扯。
续二：
又来了一位大能，搬上来一篇他自己也没看懂的史料，硬说打了在下的脸。在下很是惴惴，捐马的事被证明是假的了么？然而一看这位呈上来的史料，说的也是捐马这件事啊，数量都没有差啊？我说捐马是真，他拿来的史料也证明捐马是真，然而这打了我的脸？……恕在下鲁钝，打脸这个词似乎不是这么用的。
还创造出了一个『刍豆就是给马吃的马豆』，还推给毕自严老先生，硬说马豆是毕自严的发明，载在《度支奏议》。那很好啊，请这位先生出示一下截屏？或者给出卷数疏名也好方便大家查找嘛。毕竟《度支》也不算稀见史料了，很容易找到的咩。
又看了一下，这位大能秒速将在下拉黑，似乎也不必继续开启嘲讽模式了哈。不过『马豆』这个梗必须要截屏以享袁粉，哈哈哈。

当年明月是封疆大吏提拔的御用文人。志在中枢。批评东林党，符合其屁股利益。
东林党之名，源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一个江南士人搞各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出名的地方。
核心理论还是尊程朱理学。原始面目其实是一个清议型的政棍团体。
这个团体在明朝扮演的角色，更多类似于现代公知，是一个追求：专门和朝廷唱反调，专门批评政府行为，限制皇权，限制中央政府行为的群体。
后期势力大以后，把很多地方乡土私利，精致地融入政治理论（理学）里。
实际上东林党人的一切政治逻辑，一言以蔽之：
我的钱是我的，你的（政府的）钱还是我的。
所以我的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我宁可把钱花在妓女身上，也不给政府救灾，是天经地义。
政府要我出钱养活军队，抵抗外敌，对不起，只能我高兴我点头才行。否则你就是昏君，暴君。
这个政治逻辑，在明朝土地私有，利益私有，私有利益天经地义的时期，其实没什么出格的。
连皇帝自己也承认。
所以明朝皇帝，对付这些士族，也基本没有文化批斗的能力，更不会炒作你不爱国。因为炒作了也没用。
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土地私有，利益私有。藏富于民。搞文化批斗，鼓吹大公无私，对皇帝树立民间威望，更不利。
所以明朝皇帝聪明一点的，都是绕开士族集团，自己搞钱。如朱棣的大航海，天启用魏忠贤太监系统开源，允许民营老板，绕开投献制，不用把企业土地挂靠在科举集团名下，只要给太监交钱，就能获得经营权。

《五人墓碑记》相信在国内读过中学的都学过，现在再来看，所谓五位义士的精神虽然符合明朝价值观，但这件事的本质却是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而且至始至终均为东林党在幕后编排与导演的一出政治大戏。

首先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和马杰这五位义士被后人歌颂，这自然无可厚非。因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1626年阉党已全面掌权，且属于强权势力，而五位义士敢于同阉党抗争，是符合明朝价值观取向的，也就是张溥在文中所写的“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但是张溥作为复社领袖，且复社是东林党盟友，因而在文中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五位义士确实抗击阉党，尤其反对阉党抓捕前吏部员外郎，东林党人周顺昌。那么周顺昌究竟因何被抓呢，从《明熹宗实录》记载的苏杭织造提督太监李实弹劾前应天巡抚，东林党人周起元的奏章就能看出端倪，那就是周起元违抗圣旨，擅自减免纺织品袍叚应纳税的数目，并人为操纵袍叚市场价格，而周顺昌虽然已经离职，但却和周起元串通一气，在背后妄议朝政。至于逮捕周顺昌也并非阉党的主意，而是明熹宗朱由校下的旨意，阉党控制的东厂所起到的作用是执行圣旨，到苏州抓捕周顺昌归案而已。
其次有关纺织品袍叚需要纳税，这当中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议题，那就是1625年户部尚书李起元提出恢复万历年间的榷税，也就是俗称的商业税征收，对此明熹宗的旨意是“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也就是说皇帝已经有了圣旨要恢复征税，但周起元却在下面搞小动作，并上《去蠹七事疏》奏章，与朝廷代表李实唱对台戏。而另从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知，周顺昌对于收税更是极度唱衰，表示“苏民生计仰织造，税加一分，民穷一成。”虽然周顺昌被抓不像周起元一样涉嫌腐败，五位义士反抗阉党也并非抗税，但周顺昌在背后妄议圣旨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点就是五位义士的身份，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但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四人绝非素不相识，综合明朝遗民陈子龙编撰的《明经世文编》和张岱《陶庵梦忆》来看，颜佩韦等四人是打行的结拜兄弟。那么究竟什么是打行呢，从明朝遗民褚人获《坚瓠九集》可知，打行就是镖局，同时也能雇佣打手，成员比较复杂，其中“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之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之无赖耳。”因此可以进行合理推测，那就是除周文元是利益关联体外，颜佩韦等四人是受东林党雇佣的人。
在抓捕周顺昌当天，苏州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关这一点张溥在文中已经说的很清楚，那就是五位义士出头抗击阉党和围攻东厂。但是张溥在文中也存在夸张描述成分，那就是远远谈不上民变，顶多是小规模聚集围观，为此还出现了人群践踏事件。从事后应天巡抚毛一鹭和御史徐吉上奏的奏章来看，事发当天“致涌跻践踏攀援扑跌，几成狼狈决裂矣。”

在事情结束以后，朝廷的定性也存在东林党和阉党幕后的协商。其中朱祖文作为跟随周顺昌北上归案以及死后护送周顺昌灵柩南下的见证人，他在《北行日谱》中是这样回忆，苏州抗争事件发生以后，东林党人徐如珂幕后运作，通过关系找上了内阁首辅顾秉谦，由顾秉谦出面劝说魏忠贤和明熹宗，虽然在当时不能为这件事洗白，但阉党还是默许了苏州百姓收尸和纪念五位义士，也默认五人之死属于“就义”，这才有了张溥文中所写的“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

东林党人主要成员就三类，官僚，地主，资本家。标准的三座大山。

百度找到的，发在明朝吧的。原文如下：
‘’《清史稿·张存仁传》：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园，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清初所谓的榆园盗是什么呢？
顺治元年(1644年)榆园军围攻东平县城，继尔破邹县，杀知县莫俦，遂又北攻高唐，南围成武。顺治四年(1647年)，义军一部破寿张，取张秋，迸泰安是年十月，破阳谷，克开州，再次攻取范县。顺治五年(1648年)，连破曹州、定陶，杀兖西接之围攻濮州、巨野、东明、长垣，直逼大振，“饥民归之号百万”。进而北伐大名，南下海州，12月攻占徐州、日照等地，势卷直、鲁、豫、苏4省。
这分明就是抗清骨干，斩获颇丰。
可惜遇到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由于侯方域的神奇镇压方案，榆园军悲惨收场。至于具体细节不可知，但根据台前县档案信息网，最终被执行的方案是顺治七年，张存仁掘开荆隆口黄河大堤，水灌榆园，林遭浩劫，树木尽枯，义军总部人马趋向高埠，困于尖蝈堆、甘草蜘堆诸丘，有一部分转到金堤以北，又被围困。义军英勇抵抗，后诸将多战死。
作为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一不为明朝打农民军做贡献，二不为抗清做贡献，等到投了清，居然能打仗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位明末文人典范，没有军事才能呢。
崇祯朝都养了些什么人啊。‘’
侯方域作为东林大佬侯恂的儿子，祖父都是东林党。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成为孔尚任《桃花扇》的男主角，他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让人津津乐道，其中他是一个爱国青年，有点懦弱。可是实际上，他是害死几百万人的元凶之一，决黄河这种丧尽天良的主意，他都敢出，对付的还是汉文明的捍卫者，自己的同胞。你说东林党那一群人的道德底线能有多高。
那些说江南抵抗激烈的，实际上是高层军队大部分投降，底层的人在抵抗。江左四镇不战而降，直接导致扬州失手。四镇之一高杰的部下李成栋是嘉定三屠的主要刽子手，估计好多人只知道嘉定三屠，实际上它完全是汉人干的。左良玉的部下投降，金声桓搞了赣州大屠杀。尚可喜，耿继茂搞了广州大屠杀，你跟我说有几个是满清鞑子。满清兵力不足，主要兵力是用来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打下江南的基本都是汉军和绿营，这恰恰都是明朝投降的军队，光一个李成栋就搞死两个南明皇帝。
可笑的是满清打来，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在内斗，结果打的昏天黑地，连后方都不防守，李成栋几百人就骗开广州城，大开杀戒，绍武皇帝称帝四十天完蛋，永历皇帝丢了地盘跑到广西。
抵抗激烈的阎典史是啥官，一个不足七品的小官，就是这小官造成的杀伤超过明朝官军几十倍。他是东林党吗？复社君子吗？不是，那些君子不是他死了，根本不知道有他们这个人，拿他来吹文人，吹东林党真是够无耻。陈名夏，吴梅村，钱谦益哪个没降。
南明打出血性的，要么是从来没被世人听过的芝麻绿豆小官，如阎典史。要么是被文人痛骂的流贼部队，如两撅名王的李定国是张献忠义子，孤守茅麓山，失败全家自焚的李来亨是李自成的过继的孙子。要么是上岸没多少年的海匪后代，如郑成功是大海盗郑芝龙的后人，他以后抗清也是靠的他老爸多年经营的海盗武装。明朝正规军和官员是大规模投降，为敌前驱，其中东林党，阉党都不少，可笑的是东林和阉党的政治斗争，在满清那里还再斗。
内斗亡国的典型分子，再怎么吹，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本质。包括吹嘘很久的黄宗羲，他是抗清几天混个名声，然后跑回老家，儿子亲戚都当清廷的官，和康熙来往书信一口一个圣主。他的门生万斯同更是明史的底稿撰写者，明史的倾向难道还不清楚吗？我就想说黄宗羲你的《明夷待访录》是咋骂君主的，说君主是天下大害，害天下私一人。那么你一口一个康熙圣主咋回事，难道你的理论都是屁话。这种摇摆的投机者真没啥说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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