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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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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是什么？ 关注问题?写回答 [img_log] 列宁 德国历史 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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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勇者必须学习恶龙的手段才能打败恶龙，甚至比恶龙还狠毒才行，不学恶龙手段的勇者必死无疑。 罗莎卢森堡认为，学了恶龙的手段迟早变恶龙，而且比原来的那条更邪恶更难杀。 然后呢，悲哀的是这两位的观点都是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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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由于不可能让全部无产阶级哲学启蒙，甚至不可能让组织内的全部成员哲学启蒙，应当采用妥协的方法，即简化理论逻辑组建一种革命的形而上学。全世界的先锋队应当充当形而上学系统中神圣知识的持有者去教化无产阶级，快速的动员各国无产阶级去进行世界革命。 简单说就是把天书一般的黑格尔辩证法演变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成一种类宗教叙事。而组织充当传教士的角色，不仅能更加高效的动员无产阶级，还能更加效率的发展更多的基层党员。这一理论在俄国革命中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快速的动员了沙俄在人数上不占优势的工人阶级，并争取了革命的胜利，后续这套理论在全世界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功，国际上列宁主义的政党们在全世界都掀起了革命的浪潮 卢森堡：可你的革命就算成功了，那也与马恩设想的（国家组织将会逐渐消亡，剥削阶级被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将会到来）完全不一样。先锋队本身就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可以遇见到因为先锋队的哲学本质上仍是形而上学的，进一步扩大国家机器和集权是必然的。更不同提如果革命没有迅速获得胜利，变成几代人的斗争，先锋队高层的哲学水平也必然会逐渐降低并最终拉到形而上学的水平（勃列日涅夫时代），你的革命最终也会是必然失败的 列宁：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一群极端的左人没完没了的互相只会辩经，温和左翼跟资产阶级走到一起，你不妥协走我这一套革命的失败就是朝夕的事情 他们都说对了 如果列宁没有被刺杀，图哈切夫斯基也撕开了华沙的防线并配合德法工人赤化了整个欧洲，接下来的一系列实用主义妥协（斯大林时期）没有发生的必要，那么或许列宁会向历史与人民展示他理论的全部，或许列宁曾经有机会向卢森堡证明他没有错 如果现实是完美的，那么列宁理论出于实用主义的出发点就没有必要存在，这些假设没有实际意义 历史没有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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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贾淑品有一本著作《列宁和罗莎·罗森堡政治观比较研究》 不长，三百页不到。基本上的观点都集中在这里了。 贾淑品把二人的分歧整理如下 1，党内集中制问题。2，民族自治自决的问题。3，资本积累理论的问题。4，民主专政问题。5，群众观。 写的很中肯。二人关于问题的表述、分歧的成因等等分析的都很全面。 但是看完以后，我的唯一结论是，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几乎没有分歧。 二人之间有误解，有面对不同的条件下的不同认识和策略。但是分歧很少。 我之前说过，列宁对卢森堡客气的不得了。列宁喷人是毫不留情面的。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作风也颇有微词。但是列宁本人在被卢森堡严重误解的情况下，还写了一篇长文回应卢森堡。张口闭口“卢森堡同志”，忍了整整半篇才忍不住开始嘲讽，非常之克制。 相比之下，列宁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非常的敬重，可是喷起来那叫一个狗血淋头。 网络上打着卢森堡的旗号反列宁的人不少。当然1984年开始出版的《卢森堡文集》上下卷看过的人不多（知道有这本书的人恐怕都不多）。我也没看完，我连列宁全集都没看完哪里有空看这个。不过几个涉及二人分歧的关键篇目，还是略读过的。 然后我对卢森堡的评价就一句话。 如果那个时代没有列宁，但需要有一个人去推进列宁的事业，那这个人最可能是卢森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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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在意手段，手段会不会反过来再生产手段，最终让目的偏移。 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 = 列宁认为，特定的环境限制了手段的选择范围。对于这一点，罗莎表示能够理解，但仍然抱有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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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分歧就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活下来。 卢森堡认为堂堂正正也能活下来，列宁认为只有玩狠的才能活。 卢森堡用生命证实了：堂堂正正活不下来。 所以他们喜欢卢森堡，因为她没有活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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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的分歧其实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办法，属于是你快渴死了，又一杯慢性毒药，喝还是不喝的问题。 如果搞列宁式的政党，那么必然会人为的塑造出一个客观上掌握国家财富分配的群体，也就是先锋队，或者叫新贵族。想不变质那是奢望，区别只是多久变质，变质的严重性和变质后有没有恢复的能力。 但是如果不搞列宁式的政党，像卢森堡那样搞民众的自发运动，那么就会被组织严密的政党薄纱。 说白了就是单靠民众自发性一盘散沙，靠先锋队带领作用就堕入历史轮回，但相比之下先锋队更靠谱一点。因为列宁的成功条件是先锋队人人都是圣人，而卢森堡的成功条件是所有人都得是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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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理论家：“列宁培养出了红色勋贵，而卢森堡曾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过这个危害了，请看经常在贴吧里流传的一张图，卢森堡的预言.jpg” 列宁：“瞧瞧！这是多么愚蠢的言论，我们的云理论家先生竟然说出这么莫名其妙的话来！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过为了防止党蜕化为官僚阶级，应该要设立工农检察院...要修改代表大会的制度...要.....咳咳.....” 云理论家：“罗莎女士向来是反对你们的那套Vanguard的......” 罗莎.卢森堡：“打断一下，我本人根本没有这个倾向...只是...我与列宁先生可能存在Vanguard策略问题上的一些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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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跳出的）新自由主义者：“不！你们都错了！罗莎女士是社民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她与伯恩施坦先生在中国的政治学讲义ppt上并列为社民的两大代表人物！” 云理论家：“这是否有点...新自由主义先生，我觉得你根本不懂罗莎.卢森堡！” 列宁：“没错，可见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简直比你这个愚蠢的云理论家还要低！我该怎么形容你呢新自由主义者！你是弱智吗！我难以相信在伟大的苏维埃境内，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会有沙口相信新自由主义这套东西！” 云理论家：“可是列宁先生，你依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夺取了政权！就算你不止一次的强调过一堆很伟光正的东西，但是又做不到！那有什么办法呢？表面上看是斯大林的锅，但是跟你也脱不开关系吧！” 列宁“咳.....真是....愚蠢的第二国际的只会动笔耍嘴皮子的理论家！请这位云理论家先生看看，如果历史到了那一刻，你不选择夺取政权，那么历史绝对不会原谅你的！这是我的名言，当然我要强调的是，我对于十月革命的态度不是上面所说的似乎只是一时激动外加运气好就顺带夺取了政权，虽然我没有功夫总结这些东西就被内战和战后重建的事务拖到身子都垮了————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记住，第二国际....普列汉诺夫那套旧唯物主义的愚蠢的理论，它是根本无法确证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主体性的！我之所以要提出Vanguard理论，就是为了确证无产阶级伟大的主体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行动起来改变世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无所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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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正是这样的，我和列宁先生观点一致。只是我还要强调，列宁先生在十月革命中，竟然提出了支持小农独......” 列宁：“不不不...卢森堡女士，我想你也糊涂了，不过我相信你是能理解我的。如果你也遇到像我一样的情况，你又会怎么做呢？我和你的很多分歧之所以会产生，是我不得不面临实践中的各种复杂关系的中介，而这是你作为一个观察家会特意回避的。Vanguard为了夺取政权，必须要把各种各样的摇摆不定的力量迅速凝聚成一支钢铁般的军队，所以在农村，我们必须支持小农反对现状的斗争。我们的很多行动也是这个逻辑，我相信你是能理解我的。” 罗莎.卢森堡：“好吧伊里奇，我能理解你.......你总是把什么都归结为策略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切都与现实相妥协，那么最终我们不得不与自己妥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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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罗莎·卢森堡持负面态度，她认为这是在给敌人（德二帝国）递刀子： 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将导致和准备俄罗斯本身的解体，从而把刀子递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心脏。 她举的典型例子就是乌克兰独立： 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俄罗斯革命的命运中，起了如此致命作用的乌克兰。 罗莎·卢森堡认为乌克兰人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民族文化，其民族主义是“几十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纯粹糊涂事和傻念头”： 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同捷克的、波兰的或芬兰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无非是仅仅几十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纯粹糊涂事和傻念头，在本国的经济、政治或精神条件中没有一点基础，没有任何历史的传统，因为乌克兰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国家，除了舍夫琴柯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诗歌外没有任何本民族文化。 对于乌克兰民族运动，罗莎?卢森堡称之为“滑稽剧”并预言它将来会成为“反革命的招牌”： 他们赋予起初的滑稽剧以某种重要意义，一直到这一滑稽剧成为十分正式认真的事情——并不是说这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运动，因为我相信这种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过去和今后都不会有任何民意基础，而是会成为反革命的招牌和集合的旗帜！ 以上转载内容出自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第三章，不相信的可以去中马库看原文，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篇幅不算很长，找到具体段落应该不难。 先声明一下，我不赞成罗莎?卢森堡的上述观点。但是，倒要问问那些从《论俄国革命》中寻章摘句编组出所谓“卢森堡预言”用来攻讦乌里扬诺夫和先锋队理论的人们：你们如何评价她在同一篇著作中对乌克兰民族的预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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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你要是这么干，早晚会死。” 列宁：“按你的办法，现在就会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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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森堡看伊里奇，你会更加发现列宁的伟大。 1900年代，卢森堡对伊里奇的评价基本是“矮子里拔将军”，到了1910前期，特别是十月之后，她就对伊里奇以赞扬为主，但是vanguard的政策确实是一套过不去的坎，直到卢森堡开始搞十一月rev之前，才发现伊里奇的vanguard是多有用，并且也开始搞，但是可惜迟了，然后就是魏玛了。 全程，随着历史的前进，卢森堡对伊里奇的评价越来越高，甚至从反对变到模仿——这也正是一个康米主义者该有的立场：大胆尝试，为自己辩护，如果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失败就承认自己失败，汲取别人长处——可以说，历史证明了伊里奇理论的正确性，并且让卢森堡在实践上承认了伊里奇那一套的先进性。 至于两人具体的分歧，是完全由于两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导致的。德国有着当时俄国梦寐以求的民主。这也导致了卢森堡过度依赖合法的议会斗争。结果就是她的路线偏向人民，是为了争取大多数人，并且避免vanguard本身腐化。这可以说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最正常的方式。但这也意味着：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一个民主氛围良好的情况下的应该做的。换一句话说，当温和的面纱被撕碎，帝国主义的獠牙完全展露时，只有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而卢森堡虽然清楚这一点，可她却始终是想通过争取大多数来获得胜利，这使得她始终在为组织不腐化，僵化，脱离老百姓而斗争。但是列宁不一样，他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确立的方针：活下去，然后取的胜利。两者都有他们的侧重点和缺点：在残酷的斗争中，列宁取得了胜利，但是却无法守住它；卢森堡的理论更温和，更民主，甚至可以说，更先进，但是它在当时活不下去，或者说，它来的太早了。 卢森堡曾经指责过列宁试图通过几个人的委员会来搞rev，违背了历史，说“一个犯错的工会好过一个不犯错的委员会”，因为犯错吸取教训是历史中的一环。她话的主旨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实践上犯错，才能找出正确的道路，但是，列宁的强硬方式有何尝不是一种犯错呢？而卢森堡过于先进温和的理论，在当时，又何尝不是一种犯错呢？ 总有一些幼稚←派一踩一捧，说某某某厉害，某某某不行，某某某来了全给他解决了。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人，永远不可能超出他当时历史的高度，没有谁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先辈们都是在不断试错。是当时的环境造就并且选择了那些不同的战士们，尽管路线不大相同，可战士们始终在不断尝试和失败，并且总结出经验来为我们所用。他们只有路线和方法不同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可以说，这种认为某某某乱杀其他人的想法是纯纯的形而上学，纯纯的辉格史观。 没有谁能一劳永逸的把大同社会带给我们，就目前而看，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很多很多尝试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但正是这些错，我们才能不断不断的逼近正确。同样的，从过去到将来，有无数场过早发动的rev，可正是在这一场又一场不合时宜的rev当中，我们在向大同社会走去。 所以，别老惦记着辩经，别老惦记着那一两个人。翻开历史，总结教训，选择路线，开始实践。 冷知识：在英国生活的时候，马克思被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制度震惊并且认为英国和美国是唯二有可能民主和平的过渡到共产主义当中的。可以说，所有人都会犯错，但我们要尽量不要犯同样的错。 顺带一提，总有一些铁睿智以为实践就是rev。这种人比布朗基还布朗基，比萨文科夫还萨文科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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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大原则上没有区别，小问题上有分歧。 列宁是实干家，有大才，而卢森堡更偏重于理论，有些书生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卢森堡顾虑太多，所以说她太书生气。 列宁说，我们应该采取这个手段，否则不能成事。只能是天天辩经，无法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卢森堡说，我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段是否会反客为主？ 列宁说，我明白，所以要采取预防措施，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们现在这个条件下，手段是必要的，不能因为害怕长期的后果而犹豫。 卢森堡说，我明白，我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段是否会反客为主？ 辩论到最后也没有结论，更没有行动。 于是，卢森堡啥也没做，直至被捕遇害，而德共的事业也被葬送了。 后来，列宁遇刺，身体受损，早早去世，他想要做的很多事情也没有昨完，包括预防措施，包括及时纠正。： 于是，有人又说，还是卢森堡更“先知”。 这纯粹是事后诸葛亮式。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很容易理解。 事情总是有经有权，手段也可能会走到反面，我们并不否认。 毕竟事物总是钟摆式发展，总是物极必反，总是阴阳转换。 但是，在一定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方式与手段，则是必然，你不能用后来出了问题，否定前面的合理性。 列宁说，在A这个阶段，这么做是合理的。 列宁并不否认，到了B的阶段，又会变成不合理。 天下没有永远完美的策略，任何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后遗症。 问题是，到了B的阶段，我们再努力解决新的问题嘛。 前人就应该在A阶段，做该做的事。 后人就应该在B阶段，做他们该做的事。 B阶段的后人，没有完成他们该做的，这可不是前人的错与责任。 如果一开始，就过于顾虑B阶段可能的后果，那么就会永远停留在A阶段，不会有任何变革。 因为按照辩证法，新的事物取代旧事物，消灭旧矛盾的同时，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与矛盾。而这种新矛盾，也正是新事物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就会演变出更新的事物来取代这次的新事物。 世界就是这样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够完美，不是前进的理由。 中国古代政论家也早有结论，政无定法，亦无优劣，只要符合当时的情况，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就是好的办法。 如果我们总是纠结于这一点，总是想要事先设计出完美的方法，完美的路线图，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行动。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应该坚决杜绝这种书生气的作风。 而我们的阶级敌人，可是很有行动力，他们也不管那么多，他们可以随时撕下温情的民主面纱，开始动手杀人。 卢森堡是被铁丝绑在木板上，沉入水中遇害的。不知道当她被绑在木板上的时候，是否想起列宁？ 当做则做，当改则改。 根据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这才真正的行动派，真正革命者的作风。 所以，虽然我也为卢森堡感到惋惜，但列宁才是大才，是真正的旗手。 马克思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毫无疑问，列宁做到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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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姐们你总拿以后套现在。你怎么不直接去死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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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扬诺夫认为照卢森堡那样玩儿，这革命就成功不了。 卢森堡认为照乌里扬诺夫那样玩儿，这革命还不如不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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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人的逻辑去理解卢森堡夫人和列宁导师的分歧是这样的。 秦朝末年，嬴·尼古拉二世暴政压迫之下，陈·列宁和吴·卢森堡高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义旗，号召天下穷苦百姓人民讨伐秦王朝。 但是在这途中，加入农民起义的部队不是只有农民，还包括当初被秦朝覆灭的六国权贵和外来民族，比如齐鲁吉亚的田氏、楚克兰的项、屈、景氏、突厥匈奴等等。而且其中不少世家大族还打出了自己的口号，比如楚克兰打响的口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且这些人在覆灭秦帝国的时候是出了不少力气的。 但是需要明白的是，陈·列宁和吴·卢森堡所希望的是建设一个没有地主，没有权贵，没有奴隶主，没有贪官污吏的农民共和国，不是七国分封形成的封建地主国。说直白一点就是在这个新的名为“汉”的国家里面，是没有原来六国的位置的，是不允许分封制的，得玩中央集权。 那问题来了，六国该怎么对待？ 陈·列宁的看法是：这些六国故地的百姓有自己的家国情怀，强行让他们并入大汉国之中，会引起内部冲突，所以不能强行集权，而要给他们足够的权力，允许分封制。 吴·卢森堡的看法是：六国百姓根本没有什么国家情怀，有国家情怀的不过是田氏、项氏、屈氏、景氏这些贵族或者小富农阶级罢了，他们所说的国家情怀其实也不过是自己骑在老百姓头上继续作威作福的奴隶主权力。 刘·捷尔任斯基同意吴·卢森堡的看法。 刘·斯大林的想法是：允许楚克兰分封，会让汉帝国的南方粮食生产受到影响；允许齐鲁吉亚分封，会让汉帝国东方的铁矿生产和海路运输受到影响；允许赵俄罗斯分封，那么首都长安和中原会受到北方匈奴的严重威胁。眼下的汉帝国最需要的是团结一心，集结一切力量打败匈奴和西域三十六国的围堵。所以作为陈·列宁继任者的刘·斯大林任内执行了“七国之乱”+“推恩令”。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 （后世史学家们称刘·斯大林的做法是“汉承秦制”）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列宁导师和卢森堡夫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沙俄小民族到底有没有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卢森堡夫人认为没有，所谓乌克兰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的意淫而已（就像楚国的民族主义其实仅限于楚国的几个勋贵家族，比如项、屈、景几个家族）。 乌克兰在从沙俄独立前到底有没有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读者可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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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俄国和德国的共运史，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不同结果。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镇压，最终“一月起义”失败，“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颠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被杀害。我们首先承认这两次革命具有各自的不同情况，其成败原因也不只一个。但是我们更要指出，这两次革命具有很多共同点，是可以进行对比分析的；而组织理论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的组织方式是导致它们一成一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具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革命的背景都是本国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国家暴力机器受到巨大损失，统治力大大削弱。 第二、革命最初都是以工人、士兵的自发反抗、罢工、暴动开始的。 第三、旧政府（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政府）在这种自发革命中，摧枯拉朽的轰然倒塌，新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而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出现了一定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第四、最初的革命者中，都分为了左右两派，而这两派中的主力都曾经是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的左右两派，而这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都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也许是个很不确切的说法，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中派；而俄国除了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来左派社会革命党。而这里其实是要突出，工人运动的左右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右派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也曾经是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领导力量。）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而在自发革命阶段苏维埃都掌握在了右派手里，右派掌握的苏维埃又都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的政治派别的威胁。俄国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德国发生了卡普叛乱。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布尔什维克相比具有以下组织路线上的重大问题，导致了他们在十一月革命中的惨重失败。 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按照列宁的组织理论组建的布尔什维克以前，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有人因为反对列宁主义，而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退一步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而此前工人运动中的政党都不具有确定的指导思想。） 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政党都采取一种松散的民主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宽松的党员发展方式，一般只要申请加入都可以得到批准，甚至可以自行宣布成为党员；党员并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党的纲领又由这些通过“宽松方式”入党的党员民主选举的代表民主决定。因此哪些内容能够上升为党的纲领并不确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革命思想就占上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的进入纲领；而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改良思想就会占上风，修正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的进入纲领。而即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入了纲领，由于这个党是松散的，也无法使全党贯彻这些内容。这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和其他思想（比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在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而在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也是这样自由竞争着对党的影响力，而各个工人运动政党又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这些政党又通过议会选举自由竞争着对国家的影响力。这样整个工人运动完全处于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状态下，根本没有一种思想可以称为国际或某国或某党的指导思想。 而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严密的自上而下模式的先锋队组织。其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的吸收党员，党员是按照一个确定的马列主义的纲领、章程吸收的；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的纲领、章程只有按照纲领、章程严格吸收的党员选举的代表才能够修改。这样就使党的马列主义纲领具有了“确定性”和“继承性”，而严密的党的组织模式，又使这一纲领能够在全党贯彻。列宁主义的“灌输论”又通过党对工人运动的“灌输”，通过先锋队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把这一纲领贯彻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又通过“先锋队专政”把这一纲领上升为国家意志。再通过组建集中统一领导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把这一纲领贯彻于世界共产党各支部所在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贯彻于世界革命。因此只有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才可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至少是一个指导思想确定的政党），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贯彻于一个党、一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只局限于在党内和党的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却不在组织上独立成立政党。而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孟什维克分子彻底的分道扬镳，组建了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第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虽然在理论上和伯恩斯坦的和平过渡、议会斗争思想进行斗争，坚持暴力革命原则；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去建立党的组织，而是贯彻和改良主义一样的组织模式，这种松散的组织模式正是适应议会斗争需要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组织路线上和改良主义没有区别。正是这种革命的主张和议会斗争的组织模式的错位搭配，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必然失败。 第四、其实在十一月革命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已经在实践上改正了以上第二点和第三点指出的错误。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个党其实已经仿效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免于失败。因为这一转变已经太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直到1917年4月才和右派彻底决裂，而且还在和中派一起按照旧的组织模式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直到1918年12月才建立了仿效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时右派已经对他们举起了屠刀，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19年1月右派的临时政府镇压了柏林工人的“一月起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被逮捕杀害。而“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一个可以在二月革命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可见列宁是主动的为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做着长期的组织准备工作，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是在残酷的斗争驱使下、被动的和右派决裂、再和中派决裂、最后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建立起严密的革命组织。 更新一些文章 关于形式民主问题 ——兼谈马列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目标及策略15 赞同 · 0 评论文章 关于民主集中制47 赞同 · 4 评论文章 690749525 欢迎加群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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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你这样搞搞不成GM. 罗:你这样搞不如不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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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当时处刑卢森堡的那个普鲁士军官回忆当时的情况时，给上级的报告是： “我们把那只母猪扔进臭水沟里了。” 不知道今天给卢森堡唱赞歌的自由主义者们， 到时候会不会也嫌自己的靴子被臭水沟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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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有分歧实则分歧不大，卢森堡反对先锋队的集权，但列宁也没支持过先锋队一直集中行使权力。我觉得只是单纯列宁活太短了，没时间实践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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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你那套搞不成 卢森堡：你那套搞成了也变味儿了 列宁：我们各自试试？ 卢森堡：试试我就逝世 N年后 兹有后人：看，卢先知说了吧，列宁那套果真变味，太伟大了卢森堡 修正后人：列宁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敢于实践并积极打补丁。只不过哪有人能往后面看五十年呢？ 社民后人：右脚踩左脚，我们就能上天啦 佐佐后人：太仁慈了列宁伊利奇，还是突少了 毛奇后人：伊利奇不如毛奇，眼光确实少看五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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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和伊里奇的分歧，很大程度不在于两人理论熟高孰低，是康米主义在两国本土化所造成的差异。现在各类新左派同情罗莎，有着一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后来人的视角见识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弊病，见识到了这种新官僚阶级的诞生，见识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灭亡，但是要分析为什么罗莎和伊里奇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给出似乎不同的解答，归根到底有几点。 德国和俄国民众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德国工业化较早，工人势力强大，同时作为工人代表的德国社民党也是掌握了政权。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护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弥漫，在一战时期的德国社民党完全可以说是彻底背叛了工人阶级，但是同时群众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更进一步的平等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对于罗莎而言，她的出发点自然就是“一个恩格斯亲自支持的，最应该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德国有如此大规模群众支持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要背叛于工人阶级成为德皇的喉舌呢？“，这样一种对于党组织结构的怀疑也造成了她对苏俄革命胜利之后的质疑，就是你如何保证你不会和德国社民党一样变质呢，所以罗莎对于伊里奇的指责更大程度上是在说，你现在这么个组织架构搞可以，但是以后不行。而伊里奇的回答也很简单，我知道以后不行，所以我也在想办法，但俄国不是德国，即便是普鲁士味很重的宪政民主，在俄国来讲也是遥不可及，同时俄国缺乏一个真正意义先锋政党，伊里奇不得不去寻求这种一种看起来专制的组织结构。当然伊里奇走的太早了，他没来得及给出答案。 同时值得一提的在于两人的争论并不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在于对于民族问题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解，伊里奇认为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那自然就是尊重各个民族的独立性，但罗莎认为你越是强调各个民族的独立性，民族之间的壁垒就会越深。同时罗莎认为，你越是给农民分土地，你这种资本主义倾向越强，你最后集体化的时候就越狼狈。但是伊里奇只需要一句话：“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不这么做我明天白军都打不过“。 也许在一个别的世界线，列宁有一个罗莎这样的继承人，能够从更远视的角度来回答伊里奇生前没能回答的问题，也不用将这些妥协无限期的延迟下去。 11.7 补充，最近去柏林社会主义者公墓拍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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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比的李卜克内西和台尔曼的则是杂草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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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沙皇那种出生，我先弄死了再说，隔壁大清都亡了，我们不能落后。 腐化？我大概看不到那一天了，但这第一步，就让我来迈吧。如果以后腐化了，骂名我来担。孩子们，我做得对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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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魏玛共和国成立，多数派社民上台后镇压运动，罗莎卢森堡死于镇压 是的，她的观点很好，但是她死于自己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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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文开始之前，首先请允许我诚挚地感谢 @秋华的梦 发出的邀请和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另外，烦请注意，本文的一些地方攻击性过强，可能会冲垮一些在不知不觉中把红罗莎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的人的世界观，因此特意标注了“包含医疗建议”。 作为一个前“卢森堡主义”者，值此罗莎遇难一百零五周年和列宁离世一百周年之际，心中难免会有缅怀之情。姑且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讲一点我个人的拙见吧。 私以为，他们二人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在无产阶级自发性问题上的看法。高赞回答所提到的他们在其他所有方面的显性争论（不论是臭名昭著的党内集中制——民主与专政问题还是往往被忽视的民族自治——自决对立，亦或是与列宁及其战友布哈林在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上的论战），全部都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的展开；而这一分歧的根本性质，则在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这对“老师与学生”在辩证法上的不同。 包括保尔·列维、克拉拉·蔡特金等一众老斯巴达克派以及后续的苏东主流学界在内的大部分左翼评论人士，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为卢森堡根深蒂固的自发性执念洗地（有凭借自己的亲信身份直接否认的，也有通过经院哲学式的独断认定卢列双位一体的，亦或是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对斯大林贬低卢森堡作出的回应）。然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攻讦——辩护无一例外都是政论性的，只要对卢森堡本人的思想史脉络稍加梳理（可能再加上一点点对后卢森堡时代外围争议的症候式阅读）就会不攻自破：老斯巴达克派自始至终作为一个小众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从彼此的著作中摘出只言片语以进行相互庇护完全是小菜一碟；东德官方对罗莎的盖棺定论简直与把Mao's Thoughts和Mao Thought割裂开来一样奇异搞笑；而往往处于被动局面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思维也是见怪不怪的。 不过，这些对作为殉道者的卢森堡的或进攻或捍卫的一系列举动，也绝非一文不值。至少，在一个不严谨的辩护的字里行间总是能抓住它的漏洞的。为了确定罗莎和伊里奇二人的分歧所在，不妨让我们先看看托先知在那篇知名的《放开罗莎·卢森堡！》里所引用的斯大林的话：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是怎样对待这些争论的呢？他们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后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抓住了这个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并且把它变成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 ——〔苏〕约瑟夫·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诸夏怀斯社：《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69-70页。此处的引文译文与中译本有所差异（译校者注）。 很显然，斯大林在这里对卢森堡主要的攻击在于三点：“空想”、“半孟什维主义”和“反列宁主义”。这三个词在当时的语境里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因为“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在共产国际壮大和第二半国际式微的情况下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与之意思相反的“孟什维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言下之意自然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半孟什维主义”？我反正是想不明白，被气昏了头的托司机恐怕也理解不能；斯大林或许知道，但并没有明确说清楚。这说明关键不在于“孟什维主义”这个帽子，而在于这个“半”字。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个“半”的意思就是，罗莎说到底并没有和中派或是右派沦为一丘之貉，而是坦然迎接革命——哪怕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没有直接给她定性为孟什维克而是用了这么一个“半”字，除了顾及对卢森堡作出过高度评价的列宁的颜面外，也或多或少暗示了斯大林在言外之意其实是承认卢森堡的革命左翼地位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斯大林的角色：如果从一种可能比较刁钻的尼采视角来看（感谢 @Paprika 为笔者在这一观点上提供的启发），他归根结底是一位“教士（卫道士）”，而非是列宁那样的“超人”——诚然，即使是最狂热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也不会怀疑斯大林是一位无比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在苏联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孤岛”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祖国”的情况下，实存的斯大林主义已经蕴含了某种“反动”或者说保守的趋向。在这里，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掉极权学派——宫斗学派这一对子为斯大林时代苏联（尤其是肃反——大清洗）编造的全知全能叙事！须知，托洛茨基不是唯一一个被动的人；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几乎从不主动地去打倒某一个政治对手，而总是在疲于奔命地应对一切（可能）对苏维埃的事业（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构成切实的威胁的东西。换言之，为了保卫某种列宁主义，他必须否定卢森堡，甚至不惜忤逆列宁本人。 那么现在，问题被我们推进到了这一步：斯大林想要守卫的是列宁学说的哪一点？进一步说，一场卢森堡设想里的革命，和实际上发生了的列宁式革命，究竟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我们可以切入卢本人的文本了。 在卢森堡对列宁打响第一炮的那篇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 为什么说它耐人寻味呢？因为这个“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实际上是一个无比模糊的概念；同时，考虑到它是作为卢森堡对集中制的定义出现的，它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概念。但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讲清楚她为什么使用这个词组。在此处，它似乎只是作为对列宁的反对而存在的一个否定性范畴。 然则，让我们来试着挖掘一下这个“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到底是什么意思。 “工人运动现在有各种各样为它服务的机构，在每个这样的机构中，人人都必须服从多数。但是，这些机构的纪律，譬如议会党团、党的执行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等的纪律，只有一个目的，即执行党的纪律，也就是说，运用全党的党纲和决议。我们暂且设想，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突然以大多数或者几乎一致地作出决定，加入民族自由党，那么这时它是否有权利要求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呢？每个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突然决定参加民族自由党，那么正是它自己最卑鄙地破坏了纪律，因此应该受到全党的审判。通过这个决定本身，它将会免除每个党员的服从的义务，正如甚至在今天的军队中，如果一个士兵被命令去从事违法的行动，他的服从的义务就被解除了。对于每个社会民主党员来说，党的纲领的约束力就象法律的强制性对于每个公民和士兵来说一样。在一个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民主政党里，任何一个拥有一百名同志的小集体，不管它是地方党员大会，是消费合作社还是议会党团，都没有权利强迫个人背叛党。全党的纪律，也就是对党纲的纪律，是在一切团体纪律之上的，只有它才可以使后者获得合法根据，而且也是后者的天然的界限。” ——〔德〕罗莎·卢森堡：《党的纪律》，〔德〕恩斯特·迈耶尔：《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战争时期斯巴达克同盟地下传单汇编》，袁成 译，常正文、殷叙彝 校，柏林，1927年。原载于1914年12月4日《社会民主党通讯》第125号。原文见《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四卷，柏林，1974年，第15-17页。此段引文的粗体字是作者自己加的。 看到这里，问题已经被解答了一半。原来，被SPD议会党团在帝国议会对国际社会主义的公然背叛逼急了眼的罗莎，在1914年底正式地抛出了一个在情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上不可接受的谬论：党的纪律和纲领，是完全由工人阶级中先锋队的意志所定义的。 罗莎在这里毫不掩饰地继承了自西塞罗以来的自然法传统：恶法非法。她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不管是地方党员大会，是消费合作社还是议会党团，都不能背叛党，也没有权利强迫个人背叛党；这些组织的目的是执行党的纪律，而不是随意制定或是改变它；党的纪律高于一切党内团体和组织，而且是后者一切活动的合法根据和天然界限。 看上去多么自然、听上去多么美好，不是么？一个通过自下而上的纪律组织起来的党！但是这么一来，旋即就会暴露出几个问题：首先，这种纪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什么用？其次，只要先锋队认为党的组织违背了纪律，立刻就有权力解散它吗？在这里，卢森堡事实上否定了党内一切团体忤逆“纪律”的合法性，但却在字里行间隐晦地暗示了“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这一例外（并把它指认为纪律本身）。然而，这个规定实在是过于模糊和致命了——无条件反对“纪律”的权力化身成为了新的绝对纪律。 这样一来，即使暂且把“唯意志主义”的倾向放在一边，罗莎在这里也犯了十分明显的把特殊情况扩大为普遍规律的错误，而这会导致孟什维克式的在事实上取消集中制、废除纪律本身、从而把党蜕化为一众松散的小组的后果，在一场实际的革命里几乎必然会导致领导权的原地解体（甚至不能说丧失）。试想一下，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下级党组织和与它们合作的地方苏维埃，都出于一种它们自认为是不可侵犯之纪律的左倾冒进主义，而对列宁认为关系和平承诺之兑现的、至关重要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群起而攻之，那恐怕俄国革命早就像后来的匈牙利一样暴毙了！即使是在十月革命前后热衷于将党外人士直接纳入中央以影响斗争策略的列宁，也从来没有呼吁（更不要说践行）过这样一种完全不设条件的“绝对律令”——而这与《论俄国革命》里卢森堡对“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的鼓吹如出一辙。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给她扣“孟什维主义”的帽子——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全面内战里，这种论调是多么地幼稚和不切实际。而实际上，这种“内战”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阶级斗争并没有而且远没有随着白军的失败而终结。如果我们一定要跳出俄国革命的范围去见证一下某种算是卢森堡的这一系列思想的发展、继承和实践，那么看看铁托的南斯拉夫罢！几乎没有党、没有工人阶级、甚至没有民族，人民所拥有的全部就只是狭隘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市场社会主义”（这部分观点感谢 @Aurelianum 提供的建议）。[1] 不过，话说到这一步，尚且还没有切中要害。笔者必须承认，自己刚刚对罗莎的抨击是完全没有把她当时不接地气的生活环境和有限的信息源考虑在内的；一旦我们脱离了斯大林这么做的实际情境和需要，就无疑会滑向一种后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偏见和刻板印象里对十月革命的纪律性神话构建。仅仅把这样的细节抽象地、孤立地剥离出来进行批判，和前文所批驳的那些对罗莎的辩护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得设法找出她那表面看来只是单纯“不合时宜”的众多文本里所暗含着的连贯逻辑才行。而且最重要的是，目前为止我们总的来说还没有直面“无产阶级自发性”的问题，也还不能说明卢森堡的一系列观点是如何基于这个先验预设的。 那么，让我们回到刚刚的两段文本里再重新审视一下，是不是遗漏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 “工人运动现在有各种各样为它服务的机构，在每个这样的机构中，人人都必须服从多数。” 嗯，党的自我集中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所以党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等等，她说什么，党是工人阶级本身？ 你问我为什么要省去“的运动”？ “只有工人运动才能把真正革命的和先进的阶级发动起来。” ——〔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2014年。原载于193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原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七卷，莫斯科，第56-57页。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57页。 因为没有运动就没有阶级。切记，是革命运动创造了革命阶级（或者说，受剥削压迫者在革命的过程之中与过去的自己发生了断裂、从而产生一个真正革命的阶级）[2]，而非现成的革命阶级凭借既有的严密组织生造出一场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和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中，从来都是先有党、行动和运动，才有真正的阶级；布尔什维克正是首先通过1905年革命建立起了一个“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接着用它在1905年确立起来的原则（即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先锋党组织术”）为生产（后来在1917年发生的）断裂（即在孕育出革命的同时埋葬它自己）奠定了某种必要性的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在1917年选择拥抱走在社会前列的革命运动（这才是关键的充分条件）、毅然击碎了自己那中央集权的旧躯壳并迎接建立在苏维埃民主之上的多元专制——这一往往被曲解的历史事实，与斯大林主义者和卢森堡主义者那处于两个极端的空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都是截然不同的。[3]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同时采纳他们三位和我们亲爱的罗莎关于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就会陷于一种无法自明的循环论证之中：党是工人阶级本身，然而工人阶级只有首先通过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和先进的）阶级。 解决这组二律背反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认定工人阶级天生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这就是卢森堡所设想的革命：在那里，无产阶级不是从无到有地在斗争中浴火而生，而是现成地运用自己的队伍和组织与以资产者为首的一切反动阶级进行一场拿破仑战争式乃至中世纪骑士决斗式的大决战；在那里，不存在一个《资本论》所谈的在经济事实意义上、通过阿尔都塞所说的原始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的剥削）所生产出来的工人阶级，而只存在一个《共产党宣言》意义上已经准备好拯救自己和全人类的、面向未来的奇点（蓝江语）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无产阶级。 更准确地说，卢森堡其实是把《资本论》式和《共宣》式的两个“无产阶级”概念颠倒了过来，把马克思所假设的只存在两大阶级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视为资本主义走向终结的唯一可能条件（把资本论的历史科学范式扩大为了一种线性决定论的意识形态），而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吊诡地作为一个预置性的前提（从而赋予了它一种天然的自发性）。这样做的后果才是在事实上忽视了当前的经济现实，并产生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她所期待的那种“无产阶级”并不真的在场。用意大利学者莱·巴索的话来说： “卢森堡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实际作用，于是想以自己的远见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而低估了那些她预见将要消亡的非资本主义因素，如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 ——熊敏：《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殊不知， “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二章“暴力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2012年。 那么很显然，这种以改变经济而非政治为原则的“无产阶级”、以及作为它的运动而存在的党，一旦从唯物史观的场域里被抽象地、单独地剥离出来，就会沦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自觉精神、一个“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4]”的唯一“历史”主体——这与早期卢卡奇的思想在内核上是高度相似的，而后者也曾从这种错误的辩证法出发捍卫过一个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的、极左的“列宁”。一言概之，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一种卢森堡主义，那么它必然是反马克思、反革命、反动的。而罗莎在民族问题上坚持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味地忽视民族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从而否定了农民在波兰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取消了波兰党追求波兰民族独立的必要性并且剥夺了其他所有遭受俄国殖民统治的地区之人民的民族自决权[5]，归根结蒂是因为她笃信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历史车轮迟早会碾碎这些无关紧要的因素——这是在用未来回溯性地建构现在、片面地用应然去绑架实然[6]；资本积累理论也是一样——罗莎的政治经济学功底固然深厚，但她却绞尽脑汁地沉迷于论证马克思遗留下来（其实很可能是遗弃了的）的那个命题（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以至于过多地被传统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所限制、不能看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剩余产品的消费能力，而这整个论证思路都是被她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执念所严重主导的——只要证明资本主义在某一个逻辑或时间上的节点会自然地趋近于一种（为无产阶级的出场创造“历史”条件的）准崩溃临界状态，就能为无产阶级的至臻自发性和至高主体性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社民党只要负责不断地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本身，让他们完全觉醒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革命就能更快地到来了！讽刺的是，党的作用居然仅此而已：不是使革命到来，而只是加速这个进程——因为革命必然到来。这与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里提出的公式基本完全一致： “把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塑造成为一种有觉悟的和统一的斗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天然必须实现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前进报》，柏林，1891年7月4日第153号。 “作者说，在卢森堡看来，革命运动不是定制的，不是根据党的决议产生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发产生的。” ——辛夷《介绍保尔·弗勒里希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1980年12月增刊，第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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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我考茨基吗 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理解了红罗莎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个个人服从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 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德〕罗莎·卢森堡：《再论群众和领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1980年12月增刊，第97、100页。原载于《莱比锡人民报》1911年8月29日第199号。原文见《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第三卷，柏林，1974年，第37-42页。 发现了吗？卢森堡所谈的“纪律”之本质原来是每个个人（主要是“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对有能力进行自我领导的、占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大众”的服从，而这种“无产阶级大众”和前文所提的“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试想一下，八十万有组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如果德国革命成功了，就是八千万德国人民）自发地、异口同声地通过这个党的所有中央机构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就算是尤里也自愧不如。要知道，即使是巴枯宁，晚年也在给马克思的信里抱怨过群众太不争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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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警戒2：罗莎的复仇》是由Eastiron公司开发的一款即时战略游戏，是《纪律与解放：蓝色警戒2》的资料片，于某时间线的2001年8月30日发行。该作增加了罗莎阵营（罗莎阵营无剧情），游戏接续《蓝色警戒2》的盟军剧情，讲述了苏联与盟军再次开战的故事。图为游戏中罗莎阵营特色兵种“社民复制人”。 进而我们也就完全能够理解“强制性综合”这个蹩脚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正是它赋予了我们身在德国党的罗莎这样一种权力，使其能够仅凭自己波兰人的身份去操纵整个第二国际的波兰政策，并远程遥控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贯彻她的错误战略：既然党与运动已经成为了革命工人阶级既成斗争的派生，那么党所做出的任何行动——尤其是所谓“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由于无产阶级即党，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党的领导阶层，这意味着产生了一种叫做“党内先锋队”的特殊存在）所作出的决策——也因工人阶级的天然革命性被赋予了一种空前的合法性，这恰恰将导向一种绝对的纪律、不可忤逆的先锋队意志、比刻板印象内的“列宁主义”更加“列宁主义”的护党主义。毕竟，就理论上来看，工人阶级完全没有理由反对自身先进部分之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种“先锋队”之所以会暂时替代工人阶级的自我领导，是因为它唯一的使命是且只是在阶级斗争中促进对其他工人的教育和锻炼、从而把自己扩大，直到它和整个工人阶级实现一种自发的同构），不是吗？殊不知，工人阶级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发的革命性，在斗争的过程中先锋队也往往不能做到把自己扩充到囊括整个工人阶级的地步。因此，这种理论除了造成一种极端的党内专制之外，就什么都不是。这就把上文所提到的卢森堡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的悖论放大到了极致，从而向我们揭示了“自我集中制”在其自发性原则表象下掩盖的少数绝对统治多数之实质。 最后，纵使我们退一万步说，政党与各种左翼运动真的只是工人阶级表示自身怒吼的旗帜；那么，必须得从其他的地方寻找一个有战斗力的、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诞生的起源。不幸地是，这同样会导向一种第二国际式的、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发展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工人阶级产生于工业、代表了最纯粹的生产力而且具有崇高的自发革命性，所以生产要发展、于是人民要解放，自然而然地我们就会迎来社会主义！说实话，相比之下，我宁愿求求您多读卢森堡。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件事：诚如斯大林所言，卢森堡实际上也就只是一位左翼社民党人而已。 （以上两段观点主要来自 @Forjando Patria ） 然而，在“惨无人道”地解剖了罗莎的思想之后，笔者发现弗勒里希还说了另外一些的确很有价值的话： “但是根据这一点而说卢森堡制造自发论、自发教义、自发神秘论都是错误的。作者指出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季诺维也夫，他是为了加强俄国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而这样做的。 作者说，卢森堡既非常重视群众运动，又绝非看不到群众的弱点。她1917年给玛蒂尔达·符尔姆的一封信中分析过群众。她把群众的心灵比作大海，它潜伏着各种可能性，有时死一般沉寂，有时又汹涌咆哮；既有最奔放的英雄气概，也有最卑鄙的怯懦。一个领袖不能凭一时的群众情绪去制定策略，而是要按照发展规律去确定策略。 作者认为从这里看不出有任何自发神秘论的意思。卢森堡把发展规律看做不可改变的，但掌握规律是人，是群众，是组织及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领袖，规律发展的快慢，走直路还是弯路，要取决于人的行动。” ——辛夷《介绍保尔·弗勒里希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1980年12月增刊，第34页。 虽然从中还是能看到一些刚刚所批判的论点的影子，但他很显然并没有在说谎话。这么看来，尽管罗莎在其思想脉络中“原创性”地（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发地）发明了一种无产阶级自发性理论，而且一直坚定地把这一谬论错误地作为她全部学说的基础，并因此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造成了模糊和错乱的判断；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斗争的过程、策略和艺术在她思想里的重要地位（这种自发性毕竟是以一种等待斗争之锻造的潜在因素的形式而存在的），这意味着她的头脑里还有一种接近于列和Mao的斗争哲学：领袖不能单凭作为前主体的、素质良莠不齐的、笼统地组织起来的（乃至于只是单纯被归类在一起、实际上并不一致的）“群众”们的情绪去制定策略，而是要按照（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去确定策略，从而依照这种行动（运动）的策略去把握规律、推进斗争。 而这决定了她是一位革命家。蔡特金在她所著的《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里也生动地描绘了罗莎在18-19年革命中为《红旗报》工作时那“革命之鹰”的姿态和“完全的”布尔什维主义意识，字里行间充满了真诚，与她那充斥于这篇文章之其他部分的略显生硬的共产国际官话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似乎在告诉我们，红罗莎毕竟是红罗莎——即使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批判她之前都被迫首先或多或少地承认她的忠诚。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列宁在《政论家札记》里所引用的克雷洛夫寓言的诗句对罗莎的赞美：“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卢森堡犯下的所有理论错误，除去她后来自我清算了的那部分主体性剩余，追根溯源基本上都是由她从小的成长环境所生产出来的——一个在她年幼时便举家迁移到华沙的、较为富裕的波兰城市中产家庭，这使她远离了农村的犹太人社群、甚至在后来的人生中也远离了工人阶级；她在德国对工会进行的批判有一次激怒了一个垂垂老矣的工会领袖，以至于被对方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更像是个资产者”。而当今世代形形色色的“卢森堡主义者”，自然也是在中产阶层普遍化所孕育出的资本主义现代生活中被生产出来的，或多或少代表了这种统治秩序。即便如此，红色罗莎也从来没有变成蓝色的、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一直保持着格外连贯的政治操守；而前文被我用来和她相提并论的卢卡奇，相比之下则要稍逊一筹——他在自己漫长的生命里，只保持了一种暗藏在不一致的实践之表面下的思想操守（也就是黑格尔所谈的、被齐泽克用来评价卢卡奇的“优美灵魂”）。 就像斯大林本人从未提出过一种斯大林主义一样，卢森堡本人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种“卢森堡主义”：多个渠道的考证表明，她在生前一直不愿出版后来被历代调和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用来攻击和反对列宁的《论俄国革命》；是列维为了反击共产国际才把这份遗稿抖了出去，而为此承担骂名的却是尸骨未寒的罗莎。在实践上，作为少数几个在“贱民王国”的优渥环境和马恩遗留下来的旧理论框架里仍然决绝地选择革命的SPD理论家之一，是德国工人阶级辜负了她的殷切期望，而不是相反。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她是唯一一个被拖延到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才被艾伯特释放出狱的人：因为她是唯一的鹰，社会沙文主义者们害怕她。在一月革命的悲剧发生前的最后时日，她也是少数几个在柏林群众过分热情、此起彼伏的大潮之中克服了盲动主义、自发主义乐观情绪的革命领袖之一，坚持以冷静的头脑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注意到了吗？她在生命的终点扬弃了自己的自我集中制学说，毅然奔向了暴风雨的中心。尽管这种扬弃仍然是有限度的、没能达到列宁的高度（她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德共中央发动那场时机不成熟的、以卵击石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实实在在地标记出了罗莎的特殊性所在：她是以未完成态的列宁主义离我们而去的，这在整个第二国际里绝无仅有。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斯大林提出的“半孟什维主义”中读出的另一种言外之意：它和“半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只有一念之差。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去把握曾经触手可及但最终逝去了的欧洲大革命，以及卢森堡对苏东剧变可能的“先见之明”——灌输论和所谓“列宁式政党”是工人阶级必须要经历、但最终又必须消灭掉的东西，否则革命都注定会失败；“先锋队”所指的绝非“组织术”和“列宁党”本身，而纯粹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部分，它不可能是一种可以仅由“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并从此一成不变的东西（章程和宪法仅仅只意味着工人阶级一时的授权而已）！这意味着，一旦在卢森堡对列宁的质疑里沉溺于她身上的那种正面或反面的自发性神话-护党主义，我们所能得到的就是且只能是对她全部遗产的糟践乃至颠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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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的作者是Hilde Phoenix 这一切只能说明，“卢森堡主义”这个名词和它代表的全部思想体系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狂欢——从落后的俄属波兰社会起初给小罗莎打下的烙印，到艾伯特-谢德曼匪帮对成熟的她的谋杀，再到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血色罗莎打造成为一个并不实存的、不断地唤问潜在共产主义者的大他者——柏林秩序井然！ 因此，必须发出这样的呐喊：“砸烂卢家庙，救出红罗莎！” 谨以此文，纪念罗莎逝世105周年和伊里奇逝世100周年。[7] 她来过，“她”又来到，愿“她”不再重临！ 参考^“没有党”是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极其松散的组织形式、党放弃领导权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组织的快速腐化和眼花缭乱的民兵组织构成的威胁，“没有工人阶级”是指市场社会主义环境下工人集体企业相互竞争所导致的阶级意识碎片化、地区贫富差距悬殊（这为地方主义的抬头埋下了根本诱因），而“没有民族”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只存在南斯拉夫民族、不存在任何组成部分——这种压抑是导致后铁托时期民族矛盾内爆的直接导火索。可能唯一不同的是，铁托的南共是自上而下地实行这些政治自杀的，而这恰恰构成了对“卢森堡主义”的反讽：卢的政策和她的自发性原则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相反的，大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小民族整合需要党的强力领导，而地方民兵组织必须统一在中央强有力革命军队的管理之下。可以说，罗莎的未来图示是美好的，但是她的方法和原则无法导向这种未来。南斯拉夫一度取得的全部成果都得益于在冷战两大阵营中的见风使舵，而非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本身。^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历史是无主体的诸多过程的总和。不存在所谓天然的主体性，真正的主体性只是无主体的革命运动的派生后果。^参见Militant在问题“为什么俄罗斯这个民族可以建立苏联？”下的回答，UR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1009980/answer/1617866716。此外，美国工人阶级也是这样一个在不断斗争中形成一体的典型例子；但由于笔墨有限，此处不做展开。^德语原文为“Ich war, ich bin, ich werde sein”，英文翻译为“I was, I am, I shall be”。^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作为卢森堡在世时唯一实践过她的思想并把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它竟然在一个被德奥俄三大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瓜分的国度反对民众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甚至指望在这个农民占总人口80%的国家进行土地国有化。卢森堡在世时，曾动用各种手段在第二国际内打压与她的拥趸形成竞争关系的、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会爱国主义的波兰社会党；而在她逝世后，很不幸地，新成立的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延续了这一路线。尽管后来冷战时代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反思了这一错误，但显然为时已晚。不过令人慨叹的是，当年的波共工即便把卢森堡主义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也仍然致力于保卫苏联；当今那些借卢反列、自诩“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却如此厚颜无耻。^就连尚未完全摆脱自己青年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倾向的卢卡奇都曾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判卢森堡“用革命未来阶段的原则来与当前的要求相对立”，以至于沉溺于一种在无产阶级不够成熟时只是一种斗争策略、足够成熟时又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形式民主”。^他们分别于1919年1月15日和1924年1月21日去世。本文第一版写成于2024年1月16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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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局势艰难，咱们为了尽快提升实力修炼魔道功法，事后放下屠刀也一样能成佛 卢森堡：入魔没有回头路，你还指望事后放下屠刀？到时你只会比真正的魔头更魔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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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关于具体分歧的细节已有几位大佬的回答珠玉在前，我这里想强调一下政治性文本的阅读规范——结合语境分析，结合背景理解。 就以列卢的几个广为人知的分歧点为例： ①民族自决与单一制国家 ②分地和直接集体化 ③资本主义世界致命的外部和内部 ④“自我集中制”和“民主集中制” 列宁所处的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个不同文化、不同风俗甚至不同语言的巨型多民族奇美拉帝国，他们在之前百余年的温驯全仰赖沙皇的刺刀和王冠。而即便加上白罗斯和乌克兰两族，主体民族占比都没有超过75%，布列斯特条约又加剧了东欧民族的独立情绪。在这一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号召民族自决不仅是统战需要，也是在新国家中重塑旧帝国尸体上的各民族再度凝聚的法理——因为在此前，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的凭证，也仅有合法性来自君权神授-传统主义的德裔罗曼诺夫家族。苏俄政权施行联邦制可以说是必然之举。 而卢森堡就幸运的多，除了东部边疆的波裔（包括马祖里人）还保留着浓厚的复国情结，旧帝国境内讲着德语、拥有德意志民族认同的群体占压倒性多数，这种认同甚至有机会延伸至南方高度德意志化的奥地利。如果这时候卢森堡再强调什么“民族自决”，按文化差异识别出个“巴伐利亚族”“奥地利族”，那我们今天就不会了解到作为名扬天下的革命领袖的她了。当然，这话不是说可能建成的红色德国会漠视巴伐利亚的特殊地位，但人为割裂民族认同完全没有必要。 农业问题很有意思，虽然卢森堡在局子里的时候点草列宁复辟小生产，但具体上手后也在斯巴达克斯纲领中一瞬真香了：“剥夺所有的大型和中型农场的土地，在全国组织中央统一领导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小农经营仍旧原主所有，直到自愿加入社会主义合作社为止”，实际上也算开了个大口子。之所以没直接像布党那样颁布土地法令，主因也是国情，在德二这个纯工业人口占到50%以上的先发工业国，小农的统战价值毕竟不如俄国。 资本积累论与列宁-布哈林的观点冲突归根结底也是为这种非普遍性服务。卢森堡提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历史演变和前资本主义区域自经济始的社会殖民化属于同一历史进程范畴内，在资本论中理想化的生产关系图式之上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外部。而卢森堡所着重论证的，便是资本主义结构对前现代生产形态区域的刚需，进一步得出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契机在于“它致命的外部”。 姑且不论其观点的谬误以及殖民视角下的创见，罗莎的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背后的演进逻辑也许与很多文本理解相悖，我在这里也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传统理解强调德国的“发达”与俄国的“落后”，但在另一个视角下，德意志帝国缺乏殖民地，俄罗斯帝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要素却正是欧俄中央之外、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大片内殖民化区域，并通过同化其非资本主义条件而快速发展。因此，卢森堡强调资本主义通过争夺前资本主义条件走向帝国主义，以此论证德帝国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列宁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强调资本主义越发展越走向他的末日，同样也是为了发掘俄帝国的“崩溃宿命”。学理上的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文本背后的大环境本身。 第四组分歧我在 如何评价古斯塔夫?诺斯克 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多赘言。 以唯结果论视角孤立地考察前人的文本，最终也只能得出一种抽象且机械的所谓“教训”——“卢森堡犯了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右倾错误，在组织上向改良主义投降，因此导致了最终的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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