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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魏延、袁崇焕、鳌拜谁更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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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袁崇焕、鳌拜谁更冤？ 关注问题?写回答 [img_log] 草稿加载失败 袁崇焕 三国 清朝 明朝历史 魏延 魏延、袁崇焕、鳌拜谁更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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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拜冤枉个毛线。 鳌拜在康熙时代的行为，特别是索尼死后的行为，对上标准权臣、党同伐异，对下飞扬跋扈、草菅人命。单说这个时期，杀几次头都可以了。纯粹因为之前功劳太大，所以还保留了性命且后来恢复一定爵位。 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鳌拜时候，有个说法认为他是爱新觉罗家忠臣。他是皇太极的忠臣，是顺治的忠臣，这都不假，由此就认为他是康熙的忠臣，是爱新觉罗家忠臣？司马懿还做了曹操、曹丕、曹叡的忠臣呢？是不是也是曹芳忠臣，曹家忠臣？ 人都是会变的，鳌拜在皇太极、顺治时代确实功勋卓著、忠诚可嘉，但康熙时代，特别是在索尼死后已经逐步蜕变为权臣了。 对上来说，他飞扬跋扈，为了夺权直接要了另一个辅臣苏克萨哈全家性命；为了换地时候立威，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个尚书、总督、巡抚层次的一二品大员说杀就杀；为了控制朝廷，他在内三院和六部拼命安插自己的人，甚至有时候为了急于安插宁可让六部尚书多一人，等到清除鳌拜时候，整个内三院和六部都经历了一次清洗；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不但排挤几乎所有汉人士大夫，甚至连满洲少壮派也几乎没有能信任的。这种安插布置同党以及赤裸裸的暴力党同伐异行为，不是权臣是什么？ 对下来说，倒行逆施，连多尔衮都在顺治五年明确不能再有圈地行为，他到了康熙初年又蹦出来换地，把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局面搅的鸡飞狗跳，众多华北百姓因此受苦，连同为旗人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都宁可不要命也要阻拦他；他政治能力不足，凡事只会刚不会柔，在对士绅阶层一味严苛不信任的基础上，既不懂怀柔方法，也没有细化治理措施，属于宽严皆错。 所以鳌拜这个人，早年确实功劳和忠诚非常过硬。在皮岛、在松锦、在湖广、在四川，都立下过不世之功；面对多尔衮步步紧逼，更是宁可丢富贵掉脑袋也要保持对皇太极、顺治的忠诚。但人都是会变的，在康熙时代，鳌拜已经逐渐膨胀，开始大肆夺权，甚至在康熙亲政后反倒加快了控制权势的行为；而且其行为极其粗暴，不管对正直官员还是对百姓都造成极大伤害。之所以没有造成太严重后果，纯粹因为鳌拜本人的政治能力不行而已。 而后来康熙对鳌拜的处理也是非常公正的，在惩罚其罪行时候允许其申辩，而且进一步详查。其中最初逮捕时候认为的贪污罪名，就是详查后去掉了。之后杀了其同党的班布尔善、穆里玛等人，但饶他性命。晚年更是提到鳌拜早年军功，给其后代恢复一个男爵。对其个人处理、身后名评价和后人待遇来说，也充分做到功是功、过是过了。这种待遇，哪有半分冤枉他？ 魏延单说最后被杀，也不能算冤枉。因为他违抗军令、火烧栈道、诬告杨仪这几个行为，哪个拿出来都可以死罪了。特别还是在诸葛亮刚死、蜀汉军队撤退有着很大风险及不稳定性的情况下，这么做简直是拿整个国运开玩笑。就因为自己的战略思想不能操作，以及与杨仪个人矛盾，就这么不把国家法令当回事，这就算死罪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魏延这个动乱不是被杨仪平息，而是被别人逮捕到成都的话，能不能留条性命还真难说。毕竟蜀汉对功臣的包容度很高的，魏延未必不会有个李严结局。退一步说，就算还是死罪，至少家属是没事的。从刘备开始创业一直到蜀汉灭亡，无论刘备、诸葛亮、刘禅谁执政时期，从没有过株连家人行为，这一点和魏吴有着本质区别。刘禅这个人可以说他任何不好，但不能否认他是个仁君。魏延一家但凡落到刘禅手里，性命是一定可以保全的。结果恰恰就是诸葛亮和刘禅这个权力交接短暂混乱期，魏延成了整个蜀汉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满门抄斩的人。 所以就结局来说，他个人不冤，但家人真冤。 至于袁崇焕，不用说了，就是明清之交历史盲与否的过滤器。但凡对明军战斗力心里有点熟的话，都知道袁崇焕已经是明末可能的三个最优秀战略家之一了（另外两个是熊廷弼和洪承畴）。能觉得袁崇焕不冤枉的，不是塘报战神派，就是皇帝忠奴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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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业务骨干，没人缘，公司内部面临重大业务重组的关键时刻，产生了人生三大幻觉之一“我能反杀”，非要拉宝贵的现金流去和优势对家硬刚，甚至不惜为此和同僚翻脸，结果被火线撤职。 袁崇焕，新任项目经理，给老板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PPT，老板大悦，让他放手去做，袁经理看上去很努力，但最后也不管是能力还是环境问题，反正效果没有达到PPT上画的那个样子。老板直接把他开了。 鳌拜，公司老员工，老板退休以后，觉得接班人不行，还得看老子的。一顿骚操作，差不多把接班人架空了。接班人觉得再这么下去自己就是橡皮图章了，于是找了人打闷棍直接把老鳖放翻，然后开始清算，没收一切违法和不违法所得。 这么看起来还是袁崇焕冤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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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葛亮死前没有举荐魏延接掌他的位置，而在诸葛亮死后，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表现出夺取军权的意图…… 根据本人从军二十多年的常识：不是组织安排的人自己站出来要掌握军权，严重违反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 其后指控杨仪“谋反”。杨仪一个丞相长史，政治威望赶不上蒋琬、费祎，又不是直接的带兵武将，只是在诸葛亮死后临时掌握军令权——杨仪拿什么“谋反”？ 烧毁栈道欲阻碍大军回师——他想干嘛？ 魏延确实表现出政治野心并行迹可疑，但毕竟没有公然举兵反叛，夷三族有些过了。 2、鳌拜跋扈众所皆知，于朝中广树党羽，威福自专，主观上未必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但在客观上成为康熙亲政的阻碍…… 后来清廷给鳌拜平反，也因为鳌拜是满洲镶黄旗大臣；镶黄旗为上三旗之一，皇帝的直臣，很多家族因与鳌拜交好而受牵连，身上有了“原罪”…… 在鳌拜垮台、死亡后，再揪着没有发生的可能不放也没啥意思，反而影响皇帝与镶黄旗的关系，不如放过…… 3、袁崇焕是公认的冤案，在南明既已平反，谥“襄愍”；被公认为民族英雄始于民国，直至今日…… 崇祯钦定袁崇焕若干罪名，有些不是事实；有些虽然是事实，现代看来袁崇焕并无大错，错的是崇祯、是朝廷，没有社会危害性不能入罪。 附：崇祯钦定袁崇焕若干罪名辩 “咐托不效”不成立，原因是当朝认不清形势，对袁崇焕寄予了脱离实际的过高期望。 宁远守城战、宁锦之战，袁崇焕两次击败后金主力，巩固关宁锦防线，明军在辽东主战场转入相持；以及大力整训辽镇明军，后世所称“关宁铁骑”在任上编练成军。 历史事实证明袁崇焕主辽卓有成效。 “专恃欺隐”，“专恃”是有，崇祯有放纵之责。 袁崇焕斩帅之后，上书请罪，崇祯对侵犯君权有所不满，不说给什么处分，起码可以下旨申斥一下吧？崇祯只是认可，没有对维护君权作出恰当的反应。 袁崇焕误以为深得皇帝信用，才会在没有接到圣旨的情况下入卫京师，招致杀身之祸。 袁崇焕之死是不教而诛。 从这件事还可以看出，崇祯帝对袁崇焕相当猜忌。 “欺隐”不好说，当今世界各国在交战期间也都会作一些“正面宣传”。 “欺隐”怎么界定，如何定罪，还要具体清况具体分析。 “以市米则资盗”颠倒黑白！ 市米抚蒙古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史料和分析看都说崇祯刚愎自用不信任手下，那我问问崇祯哪件事没信任袁崇焕？） 当时，明朝需要拉拢蒙古中立全力对付后金；蒙古也希望保持中立，在明清之间左右逢源，捞取好处。 崇祯元年冬，蒙古大荒，求开边市活命。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开高台堡市米招抚蒙古。 四月，崇祯叫停市米；六月，东蒙古倒向后金。 崇祯叫停市米将东蒙古推上后金战车，导致战略环境急剧恶化，为满清绕道蒙古入犯创造了条件，是“己巳之变”第一直接责任人！为推卸责任，把毛文龙抬出来遮丑，让袁崇焕背锅。 当时，明朝对后金军事尚处于劣势，再把蒙古推向后金，数千里长城，敌只需突破一点，明朝根本守不住！ “以谋款则斩帅”。 “斩帅”是实，但对国家有益，当时已下旨免究。 “以谋款则斩帅”无实据，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袁崇焕公开主张“款为旁着”，经朝廷授权与后金进行外交接触。 当时的情况是后金求款，明朝不允，袁崇焕根据朝廷的意见回绝后金。 天启七年正月的圣旨提了指导性意见：“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僣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袁崇焕一直坚持了这个原则。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提出“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三原则在朝中讨论，御史毛羽健上书反对。 七月（斩帅后一个月），袁崇焕根据朝廷的意见回绝后金求款，要皇太极“反躬自问”，表示不拿出诚意不可能罢兵。 “以谋款则斩帅”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直接证据，与已知事实相悖，而且存在直接反证。 现代可以确定为构陷。 “纵敌长驱”不实。“纵”指有能力却不制止。 当时明军对后金主力野战必败，明军能与八旗野战争锋的只有袁崇焕麾下两万辽镇精锐。 怎么可能不依托城防击退五万后金蒙古联军？ “顿兵不战”不实！广渠门之战就是反证。 “遣散援兵”是实，袁崇焕指挥无误，不应入罪。 当时，能与后金野战争锋的只有袁崇焕麾下两万辽镇精锐，其他部队能守城就不错了。 冷兵器时代，弱旅在野战中先溃，反过来冲垮本方阵营，导致更大败绩的战例不胜枚举。 朝廷不懂军事，以为把几路援兵拼凑起来就可以野战退敌，却不知那是乌合之众，如“昔唐九节度兵而溃"。 袁崇焕分遣各路援军把守各处要害，作纵深防御部署。 敌不攻城所获不多，难以支撑大军消耗，攻城则必有损失，辽镇可相机破敌。 崇祯将袁崇焕下狱，拼凑了四万大军让满桂出城退敌，永定门之战全军覆灭，敌军伤亡极小，几可忽略。 皇太极歼灭满桂后，分兵大掠，明朝的损失远胜于前。 “潜携喇嘛”——这是什么罪？ 《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现代战争打打谈谈、边打边谈再正常不过。 明末党争误国，把正常的外交接触污为"谋款"，作为打击对手的政争借口，我看就是一群精神病。 袁崇焕经朝廷授权与后金进行外交接触，携带喇嘛只是为朝廷提供了一种可用的手段。 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争取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变化不是罪。 现代人要讲科学，不要学明末死脑筋。 历史证明：死脑筋们亡了天下！ “坚请入城”。 袁崇焕守城之能天下皆知，从战术上讲，依托京师城防与女真对决，相机破敌的思路也不算错。 这可以是一个战术问题，也可以是一个政治问题。 明朝有什么怀疑不许就是，岂可入罪？ 看本贴回复有不少网友对杀毛文龙和五年复辽存在误解，科普如下： @娄先生 1、毛文龙早年抗清（后金）有功，丁卯之役后发生变质，到崇祯初年发展到通敌谋叛。 写信给皇太极：“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满文老档，毛文龙等处来信》），欲引后金为外援，效石敬瑭故事…… 扬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 并于崇祯元年八月、崇祯二年四月，两次提兵进登，摆出了背刺明朝的姿态。 崇祯帝圣谕：“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形”。 （具体看：毛文龙血洗山东，劫掠登州，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解释一下详细的情况！?）。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容忍一位实权军长兵向本国！ 毛文龙提兵进登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是“显著逆形”。 在此请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换你当蓟辽督师，大敌当前，你敢不敢把后背暴露给毛文龙？ 换我肯定不敢！ 双岛斩帅消除了毛文龙对山东的威胁，出于公义，有利国家，为明朝剪除肘腋之患。 否则，几个月后当满蒙大举入犯，毛文龙果真来个“牧马登州”，无论北上幽燕还是南下江淮，都将祸乱天下！ 2、双岛斩帅背景复杂，原本就有崇祯在背后。推荐看：袁崇焕杀毛文龙背后有没有崇祯的授意？ 这里的“在背后”是陈述客观，对是否“授意”未作判定，“授意”就有些偏主观了。 袁崇焕请尚方剑斩毛文龙符合军事法规则。推荐看：明末尚方剑的基本使用制度是什么样的？ 引一段： 中国古代既有成文法，也有习惯法。习惯法包括不限于圣人之言，祖宗成法等。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以利国家”。 自古以来，战时军事首长都被授予临机决断之权，以有利国家为最高评判标准。 春秋，孙武斩吴王宠姬、司马穰苴斩监军庄贾，国君都救不下来。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 这是古代就有的军事法规则，沿袭至今。 崇祯帝圣旨：“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 强调“阃外原不中制”，说明明朝也认可这一规则。 圣谕：“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 就双岛斩帅作了进一步解析。 前文“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说的是一般情况，原则上不行。 后文“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表明情况特殊，特事特办。 这份圣谕明发天下，而且转发到朝鲜国，合理合法。 再看袁崇焕题本：“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斩刑）之，天下是非之。” 这段话是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 前文“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讲的是一般情况，与“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相对应。 后文强调“便宜专杀”，就是说明行“便宜”之权。 “万不得已”、“苟利封疆”表明情况特殊，自认为对国家有利。 “席藁待诛”源出自苏东坡 《上神宗皇帝书》：“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 这句话主要表现对皇权的敬畏。 不能说苏东坡给皇帝提意见（袁崇焕请尚方剑斩毛文龙）就真的自认为犯了死罪…… 最后说“惟皇上斧钺（斩刑）之，天下是非之。” 杀毛文龙杀得对还是错，听凭皇上圣裁，那本来就是“便宜专杀”后的必要程序。 ——杀对了就没事，杀错了负完全责任。 “天下是非之”的意思是：是非曲直听凭公论。 3、推荐看：怎么看待袁崇焕的五年平辽? 现代看来：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当时明朝最好的战略。 中国古代有一个历史周期率，封建王朝最多两、三百年寿命，旧王朝把社会矛盾积累到爆发，然后天下烽起，群雄逐鹿；然后改朝换代，周而复始…… 从洪武肇建到崇祯登基，历二百六十年，已经患了严重的王朝末期综合症，扁、佗无术…… 在这种情况下，先安内，后攘外，是行不通的。 趁崇祯初年尚未天下大乱，集中力量收复辽沈，把后金削弱到一定程度，使其不足以成为中国大敌…… 否则，一旦内乱爆发，女真必然趁虚而入，神州陆沉可以预见。 平台召对，袁崇焕提“五年复辽”向朝廷要支持。 崇祯在嘴巴上表示“大力支持”，到该拿钱的时候却萎了，听周延儒讲了通“罗雀掘鼠”的“大道理”，深合朕意，搞出“裁兵节饷”的反向操作…… （崇祯二年是历史上军费最少的一年，预算四百八十万，实际用了五百一十三万；之前每年六百万上下。崇祯三年因为“己巳之变”增加到将近九百万，此后每年不少于一千万，一直支撑到崇祯十五年…… 那就是为了省小钱，结果花大钱，还把事情搞砸了；其中原理看《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 又不听袁崇焕忠言，叫停市米将东蒙古推上后金战车，导致明朝的战略环境急剧恶化，直接引发“己巳之变”，“翻车”后甩锅给袁崇焕…… （具体看：都说崇祯刚愎自用不信任手下，那我问问崇祯哪件事没信任袁崇焕？） 简而言之：不给条件复辽失败，不代表提供条件不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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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的不讲，先谈我熟悉的。鳌拜、袁崇焕等查阅了相关史料再更。 人物：魏延 罪名：1、未得诏书，意图谋杀同僚夺取兵权（族诛） 2、军中抗命（死罪） 3、率军攻打中军（族诛） 处置：三罪合一诛灭三族。 事情经过： 魏延作乱的事情其实是很清楚的：丞相诸葛亮在北伐军中病重，临死前召集丞相府长史杨仪、丞相司马费祎（丞相府两大长吏，一主文书一主兵事）、护军姜维（护军掌尽护诸将，护为监察之意），要求三人将自己的死讯保密，主持大军退入汉中，命令别领前锋的前军师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发生了魏延抗命的事实，就优先率军退入汉中，不要管魏延。魏延在接到丞相司马费祎传命后，即表达了抗命以及谋夺军权之意，三国志记载魏延当时发表如下意见： “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主持相府军务的司马费祎随即回到中军，依照诸葛亮遗命率领蜀汉中军主力以及前后左右军都督所部率先退军。听闻此事的魏延大怒，随即率领所部五千人，赶在蜀汉大军之前堵住了褒斜道的南谷口，并命令士兵攻击蜀汉中军，意图杀死杨仪等人。原文记载为： 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 杨仪随即派出主持诸葛亮营事的参军王平去平定魏延作乱，经过王平的劝说，魏延部下亲兵都知道了此事是魏延之错，都不愿为魏延卖命，王平因此得以一战轻易平定魏延作乱。魏延仅率领儿子与亲兵数人逃走，后被马岱追上，后依律按谋反诛灭三族。终蜀汉一世，都没有平反，任何所谓平反的说法都是没有历史记载支持的。 分析：魏延谋反之所以有人觉得魏延冤枉，大体认知上有以下2个错误。 1、错误认识魏延的官职地位，简单认为诸葛亮死后魏延应接过指挥权。 按照记载，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的确是有记载里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军中官职仅次于诸葛亮的。但是据此可不能得出魏延是承担蜀汉军队“副统帅”身份的。理由很简单，汉代制度尤其是东汉以来，历来都不奉行指挥权与官阶成正比的制度。建兴十二年的魏延，已经相继失去了汉中太守、丞相司马、前部督三个实权职务，这就意味着魏延此时不参与蜀汉最核心的丞相府中枢决策，没有了前军的统领权，也失去了汉中的治权。此时魏延担任的前军师，大体职责与前四次北伐的刘琰相近，刘琰在建兴十二年前任中军师车骑将军（官职更高），职责是统帅千余的部队随诸葛亮讽议。根本不会有人把刘琰当做诸葛亮的副统帅，因此官职更低的魏延更没有理由如此，没有后主刘禅的诏命前，魏延压根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正当理由违背诸葛亮遗命。 2、历史虚无主义，信奉阴谋论，认为杨仪陷害魏延。 首先杨仪魏延之间的确是有私人恩怨，但是诸葛亮遗命不是传达给杨仪一个人的，主持大军撤退的也不是杨仪一个人。诸葛亮遗命是传给三个人：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其中姜维要代替魏延断后，主要是杨仪费祎主持。杨仪可以假传诸葛亮遗命，费祎、姜维有什么理由与他一起合谋？费祎是江夏大族之后，后主刘禅当太子时就追随左右的亲随。姜维是凉州降将，此时地位尚低，即便杀了魏延，姜维也逾越不到吴懿吴班高翔马忠等人之上，何苦替他人做嫁衣？况且，魏延出身寒微，是泥腿子出身的武人。在汉末三国士族阶级掌权的时代，这样一个武人按照正常的手段，根本就不可能走进政权的中央，更遑论接替诸葛亮，因此费祎等人也没有理由排除异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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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最不冤枉。 袁崇焕是司法判决的罪。司法审判了九个月，基本上罪名，证据清晰，他自己也认了。后世给袁崇焕平反的，都是政治层面的东西，没有几个人针对司法定罪逐条批驳给他脱罪的。大部分洗地的就一个逻辑：袁崇焕就算有罪，也不该杀。或者那些罪名根本不应该存在什么的。 魏延是死于武装叛乱，说冤也不冤。 诸葛亮政治遗嘱就没让他接班，他自己不听命，反而带领军队直奔成都。妥妥蜀汉普里戈津。 而且魏延出身刘备部曲。部曲类似清朝的包衣奴才。年羹尧祖上就是康熙的部曲出身。魏延出身是刘备的家奴。魏延和刘备的关系，类似年羹尧和雍正。只不过年羹尧上一辈被抬旗，已经没有了奴籍，还能参加科举了。但部曲出身是卑贱的，诸葛亮怎么可能让一个部曲出身的接班。而且董允，蒋琬这些士族出身的精英，更不可能给魏延说好话。 鳌拜是死于政治内斗。而且和前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性质。 鳌拜的政治内斗，基本都是路线之争，是康熙要强化自己的权力，整顿旗务过程中的牺牲品 鳌拜是开国将军，皇太极的嫡系，极左老干部集团首脑，刚正廉洁，首崇满洲，坚决走老路，维护八旗集体农庄经济。 实际上导火索是鳌拜要大搞集体农庄经济（圈地法），还涉嫌吞并多尔衮死后的地盘，彻底威胁了康熙皇权的政治安全。也引发北方汉地归顺的地主豪强的反抗带来了不安。 康熙打击鳌拜势力以后，大搞肤白经济，允许满人汉人，只要拥护自己的，就能从国库借钱奢侈消费。这才稳定住局面。 因为根本不是权力之争，而是路线之争，所以鳌拜最后还是被平反了。康熙时期公开恢复鳌拜世袭爵位，允许孙子继承爵位 雍正时期加封鳌拜孙子达福为一等超武公。当年罚没家产全部归还。后来鳌拜孙子达福，作为一等公爵，战死在准格尔。 乾隆时期，为了彻底打压八旗议政，强化皇权，乾隆又对鳌拜问题进行了批判，强调鳌拜在具体国政上，擅权妄议，企图干涉皇帝本人的至高无上意志，乃是千古人臣大忌。必须批判。 并把鳌拜家族世袭的一等公爵，重新降低为一等男爵。以告诫天下，无论满汉，谁都不能反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彻底打击了八旗铁帽子贵族对皇权的干涉。 还有乾隆借助对鳌拜问题的再批判，也彻底否定了鳌拜主张的集体农庄经济（圈地法案）。亲自定调集体农庄经济是天下大乱之根。天下稳定兴旺，还要搞土地私有，藏富于民（地主），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建立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特区，允许广州商团垄断进出口贸易。广州十三行则投桃报李，每年给乾隆私人分红60万白银，史称天子南库。 袁崇焕是司法审判定罪，没有正式司法平反。 魏延是武装叛乱被杀，陈寿认为是自得其咎，也就是大白话说的活该。 鳌拜是政治路线冲突，被政治整肃，后又被平反。 显然鳌拜是最冤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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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炎什么情况，老夫没怎么接触和他相关的原始资料，不评论。 至于那个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亲自为汉族指定的、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袁大“将军”，老夫倒是知道一些。 在这场赌局中，相关各方，分别是：明王朝、后金、袁崇焕，明王朝内部的利益集团(组织)。他们各自的利益是不同的，必须分开来分析，然后再看看他们是怎么互动的。 我们从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开始说起： 当时的后金，看似“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实际上，后金根本不是什么“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的“少数民族政权”，后金八旗，从建立之日起，其实质，就是辽东腐败官僚集团手里的工具和棋子，专门帮他们干坏事、铲除明王朝皇权在辽东的影响力。 所以，弩尔哈齐“统一”女真各部，从一开始，就得到辽东总兵李成梁、辽东大族佟氏家族为代表的辽东官僚士绅的全力支持。 而在所谓的“七大恨”起兵之后，后金和辽东官僚士绅，一直都有很深的勾结，所谓的“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弩尔哈齐吹嘘“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要想做到这点，前提是明王朝的内鬼在向他提供明军的准确情报。 现代人都嘲笑杨镐愚蠢，错误分兵，那好，我们推演一下，不分兵，作战计划被泄露给弩尔哈齐后，仗会打成什么样子。 很简单，胡宗南23万大军进攻进攻延安，被只有两万多人的彭德怀一招“蘑菇战术”牵着鼻子，有劲使不出来，时不时被我军回过头狠狠咬上一口，最终被拖垮拖死，就是明军的结局。 原因很简单，明军方面有人想弩尔哈齐泄露作战计划，而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就是我党的地下党。 所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上失败了，军事上就别想胜利。 然后，朝廷派过来的官僚担下全部骂名，杨镐自不必说，先关进大牢。之后的东林党也被狠狠坑了一把，袁应泰丢了辽阳、沈阳，所有的失败成就了熊廷弼“力挽狂澜”的美名，包括之后东林党的王化贞，反正只要和熊廷弼关系处不好，必定要导致局势崩坏，只有熊廷弼才能勉强维持局势。 扯蛋的是，正是熊廷弼掌权时期，后金看似“安分守己”，然后吞并叶赫部——这正常吗？ 而广宁之战，王化贞完蛋，然后熊廷弼立刻从右屯转进，好吧，王化贞把军队玩没了，熊廷弼转进无可厚非，但是，右屯囤积的50万石军粮，没有销毁，全部落入后金手里，要知道，后金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怎样，当时的粮食价格，至少是一石粮食四两银子，光凭这一条，熊廷弼掉脑袋一点都不冤枉。 正是因为有人放水，到广宁惨败的时候，明王朝前后在辽东战事上投入的两千多万两银子打了水漂，天启事后派梁梦环(是个给八千女鬼修了好几座生祠的家伙)去调查这些钱花哪去了，梁梦环回来说，许多地方丢了，人死了，死无对证，只知道熊廷弼家产巨万(另有人弹劾熊廷弼家产百万两银子)。于是，已经掉了脑袋的熊廷弼背下所有的黑锅。 有趣的是，我大清对这个熊廷弼的评价相当高，和袁崇焕差不多，赫赫。 骚操作的结果，是辽东战事的彻底败坏，看似后金占领了辽东，实际上弩尔哈齐并不是真想推翻朱明王朝的反洞统治，起初的弩尔哈齐，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他只想割据一地，然后以藩属的身份向明王朝“朝贡”换取“市赏”，搞变相贸易。这也正是辽东本地官僚士绅的如意算盘。 只不过，辽东本地的官僚士绅算计明王朝，明王朝的官僚士绅设了个更大的局： 好啊，奴酋造反，是个大大的反贼，所以要平辽(暂时平不了)，野战打不过奴酋，那就修堡垒，并且修堡垒不是防守，而是进攻，按游戏里的说法，叫“塔攻”，从山海关开始修堡垒，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去。能不能成功再说，反正是修堡垒，养蛀虫，这种战略多少花销？不重要，反正老朱家买单。 朝廷没钱，那就加征辽饷。辽饷名义上收了六百多万两，实际上各级官僚以辽饷为名的加派，没有两千万两hold不住。然后各级官僚以修堡垒造大炮为名，再吞掉若干，真正落到大头兵手里的能有多少，就只有天晓得了。 不仅仅如此，还要对奴酋进行封锁。丫甭想获得“市赏”。 看似损人不利己。 那好，根据这个设定来推演一下： 后金被经济制裁，辽东特产卖不出去，铁器、布匹、粮食、茶叶等各种物资运不进来，各种货物的价格，必然出现严重畸形。 然后，普通商人自然不敢跟后金进行贸易——那是通敌的干活。 但是，官僚扶植起来的商人却可以。 再看看后金这边： 后金根本不是“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政权，弩尔哈齐本人，都是李成梁的亲兵、家奴，他建立的八旗，根本就是明末辽东将门的少数民族版本，组织制度，是明朝将门的主子奴才制，而明王朝的卫所军采用的这种制度，是相当腐朽的，明王朝建立后，没过几代，将门各级军官，就把明王朝划拨给他们屯田的土地瓜分净尽，明末兵部尚书梁廷栋是这样揭露的： “祖制，以屯地养兵，大约每卫足供五千余军及官舍俸粮之用……乃管屯诸臣止问粮而不问地，以致地归豪主(各级军官)，粮出穷军，久之军逃粮欠，地之区叚亦移换隐匿而不可晓矣。” 也就是说，“地之区叚亦移换隐匿”，军官成了农奴主，军户成了农奴，农奴还得负担各种税赋“粮出穷军”，于是军户大量逃亡，于是“军逃粮欠”。 明王朝的将门尚且如此，后金的管理能力更低，弩尔哈齐用这种制度来管理他的占领区，没几年，经济局势就大幅度恶化。 天启三年，后金的粮食价格，是一斗粮食一两银子，是正常价格的十倍以上。 天启四年，弩尔哈齐杀“无粮人”，类似于美国利用新冠疫情让穷人病死那样，只不过弩尔哈齐是直接动刀子杀穷人，减少粮食消耗度过饥荒。 天启五年，弩尔哈齐对辽东汉民进行无差别屠杀。 到天启七年，后金经济已经崩溃，后金政权已经接近散伙，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大量逃亡，毛文龙统帅的东江镇不仅接收了上百万的辽东汉民，更有数千强壮真夷，《满文老档》记载了当时各种货物的价格：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正常的价格是这样的： 粮食，通常一石在一两银子左右，新粮贵一些，如果是放了几年的陈粮……奸商会把陈粮当新粮卖。所以粮食价格不好说，但是，“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 马匹的价格，袁崇焕购买马匹时报给户部的价格是一匹20两，林丹汗卖给王象乾的价格是“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按一匹20两计，马匹价格是正常价格的15倍。 蟒缎的价格，崇祯五年的《满文老档》是这么说的 “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後，攻取辽东、渖阳，在国内贸易时，一疋蟒缎价值二百两。”(比天启七年还高，说明后金的经济形势还在恶化) 也就是说，蟒缎价格是正常价格的四十倍以上。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对后金进行任何打压了。 都已经“一金斗粮价银八两”了，无论袁崇焕，还是他背后的组织，都不能让后金完蛋，否则，不仅辽饷这种临时加派会取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畸形市场也得完蛋。 “辽饷”根本不是明王朝的正常税赋，而是为了镇压后金而临时加派的，一旦后金被镇压下去，辽饷这个加派的税赋就必须取消，这就触动了许多人的根本利益。 不仅如此，在后金占领去，粮食、布匹、马匹等各种物资都是正常价格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教导我们： “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不惜冒绞刑的风险。” 而将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利润不是百分之三百，而是百分之三千，甚至更高。 所以，明明后金已经虚弱不堪，但是，谁敢真正消灭后金，就是在和所有的人作对，所以，注定没有好下场： 登莱巡抚袁可立，被一个阉党带着四个东林党轮番弹劾，于天启四年辞职滚蛋。 孙承宗，受袁可立、毛文龙等人影响，觉得平辽时机出现，开始谋划向后金进攻，关键时刻，东林党火并阉党，等到天启五年魏忠贤彻底搞倒东林党，大权在握时已经一年过去。孙承宗好不容易发动进攻，结果被人拖后腿，川湖兵“闹马乾”(不是闹军饷，而是闹马吃的草料)，军队到达三岔河，水师迟到好几天，前锋过河后被后金干掉，后金没有水师，三岔河另一边的明军却突然崩溃，生生把小败变成惨败，孙承宗不得不辞职。 然后，袁崇焕在柳河之败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然后，又让后金抢了右屯30万石军粮(又是在右屯)，然后再次“力挽狂澜”，取得宁远“大捷”。 于是，袁崇焕当上了辽东巡抚。 这时，袁崇焕的利益所在是这样的： 毛文龙吧道友“透史现真”对袁崇焕的分析是： 当时辽东的明军虽然收复了几百里国土，但那只是后金有意不去占领的地区，乌龟壳也就是造到锦州，大凌河一线，毫无疑问，越往东，越危险，至于越过辽河，到沈阳，辽阳，那几乎是纸上谈兵。 袁崇焕面临的选项并不多，无非是： 1.操练军队，像王化贞那样准备与后金决战，收复失土，但成功率极低，他落得王化贞那样的下场的可能性倒是极高； 2.保住已有土地，维持现有格局，只守不攻，但这样一来朝廷与后金的反应如何难以预料，而自己就变得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在政治上难以得分； 3.坚壁清野，退回关内，那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不予考虑；（依我的看法，应该是只守不攻或退回关内在军事上是准确的，可谁也不敢承担其政治后果，在皇帝不能独掌乾坤，无法独裁的情况下，谁能背这个黑锅呢？） 4.学习孙承宗，坚决把乌龟壳造下去。这倒是可以收复失土，可以有政绩了，但最多是萧规曹随，拾人牙慧罢了，可问题是孙承宗把好做的先做了，以后的危险会越来越大，袁崇焕如同拿着分数不高的成绩单的同时还抱着一颗炸弹，越往东，炸弹越大，他可没有孙承宗华丽转身的资格和本领，能黯然下台就不错了。 如果是其他的官僚士大夫，那也就是在那几个选项里做选择题了，就如同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里折腾，无论这么折腾结果都不会太美妙。不过袁崇焕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客，他更是一个政治赌徒，他下出了别人不愿意下的棋：和谈！ 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和谈？因为政治风险太大，朝廷的态度很强硬，去和谈很可能被说成卖国贼，士大夫尤其是道德楷模们多是空喊革命口号，而不愿意去接辽东这只烫山芋，对和谈更是如避蛇蝎，以免得“辛苦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袁崇焕却不同，别人爬到高位要奋斗三五十年，他只花了三五年的功夫，他喜欢以小博大，头顶着“大捷”的光环，如能稳定住辽东的局势，不再丧土辱国的话也是大功一件啊，反正丢失国土又不是他袁崇焕丢失的，输也输不到哪里去。可如果和谈成功了，那他肯定会名利双收的，名望应该超过所有去过辽东的士大夫。 袁崇焕敢于和谈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后金的当权者有着良好的友谊，明白后金也有和谈的愿望，尤其是皇太极。宁远战役袁崇焕把辽东的军粮都送给了努尔哈赤，解了后金断粮之苦，之后他去打蒙古部落，去赶走毛文龙这只光脚苍蝇，就是不去报攻宁远的"失败"之仇，可见努尔哈赤对于袁崇焕这位国际友人心存感激。8个月后他死了，接替他的是明末时期整个东亚地区几百年不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而皇太极自始至终都希望能同明朝和谈。 如果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死了，驻阿富汗美军司令擅自派人去吊唁，恐怕会上军事法庭的吧？作为叛乱集团的头子努尔哈赤死了，而战区平叛司令袁崇焕居然擅自派人去吊唁慰问，真让很多人无语啊。不过我在想，如果是毛文龙派人去吊唁，袁粉们会不会也无语呢？ (老六说明一下：袁崇焕派李锁南木座喇嘛去后金，一开始，他向皇帝报告说要派人“间之”，也就是派间谍去从事特务活动，然后，他派喇嘛去议和，又向皇帝报告说议和就是去“刺探情报”，借口“刺探情报”去议和，白马非马，议和原本是一条高压线，袁崇焕是体制内的老油条，找出来的借口冠冕堂皇，一万九千岁被他耍得团团转，所以这事明明会对明王朝的外交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偏偏皇帝没法追究，只能事后叫停。) 天启六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死，9月1日，皇太极即位，10月17日，袁崇焕派遣宗教人士李喇嘛、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一行34人前去吊丧，并祝贺皇太极即位。 皇太极呢，自然是热情地接见了明朝使者（其实只是袁崇焕的使者），都谈了些什么，我没有找到会谈纪要，我也没有信心找到。只知道皇太极将袁崇焕使者留驻沈阳将近一个月，走的时候又派了数人带著礼物随同赴宁远，当面回谢袁崇焕，以表达和平的愿望。 袁崇焕私自和谈的同时，也去上报朝廷，魏忠贤一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搞清了之后立即申斥叫停。 先说皇太极，后金抢掠了明朝众多的土地，物资和民众，却渴望和谈，渴望和平，因为他想得到明朝的认可，把自己洗白了。好不容易来了个国际友人袁崇焕要谈，但不料朝廷不认可袁的行为，明朝的态度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死活不谈(老六注：不是死活不谈，而是条件是后金不能接受的，比如让后金放弃占领区，把汉奸交出来等)！皇太极没辙了，怎么办？既然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那我就在战场上得到。你不是不谈吗？我就打到你肯谈为止。这就是后金的战略。但战术上怎么打？辽东现在是国际友人在掌权，总不能把他打倒，换一个强硬分子不是麻烦吗？所以，和谈的对象就从明朝变成了袁崇焕个人，看看双方有没有共同点，能否求同存异，找到共同互惠的利益。 再说袁崇焕，他已经水穷山尽疑无路，好不容易找出的上升之路却被死太监给堵死，这对于战略赌徒来说是难以容忍的。怎么办，那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作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对双方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他明白自己本身已经无法努力向前了，但可以借助外力，利用外力给明朝放血，放到死太监受不了，同意我和谈才能止血，我不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皇太极和袁崇焕，一个希望和平，一个希望和谈，两人如同痴男怨女，一碰即合，虽然深处敌我双方，但实际上已经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直到袁崇焕死为止。 袁崇焕的基本情况，“透史现真”分析得差不多了，老六开始分析其他各方的利益和各方怎样互动： 明明后金已经虚弱不堪，但“与后金决战，收复失土”这个选项会触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向后金发动进攻这个选择项被第一时间排除。 其他三个选项同样也得排除。 那就只能议和，这是袁崇焕的最佳选择。 但是，这是不是明王朝腐败集团的最佳选择，可就不好说了。 后金那边，选择同样不多： 天启七年的后金，“一金斗粮价银八两”，由于“黑龙”作祟，后金没能干掉毛文龙，所以没法远离老窝，并且攻势作战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算毛文龙不来偷家，粮食储备也不够。 所以，后金的攻击目标，只能选择辽西走廊，只能攻打锦州周边。 锦州，打不动，就只能在锦州周边抢劫，而且时间还不能太长，只有二十四天，把锦州周边打扫干净了，再攻一次锦州，攻不动，就果断撤围。 后金的两个目标：一是抢粮食，二是炫耀武力，把明王朝打痛，逼迫明王朝和谈。 前一个目的，达到了，后一个目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把明王朝打痛了，但是，明王朝不仅没有和谈，还将袁崇焕辞职了。 锦州原则上是归袁崇焕管的。 尽管后金最后撤了，袁崇焕再次“大捷”了，但被后金抢走大量粮食，“奴营沙锅中率存漕米饭，此人之所共知也”，一万九千岁心里是有数的，早就拿小本本记了下来，等着以后拉清单呢。 更何况你丫还以“用间”为由议和——还说是在八千女鬼的领导下取得什么什么成果——这简直是在抽八千女鬼的嘴巴。 于是，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的议和之路，已经被一万九千岁发现并彻底堵死，袁崇焕本人被八千女鬼辞职，滚回老家吃荔枝。 这时候，光凭袁崇焕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翻盘的。 但是扯蛋的是，没几个月功夫，天启病死了，落水死，而且和正德的死法一模一样。 种种迹象表明，天启病死，崇祯铲除魏忠贤，是有人在为袁崇焕的复出铺路。 首先，是霍维华“让荫”给袁崇焕，被天启斥责为“好生不谙事体”。 这就意味着只要天启不死，袁崇焕的复出之路就被彻底堵死，就更不用说和谈了。 天启死后，崇祯继任，之后，就有人弹劾八千女鬼，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掩边功”，将袁崇焕的“功劳”据为己有不说，还把袁崇焕排挤走。 之后，阎鸣泰、霍维华、薛国观、吕纯如等人都推荐袁崇焕复出，并将王之臣弄走，这不是袁崇焕的个人能量能办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背后有一个组织在操纵袁崇焕复出。 那么，这个组织的选择，真的是无私地帮助袁崇焕实现议和吗？ 组织的选择是： 暗中帮助袁崇焕推动议和，可以； 帮助袁崇焕把后金放出来，把明王朝打得鼻青脸肿，也可以； 甚至可以纵容后金在某些区域大肆抢劫。抢到金银各种硬通货后，再找组织以十几倍、几十倍的高价购买各种物资。 但是，如果真议和成功，明王朝和后金的贸易，就是合法贸易，后金凭啥以八十倍的价格向组织购买粮食？凭啥以五十倍的价格购买蟒缎？ 更何况，合法贸易，是后金向皇帝“进贡”各种辽东特产，比如人参貂皮之类，而皇帝则“市赏”后金银子、布匹、茶叶、铁器等各种货物，价格是有法定标准的，先不说有多少赚头，就算有赚头，也未必是让组织来经办的。 所以，组织是绝对不会让议和真正成功的。 各路玩家是这样互动的： 北方对日走私集团，向毛文龙交保护费，出钱出粮食，支持毛文龙打倒后金，换取明王朝默许他们走登莱→朝鲜→日本这条路线，在登莱和日本之间来回走私； 毛文龙手底下的辽兵辽民，身负国恨家仇，毛文龙就算要妥协，底下那些人也不会答应，所以毛文龙和东江镇是议和的障碍。 袁崇焕希望通过议和来获得政绩，谁碍事搞谁，王之臣、满桂被调走，毛文龙被谋杀。朝廷不同意议和，就把后金放出来，把朝廷打痛。 后金希望能结束和明王朝的战争，结束被封锁的局面，获得“进贡”和“市赏”的资格。明王朝不答应，就打到他答应。 组织希望袁崇焕议和，并把后金放出来，大抢特抢，然后用硬通货以高价购买他们的各种破烂货，就算不是十几倍几十倍的高价，五六倍的价格，后金就得领情。所以，可以帮助袁崇焕议和，暗中放水，袁崇焕被辞职，他们就让天启落水死，搞死魏忠贤，但是，他们却不肯让议和真正成功。 东南士绅集团，一直走东南沿海→台湾澎湖→琉球→日本这条路线，在东南沿海和日本间来回走私，他们和北方对日走私集团有着利益上的巨大矛盾，他们需要毛文龙死。 所以， 搞倒王之臣，很轻松； 调走满桂——这东西在辽西碍事，刚好调到大同镇压林丹汗，一举多得，废物利用； 挪用插赏，经济制裁林丹汗，那是袁崇焕和各路官僚密切配合； 杀毛文龙，有惊无险，事后，组织还忽悠崇祯，帮着袁崇焕暂时消除不良后果。 而到了袁崇焕把后金放水到北京城二环外的那一刻，就是组织上屋抽梯，把袁崇焕和辽西军卡死在北京城外进退不得的时刻。 所以，表面上看，是袁崇焕一个赌徒在丧心病狂地赌命，并且还接二连三地盘盘押中豹子，但只要稍微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地方不对。 出豹子的几率，很低，偶尔出一把，有可能，连出两把……嗯，是巧合，接二连三地出豹子，肯定有人帮袁崇焕出老千。 但是，道上的规矩，不是开玩笑的，谁敢出老千，就得被剁掉手指头。 没错，我没证据证明你出老千，但这种事需要证据吗？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一帮人提供辅助，帮袁崇焕在赌场出千，赌赢了，大家得好处。 甚至可以说，袁崇焕出千的招数，都是别人教的，凭袁崇焕自己的脑袋，只配考个同进士出身，袁崇焕的背后，一大把进士，而那个周延儒，更是状元。 然后，最后一把，让袁崇焕被当场逮住，直接剁手。 好处我得，剁手你去。 所以，议和看似是袁崇焕的救命稻草，但实际上是袁崇焕的催命符，议和最接近成功的时刻，就是袁崇焕完蛋的那一刻。 袁崇焕死后，后金一直在谋划和明王朝议和，也确实有人跟后金议和，袁崇焕死后，是陈新甲。 组织，也一直用“议和”作为胡萝卜吊在后金和陈新甲眼前，让后金大抢特抢，然后用若干倍的高价购买各种物资。 同样的，陈新甲议和，因果几乎一模一样，议和，可以，就是不让议和成功，最终，陈新甲为了议和犯下滔天大罪，最后也死得非常难看。 换句话说，就是：议和是一个惊天骗局，一直是组织放水养后金，并以此引诱后金把明朝打痛的胡萝卜。 但是，无论袁崇焕、陈新甲还是后金，都把议和当了真，都以为只要在明朝统治区内造成足够大的破坏，大明朝就会不得不同意议和。 结果是，大明朝无论受到多大的损失，都死活不同意议和。 网上都说，大明朝“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显得非常强硬，非常有“骨气”。 实质是，一帮腐败官僚最喜欢这种“骨气”，正是在这种“骨气”的遮掩之下，后金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进贡”资格与获得“抚赏”的机会。 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下，掩盖的，是最肮脏，最无耻的本质。 所以，后金能够得到的，只能是猖獗的走私，价高，质次。 ——确实，张家口的商人很厚道，走私货物的时候，并没有卖出十几倍、几十倍的高价。 所以，后金还不得不领情，还以为这些人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 若干年后，我大清将张家口八大家封为“皇商”，就是在报答这种“恩情”。 ——这其中的因果，直到征服中国后若干年，他们都从来就没有弄明白过。 所以，袁崇焕的供述，是他图谋议和，谋款斩帅，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他也是这样跟钱龙锡王洽他们谋划的，许多内情，他自己都未必了解，到死都稀里糊涂。 说真的，袁崇焕，死得确实很冤，因为他仅仅是腐败利益集团放在明面上的利益代言人，许多坏事，凭他个人力量是做不到的，是整个腐败官僚集团在暗中分工协作，袁崇焕只是他们放在明面上的棋子。在袁崇焕丧失利用价值后，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头上，于是他被愤怒的崇祯碎尸万段。夏允彝的《幸存录》对袁崇焕的评价，是“刑浮于罪，多矣”(《幸存录》被文化流氓改头换面，冒充《明季北略》的一部分，而“多矣”二字则被篡改成“冤哉”)。 至于“负面影响”，袁崇焕只是腐败官僚的利益代言人，看似手握重权，实际上他既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也没有能掌握的文官势力，丧失了利用价值就被抛弃，所以，他被杀，既没多少正面作用，也说不上什么负面影响，他掌权，后金不到两年就打到北京城二环外，他被杀，辽东战局照样无可逆转地败坏下去。 所以，剐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六百刀，至少有三千五百刀应当剐在袁崇焕的同案犯身上。 再说一遍，袁崇焕确实很冤，因为他背后的腐败官僚利用他干坏事，在他伏法后把坏事都推到袁崇焕头上，然后享受袁崇焕为他们捞的好处，喝袁崇焕的血，吃袁崇焕的肉。 但是，袁崇焕显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个棋子、工具人，既可恨，又可怜。 鳌拜是真的冤。 可以说，鳌拜是我大清的忠臣良将，他对黄台吉一脉三代帝王的忠诚胜过关羽，对我大清的功绩胜过岳飞(倒不是说鳌拜战功有多大，而是鳌拜既有战功又有政绩)，论辅佐幼主胜过诸葛亮，诸葛亮只维持蜀汉政权不倒，鳌拜辅政期间却是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敌对势力。 那么，鳌拜在康熙亲政前的所谓专权跋扈是怎么回事呢？看看当时八旗的情况： 无论是老汗弩尔哈齐病死后的黄台吉掌权时期，还是黄台吉病死后的多尔衮摄政时期，两红旗都是八旗的搅屎棍，勾结弱的，削弱强的。 弩尔哈齐死的时候，原本是阿巴亥生的三兄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掌握了弩尔哈齐掌握的两黄旗，这两旗实力是最强的，结果，是正蓝旗莽古尔泰的同母妹妹莽古济，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善的长子岳托和黄台吉的长子豪格，莽古济既是岳托和豪格的亲姑妈，又是他们的丈母娘，因为这种联姻，两红旗、正白旗(弩尔哈齐时代)、正蓝旗结成联盟，再加上后来加盟的镶蓝旗，这个联盟的势力超过了两黄旗，结果是，阿巴亥被自杀。 黄台吉继承了汗位，他手段厉害，先勾结代善和莽古尔泰搞倒阿敏，把镶蓝旗交给阿敏的同母弟济尔哈郎，然后勾结代善削弱莽古尔泰。 然后，黄台吉吃相难看，在莽古尔泰、德格类先后病死之后，直接编排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三兄妹想“造反”，将莽古济剐了三百多刀(刽子手技术不过关，只剐了三百多刀莽古济就没气了)，将正蓝旗的各级头目处死了一千多人，将正蓝旗吞了。 然后，黄台吉将正蓝旗与自己的正黄旗混编后，拆成两旗，番号改为镶黄旗和正黄旗，多出八个牛录加强给豪格掌握的镶黄旗，并将其番号改为“正蓝旗”。 然后，老奸巨猾的代善马上另做打算，开始勾结多尔衮三兄弟的两白旗。 黄台吉病死的时候，由于死得仓促，没来得及扶豪格上位，在选新皇的时候，两红旗在两黄和两白之间找了个平衡点，不支持豪格继位，在黄台吉未成年的儿子中随便挑，福临被选中，继承皇位，多尔衮当“摄政王”，如此一来，两黄旗被削弱，两白旗也没能一家独大，两红旗摆脱了被黄台吉打压的被动局面。 多尔衮摄政时期，搞倒了豪格，连豪格的老婆都被多尔衮收进后宫，多尔衮有样学样，把豪格的正蓝旗和自己的正白旗混编后拆分，番号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然后把多铎的镶白旗番号改为正蓝旗。 两白旗那边势力大涨，老奸巨猾的两红旗，立刻和两白旗拉开距离，倒向两黄旗。 多尔衮一死，力量对比成了两黄、两红和镶蓝旗Vs两白旗和正蓝旗，阿济格招架不住，被杀，两白旗的残余势力在苏克萨哈的带领下，向福临和布木布泰服软。 所以，我大清的皇帝要想大权独揽，必须以绝对的力量压制住八旗里的搅屎棍——两红旗。 苏克萨哈刚投靠过来的时候，布木布泰让鳌拜和苏克萨哈结成儿女亲家，暂时稳住了两白旗残余势力。 顺治病死，鳌拜辅政期间，局势起了变化，鳌拜突然变得“专权跋扈”，跟两白旗残余势力火并的同时，和玄烨、布木布泰这两孤儿寡母关系紧张，给两红旗一个错误信号，是两黄旗窝里反，实力最强的镶黄旗在鳌拜带领下自立门户，跟两白旗死磕，布木布泰和玄烨这孤儿寡母手里只有正黄旗，不得不拉拢两白旗残余势力来牵制鳌拜，于是两红旗乐得看笑话。 万万没想到，鳌拜一辈子对黄台吉、福临、玄烨一脉死心塌地，从来没有二心，所以对布木布泰根本没有真正防范，被玄烨一招“智擒鳌拜”迅速摆平，两黄旗以极快的速度吞掉两白旗残余势力，压根没给两红旗反应时间，于是两红旗只得服软。 于是，布木布泰做到了黄台吉一辈子没能做到的事——将八旗所有的权力集中到手里，真正实现了皇权一家独大。 鳌拜则被抛弃了。他当初为了削弱两白旗残余势力，下手极狠，拉了无数仇恨，布木布泰和玄烨干脆抛弃鳌拜，以此换取两白旗的效忠。 可怜鳌拜为黄台吉出生入死，为顺治呕心沥血，为康麻子鞠躬尽瘁，最后被迫害致死。 鳌拜被“智擒”后，脱掉上衣，露出满身伤疤。 虎落平阳，英雄末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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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鳌拜本质上就是“if宋江打到东京夺了鸟位”之后的李逵，属于是“先帝爷死前怎么没把他给带走了”的那种人。 弄死鳌拜这件事，不是鳌拜冤，而是康熙自己背了个杀老臣的恶名属实冤枉，冤就冤在福临没把丫送下去跟多尔衮打交。 “去去去！铁牛，我现在就送你下去陪你哥哥去！” 2.如果刨去丞相死后那些辣眼睛操作，魏延这个事情属于是“后诸葛亮时代我们怎么办”的路线问题，但这人确实无愧他部曲出身一脑子肌肉的人设，非要用暴力解决问题，这种人以后吃饭只能跟小孩儿一桌。 “醒醒！现在是三国，你这操作到了下下下个版本才解锁！” 3.袁崇焕……啧，这事儿我只能说崇祯他就是个键盘侠的面板，你让他坐在那里本身就注定了有南明这种破事儿。明末这帮人死因不是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因为过于抽象以至于让人无法讨论冤情。 “皇上沉迷键政，臣等无力回天，难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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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炎，有取死之道，烧栈道谁说都说不过去，造反应该是没有，但这脑子真不冤。 袁大头，五年平辽两年平到北京城下，冤？ 还是鳌拜吧，连康麻子自己都觉的他冤，标准是小皇帝想取得政权的牺牲品。 康熙五十二年，康熙追赠鳌拜为一等梅勒章京。 雍正登基以后，恢复了鳌拜家族一等公的爵位，世袭罔替，并且允许祭葬鳌拜。 到了乾隆年间，彻底给鳌拜平反。这是对待造反者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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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拜是真的冤枉，不要被影视作品和小说带歪，人家鳌拜清清白白的辅政大臣，杀苏克萨哈光明正大，苏克萨哈自己就仇人遍地里外不是人，孝庄都懒得给他说情。 鳌拜死就死在又傻又忠上，他要是聪明，就应该懂的早点让权给康麻子；他要是不忠，就应该早点准备自己上位。偏偏这人武人出身天生直肠子，既不会来事也没有歪门心思，康麻子把他的党羽调走，军权解除，他还乐呵呵的表示皇上干的对啊。 这他妈是反贼？康麻子自己后来给他罗织罪名都下不去嘴，因为人家真没干什么对不起他和带清的事，还是文臣们会来事，硬生生给编排了几十条罪名——最搞笑的是陕西巡抚白清额被打成鳌拜党羽削职流放，结果当地群众纷纷替这位白大人叫屈说他是清官好人，最后还给人家又官复原职了。 这特么都哪跟哪啊你说这事。 最后，袁崇焕是真的该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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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是政治斗争失败+人缘不好，并无反意和行为。 袁崇焕最后被判的罪名实打实的，不管其私心如何。 鳌拜是跋扈，类似于老资历有大功的CEO看不起继承家族企业的年轻人。鳌拜这个属于陷害忠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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