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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你喜欢民国吗,为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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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喜欢或不喜欢,都可以回答,但请给出的理由或故事要有据可查,不要抖机灵或编故事。 因为获取资料途径等原因,对于民国一直比较困惑,我感觉她可能不像某些… |
1988年有个台湾人回乡探亲,身上带了几万元人民币(那时大陆万元户显见),不敢乘公共汽车,直接花8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公务员一年半的工资)从武汉包出租车回乡(约二百公里)。回乡后,对来看他的人,每人一张五十块(他不知道这是乡镇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了),给五亲六眷不是几千就是上万,轰动一时。他的两个兄弟因他去了台湾,备受折磨,已经早早谢世,好在侄儿还在,留有后人。他在那边,始终未婚,也是悲哀。自此以后再没回来。 |
当前的高赞回答,一位自称的六零后大叔喜欢旧上海,因为他觉得旧上海能普遍喝可乐。哦,没错,旧上海在四十年代末期还真能有很多人喝可乐,但代价是什么呢?童尸,倒卧,身体发臭的妓女,被杀死的婴儿。。。。。。 一, 代价就是最繁华的上海在最稳定的三十年代前期,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是“死亡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无法推定其死因的露尸者”,其实就是倒毙路边不知死因。 上海卫生志 >> 第十三篇生命统计 >> 第三章死因统计 >> 节 第一节 死因顺位 解放前,上海居民死亡原因(简称死因)无系统、完整的统计资料。民 国22~25年(1933~1936年),公共租界华人死亡分18大类59种死因统 计,扣除占死亡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无法推定其死因的露尸者后, 计算其死因顺位:传染病死亡占首位,各年死亡总数的构成比(死亡比)分 别为26.8%、30.7%、27.3%和27.5%;其次是老衰,为15.7%左右; 再次为呼吸系病、横死暴卒、循环系病。上述前五位死因死亡比为 76%左右,肿瘤死亡比为1.5%左右,列第九位。 二,代价就是在旧上海人喝可乐的同时,一场寒潮就冻死八百儿童 ,1947年上海报纸的“本市新闻”上,只是淡淡一笔:“经过一整天的大风雪,昨夜慈善机构在各处检收了八百具童尸“。1948年再来一场寒潮,上海又冻死三千贫民。 张乐平创作经典《三毛流浪记》的动机就是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三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围在一个已经灭火的烤红薯炉子前取暖,为了不让手冻僵他们将手伸进尚有余温的炉子里。第二天早上,张乐平再次路过那里,发现昨天晚上那三个流浪儿童已经冻死了两个,沿街开车收“倒卧”的人像收一截木头一样将孩子的遗体扔进车厢拉走“。 三,代价就是上海区区三百万人口,据工部局一九二○年调查,仅仅租界的娼妓总数为六○一四一人(华界及虹口广东娼除外),尚不包括无法统计的私娼,几乎可以说,上海人口十分之一从事着皮肉生涯。哪怕是最高档的上等妓女,在解放前也是绝大部分下场凄惨: 高等妓女一般有三种结果。运气好的做了有钱人的妻妾,或买个私生子,培养他(她),仰仗养子(女)生活;运气一般的成了鸨母或嫁给穷苦的农民工人,或当女工、女佣人;运气最差的沦落到花烟间或钉棚,因性病并发症备受折磨或死去,或成了要饭花子。作者说他调查的人中2.5%—3%有好结果,45.5%—46%的有中等结局,41.5%—42%的落到坏结局。 四,代价就是即使相对最富裕的江南农村,杀婴也成了普遍正常的现象,就拿费老的《江村经济》来说,右→们总爱拿它来渲染民国农村多么“富裕”,好过新中国,却故意对其中这一段杀婴,尤其是杀女婴的悲惨描述闭眼不谈: 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人们并不为这种行为辩护,他们承认这是不好的,但是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免贫穷呢?从这个村子中儿童的总数可以看到这个结果:16岁以下儿童,总共只有47名,平均每家1.3个。 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父系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父母亲的眼中,女孩的价值是较低的,因为她不能承继“香火”,同时,她一旦长成,就要离开父母。结果0—5岁年龄组的性比例是:100个女孩比135个男孩(第二章第5节)。只在131家中,即占总数37%的家中,有16岁以下的女孩(不包括“小媳妇”),只在14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女孩。 或者大叔们以为只要想到在旧上海能喝到可口可乐,那些因贫穷而被父母杀死的婴儿,冻死的流浪儿童,路边倒卧,发臭妓女都能骄傲地挺起胸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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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几个民国笑话:1刘文典踹了老蒋一脚后被关了七天,释放的时候看到一群人在围殴一个人,便走过去拎起那个人一看,哦嚯,鼻青脸肿的老舍。2,周树人活到了战后 教育厅长“你可以继续你之后的工作” 周树人“讽刺政府是吗?这个我熟” 周树人是第一个接受改造的,同时也是皮带消耗量最大的 3反对派抓住了几个文人,逼迫他们必须吃掉屋子里的一样东西才能放他们走,刘文典拿起一个牛粪饼看了一眼便摇了摇头放下了,于是被毙了。老舍捞出缸里的鱼咽了下去,正当马上就要咽下去的时候突然笑了一声导致噎住了,还是被毙了。他下面的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不忍一下,老舍回答,忍不住啊,我看到严凤英抱着个大电台使劲往嘴里塞 |
我不喜欢 你们谁有资格能在疫情期间自由流动,能把专家请到自己家,谁有武汉女作家的特权才有资格喜欢。因为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人就是抢不到医生,就是缺医少药,就是连青霉素都要用金条换。民国时期反而吸毒很方便,比吸烟还便宜,瘾君子应该很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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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蔑称,和晚清相比,民国更有资格.晚清时期的中国还只是“东亚病夫”的不完全体,民国才是“东亚病夫”的进化体,它完成了全国七分之一国民吸毒、一年百万肠胃疾病死亡的“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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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民国光鲜亮丽,医生甚至还有功夫客串兽医。但在真实历史中的民国,西医可是很金贵,远比影视剧中的记者珍贵。在杜记者发飙的20世纪30年代,整个上海租界注册在案的医师是632人, 牙医111人,杜记者急需的兽医只有17人,租界医生总数是741人,1932年整个上海中外医生总数是1182人,扣除264名外国医生,上海滩只有中国医生918人。1934年整个中国的西医人数只有5587人,还没有今天两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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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看病真不用排队,整个上海377万就指着这1182名医生看病,上海医生出诊一次平均收费六个银元,几乎是一个中国士兵、巡警一个月的薪水。甘肃等地也注重培养医生,就是一年的西医培养人数从来不超过30人。民国西医人数少,却“很有担当”,要用自己6000人左右的人数照管全中国五六亿人的卫生事业,和十万人左右的中医频繁冲突,甚至立法要求取缔中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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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医生这么少,收费这么贵,普通人就别想医疗服务了,民国时期中国各种疾病的患病率超高,30不到的人就满身是病。陈达先生是《中国劳工问题》的作者,他也统计了医学问题,按照他的统计当时中国每年死于胃肠类疾病的人数在150万到240万之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统计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它认为中国每年有600万人枉死,300万人是妇女和儿童。一战给法国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一战时期法国人也才因为战争死亡了150万人,民国一年因病枉死的人可是法国阵亡人数的四倍,民国六年的枉死人数就已经能和卫国战争媲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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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医疗条件差,可民国的鸦片、毒品事业却冠绝全球。1945年仅仅是北京就有1800多个鸦片馆,鸦片馆数量几乎和米铺差不多。四川等地更是厉害,1934年重庆烟馆的下等大连铺一盒四川本土出产的川膏只要5分钱,还不如同时期的马占山香烟贵,上海出产的马占山牌香烟可是一盒要半个银元,民国十八年山东孔府购买10盒哈德门香烟就花了14个银元。因为香烟在很多时候比大烟都贵,云贵川的军阀们就干脆用大烟给士兵发工资。民国末期中国的吸毒人口狂飙到8000万人,占到了当时中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在四川不少地方,青壮年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红军都招收不到合适的兵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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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士兵中各种卫生问题层出不穷,根据湖南医生组成的伤兵之友社统计,他们在抗战时期治疗疥疮26万7127人,治脚气64984人,水肿病43542人,营养不良 28万5964人,疟疾贫血16万1855人,因伤贫血12万2559人,痢疾和肠胃病体弱者16万9928人,患肺病6万5201人。中国士兵各种疾病缠身,甚至到了友邦惊诧的地步,在1943年驻印军送出的1800名士兵中,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淘汰。在我军南下渡江作战时,还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泛滥,发病人数达到了1100多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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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是天生的病夫,奈何民国的医生太少、卫生条件太差、毒品太泛滥。现在人穿越到民国,大概一个春天都过不下去。 |
我的看法是 支持 喜欢民国的 组建出一支武装力量 打赢了 就能复辟 按照他们的说法 想必他们旗帜一亮 广大小布尔乔亚们会蜂蛹云集响应 一定会获得胜利 你问我为啥不说他们吸引工农群众 这不扯嘛 工农群众在民国及民国粉眼里 压根连人都算不上 |
我还是喜欢慈父!慈父万寿无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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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个帖,手里有几吨青霉素怎么办 下面的回答五花八门,有送的有卖的有囤的 但就没有一个去老蒋那里的……这事连果粉都特么嫌弃你,你看你这人缘混的 |
不喜欢,冥果对外国大搞仇恨教育,把外企都吓跑了,最后弄得一大堆劳动者丢了工作活不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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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仇恨教育! |
我喜欢啊,我太爷爷是李弥手下第8军第42师任副旅长,外曾祖父是地主,我外婆跟我说当年土地分给各种堂亲表亲分了几十块,才勉强定义为富农。想一想,如果到了今天,那我岂不是。 不过很奇怪,我太爷爷外曾祖父,及他们的儿孙都不喜欢民国。我其实也不是很理解 |
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爱民国有什么不对吗?谁的祖宗不是民国人?不是的出来走几步 |
我喜欢民国,至少那时候虽然可能被判非法抗日,给蓝衣社逮了。 但是吧,起码汉奸是人人喊打的。 声讨卖国贼也不会给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
喜欢民国历史。 虽然那时国家贫弱、人民痛苦,但确实是中国历史一段颇有意思,或许是最有意思的历史。 此刻与恨国党和解。 作为 “ 伟岸的民族总良心 ” ,您也一直喜欢、赞美、怀念那个精英豪强、“ 大师泰斗 ” 们锦衣玉食、四手联弹、酒池肉林、“ 本精英生在那时该多好啊 ” 的好时代。 握手。 |
虽然有不少人不喜欢民国,但是和满清、苏联、日本比起来民国已经算眉清目秀了。 |
不讲那些宏大叙事了,就说洗澡这件事吧。我以前看郁达夫的日记,他某年临过年前,去酒店里开了一间房,以供他和他的朋友洗澡用。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晚饭后,终觉得在家里坐不住,便一直的走上周家去。陈太太实在可爱之至,比较起来,当然比王女士强得多,但是,但是一边究竟是寡妇,一边究竟还是未婚的青年女子。和陈太太谈了半夜,请她和周勤豪夫妇上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一家酒家去吃了排骨和鸡骨酱,仍复四人走回周家去。又谈到两点多钟,就在那里睡了。上床之后,想了许多空想。 周太太约我于旧历的除夕(十二月廿九),去开一间旅馆的大房间,她和陈太太要来洗澡,我已经答应她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十二点前后,为找一间旅馆,跑了许多地方,终于找不着。一直到午后二三点钟,才定了沧洲旅馆的一间二楼洋台房,No.48。 三四点钟,迁入此房内住,Burlington Hotel本系住外国人的旅馆,所以清静得很。 晚上周氏夫妇,和徐家三姊妹来此地洗澡,一直洗到深夜的十二点钟。和她们谈到午前二点,上周家去吃年夜饭,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多钟了。 今天华林也来,他也在这里洗澡,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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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洲饭店的出入口,1920年沧洲饭店的地址是静安寺路173号,就是现在的锦沧文华大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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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沧洲饭店在报纸刊的登广告,来源上观新闻,里面的第一点卖点就是“所有大小房间俱有浴室水厕”。 关于民国,你可以喜欢它的某些部分,你也可以讨厌它的某些部分,但我认为这要建立在对它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 [1]沧洲饭店往事 [2]郁达夫日记 参考^沧洲饭店往事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19112.html^郁达夫 日记九种 |
非常喜欢,因为先总统 蒋介石和他的副手胡适太伟大了。 民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天堂。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民国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远超欧洲北美的富人。民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大鱼大肉,而主要的充饥手段就是吃山珍海味,或者用蜂蜜混合书本吞进腹中增加饱腹感。每天都有人在衣食无忧中诞生,即使如此每个人还会被幸福地生活,每个人都享受着地主乡绅带来的福报。世界大量的难民不顾一切地逃向民国,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从天而降的黄河水。民国吹嘘的工业化能力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是民国大量工厂使用的甚至是21世纪的机械设备,轻工业生产能力享誉全球。日常的生活用品不用排队且不用花钱就能买到。文化界更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态势,数以百万计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被资助,而普通的民国人更是连受大师级教育的资格都有。在民国,超过一半的人口都不用工作,民国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幸福的童话中。 |
在1900-194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维持在37.O‰,死亡率约为33.4‰,自然增长率为3.6‰。 5亿人每年死1600万-1700万左右。1960年新中国死亡率最高的一年,是25.43‰。我们当然应该批判三年困难,但是民国三十八年随便哪一年,百姓的苦难都超过了“困难时期”。 别说什么花园口了,按死亡人口数量这事就太小了,不过是有“故事”可以具体的说罢了。大部分人的人饿死了就是无声无息的死了,不过是是没什么“故事”可说的背景板。 我爷爷辈一共有十个兄弟,我幼年时期见得着的只有三个。我爸跟我讲过民国时期出生的二爷爷早夭的情形,两岁的娃娃,用门板放在门口,眼看着要没气了,太奶奶央求旁人去田里给砍根甘蔗过来,孩子死前能尝点甜头。 生在这种年代,能活到记事就是幸运了,你跟我说什么“自由”“民主”?不好意思,我首先不能确信得自己能活下来。 至于思想层面,民国时期上海的小学入学率是29%。华罗庚父亲是江苏金坛县小店主,付不起学费只读到初中。 这初中学学历已经是当时一个小店主的极限。我如果在民国有幸活下来,恐怕一个农民之子连“自由”“民主”二字都认不得。我奢谈什么思想?争取什么民权?能少受保长欺负已经烧高香了。 至于台湾,国民党以70万兵力震慑700万百姓,倒是终于能镇的住了。可是代价是什么呢?我们看老年台胞回大陆找陆配,觉得是他们选对了。那为什么老年台胞这么多连媳妇都没有的?当时蒋介石为了维持军队规模命令青壮年士兵不得退伍不得结婚,台湾的人口和军队这人口比例可是“五丁取一”。一辈子光当兵当到老了,真没办法找媳妇。 什么抗战正面和后方的,八路军是抗战中发展到120万的。难道国民党军队是抗战中损失到650万的吗?是全面抗战前从170万扩充到650万,抗战后再整编到430万的,这都是精兵。 |
人均寿命三十五岁的中华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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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馆司徒雷登有句话说过:1949年前中国每年饿死三百至七百万人。 高赞说:我们能喝可口可乐。 印度的吠舍们,看到孟买街头的可口可乐也挺起了胸膛是吧,笑死 1949年以前能喝可口可乐的的原因是《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中国变成了美国的工业品倾销地。是的是工业品倾销地,因为一个识字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国家,连想改革开放以后做廉价劳动力的资格都没有。 美国链接的工业品冲垮了当时的民族工业,洋烟,洋火,羊油,洋灰,洋蜡、洋砖、洋瓦 什么都是洋人的。 最终中华民国一个号称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竟然把所有的资本家都逼到了共党一方。 中华民国首富荣毅仁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烂到家了! |
至于什么可口可乐,这位60后大叔觉得既然有可乐卖,意思是全体上海人民/中国人民可以喝得上可乐,真犀利啊,现在中国有人住花果园白宫,意思是全中国人普遍住得起花果园白宫?这就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百度上看到有人拿校服说事儿,他们这个意思是,民国时期贵族学校的学生穿得上那么好的校服,就等于当时全中国的子弟能上得起那么好的学、穿得上那么好的校服23333 另:某高赞回答,下面有评论说,ROC在大陆统治期间KMT没有用铁腕手段镇压民族资产阶级,换句话说,CCP用暴力手段血腥民资和小资。 我只能呵呵了。 翻开中国共产党大会历次纲领,消灭资产阶级的口号总共就出现过一次——中共一大 既然有人说咱们这是造谣,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一大的主要纲领有哪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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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都是我拍的,拍的丑,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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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便是消灭资产阶级、直到阶级消除的时候 其实一大的纲领重大缺陷体现的也很明白:压根就没有提到反帝的目标,只单纯提到了实现共产主义,而这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过,很快,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及相关组织的文件对中国当前情况进行了正确的分析,相关的文件表述也做出了修改: 中国的分裂内乱,既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持,加之又有一般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更能把中国一切的经济生命尽量卖给外国资本家,例如种种权力之割,让最廉价的原料之输出,最廉价的劳力之供给等都是。 ……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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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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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纲领就消除了打倒资产阶级这一条,并对其他一些条款做了修改,即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低目标 甚至到了中共三大的时候,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更是着重强调了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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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很明显:中共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宁可去联合本身和自己阶级对立的敌人。 所以哪怕就是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也没有彻底改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没有说不问青红皂白一通乱打,尤其是在农村,对农村的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就更不必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那些所有口口声声说动用一切手段消灭资产阶级的人,有点历史常识可否? 反倒是国粉们羡慕的五体投地的蒋介石,虽说名头上挂着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政府,却敌我不分、一通乱打,思想上还停留在黑社会抢地盘那一套,本质上就是土匪,团结不了工农也团结不了资本家,到最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他。 “四·一二”政变一结束 蒋介石就提出了新的付款要求,不断加重对商人的敲诈和勒索并对他们实行真正的恐怖政策。蒋不惜利用上海黑社会势力对江浙财团实行强硬的恐怖政策横加各种政治罪名迫其就范。例如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因难以满足蒋要其贷款1000万元的要求,蒋便对他罗列罪名,傅不得不躲进租界,后逃至大连避难,最后只得向蒋交纳大笔捐款了事。国民政府并乘机于1927年4月28日宣布由政府控制的监察委员会接管上海总商会。各种迫害的方式均在搜查共产党的藉口下进行甚至连“抵制日货”也成为向江浙财团进行勒索的手段。南 京政府利用检查日货的权利 “向上海所有商界人士进行敲诈、强索罚款———不论是百万富翁还是 小商店业主”“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 筹集到五十万美元”。 最后说一句:精美精日精苏精德,都能理解,好歹人家牛逼或者牛逼过;精ROC和KMT?国粉?你怕不是侮辱了“牛逼”这个词语?国粉,要么不读书,要么脑回路和常人不一样。喜欢ROC的人,只能说是真的犀利。 |
喜欢民国,这样的话这帮琼b敢和我bb立马涨租子 |
民国有啥好 屈辱和窝囊 当年的“景明楼惨案”和“沈崇案”纵容美国大兵对中国女同胞施暴。 景明楼惨案 1948年8月7日20多名美军军官在中国湖北汉口集体强奸、轮奸中国名媛事件,史称“景明楼事件”。 事件发生地为汉口鄱阳街49号景明大楼。在这里,美国空军有个临时招待所。 1948年7月22日,住在该楼5楼的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大班利富,联合美国空军军官乔治·林肯,把在歌厅搞乐队的菲律宾人赛拉芬找去,让赛拉芬负责在利富住处组织一场舞会,除乐队外并要他代邀中国妇女伴舞伴宿。 赛拉芬领命后,立即跟菲侨克劳兹和他的中国姘妇章月明等商量,决定由自己和克劳兹组织乐队,章月明出面邀约中国妇女。 章月明找到江汉歌厅杨玉麟,通过杨玉麟的关系,找江汉歌厅歌女莎莉等,并通过她们四处找人。 后来,章月明又找到江汉歌厅刘宝山,要他找人伴舞。刘宝山则找到失业舞女曹秀英,要她动员中国妇女去参加舞会,并许以厚利。曹秀英和赛拉芬的中国姘妇谭碧珍一起,找来10余人。多数为达官巨贾的太太,极少数是职业舞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曹秀英,而年龄最小的则是曹秀英的15岁的女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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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晚7时许,参加舞会的人齐集景明大楼5楼,除舞伴全系中国妇女外,20多名“男宾”均为外国人,其中以美军最多。利富和乔治·林肯是这场舞会的主人。 8月7日晚9时30分,利富的仆役刘忠泉将电梯上锁,舞会旋即开始。在阵阵加紧的乐曲中,洋人们丑态渐露,有的强吻女伴,有的掐腰摸身,1个美军军官竟将女伴当众搂起,随即按倒在地,将其内衣短裤扯破。此时电灯熄灭,乐队人员溜走,妇女呼叫之声不绝,有的妇女竟被轮奸达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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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深夜12时许,侥幸逃脱的歌女巧巧找到未及逃出的莎莉家里,同莎莉的母亲一道向汉口市保安警察总队分队长方向报案。由方向转报鄱阳街管段的汉口市警察六分局,再由该局局长苏天纯请示市警察局长任建鹏后,派分局巡官马步云带警察前去侦察。 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惟恐事态扩大,“影响中美邦交”,一面派人向新闻界疏通,要记者们“顾全大局”;一面传讯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英等5人,要他们承担罪责。参与此事的美军军官和美英籍侨民们逍遥法外。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将章月明等5人以“妨害风化、意图营利”罪名各处有期徒刑,让他们做了美国人的替罪羊。后又以“引诱勾引盟军从事淫乱活动”为由,将被强奸的妇女中的几个闹得凶的抓来判刑。 沈崇案 沈崇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1946年12月24日夜,去看电影途经东单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操场施行强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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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24日当晚大约8点左右,北大的19岁女生沈崇突然遭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的挟持并意欲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1946年12月30日,数千名学生在北京举行了联合示威游行,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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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22日,皮尔逊被判有罪,降为列兵,判刑15年。1月30日,普利查德被判为犯攻击罪,以无良举止被退役,并判10个月监禁。 1947年6月中旬,海军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建议释放皮尔逊并恢复其伍长职务, 最后犯人在美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
不喜欢,严格来说民国就是个乱世。 国家分裂,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列强横行无忌,买办地主豪强敲骨吸髓,普通百姓常年在死亡线上挣扎。 横征暴敛,苛政暴政已经不足以形容民国,普通百姓不仅被本国统治阶层剥削压迫,还有外国殖民者的压榨屠杀。 面对一万多倭寇的侵略,数十万军队竟然不战而退,东北三千万同胞被蹂躏数年,政府除了求饶,请国联主持公道外竟连宣战的勇气都没有,面对鬼子的全面侵华,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华时竟然被动挨打了四年多,直到美国对日宣战了才敢跟着对敌宣战。 伤亡三千多万同胞,国家经济全面崩溃,竟然在敌人宣布投降时,没有为冤死的百姓复仇,反而原谅这些刽子手,礼送出境,甚至收编部分鬼子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对自己人比对外敌还凶残。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有什么理由喜欢这样一个乱世。 |
蒋不信民主主义,但是不利用民主主义,蒋的后人走民主化,跳出了两千多年的法家循环斜路,为中国人的未来闯出了一条路子,按孙氏的说法就是革命还未完成,国府还得努力。 |
咱们不提农村了,就谈谈很多人憧憬的上海吧,这座最发达的城市吧,所谓自由是怎么回事呢? 路易艾黎(当时他还没接触马主义,而且他其实后来也是亲刘派)在自传里写道: “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薰人的里弄,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粘膜炎。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 “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臂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 “其他许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锑中毒,特别是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 “我看到一幢经过翻改的中国住房,楼上一间够住3个人的低矮、气闷的房子里(或许是另加的一层),有四、五十个童工坐在本生灯前,手里转动着在吹制手电的电珠。空气里充满瓦斯和热气,浓重得几乎可以切割。那些八岁至十四的孩子,满身伤口,两腿因患脚气病而肿胀,脸孔浮肿,牙床出血,心脏扩大,头上患蜀黍红斑而结了干痂,皮肤干硬。” “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青帮实际上统治着上海。包工头与开妓院的地痞有联系,面貌较好的女工被选中后,就从她与同伴们合住的纱厂包工头家里送到妓院老板的家里。在那里,让她穿上新衣服,一连几天不干活,吃得好,受点小小的优待。之后,就向她说明要她做什么。如果她不愿意,就告诉她可以回纱厂去。她会想起纱厂包工头家里阁楼上闷热的、满是臭虫的地板,那块每天由她使用12小时再让给下白班的女工休息的地铺,大家日夜轮班倒着用,白班要从早上6时做到晚上 6时。她会想起包工头的朋友来他家里赌博,硬要对下班的纱厂女工为所欲为。于是,经过“劝说",她大概就会决定留在福州路当妓女。她如果当不上高级的歌妓,一般只能活上几年,得病,遭虐待,挨打,受尽剥削。” 这就是某些人喝可乐的自由。 都已经21世纪,不要求你做一个马主义者,可别还活在“不能安安饿殍”的封建时代吧? |
讨厌至极, 因为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华帝国、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的皖系政府、吴佩服的直系政府等等)、安国军政府(奉天政府)、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主权政府的不断更替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整个时期都混乱不堪;即使到了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宁汉合流”,“中原大战”,“攘外必先安内”。 对外屈辱求和、变卖主权,如:《二十一条》,《九国公约》,《何梅协定》等。 经济发展停歇不前,工业基础过于落后, 地方割据势力过强,中央政府对新疆、西藏的控制力约等于没有,外蒙古地区更是除了皖系军阀徐树铮将军短暂收复外蒙古时期就实际上完全独立,从博格多汗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二战后更是彻底脱离中国。 |
最近有一篇叫做“民国给新中国的真的是一穷二白?”(以下简称《一穷二白》)的旧文又被微博某什么作家翻了出来,夸赞不已。该文罗列了一些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奋斗成就,对于所谓旧中国“洋火”,“洋钉”的“传闻”大加鞭笞。 实际上,笔者从十来年前开始就不断见到有人从大清开始翻各种边角料证明旧中国之光辉成就。自然,即使在旧中国,也有不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凭借个人的努力和爱国群众友商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成就,让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纯白底色上,书写了几行文字,点上了几抹亮色。 不幸的《一穷二白》没有清楚:这些工商业者大多碰到了命中的克星,那就是“正统”的国民政府。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大员对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的手段,甚至不能落在自己手里便宁可将其拆光毁光,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截至解放前夕几乎凋零殆尽。那几行文字和几抹亮色又变成了惨白。 如果说,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国民政府权威不振的抗战之前,民族工商业尚可以在乱世之中挣扎出一点生存的空间,那么在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爪子伸到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存的民族工商业也就随之迎来了末日。 旧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等重要产业在大清北洋到民国的不懈努力下,几度沦落为外国资本控制。按照《一穷二白》的逻辑,难不成黄四郎老爷用凉粉害死小六子,把卖凉粉的孙守义一枪打死,然后连孙守义的家当带孩子都抢了去,这鹅城凉粉就成了黄老爷留下来的了? 民族资本家之死 当然,笔者说民族工商业在解放前夕凋零殆尽也不完全确切,《一穷二白》的一位主人公的经历便足够说明事实并不完整,他就是中国化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他本人在1945年10月就被国民政府逼压而死,此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离“解放前夕”还有三年。 1929年,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打算以侯德榜的新式制碱法挑战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对中国硫酸铵的垄断。但是永利在资本上完全不是卜内门的对手,因此打算采用缓兵之计,向卜内门提出合资经营,只要永利还拥有侯德榜,早晚能依靠商业手段变成独资。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关心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国民政府出手了: 1930年,宋子文一边否决了合资计划,一边亲自宣布向永利公司加入官股。然而承诺了之后,官方的资金迟迟不到。到1933年,范旭东亲自去见了宋子文。刚过完39岁生日,春风得意的宋子文提出了要求:宋子文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全部投资,宋子文自己出任永利制碱公司的董事长。 咽不下这口气的范旭东以永利全部资产做担保,发行200万公司债券,在中国实业界各大私营银行的协助下背水一战,在价格战里打败了卜内门,铸就了永利的辉煌,也结下了跟宋子文的梁子。 1943年,范旭东先生已经开始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化工救国”计划。范先生规划在抗战胜利后修复原本的塘沽永利碱厂,南京卸甲甸铵厂,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等,统称十大厂工程。 当时中国产业百废待兴。这一系列宏伟工程需要贷款1600万美元以上,在民间筹集和政府筹集都是困难。但是范旭东先生有信心,他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工业的腾飞。 从1944年9月开始,范旭东先生就着手准备筹集贷款,他连续飞美国、巴西等多个地方筹措款项,奔波了一年多。1945年6月,范旭东从美国银行贷到了这笔款子,民族化工业似乎即将从抗击侵略的焦土上腾飞了。 当时国内贷款必须要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点头,无论是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还是具体经办跨国贷款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无论哪一位一句话都能解决问题,结果,三个月时间,渺无音讯。 三个月之后,宋子文派人捎话来了:如果让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长,贷款马上就到,否则贷款就不可能通过。意思明明白白,一文钱不拿,直接要强行夺走范旭东耗尽一生创建的永利。这副嘴脸跟12年前一模一样。 范旭东愤于其人的无耻,断然拒绝,但是他此时已经没有背水一战的能力了。 行政院的回答很简单:对借款担保不予批准。范旭东的宏伟蓝图灰飞烟灭。 1945年10月4日下午2时,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病逝。 他办厂30年,用“纯碱”取代了“洋碱”,打垮了资本雄厚的外商,扛住了日本人的威逼,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搞掉了。 范旭东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是与国民政府扯皮的三个月,也是不断在国内寻求支持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见到了自己的一位投资人,叫毛泽东。 当时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在百忙之中,毛泽东拜访了范旭东,这是他们首次见面。但他们的合作关系却可以追溯到一年前。 1944年范旭东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龚饮冰知道了范先生战后的十大厂计划之后,非常为之鼓舞。组织研究后认为,哪怕赔钱也要支持范先生的事业。 1944年6月,龚饮冰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建业银行,中共为之投入资本1000万法币,以此银行为途径投资范先生的事业。 然而有件事情让龚饮冰也没想到。范旭东先生的永利久大集团在精盐业和制碱业上打败了外国人,在爱国群众和实业家之间名声非常之好。冲着范旭东先生的名声,建业银行的业务也非常之好。本来预计会赔钱的业务反而赚了钱。 毛泽东与范旭东寒暄之后,对他说,“等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您到解放区办工厂。” 范旭东先生办厂30年,遇到过的有军阀的绑架,盐商的威胁,北洋官府的强行摊派,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拖延和巧取豪夺。没想到这样一个据说是“杀富济贫”的“泥腿子党”愿意挤出钱来支持他,愿意帮他办厂。范先生感到了难得的温暖,他跟身边的人说: “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 只可惜,这一见是两人之间的永诀。范旭东与毛泽东会见的时候,毛泽东刚到重庆来,范旭东逝世的时候,毛泽东还没走。 1945年10月21日下午3点,重庆召开范旭东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前往,手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幛,悬挂在范先生遗像对面。 毛泽东去了,蒋介石也跟着去了,他也写了挽联。 其实他大可不必去:只需要他大笔一勾,放过永利的1600万美元贷款,范旭东的宏图大志得以伸张,就算死不是也能含笑九泉了吗? 范旭东逝世后,他的合作伙伴侯德榜万念俱灰,“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最后因为众心所向,不得不履职。 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自己还有当上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一天。 他也没能料到,自己一直处在构想和作坊生产状态的“联合制碱法”,在1964年投产的大连化工厂终于得以实现。 颇有些人为范旭东在大陆的“籍籍无名”鸣冤叫屈——不肖子孙从来都是在老人生前想方设法谋取财产,老人死后则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在别人面前提起老人的时候,他们哭嚎的最大声。 世代豪商怎样成了红色资本家 国民政府的关怀不止是范旭东先生承受过。中国最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氏家族也差点被收拾了。 其实荣家比共产党资格还老多了,他门在晚清已经是大商家,那时候还没共产党。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荣家已经是面粉业和纺织业的超级巨头。老爷子不无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荣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而当时的共产党还在钻山沟,当“山大王”。 不过,这两伙“大王”倒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遭受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荣家的申新纺织公司也遭遇资金危机。 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提出了条件,政府给300万银元债券获得申新所有权,鲸吞申新9000万资产。荣家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然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荣家无力偿还英国汇丰银行的200万元到期借款,汇丰也不含糊,直接将抵押物——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申新七厂公开拍卖。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事一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冲跑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荣宗敬没办法,想起了故交宋子文。 1935年4月荣家向宋子文求助。五个月之后,宋子文答复:要求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 这手比陈公博狠多了,陈公博最多是想要申新纱厂,宋子文这一手干脆要让荣家倾家荡产。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图穷匕见,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 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看不下去了,他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终于回落。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时年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底还是家大业大,没被逼死。 度过了抗战之后,荣家的心思又活动了,打算借着抗战胜利的东风让老朋友帮忙扩大产业。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 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被老朋友捅了一刀还不算完事,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 后来才知道这起绑架案根本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策划的。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9月4日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拘捕荣宗敬长子荣鸿元,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 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 就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建丰同志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 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国民政府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国民政府便指责荣家输送霉烂面粉,造成东北战场失败。 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可是东北战场的责任还没厘清,沪宁杭战场的形势也糜烂了——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荣家幸运脱困。 感谢百万雄师摧枯拉朽,不然荣毅仁怕是要把命赔上。 世代豪富的大商家为什么会跟世交的宋氏家族决裂,反而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知道了这些,还不明白吗? “一穷二白”的中国真相 被国民政府这么对待的民族资本家可不是一个两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都遭遇过。在近代主权残破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要应对外来的虎狼之师,还要应对背后的刀子。 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不少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都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些成就。然而他们大多和范旭东,荣德生一样,错判了形势,把抗战的胜利当成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契机。 其实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投降后,天津沙船鞋厂的经理刘景荣很想大干一番,他特地从北京邀来做男女皮鞋的师傅三十多人,扩大业务。这时,每天已可生产皮鞋六,七十双,基本产销平衡,营业尚好。可是半年过后,进入一九四六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业务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况更坏,多数正当的工厂、商店明盈(钞票多了)暗亏(货物少了),摇摇欲坠,沙船鞋厂也不例外,皮鞋日产量由八十双减到四十双。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同时限制物价。有一天,国民党经济警察在沙船鞋厂门市部查获一双涨价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传讯经理,指控破坏限价政策,并下令强迫沙船把当时库存的四千多双皮鞋,按限价的价格,在三天之内拍卖一光。卖鞋所得货款,沙船不敢存放,拟买皮革却无货源,只好买了煤炭,大米、面粉,小米等囤积起来。这些东西合计不过值一千袋面粉钱,可是四千双皮鞋应值一万二千袋面粉,由于物价飞涨,转手之间,一万一千袋面粉不翼而飞,把厂子的积累赔进百分之九十。从此,沙船鞋厂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厂经理刘景荣叫去,命令他给军官们定做进口皮的皮鞋。刘景荣说鞋厂一张皮子也没有了,他们不信,查帐查仓库,证明经理的话是真实的,这才作罢。 从抗战胜利开始,国府治下的工厂就开始纷纷倒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共有工人58.5万余人,至当年底就有22.9万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9%。 抗战结束时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青岛 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 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最为神奇的是,原本应该在日本投降后长江航道打通中收益的西南工业,他们挺住了日寇的肆虐还是没顶住国府的祸害。国营重庆钢铁厂在日本人投降之前还能生产,在日本人投降后不到一个半月,9月底停炉中断生产。 在湖北棉花丰收的同时,10万担棉花被作为敌产扣押在仓库里面。四川棉纺织业在日本人占据湖北的时候还能搞到原料,在“光复”后却因为国内棉花不得调运而停产崩溃…… 1946年2月,昆明工业企业停产关闭90%。 把皮鞋工厂搞的没有皮子,把螺丝钉工厂搞的不能产螺丝,火柴工厂搞的没法生产火柴也是不在话下的。 如果说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还不到一穷二白的地步,不过在1946-1949经过国府三年时间的努力,确实不剩什么了。 抗战前,1914年前后,上海大隆机器厂开始仿制美国的单级离心泵。 1934年上海华通电业机器厂(现上海华通开关厂)生产出国内第一台电冰箱。 抗战后,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前夕,上海通用机械制造产业基本只余修理能力。 抗战前,至1924年,上海有11家机器厂制造机床。1936年,明精机器厂(现上海第二机床厂)开始仿制天轴传动皮带车床和牛头刨床,因做工讲究,质量好,销路很畅。“明精机床”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 抗战后,1949年,上海全市1000多家机器工厂中能够修机床的只有42家 抗战时,1940年前后内迁的庆茂昌五金螺丝厂(现上海远东标准件厂)生产的螺钉还远销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南洋群岛。 抗战后1949年能够生产螺丝钉和紧固件的生产厂家基本破产,连工人都没有了。 抗战前,1936年,天津卷烟产量154092箱。 抗战后,1949年,天津烟草公司基本停工,工人基本解雇。在职的也发不出工资,改由积存的纸烟代替,市面抢购美国与上海烟。临近解放时,因为交通受阻美国纸烟绝迹,上海纸烟也无法运来,这就给天津各烟厂一个复活的机会,可是没有烟叶原料,各烟厂还是无法恢复生产,只有等死。 国民政府的神奇操作 那么国府究竟干了什么能做到这等效果呢?其实也不复杂: 首先是复数批次的接收大员来回扫荡。在上海至少有十多个机构在贴条查封敌产,分属海军司令部,驻防第三集团军,战区总司令部,国防部办事处,经济部办事处,粮食部办事处等等等等…… 基本上是有枪的直接冲过去抢仓库甚至互相大打出手,没枪的就争车倒运。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亲自带着一群警察,从一座仓库里面抢走50袋白糖倒卖了,基本上能卖出钱来的什么都没放过。 在抢夺完成之后自然就是销赃,由于各种工业原料和生产原料都抢完了,基本上抢来的机器都无法开工,最后这些机器就化整为零甚至重新回炉回收,最终出现在各地的修理铺或者五金店里面。湖南公路局报告称从战时运输管理局接收1000辆日伪汽车“拆的失去了汽车的本来模样”。最后只有六七十辆汽车能开。 而东北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地区,虽然经历了日本人战争末期破坏,又被苏联人拆走了部分设施。但是经过清点,抚顺煤矿百分之八十的设施未遭破坏。鞍山昭和铁厂留下的设备每月能造3辆火车头和100个车厢,炼钢设备原封未动,锦西工业区原封未动。辽阳各个棉纺厂也具备生产能力。水力发电设备基本完好。 然后这些设施和工业区在国府统治下不到一年就全部成了废铁。这个能力绝对是叹为观止。 光国府自己的官员的破坏力就如此之强大,加上美国货物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和货币光速等级的贬值速度。工业萧条商业破败的结果也就不出意外了。 “一穷二白”下的起死回生 国府为了把中国搞成“一穷二白”的贡献简直罄竹难书。遗憾的是解放军当年打的不够快,让这群祸害带着搜刮来的227万两黄金还有其他珍宝拍屁股去了台湾。 而新中国这里,据《广州地方志》,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整个广东省统计加在一起收兑的黄金不超过14吨。整个中国1950年的外汇储备不过1.57亿美元,不够国府带走的黄金价值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一穷二白。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国府滚蛋了,共产党虽然没有某些谣言里面变出200多吨大金矿的能耐,至少是正常人。 国府用不到三年时间祸害个遍的工商业,在3年经济恢复状态普遍产值增长3倍以上,产能增加5倍以上。单机床产量从理论上的年产690台提升到3789台。 一旦政府发挥正常的调配职能,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而不是像旧中国专注于吃拿卡要和抢劫,民族实业也就能飞速的发展起来。 正如荣毅仁的回忆中提到: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了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 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 以上,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了资本总额的 1/4 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们的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不管荣毅仁到底有什么想法,他对比一下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情况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从晚清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封建行商帮会,北洋军阀官僚,国府买办银行,洋行外商汉奸这么转圈折腾。拿着草纸一样飞速跌价的金圆券还时不时被抢劫。 到建国后,见识了共产党才知道,政府除了收税是不能随便要钱的,警察除了保护是不能进来放火的,工人积极生产是不会被莫名其妙的外来人打死的。中央银行给贷款是用不着送股份的。金融市场不是用来破家打劫的。 将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解释为是“抢劫资本家”的人,恐怕没法理解民族实业家们对改造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见识过国民政府真正的抢劫。 老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七爷看见共产党的干部来给自己送驴的表情,很能体现所有民族实业家的想法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仁人志士,他们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付出了无数的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的理想在惨白的底色上一再地遭到挫败和践踏。 最后证明:只有底色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改变,在红色的底色上,民族资产阶级也化成了一颗金黄色的星星。 网友评论: 现时代民族资本家还愿意化为红底黄星嘛?不会了,因为他们没见识过“国府”和四大家族的手段,毛主席说过:不知道过去的苦,就不知道现在的甜,还会把甜误认为苦。 那篇烂文又有人翻出来了?当年在超大就评论过: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成就是事实,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洋钉洋火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间发生的事情,是问题的关键。 文史资料文集里有关于永利,包括国府时代国民资源委员会的回忆材料,以及其他各方材料,读完就一个感觉…蒋的国府抗战后飞速失掉各界民心倒台…一点不冤… 谁让旧中国这么穷?我是重庆人,州县下面的,民国时期,我大爷爷二爷爷那时都是土匪强盗头子,到处抢劫。关键在于我祖祖还是县里当差的头儿,我很难理解那时当警察的老子,几个儿子却都是土匪的社会。我爷爷说那时地方政府都是假的,什么也管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是谁强谁有理。那时根本不是个国家,地方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死如草芥,没人管得了。不过到我爷爷就好了,他说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只真诚地希望在这里替民国辩护的评论者,你(们)家上3代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官僚。否则,就像王绍光说的:民国好不好,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因为如果不是推倒民国,压根就可能没有你,即使有,你也没能力、没资格、没机会在这儿敲键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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