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抗日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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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抗日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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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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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到底有多难？

有一个抗日纪念馆落成，请了很多抗日老兵来参观。展馆门口的介绍牌子上有这么一段话：与日寇交战不久战士们打光了子弹，于是他们开始用石头、木棍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很多老兵说这个写的不对，馆长诚惶诚恐马上过来问哪里不对。老兵们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枪，两三个人用一条枪。战斗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就在用石头、木棍与日寇搏斗。

我看大家都在讲部队的事，我讲一个老百姓的事吧。
一个我爷爷叨叨了一辈子的事，就是他当过亡国奴。
我爷爷三三年的人，山西临汾人，三八年日本人没来之前，一家人都在临汾城里住着，但在老家洪洞开着瓷窑场，日子过的也算可以。三七年鬼子进山西，一家人就躲到洪洞老家去了。老家的窑场不在县城，在周边村子里，爷爷家的老人想着山沟沟里先躲一阵，等太平点再往陕西跑。结果没想到日本人打的那么快，三八年春节就打到临汾了。因为当时山西有一个传言，说阎老西和日本人说好了，只要山西没有共产党，日本就打河南不打山西，所以很多山西人都没往外跑，结果日本人来了，又来不及跑了。本以为躲到山沟沟里就能熬过去，结果日本人还是在村里设了炮楼。爷爷老家的村子离洪桐最近，走路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城关，日本人就进山沟抓人，让所有住在山村的村民都下山住进爷爷他们村，赶走人就把村子烧了。那时候爷爷才七八岁，记得村子里多了好多人。山西的院子都爱盖两层，一楼砖石窑洞二楼木头架阁楼一般放粮食杂物，最后人多的都挤到阁楼里住了，日本人不让搭窝棚，被赶过来的人只能挤在别人家院子和阁楼里，更有甚者只能睡在屋顶上面。当时日本人从县城叫来一群中国人，给村子划了个地界，不允许人随便出村子，村子外面就是通县城的大路，白天晚上都有人，村子两头还设了卡，炮楼里的鬼子每天都站岗。一个村子挤了几百号人，大家猜猜炮楼里留了几个日本人？就十几个！十几个人管着几百个人，想想可笑么？
每天早上，会有人从县城过来拉人干活，至于去干什么活爷爷太小不知道，但很多人被一拉走就是十天半个月，还有很多就回不来，关键田也不让种，吃饭就是凭干活发的米面，只有干活才给发，你女人小孩想去干活领米面日本人都不要。其实日本人也不是不让你种田，但日本人没事就在田里出操射击，卡车摩托都停在田里，谁胆再大也不敢去种地，而且粮食什么都收光了，连种子都没有，而且犁呀锄头啊都收了，压根就种不了田。爷爷当时的印象就是饿，家里挤满了不认识的人，爷爷的爸爸当时还生病，爷爷的大哥没回洪洞直接跑了，二哥被拉走干活，爷爷的妈妈只敢晚上煮点粥给爷爷和太爷爷，因为白天被人看到了容易被抢。三九年太爷爷就走了，家里就只能靠爷爷的二哥往回带粮，四零年爷爷的二哥跑了，说是跑去当兵了，但爷爷再也没有见过他二哥。四零年前后鬼子要打长治，对临汾这边更不上心了，之前没事还会给村子发粮，后来也不发了，倒是日本兵变多了，通县城的路天天都有大队的日本兵。后来说山沟里来了游击队，日本人没事就往山里放炮，很多都是瞎打，还有几次迫击炮打偏了掉村子里，炸死过人，还把村里的井炸塌了，搞得一段时间没水喝。
那村民恨不恨日本人？都恨，但没办法。村里没有几个读书的人，经常大家聚一起就骂日本人，骂上头了就说去杀日本人。可怎么杀？日本人就在炮楼那片，也不往村子里来，中国人远远走近了就把枪端起来了。吃的都是每天有人送，就普通的村民，连把铁锹都没有，别说杀日本人了，就是你拿根竹竿走路上都有可能被日本人拿枪指，一点办法没有。于是很多人就跑了，跑的人多了日本人就急了，每天早上要把人聚到晒场上遛一下，鬼子看个大概齐也不数，但你来了就在那蹲着，蹲到鬼子想让你走了才行，好多人家连每人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裹着床被子就出来了。村里有个会读书写字的老头，被鬼子叫过去抄报纸抄宣传册，然后给带个袖箍发桶浆糊每家门口贴，后来那个老头的屋子被人给砸了，老头脑袋也被砸伤了，但村民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也没医生治，就抹点香灰在家躺着，没几天老头就死了。四一年四二年游击队闹的凶了，日本人开始打游击队，在村子外面的庙里驻扎了好多鬼子，这些鬼子特别坏，因为炮楼里的鬼子和村民熟了，一般情况下就是例行公事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一到晚上炮楼里的鬼子都不出来。但是新来的部队晚上闹的凶，搞得没人敢出门，有的时候非说村里来了游击队大晚上踢开门就搜，看到没人住的房子或者不开门的房子就扔手雷或者烧掉。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不消停。再后来，村里面有年轻人说是和游击队搭上了话，说炮楼里有电台，游击队想抢电台。结果大家知道么？全村男女老少都知道游击队要抢电台，可愣是没人能说清楚电台长啥样，他们坚信炮楼上架着的大喇叭就是电台。后来听说有人偷偷跑去砸喇叭被日本人发现了，被抓走就再也没见过。后来慢慢日本兵又少了，又回归到了只有炮楼里有日本兵，再后来游击队有天晚上打了炮楼，里面的日本人没放几枪就投降了，游击队就让村民连夜跑，说没一会日本人就来了。村民们啥都不敢拿就跑，四面八方的跑，游击队就几十个人拢也拢不住，我爷爷和太奶奶就跟着游击队跑，日本人也没追来，但晚上村子就被烧了。跑到山沟里才发现山沟里原来住了好多人，都是逃过来的。后来游击队走了，日本人也没进过山。等抗战胜利了，爷爷就铁了心的要进部队。
故事讲完了，可能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但这就是真实的抗战。老百姓没办法反抗，爷爷也算是老军人，打过内战打过朝鲜，老头子一堆勋章一身伤，可他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戎马生涯，在他心里他当过亡国奴的事永远忘不了。他气的是他恨日本人可没有办法反抗。我们常听那些舍身取义的英雄故事，可真正在沦陷区的人民，他们就算舍身，也屁都不算，只能白死，当日本人练枪的靶子。民智不开，人民不知如何反抗，纵有再多的人口也会被日本人当牲畜一样圈养起来，每个人怀恨在心，可为了妻儿老小又得靠日本人施舍饭吃，政府在哪，希望在哪，沦陷区的人民根本看不到。也许人们心中都有火，缺一个带头的点燃他们，可带头人都在哪么？都死在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远征军战场和娘子关平型关。没有人教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时候该怎么办。在游击队没来的时候，生活只能是日复一日的恐慌，只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浑浑噩噩的活着。
所以说，抗日到底有多难？中国当时有多少人口沦陷，逃不掉，抗争不了，仅有的正规军只能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持，敌后武装呢，自己生存都很难，还需要保护妇孺伤残。国家凋敝，人民陷于水火，大家试想一下你的童年如果是那样度过的，你能坚持下来就算很不容易了，那个年代，活着都是一件奢侈的事，何况还要抗争。

小时候，我老家那边有一只起义武装，被七八个鬼子堵在一个村里，全杀了。
因为毫无训练，总共就几只枪，关键还没有子弹，就被鬼子放风筝了。出卖起义队伍的人，被村里点了天灯，直接灭族了。后来又出来一只起义队伍，去了沂蒙山。
就这么一波一波的死，一波一波的干，人命没有子弹贵。
为啥还要干？活不下去啊。

前面那么多答案，从头看到尾，地铁上，泪忍不住……
真不容易啊。
我老家是大别山区，姥姥他们以前也是抗日队伍的，没机会拿枪，不是战斗人员。
妇女们给伏击日军的战斗部队送物资，都是走很远送过去的。
这么一说好像很平常。可是不平常的是，姥姥他们这些20年代出生的女性，都已经缠了小脚，缠了小脚，脚就相当于半残废了。
姥姥包小脚的图片不忍心放上来，大家自己去搜吧。
她告诉我，伏击的时候，拿正经步枪的人没几个，其余都是土火铳，有的还在高地负责往下扔石头……
我当时不理解，问她妇女们追过去送吃的去干什么，男人在家吃饱了去打仗不就行了吗？
她说很多女人都知道自己男人一去，十有八九回不来，所以能多看一眼是一眼……
写到这有点想哭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就是那样的物体条件，装备条件，靠着用命往前冲的人民，挺住了。
现在看着那些穿侵华日军军服上街拍照的煞笔，我就想把他们一个个脑袋按到粪桶里用屎尿清洗一下

先贴个敌后根据地吃糠咽菜的生活吧，反正我看了后有点毛骨悚然。
生存实践中，根据地群众进一步认识和熟悉了一百多种野菜。
叶可食者：刺蓟菜、车前子、防风、牛舌头菜、麦兰苗、铁扫帚、山葱、山蒜、薄荷、山苋菜、莲茄、马丝菜、连翘、桔梗、蒲公英、褚叶、酸酸菜、楸叶、槐叶、杨叶、柳叶、椿叶、椒叶、黄莲叶、榆叶、柿叶等。
叶和根俱可食者：野生姜、莠草籽、酸枣等。
皮可食者：桑皮、柳树皮、榆树皮、玉茭帽子等。
这些野物的吃法各不相同，有的需将茎叶摘下洗净煮熟之后，经过冷水浸泡数日，待苦味消尽之后方可食用；有的将菜叶腌成酸味后再行食用，这样有利于消毒；有的将菜叶晒至半干，压成菜饼，为日后长久食用储备。
新打回的蓖麻叶，是不能吃的，需放进锅里煮熟，捞出来把水困净，捂进缸里，用泥巴将缸口封严，直到来年春天，拿出淘净，沤成酸菜，才能吃。整个工序是一个脱毒的过程；槐树叶子也有毒，牛吃了会闷嚼（不能反刍），人吃了会脸肿，有的连指头都会烂掉。
积年累月以野菜为主食，野菜中的毒素不断聚结于人体，因而大部分人出现浮肿，胖胖的，红红的，皮肤透明，似乎能看到肉皮下蠕动着的毛细血管。
紧靠野菜支撑的躯体是虚伪的，走不了路，更负不了重，走几十步就需躺在地上喘喘气。有时，走着走着，摔倒在地，就死去了。因而，路沟里经常可以看到肥肥胖胖的死尸，有的死尸时间长了，也无人收，肉都没了，只剩下破烂的衣服包裹着白森森的骨头。
俗语说，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糠是山民们的主食。
山里人多种谷子，望天收，产量低，一亩地只收几十斤。谷穗毛茸茸的，籽粒却是瘪的，真正的米粒没多少，其实大多是糠。
产量低，还得交租，所剩无几，全家平时吃小米是不可能的了，只得吃糠。平时数着米粒下锅，直到过年时，才能敞开肚子吃上一顿纯小米饭。所以，平时家里即使存着半升小米，也要设法去富家换半缸粗糠回来。
糠有粗糠、细糠之分。谷穗在谷场上打下的第一层外壳，是包裹谷粒的，经经风雨，晒太阳，粗糙干涩，是粗糠。碾盘上碾下的包裹米粒的糠，黄黄的，亮亮的，叫细糠。
不管粗糠细糠，基本上没什么营养，吃到肚里，不消化，拥塞到直肠，硬，像杏核，拉不出屎来。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生疼，肛门流血。小孩们疼得嗷嗷哭，大人们只好用手指抠，用筷子撬。大人们只得自己动手了。大姑娘，小媳妇也是如此，蹲在厕所里，半天也出不来。
1942年秋天，元氏县抗日政府在旷村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与会人员大都“便秘”，会还没有散，不少人就坐立不安，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县长吴秋只好“对症下药”，号召大家开展一次“互助拉屎”活动。男女分开，自愿结对，大家都撅屁股拉屎，你帮我挖，我帮你掏，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掏大便。所用的器械呢，就地取材，木棍、钥匙、筷子等，也有干脆用手指头的，只要是一头光滑的都可以用。
事后，一首快板书很快流传开来：“抗日战争真是难，拉屎如过鬼门关。吴县长，真是沾，拉不下屎来（号召）用钥匙剜。党政军民同甘苦，日本鬼子早完蛋！”
河北作家李春雷、韩希钧所著的《铁臂铜墙——河北民间抗战纪实》
第二个故事，冀东一支游击队的成长
1944年1月下旬，冀东军分区独立四区队三个连500人左右随主力13团一部和军区侦察连来到华北唐山的黄土坎村一带，准备突击日伪的蓟县敌战区，日军得到情报于第二天清晨出动1500多日伪军分三路突然合围了四区队所在的黄土坎村，日军不仅有大炮，而且还有数量轻型坦克支援进攻，四区队三个连依托村落打退了敌军数次进攻，坚持到晚上，在13团和军区侦察连的配合下突围而去。
此战四区队只伤亡了50多人，打死打伤日伪数百人，并击伤了日军轻型坦克一辆。
四区队从一支10几人的游击队开始，成长为3
个连500人的地方部队，到43年连队每连有4挺机枪，步枪普遍装备38，79，子弹百十发，手榴弹经常每人7颗，黄土坎战斗面对数倍的敌军，光手榴弹就就打了2900多个，坚持10几个小时，最后突围而去，敌军的伤亡数倍于我，作为一支不是主力的地方部队，战斗力可谓凶悍。
在这背后，是从组建以来在日军的扫荡下打散重建了数次，整连整队被日伪歼灭了三五次，连级干部牺牲13人，排以下牺牲了1300多人，苦苦坚持终于见到曙光。
这支部队后来成了东野7纵19师一部，参加了四战四平、东北秋季、冬季攻势、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战斗，是唯一参加过四次四平攻防作战的部队。
再后来成了54军130师，入朝参战，参加了金城反击战。
1959年3月参加西藏平叛作战。1962年，该师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取得瓦弄大捷，歼灭印军1200多人，给印军第11旅以歼灭性打击。
1979年已经改称陆军第160师的该支部队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歼敌854人，该师也成为我军唯一的参加过抗美援朝、对印、对越三次重要对外作战的步兵师
第三个故事，孙犁在白洋淀记事中有篇叫塔记的文章，是冀中蠡县抗战烈士纪念塔的碑文，文章朴实而壮烈

文中提到的三个连续牺牲的县长
董志坚 1941年2月刘铭庄牺牲 28岁
2月到5月林里青代理县长
1941年5月王志远正式接任县长，10月齐庄牺牲 27岁。
41年10月林里青正式接任，42年5月玉田牺牲 27岁。。。。。
蠡县前四任县长都牺牲，第一任县长刘曦亭，44年日军轰炸牺牲。
忽然明白什么叫前仆后继

我爷爷讲的故事给我听。
我老家在山东，我爷爷和太爷爷给八路军送粮食，路途远靠一块豆腐充饥，豆腐吃多了肚子胀，我太爷爷就给我爷爷按摩肚子，即使这样也不动粮食一分一毫。
难，但是我们不想当亡国奴。

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同年，印度18.6万吨，而日本产钢86.5万吨是中国的11.2倍。
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同年，印度81万吨，而日本产钢384.4万吨是中国的76.9倍。
简而言之，单论人均钢产量，中国人只能手持一把水果刀（0.1千克）去和携钢枪、钢盔、掷弹筒，有火炮支援（50千克）的日本人作战。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是：……
新中国历史上都干过什么聪明的事情？220 赞同 · 16 评论回答

乍一看
@啊勒
关于1935年钢产量下降的解释，“技术落后，资源消耗大”？！我差点以为1934年钢产量不是5万吨而是5亿吨了！是否还要淘汰落后产能？！一个战争迫在眉睫，人均钢产量仅够1把水果刀，人均铁产量还不足1把锄头的国家，钢产量居然下降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还有“产出对军工毫无意义”？！不要忘记，土八路黄崖洞连铁轨也能做成枪和手榴弹，再差的钢也是钢，在当年的情况下，即使是铁产量若能高速增长，对抗战和工农业生产能力也是极大的帮助。
把钱给了阎锡山、刘湘，阎、刘就办起了厂，你却说厂子水平太差；把钱给了蒋，新厂没建成不说，连老厂的最高产量7.7万吨也恢复不了！7.7万吨恢复不了不说，连1934年的5万吨产量也维持不了！（关键词：维持）你却在狡言回护……
呵呵，“好好看看民国工业的论文，别看几个段子，网络文章就出来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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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2-20滑膛枪等96人
提供的资料：
抗战时期西部钢铁工业兴衰评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jds.cass.cn/ztyj/jjs/201605/t20160506_3325006.shtml
@啊勒
一、战前西部钢铁业状况及政府发展计划
战前我国钢铁工业极为薄弱，西部钢铁业几乎更是一片空白。据经济部统计处的调查，战前全国只有化铁厂8所，最大生产能力不过60万吨，而在1933年调查时，其中三所已经停闭。战前全国钢厂不过七八所，最大生产能力不过10万吨，其中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较大的钢铁厂只有汉阳钢铁厂。1934年，全国钢铁实际生产量，铁为15万吨，钢5万吨。[1]在西部地区，则没有一家现代意义的钢铁企业。不过，由于西部地区铁矿储藏较广，土铁工业较为发达，四川尤为显著。抗战前，四川綦江、古蔺、万源、广元、威远、江北、涪陵等地区每年的土铁产量达到42000吨。[2]然而，由于土铁铁质较硬，容易脆裂，只能制造一些农具及一般铁器，并且由于没有现代炼钢设备，也无法制造兵工器材及现代机械。
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1936年3月（请注意这个时间！东北沦陷已5年了），我国钢铁基础薄弱的情况，为了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形势，国民政府即由资源委员会拟订了一个重工业三年发展计划，并于同年7月开始实施。该计划中重工业地点尚置于平汉路以西的中部地区，其中包括：在湖南湘潭和安徽马鞍山分别建立一个钢厂，计划每年出30万吨优质钢材，以供给中国一半的需要。同时还计划开发湖南湘乡及茶陵之铁，争取达到年产30万吨铁的规模。该计划预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并于1936年聘请了德、英专家协助建设。但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战事进展迅速，湖南、安徽很快面临日军威胁，虽然湘潭炼钢厂的德方设计已经告一段落，平土建造厂房、码头等工作已经就绪，因为地点关系，不得不停顿、拆迁。国民政府将重工业发展计划另作调整，重点更向西部迁移。
三、抗战后期钢铁工业的衰落及挽救措施
然而，战时西部钢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经过1941年至1942年上半年的黄金期后，从1942年夏天却呈现急剧衰落的现象。最直接的表现是产品供过于求，大量滞销，工厂倒闭。
1943年9月，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在调查了重庆市818家工厂中的184家后（冶炼业调查了5座轧钢机和95座炼铁炉中的83座），得出的结论是，各业产量以1943年1—8月与1942年同期比较，大体上，“‘消费用品’产量均见增加，唯属‘生产用品’之钢铁业、机器业则渐呈减产趋势”。[20]以重庆为例，1942年1—8月重庆各厂灰口铁产量为10，398.34吨，1943 年同期内减少为6，555.22吨。白口铁产量从1941年9月—1942年6月的31，450吨，减少至1942年10月—1943年6月的23，940吨。[21]钢铁产量的减少，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产品的滞销，导致工厂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开工，乃至关闭。特别是民营钢铁厂，原本资金就不雄厚，一旦产品滞销，必然濒临倒闭。1943年11月，重庆钢铁公会在给行政院的报告中说，在加入重庆区钢铁工业同业公会的22家工厂中，（只有两家未加入）18家铁厂有14家停炉，4家钢厂有1家完全停顿，其余3家勉强开炉但产量甚微。[22]
注：1942年和1943年两年共销钢材4398吨，仅占同期产量（6488吨）的68%，库存钢材3100吨。1941年—1943年，三年共销灰口铁24958吨，只占同期产量的79%，库存铁6000多吨。
而早在1942年，四川万源县67家铁厂就倒闭48家，导致4万多人失业。[24]同一时期，国营钢铁厂也受到影响，产量不同程度有所下降。大渡口钢铁厂生产的生铁从1943年的11699吨，下降到1944年的2255吨。[25]钢铁业的衰落既有其内在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客观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国内工业行业对钢铁需求量的减少。战争进行到中期，后方兵工业并没有大的增长，兵工业定单逐年减少。以白口铁为例，1941年兵工定单原定为15000吨，后来减少为10000吨，1942年原定为10000吨，后来减少为5000吨。[26]另一方面，内迁各厂的基础建设工程相继完工，而其他基础工业也没有大的增长，对钢铁的需求相应减少。相反，1943年，国营各钢铁厂的冶炼设备先后完成，1942年2月，大渡口钢铁厂百吨炼铁炉开工，1943年云南钢铁厂50吨炼钢炉开炉。当时后方国营各厂最大的生产能力，达到每年可生产铁5万吨，各种钢4万吨，再加上民营各厂，产量更大。而运输不继，产品无法外销。产量增加与内需减少的矛盾，造成钢铁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钢铁滞销，尤以民营企业更为严重。
民族危亡之战啊！居然几万吨铁都消化不了。。。。
看看旁边土八路是怎么做的。民国再难能难过土八路么？
黄崖洞就不用说了：
柳沟村位于武乡县东南部的一条山沟里。这里盛产煤炭、鸡窝铁矿石和坩子土等。当地人民长期以来就有采煤开矿、用土方炉炼铁的传统。这条4公里长的山沟，以柳沟为中心，由民间开办了许多小铁厂，生产犁铧、铁锅、水壶等。山沟北口连接蟠龙公路，距武乡县蟠龙镇仅2.5公里。山沟南端接鞞山山脉，便于疏散隐蔽;沟底岭上即砖壁村，是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在战争年代，这里是开办兵工厂的好地方。
兵工厂迁驻柳沟村后，县工会与村中的成诚铁厂、永恒铁厂等数家私营小工厂商定：采取集资合股的办法由20多户股东同县工会合营开办鞞山工厂，主要制造手榴弹。鞞山工厂开办半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经过县工会领导和八路军总部协商，决定从1939年4月1日起鞞山工厂交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私人股东一律退出，所欠债务由总部偿还。　　
1943年6月，日军在蟠龙镇设置据点，距庄底村仅几公里，1分厂被迫迁往左权县后庄村。后庄村是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工厂利用庙宇当厂房，这里除离漳河7.5公里处有河沙外，其它原料和燃料都没有。工厂所用的焦炭需从50多公里以外运来，铁由政府在当地收集，农民用驴驮、肩挑送到工厂。当时正是灾荒年，职工生活非常艰苦，只能以野菜、高粱米面拌糠充饥。
1943年9月，柳沟铁厂1分厂分出一部分同志到和顺县青城镇，在原来翻砂的基础上重新开工，铸造炮弹壳。两地共有职工50余人，日产50弹壳500多个。1946 年2 月，晋冀鲁豫边区军工处派郑汉涛、陆达、耿震、刘贵福四人到长治以北30 公里的的石圪节一带勘察。2 月26 日，他们将新型钢铁工厂选址在故县村东一片地形隐蔽的沟壑里。1947 年11 月，一号高炉巍然屹立在故县村的沟壑里，炉高20 米，容积51 立方米。1948 年的1 月10 日午夜零点，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优质灰生铁20 吨，从此结束了解放区不能生产灰生铁的历史。故县铁厂的建成投产，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区军事工业的生产状况，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建设钢铁工业的首次成功实践，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工业革命”。它生产的五○、八二、一二○、一五○等各种规格型号的迫击炮弹壳有力地支援了各个解放战场，尤其在临汾战役、太原战役、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号高炉被誉为“功勋炉”。 1947 年故县铁厂没有投产前，解放区的迫击炮弹总产量仅为20 万发，1948 年1 月故县铁厂投产后，全年产量猛增到102 万发，1949 年又增加到175 万发，是1947 年的8.4 倍。它生产的灰生铁还用马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山东渤海军区和其他解放区兵工厂。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如何看待印度 GDP 在 2016 年首超英国？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据说，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的原因是
保留国粹，以期复国
真的就是最坏的打算了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这个山区小县，抗战时期人口20多万（户籍25万，但是当时大量百姓因为战争逃离家乡，逃难到山西，陕西等地），国军在日军到达前三天就撤了，日军占领后几年里在这个县制造了一百多起惨案，其中屠杀500人以上的惨案十几起，全县被屠杀1.4万人，因日军烧房子，抢粮食导致冻死，饿死，病死3.4万人，被抓去失踪900多人，致残1100人，被侮辱妇女和打伤者不计其数。可以看出，因日军屠杀残害造成全县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伤残。仅仅1938年4月，平山就发生了辛庄惨案108个人，黄巾寨、北山、北顶碉堡惨案1800人，焦家庄惨案400人，驴山惨案700人，岗南惨案135人……
日军为啥要制造惨案，这些人为啥要反抗？很多现在孩子不知道，其实当时平山也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想过平静日子，谁来了安心纳粮交税不行么？答案是不行，日军当时除了征收大量粮食和税收，甚至超出百姓地里产量外，每到一个村子驻扎还正征临时慰安妇，就是女人，供日军晚上发泄。一般都是村里维持会带着日军挨家挨户抓，维持会是本地人，知道哪家有闺女，哪家有年轻媳妇。一般本地地主家是不动的，当然需要交一大笔钱，但是真不够用，地主家女人都免不了的。这种事情很普遍，几乎华北平原和山区很多地方都有过，尤其是在山区和平原交接的游击区。你作为家里的男性，你女儿，媳妇，母亲被日军征用，你能忍么？没事大部分用完后都还是会放回来的，少部分可能就回不来了。反抗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上面说的惨案，不光杀你全家，附近几家邻居也会一起连坐灭门，甚至全村年轻人都会被杀掉。这就是真实的日军控制区，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写照。
你说女人就用了，反正以后还能还回来自己继续用（注：这句是当年汉奸征集女人时用的原话，大家看过某电影里有这句台词，就是真实提现），或者换一个再用不行么，有时候也不行。很多惨案，日军杀人就没有起因，没有缘由，就是突然想杀人了就杀了，你有法儿么？
当然，这个县后来有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5508人在抗战中牺牲，全县大部分村庄有烈士，很多村庄三分之二家庭是烈属。每当某些人说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我就那这个数据直接打脸，质疑真实性？好啊，现在还活着一百多老兵，烈士陵园里那一块块墓碑，烈士名录。后来一个摄影师专门除了一本画册叫平山团，就是讲述平山抗日事迹的，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平山团相关资料，这个影集在石家庄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翻拍了几张照片，有需要可以给大家看看现在仍然健在（展览是几年前的了，估计又去世了很多，毕竟都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了）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
这不是南京，不是沈阳，只是华北地区一个很普通的小山区县，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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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作家程雪莉写的一段文字，作者曾历时5年，辗转2万里，寻访160多位老兵和烈士后代，完成55万字的《寻找平山团》。我截取几段的部分发给大家看一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注意。其中李君放是《平山老兵》摄影集的作者，在石家庄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曾经专门过去看过。
我们走进西柏坡夹峪村的小院，采访了92岁的老战士刘梦元。老人19岁当兵，在晋察冀军区五团给政委萧锋当警卫员，现在还能记得起不少战争时期的部队生活。抗战那时候，五团承担了反“扫荡”、保卫晋察冀党政军机关等任务，大仗小仗都得打。战士们甚至一年到头只有一身衣服，一天只能吃两个混合着黑豆和高粱面的窝窝头，十几个人才分一勺盐吃。虽然生活艰苦，但五团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有一次大年三十吹响了集合号，一仗打下来牺牲了89个人……刘梦元老人又说起那些平山惨案，更觉凄凉。惨案中死一批人，乡间得瘟疫又死一大批，太惨了！

刘梦元，李君放摄
不过说到当年平山的参军热潮和平山团，刘梦元老人又一下精神了起来。老人还提起他很佩服的战斗英雄韩增丰，说这个韩猛子打起仗来可勇敢了，冲锋号一响就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往鬼子的部队里冲，就是他们部队打得只剩一个人了也敢打。老人回忆当年他在团部的时候，老远看到韩猛子回来，就知道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韩猛子要是不骑马，自己往回跑，这一准儿是打了胜仗；要是被战士们抬回来的，就肯定是打败了。老人讲的这个细节，一下子把烈士韩增丰的性格特征刻画出来了！说到韩增丰的牺牲，老人说韩猛子在最后一次战役中本来已经突围出来了，但当他听说村里还困着十几个机关人员和群众就毫不犹豫地重返战场，不顾自己身中数弹还继续指挥战斗，最后被好几千日军包围，血洒慈河岸……讲到战友的牺牲，老兵们往往哽咽起来。此刻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也沉默了，眼里有了泪花。
我和老人细细地聊着，随着他的讲述，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在我眼前展开。老人还谈到有一次我军与敌军遭遇后准备转移，一个战友从后面开枪击毙了正和老人肉搏在一起的敌人，鲜血溅了他满脸……李君放在旁边一边听，一边不时地抓拍下我和老人交谈中的精彩瞬间。采访间隙，我发现他还把镜头伸向老人的小院。小院里，一棵梨花刚谢，嫩绿的枝叶带来满院阴凉。鲜艳的月季、秀丽的蔷薇、硕大的西番莲，再加上几畦青菜，整个小院是这样的美丽宁静。

程雪莉采访抗战老兵刘梦元
临别时，我看到菜畦里有许多杂草。原来老人身体一直很好，自己独居，近来因为生病，女儿才从邻村赶回来照料生活。看着老人在女儿搀扶下坚持挪到院门口送我们，我心中很酸楚。一直在抓紧录像的李君放心情沉重地说，说不定我们这次拍下的又会是老兵最后的影像。
次日，我突然接到李君放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说：“就是咱们采访过的刘梦元老人，我找到了沙飞拍摄的他们入伍时候的照片啦！”

青年参军图，沙飞摄
原来，当年冲锋在晋察冀抗日前线、衣袖上常带着弹孔的革命摄影家沙飞，曾用相机记录下平山的农村青年刘汉兴等人参军入伍的整个过程。在八区队入伍大会上，英俊的刘汉兴胸戴大红花，身旁站着的正是年轻的刘梦元！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李君放在采访刘汉兴的弟弟时偶然发现的。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兴奋不已，急忙打开沙飞的影集细细寻找，发现了沙飞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一个年轻的新战士登台讲话。他说：‘我叫刘梦元，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忠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所以，我首先入伍……’”时隔70余年，这些普普通通的抗战英雄经历过的那些珍贵的瞬间早已被世界遗忘，甚至被他本人遗忘，今天又被另一位摄影家重新发现，真是了不起！就像前一阵儿，我在查阅《白求恩日记》等有关白求恩的资料时，忽然发现，日记里反复提到的“八团”（359旅718团简称）就是我要找的平山团！原来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就在我老家这里工作啊，白求恩就在平山团作战战场后面的小庙里创造了“世界战争救助史的奇迹”。这样的发现，让我们兴奋着、收获着，仿佛减轻了采访过程中的艰辛。
这位拍下平山青年参军照的沙飞，曾被称为“中国的卡帕”。战争年代，他把镜头对准前线，用照相机记录下真实的历史细节。我在查阅沙飞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他当年的一个小小的疑问。一次，他为正在晋西北作战的359旅平山团摄影。面对列队整装、准备战斗的战士们，沙飞举起的相机却又放了下来。因为他忽然发现，战士们都从背后拿出一双新鞋穿在脚上。他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细节记录了下来。在采访了许多老战士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细节背后的风俗和乡情。当年战士背包里的鞋，都是像“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那样的老妈妈做的军鞋。战士们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冲锋作战才穿在脚上。太行山里抱定战死的决心的战士们深信，只有穿着家乡父老做的新鞋，他们死后的灵魂才能走回故乡。
沙飞的精神也在感染着后来者。有感于沙飞的作为，李君放在6年的时间里细致地记录下老兵们的一点一滴，为这些抗战老兵建立档案。他说，每个老兵都是一面镜子，都是一座活着的纪念碑；一个老兵的经历是故事，一百个老兵的经历就是历史。
后来，我在李君放的老兵影展中看到一位老战士站在他自己的肖像摄影作品前，深深注目，久久不肯离去，眼角湿润……那里有他的烽火青春，有他牺牲的战友，有他孤独的晚年。这张很薄很薄的照片承载着普通抗战老兵沉甸甸的一生。
留下人生最后一张有尊严的照片
我和李君放曾谈过采访老兵带给我们的感受，对我们而言，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对生活没有丝毫的抱怨，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指缝间艰难爬出，比之于已经牺牲在战火中的战友们，他们只觉得幸运而充满感恩。平山团的司号手“喇叭爷”，晚年用在温塘集市上吹冲锋号的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筹集学费。大吾川里朱坊村的卢献寿，15岁参加平山团，4次立功，8次受奖。带着伤病南归后，回乡当回农民，日子过得贫苦。尽管如此，每逢交党费他都向侄子借一块钱按时上交，决不延误；每逢“七一”建党节，他都拿出党章，郑重宣誓；每逢“八一”建军节，他都拿出自己几十年前的旧军装，挂上军功章，立正，敬礼……

李君放抱着老兵刘梦元出来晒太阳
记得一天深夜，微信群里的一位友人发了一组照片，是他们和李君放一起去看望刘梦元老人时拍的。拍照时老人病重，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走路。可能是那天天气很好，他们想让老人出去晒晒太阳。李君放轻轻地抱起老人，羸弱不堪的老人在那一刻变得像个婴儿，安静地依偎在李君放的怀里。他抱着老人走向户外，走向光明，去感受也许是最后一次阳光给予的温暖……我盯着那张并没有太多摄影技巧的照片，潸然泪下。
这次，他和张志平一起去平山蛟潭庄的深山里扫墓，祭奠老革命梁银兰的第一任丈夫赵三小。梁银兰老人抗战时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认识了驻扎在村里的晋察冀二分区部队的战士赵三小。恋爱几年后的一个寒冬，梁银兰找到正在易县打仗的部队，和赵三小结婚。新婚次日的傍晚，赵三小就在战斗中牺牲。他出生在山西，是个孤儿。新娘子梁银兰坐在他的棺木上，忍着悲痛冒着风雪，用牛车把他运回蛟潭庄安葬。新中国成立后，梁银兰调到北京工作，几十年来每逢清明都回乡上坟祭奠，从未间断，直到去年年底去世。
前些年，张志平先生在拍摄《平山记忆》纪录片时采访过梁银兰老人几次。他曾承诺，以后每逢清明时节，一定让“青草不枯，后继有人”。所以，今天他和李君放带着当地小学的同学们一起上山扫墓。孤魂不孤，英烈安息！平山的志愿者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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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摘抄上面部分吧，向那些志愿者致敬。
2020年6月3日更新内容。
说的悲惨的有点多，也说点高兴的事情吧。
正因为平山群众基础非常好，加上地形和交通等方面。怎么叫群众基础好呢？1937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一共有5000多党员，平山县就有党员700多。而西柏坡村有党员的家庭党员占了全村户数的三分之一，占了全村人口12%还多。
当年党中央从陕北延安转战出来后，选定了平山县西柏坡村（距离平山县城非常近，几乎肉眼可见，距离但是国民党重兵驻守的石家庄，那时候还叫石门市直线距离40公里）驻扎。
因为距离西柏坡太近，所以石家庄也成了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城市，所以成了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
这一住就是两年多。
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1949年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相信1949年天安门广场上红旗招展的那一刻，所有为此牺牲的烈士的献血，都没有白流。
建国前后，平山和石家庄人民也大力支持首都建设和国家建设。
曾经在石家庄或者平山县的大量中央机关（当年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机关，住满了平山县的100多个村庄。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工委，郜家庄曾是新华社住地，张胡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住地，郭苏镇是中央党校和中央供给部驻地等等），也有大量后方机关，尤其是文化方面。卢肃在这里创造了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平山当时还驻着华北联大的4000多人，政治部、教学部、音乐系、文学系……，1940年1月进驻，校长是成仿吾。
平山县还是全国著名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家乡，一直以来的都是拥军模范县。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平山县25.3万人，抗日战争结束剩下了19万人。但是也有有1.2万人参军。仅1937至1938年参加主力部队的就有：120师3800人、115师徐海东旅800人、115师曾国华支队1100人、115师教导队300人。
平山县的洪子店是平山革命的摇篮，抗战的中枢，坚强的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四分区长期住在这里，周建屏、熊伯涛、陈正湘、邓华、郑维山、马龙先后任司令员；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此诞生，首任县长是徐达本。
洪子店的“平山县第二高小”为革命培养出了大批领导干部，主要的有：平山县主要建党创始人于光汉、栗再温，孤胆英雄韩增丰，革命烈士栗政清，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怀智，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焦林义，电子工业部原副部长齐一丁，原衡水地委书记郄俊升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向洪子店发动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扫荡”，造成了许多惨案。双方进行了上百次的“拉锯战”，敌人欲“摧毁首府”，以动摇我军民的抗日意志和信心。1938年1月，辛庄战役发生的背景就是日寇向洪子店的进攻，被我115师344旅688团阻击，八路军有200多人牺牲，团长陈锦秀战死（这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兵）。
抗战期间，在平山县境内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共有11位。他们是：第115师344旅688团团长陈锦秀；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晋察冀军区第五团团长陈祖林，参谋长曾飞；第二军分区政委吴润德；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朱潘显；第二军分区副参谋长熊德臣；第二军分区组织科长王达；第四区队参谋长张国瑞；建屏支队副队长白慧光；雁北区队政委王纯一。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能够活下来，那将是一批将星灿烂的群体。陈锦秀的副团长韩先楚、周建屏之后的邓华，都是1955年授衔的上将。这么多团职干部牺牲在平山，可见当时环境多么残酷。
1941年敌人进攻洪子店，制造了两起大惨案：一个是发生在滹沱河南岸的“九一二”驴山大屠杀，十多个村庄的700多人被杀；一个是发生在滹沱河北岸的“九一四”大屠杀，一天之内，日寇就残杀我无辜百姓513人。
抗战期间，我主力部队120师、5团、35团、36团、军区特务团就在洪子店与敌人作战100多次，这里的沟沟坎坎都浸满了烈士的鲜血。
而西柏坡，距离洪子店只有几公里。
下面这本书是程雪莉写的《寻找平山团》，
我写的平山团的内容引用自这本书。现给那岛上的钱国民党老兵翻案的作家多了，
但是能脚踏实地写八路军老兵的作家却是凤毛麟角。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了解就只支持作者一下吧，
这是一本532页厚，多达50万字的大部头，里面介绍的都是那些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拼过命的人的事迹，很值很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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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个东北抗联的事情吧
东北抗联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敌人太强大（日军最精锐部队关东军，而且人数远远多于抗联人数，这一点才全国抗战中也是没有的），而是冬天与日军周旋过程中如何睡觉。
不能圣火，也不能搭窝棚，爱斯基摩人雪屋也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两个人背靠背坐着睡。
一个人先睡10分钟，到时见另一个人叫醒他，自己睡十分钟，到时见再叫醒轮替。
为什么是十分钟呢？因为再长就冻死了。
就这样，每次这样露天宿营都会有冻死的，不止一两个。
所以抗联牺牲的战士中，冻死，饿死等死亡的人数远远多于战死的。
而这些人，只要投降日军，日军给他们的待遇都还是不错的，先给一笔不菲的赏金，然后编入讨伐队或者其他伪军部队。每天好吃好喝好住所，甚至连以前国民党军队里克扣军饷，吃空饷都没有。即便不想当兵回家种田的，也待遇不错，日军开始占领东北的时候，怀柔政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日军要建设的东北必定是日本人的东北，所以中后期就很惨了，日军在东北制造了几百个万人坑，把整存整屯的人杀光，把土地分给日本本土来的开拓团成员的事情也是常见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抗联是不被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更不要说支持了。
每名没分，还要忍耐着最残酷的环境干着掉脑袋的事情，这些人为了什么？
让我们唱一遍《义勇军进行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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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9日补充
另外补充一些关于华北劳工问题
慰安妇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女性的蹂躏残害，那劳工就是对中国和朝鲜男性的蹂躏和残害了。
与慰安妇一样，劳工大部分也是抓来的，开始主要是战俘，开始国军为主，后期八路军和地方民兵，干部，百姓为主。当然，日军和伪军在各地设立的招工点靠欺骗手段招募到的劳工也不少。
人数上华北地区大概100万-400万之间，没有具体数字，战后日军销毁了很多证据。有记录的石家庄就中转了大概一百多万劳工去东北或者日本本土，战后活着回来的好像是个位数字。这些是中转到其他地区的，其实石家庄本地的井陉煤矿等地方也有大量劳工，万人坑就不止一个。

找了一个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当年抗战的残酷。
据铃木启久1954年7月笔供，他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3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任步兵第28联队长辅佐，1945年4月任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后，在锦州“杀害了2名中国农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300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战中，对躲在屋内的约50名抗日军人“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1941年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为慰安妇”。
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1941年12月，“强制居于长城线附近2公里以内的”“居民迁移，使之成为无人区”。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带命令田浦大佐“扫荡，烧毁了约有800户的房屋，并屠杀了1千名中国的农民”。
1942年4月，在河北丰润田官营“大力的虐杀了八路军，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惨杀了八路军干部以下约一百人，”又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235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惨杀了(将其中的妊妇剖腹了)，烧毁房屋约800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中杀害了5人，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丰润将“民房烧毁了500户，惨杀了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2年9—12月，为把迁安、遵化等地“变为无人地带，即强制该区的居民全部迁移。”“在该地区烧毁的房屋达一万户以上，强迫搬走的人民达数万以上，被惨杀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军盘踞地区“皆设有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任慰安妇”。
1944年5月，在河南新乡“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攻击并将其杀害约10人，同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300户，杀害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杀害了约40名的抗日军游击队，并在其附近烧毁了一个约有400户的村庄，杀害了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怀庆抗日军队“进行攻击，并杀害约10人，将农民的房屋烧掉了约400户，虐杀了约30名的中国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100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300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660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 。“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杀害了30名俘虏”。
“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即给予当时住院的1名中国伪县警备队员极高的代价进行了试验”。
1945年春，在怀庆一村庄“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500人，将全村600户房屋烧掉了”。
1945年春前后，将焦作“附近村庄烧毁了约400户房屋，惨杀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5年，在“蟠居地区命令设立所谓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任慰安妇”。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进行了侵略，惨杀了约40名中国人民”。
“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这段文字摘抄自《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罪恶的自供状》一书，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页而已。
书里面比这个更惨目忍睹的内容还很多，大家自己买一本看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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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俘虏的国军娃娃兵，是已知的被俘国军中年龄最小的，年仅十岁，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等兵，面对凶残的日军那挺拔的站姿和刚毅的面孔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一个十岁孩子的父亲，这幅图片给我带来的震撼确实很大

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娃娃兵，看装备应该是国军的士兵，根据他携带的物品看是某个军官的勤务兵。虽然被俘，面对日本军队，拍照的时候依然保持了严整的军姿，虽然等待他们的结果是很残忍的。

被日军俘虏的娃娃兵，目前被日军俘虏的娃娃兵幸存下来的还没有查到，估计拍完照后都没能活下来。
这里向所有抗战牺牲的烈士致敬，向所有参加抗战的老兵致敬。
曾近参加过协助老兵的活动（远征军老兵，包括松山战斗等，刚才在另一个回答评论里面被很多果粉批的要死，说我贬低国军将士，也是……。奉劝那些人一句，与其在这里当键盘侠，不如实践一下，也捐点或者当个去当志愿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自己也不富裕，但是捐了一点盈余。也参加过志愿很活动，趁着这些老兵还在世，多关心一下他们吧。
当然也要分辨真假，现在所谓国军老兵骗人的太多了，很多人政治目的不纯的，所以我也就退出了那些所谓组织。这不，前一段时间，他们组织一些所谓国军老兵去台湾给老将哭灵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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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湖北宜巴高速公路施工现场突然响起一声惊恐的大叫——“骨头！是人的骨头！”
年轻的工人纷纷跑过去看，有经验的工人却已经习以为常，非常淡定。老工人笑着安慰被吓到的年轻人们：“咱们脚下的土地上都生活过多少辈儿的中国人了，挖出一两具尸骸那不很正常嘛。”
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不正常起来。
当天下午，天降大暴雨，工人们只能暂时停止施工。等雨过天晴再开工时，整个施工路段竟然露出了不计其数的森森白骨！
据统计，这些白骨足足有3000多具！

来源网络
所有人都被吓得毛骨悚然，就连对骸骨见怪不怪的老工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些白骨生前是什么人？他们为何会集体葬在荒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些遗骸，揭开抗日时期那段悲壮的历史。
施工挖出3000具骸骨，身份震惊世人
2009年，湖北宜昌正式开始修建宜巴高速公路。由于地形复杂，宜巴高速公路的修建并不容易，但是为了早日建成高速拉动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上级领导和施工队对此都非常认真。
紧张的施工进行了半年后，时间来到了2010年。这一天，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在认真施工，一个年轻的工人却突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大喊。大家慌忙赶过去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块骨头，而这块骨头怎么看怎么像是人的骨头。

来源网络
有些年轻的工人当即就被吓坏了，有经验的工人笑着安慰他们说要习惯这样的事。因为作为一个墓葬文化长达千年的国家，施工时挖出尸骨一事在中国还真是不那么稀奇。
听老工人这么一说，大家也不怎么害怕了，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当天下午，突然开始下起了大暴雨，在暴雨的肆虐下，施工现场一片狼藉，工人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干活了，就收拾东西回去了。
等到第二天雨停了工人们再来到施工现场，看到眼前的一幕所有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经过暴雨冲刷的施工现场，暴露着不计其数的森森白骨，密密麻麻得让人不敢细看。
这下，连最胆大最有经验的老工人也忍不住害怕了。他们当即将此事报给了上级，同时报了警。
一听到数不尽的白骨，警方也惊呆了，他们立刻赶到了现场。随后，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些尸骨都不是最近死亡的，应该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为了尽快确认尸骨的身份，警方寻求了当地考古专家的帮助。
很快，考古专家们也带着大批工具来到了现场，他们和警方一起将所有的尸骸全部清理了出来。森森白骨铺满了整片大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进行统计后发现，这些尸骸足足有3000多具！

来源网络
看到这样的场景，所有人都头皮发麻。有人猜测说这里埋着这么多尸骨，以前是不是什么古战场啊？
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考古专家们对尸骸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分析，初步推断这些尸骨有可能是近代战争时期的。随后，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专家们最终结合《宜昌县文史资料》中的记载确认了这3000具尸骸的身份——抗日烈士！
虽然以最快的速度封锁了现场，但是在湖北高速施工现场发现尸骸的消息早已经不胫而走。《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他的媒体和报纸也争相报道，一时间这些尸骸成了人们热议的中心。
而当得知这些遗骸的身份竟然是抗日烈士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守护中华流血牺牲的烈士们为何没有被葬在烈士陵墓，反而被集体草草埋葬在这里，无名无姓，无碑无祭？
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牺牲的呢？

来源网络英勇预四师！3000余英魂忠骨！
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迎来了抗日战场的巨大危机——宜昌被日军攻陷了。
湖北宜昌位于长江上游，扼守着三峡水路咽喉，东行三百二十公里可到武汉，西走五百九十公里可直入重庆。它既是两湖地区水运通道的要冲，又是沿长江突进重庆的关键门户。
位置如此关键的宜昌失守也就直接导致中国的整个抗战中枢陷入到了日军的恐怖威胁中，这让国民政府非常紧张。
事实上，为了守护宜昌，所有的军民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进攻的日军数量众多且都携带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即便我抗日战士血战到底最终还是没能避免宜昌沦陷。
而当宜昌沦陷结局已定时，所有的抗日战士又咬着牙坚守了整整四十多天。为此，战士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也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壮举。
拼死坚守的四十多天里，他们一边抗击日寇，一边将13万吨货物和3万多名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四川，避免了城破人亡的悲惨结局，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13万吨货物、3万多人员，这是一年的运送量。将士们迸发出无匹的力量，拼着命在40天内完成了这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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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失守后，为了阻挡日军直接挺进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重兵驻扎在宜昌附近抗击日寇。在这些阻遏日军的部队中，就有国民党将领傅正模所率领的第75军预备第四师。
傅正模师长毕业于黄埔军校，国共联合抗日后，傅正模在1938年开始率领预四师正面对战日军。预四师先后转战河南、湖北等地与日寇血战，曾经参加过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襄樊、沙宜等战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战之师。
日军夺下宜昌后很快就因为兵力不足而后力不继，没有办法继续深入往重庆方向进攻。然而猖狂的日军只要一天待在华夏大地，就不会停止自己的侵略步伐。
据《宜昌县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日军虽然没有挺进重庆，但是却接连出兵攻占了汤渡河、珠宝山、沙家坝子等黄花乡两河口以东的区域。
而负责驻守黄花乡的就是傅正模带领的预四师。从这份记载中也能推测出，当时预四师与日军的对战打得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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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正模
在接连溃败中预四师将士们始终没有放弃，正面对战失利后他们迅速转换作战方式退到了小峰乡，开始利用山区地形优势来抗击日军，继续顽强抗战。
战斗越打越激烈，双方都打红了眼，日寇损失惨重，预四师的伤亡也非常惨烈。而后，预四师再次北撤到了七里峡。
胶着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的冬天，一退再退始终坚持的预四师终于等到了反击的机会。
由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和东南亚战区的失利，日军的注意力暂时从预四师的身上转移了出去。预四师当即抓住这个机会对晓溪塔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在此前惨烈的战斗中所有的战士们都已经深切明白日寇是凶恶的，跟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日寇作战是艰难的，之前巨大的伤亡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很可能会全军覆没的一战，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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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四师所有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他们好像忘了自己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人生本应该还有漫长的时光；
他们也忘了家乡的父母亲人在等待着他们回家团聚，等了很久很久了；
他们也忘了自己是血肉之躯，会痛、会流血、会死去。
他们忘了所有的东西，只记得杀日寇！杀日寇！他们眼中只有侵占我山河杀害我万万千同胞的侵略者，只有不死不休的敌人！
我们的战士是可怜又可敬的，他们有很多都很年轻，放到现在也许不过是读大学的年纪，甚至有的还是读高中、读初中的年龄。但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毅然挺身而出站在了所有同胞的面前。
他们挡下所有的炮火枪弹，他们勇往直前，他们悍不畏死，他们永不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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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打得非常惨烈，战后清点兵力，预四师战士十不存一。
预四师10团整个团一千多人，顶着日寇猛烈的炮火拼死作战，一个倒下另一个顶上，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卷刃了，他们就与日寇生死肉搏！一千多个战士，战后只剩下13人。这13人中还有3人重伤，5人轻伤。
战斗胜利了，可是巨大的悲痛也笼罩在预四师战士们的心头。战后转移时，傅正模师长带着所剩无几的部队，一边走一边偷偷擦眼泪。
预四师利用山区的天然地理优势抗击敌军，但是同样的也面临着交通的不便。日军也抓住这个问题对预四师的供给线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于是，预四师在与日寇拼死相斗伤亡惨重的同时，还面临着缺医少药和物资紧缺的危急场面。
有的战士牺牲在战场，有的战士伤重死在抬往医院的路上，有的战士伤重不治死在了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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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战士们每天都要送走很多战友。刚开始，牺牲的战友还能用白布裹着单独下葬。但是后来，战线紧张，战斗越来越激烈，战士们大批大批的牺牲。无奈之下只能将这些沙场饮血的英雄们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一起集中下葬。
1942年，傅正模师长在小峰乡南边一个村庄买下了30亩地当做烈士公墓，并且在烈士公墓的旁边建立了一所野战医院。
之后，战士们受了伤便送往野战医院，牺牲了便葬在一旁的公墓。
预四师在小峰乡驻守了四年多，与日寇战斗了四年多，最终成功将日寇赶出中国，迎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的一天。
而直到这个时候，金鱼坪野战医院的后山坡上所掩埋的烈士忠骨，已经达到了3000多具。
这三千多名烈士默默无闻地长埋于此，直到2010年湖北宜昌修建高速公路才重见天日。
当忠魂重见青天，战火已熄，敌寇不在，新中国和平安定、繁荣富强。那个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光明未来，因为他们的流血牺牲，真的到来了啊。

来源网络血泪抗战史，英雄纪念碑
那一年，日寇砸开东北的大门，铁蹄踏进中华大地；
那一年，日寇点燃遍地狼烟，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那一年，中国人民组成抗日全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驱逐日寇；
那一年，无数的战士沙场饮血，魂落疆场，英魂永存守护华夏大地！
战争是残酷的，密密麻麻的枪弹炮火随时准备收割战士的生命，并肩作战的战友一个个牺牲，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黎明的出现。但是，所有的战士都在坚持抗战。
因为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打败敌人，才能赶走侵略者，才能重整山河为同胞挣来和平与希望！那和平和希望，如果必须要流血、要牺牲，那么他们就去流血、去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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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拿着简陋的装备，面对凶恶日寇的猛烈进攻毫不畏惧，迎难而上，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赫赫威名。
1940年2月，当预四师的战士们与日寇血战时，我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战士正在零下40度的严寒环境中同数倍于己的敌军进行浴血奋战。这一战，我军战士几乎全军覆没。
3000多具遗骸让人们不得不想起这段惨烈的历史，整个抗日战争史上，我国牺牲的将士又岂止是3000呢！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敌国侵略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其中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血与泪。这场战争，我们牺牲了足足3500万军民。
了解过这些历史后，所有人都沉默了，看着这数不尽的森森白骨，他们再没有丝毫害怕，这些都是用生命守护了他们的英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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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上级部门用数月时间将这些遗骸小心清理，用一个个骨灰盒敬重装起来，送到了收纳烈士的公墓里。
在无名之地沉睡数十年后，这些英雄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待遇，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世人所知，他们的不屈精神被世人敬仰！
后来，在英雄的埋骨之地，建起了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面行驶过亿万辆车，三峡库区的经济被它推动，祖国的繁荣昌盛也被它见证。
英勇的中国人民奋勇抗战，血战到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这场胜利，无数的战士流血牺牲。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甚至连像样的坟墓都没有。后世子孙想要将他们铭记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后世儿女想要祭奠英魂甚至都找不到他们埋骨之地。
“英雄”是他们共同的姓名，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他们忠魂永存之地！
致敬所有的抗战英雄！

不请自来。牺牲数据列的都很多了。我只说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他叫沙飞。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少八路军抗战照片都出自他手。比如这张

还有这张

这个人参加八路军之前就是著名摄影师了，他拍了不少鲁迅的照片。

比如最著名的这张。
这个人的结局不好。他被枪毙了，对。1950年，因为故意杀人，而且是杀了位国际友人被执行枪决。当时他已经是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主任，正师级干部。他杀的是哪位国际友人呢？是给他治病的日本留用医生津泽胜。这位医生尽心尽力的治好了沙飞的肺结核，却被沙飞打死了。沙飞在治疗期间就不停的念叨，当年日本医生杀害了鲁迅，现在他又要来暗杀我了。
这一切的悲剧都源于沙飞在抗战后的精神病，官方的说法是“间歇性精神分裂”，我不是医生只是觉得这不是精神分裂，更像是被迫害妄想症。他只所以得了精神疾病，官方说法是“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但很多老同事认为他是被自己拍摄到的战场刺激的。
他曾经站在一个十几岁小战士的遗体前呐呐自语，这名小战士和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被日本人的刺刀挑开了膛，牺牲了。
沙飞的摄影作品集影像中只出版了有限的几部，而且每部都只有一次印刷，限量出版。据说有些作品因为真实反应战场的惨烈被禁了。
沙飞死的时候只有38岁，前途无量，最少一个解放军日报摄影部主任是跑不了了，入主新华社甚至文化部也不是不可能。但他因为拍摄了大量的抗战战场的照片得了精神病，生命终止在了38岁，陪着他的只有十几张鲁迅照片的底片。
抗战有多难，我知道抗战逼疯了一个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红色长篇小说《侦察连》中有这么个情节:
一个支队六百多人的兵力，埋伏在路的东西两侧，伏击出城催粮的日伪军七十多人。枪声一响，伪军趴在地上胡乱开枪，还有撒开脚丫子就跑的。三十多个鬼子却齐刷刷的卧倒，离路沟近的，迅速翻滚到沟里，用刺刀三撅两挖，在沟沿开出来槽子，仅露出半截钢盔和枪口，开枪还击。
在路沟里鬼子的掩护下，别的鬼子则侧着身子往路边儿的坟地爬，出溜出溜的，像虫子一样利索。一爬到坟地，枪就伸出去射击。而路沟里的鬼子有了他们的掩护，也毫发无损的和他们会合在一起。
两边儿打伏击的战士一起向他们开火，打的土石乱飞，可就是很难打中他们。
鬼子分成两组，一组一挺歪把子机枪和十几支步枪，分别向两边儿射击。
他们枪法奇准，反应很快，基本上我们的战士刚开了一枪，他们随着一枪打过来，就有一个战士牺牲或者挂彩。
东边儿的一个战士瞄准的时间稍长了点儿，没等扣动扳机，一发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头，红的血，白的脑浆子迸了出来。
就这一下子，心理素质差的新兵当时就扛不住了，有一个班的人爬起来盲目乱跑，结果全被鬼子用枪点了。更过分的是有十几个鬼子还趁机分成两拨，对东边儿我方的阵地进行包抄。他们一会儿跃进，一会儿卧倒，枪根本打不着，而阵地里的人只要一露头，肯定会被担任火力封锁的鬼子打倒。
眼看着鬼子越来越近，像是打不死的妖怪，东边儿阵地里的人都沉不住气了，一窝蜂的逃了起来。鬼子趁机占领了阵地，机枪扫，步枪点，战士们谷个子一样栽倒一片。
见鬼子们占领了有利地形，西边儿带队的总指挥忍无可忍，嘶吼着开始带人冲锋，还没到近前，又被机枪打倒一片。
这时候，很多老战士的火气就上来了，他们打了多少年仗，枪林弹雨里出来，枪声一响，心里只有压倒对手的念头，哪受得了这窝囊气，于是有人正面硬攻，有人侧面迂回。
迂回的人从北面摸了过去，吸引住了鬼子的火力，西边儿阵地上的人终于冲进了东边儿的阵地上，双方搅在一起，拼开了刺刀。
鬼子拼刺刀很利索，脑袋一埋，一个垫步，胳膊向外一突，刺刀就出去了。枪、肘、肩、头，基本上是一条线。挡我们的刺刀也是握枪托的右腕一翻，幅度很小，把对方枪刺压下去的同时又来个突刺。而我们的人动作很大，抡大棒似的，一动就闪出破绽，几个对付一个还有些吃力。
眼看着撑不住劲儿，被鬼子逼的退出了阵地。
一个连指导员急红了眼，连拽带扯打着滚从地上的尸身上收集来几个手榴弹袋子，往腰上一缠后，把十几个手榴弹都揭了盖，双手拉住导火索，冲进鬼子人群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浓烟升腾，我们的人又攻入了阵地中。
这时候，先前东边儿阵地上被打散的队伍，也重新集合好冲了上来。鬼子终于吃不消了，开始有条不紊的撤退，两挺机枪交替掩护着，追击的战士不断有人伤亡。眼看着压不过去，只能任他们越退越远……
所以，当年的牺牲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胜利实属来之不易，在此奉劝那些神剧的编导们，不要再用污辱观众智商的剧情来亵渎先烈。

聂荣臻总是躲起来吃饭，白求恩推开门大发雷霆，警卫员也劝不住他。
白求恩顿顿只吃面包喝牛奶，每到饭点他就看不到首长吃饭的身影，白求恩就问警卫员：“为什么吃饭时看不到你们的首长，他们是不是躲起来吃好的了？”
警卫员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白求恩拉着警卫员就往聂荣臻的房间走去，警卫员劝他不要去，还说：“他喜欢一个吃饭，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白求恩不信，还是推开了聂帅的门，他看到聂荣臻面前放着几块地瓜，还有一碗玉米稀饭。白求恩问道：“你就吃这个？为啥不给我也吃这个，这是没有把我当战友！”
聂荣臻说道：“我们吃这个习惯了，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每天那么辛苦地工作，怕你吃不习惯我们这里的饭菜，才从县城找来的面包师傅。”
白求恩气愤说道：“你这是没有把我当战友，我也是战士们当中的一员，以后，士兵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这张照片白求恩正在剥着地瓜皮，喝着玉米面稀饭。毛主席曾对白求恩的评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中国抗日战争全纪录

一九四0年夏，永清县青救会主任郝佩带着青救会的干部孙××，齐××两人，白天在大青垡村外的青纱帐里，看到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扛着锄头只往前走，并没有锄地，怀疑他是汉奸，探子，拿枪逼着他，问他是干什么的，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当即把他捆起来，等到晚上把他带到了大青堡村一个地主家里审问。这时，朱家营据点的鬼子小队长带了一个班到村里来抢东西，要查八路军，来到这个地主家问有没有八路军。郝佩他们看到鬼子来了，就马上躲到里间屋，把门帘放了下来。鬼子走到里间屋门口，用枪挑帘子。这时，他们马上向鬼子射击，打死了日本鬼子小队长，又打伤一个鬼子机枪手，这个机枪手和其他鬼子逃了。
他们从窗子跳出，跳过房子后墙跑了。那个被捆住的可疑的人也乘机跑了。这就是“挑帘战”的发明。
又如一九四一年春，永清县妇救会主任陈健同志，在永精县小王庄王林家躲避敌人“扫荡”，太阳落山了，王大婶认为敌人不会出来了，就把陈健从地洞里叫出来。陈出洞没一会，鬼子来了。王大婶急忙跑向地洞(在炕洞里)，准备掀起锅让陈健进洞。就在这时，鬼子进到屋子里。王大婶急忙将陈健推到里屋，陈健马上坐在炕上做针线活。这时鬼子走到里屋门口用刺刀一挑门帘，喊道：“八路的有没有?” 王大婶沉着地说：“没有”。并赶快从柜橱里拿出鸡蛋，递给鬼子说：“太君的米西米西的!”鬼子接过鸡蛋就滚蛋了。
一九四一年春，安次县委组织部长陈旭同志住在左奕一带的一个堡垒户家里，忽然来了一队伪军包围了村子，一个小队长到这家搜捕。陈旭藏在套间里装病，小队长问房东： “他是干什么的?”房东说：“这是我家病人，别进去，太脏。”这个伪军官一进屋，陈旭给了他一枪，因是臭子不响
伪军官用枪顶着他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看你的鞋子就知道你是八路。”陈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对他说：“我就是你们天天捉拿的陈旭，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若是有良心，不愿当亡国奴，咱们就交个朋友。你要是想领赏，就把我交给日寇。”这个伪军官为陈之大义所感动，派岗哨站在门口，说是他亲戚的家，不叫外人进来。陈借机对其进行教育，以后他也不断与我联系，经常送一些情报
一九八四年三月
作者：马载同志曾任冀中区党委五地委(后改称十地委)第一任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我还清楚记得争取雄县一个据点的伪军头目章癞子(即章德清，群众叫他章癞子)的事。那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问，章癞子的老婆带两个马弁到雄县平王村串亲戚，被钱大可带的武工队抓到了，及时向我报告。我们及时研究，及时处理，以分区政治部的名义写了封信，派人将他老婆和两个马弁都送回去，枪也没有要他的。章癞子收到信，见老婆被捉不到半天，人也回了，枪也回了，受到感动。他立即写了封信给我们，表示支持我们抗日。我们又派了一个干事去他那里联系，做他的工作。后来，日寇向雄县一带增兵，他都及时向我们报告了。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的白色恐怖日子里，雄县一些抗日工作人员还在他的据点里得到掩护。他还经常送一些子弹给我们武工队。
由于我们地委和军分区从以上几个方面组织军事斗争，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分区的斗争仍然保持在敌我相持的斗争阶段，一、二联县的斗争形势出现了转机，使以后恢复根据地的斗争有了初步的开端。
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冀中军区命令我十分区主力部队转移至北岳区。这时军分区司令员是周彪同志。当时，周彪同志和我分工，由我带领分区机关干部的大部分和二十九团转移。我们从白洋淀南岸的大树刘庄出发，乘船到白洋淀北岸，休息一天，夜行军至拒马河北岸的韩村。敌人发觉后对我军进行合围，我们苦战一天，夜间突围，在北河店越过平汉铁路，驻在易水河畔的小牛村。敌追击部队赶到，又苦战一天，天黑突围。当越过山边封锁沟时，又遭敌伏击。就这样边打边走，四天行程三百余里，胜利地到达了北岳区根据地易县独乐村。不久，到了八月，组织上调我去延安党校学习，我离开了十分区。这二十二个月的艰苦斗争历程，虽然时隔四十多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我回忆完这段生活时，特别怀念在这段艰苦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军分区警卫营长李少卿同志，军分区干部刘立甫同志，以及其他英勇牺牲的同志。以上回忆中，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恳切希望当日的战友们补充和纠正。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于北京
作者：帅荣同志曾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
记得我第一次渡过大清河进杨相庄，正与当时的地委副书记杨英同志交谈工作时，外面就发生了敌情。我们不得不中断了谈话，分头钻进只能容纳一个人的藏身洞，在群众掩护下，才避开了敌人的搜寻。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和原来坚持在这里的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恢复十分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反“扫荡”中，我二十九团三营在频繁苦战之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分区机关、地委、专署和分区警卫营、五总队警卫营在容城三台村遭敌合围，激战竟日，我方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百余人突围出来。县区武装损失更重，如雄县大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摇着小船在苇塘里藏身。地方党政干部、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也大量被捕被杀。新城县委书记马子玉被捕，县长王星牺牲。敌人还时常把群众赶到大洼里，扒掉衣服，严刑拷问后又用机枪扫射，然后把幸存者抓来，逼他们写自首书。仅雄县付家营一个村庄，被杀干部群众就有一百四十余人，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整个十分区确实是“村村都带孝，户户闻哭声”。日本强盗欠下我们的累累血债，罄竹难书
曹曲水同志曾写过一首诗，对当时十分区军民所经历的残酷斗争作了生动的描绘。诗中有一段写道：
清剿扫荡无宁日，烧杀状惨绝人寰。
碉堡如林人抑郁，沟濠似网路艰难。
夜搜昼捕情何急，百死千生志更坚。
暮宿寒林秋霜重，行军雪地晓星残。
三餐难觅常枵腹，九月秋风衣尚单
在恢复工作初期，由于敌人一次次烧杀抢掠加上天灾，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贫苦农民更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成群结队地扶老携幼到文安洼挖地梨、挖草根糊口。一些人走不动，就倒毙路旁。仅霸县西部三十七个村庄，饿死的群众就近五百人。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当我部队和抗日工作人员到来时，人民群众不仅为我们提供吃住条件，而且冒着生命危险代我们侦察敌情，通信联络，站岗放哨，掩护伤员，挖藏身洞，砌夹壁墙。遇到敌人搜捕时，就千方百计地把敌人应付走，不得已时就挺身而出，以自已的身家性命来保护抗日工作人员。有一次，我军一名侦察员在双堂村活动，正碰上“扫荡”的敌人进村，打了个对面，旁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见情况危急，就机警地走到侦察员面前，对孩子说“去找爸爸，我要做饭去”。侦察员会意地接过孩子，迅速离开村庄，脱离了险境。另一次，一联县政委张杰住在马坊村，敌人得悉后，由一个叛徒带着，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直奔张杰同志住的“堡垒户”去。张杰和警卫员只好躲进地洞。敌人进屋后，发现了张杰的挎包，就向房东要人，房东说没有，敌人就逼着他带上灯下地洞找人。这个叛徒是地洞的挖掘者之一，但房东听说他叛变后，就连夜又把地洞向深处挖了一层。房东下洞后，先用身子把不大的第二层洞口遮住，才骗过了敌人。敌人走后，房东老大娘一把拉住张杰泣不成声地说：“政委呀!保住你一条命，我们全家都死了也情愿哪!”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崇高的舍身救助的精神啊!正如有的同志说：“在那个年月里，要是没有群众的援助，你就是铁打钢铸的，敌人也会把你烧化的呀!” 地区变质后，人民群众在敌伪血腥统治和严密监视之下，随时都有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而遭残害的可能。敌伪军不仅白天走乡串户，经常搜剿抓捕，夜间还派有巡逻队或特务奸细盯梢，而且狡猾的敌人还常常冒充八路军来进行试探。特别是有些投敌叛变分子，假充抗日工作人员重新回到他们过去曾经活动过的地方，找过去熟识的革命群众去 “接头”，不少群众就曾受其欺骗而遭到不幸。因此在开始时，群众是不敢贸然接触我们的。我们充分理解他们的心情，体谅他们的艰危处境。为了尽可能避免给他们带来意外的灾祸和不必要的损失，在最困难时期，我们不能不采取高度分散和极端隐蔽的方式活动。那时我们的部队都化整为零，而且换上便衣，以大班为单位活动。地方工作人员则是三三两两在一起，甚至一个人单独活动。而且都是在夜间进出，来去无踪。为了避免发出声响和引起犬吠，进村后也不大声敲门，或用拳头捶击房东住室的墙壁，或向院子里投掷砖头土块，群众还自觉自愿地将自家心爱的看家狗打死。那时一个“堡垒户”有时与两个以上互不来往的抗日工作人员有联系，为了保密，他们各挖各的藏身洞，而且互不通用。以上这种活动方式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而改变
挑帘战
这是我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在隐蔽活动情况下遇到小股敌人搜剿时的一种打法。就是把部队隐蔽在一两个院子里和房间里，敌不掀门帘不打。在敌人推门掀帘时，我们冷不防向敌开火，力求把门口的敌人一枪打死，然后打几个手榴弹，乘敌混乱中突围，转到外线或其他村庄。也有的在门后放“掩门哨”，在敌推开门时，乘势掩在门后，等敌进门后再消灭或俘虏之。如一九四三年底，我一联县在开辟容城三区工作时，区委书记刘蒂和区长杨宗，带区小队十几个人进驻四面都被敌据点包围着的吴庄，凌晨发现敌情，一个伪军匆匆闯进他们的住地，进院后即向北房进行搜索。当他进到堂屋用枪筒挑起里问屋的门帘时，区小队长孔德明顺手掏出手枪，故意诙谐地说：“哈哈!你可来了!”那个伪军见势不妙，马上缩回身子倒退着想往外跑，但没跑两步，就被我堂屋的掩门哨一把抱住，伪军还想反抗，这时我住在西厢的同志们闻声冲了出来，一枪把伪军打死，当即缴获步枪一支，子弹三十发。原来这股伪军有四十多人，闻枪声后高喊着“抓八路呀!跑不了啦!”向我军住地扑来。我军不便恋战，就乘着凌晨的重雾边打边撤，突出包围圈，无一伤亡，一场挑帘战就这样胜利结束。这种战术是敌人找上门来时采用的。在敌处于主动进攻地位，我处于被动防御地位情况下，我突然行动变被动为主动。这种战术的实施，使一向逐门串户的敌人心惊胆战，不敢轻举妄动，为所欲为。也便于一些为我掌握的伪乡保长借题发挥，威吓敌人，如说：“你们到处乱翻乱闯，碰上八路我可保不了你的险!”这样有助于保护我抗日人员，保护群众利益。但这种战术也是不得已情况下使用的，而且打了之后，必须马上冲出去，迅速转移阵地，否则死守着房屋不走，等待敌人来攻，我们就会吃亏。
单打一
这是为了体现我党的“首恶必办”的政策，同时又不需要使用部队过分暴露自己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打击敌人的方法。打击对象应是那些作恶多端，争取无效，死不回头，群众恨之入骨的日军、敌特、汉奸，以便分化敌人，争取更多的动摇分子改恶从善，向我靠拢。根据群众反映和深入调查确定打击对象之后，要研究其活动规律，选派大胆、机智，枪法准、身体好的战士，利用集日、庙会或婚丧事的时机混在群众中，潜入据点，瞄准对象，乘其不备，相机动手。打了之后，利用群众混乱之际迅速撤走。在条件许可时，还可事先写好布告，印好传单，向群众散发，以扩大影响，收 “打一儆百”之效。我们还往往乘敌人惊恐之际，对附近各据点炮楼进行围楼喊话，开展政治攻势。
我们当时用“单打一”惩办了许多坏蛋。如雄县咎岗据点伪情报主任李三作恶多端，我分区派手枪队司纪康利用集市，乘他买柿子之机将其击毙。新城八羊庄据点日军班长田中武夫(人称大下巴)逮捕枪杀我干部群众多人，又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我派警卫员王惠化装侦察，摸清他每逢集日必下楼买熟肉的规律，将其击毙。还有咎岗据点伪小队长王刺儿，勒索群众，奸淫妇女，群众恨之入骨。他听说我军在附近活动，仍很蛮横，硬充“好汉”，扬言说：“怕八路军就不敢到街上来!”他大摇大摆地在街上乱串，我军派人专门干掉了他。此外，我还打掉了驻南孟的日军班长远藤、新城白沟镇翻译官金×(人称金大棒子)，雄县大营镇伪警察所孙某(人称孙狗子)。我们打了这些坏蛋，一方面为群众报了仇，大大振奋了群众对敌斗争的热情，另一方面使伪军伪人员胆战心惊，恶劣行为有所收敛。有的则托人托友，和我方拉关系，表示愿“改邪归正，重新作人”。这不但限制了伪军伪人员对我抗日工作的破坏，保护了群众利益，而且促进了争取伪军伪人员工作的开展。
伏击战
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在我选定的时间地点预先设伏，乘敌人不备，打运动中之敌，这是我们游击战中经常使用的战术手段。不过在敌人控制的地区，由于敌人比较麻痹，这种战术发挥作用的机会更多，运用更为灵活。打伏击的先决条件是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或及时了解敌人的行动计划这就要靠情报侦察工作，靠人民群众或通过伪军组织中的内线关系提供情况。时机可选择在敌伪换防时，敌部队巡逻时，或敌前往清剿的路上，或我有意制造情况诱敌出来相机打击之。最好是在青纱帐季节，这样便于隐蔽，也便于打完之后安全转移。在敌点碉密布的地区打伏击，胃口不能太大，时问不能拖长，打了就走，不能恋战。否则也会吃亏。在恢复时期，我十分区部队打了不少漂亮的伏击战。如一九四二年八月，我军得悉安次县调河头之敌组织了一支所谓 “快速部队”，全部骑自行车，只要获悉我小部队行踪，便迅速进行奔袭，对我小部队威协很大。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部队在刘秉彦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于瑚琏店伏击了日军的这支“快速部队”，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十余人，缴枪十余支，自行车二十余辆。我无伤亡。这是我主力部队退出两年后重返这一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胜利战斗，大长了我军士气，扫了敌人威风，当地群众及外围武装受到很大鼓舞。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得悉驻胜芳伪军柳小五部很猖狂，每次闻讯附近电话线被破坏就出动报复。刘司令员乃率部队设伏于胜芳北大小桃园一线，以破电线诱敌。等了两天，敌终于就范，计毙伤俘伪八十余人，缴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余支。一九四二年夏季，我六十六大队掌握了日寇驻天津的株式会社组织了武装包运船队，经常来往于大清河道，曾先后打了他八次伏击。一次缴获顺水而下装载鸡蛋，香油等农产品的敌船七艘。一次截获逆水而上满载工业品的敌船十只。一次伏击敌汽艇一艘，毙俘日伪军四十余，缴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十六大队和四十三地区队在文安邹各庄被敌包围，突围后主动伏击撤退之敌，歼日军二十余，缴野炮一门，毁汽车一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五十一大队和三十五区队在容城西段庄设伏，俘伪容城县长王朝新，全歼伪军一个排。一九四四年二月，四十三区队在容城沙河桥伏击容城出动之伪军，毙敌十余，俘伪小队长以下五人，缴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六支。同月，三十五区队和东总一部在薛庄伏击白沟镇出动之伪军，俘伪大队长以下四十余，缴枪四十余支。一九四四年冬，平南县大队和四十三区队一个连，在北宁铁路北李家务村伏击日军十八人，毙敌十七人，缴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门、步手枪十余支。还有更大的一次伏击战，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将过春节之际，驻固安境内伪治安军频繁出动，抢劫年货，强征粮款，群众惶惶不安。我四十三区队侦悉驻独流镇伪军一个营将向南出动，乃设伏于寺上和蛮子营等村，经一个小时激战，全歼伪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排，缴获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步枪一百余支。这些都是成功的伏击战例
咎岗是敌设置在我分区中心地区的最大据点，防御工事强固，住有王风岗部伪军一个中队，对我一溜米一带隐蔽根据地威胁很大。为了拔除这个毒钉，我四十三区队二大队和五十六大队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中旬向敌发起进攻。先是化袭，被敌发觉后改为强攻，以“土坦克”和坑道作业接近敌人，实行爆破，最后又以火攻。围攻四天，将守敌全部解决，俘伪中队长盛志华以下七十九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余支。这次战斗是我十分区部队在恢复时期的第一次攻坚战，尽管当时我们还没有重火器，但在广大群众支持下，用“土坦克”和坑道作业结合爆破，同样可以炸毁敌人碉堡，摧毁敌工事，最后消灭顽抗之敌。这次战斗使我军威大振，特别是围攻四天之久，新城、雄县伪军增援无效，给伪军士气打击很大。中小据点防守无望，纷纷撤退收缩集中，使我军活动地区迅速扩大。咎岗攻克之后，紧接着又逼退了八洋庄、板家窝的敌据点。至此，我中心区长宽六、七十里范围内全无敌
开展敌伪军工作，争取瓦解敌伪军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苦于人力不足，兵源有限，不得不实施所谓“以华制华”的诡计。在他的占领区，大量组织伪军，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在我十分区，敌以重兵进行大“扫荡”之后，为求得面的占领，大量增建据点，也不得不借助于火量伪军。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于是就从他认为已经确保了的平津保三角地区把日军一批批调出，使伪军在兵力中所占比重由大“扫荡”前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历来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内容之一。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敌伪军工作具有战略地位。在平津保三角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的局面长期存在，敌我争夺特别复杂而残酷，敌伪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一九四一年夏敌人大“扫荡”之后，面对伪军大量增加的情况，我们对敌伪军工作的重点很自然地放在争取瓦解伪军工作方面。为了更有力地开展这项工作，根据党中央和上级指示，从一九四二年夏季起，十分区各级地方党委都设立了敌工组织，地委、县委设敌工部，区委设敌工委员。从此，敌伪军工作成为全党全军重要工作之一。在十分区根据地的恢复过程中，我们面对着的伪军，开始时几乎全部是当地伪军。
一九四三年秋季伪治安军进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当地伪军(县警备队)仍占很大数量。当地伪军尽管成份复杂，政治色彩各异，但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当地情况了解比较多。他们同当地社会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特点，一方面给我们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向他们进行争取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这项工作具有更强烈的群众性和政策性，要求也更高，在恢复工作初期对当地伪军白争取工作曾经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哪个地区争取伪军的工作有成效，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就能比较顺利的进入，各项恢复工作就能较快地展开。如二联县公安局长朱干同志，有一次乘李庄据点仂小队长的老婆在村里玩麻将牌，突然闯了进去把她抓来，押回我“堡垒村”大魏庄，迫使伪小队长和附近各村伪保长一起来联名具结，讲好了条件，把人放回。从此，伪小队长和我们建立了关系，使霸县西北地区的工作打开了局面。
当时，当地伪军的分布情况是：霸县伪军五部，王德裕部驻城关附近；刘凤泉部和杨茂青部分别驻霸东的信安、堂二里一带；黄锡标部驻苏桥一带；李保伦部驻霸县城西北一带。永清县伪军为康德林部和王禄祥部，东面还有安次伪军蒋子华部和驻守胜芳、王庆坨一带的柳小五部。南面是驻文新一带的柴恩波部。雄县伪军原是杨文凤部，后杨部调往白洋淀以西。新城伪军头目原是付多士，一九四三年秋改为王凤岗。涿县伪军头目前一段是周文龙，后来改为裴宏远。
当地伪军的成份极为复杂。有些是我方人员投敌叛变过去的；有些是土匪流氓、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懒汉；有的是在我部队整编升级调离地区时他们不愿离开家门而逃回家乡，后又怕敌人找他麻烦而投奔了伪军的；还有些是生活无着或被抓被逼而去的劳动人民。但总的说来，特别是伪军下层官兵，绝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瓦解的对象，甘当日寇走狗、死心踏地为敌效劳的为数不多。只要政策对头，工作做到家，争取他们向我靠拢，进而为我所用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各县伪军的头目，除少数几个例外，绝大多数都曾在抗战初期混迹于抗日部队，后来随着日寇步步加紧的围攻 “扫荡”，斗争日益残酷，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先后投敌。
就其出身经历、政治背景和政治态度而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李保伦、黄锡标、王禄祥等。他们原是土匪出身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和政治背景，只图吃喝玩乐，或追求高官厚禄，在敌我斗争中往往脚踩两只船，看风使舵，哪边风硬随哪边，只要能保住金钱、地盘和权势，“有奶就是娘”。他们投靠敌人主要是屈服于日寇的压力，既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前途，更无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到底的信念。他们投敌后也会为害一方。但一旦我主力部队打回来，敌人的压力减轻，加上我们的正确政策和争取工作，他们很愿和我方拉关系，暗中助我。他们不但自己和八路军拉关系，也允许下层官兵同我方拉关系。争取这类伪军较为容易。尤其是由我方具有绿林色彩的外围武装，通过亲朋故友关系对他们做争取工作，更易见效。第二类如柴恩波、王风岗。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坚决与我为敌，为害最大，又难于争取。柴恩波抗战前在国民党政权下的保卫团任过职，抗战初期曾任我冀中独立二支队司令。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国民党顽同派张荫梧和特务分子王宗祺(当时新镇县长)策动下，宣称搞所谓“曲线救国” 而叛降日寇，破坏抗日，作恶多端。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冀中军民发动春季反攻战役，始被我消灭。王风岗抗战前当过小学教员，抗战初期组织联庄，后参加抗日部队，曾任过游击军七路指挥、分区特务大队副大队长。在几次整编中，对我党我军不满，予一九三九年秋和周文龙一起逃往涿县投敌。一九四二年秋，经新城县老国民党员黄介民介绍，同国民党北平市北海宣传部长马耀三(新城人)联系，秘密加入国民党，更加坚决反共反人民。一九四三年秋调任新城县伪警备联队长，成为我十分区西部地区的最大祸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群众，血债累累。第三类是刘凤泉。他既是土匪流氓，又是豪强恶霸，参加过青帮。抗战初期，在魏大光二十七支队任过供给部长。后又任武安永抗日游击队副司令。在日寇大“扫荡”时动摇叛变。先派他的侄子刘治国和何义林、吴树德等在南孟一带组织“皇协军”。随后他通过堂二里镇长荣子皋的关系，借口“家腻被扣无奈”向驻信安镇的日军联队长宫畸投降，组织刘部队，声称“愿跟他去的同去，不愿去的自便”。当时任武安永游击队司令的荣振华和政治主任吴秀生离队回乡隐蔽，分区代表屈绍建同志回了分区。刘风泉的特点是：“黄兰红”三色俱全，日蒋共都搭桥挂勾。身上穿着“大日本皇军”发的服装，怀里揣着国民党的“委任状”，同时又和共产党八路军拉关系。他左右逢源，船使八面风，是真正的地头蛇、变色龙。
至于伪军中层，那些大、中、小队长们，大多是大头目的亲朋好友，或有裙带关系，或有“金兰”之交，或是跟随多年的亲信和爪牙。他们的进退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大头目的意志和眼色，但同时也不能不受下层士兵和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也会打自己的算盘，背着大头目和我方拉关系，成为我们的争取对象。
为了达到争取、分化、瓦解伪军的目的，我们针对伪军们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般说是打拉结合。对那些坚决与我为敌者，就坚决打；对动摇者则侧重于拉；或拉中有打，打中有拉；或先争取，争取无效再打；或先打一下，给他个下马威，叫他知道八路军的厉害，镇服了他再拉。有的是拉上促下，拉下促上，上下配合一起拉；有道是对上打，对下拉，或对这一部分打，对那一部分拉。
为了体现政策，我们一边用“单打一”打击最坏的汉奸、特务，一边对伪军上、中、下各层广泛地拉关系。一般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或通过伪保长、伪联络员(其中有些是我们派遣的)搭桥引线，叙旧攀亲，或间接传递信息，或直接见面交淡，或夜间“围楼喊话”，或设法把人抓来，经教育后释放，甚至把缴来的枪支还给他，并教他应付敌人的方法，从而建立关系。争取教育过程，一般是先论形势，讲政策，比利害，谈前途，启发其民族意识，要求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忠心事敌，不要和八路军作对，不要欺压百姓，不要破坏抗日工作，给自己留条后路。第一步先争取与我方“和平共处”，进而要求他们暗中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和伤员，帮助买药品，送情报，打起仗来放空枪，有的可以变成我们的内线，在我们攻打据点时做内应，开门引路，或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或在关键时刻拉队伍反正来归。
当时我们争取伪军的工作，做得最早最有成效的是黄标、孕保伦、王禄祥等部。对李保伦、黄锡标等部伪军的争取工作，首先是分区民运科长刘广钰同志利用当时社会关系打开门路的。后来他们部下的大，中，小队长几乎都同我们建立了关系。在他们防区内，我们的部队和抗日工作人员，可以随意进进出出，而不致遭到袭击。对我建立苇塘临时基地和恢复大清河北地区的工作，起了相当大的掩护作用。
对刘凤泉部伪军的争取工作，开始也是刘广钰同志在吴秀生协助下做起的，后由屈绍建同志负责进行，成效也是比较好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部上上下下都和我方保持着良好关系，尤其是黄、李、王(禄祥)等部伪军被敌以武力解决之后，刘凤泉在霸东地区掩护我方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显得突出。一九四四年五月，我们利用刘风泉和王德裕之间的矛盾，里应外合拿下霸东重要据点策城，解决了伪军一个大队，俘获人枪各一百五十余，轻机枪一挺。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我军开展大清河北战役时，又通过原来的敌工关系，在煎茶铺据点争取了刘部伪军一个大队战场起义，又获人枪各一百五十余，轻机枪一挺。十分区西部地区的敌伪军工作，在一联县敌工部长尹景芬、二联县敌工部长尹克以及赵博等同志努力之下，开展得也很有成效，在伪军中，特别是在中下层，建立了不少敌工关系。
在永定河北争取伪军的工作，早在李大卫同志带北上支队进入这个地区时就开始了。一九四三年秋成立平南办事处之后，办事处主任刘广钰，敌工部长徐溅等同志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向敌伪军进行宣传，拉伪军关系，搞军事情报，以“单打一办了许多坏蛋。如庞各庄的伪警备大队长王振华，青云店伪中队长王驴子，高米店据点日本上尉顾问稻村等都被我击毙。此外，还通过统战关系，保证了我军奔袭长辛店、化袭青云店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冬季伪治安军进驻十分区后，我们除继续做争取瓦解当地伪军的工作外，还着手进行对伪治安军的争取工作。伪治安军都是外乡人，在本地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加之伪治安军集中驻扎，军事生活比较正规，很难接触。对不同的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对伪治安军，我们在开始时主要是运用写标语、撒传单、火线喊话等方式，向伪军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军的俘虏政策，但也不放弃拉关系。一九四四年秋，我们敌工人员拉到一个姓郭的机枪射手关系，并争取到他携轻机枪一挺向我投诚。为了进一步开展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对敌开展政治攻势，扩大政治影响，分区决定：凡伪军带武器弹药投诚我军者有赏，并规定了赏格：轻机枪一挺××元，重机枪一挺××元，迫击炮一门× ×元，步枪一支××元等等。选择了一个靠敌伪据点较近的村庄召开了群众大会，通知敌占区、接敌区各村的联络员和伪属都来参加，到会者数千人。会上，安排投诚的伪军站在台前，将他带来的机枪摆在台上，由分区负责同志讲话，宣传我军对敌伪军的政策，介绍该伪军携机枪投诚的经过，公布了我军对伪军带武器投诚的赏格，并当场发给投诚伪军奖金。会开得声势很大，群众情绪很高，从而扩大了影响
作者：旷伏兆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
41年，国民政府为了从美国得到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邀请了美国总统的私人特使居里出访中国，对中国的抗战情况进行考察。居里在重庆期间，会晤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会谈中，居里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意向告诉了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当时的共产党只是忧虑美援会不会助长蒋介石反共摩擦的政策，还没有意识到为自身争取美援的问题。更确切的说，是想让美国以美援为手段，压制蒋介石，不搞反共摩擦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还会见了随美军事代表团来到重庆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委托他向即将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转交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有关材料，并附信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的后方与敌人激烈作战，他们在数量上远逊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却牵制了日本在华并立总数的48.4％。但是两年半来，国民政府停止给他们任何补充，军用费也停止拨发，甚至国际友人捐赠的药品也禁止输送给他们。呼吁同盟国，给他们以援助，以便有效地打击同盟国的共同敌人一日本法西斯。很显然，这次中共不仅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性，而且明确的提出了向美方提出了获取美援的要求，并希望通过居里能够影响到美国的决策层。令人遗憾的事，居里的第二次来访并没有与中共高层会晤。同时，中共积极争取美驻华使馆官员和驻华美军事官员，以及一些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如1942年10月上旬，美国高官威尔基访华，中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努力以舆论来引起威尔基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关切。10月4日，在报道威尔基抵渝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一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战场欢迎威尔基先生》。10月9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社论中明确的表达了我们需要自力更生，但亦热烈的希望和欢迎友邦之援助
1944年秋天，由于美军曾有在华东登陆的计划，美军需要得到当地的各种情报以便有利于美国的军事行动，这些无疑需要得到当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的配合。在美方的推动和中共的争取下1944年7月22日，由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出的，又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它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共在对美交往上的热情，标志着“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一啪在争取美援方式方法、甚至美援的数量、类型方面，中共的语言可谓是非常鲜明、直截了当。显然，这时的中共认为，美援对共产党的援助是显而易见、意料之中的事。
1944年9月6日，帕特里克·J·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到达中国协调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并执行军火供应的若干问题。得知消息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电示在重庆的董必武等人，请他们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正式提出分配美援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就是将美援至少一分为三，中共方面有其一。电文指出，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表示和太平洋决战任务的加紧，我们有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败相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受之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中共同时邀请赫尔利访问边区。这个阶段，由于中共认定美国势必要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定会需要中共进行配合，因此，援助中共武装便成为必然，同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重要成员谢维思等人对实际情况得了解和对中的同情，特别是当时作为在华的美军最高将领史迪威明确主张美援给中共，史迪威本人曾直截了当的讲：“假如蒋介石一伙控制了物质，你可以知道谁会得到这些东西。你也知道谁不会得到这些物质。不管怎样我们得设法把武器交给共产党人，他们愿意作战。”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达延安，开始介入国共谈判。美国此举的目的更多的出于战后亚洲格局得的考虑。在延安，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两天的坦率会谈，达成了建立统一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的草案。该方案被蒋介石所拒绝，并提出了三点反建议。这些反建议实际上是中共早已拒绝的东西，赫尔利尽管认为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不妥，但还是要求中共接受，并以美援作诱饵，劝中共让步。称美国现在能够以物资、弹药、武器、医药用品、甚至粮食供给中共，还能派美国军官帮助训练中共军队，帮助作战，但前提是中共参加国民政府得政府的承认。但被周恩来所拒绝。
同时，中共中央想通过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与美国的决策层建立联系，194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以朱德的名义给美国海军欧内斯特·J·金上将写了一封信，并请延安观察组成员希契牵线搭桥，希契在1945年1月6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郑重递交了信函，回报了中共的军事实力等问题，并大胆断言：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的政权，最终中国共产党都会取得全中国的。
但是美国官方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此后中共方面通过对中共持友好态度的“中国通"与美国方面进行了几次尝试，但都被赫尔利所阻止。
1944年11月17日，赫尔利接任高斯出任驻华大使。不久，便开始清理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中国通”，接替史迪威将军的魏德迈在赫尔利的支持下，也命令下属：“我等美国军官，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央政府’’，“对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不给予任何援助"
特别是1945年4月2日，得到了总统支持的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共产党曾向美国要求供给武器军火。但以武器供给一武装政党，无异承认其为一交战者。美国愿中国统一团结，使其全部军力用于攻击日本，中国一日如有拥有武力之政党存在，其力量足以反对中央政府，则中国即一日不能获得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决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这个讲话，无疑清楚的说明了美国的政策，中共争取美援的大门已经被美方彻底的关闭了。1945年7月美军观察组改名为延安联络小组时，他的成员被明确警告，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也不送给共产党人。
这样，不仅中共渴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希望破灭，而且美国也彻底的失去了中国，那怕它从没有拥有过。

不掉书袋子了，讲点真实的普通人普通事。
从徐州到南京、沿着长江到武汉，之后到湖南，又一路向西到贵州，我在地图上看了看，大约是2000多公里的行程，我的爷爷走了七年，或者准确说，是逃了七年。
武汉会战时，爷爷在汉阳带走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我奶奶。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跟着当兵的一起走，无疑是最安全的上上策。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奶奶的选择真的没错。
爷爷的头顶有一条好几厘米长的凹槽，那是流弹擦过头顶的伤疤。再向下几毫米，就会要了他的命。
在湖南的时候，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姑妈。因为当时驻守在湘桂铁路旁，所以给姑妈取名“湘桂”。
再后来，湖南也守不住了，他们沿着湘桂线撤退。
爷爷挑了一付挑子，一头装着简单的家当，一头装着年幼的姑妈。走到半路，奶奶突发重病，眼看不行了。爷爷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将奶奶安置在那里，惟愿她万一不幸离世，也晚一点丢失尊严。
爷爷咬咬牙，带着姑妈继续上路。走出一天之后，终究还是狠不下心，又倒回来找到奶奶。真是苍天有眼，奶奶的病居然好了，于是又一家人继续赶路到了贵州。
日本人到达贵州最南部的独山的时候，抗战总算结束了。
爷爷过世的时候，我才上小学。那时候还不都懂得多和他聊聊天，听他讲讲那惨绝的七年中，到底发生过什么。
后来爷爷赶马车求生活，不管空车重车，路程远近，他都不会坐在马车上。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打仗时马都是拖火炮的，很辛苦也很重要。
在他看来，马不是畜生，是战友，是伙伴。唯有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洗礼，才有无比敬畏的内心空间。
明白被欺侮的苦难有多痛，才懂得复兴的目标有多重！加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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