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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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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 关注问题?写回答 [img_log] 焦裕禄 兰考县 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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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裕禄的宣传塑造，堪称国内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文化事故之一，生生把一个专业素养过硬，办事能力极强的学者型干部，塑造成了一个东正教式的受难圣徒，导致现在社会公众一提起焦裕禄来，第一印象永远是吃大苦受大累，有病不治有家不顾，没有自我的工作机器。 这种苏俄式受难圣徒塑造手法搞出来的形象是局部放大的滤镜效果，和历史上真正的焦裕禄本人相距甚远。 另外这种形象塑造手法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大家一提起焦裕禄，可能会尊敬，可能会憧憬，但绝不会去效仿，当为人民服务的后果就是吃大苦受大累，有病不治有家不顾，那么恐怕没有几个人会乐意为人民服务，好人应该衣锦还乡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越苦越伟大，越难越光荣，那是东正教。 真正的焦裕禄，实际上是一个精明强干，业务能力极强，专业素质过硬，极会办事，还有很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学者型干部，是近乎完美的六边形战士，知识水平超过当时全国九成以上的知识分子，真要想让人效仿焦裕禄，应该多讲讲人家是怎么办事的。 先说说焦裕禄本人的文化水平，刮一刮认为他只会吃大苦受大累的思想流毒。 首先焦裕禄小时候读过书，7岁的时候，他父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他学习极其认真刻苦，用他老家山东的话说，这叫识文断字的秀才，在他童年的那个时代（上世纪20年代），一个识文断字，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其文化素养已经超过同一时期九成以上的社会公众，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毕竟那是个会写自己名字就不算文盲的时代。 他11岁的时候，家里遭灾，被迫辍学，于是平时务农，闲时做买卖，他啥生意都做过，卖过菜，卖过油，卖过饼，卖过煤，还去煤窑挖过煤，这种做小商贩的经历让他形成了很强的经济头脑，具备商业意识，这对于他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 由于识文断字，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他在1946年入党后，很快被提拔为干部，由于文化水平突出，以前又有过挖煤经验，对矿山设备有过接触，1953年，他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当任工厂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依据，这本质上干的就是工业规划的工作，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水文地理资料，依靠这一有利条件，他开始自学规划科学，特别是研究水文环境和地质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规划科学层面的知识积累，对他后来在兰考的工作起到了极大帮助。 由于专业素养过硬，具备现代工业规划经验，1954年8月，他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后来又被派往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在学成之后，1956年底，他回到他亲自参与规划建设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金工车间主任和调度科长。 一个在大学进修过，又在现代化企业参与过生产学习，还参与过现代化企业的规划建设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文化水平，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拿到现代都相当拿得出手，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业人才的一员，不是什么只会吃苦受累的莽夫。 这种出身和履历，与其说是个干部，不如说是个学者更合适一些，你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种人绝不会是只会吃大苦受大累的。 焦裕禄为世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在兰考的工作，他在兰考的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从他于1962年12月调任兰考当任书记，到1964年5月14日因病不幸逝世，他前后在兰考只工作了400多天，但他在兰考干出的成绩却非常美观，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出大量成绩，这显然不是东正教式的圣愚能做到的。 说一下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的时候，兰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粮食短缺，由于政策问题和天灾不断，他就任的时候兰考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春耕时闹风沙，秋收时闹洪水，水系混乱引发盐碱，这三灾并起，导致兰考农田受灾面积超过五十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不到43斤，全县缺粮1320万斤，缺草1800万斤，全县36万人口，竟有19.3万人受灾，民众生计高度依赖救济粮。 活不下去了，老百姓没办法，只能外出乞讨，当地干部认为去外地要饭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居然专门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去阻止居民外出乞讨，劝阻办公室人员执法野蛮，作风粗暴，对外出乞讨群众动辄打骂拽扯，闹的鸡飞狗跳。 这种遇事不思解决，只会捂着拖着压着盖着的嘴脸，我们应该并不感到陌生，只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 焦裕禄到了兰考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狗屁劝阻办公室给撤销了，有病了就要治病，而不是捂着，那叫讳疾忌医。 然后，对于本地确实无力养活的人口，他发挥自己的商业头脑，去外地丰收地区洽谈劳务派遣，组织兰考地区的群众外出务工，以工代乞，增加收入，让群众可以有尊严的谋生。 这才叫办事的官。 接下来，就是治理兰考的灾害了。 民众之所以依赖救济粮，乃至于必须外出乞讨谋生，归根到底是在兰考本地活不下去，而兰考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灾害频繁，因此必须先治灾，他抽调了县委干部，技术人员，老农，组成总共120人的调查队，自己亲自带队，到全县调查灾害，花了3个月事件，走访了120多个生产大队，行程5000余里，他通过自己的水文地质专业知识，指导调查队收资蹲点，重点探查了全县84个大小风沙口，20万亩盐碱地，30万亩洼地涝地，160多处阻水工程。 调查队按照他教授的工作方法，深入实地一线，给每一个收资点的相关资料整理编目，绘图取样，形成详细的工作文件，依靠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兰考县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整个兰考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了全局性的把握，他设计的一些表格和文档门类详尽，简明易懂，可用性极强，现在去看都不过时，比大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那些又臭又长的“表格化管理”印刷出来的A4垃圾要好一万倍。 针对当地的风沙问题，他带领群众在几个沙暴严重的风口大范围植树造林，采取先在风口边缘种树把风沙挡住，然后一步步推进，蚕食并最终消灭沙尘问题的方法，并且不急于求成，确定这是一项长期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完的，边做边观察，先做个三五年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就继续推进，如果效果不好就调整方法，绝不一条道走到黑，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个亩产万斤，肥猪赛大象，放卫星之风横行的时代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其次是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地和洼地犬牙交错，水系极其紊乱，这种局面已非一日，实非人力所能为，针对这种情况，焦裕禄推行以排水为主，阻水，灌溉，放涝，改河道为辅的方针，当时兰考县委有人提出“大干三五年，彻底消灭水灾”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焦裕禄阻止了这种行为，坚持实事求是，不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追求根本做不到的彻底消灭水灾，而是先尽力把水灾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控制灾害波及范围，“不让水害搬家”为目的，同时摒弃了以往治水时贪多全求的毛病，提出了舍小保大，舍坏保好的方针，放弃一部分没救了的耕地，竭力把还能救回来的耕地搞好，不搞既要又要那一套。 最后是治碱，中原地区的盐碱地问题，本质上是从宋朝三易回河之后历年洪涝引发水系紊乱造成的，这种问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逐步缓解，他带领群众集思广益，研究出了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等治碱方法，并引进耐碱作物，另外他组织建设了试验台田，专门在上面试种耐碱作物，效果好就一点一点推广，效果不好就换别的，经过实验，发现泡桐树效果良好，既耐盐碱，又生长迅速，防风固沙效果好，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缺乏检测盐碱地的手段，就用尝的方法来检测哪些是硝，哪些是碱（硝偏苦，碱偏辣），有多少枪打多少仗，坚决不让活人被尿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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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这张著名的照片，左侧是他亲手种下的泡桐树，当时刚刚种下，还很细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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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树现在长这么大了，被当地群众称为焦桐 另外之前说过，焦裕禄以前做过小买卖，思想灵活，具备相当出色的商业意识，当时大跃进刚刚消停下来不久，政治气氛紧张，各地干部对于如何破除“一大二公”的思想束缚比较犹豫，做事束手束脚，不敢逾矩，焦裕禄可不管那么多，他是来拯救人民的，做正确的事，天下于我何加焉？ 为了解决群众对种树积极性不高，不愿意管理林场的问题，他在兰考推出了“六包”“六定”政策，把林木和土地分片包下去，让每个生产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分成收入，多干多得，这实际上已经有点包产到户的意思在里面了，另外他还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把副业搞起来，工作单位下放到小组一级，不搞一大二公那一套，对于具体业务不统一指令，因地制宜，能搞啥就搞啥，能烧砖烧砖，能养猪养猪，能编筐编筐，这一下子极大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种树多了自己可以从林场获得收益，种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一扫而空，之前被一大二公折腾惨了的群众简直久旱遇甘霖。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是1963年，在那个政治空气极度紧张的时代，他做这些事实际上是担负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特别是“六包”“六定”政策和小组一级搞副业，这几乎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可以说是非常头铁了。 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经历，充分体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和专业精神，他做事精明慎重，步步为营，在那个干部作风普遍简单粗暴的时代简直是一股清流，他非常热衷于边做边观察，不搞拍脑袋一哄而上那一套，而是先试点，再调整，然后推广，并及时根据评估结果来调整改进工作方法，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特别喜欢定量分析，例如种台田测试耐碱作物，植树造林时探风口研究林地布局，调查摸底地理状况决定耕地取舍。 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脱产文人阶层的那种装神弄鬼的死样子，他设计的收资表格简明易懂，可用性极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有效运用，非常适应当时兰考的客观环境，他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他的话说“当感到工作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群众，问问群众就有办法了”，兰考引进泡桐树就是他从一个叫萧位芬的饲养员那里听说的，萧位芬说自己村里的沙窝子里啥都养不活，就泡桐树还能长，泡桐树能挡风固沙，他听取经验之后开始引进泡桐树试种，果然大获成功，再比如治碱治沙时使用的翻淤压碱，压沙，是当时一个村民魏铎彬的经验，魏铎彬为了防止自己母亲的坟头被风沙吹开，就用河道里的淤泥把坟包盖住，成功固定住了沙土，坟头草还能成活，他学来之后就实验推广，效果非常好。 你上一次见到县处级干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最后再来说说焦裕禄被各种官宣通稿反复渲染的健康问题，官宣特别喜欢反复渲染他因肝病而身陷病痛的问题，导致很多人对焦裕禄的第一印象不是他办事的能力，不是泡桐树，不是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是肝病。 这种畸变式的局部放大让很多人对焦裕禄的印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嬗变，从一个精明能干的优秀干部，成了一个深受折磨的病人，人们的关注焦点发生了转移，导致很多人把焦裕禄的一生视为畏途而非方向，似乎为人民服务注定是痛苦的。 另外对于焦裕禄和病痛斗争的过程，很多宣传和文艺作品似乎总是把他塑造为单纯依靠意志力硬抗病痛，似乎疾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只要意志上足够坚强，就可以克服，他们塑造的不是焦裕禄，而是一个东正教式的圣愚，是一个翻版的保尔柯察金。 然而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焦裕禄肯定不会做那种靠意志力硬抗病痛的事情，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更和焦裕禄本人精明能干，具备极高科学素养的人格特点格格不入，一个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耐碱作物种植的人，一个顶着政治风险给自己管辖的民众搞“六包”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做靠意志力硬抗病痛这种蠢事？ 实际情况是，焦裕禄本人也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生了病之后，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疼的难受了也不是靠意志力硬抗，他患病的时间很久了，50年代在洛阳矿山设备机械厂的时候就患上了，对于如何控制病变，如何缓解病痛，作为一个老病号他其实颇有经验，最后也不是像某些通稿说的那样病逝在工作岗位上，而是去省城郑州看病住院，最后病逝于医院。 还说什么他对兰考的贫困忧心忡忡，对灾害放心不下，因此为了继续为人民服务，所以说服自己不要去看病，有病就靠意志力硬扛着，这纯属胡扯，他50年代患肝病之后就陆陆续续去医院就医，期间一直没有断过，干部首先也是人，是人生了病就要去看病，看病吃药打针和为人民服务从来就不矛盾，只有好好看病吃药打针，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把看病吃药打针和为人民服务对立起来，这种宣传手法说好听点叫拙劣，说难听点叫愚蠢。 哪怕是星际战士，也一样需要药剂师的照顾。 还有就是一些宣传里把他塑造的不近人情，似乎对家庭和对同事都是一幅冷面无情的态度，动不动舍小家为大家，强行制造家庭生活和工作事业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行制造戏剧张力，强行把家庭和为人民服务对立起来，焦裕禄是一个好父亲，他的家庭生活清贫是因为他廉洁奉公，再加上兰考本来就穷，大环境就那个样子，大家都穷，他家里清贫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焦裕禄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比如之前说过，他会做买卖，这一手本事焦裕禄一直没有丢掉，他在兰考的时候也和其它搞副业的生产小组一样，他自己也搞副业，业余时间经常和家里人一起去街上做买卖，卖咸菜，卖馍馍，增加收入，尽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 生病了就要看病吃药打针，这是人之常情，给自己的家庭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东正教歌颂苦难式的宣传手法总是热衷于把一切人之常情和为人民服务两者对立起来，似乎只能二选一，要为人民服务就得不当人，就得弃绝一切人之常情。 焦裕禄这么好的一个典范，生生成了一条畏途。 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是不是不把把所有有志于为人民服务的人全都吓跑就不罢休？ 这种宣传方法，不仅不利于让世人了解一个真正的焦裕禄，更不利于让人们学习和效仿焦裕禄，当人们把焦裕禄的一生视为畏途，你就再也看不到第二个，第三个焦裕禄了，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在宣传焦裕禄，不如说是在恐吓社会大众，搞得好像为人民服务的后果就是吃大苦受大累，要想为人民服务，就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有病不治，有家不顾，没有自我一样。 长此以往，谁还敢为人民服务？好人就没有好下场？好人就得被枪指着？那谁还敢当好人？ 放过好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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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赞同帽子姐的回答，现在的宣传问题非常大 别的咱不说，咱直接上学习材料，看这口吻，应该也能猜到这是谁说的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咱们把最重要的二十个大字摘出来：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想必大家也发现了，日常收到的宣传，总是莫名其妙的集中在这二十个大字里的最后四个字——无私奉献上，一说起焦裕禄，大家总是想到什么“带病工作病死在岗位上”这种…… 而二十个大字中前十六个字，尤其是“科学求实”四个字，却常常被人忽视 虽然各路宣传材料里基本上终究会稍稍列举一下焦裕禄如何调查兰考的自然灾害情况，针对性制定正确对策，但是好像大家都不重视…… 我想或者应该这么讲，不少人（包括宣传工作者和读者），都是抱着一种猎奇态度去看待伟大的人物，而不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上看待伟人 待更新，有空讲讲我觉得对焦裕禄宣传中遗漏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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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毛主席接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亲切与她握手。13岁的焦守云穿着补丁衣服，光着脚穿一双旧布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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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拉着焦守云的手走向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边走边问:"你妈妈身体还好么？兰考现在怎么样呀？" 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焦守云在北京受到了最好的礼遇：一下火车，就被军用卡车接走，住的是楼房，睡的是铺军用被褥的地铺，吃的是白菜炒肉和大米饭，出门坐公交车靠一张代表证全部免票。 "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是焦裕禄的公仆形象，也是毛主席的领袖光芒，试问有这样的领袖和公仆，天下谁能敌！ 祝焦裕禄书记的后人幸福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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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打算写一篇万言的《委重投艰：焦裕禄逝后的兰考治理》，谈张老之前，还是先提一下他的好上司、好战友焦裕禄书记。 本文分作三个阶段， 1、受尽磨砺的前半生 2、峰回路转的新生活 3、人生末路的未竟志 焦老书记的人生，对我而言，不是什么符合现代审美的学者型干部，而是诞生自革命年代，被革命新秩序赋予新生的革命干部。把焦老的形象捏造成一个新海瑞，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是什么宣传的问题，而是一种更纯粹的COUNTER-REVOLUTIONARY， 恰如革命导师所言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这世道总是此般无可奈何间，教人欲语还休。 1、受尽磨砺的前半生 焦老出生在山东博山县（今淄博市），孔孟之乡的山东，建国前可不是什么好地方，越是历史悠长的地方，被过往束缚的痕迹就越深。反映到压迫上，就越是坏得纯粹。 焦老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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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封闭落后，社会金融呆滞，大部分农民手中没有钱，基本都守着三五亩土地过活。虽然近代有了银行业，各地私人银钱业也不少，由于借贷手续繁杂且多不经营小额借贷，一般农民难以从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借到钱。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和国家收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贡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购买生产所需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需要用钱，维持生计和应对家庭突发事故需要用钱，投资生意做买卖需要用钱······而大部分农民的唯一收入来自出卖农产品，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现金需求。 ······· 乘农民危难时放钱放粮，以抵押借贷方式兼并土地、侵吞农民财产和人身奴役，成为留守地主和城镇商人等高利贷者获取财富的有效手段，同时也加重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缺钱抵押举借，到期无法还款土地被收走，为了生存和生产再次举借，到期无法还款再被收去土地······最终土地被兼并沦为佃农，甚至遭到地主商人的人身奴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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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一粒沙，落到焦家身上就是一座山，合乎现实逻辑的。 焦家，也背负上了高利贷 1941年 山东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绝收， 焦裕禄一家整日饥肠辘辘，欠财主的阎王债，似"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多。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老实憨厚，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悬梁自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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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出自《淄博市志》 祸不单行，时值抗战，山东沦陷。日寇为满足伪满洲国地区的工业生产，大量从华北“引进”“特殊工人”，焦老运交华盖，在这一时期也被华北伪政府充作了“特殊工人”。 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一个汉奸带着一群日本兵闯进了焦家，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把焦裕禄抓走了。不久，焦裕禄和一批难友被日寇押送到了东北抚顺的大山坑煤窑，在皮鞭和棍棒的摧残下为日寇挖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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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煤矿所需劳动力和敌伪各大厂矿一样，主要依靠华北出关的华工来补充。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华北工人出关人数大减。“特别到1941年初旧历春节过后，正值往年华工赴满打工的高峰期，入满各口岸诱招的华工总数仅有15.6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近30万人，骤减了2／3”。日本为了解决东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把在华北地区俘虏的中国抗日军民，大量地运往东北地区，他们都成为以“特殊工人”名义进行艰苦劳动的劳工群体。 1941年4月5日，“日本关东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工人进入东北地区的协议》。要求把战俘和其他在关内被捕的人员（有的是日军抓的普通百姓）作为“特殊工人＇押到东北，送入各产业部门实行强制劳动。”①伪华北新民会根据日本驻华北冈村部队的指示，在华北一手包办“特殊工人”的供应，并于本年9月30日制定了《特殊工人的劳动斡旋工作计划》，其中明确规定了四种人作为“特殊工人”运往东北地区的日本军事基地和工矿企业进行体力劳动。四种人包括：“（1）在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警察分局拘留的嫌疑犯；（2）在清乡中捕获的通匪嫌疑犯，（3）讨伐作战抓到的俘虏；（4）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②可见“特殊工人”实质上主要就是被俘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和其他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人员，也有普通群众。他们经过日军劳动训练所训练后，被配置在工厂、矿山从事最艰辛的劳动。抚顺煤矿是“使用“特殊工人＇最早和数量最多的部门。”③ 1940年劳动力的不足在抚顺煤矿明显化后，从1940年11月起，抚顺煤矿开始大量使用“特殊工人”。1940年12月至1941年12月末一年间，抚顺煤矿引进“特殊工人”的数量如表2—7。在接受的6322人中，到矿者6253人，采用者6175人。其中，逃走者1697人（采用数的27.1％），死亡者109人（采用数的1.8％），剩余数4341人。特别在老虎台矿，到矿数为1362人，逃亡者506人，达37.2％。对于煤矿来说，逃亡率过高仍是严重问题。“特殊工人”集中在西露天、大山、老虎台、龙凤等采煤所，从事采煤、掘进等作业。 焦老便也是这众多逃亡者的一员，并在逃亡后，举家迁往江苏宿迁县避难。至此，焦裕禄的人生相较于整个旧社会黑暗下芸芸众生，似乎也并无太大分别。 但他人生的转折马上就要到来了。 2、峰回路转的新生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焦老返回家乡，积极参与革命新秩序下的群众工作。次年1月，加入革命队伍，成为博山县147名新发展成员中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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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参与多次民兵截击敌军运输队伍的战斗。并于46年9月被组织调往山东渤海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不得不说，焦老确实命大，正好躲过了一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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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秋，伴随战局的变化，焦老被调往河南参加开辟新区和支前工作，这位二十五岁的山东大汉第一次和河南的厚土结缘。只是可惜，这次的结缘似乎并不圆满，焦老不是战无不胜的天兵天将，革命队伍也变不出天兵天将，保证自己战必克、守必固。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4月14日，尉氏县城首次解放。 5月7日，洧川县城首次解放。 5月，尉洧县民主政府成立。10月改称尉氏县。 8月，尉氏、洧川两县城第二次解放。 12月，国民党部曹十一任尉氏县长，兼任开封、尉氏、中牟三县"剿共"副指挥。 直到次年，革命队伍才勉强站稳脚跟， 春，尉氏县政府，在蔡庄、曹一带进行了"急性土地改革"。 4月5日，曹十一部300多人窜拢解放区，在水台村被豫皖苏五分区七一团包围，歼灭匪众100余人，击毙曹匪中队长蔡合振，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了曹十一，在尉氏历史上也是位人物，随便翻翻大事记就能看到其赫赫威名。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4月21日，日军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攻陷尉氏，次日洧川沦陷。 春，在国民党部队撤退之前，擢升曹十一为游击第七纵队少将司令，留守尉氏。日军占领尉氏后，曹十一投降日军。6月被日军委任为"尉、洧、长、鄢、扶五县联防办事处"主任。 7月，建日伪政府，李紫炎任县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5月，冀鲁豫军区28团在团长王定烈政委李仕才率领下占南曹。 7月，在冀鲁豫十二专署领导下，开辟鄢尉革命根据地，建立鄢尉县抗日民主政府。李建光任县长。并成立鄢尉县武装大队。9月，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犯境，县政府撤水东革命根据地。 9月，日军投降后，曹十一部改编为国民党河南省保安第九旅，曹十一任少将旅长，杀日伪县长李紫炎，镇长张学仁，又杀害了中共尉氏县地下组织负责人周廷云和党员孙保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4月14日，尉氏县城首次解放。 5月7日，洧川县城首次解放。 5月，尉洧县民主政府成立。10月改称尉氏县。 8月，尉氏、洧川两县城第二次解放。 12月，曹十一任尉氏县长，兼任开封、尉氏、中牟三县"剿共"副指挥。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2月，建立尉氏县妇女会，1951年更名为尉氏县妇女联合会。 春，尉氏县政府，在蔡庄、曹一带进行了"急性土地改革"。 4月5日，曹十一部300多人窜拢解放区，在水台村被豫皖苏五分区七一团包围，歼灭匪众100余人，击毙曹匪中队长蔡合振，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等。 6月，城南解放区，派出大批担架、车辆支援解放开封。 10月，尉氏解放。尉洧分制，张申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兼县长，韦荣环任中共洧川县委书记兼县长。 11月，尉氏县委和县政府，由城南农村进驻尉氏县城。 11月，淮海战役开始，尉氏县组织民工2585人，担架800多付予以支援，在这次支前工作中、立特等功的20人，一等功的145人，二等功的105人，三等功的544人。 不断斡旋各方的旧时代强人在革命新秩序下终究化为齑粉，他用他的失败，向尉氏县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新时代来临的信号，这一败做出的贡献，比他一生做得都多。 旧时代走向末路的同时，焦老也率土改工作队再次来到尉氏县彭店区重新开展工作（时任土改工作队政治指导员）。 他带领工作队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组织农会、保田队进行土地改革。他住在最贫困的农户刘庚申家，日夜工作。给贫苦农民讲革命队伍是为了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当时彭店区被双泊河一分为二，其南岸是国民党统治区，土改工作队就在北岸的彭店村搞土地改革。不久在周庄召开分田大会，斗争了当地有名的恶霸，杀了三个土匪头子。这次大会震动了周围十几个村庄，群众很快觉悟起来，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彭店区人民政府随之建立。之后，焦裕禄被调到尉氏县委宣传部任干事，不久又被派到大营区任区长。大营区是个贫困沙区，土匪多，区政府工作人员少，焦裕禄率区政府工作人员领导群众进行反霸斗争，开展生产自救。首先镇压了称霸乡里的黄老三，为民除了害，群众高兴地说："杀了黄老三，大营见青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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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不曾知道焦老在镇压这些土匪、恶霸时的所念所想，但我总是忍不住思量，焦老会不会想起自己那被地主恶霸逼到走投无路，最后悬梁自尽的老父亲。 11月，淮海战役开始，尉氏县组织民工2585人，担架800多付予以支援，在这次支前工作中、立特等功的20人，一等功的145人，二等功的105人，三等功的544人。焦老带领担架队完成抢运面粉的任务，获得“支前模范”称号。 1949年春，为锁住黄沙，他带领干部群众在大营北岗造林300多亩。冬季的一天夜里，风雪大作，他叫醒通讯员李小虎，两人拿着手电灯，各披一条破麻袋，顶风冒雪，一夜跑了六七个村庄，行程几十里。他一进村就检查群众房屋、牲畜。到了芦家村，干部、群众看到焦区长下乡查看民情，满身泥水，感动地说："焦区长真是群众的贴心人。"路上他对小李说："干革命工作不能怕吃苦，越是群众有困难，就越要关心他们，这才算是为人民服务。" 凭借这股“为人民服务”的心性 焦老先后调任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共青团陈留地委、郑州地委宣传部长和第二副书记等职务。 1953年，焦裕禄调任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度科科长，后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他刻苦钻研，被评为优秀学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被誉为“最棒的车间主任”。 1958年春，洛阳矿山机械厂里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突破难关，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在一起。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问世。1959年春，焦裕禄又任厂调度科科长。他工作细致、踏实，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困难和问题。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抓人的思想，跟着他再重再难的任务，我们都乐于接受。" 1962年，焦裕禄第二次来尉氏工作，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是年秋天他到张市乡搞调查，发现五里河村支部书记吴庆钻研农业技术，探索出深挖沟、高培埂种红薯的经验，他帮助总结经验向全县推广。同年，他得知南曹乡的靳村与鄢陵县马庄，扶沟县的小岗杨村，因贾鲁河林地，群众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形成对立，曾造成流血事件。三县有关单位和领导，虽解决过几次，因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靳村，马庄、小岗杨的干部和群众有意见。他受县委委托，亲自带工作组去解决问题。工作组到村后，没先听乡村干部的汇报，先访问三个村的群众。 因1948年焦老在这里搞过土改工作，影响很大，干部群众都相信他。所以，在调查中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到，问题很快清楚了：贾鲁河滩地，是蒋介石扒黄河流经故道，解放后能耕种的地有界线，由于1958年的"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群众对土地不重视了，原有的树木被毁坏了。后来，靳村为了治理沙滩，植树一千五百多亩。树长起来了，马庄、小杨岗两村群众有意见，提出要土地而产生了矛盾。由于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越闹越僵。焦裕禄把问题调查清楚后，先做靳村干部群众的工作，然后三方面协商处理意见。思想认识统一了，三方面干部群众代表正式开会。处理结果，靳村主动让出七百亩地，三村干部群众都很满意。三村为祝贺达到新的团结，都演了电影。不少干部群众反映说：焦书记处理问题端得平、站得正。靳村问题解决后，焦裕禄又带工作组到庄头公社搞农村调查。一次他到于家村了解情况，正好公社机耕队在该村犁地，吃饭时安排他到机耕队先吃一顿。当时的机耕队到那里都是酒肉招待。群众说："有饭没菜，拖拉机光坏，有肉没酒，拖拉机不走。"焦裕禄说啥也不去机耕队吃饭，要坚持到农户家吃。他说："吃群众的饭才有感情。"回到公社，他对公社书记说："干部下乡吃饭不要看是小事，吃了特殊饭就会脱离群众。" 焦老妻侄原是工人，59年至61年三年时期，下放回家。焦老到尉氏当书记后，其妻嫂多次找他给孩子安排工作，焦老总说不行。一次妻嫂直接追问焦老："孩子的事你说干脆话"。焦老回答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可不能光考虑自己家的事，要和群众一样对待，政策允许我还能不办，政策不允许，让办也不能办。"从此，其妻嫂再也不提孩子安排的事了。 62年底，焦老调往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天已经很冷了，他还穿着一件破棉衣，县委领导研究，在老焦走之前照顾他三十尺布票，让他做一件新棉衣，他说啥也不要，并说："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他去兰考后，县委负责同志把这个意见给开封地委负责同志说了，地委负责同志说："这个事你们想得对，实际情况不能算特殊。"县委办公室根据上级领导的意见安排了一套棉衣，派人送到了兰考，焦裕禄还是执意不要。去的同志拿出一封信说："这是地委批准的。"他才收下，并说："组织批准的我服从。"他还亲自写封回信，对尉氏县委表示感谢。 我相信，尉氏县的干部百姓都是对焦老有感情的，甚至在离别前也还是相信有朝一日能够再相会的，只是不曾想，此去便真的是永别。 3、人生末路的未竟志 62年12月组织调任焦老兰考县第二副书记，后任书记。兰考是个穷县，上级调焦老来，就是为了攻坚克难的。 展开叙述之前，必须先谈一件事，就是高赞答主提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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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很多人想以此来表示焦老的创举与勇气，但这跟焦老真的没关系······ 因为早在7月河南就上报了“借地渡荒”的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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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刘建勋还放下狠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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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发布《关于·····的布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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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只能说“上面的本意是好的，焦老执行得更好” 除去此事，焦老对兰考的灾情，亦不可不谓是尽心竭力。我以前常常说，“优秀的领导，并非日理万机，把自己埋在琐事的公文堆中，变领导为能吏。而是在关键的决策上，做对大事，也就足够了。” 但，焦老于兰考而言，无疑是优秀的领导兼忘身的能吏。 兰考县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贫苦。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领导兰考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和抗灾斗争。他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工作，为纠正不正之风，亲自给县委起草了“十不准”的规定：“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员摊派；不准送戏票，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只卖给县委机关等等。通知下达后，他带头执行。他身体不好，有人送给他10多斤花生和一些鱼肉，他坚决退回。焦裕禄家庭生活困难，被子补了又补，鞋子缝了又缝，组织上救济他的棉、布和钱，他都送给了受灾群众，被大家称赞为“群众的贴心人”。他心里只装着群众，从不为自己着想，长期的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肝病。1963年隆冬的一天，大雪纷飞，他手捺阵阵作痛的肝部，来到办公室，口中不住地念叨：“下边群众住得咋样?短不短烧?牲口又咋样?”立即对办公室的同志说：“（）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焦裕禄亲笔起草了6项雪天工作意见，并用电话通知到各乡各村。大雪下了一夜，他住室灯光亮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把同志们喊起，带着救济物资下乡。一天走了9个村庄，慰问几十家生活困难的农户和许多身患急病的农民，没吃群众一顿饭，没喝群众一口水，没烤群众一拢火。 焦裕禄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领导兰考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和抗灾斗争。为摸清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的根底，他接连数月奔波，探寻水源流向，察看沙土起落，基本掌握了“三害”的发生、发展规律。他主持制定了制服风沙、改造盐碱、防止内涝的措施。他身体力行，忍着肝痛和群众一起挖沟修渠，植树造林，翻淤压沙，改良土壤。他还把兰考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坝头、算乡村树立为改变面貌的红旗村。 焦裕禄病情恶化时，仍以顽强的意志，用钢笔、烟斗顶住剧烈疼痛的肝部坚持工作。他所坐的藤椅右边，慢慢被顶成一个窟窿。县委只得作出决定，强令他到外地医院治疗。临走的头天晚上，他仍惦念着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此时焦裕禄已被确诊为肝癌后期。省委、开封地区及兰考县的领导去看望他，他紧紧握住领导的手说：“我不行了，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凌晨，焦裕禄与世长辞。葬于兰考。 ——《河南省志-人物志》 1962年冬，焦裕禄到兰考主持县委工作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召开党、团支部汇报会，干部、社员代表、老农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了解灾情，寻找救灾方法。通过调查访问，深深认识到“三害”的严重性和除“三害”的紧迫性，也看到了干部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和智慧。 1963年1月初，一个寒冷的夜晚焦裕禄带领县委委员到火车站看望外出逃荒的灾民后，召开座谈会认真分析研究，制定了带领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抗灾的五项措施：一、对有副业活动和有专门技术的生产队，由县土产公司组织加工定货；二、有运输能力的生产队，由交通运输站安排货源，组织灾民运输；三、挖河修路补助粮款，实行以工代赈；四、外贸、粮食等部门组织县城附近灾民打小工；五、为方便群众支援灾区，县煤建公司，县供销社在部分地区增设煤炭供应站等。随后，焦裕禄到连续七季受灾严重的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召集干部、群众开展“是在家自救好，还是外出逃荒好?”“是团结抗灾好，还是各奔前程好?”“是自力更生好，还是坐等救济好”的大讨论，分析战胜灾荒的有利条件，号召大家寻找救灾办法。根据荒地多、荒草多的特点，引导群众开展割草自救。苦干一个冬季，晒干草16万公斤，收入1．89万元，购买粮食1．5万多公斤，并把县里拨给的0．87万公斤的救济粮，415元救济款让给了更困难的队。通过自力更生搞自救，不仅保证了生活，而且发展了生产，巩固了集体经济，添置了7辆架子车和10多件农具。焦裕禄把韩村人自力更生抗灾的情况通报全县后，各公社纷纷组织劳力开展不同形式的副业生产。为进一步推动全县生产自救，又先后在红庙公社双杨树村、城关公社、张君墓公社召开生产救灾会，研究救灾方法。并号召全县党员干部振作起来，挺起腰杆，带领36万人民战胜灾荒。县委组织80名干部由县委委员带队分赴各公社救灾、检查、督促、指导全县开展生产自救。 5月19日全县大雨滂沱。天不亮，焦裕禄召集常委开会，要求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全力以赴，分片包干，迅速查明灾情，全力排水救灾；对群众住房进行一次安全检查，迅速发放粮款，安排好群众生活；从县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由县委领导带队分赴各公社帮助救灾；水利局全力以赴查水向，绘地图。次日，兰考又降雨100～180毫米，焦裕禄一行4人越陇海铁路向南，追水路查灾情，组织桂李寨等6个大队联合挖排水沟5条，挽救庄稼2．500亩。后又连降大雨，全县淹庄稼18．2万亩，倒塌房屋4890间。县委、人委领导全县，按照“上下游兼顾，舍少救多，舍秋救麦，舍坏救好”的原则，冒雨挖沟排水，3天排出积水1．1万多亩。张君墓公社3天开挖大、小排水沟365条，疏通老渠187条，排水2．6万亩，修危房114间，妥善安排灾民665人。至5月23日，全县排出积水7．36万亩（占受淹面积的35％，占能排面积的92％），补种大秋1700亩，修盖房子16961间，安置受灾群众1440户。27日全县又组织500名干部投入生产救灾。同时，发放救济粮42万公斤。全县干部群众团结抗灾，大大减轻了洪涝危害程度，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在6月初的县三级干部会上表彰了仪封公社北魏寨13队、二里寨4队、12队，张君墓小胡庄6队，堌阳公社小付堂3队和雷集12队饲养员宋绍禹，爪营公社凡集大队4队大学生肖云然，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转香庙饲养员刘宗行等先进集体和个人。 8月2日至9日，兰考又普降大雨400多毫米，淹没农田35．1万亩，倒塌房屋1．5万间，造成危房2万间，150多个村庄被水围困。焦裕禄立即召集县委和除“三害”领导组成员开会，研究救灾和利用雨季查清洪水流势等问题。随后抽出260多人，分10个组，由县委常委带队赶赴各公社救灾，除“三害”办公室组织28人的治水调查组随队前往。3日召开电话会，布置各公社防汛排涝工作，并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办法和措施。全县群众冒雨夜战，抢救庄稼。在县委领导下，全县群众抗灾积极性高涨。赵垛楼大队在雨中发动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青壮劳力连续奋战几个昼夜，排出积水5500亩，占受淹面积的93％，随后继续引导群众开挖排水河沟47条，在涝洼地修筑台田300亩，基本上解除了涝灾。同时大搞多种经营，掩白腊条，割草，买回牲口8头。到8月中下旬外流的1400人已返回1348人。焦裕禄亲自到赵垛楼主持召开群众大会，表扬了支部书记赵培德，并在全县掀起了学习赵垛楼，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群众运动。当年雨季全县掩苇4854亩，种蒲1244亩，种藕308亩，养鱼193万尾，播种白腊条4666亩，杞柳1350亩，三春柳1850亩，杨条400亩，养鸭1100只。8月25日至26日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部置了生产自救工作，接着召开全县劳动模范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全县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会上，赵垛楼、秦寨、黄口、韩村、许贡庄等大队、生产队介绍了抗灾经验，为全县进一步抗灾救灾树立了榜样，坚定了全县人民团结抗灾的信心。红庙公社双杨树村因连年受灾，牲畜少，种子缺乏，大队长王发祥，住队干部陈耀先，先后组织干部学习《穷棒子精神万岁》，启发大家自力更生种好小麦。牲畜少，社员主动卖树，卖鸡蛋兑钱买，麦种不足，省下口粮作麦种。种麦期间，全村每天出动100多人拉犁、拉耧。还割草1万公斤，买小猪120头，发展集体经济。小宋公社小付堂大队为种好小麦，组织全队劳力。采取大滚坡的方法，深翻盐碱地400多亩。9月焦裕禄忍着肝病奔波在全县各个村庄，并亲自起草了《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坑塘的通知》。各公社除“三害”办公室会同供销社，组织力量对全县坑塘进行逐村、逐个勘察丈量，根据历年积水和群众的经验，因地制宜地订出了养鱼、种藕或栽种苇蒲的计划。经过全县人民一年的艰苦奋斗，1963年粮食总产增加981万公斤。丰收不忘国家，不忘灾区，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坝子生产队在自己不很富裕的情况下，积极交售粮食，干菜，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爪营公社代寨大队等分别拿出几万公斤粮食、干菜和几十万公斤干草支援灾区，以感谢党的关怀和外地对兰考的支援。为激发全县人民团结抗灾，进一步推动除“三害”工作，在10月初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表彰了一批战斗在抗灾第一线的干部，树立了5个样板：自力更生、割草卖草、度过灾荒的城关公社豆寨大队韩村生产队；翻地压碱、改良土壤、取得成绩的堌阳公社秦寨大队；大灾之年夺取丰收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依靠集体、发动群众、种足种好小麦的红庙公社双杨树生产队；丰收不忘国家、积极交售爱国粮的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坝子生产队。焦裕禄把这五个典型概括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号召全县学习。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焦裕禄经常深入公社、大队、生产队与干部群众座谈研究生产救灾。11月召开2000人参加的县四级干部会，重点部置了广开副业生产门路，搞好多种经营工作。推动了各社、队副业生产形成高潮，城关公社组织了500人的副业队，到巩县砸石子，拉车搞运输，其中豆砦大队组织了57辆架子车搞运输，3个月收入4000多元，同时发展苗圃卖枣苗收入740元，卖大枣收入4000多元。豆砦大队韩村生产队组织社员割草，到县城打小工，搞运输，全村130人，副业分款2000多元，队里还存有备用款1350元。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自力更生烧砖瓦，没有燃料，发动几百名社员拾柴禾，硬是白手起家建起了砖瓦窑，窑业收入4000多元，盖新房41座，全队3个月副业总收入1．325万元。第9生产队原缺粮2500公斤，3个月副业收入2000元，1000元用于买粮食，不要国家统销；1000元用于扩大再生产。仪封公社圈头大队是有名的老碱窝，麦播以后刮碱土熬碱制硝，既改良了盐碱地，又增加了副业收入。位于县城附近的许贡庄生产队发扬硬骨头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发展窑业生产。5个月收入8万多元，垌阳公社雷集大队4队，1962年仅剩1头牲口，为发展牲畜，组织了以副队长为首22人的砖瓦技术员到外村做窑活，苦干6个月，收入2200元，终于为生产队买回了9头牲口。 1964年春节前，县委进一步发动群众制订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规划，推动了全县抗灾自救活动的深入开展，涌现出城关公社金营3队，许贡庄4队。三义寨公社南马庄5队等一大批大力发展副业，不要国家救济，群众生活安排得好的先进生产队。3月，县委、县人委号召群众在房前宅后，田边地头大种蓖麻，共种29412亩。同时开展小型家庭副业，养鸡、养鸭、养蚕，种植百合、黄花菜、藕、苇、蒲等。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县副业收入总值达到178．68万元，人均3．7元；集体副业收入77．44万元，向社员分配35．5万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52．15万元，人均2．6元。自救活动的开展不仅解决了灾后群众生活，有效地制止了人口外流，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全县干部群众的凝聚力，提高了抗灾的信心，有力地促进了除“三害”斗争的开展。 ——《兰考县志-第十一编 除“三害”纪实》 大家还可以去找一个文献《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我找不到了，所以查的自己保存的文档），感受一下焦老人生的最后一程。 我随便截几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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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前两张是62年12月和63年初，这张是64年 最后的475天，焦老人生的末程，他从始至终未曾好好歇息过。 除"三害"情况怎样?群众生活怎样?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能很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没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我心里感到难过。" 甚至逝后 "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沙丘上，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我无法想象，在这最后的日子，焦老亲身感受着生命力的消逝，却还是心心念念着他“除三害”的工程，会是何等······ 我分不清这是悲壮，还是悲哀。 或许这是第一共和与兰考百姓的悲哀，是焦裕禄的悲壮。 只可惜这种悲壮貌似从不被命运允许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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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人假典型 老保也配提焦裕禄，笑死。 焦裕禄活着也会造老保的反！ 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钦礼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张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炮制了在兰考以周××为首的一条黑线和以其为首的一条红线，斗争的焦点是砍还是树焦裕录（禄）红旗所谓“两点一线”的反革命谬论。 煽动大批农民进城造反。对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周××同志，批斗数百场次，将周迫害致残。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亲自召开夺权会议，密谋策划，配合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反革命行动，在兰考实行了全面夺权。 窃居县革委主任后，大搞结帮拉派，把有各种问题的××××提为干部，拉入党内的××××人，给予包庇重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郑州与帮派人物密谋策划，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因此，张对杨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杨被打成坏头头，杨因不堪忍受到外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抓回后，非法关进监狱四十余天。张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指使兰考卫焦总司令部建立了揪斗李地山联络站，围攻、揪斗了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副司令员李地山等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犯在一大会上公开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服气，还想翻案，我们不能再克制了，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现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团成旦，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 在其煽动唆使下，全县刮起打砸抢妖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小撮坏人大打出手，特别是对政法领导干部毒打迫害更为严重。据调查，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姚文元的指意下，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张犯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讲话录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报稿中两处“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同时又把稿中“坚持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张犯还主持原县委常委会作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六条规定。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犯说：“驻兰考空降部队不可靠，我们要注意。他们有一个副团长讲，谁敢打倒我们邓总参，我就起来和他们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张犯听到邓副主席被“四人帮”诬陷消息后，立即召开其核心人员会议，亲自部署，坐镇指挥，连夜建立指挥所和通讯联络地点，集结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布设岗哨监视空降部队动向，占领焦裕录（禄）陵园等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镇压为悼念周总理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的军民。 张犯还在堌阳、坝头等公社会议上说：“这个人……翻……大革命的案，看他那吊样子，提起裤子不认帐。他上台，咱造派就该死，他上台我就不干。”又说：“机会主义头子是难改的，他们乘唐山地震搞复辟”等侮辱、诽谤华主席和邓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尻他娘，咱还得准备大的路线斗争的，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现在毛主席死了，他们才不听话的。”公然污蔑诽谤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被告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兰考大搞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颠倒敌我关系，倒转矛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煽动打砸抢抄抓，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已构成反革命罪。 入狱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民愤很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肃法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故依法判处张犯有期徒刑十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限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期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上诉人（即被告）张钦礼，男，55岁，河南兰考人。1945年参加工作，原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78年被逮捕，现在押。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审判后，张钦礼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为理由，上诉了本院。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犯有如下罪行： 一、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二、包庇罪犯。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昭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利用职权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县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局长；其它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三、挟嫌报复。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四、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以上犯罪事实，经再次查对，证据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钦礼的上述言行，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原判按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 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 本判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审判长 陈杰三 审判员 王路彤 代理审判员 宋继庚 1980年8月23日（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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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焦裕禄本人其实并没有太多故事可说。他在1963年1月上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1964年1月至1964年5月任书记。即便把他到兰考前在河南省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的半年时间算上，他从离开工厂到基层当县级干部也只有两年。 这期间他唯一比较有意义的工作，就是顶住了上级巨大的压力，继续允许农民施行包干制度。原本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就定下了坚决刹住“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的目标。河南省原本施行的借地政策也已经被定性成了“攻击三面红旗”、“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还选择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继续在兰考县推行包干： ……应该根据原来的基础，根据群众觉悟情况逐步去搞，实事求是，解决突出问题，可以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 同时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完成时间、定劳动报酬、定质量标准、定期检查、定奖罚制度。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真正有趣的故事，要等到焦裕禄过世之后： 众所周知，让焦裕禄真正在全国成名的，是由穆青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该文在1966年2月7日经由中国人民中央广播电台以长篇通讯的形式播出，随即将焦裕禄的声望推至到巅峰。 但是在对焦裕禄的宣传报道中，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焦裕禄在兰考上任时已经是1962年，离新中国成立都过了13年，那为什么兰考还是这副模样？当地农民逃难甚至都逃出了一条“兰考路线”，观众们肯定会问，这解放了13年咋不治理三害，非要等焦裕禄来呢？ 面对这个问题，兰考当地的官员也是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兰考县在1957年之前经济状况很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泡桐林，很少有盐碱地，也没有多少内涝，下了大雨，水很畅通归了河道，一派农村繁荣景象。但从1958年开始，兰考县的局势就开始急转直下： 就是因为有了1958年的五风，把这一派繁荣刮走了，乱砍泡桐，大炼钢铁，去吃食堂挠火，干部多占，社员为活命偷砍……树被砍光，风沙再起……瞎指挥风，让平原一亩地对一亩天，以蓄代排，致使水利系统遭到破坏，内涝严重，水位上升．盐碱又生…… 以林木为例，兰考县的林业在1957时年共有用材林27958株，经济林26462株，山村柳和柳条1285亩，全县大面积造林已达19.8万亩，豫东五条大型防护林中有三条起于兰考县境，对农作物起着牢固的防风作用。 但在1958年以后，由于大办钢铁闷炭，兴修水利架桥，改革发明工具，到1961年时社员没柴烧，种植区域化和改稻田，成材的林木被砍伐80%。截止到1962年6月时，全县仅剩材林7791株，经济林10460株，山村柳和柳条减少了1085亩。在1958年以后，虽然也栽植了一部分林木，但是由于质量太差，绝大部分没有成活。 在盐碱地问题上，以兰考的三义寨引黄灌区为例。1958 年经中央批准后，河南、山东两省共同开发了兰考县三义寨引黄灌区。但由于当时引黄以自流灌溉为主，输水渠道水位高于地面，且渠系工程不配套，造成有灌无排，引发了久治难愈的内涝问题。粗放的漫灌抬高了地下水位，导致了盐碱化土地面积的扩大。事实上，三义寨引黄灌溉区不适当的开发与利用不仅导致了兰考县的盐碱化土地面积扩大，甚至使包括商丘在内的整个豫东灌溉区都产生了严重的盐碱问题。 对这些问题，在兰考县委一份名为《关于治沙洽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中就记载道： ……五八年到六O午三年中，因为我们一度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也没有和群众很好的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现愿望去干，并且采取了错误的工作方法。造成了林木乱砍乱伐，风沙重起，风助沙势，沙助风威，农田失去了扩卫前哨，顺风者被打死，逆风者被沙埋，多次复种，收获无几；地下水位抬高，耕畜缺乏，耕作粗放，燃料不足，盐碱又突出起来，多次播种，很雄立苗；老的排水系统被破坏，新的排水系统未形成，积水扩大，内涝成灾…… 在《关于排涝治碱的方案》中，也如实记述了之前几年犯下的错误： 自五八年，不适当地强调以蓄为主的方针，盲目地提出了“一亩地对一亩天”和“挖塘如建仓，蓄水如蓄粮”的口号，采取了抬高路基，筑边界围墙，修拦水坝、格子堤、控制闸、高底河、高级园田化和平地坑塘化等，造成了平原地区格子网，致使小水流不通，大水受阻拦，汛期一到，上扒下堵，纠纷百出，积水扩大，内涝成灾，扩大碱化面积，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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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的错误之下，当焦裕禄于1962年走马上任时，兰考县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老灾县”。 1962年兰考县沙荒、盐碱、内涝土地已经占其总耕地面积的41.8％，7个公社、1524个生产队、193182人受灾，其中特重灾36562人，重灾88041人。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饲草9514万公斤、煤7130吨、衣（折布）105833米、房1892间。 为了弥补这个尴尬的事实，之后1966年文化部筹备电影《焦裕禄》的工作小组只能特意强调道：“自然灾害要写在黄河的帐上，突出历史的一穷二白，写地方是穷的，精神是富有的，更震动人心。” 而那位撰写了《焦裕禄》一文的穆青，在之后的日子里却因为这篇文章吃了不少苦头。 在他的原文里，是这样描写焦裕禄去世时的情景：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头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人的修养》 这段文字在1962年时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在但之后就成了要命的问题。穆青本人被认定是“污蔑焦裕禄，歪曲他在临死前还还学黑修养。” 穆青的罪名还有一条，他被指控在文章中只描写焦裕禄专注于治理“三害”，无视焦裕禄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才到兰考县上任，没有描写他是如何举旗抓纲、巩固集体经济与大抓阶级斗争等更重要的工作。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所谓“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这个连焦裕禄追悼会都不愿参加的人，只是在之后恰好接待了前来采访的穆青，便趁机编造故事将自己包装成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凭借着这篇报道的加持，在之后的运动中张钦礼成功把持了兰考县的大权，宣称谁反对他这个所谓的亲密战友，就是反对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把自己和焦裕禄、毛主席划成等号。对其它人进行残酷斗争，结果一个小小的兰考县就被打死一百多人，致残上千人。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张钦礼的罪行最终受到了追究，令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在1980年8月25日，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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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兰考人，老一辈的人谈论起焦书记都是说他好，很多事迹都是真的，听老一辈都讲过，我老姥爷说焦书记还来过我老家苹果厂帮过忙啥的，我个人也以我的家乡出现焦书记这样的人而感到自豪。但是对他妻子和儿子评价不是很好这个就没有具体了解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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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焦裕禄说的话，不说现在有几个干部能做到，能想到的也很难得： 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等大家都穿得好时，我自然也就穿得好了。 自己能办到的事，应该自己办，不要事事都依靠别人。从小不爱劳动，光想依靠别人的劳动去生活，长大了会变成个怕困难、怕吃苦的人，就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刚出校门就进机关门，她缺了一堂劳动课，这是不可以的。（教育自己的子女） 鱼塘是集体的，怎么让我一个人尝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乱尝鲜，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 现有国家安排人员是有计划的，我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给自己的亲属安排，不能带头违反党的政策！ 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街上对群众要有礼貌，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 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咱们是群众的带路人。现在群众都在看着我们，越在困难的时候，领导干部越要挺身而出。 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要在困难中坚持下去，困难能考验人，坚持就是胜利。 事在人为，路总是人走出来，困难总是要人去克服的。 在灾荒困难面前，只有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向困难作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胜利面前找缺点，在困难面前找出路。 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细细致致地做工作。贯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摘自《永恒的丰碑 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干部学院编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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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谈焦裕禄，必先谈张钦礼。绕不过去的一个人，却消失了在了历史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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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上） 公元 2009 年 5 月 7 日上午，地处豫鲁交界田野中的张钦礼坟前，聚集着来自兰考、开封、郑州各地的工人、农民、干部五百多人，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祭奠完毕，人们徜徉在坟前的碑林中品读那一通通石碑上直扑动人的文字。 这时，一个在开封退休的老同志，把一本新书交给张钦礼的次子，书名为《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作者任彦芳，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 2009 年 1 月出版。书的封底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介词。 一周后，张钦礼的小女儿携带着他们兄妹跑遍开封、郑州各个新华书店才买到的五本任彦芳这本大作，风尘仆仆地来到兰考，挨家挨户敦请，把我们这些当年在焦裕禄、张钦礼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干部聚到一起，她泪流满面，悲哭不止地哀求说： “俺爸爸因为宣扬了焦伯伯的事迹可是遭了四十年的不白之冤啊，现在已经含冤死去五年了，任彦芳他们还不依不饶，写书销售全国，把我爸说成妖魔，并挖我家祖坟，在书中侮辱我们已经去世四十多年的祖母，我们全家老少可是被逼疯了哇，你们看看任彦芳写的这本书，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 两个多月来，我们丢掉一切，反复传看任彦芳这本书，一致认为，任彦芳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成为一条凶狠的毒蛇，他借这部歪书，不仅把毒牙刺向张钦礼及其亲人，更是刺向焦裕禄这一光辉典型和所有树立、维护这一典型的优秀人群，并且一直刺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三十多年来，我们因为曾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并且宣扬了焦裕禄事迹，而被视为异类，列入另册，成为弱势群体，生活在社会低层，我们的正义呼声不会被主流媒体传播，我们斥邪的檄文也找不到地方发表，同时人已至暮年，对于往昔的恩恩怨怨，是故意也好，是误会也罢，懒得重提了。但是任彦芳这条毒蛇死死缠绕，频频出牙，使 我们旧伤未平又遭剧创，实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只得将历史真相，血泪陈迹铸为利剑，与这条毒蛇拼死一搏。 第一章 任彦芳写兰考历史，必使历史蒙羞 按任彦芳自己所说，他不是兰考人，也没在兰考工作过，他在兰考停留的时间，也就是 1962 年 10 月从长影请假到兰考探亲的几天，1963 年冬第二次到兰考探亲的几天。 在兰考常住，便是“1965 年 2 月，终于得到长影党委批准，让我来兰考生活，组织电影剧本《焦裕禄》的三结合创作组”。1965 年 8 月后，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运动。1966年 3 月，便“接到上级指令，回到北京”，“而后不久回单位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往多处算，他在兰考也就是一年多点时间，一年中，他时而“创作电影剧本”，时而搞四清，时而回长春，时而进北京，并没扑下身来蹲点跑面，要求他对兰考有个概略的了解，也属强人所难。但此人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与老焦有多年感情”，“多次和张钦礼交心谈话”，最具权威性的“兰考通”，旁若无人地胡侃起兰考历史。 在任氏的这部书中，涉及兰考基本情况的外行话，胡诌话随处可见，几乎每页都有。要一条条地给他勘误，写起来恐怕比他这部书的字数还多，再说，有不少兰考小孩子都能说清道明的常识，他却说的驴头不对马嘴，给他纠错，令人恶心。比如，他连他的继父孟照芝在兰考县委具体干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孟照芝是分工抓农业生产的副书记之一，他竟说是管人事的，当时管人事的副书记是刘呈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末，县级都没设人大机构，他在“澄清”焦裕禄带领县、社领导看灾民时的情节时，能把时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的樊哲民，说成“县人 大的樊哲民”； 刘俊生本是县委办公室干事，却被口口声声说是刘俊生老熟人的任彦芳，给“调”到宣传部当干部了。 任彦芳在其书的第三章开头说： “本书的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一个是继焦裕禄之后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一个便是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既然张钦礼是书中的三个人物之一，在该书的第一页又说与张钦礼“多次交心谈话”，却连张钦礼的基本履历都搞不准，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任氏含糊的说，张钦礼 1959 年“被打成严重右倾，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后下放到兰考老君营大队劳动。”而张钦礼的处分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行政级别降三级。1963 年 5 月，程世平调兰考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同时免去张钦礼的县长职务，保留县委副书记职务。焦裕禄去世后，由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直到周化民调任兰考县委书记，任彦芳这时已经在兰考“创作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与“兰考息息相关”了，却把兰考最高机关的重大人事安排写成“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 任彦芳不知何时翻了几页兰考县志，不求甚解，就大言不惭地以行家姿态，向世人宣讲起兰考历史沿革和政治经济史来。他在“谎言的悲剧”中写到： “1957 年兰考的粮食产量是历史的最高水平。1957 年以前，兰考是粮丰林茂，泡桐林都起来了，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 1957 年的兰考景象，任彦芳见了？绝对没有！那就是误听马路消息，或是凭空想象，而且是无知得可怜的瞎想！ 尽人皆知，兰考是历史的老灾区，为什么？历史上，黄河在这里决口 29 次，造成 11次改道，兰考的整个版土都处在黄河故道和沿黄背河洼地，自然地形成了沙荒、盐碱、洼窝，到 1957 年时还远未改造完毕，沙荒、盐碱、内涝依然严重，不然，兰考就不会成为老灾区了。 自称了解焦裕禄的任彦芳，大概连焦裕禄治理过的沙丘都没见过，这可是老焦在兰考的主要业绩。治沙常识是洋槐树上沙岗，因为槐根是浮根，固沙性好，而且治理后的座座沙丘上栽的都是洋槐林，到了任彦芳的“巨著”里怎么变成了泡桐树了呢？兰考的行政区划，到 1975 年前还是九社一镇。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字，但任彦芳说周化民在 1965 年就走遍了十二个公社！而且还到了兰考百岁老人都没听说过的“杨场”、“马场”。如果有人请教任彦芳，兰考有名的一溜十八场都叫啥名，他保证会把驴肠子、猪肠子、狗肠子都拉出来凑数！任彦芳没有一丝一毫写兰考历史的资格，更不具备他所吹嘘写的“用我的笔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基本素质，对于历史事件，他根本不做最简单的调查，只凭他认为最亲近的人的一面之词，或主观臆测，就信笔写来。 比如，他在《谎》书中对于周恩来总理 1972 年再次接见张钦礼这一对张钦礼来说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说任何道理，就断定“是张钦礼的幻想”。2009 年 3 月，《时代周报》年仅 27 岁的驻京记者喻盈，带着对任彦芳《谎》书所写事件的许多疑点，深入到兰考城乡，走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人，在弄清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后，又专为此事拜访了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杨贵找出当年的中央红头文件及本人日记，证实了他于 1972 年 10 月和张钦礼一起接受周总理接见的过程。任彦芳 30 多年都搞不明白的事情，让一个年轻人十多天的功夫都有根有据地说了个清清楚楚。按照写史的素质， 别看任彦芳 70 好几了，也难望二十几岁姑娘之项背！！再如，《谎》书的第三章，开宗明义的说： “本书的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一个是继焦裕禄之后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一个 便是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谎》书写成于 2000 年。写成之后，书中的重要人物张申，于 2003 年 12 月 26 日给任氏写信，评价《谎》书： “勇于面对历史，敢于宣传真知；”（见《谎》书第 4 页） 另一重要人物周化民于 2004 年 1 月 6 日给任氏的信中评论说： “我对本书的突出印象是真实感较强。：（见《谎》书第 4 页）并非重要人物的刘呈明，则与周化民同日写信发表读后感说： “作者通过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写成的这本书，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见《谎》书第 5 页）另一非重要人物的孙玉尊，竟早于前三人，于 2003 年 12 月 20日写信给任彦芳，评价《谎》书说： “此书稿我看过，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见《谎》书第 6 页） 而作为三个重要人物之一的张钦礼，是否认为《谎》书“客观、真实，非常实事求是”呢？张钦礼没表态，因为他在 2004 年 5 月 7 日死前从没听说过任彦芳把他作为重要人物写进书中，他的妻子、儿女也没听说过任彦芳以任何形式征求过对《谎》书的意见。在现代文化精英任彦芳看来，只有张申、孙玉尊（开封行署专员）、周化民、刘呈明等才是现代政治精英，才让他们审查书稿；而张钦礼则是不合时宜的另册人物，没资格审查他的书稿，这无可厚非。但任氏就根本不应在书中提张钦礼一个字。既把张钦礼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人物，着墨最多，却不让这个当事人知道有人写了他，更不让他对所写有关他的历史事件一辩真伪，并且在他死后五年才出版面世，抛售换钱，这是 写史的人应具备的最低品格吗？回避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能叫真实的历史吗？如果相信任彦芳能写史，必将使历史蒙受奇耻大辱！ 那么，任彦芳为什么硬要顶着笆斗进庙门——楞充大头鬼，从 1980 年，到 2000 年写成（见该书第二页）又经九年抛光，终于在 2009 年 1 月出版，前后耗费二十九年心血，难产出《焦裕禄身后》这么一部“兰考史书”呢？ 第二章 把焦裕禄高高举起，重重摔下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从开头到结尾，都反复交代，这部书原先的题目是《谎言的悲剧》，不知何时改成了现在这个长长地书名了。为节省笔墨，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就简称它叫《谎》书吧。任彦芳对于焦裕禄这一政治典型，其居心险恶，令人发指，心机之深，莫可测度；手段之狡狯，难以捉摸。四十多年死死缠住焦裕禄不放，却又看不清他的真形，就像一条修炼成精的毒蛇，既对猎物频施杀手，又常常咬一口窜入草丛。现在让我们拨开他用晃眼的文字织就的草丛，搜寻这条毒蛇。 《谎》书一开篇，任彦芳就用谎言织就他和焦裕禄是“知心故交”的光环，可以任意涂抹焦裕禄的护身符。 任氏写到： “1963 年冬，我再次来兰考，这年春节前，他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我送他全家出了兰考县委的大门，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焦裕禄的最后一次见面！”接着说：“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热爱的兰考。母亲因为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离去，精神受了大的刺激，住进了开封医院。我来探望母亲，她含泪向我讲了 老焦的动人事迹。我向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在这里生活，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但当时未得到批准；回到长影后，多次向同志们讲焦裕禄的事迹。” 这段在时间概念上扑朔迷离、跳荡很大的文字，会让粗心的读者得出以下似乎合理的逻辑推论：由于他继父与老焦是同事，他家又与焦家为邻，老焦的动人事迹他继父都没给他讲过，他母亲作为一个相处仅几个月的邻居，而且是个家属，竟能讲出许多， 而且焦故后，竟被刺激得大病不起，兰考县医院就束手无策，只好住进百里之外的开封市医院。所以他当然会在“再来兰考”时，与老焦有了多次交谈，逐渐熟悉起来，以至老焦全家回山东，别人都不送，只有他一人送老焦全家出县委大门。更值得赞叹的是，老焦一去世，他母亲就在病中宣扬焦的事迹，他一听其母所讲，便立即要把焦 裕禄搬上银幕。长影厂的“无知”领导不准，他就回到厂里口头宣讲。看看，看看！任彦芳和他的母亲对焦裕禄的情之深，爱之切，世人有谁能比？要写焦裕禄的书，非任彦芳莫属，论资格，写长篇通讯的大记者穆青、周原等也是小字辈！尤其对任所写的焦裕禄身后的兰考历史，谁要怀疑他是在焦裕禄身上做手脚，那就是天大的笑话，无耻的污蔑！ 其实这个逻辑推论错了，而且错的没边儿，因为任彦芳说的与事实不沾边儿。焦裕禄 1962 年冬来兰考时，其家与其他县委领导人，包括任彦芳的继父孟照芝都住在县委后院的排房里，是有一段邻居关系。1963 年春，焦裕禄为不让家属、孩子影响县委办公，就带头搬家到礼堂西北的县委家属院住了，搬家时，天下着小雨，张明常、刘俊生等县委干部都去帮忙。而孟照芝仍住在县委后院未动。任彦芳 1962 年 10 月探亲，焦还未到兰考，1963 年冬，任彦芳第二次到兰考探亲时，他家与焦裕禄早已不是邻居了，在这仅有的几天里，他仅有见到焦裕禄的可能。焦家已搬出县委大院全家回山东时，怎么会单由一个任彦芳送行，并且出了并不在这住的大门呢？焦裕禄身为肩负重任的县委书记，兰考灾情严重，工作压头，不下乡就开会，我们天天与他在一起工作、下乡，从没见过他身边带着个并不相识的外地青年，这任彦芳能与焦裕禄有多次交谈，从何说起？那时工作纪律很严，干部请假时间不会太长，任彦芳即使不招即到，沾着不丢，又能有几天与焦见面时间？哪里会有“逐渐熟悉起来的”机会？任彦芳在书中反复自报家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逐渐”二字用到你和焦裕禄的关系上是否恰当？显然，他是用文字游戏的伎俩，让人含糊地猜想他与老焦相处甚久，因而熟悉。如果揭破，他会说，我从没说过我和老焦具体接触的时间。此种云山雾罩的把戏，在任彦芳的书中到处都是，戳不胜戳。 至于任彦芳的母亲因焦裕禄去世而承受不了，大病不起的动人故事，别看我们在县委工作，近在身边，却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看到，徐俊雅和她的子女们在老焦走后都在坚强地工作着、学习着，没任彦芳的母亲受打击这么厉害。四十多年后从任彦芳的推荐中，才知道因为焦裕禄的死，还出过这么个“巾帼英雄”，到底应该肃然起敬，还是当个笑料，总拿不定主意。 任彦芳与焦裕禄的情结，只因为 1963 年冬到兰考探亲的几天中，具有一点与焦裕禄见面的可能，见不见还在两可，却能变得比山高，比海深，以至使他发展到“与兰考息息相关”“命运相连”的程度，并不是“大作家”“大诗人”的多愁善感使然，应该是他所称谓的“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对他的强烈吸引力。耐着性子，捏着鼻子，忍着恶心反胃地纵观任彦芳的《谎》书，可以看到，任氏承认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发表，曾使他这个初涉文坛的青年跃上第一个创作高峰，在海内小有名气，出现了他生命的奇迹。他在该书的第 114 页写到： “中央人民电台的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如团团烈火点燃得人们热血沸腾了；我沸腾的热血，化成热泪，流入我的笔端，我从二月八日到二月十一日用三天三夜，流泻出三千多行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第一部：改天换地录，第二部：韩村前进曲。”如果任氏这段表述是真的，就绝不会有 1966 年 2 月 6 日，他看长篇通讯的第二遍就发觉“在事实上似乎和我原来知道的不同”，并找刘呈明、卓兴隆核实，却仍未解开疑团的情节。如果任氏二月六日即长篇通讯发表的前一天作者之一的周原象发传单一样给了他一份准备发表的清样，他看了就觉失真，就不会有第二天听了长篇通讯的广播，就热血沸腾，热血化作热泪，立马三天三夜不睡，流泻出三千多行长诗的效果，而应是听了广播冷笑不止，无动于衷。因为任彦芳反复表白过，他真诚的象个孩子，遇事特别较真，眼里揉不下沙子。 几天之内，对于同一个事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面孔，任彦芳到底是个真诚得可爱的孩子，还是一只老猾成精的狐狸？任彦芳在 2005 年发表于《百年潮》杂志上的《张钦礼的悲剧》一文中说，他在长篇通讯发表前，就发现了二十多处失真情节。但到 2009 年出的这本《谎》书中却总共列出了十三处“失真”，这大概是他最后落实的，铁证如山，谁都无法驳倒的，足以说明长篇通讯是谎言的证据了。 这场纠缠四十多年的政治官司中，任彦芳是指控长篇通讯为谎言的老牌原告，那么，我们这些向撰写长篇通讯的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后来又继续发表过对老焦纪念文章的兰考人，对长篇通讯这一案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当然就是被告了。首席被告张钦礼已死去五年多，他已不能作辩解陈述，只好由我们这些连带被告人在国人面前作辩解陈述了。 任氏指控长篇通讯第一款不实，是“焦裕禄半夜敲张钦礼的门，找他谈心，共同认为：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思想转变，焦裕禄在前面加上‘领导’二字。当时了解情况的县委常委都怀疑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说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后受到的启发。” 长篇通讯写此情节的目的，在于焦裕禄善于抓解决问题的关键，既然他在常委会上讲了兰考面貌的改变在于领导人的思想转变，这个情节就不叫失真。焦裕禄能在常委会上讲出这个关键结论，绝不会是他初来乍到的空穴来风，起码是与县委成员交谈后的共识。他能和别的常委、副书记交谈，为何不能与书记班子里唯一的兰考本乡本土的副书记又兼县长的张钦礼交谈？说县委书记不可能和县长谈话，这不是缺乏低级常识的胡闹吗？张钦礼在焦裕禄刚来，还没交谈怎么就思想不一致？而且，只是怀疑焦裕禄不可能与张交谈，就断定失真，这不是硬性栽赃吗？文革初期，曾于 1962 年至 1963年任县委救灾办公室主任的吴思敬，就针对当时“焦裕禄不可能找张钦礼谈心”的笑话，作了有力的批驳，吴思敬说：1962 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向张钦礼请示一项救灾事宜，推开张的办公室，见焦裕禄与张钦礼正谈的起劲儿，就退了出来。还有，任彦芳说焦刚来，张钦礼就与他思想不一致，这是常委里的“大家说”的，这“大家”有多少人？都是谁？任氏为什么不挑明？指控写真人真事的通讯报道，却用含糊词语是何道理？ 任氏指控的长篇通讯第二款不实，是说焦裕禄风雪夜看望灾民的情节不存在，出于张钦礼的编造。其理由是刘呈明的证词。刘呈明承认焦裕禄带领县委班子和科局干部到车站看望外逃灾民，但时间不是在晚上，而是在白天。 既然张钦礼介绍，刘呈明也承认，焦裕禄到火车站看望灾民确有其事，长篇通讯饱蘸感情写的此事描述老焦的爱民之心，不存在失真之嫌。至于时间的差异，是记忆不一所致，不影响事件的真实性。如果采访座谈会刘呈明在场，为看灾民的时间与张钦礼争论，记者自然不会采信刘呈明的记忆。因为刘呈明的说法既乱七八糟，又缺乏常识，那时县级还没有设人大机构，他说同去车站的人还有“人大”的樊哲民，说这时间是 在四月份，却又添上个小麦将熟的时候。谁不知道四月五号左右清明，四月二十一号左右谷雨，谷雨麦挑旗，到五月六号左右才立夏，而立夏麦穗才出齐，说四月就是麦子将熟的时候，写到书上岂不叫人耻笑。但任彦芳却不怕，他硬要把刘呈明的话当做长篇通讯失真的理由，不只是居心不良，还表现出他的极端无知！ 任氏指控长篇通讯第三款不实，是说通讯中焦裕禄在常委会上领学了“老三篇”，这是作者按照 1966 年的时代要求硬凑上的。这是任氏把自己编造的不实之词，加到别人身上，然后加以驳斥的无赖手段。长篇通讯中找不到焦裕禄“领学老三篇”的字句。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焦裕禄都领着在常委会 上学过，任氏也都承认，即使通讯按民间总结的说法写了“老三篇”几个字，又何能叫做失真情节？这一指控，也在于任并未详读通讯，通讯说：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大家发言，他又总结，这恐怕将到天明，不可能再学毛著，“紧接着”一词显然不是指的当天。看望灾民的第二天、第三天，围绕看灾民展开学习毛主席著 作，都可以在时间概念上用“紧接着”来表述，北大中文系的才子为何把很顺当的文字结成了死扣？显然是在拼凑通讯“事实失真”的条目！ 其四，任氏指控焦裕禄专门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历史的情节不存在。'任氏是当时的常委？不是，是有资格列席会议的办公室主任？还不是。他都没有参加过常委会，怎么知道常委会的内容有这无那？他是听一些常委说的，那么，另一些常委却明明记得开过这样的会，他为什么置之不理？再说，焦裕禄认为县委领导的思想转变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所在，他不仅要带领县委一班人回忆阶级史，必然还会回忆革命史。而且，向任氏提供没有专门开过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常委，或许没有赶上参加也是有的，或者这个常委虽然参加了，但回忆革命史后又讲到兰考现状，他便认为“不专门”还有可能。所以，任氏断定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是毫无根据！ 其五，任氏指控通讯中写“有一个区，曾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为又一失真，其根据是，他查了兰考史，并无记载。任氏又显露他的无知了。其一，兰考由兰封、考成合并而成，原考成曾归鲁西南地区，战争年代，一个区牺牲十个八个领导人，三十五十干部群众，你怎么能单在兰考的记载中查到？退一万步讲，即使一个区在一个月内牺牲不到九个区长，只牺牲三个两个区长，或没牺牲过区长，只是牺牲了一些下层的干部和群众，能掩盖得了当年的环境残酷，创业艰难吗？任氏这种死抠字眼，就凭空指责，意欲何为？任氏把大通讯写马福重为烈士作为第六款“失真”的证据，这更是任氏的谣言当真实的佐证。 1966 年 9 月 16 日，北大等八个单位和一些兰考县委干部，同时联袂散发了两份大传单，一份是北大的“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份是兰考县委一些干部的“最最热烈的响应北大八单位的呼吁”。这一对孪生姊妹篇气焰熏天，粗野狂妄地把长篇通讯视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大骂通讯的作者是黑帮、右派，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兰考干部、群众，是一群混账王八蛋，其中的一款指控，就是把马福重由叛徒写为烈士。二零零九年五月，《时代周刊》的记者就看出：任彦芳在书中的观点与四十多年前那两张传单惊人的相似。同时，在《谎》书中任彦芳还凭空加上了马福重与张钦礼沾亲带故的臆测。为这两张传单，1966 年 10 月杨捍东奉河南省委之命，专程到兰考调查真相。调查中，为核实马福重的真实身份，杨捍东徒步一百多里，到山东曹县小杨口村，看到了马福重家的烈属牌，接着又按马家指点，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火柴照见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还用双手从上到下把碑抚摸了两遍。 任彦芳说马福重是叛徒的根据能是什么呢？他把烈士诬陷为叛徒，又该当何罪呢？为了说明焦裕禄善于当“班长”，记者选择焦裕禄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制止了装潢县委和让犯错误的公社副书记驻队蹲点的两件素材，写入长篇通讯。那个犯错误的公社副书记到八十年代离休，都没埋怨过所写不实。唯程世平对号入座，说他提议 装璜县委，受到老焦的批评，是张钦礼对他的陷害，便将这一情节作为通讯的第七款“失真”，予以指控，为使指控成立，他精心编造了一大套可笑的谎言。稍有常识和党性修养的人都知道，无论那个层次的党组织内部，存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冲突十分正常，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了对的，改正了错的，达到新的一致，只能是增强了组织成员的团结，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不能看作是什么树立对立面。连同任彦芳所指控的第八条，都是老焦在做县委同志工作时的言行，哪一句是说程世平的，哪一句是说卓兴隆的，都不影响长篇通讯报道的本意，同时都没有提起任何人的名字，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不是以人论事。你说一套，我辩一番，实为无聊之至。就不屑详解了。 任氏指控的第九条不实，说通讯把焦裕禄的临终嘱托安错了对象，把对地委领导说的话写成了是对张钦礼说的了，意图是造成张钦礼是焦的亲密战友的印象。这张冠李戴的报道，使当事人反映最为强烈。 如果说，老焦临终嘱咐把我埋在沙丘上，死后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话，是对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说的，明显错了！其一，老焦不会对上级组织的代表称“你们”；其二，一个兰考县委书记怎么会嘱托地委领导“死后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依焦的才干，他不会说出颠倒上下级关系的话，这话应该是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张钦礼说的。如果说焦裕禄绝对没有对张钦礼作身后的交代，后来发生的两个事实就说不通：其一，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当时报道的，张钦礼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焦裕禄的事迹时，就讲到焦的遗言，使与会的全体人员都感动地哭了。如果不是焦的当面嘱托，又有谁会在焦刚刚去世一星期的时间里，告诉他焦裕禄有此遗言呢？ 其二，焦裕禄嘱托的口气显然是对着兰考县委负责人的，如果不是给张钦礼说的，这么风光的事，为什么几十年兰考县委内都没人应承是给他说的呢？所以，长篇通讯所述焦裕禄临终对张钦礼交代后事，有充分的根据，说其失真是无根据的妄猜！ 任彦芳在指控大通讯第十款“不实”中，说的照片一事，他本人也认为“这是个迷”，到现在他也没有解开。而以未解之谜断言“失真”，不认为心虚理亏吗？徐俊雅认可张钦礼手中确实有老焦的照片，张钦礼不会从她家偷照片，徐又不会给他，那么不是老焦给的又是谁给的呢？照片问题，还有前边的遗言问题，都是四十多年来任彦芳之类的人物摧毁长篇通讯的王牌根据，是打击张钦礼的要害问题，并以此证明张钦礼想骗取“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名誉，进行政治投机的坏人本色。 如果对长篇通讯不抱成见，不持偏见，稍微理性一点，也不会在并不影响焦裕禄这一形象的细节上动几十年脑子。 《谎》书中也承认，张钦礼在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时间，是 1965 年 12 月 17 日、18 日，及以后的日子。这时长篇通讯尚在采访素材中，未曾动笔，写成什么样子，冠以什么题目，写成后能否发表，发表后又能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一系列的问题，连记者本人都心中无数，何况被采访者之一的张钦礼呢？当时焦裕禄已死去一年多，死后的丧葬规格，掩埋地方，上级的评价，社会上的影响，都说明他是一个正常死亡的正县级干部，张钦礼没必要编瞎话和焦裕禄套近乎。同时在后来常委会上审稿时，并未一人就事实部分提出不同意见。结果，长篇通讯一炮打响，焦裕禄成为大英雄，任氏及其幕后者就迁怒成稿前向记者反映情况的人，这也不实，那也造假，唯独自己是正宗的“亲密战友”，这到底属何种心态，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如果再理性一点思考，就算老焦后来没照过相，追悼会上的照片是从档案里抽出来翻拍的，追悼会后张钦礼拿着不给了。这也能说明两个问题：一、相片翻拍后，落在张钦礼之手，说明是张钦礼翻拍的或由他指派别人翻拍的，张钦礼在追悼会前至少是参与了追悼会的筹备工作的。能在幕后积极筹备，却坚决不到台前参加，这叫什么道理？ 况且张钦礼在民权造林会议上发言的时间与兰考的追悼会是同一天，记者当时的报道，与诸多知情人的回忆相吻合，怎么会发生《谎》书开追悼会时，“叫几次张钦礼都不参加”的场面？二、在新华社记者采访张钦礼时，焦未出名，而且已经去世一年半还多，张钦礼还把照片装在身上，并以此炫耀于人前，足以说明他对焦的钦佩、怀念之 情。《谎》书那些张钦礼“与焦裕禄不睦”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滥咬一通。 任彦芳在对长篇通讯的第十一款指控中说，他为通讯中写的焦死后人们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的情节，找到焦守凤。守凤是认可她爸在临终前把家里的《毛泽东选集》送给她当礼物，却肯定没在老焦的枕下发现两本书。我们看到《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中，不仅肯定了在老焦枕下发现两本书的事实，而且还说在枕下还发现了老焦的笔记本。这本书的发表，都是经徐俊雅及她的四个儿女守凤、守云、国庆、跃进审阅过的。徐俊雅母女五人共同回忆应当是准确的，老焦故后在他枕下发现两本书是有其事。再说，以老焦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以及多年的习惯，说他在病中仍然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修养》，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的身边不会没有领袖的书，长篇通讯写在枕下发现也好，在他住的病房里其他地方发现的也好，只是表达笔法的选择而已，何谈不实？ 至于记者因此事为自己造成了“难以说清的灾难”，也是由任彦芳之类故意挑刺造成的！他们能为此事给写这篇通讯的记者造成灾难，不正是能说明他们才是整人整得发狂的疯子吗？ 任彦芳对长篇通讯的第十二项、第十三项指控，并没实际内容，而是不客气地给穆青 周原这些“小学生”改作文。在我们看来，他是孔圣人门前卖书、当着鲁班耍斧，自找丢人现眼。任彦芳说： “大通讯写的 1962 年到 1965 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焦裕禄倡导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已经’用的不准，改成‘正在’，则实事求是。” 任彦芳这个“老师”改的不准。大通讯的作者是总结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全县人民，焦故后，县委和全县人民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连续奋斗三年，取得了治理三害的伟大成果的基础上，说“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说法有一连串的数据，用“已经”不对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怎能叫“幻觉”？彻底改变一个地方，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兰考人民按照老焦的蓝图，已经取得伟大的成果，这不叫设想已经变成现实？但离彻底改变、完全改变还有很长的路程，全国来兰考参观的人看到尚未来得及改造的土地，沙丘，自会理解，并相信有一天会全部得到治理。只有任彦芳之辈才不讲道理地看到还未来得及改造的地方，就结论为“兰考的面貌没什么改变”。为了否认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带领下使兰考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把县委统计的准确的经济数字，诬为“张钦礼的浮夸”。老焦在时，老焦主持工作，老焦走后程世平主持工作，张钦礼浮夸所为何来？张钦礼想浮夸，他没有拍板的权利，又怎能得逞？ 大通讯在写到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正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完成了”的一段抒情，准确的说，当有一字的笔下之误，既“着”字写为“了”字。因为后半句的开头是“正由”二字，“正由”之意系表示过程尚在进行，“了”字表示已经结束，笔者的本意是“正在”续写老焦的那篇文章，而不是任氏所说把理想当现实描绘，因为文章接着抒情道：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后面还有“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等希望、信任、鼓励的句子。再明显不过，“了”字当是“着”字之误，或是笔下误，或是斟酌不当所致。任彦芳能用一字之误，完全歪曲作者本意，将它作为文章“失真”的依据，说明他已刻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愚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任氏的“谎”书里，还有两件影影绰绰认为是大通讯的“失真”之处，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正式列为指控内容之第十四、第十五款？一件是，、焦裕禄的成份问题。任氏说，焦裕禄家中是中农，大通讯写成了贫农，并挖苦说好像中农就不革命了似的。大通讯的穆青、冯健、周原三个作者，家庭都是地主成份，他们不会有任彦芳所挖苦的那种心态，更不会以此心态去拔高焦裕禄，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不确之处。但以焦裕禄的悲惨家史，个人扛长工、当苦力的苦难经历，写成贫农出身也不是什么“失真”。 第二件事是，任彦芳看到大通讯中有老贫农到焦裕禄坟前哭坟，他就认为哭坟者定是肖位芬，本来通讯中没提肖位芬，他为证明大通讯“不实”，就查起了肖位芬家庭的成分，他的结论是：大通讯把肖位芬也由中农改成了贫农。 可怜任彦芳还吹牛说他熟悉焦裕禄，他只听说老焦有位肖位芬这么一个农民朋友，却不知老焦还有不少的农民朋友。长篇通讯所中写的哭出兰考人民心声的老贫农，是张油坊村的张传岭，而张传岭家确实是贫农。纵观任彦芳倾四十多年心血，并且从 1980 年被兰考县委、开封地委从河北文化厅借调而来，专门从事了多年查找大通讯“失真情节”的工作，终于结出的十三条“不实之处”的成果，无一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的下三滥的动作！无一不是居心险恶的肆意歪曲！又无一不是泛起在污水中的泡沫！这些成果的恶臭的内核，从反面证实长篇通讯经过任彦芳及其同行们这样专职、专业，又标准极苛，长达四十多年的反摔，正摔，竟能没摔掉渣子，说明长篇通讯其基本事实是多么的严格而翔实！通讯作者的学养是多么值得钦佩和崇敬！ 任彦芳及其表演舞台的铁幕后面时隐时现的伪君子们，为什么要拼死寻找和宣扬长篇通讯的“不实”“失真”呢？任彦芳的《谎》书中引用了徐俊雅的一句话让人茅塞顿开。 徐俊雅说，如果通讯中有一点不实，就影响老焦的形象，就让人怀疑不是真的。老徐的话并没有错。但这就给了别有用心的任彦芳们以可乘之机，他们要的就是“一点不实，就让人怀疑不是真的”这种效果！他们把十三款研究成果，以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向上级直至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表态，将长篇通讯改写，他们又派专人找穆青，威逼穆青自己提出改写。穆青在无奈中再版长篇通讯，不与别的作者商量从原著中划掉张钦礼的名字。任彦芳们还是不依，硬逼着穆青重写。这些必欲重修改大通讯的强劲动作，任氏在“谎”书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改写意味着什么？以前写的不算数，至少是部分不算数。为什么不算数？毫无疑问，回答当然是假，至少是有假。通过假和掺了假的作品树立起来的英雄，当然是沙滩上盖起的高楼大厦，非垮下来不可！而且盖的越高，夸得越惨！如果将长篇通讯套进十三条“不实”或任意一条“失真”的套子，焦裕禄这一典型将成为历史笑柄！从而将爆出一系列的滔天大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学习焦裕禄，是一场盲目的害民运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焦的女儿焦守云，是鬼摸了头的昏聩之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播发长篇通讯，证明他们都是说谎媒体；穆青、周原、冯健这些记者，还有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和兰考臣民，胆敢上骗中央，下欺国人，罪孽深重，怎么处置都不过分；然后，秦一飞、周化民等人会翘起大拇指夸赞任氏：彦芳啊，你真够朋友，为我们报了因学焦裕禄受刘建勋批评的一箭之仇，你不仅是个大作家，大诗人，你还应当是旋转乾坤的政治巨人！一切尘埃落定，便是该坐监杀头的坐监杀头，该破格升迁的破格升迁，该千载扬名的记入史册让他千古扬名！这一切连环妙算，任彦芳们设计到了，我们这些兰考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也看到了，但这不叫英雄所见略同，应该叫捕蛇人看清了毒蛇的七寸：先把焦裕禄高高举起，然后重重摔下，把他摔成粉末，化为青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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