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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我是不是发现了张居正改革的漏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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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是看《明朝那些事》来了解明朝的,但最近重新翻阅这本书,我觉得我发现了张居正改革的漏洞(希望不是自作聪明) 首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条鞭法,… |
不用你发现,自打嘉靖九年桂萼把“一条鞭法”这玩意弄出来之后,从嘉靖到内阁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但是需要知道是,随着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加上弘治皇帝废开中法这种混账政策之后。 施行的两千年的实物税收已经濒临崩溃了。 明朝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下: 1,实物税收面临崩解,但北方每年需要南方输送大量粮草抵御鞑靼南下(简单的例子,唐朝是北方挣钱北方花,宋朝是南方挣钱南方花,到了明朝是南方挣钱北方花。) 2,大明缺银少铜,几乎不产白银,而且两宋之时赣铜已经开采殆尽,滇铜却仍旧控制在西南土司手里。 3,商品供应匮乏,导致货币向权贵手中集中,即,并不是有窖藏白银的习惯。 (我实在是想不通脑淤血到什么程度才会认为窖藏白银能发展到影响全社会货币供应的地步) 由于商品供应的匮乏,导致货币淤积在权贵手中,也就是有钱花不出去。 一条鞭法确实是一个好答卷。 如果真的长期施行下来,可以解决1跟3。 (简单说一下问题3的解决路径,一条鞭法会导致农民大量出售粮食换取白银缴纳赋税,这样会导致粮食市场获得大批粮食供应,使城镇人口可以购买的粮食总量上升,城镇人口提升必然会提升商品供应,促进货币流动。) 但是问题2,一条鞭法解决不了。 没有银子就是没有银子,铜钱也不会自己在货架上刷新。 这不是一条鞭法的锅,是明朝的先天畸形,自明之前有赣铜,自明之后有滇铜,正好卡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节点上。 挽救明朝跳出一条鞭法这个死结的唯一可能,就是那个男人。 那个回家叫门的男人。 如果这货没有御驾亲征,而是把这些钱全都砸在王公公打的麓川之战上,强行完成西南的改土归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清代之所以能让一条鞭法落地施行还顺手推开了摊丁入亩,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控制了滇铜,滇铜的年开采量从明末的年产十五万斤,暴增至一千万斤,使清朝有了足够的货币供应。 可是明朝那个就有可能干完这件事的男人跑去叫门了…… 张居正面临的问题是,到万历年间,整个明王朝已经出现了系统性崩溃的征兆。 不变,实物税马上就要死给你看。 变,或许有转机。 所以张居正变了,变了十年,该有的好处,一样没少,该出来的问题同样一样没少。 朝堂上下对此开始拉扯。 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需要了解一下。 差不多就是在同时期,西班牙帝国宣布制裁大明,禁止向大明出口白银。 万历肯定不知道这些。 在万历眼里,事情就变成了明明老子已经不用鞭法了,这银子怎么还是越用越少了? 难道之前的银子不是从海上走私进来的? 客观事实跟信息差导致万历逐渐扭曲,他知道一条鞭法的好处,也知道一条鞭法的坏处,但他理解不了,这白银怎么跟下雨一样,一会有一会没有。 最终万历得出判断,要么是有人在使坏,要么还是有人在使坏。 矿监横空出世,丧心病狂的万历甚至已经准备往朝鲜派矿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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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真是自己想出来的,多少是有点户部尚书的潜质的 诶!不是,几百字的回答没几个赞 一个截图+一句评论,两天六百赞? 敢情我是段子区答主? |
评价是不懂装懂。 明朝在隆万改革以前的主要流通货币到底是铜钱还是白银? 有司言时直生红铜每斤银六分苏木大者银八分小者五分硫黄熟者银五分生者三分臣等议苏木不分大小俱给银七分硫黄不分生熟俱五分生红铜六分共银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两直铜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贯(《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 景泰四年(1453),明朝在计算日本勘合贸易的货值时,列举的苏木、硫磺、生红铜市价均用白银计价,总值再换算成日方需要的铜钱。 很显然,张居正之前一百多年,国内市场(至少是大宗市场)就以白银为主要通货了。 大学士严嵩言户工二部称铸钱一千九百万锭合用工料银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七百七十两有奇而户部太仓库贮银止有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两已自不敷京边岁用之数工部节慎库贮银止七十万两尽数以铸钱尚不及十分之一(《明世宗实录》卷四零五) 按照现代大聪明的想法,嘉靖和严嵩都是蠢货。嘉靖通宝与白银的兑换市价是800文(0.8贯)折银一两(官价700文)。1900万锭等于9500万贯,折银就是近1.2亿两。为什么用三千多万两铸一亿多两还要叫苦哭穷? 退一万步说,哪怕只铸一百万锭(成本172.7万两,币值625万两),不就把『京边岁用之数』全部解决了吗。 这是以前朝代从未遇到的新局面。铜钱本身不再是主要流通货币,不能支付铸币本身的工料成本,也不能支付朝廷所需要的现金开支。 我们要明确一点:但凡改革,一定是原本制度存在重大弊病,业已陷入困境,不得不改。 张居正改革前的明朝,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论时政疏》) 前三条宗室、选材和吏治,说白了是维持统治稳定的手段而非目的。 真正的困境是最后两条:军事危机和财政危机。而这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 嘉靖年间“北虏南倭”肆虐,证明明初建立的卫所军制已经彻底崩溃。道理很简单,你不可能指望那一百多万国家农奴流血流汗又流泪两百年之后还有多少战斗力可言。 所以这一时期。基于募兵制的镇戍体系在九边已经非常普及。但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明朝的制度设计上并没有这笔募兵预算。 上筹画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惟力行节俭,足以补救。(《明史·卷二三五》) 计每岁所入折色钱粮,及盐课脏赎事例等项银两,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每年尚少银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处。(张居正《请停取银两疏》) 户部尚书李汝华言太仓岁入仅三百八十九万,岁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一》) 所以嘉隆万时期明朝面临的问题是:为了应对军事危机,必须建立营伍新军。而募兵的庞大开支,又带来了新的财政危机。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必须货币化改革,又不得不对保守、陈腐的官僚体系开刀。 那不改躺平行不行? 呵呵,北虏分分钟教会你什么叫“屯粮不屯枪,你家是粮仓 。”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 压制言论,降低改革阻力;推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实行货币化改革,为军改提供充足资金;实行军事改革,强化北方防务。 每一条都是在为下一条打基础。 那么最终结果是什么?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直入京畿如无人之地,在北京周边饱掠八日才退兵。京边明军无敢战者。而到了万历时,“数十年得无事”。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财政货币化好不好?要不要?”而是已经到了不货币化就大明药丸的地步,是怎么保证货币化顺利推行的问题。 至于一条鞭法带来的“银贵钱贱”、“火耗”等问题。 首先上述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认为这些现象会显著增加平民负担是非常幼稚的观点。 千百年来,征收实物赋税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加耗”、“脚价”、“大小斗”、“淋尖踢斛”等盘剥手段。并非实行货币化之后,才突然冒出种种附加剥削现象。 比如满清在辽东征粮用的『关东斗』,1斗等于2官斗;京通仓收漕粮的『洪斗』,1斗等于1.25官斗。这和『火耗』的性质完全一样。 因为统治阶级也好,贪官污吏也好,决定他们对百姓剥削程度的,主要是剥削者的征收能力与被剥削者的议价能力对比。而剥削的具体形式,影响甚微。 说得直白一点,皇粮收得再多,地主也会给佃农留口饭吃,地方官也会在发生民变前申请减免赋税。而朝廷哪怕分文不取,地主和贪官污吏也不会给小民返利。 另一方面,财政货币化有利于商业发展,能够刺激经济繁荣,这对于平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制度好不好,屁股说了算。明朝灭亡以后,江南士民对漕粮折银可是怀念得很。 新朝鼎命以来,复征本色,民苦无告。顺治三年粮长唐允嘉,居民李茂先等告复永折。蒙抚院土国宝批行在卷。顺治八年水灾异常,民情汹汹,原任温县知县王薇,不得已倡议告折。 …… 予亦尾众往观忽人丛中有苍颜白髭者,向众大言曰:我淳漕粮蒙折,其所省免庶足以越赔累矣乎。又一人最短小劲悍亦大言曰:永折固淳之大幸。(《高淳县志》) |
估计你年龄不大 早年教科书里就直接点明,这会导致农民被商人盘剥 另外,黄宗羲定律了解下:任何财政改革,最终都会蜕变为对底层变本加厉地掠夺。 |
现在的情况就是朝廷手里没现金,需要银子,你假装银子不是货币,这个窟窿它也不会自己消失啊。 明朝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作为本币的铜钱的发行量不足以承担货币的需求,那白银当然会成为货币。有些人成天念叨发钞权被进口商掌握有多坏,那你倒是想辙发别的钞啊,难不成你不收银子,全天下就没有用银子的需求了? 朱元璋的策略是发行纸币,用大明宝钞,然后咔咔贬值。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试图用香料来给大明宝钞背书,但也只是减缓了宝钞信用彻底破产的速度而已。进入16世纪,大明宝钞实在撑不住了,而此时葡萄牙人来到亚洲,日本开始采掘石见银山,于是白银开始取代大明宝钞的地位。 纸币没信用、铜币不够,那就得用白银,这不是谁嚷嚷一顿用白银的坏处就能改变的。 明朝老百姓真正的负担,根本不是那点税。哪怕是在税收最重的江南地区,朝廷的正规赋税也不算多沉重的压迫。真正的大头,是税收上来之后的仓储成本、运输成本,乃至管理成本(供养管理人员的成本)。把一石大米从江南送到京城的成本,最起码在江南能买好几石大米,这些都是要老百姓来承担的。是粮食的仓储运输成本高,还是银子的仓储、运输成本高?一条鞭法中“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这才是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 还有最基本的一点,一条鞭法执行之后,明朝收的银子变多了,但税收的大头依然是粮食,哪怕加派三饷之后都是如此。 至于地方官绅借机盘剥,难道朝廷不收银子,他们就是圣人了?还不是照样花样百出地剥农民,能剥多少剥多少。就算朝廷不要银子,基层官府和乡绅朝农民要银子,农民能不给吗?就算不明抢,一个简单的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也能让穷人倾家荡产了。佃户敢不交钱,明年这地别种了,佃给别人;小自耕农敢不交钱,得罪了老爷,以后青黄不接的时候看你去哪借粮食;富农、小地主,以及势力不够大的小地头蛇敢不交钱,明年选你当粮长。 在征粮食、运粮食的过程中,连手里有点小权力的粮长都能成为被剥削对象,出现“避粮长之役,甚于谪戍”的情况。“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 当年李自成就是被这么坑了,从驿站被开除之后,回到家里,乡亲们一致推举他当里长,替官府收税。此时的米脂依然是以实物税为主,主要收小米,要“岁输榆林粟数千石”。 上任的时候说得好,收够朝廷的,留足县里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你欠驿站的马钱就有着落了。可真到了收税的时候李自成发现,有钱的老爷他打不过,不敢去收税,他打得过的人又都是穷鬼,根本没油水可榨,结果替朝廷收税愣是收得自己倒欠一屁股债。于是最后开发出了新办法——和穷鬼一起收老爷的税。 这还仅仅是用明面上“合法”的手段坑人,还没动用“不交钱就打死你”这种常见办法呢。老爷剥穷鬼,编个理由是给你面子,如果给了面子不接着,老爷直接明抢,你能拿老爷怎样?难不成你还能勾结流寇来杀老爷全家吗? |
这还不是一条鞭法的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 大明根本不是产银国,一条鞭法实施银本位,等于是把整个货币政策拱手送人。 大明的白银主要靠日本和西班牙的美洲输入,一旦这俩渠道断绝,整个经济必然崩溃,最后这俩渠道真的都断绝了。 你可以理解为张居正就是阿根廷米莱,一条鞭法就是废除比索统一用美元,然后美国对阿根廷金融制裁。。。。 |
这两个问题分别解答吧。 一是一条鞭法的来源。 它并不是张居正的一时兴起之作,更不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时才出现的。它的诞生相当早,早在嘉靖初期就由张璁桂萼推出了,当时张居正也才断奶不久。后来此项改革缓缓向全国推行,隆庆年间海瑞在应天干巡抚的时候就在当地大力推行过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改革的时候,这玩意儿已经诞生了快半个世纪了,几十年的时间足够证明它是好是坏。或者你可以怀疑张璁桂萼张居正们的初衷,但是海瑞这个是真不太好怀疑,整个大明朝怕是没谁比他对扶弱抑强更有执念的了。从海瑞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此项改革对底层平民来说确实是利大于弊的。 二是考成法的初衷。 考成法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官僚系统强化中枢(内阁)权力的办法,至于那个收税收了八成八被张居正收拾了的倒霉蛋,实际上也就是张居正集权化过程中的牺牲品而已。至于中枢获得了强化后的权力会干什么,那就全看中枢是什么人了,甚至也不是每一个在中枢的人都有能力操控这个权力,比如说申时行上台后就主动把考成法废了,因为他玩不转这个。 这么解释的话,不知道题主能不能理解。 |
恭喜你发现了金融改革的第一条定律。 没有一条金融制度是可以完美解决所有问题的,任何金融改革都只是在做取舍。 一条鞭法推出的现实问题是缺钱,准确说就是缺银子,而改革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你说的那一堆延伸出来的其他问题,只能说是取舍。 用A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引入B问题,为了解决B问题再引入C问题,这是大部分现代金融制度的本质。 只要西墙塌的速度跟不上我拆东墙的速度,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明朝的问题就在于解决了银子问题但埋下了偏远地区农民更容易被地主官府盘剥的祸根,然而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无力解决,最终明也是死在这个问题上。 |
我看吧,你是没受过穷的。。 别说明朝张居正,就算是本朝,90年代,00年代,农村都是这幅景象。 8月下旬9月上旬,生猪会降价。 因为农民要卖猪给小孩交学费。 7月份粮价每天跌一两分,连续跌一个月以上,因为要逼迫农民卖新粮。 粮食市场告诉了我们,想要大量收购,就得不断降低收购价。房地产市场告诉我们,想要去库存,就得不停涨价。 底层人民就是这样被收割了几千年,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本朝还有粮站保底的制度,学费也大幅度降低,然而依旧改变不了底层被收割的局面,只能说确保了不会被收割得太狠。 |
应该说明的是,古代中国金银铜等贵金属货币都是缺货的,北宋之所以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不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使用信用货币的程度,而是在金银铜等贵金属货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的情况。按理说,北宋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国足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了,因为没有形成金银贵金属通货市场,所以一直缺位。同时古代中国政府一直是收实物直接税而不是所谓的铸币税(直到今天,中国政府都不是一个铸币税财政政府)。 明代开始,由于与日本、西方贸易输入了一定数量的白银,到嘉靖年间,中国终于形成了白银为基准的流通体系 |
不止明朝是这样,历朝历代的平准均输政策弊端基本都是这么回事,古代各种经济改革无非是开源或者截流,截流政策往往胎死腹中,开源政策说白了就是与民争利,继续压榨老百姓。 |
其实古代的根本问题是,行政效率由于距离,技术等因素,存在一个管理极限。 而我国由于地理在欧亚大陆,几乎是属于被隔绝的。 而在这个小范围中,已经被开发的优质土地又比较集中,就容易产生大一统王朝。但问题在于,大一统王朝实行了文官制度,这就导致其行政效率的极限就天生容易导致王朝向内崩溃。 要解决问题,实际上只能够通过向外扩张滚雪球,以求在王朝存续过程中就滚出技术临界点开启工业革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土地社会,这种社会开启工业革命的概率太低了。 |
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帮明朝解决了财政难题 但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土地税和人口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税种,要想收好这两种税,就需要把搞清楚中国的土地和人口,但这个工程没有几个皇帝能搞定。 由于明朝的朱元璋是个牛人,牛人都是一些狠角色,对自己恨,对别人也恨。 洪武十四年,他开始让人编订户口登记册,史称"皇册",这一弄就是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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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他又开始让人编订土地登记册,由于土地都是一块块的,在土地登记册上画出来就像鱼鳞,史称鱼鳞册。 这两个工程干完,整整用了12年,朱元璋终于对自己家底有了个清楚的认识,全国户籍共计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朱元璋也考虑到户籍、人口、土地会变化的,便让自己的子孙每过十年就统计一次,但是他高估自己子孙的能力了,像他这样的狠角儿都花了12年,他的子孙估计12年内是无法做到的。 但是明朝又是一个特别讲究祖训的朝代,只要是朱元璋说了,后面的皇帝就得办。因此绝大数皇帝都是把10年前的数据再抄一遍,但也有真查的,万历皇帝便是一位,这要归功于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也是有原因的,由于前面几个皇帝对土地和人口的普查都是马马虎虎,地方官员为了能少交点税,自然是能少报就少报,就这样,大清朝王朝的财政越来越少。 但明朝的皇室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再加上军事支出,不得不进行改革了。 张居正当时改革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万历皇帝尚小,他妈妈对张居正是非常信任,宫里的司礼掌印太监和张居正的关系也非常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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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其实谈不上是一次改革,他只是把朱元璋干过的事情重新干了一遍,把全国的人口和土地清查了一遍,虽然清查出来的土地比朱元璋的时候说了一点,但是却比明孝宗的时候多了近一倍,这使得朝廷对全国的土地有了重新掌控。 张居正的改革本质的目的就是更高效的收税,这也是他最大的政绩。 真正让张居正青史留名的是他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让税收不再分土地税、人口税、劳役、摊牌,直接按照土地数量来交税,这让朝廷和百姓之间的税收关系变得更简单。 你种朝廷的地,你就给朝廷交税,而且朝廷只要银子,什么粮食、布匹一概不要,更重要的是朝廷一年只麻烦你一次。 这样一来,大家交税就非常方便了,而且朝廷收税的效率也大大提升了。张居正这项改革对于万历皇帝无疑是成功的 这使得万历的财力得到空前的提升,据说府库里堆满了银子,北京粮仓的粮食就是吃九年也吃不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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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张居正的改革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他的这项改革让明朝征税太方便了。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七大恨祭天,东北局势在逐渐变得恶化,军队要增加额外的支出,由于张居正留下了一套高效的征税系统,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可以随时加。 于是,万历四十四年,户部尚书李汝华请求除了贵州和北京周边,全国所有的除去,每亩加收三里五毫银子,200万两银子就筹到手了。 第二年,再加,每亩再加三厘五毫,再搞200万两。 第三年,再加,每亩再加二厘。 这些加起来,就是明末所谓的粮饷,是为了应对辽东事物而增加的税。 到了崇祯皇帝,也是麻烦事不断,好在张居正这套高效的收税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那就继续加税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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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崇祯时期,又多了剿匪的税和练兵的饷。崇祯是一位矛盾的皇帝,他知道加税要苦百姓,但为了国家社稷又不得不加,所以每次加税前,都诚心诚意地对臣子说,为了国家,就再苦下老百姓吧。 就这样,在一次不好意思中,一直加税,直到国破家亡。 明朝从立国到灭亡一直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为“禁海”导致的海盗、海商问题;一个是“流民”问题。 前者反而成了明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例如郑芝龙作为海盗、海商而拥有了“保明”的资本;后者则推翻了明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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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实施之后,农民们只需要直接把钱交给县里的衙门,如此,虽然省下了之前的各种必要的成本和包括贪腐在内的各种不必要成本,明政府也就顺便增加了国家收入,但却失去了对“乡村”地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行,“收银子”永远比“藏粮食”简单方便快捷,“一条鞭法”最终反而加速了贪腐的程度。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荒诞,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收税越来越方便,但统治阶级沉迷其中,越来越离不开了,最终走向了灭亡。 |
张居正改革是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而非一条鞭法一项,还有考成法和清丈田亩。 从根本上来说,税收的货币化有利于减少行政成本,但同时又有利于地主和商人对农民和士兵的盘剥(例如明末,辽饷送到了前线,可当地米价高达七八两一石,遇到战事甚至高达十二两一石,同时内地较为平安的省份不过半两一石)。 另一方面,通过清丈田亩,使得地主们的隐田被清查了出来,由于阻力太大,清丈出来的田亩仍然少于明初。 即使如此,也使得应税田亩就由嘉靖时期的400余万顷变成了790余万顷,接近翻倍。 这样一来,农民头上的田赋就事实上接近减半,即使在一条鞭法之下的农民遭受盘剥,但其负担也改革之前也能够大致相当。 而考成法则是对官吏进行绩效考核,也就是确保新政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本质上是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节省了运输实物税收的支出,减少民间隐田,扩大税基,从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可惜张居正前脚刚死,后脚就被清算了,全家人都被关在府邸内活活饿死。 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 所有的改革措施只留下了一条鞭法这一不利于农民的措施。 大量当时清丈的田亩又迅速减少原来的一半,农民的负担较改革之前反而加重了一倍之多。 再次改革则要等到雍正时期的改革: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火耗归公。 此时已经是1723年,距离张居正改革的1573年刚好已经过去了150年。 |
张居正改革本质就是饮鸩止渴,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银本位的代价就是明廷中央出让货币发行权,金融主导权给江南士绅。明朝白银来源大多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江南士绅抱团就成了明朝的美联储,也就理解嘉靖为什么要开设海禁。 考成法将六科和监察归于内阁号令,从此六部九卿受制于内阁,自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宰相后内阁又重新成为新的中书省,内阁首辅成为实质意义的宰相。相权再次挑战皇权。 万历时期出现一个奇怪的局面,皇帝不能发行货币支撑金融就派太监南下打劫士绅收银税。万历想任命的官员内阁不廷推,内阁想廷推的官员万历又不任命,两边就这么一直耗着。 |
然而问题是,张居正改革的最核心的经济部分,最后都在清朝完成了 |
这点,清朝的江南农民应对的非常聪明,有一种英格兰便士资本家(以农业致富)的既视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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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稻谷和蚕丝之季,稻谷,蚕丝之价皆是大跌。而不产之季,利差至少能高上五成。 但是又不得不售,不售则无法缴纳田赋和来年的生产成本。 于是,聪明的江南农民想到利用当时蓬勃发展农村典当业,化害为利,进行金融操作。 产稻谷,蚕丝之季把稻谷蚕丝质当于当铺。获得当银以应付生产生活所需和赋税。 而不产稻谷,蚕丝之季,则赎当,取出稻谷,蚕丝之后。折去当息,所售的稻谷,蚕丝仍然是大赚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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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注意,因为季节利差的存在,所以农村借谷,无利可图。借谷近乎于放人情债。 |
根本就不是问题。觉得这些是问题,真的是小农经济入脑了。 假如你是一位万能的穿越者(为了通过比喻说明问题),提前给大明带来了计算机网络和重金属矿藏,那么提出的问题就能被解决吗?恐怕接下来变成“统计失真”和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了。 要解决那些问题,是不是在开玩笑,世界各国的财政部、央行都要哭了,跪求你给他们解决一个。 有些问题,并不是大明特有的,也不仅限于古代。商品价格差本来就是一切商业行为存在的前提,商品的兑付风险也自始至终没有消失过。如今全球联网了,这两样变小了吗? 所以反复强调,出问题的不是这个客观世界,而是小农经济形成的“静态世界假设”。认为肯定存在一个,稳定的基础状态(其乐融融桃花源)。而其他的诸如商业也罢风险也罢,都会破坏这种状态。评定一个政策,也往往习惯于去看,政策离这个完美状态有多大差距。差距太大就判断为乱政。 有个非常讽刺的比喻就可以刺破这个幻觉:人总要死的,但是不耽误你每天吃饭。不吃饭很快就死,吃了将来会死,然后因为吃饭没有彻底解决死亡问题,不够完善,于是就不吃饭了吗? 没有任何政策,有义务实现完美,去解决一切问题。更何况那些问题,不但大明的时代难有对策,现在一样没能彻底解决————会不会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也不能解决呢? . 看看现在搞了些什么针对措施,就会明白大明缺少什么。 谷贱伤农:现在国家收购+商品粮自由流通。前者历代政府都有尝试,执行力差+没有信用,怨不得别人。后者也是我反复强调的,干不好别干,比干不好还瞎干硬干,要强的多。让农民自由卖粮,天塌不下来。 基层执行:现在都没解决,你埋怨大明有什么用。不但我们没解决,“先进”的美帝一样没解决。 . 有没有注意到,发现的每一点问题,其实早在王安石变法,就已经遇到了?这都不是新鲜事儿啦,尝试解决的人很多,各个都是经天纬地的大才、各个都是硬闯地雷阵的猛人。 王安石看懂了病症(国家缺少信用,于是无法通过金融手段,平抑基层风险),但是开药太猛了,直接把病人吃死了。张居正吸取教训,不追求彻底解决,开点补药,让病人多活几年,最后死于糖尿病而不是立马暴毙,已经很够意思了。 回到开头,为什么小农的静态世界假设不对不能解决问题?小农信奉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但是按照这个思路,世界应该早就被收获堆满了,然而没有。因为世界上存在天灾人祸,损失不可避免————古代最大的幻想在于,总觉得人祸可以避免,完全没有认识到,因为人类总会出错,好心办坏事儿其实无法杜绝。 现代社会的对策,用的“风险对冲” ,建立在概率上。比如多种几种不同农作物,比如家里有人种地有人出去打工。 按照古人观念 ,这是赌运气啊怎么能行?不但能行,而且非常有必要。商人买东西,能每一单都赚吗?偶尔也会赔钱,这不就是赌运气吗?不是彻底交给运气,而在掌握规律前提下,在收获大于损失的范围内赌概率。水灾旱灾这些灾难,也不是每年都有,农民种地难道不是赌“风调雨顺”吗?这就是从“静态世界”,变为“动态世界”的认识论方法论提升,如果缺少这个提升,一切方针策略都只能沦为空想(因为和现实脱节)。 当年王安石的策略高明在哪里?国家范围内,不可能全部遭宰,必然有赔有赚。于是只要政府出面做保险公司,和农民对赌,那就包赚不赔。一个地方遭灾了,国家的青苗全赔进去了,没关系其他方丰收可以补回来————在没有电子联网、世俗金融的时代里,能想出这招的不是天才而是神仙!同时,政府通过“宁可冒险赔钱也要稳住农民种地”这个政策,给出了“破产失地造反”的对策,堪称一石二鸟。 最后玩砸了,因为这一切都需要“信用担保”。王本人有信用,那么就能执行;其他官员没有信用甚至破坏信用,那就不但不能执行,甚至会害民。最后也是把国家信用整个陪进去了,就喜迎靖康了。金融本身就是个放大器,小农经济里面的百年危机,让金融来放大,十年就能看到终局。 所以有人指责张居正改革 ,是给大明催命,也不算无的放矢————但是就像前面的比喻,因为会死就不吃饭不吃药了嘛? 张居正的措施本来就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在于小农经济,和寄生在小农经济上的封建帝制——后者又不适应时代,偏偏尾大不掉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用货币计价,农民会赔,更多的在于“不允许自由流通”。农民跑去歉收地带卖粮一样可能会赚,阻碍他们赚钱的不是能力,而是那个尾大不掉的官府。 既然用货币计价,农民受损,那么有人受损必然有人获益,向获益方多收税就补回来了————不行做不到,派出去查税的太监被扔进水里了,这个也能怪张居正吗?增加太监权力如何?不行那就变成晚唐了。削弱士大夫反对能力如何?不行那就引发靖康了……横竖走不通,难道是张居正的问题吗?左看右看,不都是皇帝和士绅集团的利益斗争无法调和的缘故。你的大明政府,不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对策,甚至已经成为问题的来源了————灭亡不是天经地义吗!居然能责怪张居正,甩锅也没有这么玩的。 我们梳理历史,就会发现,各种措施,都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才出现的。它们并不完善,但“部分”有效就行。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什么万能对策,能不产生任何不良后果,却完美解决一切问题,大部分都是妥协和取舍。 这不是张居正的问题,而是患者怎么看待医生的问题。认为张的政策导致了问题,基本上就类似于:进医院前人好好的,怎么进了医院就死了呢? 很好,下次不进医院就好了?(???)? |
我和你想的一样了 |
张居正改革的实质是给地方进一步放权。 好处是繁荣了地方的市民经济,让掌握白银的商人进一步富了起来,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 坏处嘛… 就是减税! 减税! 继续减税! |
这不是漏洞,是目的 要是老百姓不低价卖物品,他怎么能增加实际收入? 要是不让乡绅地主高价售卖,他怎么推行下去? 只能再苦一苦百姓 |
以白银为货币,相当于今日以美元为货币 |
首先明代赋役主要由田赋与徭役组成 田赋主要就是米麦为主,还有马草丝绢之类的,终明之世除了河南比较奇怪,其他地方大部分交的依旧是粮食,大规模折银的是丝绢马草和小部分粮食。翻明实录就知道田赋差不多一直都是2600万石粮食。 而一条鞭法主要折银的是徭役,百姓交银子不再服徭役,官府用银子雇人干活。 至于服徭役与交银子哪个压力大? |
一条鞭法就是张居正搞的那次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目的就是为了简化税制,提高收税效率,同时能让农民们过得轻松点儿。 把复杂的实物税改成统一的银税,可以减少收税过程中的贪污和损失。 在经济落后的地方,确实有时候银子不够用。 所以,农民们要交银税的时候,可能就得被迫把东西卖得便宜点才能换到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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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说的那种地主乡绅趁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情况,理论上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这不能全怪一条鞭法,这其实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潜在风险。 明朝政府在实行一条鞭法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配套措施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设立常平仓来稳定物价,防止灾荒年物价飞涨。 政府还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和惩罚那些地主乡绅的市场操纵行为。 考成法是张居正搞的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就是想通过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贪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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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说的那个例子,一个官员就算税收达到了八成八,但还是因为没达到考核标准而被撤职,这就体现了考成法的严格。 题主担心官员为了完成税收目标而压榨老百姓。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因为任何考核制度都可能让执行的人走偏。 但是,考成法的初衷并不是鼓励官员压榨老百姓,而是通过设定明确的考核标准来激励官员好好干活。 如果出现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而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情况,这更多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错。 张居正的改革在明朝历史上挺重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权力,增加了政府收入,提高了国防实力,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虽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有很多问题和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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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题主说的,改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地方和不同阶层之间。 而且,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朝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比如阶级固化、官僚腐败等等。 把明朝的灭亡简单地归咎于张居正改革是不公平的。 明朝的灭亡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族矛盾、外部压力等等。 张居正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影响,但它并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唯一或决定性因素。 |
是的,任何在生产力没有明显进步情况下调整生产关系的方案都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生产力进步才能带动生产关系变化,不存在调整生产关系带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
张居正的改革其实就是还在农业税上面打圈圈,没有对税制发生根本性的改革。以明朝当时情况,就应该在加强在工商业税上面的税收了,建立一套从上而下的、不受本地官员阻碍的税收体制。其实,我一直觉得现代财政的改革关键是建立一套独立的税收队伍,且将税收重点转移到工商业上,而不是还是沿用老一套的农业社会的税收,这样即使你再关注工商业税,还是收不到税的 |
你的发现没有错误,但是你的想法,有些幼稚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好的政策,只有适合当时国情的政策 比如明朝就出过不许自行阉割的政策,你以为的啼笑皆非,实际真的有人这么干 大家都知道银子好,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国家收税如果没有强制一定收银子的话,那肯定是能不拿就不拿 久而久之,国家慢慢的没有了银子,全是实物 而实物没有保质期,无法做到长期保留,而且实物尤其粮食又不便于运输,真到用的时候是真用不上 比如明朝末年,国家一年的名义收入是1000多万两白银,但实际上一两都没有,全是实物 再加上火耗和战乱,真的能拿到的实物,可能都没有三成 所以强制收白银,也是无奈之举 另外,万历年间农业税其实不高,坏就坏在了后边的哭一哭百姓 另外这两条法案,其实针对的,主要是南方那些士绅家族,当地官员早就被收士绅收买了,100两税收只收80两,然后火耗20两,最后给中央的只有60两,这还是有良心的。 真正解决税收问题的,只有到了雍正推出的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 其实从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变法到雍正变法,针对的主要对象,都是江南士绅,这群人书读得多了,脑子都太好使了,但都没有用到正途 清朝入关,明末江南文人竟然觉得河水太冷所以不能自杀,什么东西,还号称四大才子,脸皮真厚 |
对,这个确实是漏洞。黄仁宇就有说过类似问题: 根据上报,1580年左右的南直隶,每石米的价格仅为0.3两。首辅申时行的话也肯定了这一上报,他说:“米价甚贱,率米三石易银一两。”土地所有者为了交税,不得不在低价时卖掉农产品,这样他最后支付税收额差不多为其预想的两倍。当农产品价格严重下降的同时,国家又加增税收,这常常会导致农业用地的价格急速下降,小户便会陷入困境,不得不以低于正常年份收入的价格卖掉他们的田产。 地方政府新部门的增加,宗藩人口的膨胀,都导致各种役的负担的增加,并使纳税土地减少,这些因素成为税收增加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的作者也认为税收折银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为了纳银,纳税户不得不在很低价格时卖掉他们的粮食。此外,“火耗”的征收也使实际税率高于所看到的税率。 甚至黄仁宇对张居正变法的定性为: 改进(指张居正变法)从积极方面来讲,表现为南方各省的兵饷征收,一条鞭法的推行以及税收折银册籍的编定,这至少使得财政制度略微接近于实际情况,也意味着一部分财力可以合理使用。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措施也耗尽了人民的纳税能力,民众税收负担已到了极点。 但是换句话说,张居正变法本身也不是为了百姓啊。张居正变法首要目的是为明朝搞钱,在张居正变法前,太仓库的白银已经严重不足了: 1554年,朝廷从库房中提出总额达889000两的白银时,实存余额不足120万两。1553年以后支出较少并不表明危机已经结束,而是表明太仓库已经没有可用资金了。 因此,虽然张居正变法在一定的层面上确实可以保护老百姓,比如清丈土地、将役赋纳银入田赋变成正额缴纳从而限制附加税,但是说到底,张居正还是想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清丈土地可以发现瞒报隐匿的土地,一条鞭法可以将原来属于基层官吏的附加税光明正大地正规化然后上交。 张居正变法如果可以完整实施(例如专业地清丈土地),倒也不是不会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明朝糟糕的制度必然导致张居正改革实践起来非常困难。题主举的漏洞就是一例,这说到底是明朝民间金融业和市场不够发达导致的。 从通货角度来说,明朝无论是白银还是铸钱数量都不够,彭信威认为由于当局推行宝钞的关系,铸钱数量和宋朝比不多,明朝到16世纪底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恐怕不过千万余贯,而且有一大部分积存在官库,不参与流通,实际流通的以 前代旧钱和本朝的私钱为主,甚至铜钱还会流出国;而白银也外流严重,本土白银产量又很低,虽然万历年间开矿,并且外国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但是总体来说,按照岸本美绪的说法,这些白银并没有流入农村,相比于乾隆时期白银流入导致农村繁荣来说,万历年间白银流入并没有致使农村摆脱萧条的氛围。通货量不足和全面改用白银交税的冲突很容易加重农民的压力,导致此类漏洞出现。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明代中叶以前主要民间金融机构只有私人借贷和典当,高利贷很多。到了万历年间左右出现了钱庄,但是这些钱庄在这一时期还只有兑换白银和铜钱的职能,直到明朝到了末年,钱庄已成为一种近代的金融机关,不但可以兑换铜钱和金银,而且积极地揽作放款,为顾客提供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不过此时的钱庄,同欧洲中世纪的银行比较,不但规模小, 营业范围也小,没有存款业务(也没人敢去存款)。所以,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想去在交税前贷款,再等到粮食高价时候出售是很困难的,最后不得不选择低价时候卖粮食,遭遇更大的压力。 黄仁宇也对明朝金融政策的问题有批评: 明代财政管理缺乏活力产生了许多社会经济影响。一是经济的服务部门严重滞后,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明朝疏于制定货币政策,在其276年间中,政府铸钱仅仅40次,平均产量不超过2亿文。所以粗略估计整个明代的铜钱产量只有80亿文,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总数。许多明钱要比11世纪铸造的宋钱质量低劣,这种情况导致未被铸造成银钱的白银在官方和民间交易中广泛应用,引起了很多麻烦和混乱。更为糟糕的是,即使政府钱币面临困境,但也不允许民间机构插手这一领域。一直到16世纪末,也很少有人提到私人的金融机构。当时货币市场中惟一存在的民间机构是典铺。 |
张居正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是为了让农民更好。 当然交银税的方式客观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你猜为什么评价叫“客观”[嗑瓜子] |
一条鞭法的最大漏洞其实还不是你说的。 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度,其实是将所需要交的税种和义务清楚列出了,百姓不用再另交税。不过随着租庸调制度的崩溃,唐朝开始实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和一条鞭法其实非常相似,或者说一条鞭法就是明朝的两税法。 两税法实行以后,理论上把所有的赋税合并,折算到了田税里,然而一直到清朝,朝廷总会“忘记初衷”,在赋税之外再增加“庸”“调”,以及其他各项杂税。 然而其实之前的两税本来就等于是“租庸调”三者合并征收的,结果因为折算成了田税,所以朝廷或者地方会慢慢认为,老百姓只是在交税,没有服徭役,没有履行义务等,于是再在其之上设置其他税种。 一条鞭法也是一样,虽然一条鞭法的实施初期,将各种杂税一扫而空,但是很快随着时间流逝,各种其他杂税就以各项不同名目增加了起来,人民负担更为沉重。 所以这种名义上将所有税种全部合并,看似有效,但实际上不过是在实行初期有效,弊端依然非常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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