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项英（1898—1941）为什么不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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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1898—1941）为什么不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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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1898—1941）为什么不参加长征?

长征，虽说是大搬家，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不能都搬走吧？
五次反围剿，红一有一批伤员，有一万多人，还有一部分地方部队，也有万把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这批人要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既然留人，就要有人来领导，让谁领导？当然要选一个有威信的人。
项英，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又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留下他领导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博古和李德放心，别人也说不了什么。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记载:李德临出发前，还和项英谈过一次话。项英建议把教员留下来，他担心教员会在转移途中“生事”。但是博古和李德都认为项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认为教员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历史证明，项英对教员的“担心”是正确的。

长征是九死一生，被留下那就是十死无生！
你以为像项英陈毅瞿秋白这几位留在中央苏区是他们自己想留？想多了吧，那就是被甩下的包袱，可以被抛弃掉的，临了还给画了一个“坚持斗争、等待主力打回来”的大饼而已。
当时能决定这帮人命运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不过周公应该算一个，所以他最终心发慈悲带上了教员，否则以教员的那会的处境，他也是必须被舍弃的那一类啊……

在所有没参加长征的人员里，项英是最特殊的一个。
当时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弃子，除了受伤，生病走不动的，那些被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大多都被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贺昌、刘伯坚等人。
教员当时也差点就要被留下来，多亏了总理、老总的据理力争，才带上了教员。
但这一批留下的人员（不包括伤员）好歹也达到了1万大几人，总得留下来一个没有“右倾”倾向的，深受他们信任的人领导才行，否则走的也不放心。
项英就是最好的选择。
此时我党的当家人是老秦同志，但老秦实际上是王明在国内的代表。
早在调查富田事变的时候，项英就和王明交过手，结果被小王撸掉了代理书记的职务，他深知这群喝过洋墨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非常不好惹，他们仗着莫斯科方面的支持，在党内掌握着生杀大权，说咔嚓谁就咔嚓了。
所以，项英很快倒在王明的麾下，成为国际派的骨干力量，自从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得势后，他就得到了中共临时中央的信任。
“宁都会议”上，项英追随国际派批评教员，表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临时中央的决定，因此教员离开了领导位置，而项英在苏区混的如鱼得水。
与教员备受排挤和冷落不同，项英在1933年5月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在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政治局常委同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项英与王明一派的关系很密切。
虽说是受到信任吧，但王明他们也明白，出身于工人运动的大老粗项英和玩俄文的“二十八个半”文人伙伴们，从根本上不是一路人，尿不到一个壶里。此时，项英表现出来的顺从，只不过是屈服于自己的权利而已。
所以把项英扔到苏区的留守队伍里，即能放心，也没什么舍不得的，一举两得。
于是，老秦找到项英，只说了一句话：“你在苏区的斗争经验丰富，留下来最合适了。别人我们也不放心。”。。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项英就算是心里骂娘了，嘴上那也只能是坚决服从呗。
就这样，出发前，老秦在苏区设立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这应该是最早的党政军一把手了吧），能动的人员再加上伤兵，一共3万多兵力全权托付给了项英。

陈毅年谱记载：中央红军的主力撤离赣南以后，留下一个师和地方武装约1.6万人。这些部队负责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的胜利成果，就地开展游击战……
说白了，也就是弃子，留下来的要么是地方部队，要么是伤病员，要么是靠边站的干部。在闽东、浙西南、浙南、皖南、鄂豫边区、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鄂东地区……也留下了不少人，加起来也有上万人。
首先，项英是中央副主席，他还当过军委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央分局代理书记，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全党全军，他的地位都特别高，身处核心圈。在留下来的人中，数他地位较高、权力较大。总得留下一个位高权重的人领导这几万人，镇住中央苏区。
瞿秋白、陈毅、贺昌、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张鼎丞、方方、叶飞、黄道、刘英、刘伯坚、傅秋涛、谭余保、江渭清……都是留守人员的佼佼者或者代表之一。但是要么资历差点，要么地位低点，要么已经远离核心，都不最具有代表性。
其次，项英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熟悉南方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熟悉那些干部，本人能力很强，擅长游击战，威望也高，镇得住那些大佬。
最后，自从一些大佬从上海过来或者从苏联回来之后，教员逐渐被闲置，项英虽然职务很高，但是也大不如以前。把他留下来，无论结果如何，某些人也无所谓。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留下来。有的老红军，哪怕身负重伤，他哭着喊着爬着也要跟随主力一起走。黄克诚时任师政委，他听说主力即将转移，立刻跑到医院接走了一些伤员，有钟伟、张震、甘渭汉……张震回忆，留下来的伤病员大多牺牲了。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项英作为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核心领导人员，能力强、资历深、威望高、知己知彼，且有被排挤、靠边站的趋势，必须有人留守的话，那么一把手非他莫属了。
据统计，他留守数年，南方红军的老底子保存了数千人。改编为新四军时，全军共有10300人上下，还有六千支枪。对此，他和陈毅、粟裕、叶飞、黄道、傅秋涛、谭余保、刘培善、熊刚、高敬亭、周骏鸣、王国华、刘英、谭震林、段焕竟、张鼎丞、方方、何鸣、黄火星、阮英平……都功不可没！
新四军建军，项英也功不可没。可惜了，他在突围的路上被人杀害，杀他的人还是老红军。我们家族也有一个老红军，也是被身边的人杀害了。要不然，他也有可能成为开国将军。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被迫长征。
中央机关在撤离前夕，在苏区成立了中央分局，项英同志任书记，陈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主任。
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项英兼任司令员。

相比于中央红军一年转战十余省的艰苦，项英，陈毅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更为艰苦卓绝。
项英回忆那段岁月时曾说：“两年我都没脱过衣服睡觉，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的，全是补丁”。
睡觉衣服都不敢脱，为的就是一旦有敌情，立刻可以投入战斗，军事斗争之紧急可见一斑。
游击战争最危险的时候，陈老总也曾写下著名的《梅章三岭》以明心迹，至死不改革命信仰。

长征是项巨大的军事行动，10万大军不是说撤就撤的。
所以项英，陈毅以及留在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地方武装在早期承担着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任务。
比如1934年10月上旬，确定要走的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需要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区域完成集结，实施战略转移。
而接替防务的就是项英率领的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
他遵照军委部署，开展游击战争，这才严密封锁了主力红军行动消息。
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率领的红军除了负责掩护任务外，还负责着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的任务。
1934年10月21日，主力红军在突围战役中获得胜利，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需要转运救护。
项英陈毅他们就奉命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救护好的轻伤员后来都参加了游击战争。
此外他们还积极发动群众，为前线长征的部队运送粮弹，这些为红军主力长征提供了很好的助力。
当然最让项英、陈毅“出名”的则是他俩领导的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机关和红军撤离前，博古，李德给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下达的任务十分笼统。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
他们想的还是让项英，陈毅率领红军采用阵地战，与敌人死拼。
为此中革军委还特意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只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却没有明确、详细的作战部署，这让项英，陈毅等人从阵地战到游击战的转换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保卫苏区前期，项英并未听从陈毅“分散作战”的建议。
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被“保卫中央苏区”所束缚，加上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并回师反攻上，留守在苏区的红军遭遇惨败，苏区也近乎沦陷。
这一惨重教训，使得项英意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
然而由阵地战转为游击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历一次次失败后慢慢转变的。
1934年10月18日，项英发表《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他在文章中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为此项英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是派出得力干部去各地区领导游击战争，例如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
二是在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在党内和当地群众间开展游击战争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每个党员必须学习游击战术。
项英还对游击队的规模做了具体要求，在《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中，他要求各区的独立营应有400—500人，区游击队应该扩展至100—150人。
这些措施为日后退出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游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这不是独立的战略游击，还只是在保卫三角地区的最高指示下，发动群众游击战配合红军作战。
促使项英，陈毅真正转变，提出“独立作战”，组织部队突围，在南方八省领导游击战争的还是牛岭战斗。
项英回忆牛岭战斗时，悲痛地说道：“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战斗是留守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战。
1935年1月28日，为了收复失地，提振军心，项英率领红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共5个团的兵力，对驻守在贛县牛岭国民党粤军第二师一部发动了攻击。
这次战斗不仅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红军遭遇惨败，损失惨重，还让国民党加紧了对三角地区的“清剿”。
于都、会昌一线的敌人在贡水两岸对红军和中央分局进行南北夹击。
他们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将红军封锁在一块狭小的区域内，进而一举消灭，摧毁苏区。
形势的日益严峻，留守下来的红军已无法完成坚守中央苏区的最高指示，项英等人意识到必须像长征的中央红军一样，主动放弃苏区，实行战略游击，全军分散突围，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在正式做出这个决定前，项英，陈毅给中革军委连续发电报请求改变作战部署。

但这些电报发出去后，犹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1935年1月30日，项英在电报中言：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
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
2月4日又言：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当天见电，要求当天回复这在我党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此时中央苏区的斗争严峻到了何种程度。
真正推动项英做出全面游击决定的，还是来自毛主席的指示。
遵义会议开完后，主席和中共中央当即给项英，陈毅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
在电报中主席明确提出了要进行游击战，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结合。
这就意味着凡是不适合游击战争的环境，一切都要变，保卫苏区实现不了游击战，那就要放弃。
庞大的机关就必须缩小或者取消，中央分局保留了一个团就行了，其他干部到地方负责游击工作。
基于这样的指示，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开始率领红军分九路突围。
突围作战是非常残酷的，同样牺牲也是巨大的。
贺昌率部突围过程中，被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包围，部队被打散，他也壮烈牺牲。
瞿秋白同志在转移过程中被捕，被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
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舍同当地武装转入了游击战争。
三年的游击战争进行的非常艰苦，陈毅都曾说：“红军的命运寄托在项英同志的勇气和忠诚上”。
游击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对山上的红军进行了严密封锁，他们强迫山里的居民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并让保长严密监视。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游击的红军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
1935年4月下旬，外出运粮的游击队员被敌军发现，跟踪，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差点被敌军清剿掉。
但这些并没打跨项英，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战术，连续挫败了敌军五次清剿。
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区，还发展了新的“三南”游击根据地。
在战斗中，项英总结并及时推广了大量的游击战术原则。
比如“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
甚至项英还会把一些游击原则变成歌谣让战士们传唱。
针对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甚至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分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内，通过形势，革命气节，革命前途的教育，来提升大家的思想觉悟，号召大家要为革命信仰而战。
此外，项英对于确实想走的人，也不强留，会给他们发放路费，秉持着去留自愿。

为此他还特意向身边的人解释：“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意志，如果这个时候想走，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早晚会出事，不如让他们早点走，剩下的人都是坚定的革命战士，战斗力会更强”。
正是这样的意识，游击队保留了大批经过考验的干部，使得游击队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台阶。
斗志昂扬的游击队员们牵制国民党的鼻子满山跑，国民党的腿都快跑断了，连游击队员的影子都看不到。
项英在封闭的山区除了指导游击战争外，他还时刻关注着整个革命局势的发展。除了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会想方设法搞到香港的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字里行间揣摩和分析形势变化，从而更好地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1936年6月，两广事件爆发，广东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口号，公开向全国通电反对老蒋。
事变发生后，一直在游击区负责清剿红军的余汉谋部开始后撤。
经过分析后，项英认为其本质上是军阀间的战争，红军应当抓住机会，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
在项英的领导下，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大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被消灭，作恶多端的豪绅也得到镇压。
这样的行动使得游击区得到恢复和扩大，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少有的好形势。
仅过几个月后，西安事变传来，项英冷静地头脑再次挽救了游击区。
当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消息传到游击区后，大家高兴的舞手跳脚的，高兴的不可言喻。
在会上针对蒋介石会不会被放掉，大家讨论地很激烈。
多数同志认为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的话无异于放虎归山，项英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量，觉得蒋介石最终大概率会放掉。
个别同志不理解，背后说项英是右倾，不久后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送回南京，大家才不得不承认，“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
此外，项英还告诫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时刻警惕敌人新的“清剿”。
果然不出他所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没多久，国明党第46师就发动了新一轮的清剿，好在各地的游击队提前做了各种准备，这才避免了损失。
而真正让项英率领游击队出山，结束三年游击战争的，则是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
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成立时的一万多人，大部分都是项英从山里带出来的。
他们经受住了长期的革命考验，战斗力十分凶悍。
陈毅都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中央政治局给予项英，陈毅等留守的领导人高度评价，称他们是全党的模范。
可惜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英年早逝。
很多人对于项英的死感到惋惜，觉得凭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贡献以及党内陆位，建国后授衔时，项英总怎么着也是个元帅。

1992年，和项英一起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陈丕显在谈话中说：
“项英那时候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如果被中央主要领导人喜欢，也就不会被留下来了。”当时决定谁去谁留，是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又操纵在主要领导人博古手里。

博古
博古不喜欢谁，就会把谁留下。连项英自己都不知道他被留下来。可是，当接到留下来的命令后，项英坚决服从，他是一个党员，当然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在革命史上，为了全局，很多情况下是要牺牲局部的。比如中原突围时，要皮定均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就是做好了牺牲他的准备。没想到的是，皮定均本领比较大，反而比主力部队突围得更成功。
中央红军长征，把项英留下来，也是这个意思。中央指示项英，要待红军主力全部突围到湖南之后，再向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公布红军转移的消息，在此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也就是说，项英也扮演了掩护主力转移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项英严密封锁消息，他代表中央继续办公，继续定期和苏区群众见面，继续出版报刊，给外界的感觉，中央红军一切如故。
项英很好地迷惑了敌人。中央红军10月中旬开始踏上长征之路，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才最终确定红军已经转移了。
完成掩护主力突围任务之后，项英个人才开始突围。项英虽然不被喜欢地留下了，可是他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功德无量，这份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

项英在长征之前就被三人团任命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劳动部长，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博古亲自找项英谈话：我们认为你在党、政、军方面的经验最为娴熟，决定让你负责留守工作，交给别人我们（最高三人团）也不放心.....项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并表示，需要一个副手，如果自己牺牲，就有个人好接班.......于是最高三人团又指定当时在医院养伤的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项英的副手，指定他为西方面军总指挥（这也是后来陈毅被一些人叫陈老总的原因）。于是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而项英和陈毅则指挥着红二十四师（下辖四个团）另地方部队六个团约1.6万余人继续狙击蒋军，造成中央红军依然在苏区作战的假象。到1934年11月，最终蒋军攻入苏区首都瑞金，蒋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已经在一月之前就已经离开苏区，而红军留守苏区的部队此时也已经几乎全部溃散，项英和陈毅带着三百余人向南转移向广东方向的梅岭地区转移，而其他一些部队也有小股的部队突出重围，当然也有继续留在瑞金附近的队伍，因为无法突围，而躲入了深山老林的........（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带着一百多人就是在瑞金附近红林山一带活动，后在1935年4月26日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中牺牲。）

1941年冬天，皖南事变爆发，项英没有突围而出，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也就是说，项英和陈毅、粟裕一样，是留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他没有参加长征。
粟裕没有参加长征，是跟随先遣队出征了，陈毅没有参加长征，是因为腿受伤了，而且他在江西比较有威望，又懂军事。

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旧址
那么，项英为何没有参加长征呢？
在中央苏区，项英的地位非常之高，他甚至和毛主席、朱老总并列为苏区“三巨头”。
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会议之后，毛主席是中央政府主席，有两位副主席，分别是项英和张国焘。
到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会议之后，毛主席继续当选为主席，项英和张国焘继续当选为副主席。
熟悉革命史的都知道，张国焘不在中央苏区，他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呢。
也就是说，在苏维埃，项英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项英还一度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从这个方面讲，他的地位仅次于朱老总。
所以美国友好人士称项英和毛主席、朱老总为中华苏维埃三巨头。
项英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地位非常之高。
可是中央红军决定长征的时候，却把项英留下了。这是为什么呢？

当年中央苏区留守的主要领导同志中，陈毅是唯一一位活着见证新中国成立的。
长征58年后，也就是1992年，和项英一起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陈丕显在谈话中说：
“项英那时候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如果被中央主要领导人喜欢，也就不会被留下来了。”
当时决定谁去谁留，是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又操纵在主要领导人博古手里。
博古不喜欢谁，就会把谁留下。当时毛主席也差点被留下来啊。连项英自己都不知道他被留下来。
可是，当接到留下来的命令后，项英坚决服从，他是一个党员，当然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在革命史上，为了全局，很多情况下是要牺牲局部的。
比如中原突围时，要皮定均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就是做好了牺牲他的准备。
没想到的是，皮定均本领比较大，反而比主力部队突围得更成功。中央红军长征，把项英留下来，也是这个意思。
中央指示项英，要待红军主力全部突围到湖南之后，再向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公布红军转移的消息，在此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也就是说，项英也扮演了掩护主力转移的角色。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项英严密封锁消息，他代表中央继续办公，继续定期和苏区群众见面，继续出版报刊，给外界的感觉，中央红军一切如故。
项英很好地迷惑了敌人。
中央红军10月中旬开始踏上长征之路，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才最终确定红军已经转移了。
至1935年2月，鼎盛时期面积达八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只剩下几个村落，再不突围就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正巧当时遵义会议闭幕，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指示留守部队迅速开展游击战。
于是项英、陈毅等人在安置完伤员后，化妆成逃难的百姓分散突围，辗转到其他的小根据地去打游击。
临突围前，项英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

项英、周恩来和叶挺
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奇迹的是，三年游击战争，项英大难不死。“项英还活着”，连博古都很惊讶。
后来到新四军时期，项英面对新来的军长叶挺有一点“劳苦功高”的姿态，其实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项英不参加长征，其他回答说得清楚，我不多说，我也没有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所以只说感想。
以下，基于听说的资料是真的。
1、项英主动留下，而不能让教员留下，说明项英看教员的眼光很厉害。注意，不是他的眼光，只是看教员的眼光。教员留下，中央根据地会仍在，位置未必在这里，但会生存下来，会发扬光大。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是说明中央根据地盘子太大了，已经不适合在夹缝中生存，但小部队是没问题的。后来南方游击队的生存也证明了这点。所以教员留下，就有了第二基地。但与项英不同的是，教员的党性原则要更强。所以不会出现军阀化的倾向，这方面的证据，就是中央迁入瑞金的时候，让靠边就靠边，让上前就上前，所以不会像国焘一样另立中央，这是项英所多余担心的，所以他还是不懂教员。事实上，很可能，没了教员的中央在长征路上，能否生存下来都是问题，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各位的走向看，8成是要被打散，各位布尔什维克要么回到教员的教室，要么去苏联。
2、关于新四军，我为什么说项英的党性原则不够，就是他实际是留苏派的死忠粉，坚持在江南不听延安调动，是担心北上后被合并，留苏派失去在军中的基本盘，只剩下一群笔杆子，或者说，项英知道自己是苏派中唯一能打仗的人，他并不关心党的事业，只关心留苏派的势力，或者他的价值判断是，党可以不成功，但是如果成功，必须是留苏派的成功。
3、那么是否可以判断，项英，能力是有的，格局不够，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4、革命前浪中，很多被钉在柱子上的人，被教材说成是不遵循教员的路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开国大佬中，和教员有矛盾冲突和路线冲突的有很多个，但是你必须基于党性原则，知错能改，接受批判，很可能是残酷的批判甚至是错误的批判，坚持不动摇，不脱党不自杀，就仍有复出的机会。实际上，从朱老总，陈毅，总理，林彪，彭德怀，都是发生过矛盾的，甚至是很严重的矛盾。
以上，基于记忆中的一些资料，不严谨，欢迎反驳。我不删回复不修改答案，如果需要修改的话，是在后面写补充。
补充资料
1 关于教员被留下的项英意见，来自黎汝清的《湘江之战》。
2，关于长江局，当时在抗日路线上自行其是，旗下新华日报拒绝发表《论持久战》，全面倒向统一战线，领导人是王明，背景不是向蒋介石投降，是执行苏联的指示。

项英是斯大林认可并欣赏的工运领袖，在1928年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从以上项英的简历来看，项英在中共当时的党、政、军都有职务，并且是资历深厚的领导人，在长征前的中央苏区，他是唯一最有资格留在苏区指挥留守的党政军人员坚持斗争的高层领导，其他人都不如他合适。
比如周公，虽然在党内军内有职务，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内的资历不如项英，并且周是红军总政委，军事总负责，必须亲自指挥主力红军转移，毕竟主力红军才是重心。
博古是党内总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也必须随主力红军转移。且他在军内和政府方面资历很浅，也不适合留下来。
朱德则是专注于军事，党政不是他的长项，他是红军总司令，要协助周公指挥军事。
教员党政军全能，但已经失去权力几年了，且国际要求带他转移。
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但江西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搬不走，当地百姓也不能都跟着走，中央还必须留下一部分部队来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转移，并且还有2～3万红军伤员要安置，对苏区的群众也要有所交代。如果高层领导都走了，留下来的人员军心也就散了，哪有士气坚持斗争呢？中央大概权衡再三，顶层认为只有项英最适合留下来，共产国际也认可这样的安排。
陈毅和龚楚留下来协助项英，他俩在江西苏区资历很深，仅次于教员，且军政双全，留下来协助项英最合适，这应该是当时唯一的最佳安排。

谁走谁留，中央都开会讨论了，都走了不利于苏区的坚持嘛，肯定要留下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项英建议毛泽东同志也留下来，毛那个时候大权旁落，鬼都不上门，但项英说你们把毛带走，这个人口才了得善于鼓动，小心他又重回领导岗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项英的预见能力，真的很强！陈毅那个时候也被总理动员留下说：我们都走了，跟苏区人民没办法交代，组织经研究决定并征求你的意见想让你留下来，坚持斗争。参加有的回答，基本上没人愿意留下来，事实上坚持南方游击斗争，缺衣少穿，东躲西藏，长征路上三天一大仗，两天一小仗，减员更严重。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留下项英、陈毅等人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主力长征后，规模较大的红军部队只有绝命后卫师红五军34师，以及闽浙皖赣根据地由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团。
项英、陈毅为什么被留下来坚持斗争，瞿秋白为什么不被允许随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瞿秋白在1931年党和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后，实际上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层，留在上海养病，并从事文艺创作，1934年2月到达中央根据地首府瑞金，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要求随队伍出发，却被要求留下来。
这是因为瞿秋白自1931年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以及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负总责）的博古一直敌视瞿秋白这个曾经的党内斗争对手，执意不同意瞿秋白随队伍长征，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最终死于国民党军宋希濂部手下。
而项英是留下来的唯一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他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项英为什么被留下来？
项英在1928年7月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朱德、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
1934年1月，项英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毛泽东实际上挂名）。
项英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他的身份留下来坚持斗争，具有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心民心的作用，而且项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斗争经验丰富，而且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来坚持斗争，确实是合适人选，而项英本人的党性原则很强，愉快地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中，随时有生命危险）。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
而陈毅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既是地方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井冈山“三巨头”之一，在毛泽东和朱德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留下来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也是合适人选。
项英、陈毅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继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不亚于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也成为新四军的主要来源之一，项英和陈毅也凭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领导人的身份顺理成章成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政委，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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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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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强势，同级别谁都不喜欢他。留在苏区自生自灭，但是强势的性格加上局势的势态竟然把组织发展壮大了。壮大了之后，那强势的性格和组织屡次派来的人还是冲突很大……

谢邀，当时苏区已经被围，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央决定转移，开始说的是西征。为了西征，做了以下动作：
1.派红六军团（任弼时带队监督），去湖南建立新的根据地。贺龙红二军团配合。其实就是为中央寻找新根据地。
2.派红七军团组成北向抗日先遣队（曾洪易带队），吸引走敌人。
3.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让红15军团组成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吸引敌人。
4.让项英、陈毅、贺昌他们留守中央苏区，继续牵制敌人，或者说迷惑敌人（让光头他们以为大部队还在苏区），掩护大部队顺利通过于都河西征（当时不叫长征，到西昌附近的时候，朱德第一次用了长征这个词）。其实这些断后的人，命运可想而知。
红军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有各自的使命和工作，而且他们很多人也都完成了自己的岗位，为此牺牲了。
红军长征前期都是延着红六军团的路线，只是在通道这里发生了通道转兵，然后在黎平会议后决定进入贵州，放弃与红六军团汇合。后面发现贵州待不住，然后才决定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结果张老四与中央发生了分歧，然后中央不得不独自向北。
1935年9月被教员形容至暗时刻，不是因为张老四的事，而是因为当时红军很迷茫，当时只有一万人不到（红五、红九留在了张老四那里），基本意味着没有能力打大仗了，而且大家经过一年多的长征多少有些悲观（红军也是人，大家将自己代入那种境地就明白了，所以当时有些人认同张老四南下也不是没道理）。在俄界的时候开了个会，这个会就是要到靠近苏联的地方，跟苏联取得联系，重新建立根据地。然后走到哈达铺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然后大家就很兴奋，看到了一个落脚地。于是决定快速进入陕北。并且派遣教员弟弟去新疆，去哪里跟苏联联系。
长征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进入陕西的，都是形势比人强，说的直白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命运的安排在了陕北。
回过头来看项英，项英和教员关系不好，所以教员对他评价不高，尤其是新四军他不听延安的，听武汉长江局的，断送了江南的新四军，更是他一生的污点。但是他1934年临危受命留在苏区殿后，确实是一个贡献。如果项英听了延安的，北上。十大元帅他会替代陈毅的位置。即便不评帅，地位也会和五马进京的几个人地位一样。
人喜欢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成功了，就会美化过去的一些经历，好像一切都是料事如神。如果真的是神，就不会有长征了。伟大不是因为是神，恰恰因为是人，恰恰因为也有恐惧，也有迷茫，也有失落，最后依然走到最后成功，才了不起。
我喜欢看长征，因为他们告诉我，困难都是一时的，迷茫也是必然的，只要不停下脚步，不断向前，外部环境在变化，总会有变得有利的时候。

第四次反围剿成功后，周朱二人威望很高。项英是执掌实权的年轻一代为了压制朱周二人捧出来的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项英是中革军委代主席，和李德一起为中共中央军事最高指挥层，是中央红军领导周朱二人的上司
项英其实是很懂游击战的，曾尝试过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的战法，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
随着战事不利，部队怨气很大，项英就成了第一个要为反围剿失败负责的中央领导，从此失势

无论历史怎么歪曲，都无法否认项英是个党性很强的同志。服从命令留在苏区打游击，九死一生。后来确保新四军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要知道皖南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有共军国军日军伪军交错，军内又有叶挺时不时给常总打个小报告，甚至还有人歪曲高敬亭是项英杀的。
之所以很长一段时期把批判项英，我觉得还是和项英同志有段时间和留苏派走得很近有关。另外，皖南事变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因为项英牺牲了，死的人是不会说话的。而叶挺还被常总扣押着，如果此时批判叶挺，那等于把他往敌人阵营推。
一个共产党员牺牲了，还在为挡做贡献。
挡对项英的后代是很照顾的，女儿官至副部级。

毛确立唯一领袖地位之前，受到两大山头的挑战，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他跑了之后就是陈昌浩。
另一个就是先是共产国际后是苏联派的国际主义者。王明是一个，项英是另一个，他俩是一派，但不是一路人。

看看项英和润公的个人恩怨，死在皖南事变是他最好的结局了。

项英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也是直接负责中央苏区的副主席
从各方面看，项英留下最合适
这也是为什么主席实际上应该跟着长征，他是全国苏区的主席留在江西打游击是怎么回事
当时明面上留下主席的原因也是他正在害病。

留在苏区的几万人马，如果不是由项英来领导，换一位善于打仗的，会不会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项英 - 无产阶级革命家、新四军创建人、抗日名将。项英(1898.5-1941.3.24)，原名项德隆，又叫德龙、飞龙，号江钧，化名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
项英的大名虽然不像开国将军那么响亮，但是很多人恐怕也都知道。毕竟他曾经是新四军的副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部队，一个是华北的八路军，另一个就是江南的新四军。
项英为什么能担任新四军的副军长呢?首先因为项英的地位非常之高，在中央苏区，毛主席是苏维埃政府主席，项英是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毛主席。项英还曾是政治局委员。

因为项英没有参加长征。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这些将士大部分都没有参加过长征，项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地位最高。所以，他才能担任新四军的副军长。
既然项英曾经在中央苏区有那么高的地位，为何没有参加长征呢?他可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啊，主力长征都不带他走吗?这是为什么呢?

长征之前，博古李德已经把持了党中央，博古还操控了红军最高三人团，三人团决定谁去谁留。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还留有很多人，比如陈毅、瞿秋白等等，成立了中央分局。
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坐镇。最终选定了项英，由项英担任分局书记。项英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党中央要求，必须等红军主力进入湖南境内之后，才能宣布红军主力长征的消息。
在此之前，必须严格封锁消息。对此，项英做到了，他代表中央苏区，继续办公，继续和苏区群众见面，麻痹了四周的国民党部队。以至于国民党方面到11月上旬了，还以为红军主力仍然在中央苏区。蒋介石直到11月中旬，才确定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
这些跟项英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说，项英没有参加长征，却为主力部队长征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为什么被留下来，而不随主力部队长征，项英不知道原因，也不去问原因，党要干啥就干啥，这是他的原则。

直到建国后的1992年，和项英一起留在南方打游击战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不显在一次谈话中道出了真相。陈不显说，项英被留下来打游击战，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如果被中央主要领导人喜欢，也就不会被留下来了。
什么意思?当时红军总负责博古不喜欢项英，所以红军最高三人团决定把项英留下来。谁都知道长征苦，留下来打游击战更苦，更加危险。奇迹的是，项英活了下来。

长征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着以后不回来了，是想着出去打一圈，然后再回来，那中央苏区不得有个资历够，三人团信得过的人主持工作吗，就项英了，这个人吧，军事素养基本没有，西安事变前手里都没几个人了，南方游击队那是多支部队独立存在的，以至于改编成新四军的时候要一个一个去通知，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只有一部分是项英说了算，结果战绩也不怎么样，根据地也没什么发展，皖南事变也是项英自己有私心，不想受中央管辖，皖南事变后，重组新四军，八路给支援了一部分部队，还支援了刘少奇，然后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因为要有人留下来

他一直提议把教员留在南方打游击，

项英和陈毅选择了最艰苦的一条，掩护和打游击。
项英长期以来被诋毁太厉害了，因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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