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如何评价长春战役（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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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长春战役（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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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长春战役（1948年）?

忙完一天打开知乎，发现有三个知友来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实在受宠若惊，首先在这里泻药一下。

接下来进入正题，如何评价长春战役？或者干脆点，叫长春围城。关于饿死人的事、当时造成的影响等等，问题下已有许多知友讲过了，我也没必要复读，也想换个角度看此战，我想长春一战，表明一直到1948年大决战的前夕，蒋介石还是有死忠的，守长春的主将郑洞国就是其中之一。
郑氏其人，就我个人之见，可谓是个货真价实的“黄埔同志”，这里不是贬义，是说他是个对蒋介石死忠分子，如果他对蒋介石不那么忠诚、不那么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那我相信长春城肯定不会能持续四五个月的围城。
先从长春之战的时间来说，如果从6月1日围城开始算起，到10月19日守军开城投诚，时间是四个半月，如果从5月24日东野的试探性进攻算起，时间是将近五个月。
按郑洞国的自述，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迷茫过、空虚过
5月20日，蒋介石先生于“竞选”的闹剧中获胜，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为了进行宣传，也为了鼓舞士气，我特地下令于当天在长春组织了一次庆祝大会。……我作为长春最高军政长官，虽然不得不强打精神，讲--些豪言壮语给人们打气，但自己心里也很空虚。
《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第342页
焦虑过、惶恐过
第60军因新由永吉调来长春,毫无粮袜储备，除现购现吃外，只好从新7军存储的马袜中分出一半备用。大约4月中旬，我曾嘱尚传道先生在市内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后来统计的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为此，我日夜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将军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第346页
然而，秉着“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可为”（郑回忆录第338页）的精神，郑洞国仍在坚守任务，固守长春，执行蒋介石、“蒋先生”给他的指示。
收集城内一切粮食、杀民养军的政策是“蒋先生”下达的命令，
我感到这种局面很难支撑下去了，一面继续电请卫立煌将军加紧空投粮食，一面发动各军师长官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他速想办法。不久，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
《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第347页
10月16日那刺激城内国军起义的突围命令，也是来自“蒋先生”的空投指令
我的心被眼前的一切搅得异常烦乱，明明知道突围已不可能，但作为军人又不能不服从命令，心情真是痛苦极了。最后，我心一横:突围是死，不突围亦死，横竖是死，干脆拼死向外突吧，死了也能落个国民党“忠臣”的名声。
《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第353页
我在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即决定于十月十七日拂晓,遵照命令实行突围，并作了关于突围的部署。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为了服从命令，早把生死成败置之度外。
《长春起义和放下武器》郑洞国载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辽沈战役》
甚至于开城放人、让城中饥民出城自谋生路，这也还是蒋介石的电报命令。
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麋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第349页
郑洞国执行这些命令的心理是什么？他在后来的回忆写的很明白，在《长春起义和放下武器》一文中他写道：“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而在个人回忆录《我的戎马生》中，郑洞国写的更干脆：“我跟随蒋介石先生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我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我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我的领袖。我作为他的亲信将领……我无时不铭刻肺腑，唯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

你看，郑洞国对蒋介石是多么的忠心、多么的忠诚！
为了不违背蒋介石的命令，他能创造三年解放战争的纪录，让长春之战成为仅次于太原战役的围城战。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能（至少在他的自述里）无比痛心的看着城内百姓活活饿死而不出城作战。为了贯彻蒋介石的命令，他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下令部队准备突围，要为国民党（实际还是蒋介石）守节效死，宁死不做俘虏。
在郑洞国这个国民党、蒋介石的死忠领导下，长春城、长春之战，像是变成了一座祭坛、一个演出场，主角是坐在中央银行大楼里的郑洞国，配角是七十万军民，演出的道具、献祭的祭品是不知多少城中人的性命。
郑洞国要用数万人、数十万人的生命，来向世人展示自己对“蒋介石先生”的忠诚，如果这数十万人不能“宁死勿赤”，那郑洞国自己就要“宁死勿赤”
郑洞国也确实这么做了，10月21日那天，如果不是他亲属侍卫将手枪藏了起来，他或许就要“壮烈成仁”（当然，当时国民党方面也说他“壮烈成仁”了）
那他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心，在后来的改造里动摇了吗？我想没有。在回忆录中，郑洞国只要谈及“丧权辱国”、“失败”，那“丧权辱国”的、“失败”的，只会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当局”。谈起蒋介石，都是称“蒋介石先生”、“蒋先生”。

例如郑洞国回忆围剿鄂豫皖苏区，谈起第三次围剿失败时，他说是由于围剿军号令不统一、战术不对，以及汤恩伯等将领指挥失度，于是“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了”

但谈起胜利的第四次围剿时，胜利的关键因素就成了“蒋先生亲自指挥，号令统一”
口述回忆录的这个郑洞国，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的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如果他没有这些身份，没有被俘，那他会怎么称呼“蒋介石先生“？会如何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
那可真是想都不用想了。

长春战役在满洲民族主义者中有新的解读。
他们脱离了国共攻讦的窠臼，提出汉人内战残害满洲百姓论，是满洲国/国企改制/经济/民俗/历史等诸多满洲本位同心圆叙事中的一环。
可在X等社交平台关注满洲民族主义者的宣讲内容，关键词搜索manju即可。

这个回答不是针对本问题的，只是借着本问题下一个打错靶的回答(
@这里是安全滴
)和其他回答下若干个打错靶的评论，梳理下被误认为参与长春围城的李红光支队/辽宁军区独立第四师/166师/人民军人6师，在1948.5.18-1948.10.30期间，实际上在哪里，在做什么。
1948.2.29，李红光支队被部署至铁岭以东牵制与吸引敌人。
1948.4.23，李红光支队改编的辽宁独四师上报，表示希望将各独立师向长春推进至距城二三十里处构筑工事，准备攻长春。
1948.4.24，李红光支队还在铁岭以南，受降敌53军130师1团4连。
1948.5.24，攻击长春部队占领大房身机场，切断空中运输。
1948.5.30，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
1948.6.1，签发围困电，围困部队不包括独四师。
1948.6.4，围困部署中不包含远在铁岭的独四师。同日，独四师远在沈阳方向阻击并击溃铁岭至兴隆店的敌军。

1948.6.5-1948.6.7，讨论围困办法，还是没有独四师。
1948.6.25，独四师还远在参与对沈阳、铁岭、抚顺间康庄子、二道沟的敌军的围歼。

1948.6.28，长春饥民冲击康德会馆后院粮库遭到国军开枪镇压。肖华再令封锁。
1948.6.30，围困长春部署图仍然没有独四师

1948.7.15-7.16，独四师似还在沈阳铁岭方向。长春独九师汇报放出上尉一人，军警4人，中大学生“百余人”。7.17，独九师汇报“长春城内开始死人”“已达二百”
1948.7.18，独四师还分布在铁岭以东靠山屯(师直)、东西龙湾、抚顺屯、大岭。

1948.7.19，(有误，删除)
1948.7.20，东北局认为强攻长春一举全歼无把握，开始准备南下作战。
1948.7.25，独四师汇报沈阳敌军抢粮和扫荡情况，应还在沈阳方向。
1948.7.26，独四师继续汇报沈阳敌22师抢粮情况。
1948.8.1，长春守军只准出不准进。同日，独四师似还在铁岭，上报审问敌53军俘关于铁岭情况。
1948.8.14，吉林省委决定设立八万人难民收容区。同日，长春守敌炮兵对郊区试射榴弹百余发。独四师似还在沈阳方向北部铁岭一带。沈阳守敌又一次尝试向南突围试探持续若干日。
1948.9.11，按《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前敌我态势图》，独4师远在昌图。同日，我军决定对难民一律放行。

此后一直到1948.10.19长春投诚，《阵中日记》中似乎只有关于热河35师的那个独四师的记载，而没有辽宁独四师记载。关于围城部队中的独立师，仍然只有独6、7、8、9、10、11师。这些部队中存在后成为人民军者，但与后来的166师无关系。
李红光支队/166师在1947年9月东北地区剿匪部队序列表和1949年3月东北地区剿匪部队序列表中出现。
《辽沈战役》的《辽沈战役第三阶段进攻要图》(1948.10.28-11.2)中，独四师和独1、3师一起参与攻沈

有人说围城的目的就是要把老百姓一起围死在里面，这其实有点不客观，当时有个之前打入60军的地下党员叫杨滨，负责长春外围的对敌工作，他是这么说的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说白了在战术上想内外夹攻，凭借城内百姓的力量一起破城。
但是明显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因为郑洞国在城里实行“杀民养军”的政策，最终结果就是城内军人有饭吃，平民没饭吃，饿着肚子的平民怎么打得过吃饱饭的军队呢。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而且卡在真空地带的平民我们拒绝接受，在政治上影响确实不好，甚至说很坏。而且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平民死亡的概率比那些有点底子的地主资本家要更高，到时候剩下的都是地主资本家，政治上又对立，到时候怎么搞呢？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对此，杨滨也提出，通过收拢平民而不是阻挡的方式，这样更能瓦解敌军。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101也是在收到这位的报告之后，有感事情严重，决定不等中央回复，立刻放行（注意时间）。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我们回到长春战役之前，其实在打不打长春，怎么打这些问题上之前东总和中yj委就有点分歧，比如领袖48年2月份就觉得应该把东北关门打狗，所以对101 4月份提出打长春就有点不感冒，但还是基本同意打长春，101一开始进攻长春一开始也不是选择长期围困，而是围点打援，如果没有援军就一口气吃掉。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但是长春的攻城战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外围战虽然打赢了，但是我军也付出不小的代价，这让一向谨慎的101又开始重新思考打长春的事情，最终由硬攻改为长久围困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其实在接到这个报告的这个时候朱毛觉得长春不是不可以硬打，101强调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但还是考虑到东野的实际情况，最终6月7号“基本上同意”对长春实行长期围困。但是还是强调打，别老是围着。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东北解放战争实录-刘统
从攻打长春，到围困长春，再到101九月十一号那个电报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这四个月间在围城的战术方法上确实出了大问题，加之KMT在城里又各种不当人，给了长春民众深重的苦难。即便这次悲剧的主要责任在郑洞国，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看见这种围城方法还是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因此也成为了很多人攻击解放战争正义性的依据。
我到认为长春战役是一个非常能体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战役，我们一般脑海里的解放战争，都是军民一心，同仇敌忾，艰苦奋斗，的这么龙傲天剧本，但其实，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我们现在人的想象，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即使是一项以军纪严明的TG方，也是会出现像长春围城战这样的“不顾情面”的情况的。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类似老百姓还是要遭殃，还会有第二，第三个长春出现。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国民党的“杀民养军”就会不断重演，反动政权就会一直欺压人民。
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彻底结束战争。
就在9月11号那个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天，9月12号辽沈战役开打，我军正式和国民党进入战略决战，此后有经过淮海，平津战役，至49年1月底，歼灭国民党150多万军队，国民党五大主力全部被歼灭，发动这场内战的蒋匪军终于彻底失败。也是四个多月。

围城饿敌战术虽然看上去是一种不太聪明的战法，但在我军战史上也不是只有长春一次，早在红军时期就有两次。
一次是1932年春，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苏家埠围困战，困敌第46师一个旅（4000-5000人？），老百姓数万，围困了40天；
一次是1935年夏，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的龙山围困战，困敌一个团又一个保安团（1400人），老百姓万余，围困了20天；
两次守军都出现了粮尽需要空投的局面，那对老百姓怎么处理呢？
被困苏家埠的旅长王庆蕃算是个模范军人，眼看城内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便写信给城外红军，把老百姓全部释放出去，由红军接收。
被困龙山的鄂军在没有任何储备粮的情况下不让老百姓出城（怕为红军增加人力资源），结果导致龙山才被围20天就饿死不少人。

龙山最后之所以守住，可能是因为守军才1400人在后勤供应的压力上应该相对较小吧

长春战役给了沈阳国军一些守城经验，要尽早地疏散民众，不然等到对面围城确实是来不及的。根据廖耀湘回忆提到，为了不重蹈长春覆辙，他提议尽量疏散民众：

毕竟国军长春疏散民众就做得很不成功。老蒋在6月12日就指示卫立煌并转长春郑洞国指出：“长春军粮不难空运接济无缺，惟民粮无法，断难全部空运接济，故应劝导民众只可忍痛向各乡区疏散，或用半强迫性质亦可，如共‘匪’不在中途阻止，则准长春民众南来沈阳或入关收容，以免人民坐困城内，而使军粮接济无虞”。（实际上军粮也是缺的，空运无法满足。）

然而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导致疏散很不成功，比如八月时中间地带尚且残存十五万饥民。

不过就结果来看，大批壮丁逃亡（9月27日，解放军是从6月12日开始封锁，），留下来的老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罗荣桓军事文选提到》有内容这部分内容，全文如下。
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一、长春守敌两个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之众，凭坚固工事及建筑物实行困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发动对该敌作战。从五月末开始长春外围战，夺取机场后，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
二、两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三千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新第三十八师、第一八二师等外，均以酒面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混，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这一万零四百七十一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军占百分之三十二，军官占百分之二点三，带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三、围困情况的初步经验：
（一）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提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发现每人存粮不足三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四十五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将其押送出来，并对市民进行欺骗说：“七一毛zd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入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大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说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到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
（三）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合围时，敌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据传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购二、三十吨，主要因长春市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且军事封锁不严，封锁线又距城太远。后来确定不按原县区界，而根据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师政委任主任，统一领导封锁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军队站岗，设立盘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并规定以没收走私粮百分之三十（后为五十）作为奖励。经严密封锁后，人市粮食大减，但还不能根绝。因市内粮价奇高，布及工业品则较贱，运粮入市，获利十倍，故有商民专以走私为业者（出来时偷领难民，乘机勒索）。他们在沿途各村设有秘密据点，逐村转粮，数人数处分带，如一部被查获，其余亦足获利，并有武装击伤群众岗哨者。我地方机关及围城部队人员，亦有不少违犯禁令，借口打入关系而托买笔买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机发难民财、收购贩卖者，也有乱没收难民金银白钞以至我钞者，以致封锁不严。经检查教育后始予克服。断敌粮源另一办法为统制封锁区粮食，划长春市外五十里为封锁区，禁止粮食交易，此地区早为蒋军抢劫一空，粮食缺乏，故粮价高于后方集市数倍，如不统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转入市内。在封锁区成立生产救灾合作社，组织群众集体到后方买粮。政府所发种子及救济粮，亦通过合作社，计地计口贷出，粮食以每三、五天发一次，以免走私。长春西地区因救济粮较少，不能停止后方粮食交易，采取带领群众集体购粮，或限制每人购粮不得超过十斤，并保证不准走私。六、七月间瓜菜未熟执行中尚无问题，八月间即发现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济粮以走私营利者。敌人方面则鼓动运粮进市，敌曾枪毙敲诈运粮商人之士兵，并发采购通行证予以便利。现仍继续高价抢购。除新三十八师外其他部队八月初即发粮代金，金额虽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价，此即鼓励部队自行夜掠人民存粮及从市外购粮。以致市民饥饿日趋严重，有冒险抢敌粮车，不顾死刑危险分抢空投粮食者。市面统治秩序已日渐混乱。
（四）在围困中，我发动部队进行对敌攻势井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积极发展内线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利于开展政治攻势，这是两个月来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敌士兵生活很苦，近来情形更坏，且封锁日久不见援兵，感觉前途暗淡。新七军与滇军第六十军有矛盾。东北暂编师与蒋系矛盾更大，故滇军及东北籍之军官，有不少与我接近拉关系，送情报掩护我方人员入城，故内线关系较易建立，情报亦较灵通。但发动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暂第五十六师一部九十余人有组织的投诚反正外，其余均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八月起，整班投诚者增多）。因市内缺乏党的组织，且敌人管制甚严。自王家善师反正后，几个东北师的师团干部多被撤换，改以蒋系军官充任。但其所属两个保安旅已呈瓦解状态，最近有两大股突围企图逃窜，转至我后方扰乱，已被我大部歼灭。我对敌宣传，是以阵地喊话（尤以用敌逃兵喊话收效大），通过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送回敌伤兵及以宣传弹（制造与炮弹相仿，如同飞机散发传单一样）发射宣传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传木船，通过内线关系在市内设秘密宣传站翻印宣传品等。但以宣传弹效力大、射得远、散得宽，使敌来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敌兵对我传单尤其通行证极重视，有出高价托人来买，逃来者有带我方传单以表示接受我宣传，并作为出城之护照，居民藏我传单谓打开城可持此领粮。敌对逃兵则施行镇压，实行士兵三至五人连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带枪者捉回枪杀活埋，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谓台湾新兵中秋节时增来东北，九月沈北会战，长春即将解围等等。但此项仍不能挽回其日趋涣散之军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发生偏向。有的自行规定，不带枪不收，土匪不收，国家属不好处理，故将家属拒回。又因清查难民之假装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带符号不会唱蒋党歌，不会走正步，不知其官长姓名者都下收。这使敌兵发生顾虑，发现后己予纠正。收容的逃兵现已集中解放团训练，准备经过训练清洗后，争取补入部队。投诚的几股土匪武装，因成分很坏已一律缴枪，准备大部遣送回原籍生产，少数罪大恶极的头目，送地方政府依法处理，因长春这类武装尚多，为了不影响争取，故对他们暂时仍予优待。
（五）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粮食去冬即为蒋军抢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马，今春市东一个区饿死四十人，围城开始时土地大部荒芜，有种后又荒芜者。为了避免荒芜，长春东南地区由吉林贷粮一千吨，钱五万万元，一千吨养麦种，由部队抽人力牲口，并发动后方一些人马助耕抢种抢锄，业己大部种上。现外围五万响地将开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响约可收四石，现正布置抢收。对哨卡外难民之救济，分别由吉辽两省在长春市东西地区组织处理委员会，下设办事处、事务所、检查站，派人将饥饿严重者介绍出来，尽量资助回原籍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送附近各县安置，发动社会救济组织生产，并在难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学生入伍。
（六）围城部队在长期间内，已逐渐形成规律化之阵地生活。初围时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体等需要构筑和加固，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时日夜不休，非常疲劳，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某些新组成的独立师在初围城时怕敌炮火、飞机，发生逃亡、自伤或乱打枪者，数次发生误会，造成恐慌情绪，后经动员并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阵地守备发动养猪种菜（每师已种百亩以上）、割草（解决烧柴喂马），现生活己获得改善，并节约了大批粮食救济灾民，目前情绪很高，不愿换防，但亦不愿守阵地，要求快打，同时也发生麻痹现象，在阵地上主要进行军事练兵，政治教育不够，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其事实已如上述。
（七）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长春敌亦宣传所谓“总体战”，我之围城中曾发生配合不好，政策贯彻以及组织不一致。如长西地区未按军队防区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长南地区长农具曾一度发生疆界争执，对收逃兵、放难民、处理走私、处理难民财货、禁止贸易、停止后方粮市等政策发生不一致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围城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一条经验。

看过很多关于辽沈战役的著作，我只想说一句话，东野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应该放老百姓出城，如果不是林彪和萧华从中做梗，东野很可能把长春老百姓提前放出城，也不至于有老百姓被饿死这种事发生。
林彪和萧华不是不知道城里的情况，他们允许国军逃兵出城，却不允许老百姓出城，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看看有些人的所作所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参考消息》上对这些人的评价是“投机革命”，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老百姓。

如果不是内部矛盾，导致内乱。
长春民众会死更多。
中国历史上的围城战，没有那么温柔。
睢阳保卫战打了10个月。
守军断粮，吃完了老鼠，麻雀，盔甲上的皮。
最后开始吃人
守将张巡，把自己的爱妾杀了，给守城官兵分食。
只要有解围希望，外围又攻不下来，守军对于饿死全体百姓这个事，没有多大负罪感。
下限低一点的，会把百姓当做粮食来源，先把老弱妇孺吃掉，充当军粮。
这才是中国历史。
作为进攻一方，掌握放人的主动权。
进攻一方也要吃粮食，如果守城部队坚持时间很长，进攻部队压力也很大。
另外，围困就有解围的可能。围城时间太长可能被解围。
所以，围城部队希望城市居民多消耗守军粮食，不愿意放人出城。
被围居民就成为牺牲品。
长春围城这个事情，是小说《雪白血红》写出来的，时间很晚了。
这样都有人大怒，要处理作者。
其实，战争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平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在战争中不值一提。
把人做成肉脯，充做军粮的在中国历史出现多次。
城破大杀多日，劫掠财产妇女的，几乎是战争惯例。
长春的残酷性，放到几千年历史角度看，排名排不到前十。
当然
实际上，如果围城军队一开始就允许民众出城，最后长春守军也会投降。
全部居民出城，守军有粮食，没有解围希望，孤军是没有前途的。
这样可以减少大量人员死亡，依然可以拿下长春。
这些人死的没有太多价值。

老阎也被围城了，最后固然真香转进了但人家可没有大规模饿死人，而且坚守时间似乎比南京还长
所以我权大家别黑老阎，要是连阎锡山这种温和派国粉都敢黑怕是最终只会招致极端国粉登堂入室

老生常谈的问题。
东野5月开始围城，8月就有条件放人，9月就无条件放人。
长春城里会连4个月的口粮都没有吗。
城里粮食都被果军刮净了。然后骗老百姓出城。
这边东野最开始不清楚情况，不放人出去。老百姓想回城，果军禁止回去。这才导致大量老百姓饿死在双方缓冲区。
东野发现后，就开始放人救济灾民。
果军这边发现东野放人后，又怕老百姓都跑了，东野攻城没顾及，又禁止老百姓出城。
结果到长春解放，城里又饿死了一批。
这事东野的责任就是高估果军下限了。

长春之后，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的士绅名流们终于明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传统儒家道德概念下的仁者，而是新时代的人民军队，从而不再支持国民党军队长期坚守城市。

我一向都认为，对革命战争的过分美化，这都是给老百姓看的，要是左派自己信了可就是幼稚病了。革命是什么?是暴力，是颠覆，是掠夺，是破坏，是秩序重建，是制度革新，是改朝换代。革命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宫廷政变，军事政变，这种对社会破坏了最小，但也往往不彻底，无法根本上改变社会问题。另一种就是法国大革命，苏俄内战，中国革命这种全面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的弊端是对社会破坏极大，民众生命财产会损失惨重，但优点是彻底，革命结束后就可以在新秩序上治疗战争创伤，走向新生活。当然，革命自身它不可避免的是残酷的，暴力的，你死我活的。这里面充满了阴暗面，战争本身就是人类最黑暗的一面。在革命战争中，革命者并不能是圣人，圣人打不了战争，真实的革命者，必须是最善于阴谋权术，必须最善于经营谋划，这样才能成功，在真正的革命细节中，阴谋利用甚至背信弃义都是家常便饭，捉猪敲竹杠甚至种大烟都是生存的必要措施。那么，革命军队和旧军队的区别是什么?答案自然是革命军队有着更高的下限，战争是为了人民解放这个更加崇高的目的，战争的目标是为了最终更高的人道主义主义目的，而不是像古代军队那样攻城是为了进去烧杀掳掠。明白了这点，就会发现长春围城，其实没啥洗的必要，也没啥黑的必要。
自古以来，围城战，围而不打断其粮道，逼迫里面的敌人要么饿死要么投降，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来的军事基本操作。这说到底是一个军事技术问题。十几年前，党刊《党的生活》，曾经长篇连载李发锁的《围困长春》。我记着当时杂志里的标题还是用肖劲光题字的书法笔体呢。既然党刊连载了，说明官方是认同书籍内容的。不过说起来当时连载中的许多内容我都印象深刻，因为内容实在是感觉大受震撼。解放军的策略就是围死长春，禁止任何粮食和燃料入城，这目的就是为了逼迫守军投降，但是又不希望敌军投降的太快。因为围困长春行动是作为整个辽沈战役行动的一个诱敌环节的重要一环。当时营造我军大部队涌向长春，立志要先解放长春的假象迷惑国军，然后偷偷的用火车将东野大部队秘密南下，偷偷的包围锦州。就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重点都放在北面的长春时，却忽略了对锦州这个链接东北和内地的关口的支援。当时东野就用六个野战师大张旗鼓，白天一副要大规模进攻的样子，晚上再悄悄回到原来的位置，所谓的佯攻。导致大量国军在沈阳周边犹豫不定，到底要北上解围还是南下巩固退路?当东野瞒天过海成功将主力部队转移到锦州后，国军这才意识到我军的目的是切断东北和华北的联系，要关门打狗打大围歼战，赶紧对锦州方向进行大规模救援，但是为时已晚。锦州解放，便直接让东北国军再无存活可能。这就是长春围城的意义所在。
但说到长春围城本身，那本书里也说明了长春城内的惨状。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士兵和长春市民已经饿到互相打游击，全面吃鸡大赛了。胆大的长春市民手持凶器潜伏在空投场附近，空投粮食来了便上去和国民党士兵抢夺，中途恶向胆边生，抢不过就直接动刀把抢粮食袋子的国军士兵捅死，然后背着染血的粮食袋子狂奔。有饿的受不了的国军士兵组队去老百姓搜粮食，有的在抢劫过程中被老百姓打死，有的抢到老百姓家粮食，一顿狂吃甚至被活脱脱撑死……许多描述内容，感觉现在都没法过审。
当然这本书的立场是站在我方的
长春围城在军事上是一个绝妙的策略，这个行动成功迷惑了东北国军对我军动向的理解，错失了及时援助锦州的良机，最后造成了东北五十万国军的快速崩溃，成为了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质量均反超国民党的转折点。所以，对长春围而不打的目的就是，这个城市不可以快速破城，如果长春易手太快，辽宁的国军就会再无顾及，果断断尾求生逃进关内，这样关内的淮海，平津两战役就更难打了。所以这个过程，即要给国军的长春方向施加压力，又要给国军留下一个念想，那就是解放军大部队围攻这么久还没攻下来，那么长春似乎是可以防守一波的。于是用飞机空投不断把这个资源丢进这个无底洞，以及辽宁的数十万军队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无法南下支援锦州。而长期围困的结果确实逼迫了长春大量的国军倒戈投降，让我军以极小的代价解放长春。所以长春围城战毫无疑问在战略战术上都是正确的
至于围城造成的饥荒造成了饿死了十几万人（具体数字官方没公开过，十二万人左右也都是猜的），这确实是个悲剧，但是没有特别需要黑的必要，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任何城市攻坚战不会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如果pla不围城，而是不顾己方部队伤亡使用重武器强行攻城，那么这个过程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和城市破坏会比围城少吗?不会吧?很明显伤害更大吧?也没有啥洗的必要，因为这就是战争，怕死人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革命，就束手就擒等着蒋介石把我们全杀光不就得了?有啥强行洗地的必要?就像这问题下某左人也不知道哪来的材料，就硬说长春饥荒饿死人是因为国军不放市民回城全饿死在缓冲区，都怪国军下限低……这不是造谣吗?这种洗地方式对革命宣传难道更加有利?谎言能当真理?
二战时有一位美国将军在国会演讲时论述往日本扔原子弹是正义行为，因为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减少了更多的人类牺牲，这都是必要的行径。他为空投原子弹行动辩护的演讲的观点，我觉得用在长春围城战也是同样成立的
【美将军国会演讲：原子弹下无冤魂】https://mbd.baidu.com/ma/s/B22frxk2
若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自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我和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中，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它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长春围城也是这个道理。围城造成的饥荒是悲，即便是解放军战士，作为一个人，也在执行这种围城任务也不会感到高兴。这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么做是为了更快的结束战争，结束人民的苦难，长春战役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选择。至于怎么看待，我觉得那位美国将军引用的那句原话就很好：
“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常凯申和郑洞国使用了一个阳谋，东北野战军一开始拒绝接招，最后产生的一个悲剧。
只要理清几个当时的现状，郑洞国为何这么操作是非常显然的，东北野战军为何罕见地放弃人道主义导致了饥饿发生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事实一：长春从1948年5月起即被完全封锁，6月机场作战之后空运也已经难以维持，长春的防守时间取决于其存粮的消耗时间。
事实二：长春被围位于1948年春夏期间，因此城市无法指望1948年度的粮食补充储备。
事实三：作为伪满首都，长春被围时尚有40-50万人口在城，其中十万余为国军人员。国军赶人时标准为无三个月之粮。
事实四：根据斯大林格勒的数据来说，士兵虽然重体力劳动但是消耗不会显著超过平民正常消耗的两三倍以上。如果以保持战斗力为标准，根据保卢斯/列宁格勒的情况，保持配给量一半是可以很长时间不失去战斗力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模型计算。
以平民每月的消耗粮食为1个单位，那么城市内士兵维持作战的需求可能是每月1.5-2单位。不饿死的标准会更低。根据事实二，合理预测城市内不会有大规模的粮食存量。根据事实三，我们可以简单假设6月长春机场封锁，城市全面陷入围困时城内尚余三月之粮（平均数）。
这时，城市内的国军存粮为：
2x3x10万=60万单位
城市内的居民存粮为：
1x3x40万=120万单位
国军每月的需求为：1.5x10万=15万单位
居民每月的需求为：40万单位。
常凯申称空运军粮尚够，实际上纯粹扯淡，姑且算每月运进来5万单位，勉强满足士兵1/3.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6月全面封锁之后，城市内的粮食储量可能是180万单位，而每月缺口是50万单位。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三个半月，9月底就将会彻底断粮。实际情况只会比这更差，不会更好。
鬼才会相信，10月国军能给长春解围……
因此，既然郑洞国的目标是【尽可能维持长春的防守】，那么面对着居民两倍于士兵的消耗，他做出的操作是显然的：驱逐居民。这一阳谋将会同时达成三个目的：
极大降低城市中居民消耗产生的粮食缺口；
在直接抢粮效率极低而且会导致动乱的情况下，设卡禁止带粮食出城可以低成本地彻底把剩余粮食全部送进国军粮仓；
同时给城下几十万东野大军加一倍粮食消耗。
那么，为什么东野不愿意接这个坑呢？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如果东野接受饥民，【长春城内郑洞国兵团】能够多大程度上延长其守备时间？
我们列了个表格进行简单的计算，内容是：不同的城内居民疏散速度/不同的空运（和分配）场景下，长春守军可以靠粮食维持的月数。
如下：
空运&统一无空运&统一空运&军队优先无空运&军队优先不进行疏散1948.8下（3.6个月）1948.8上（3.3个月）1948.11（6个月）1948.9（4个月）四个月（历史）1949.1（8个月）1948.10上（5.3个月）1949.2（9个月）1948.11（6个月）两个月1949.5（12个月）1949.1（8个月）1949.5（12个月）1949.1（8个月）下月1949.7（14个月）1949.2下（9.7个月）1949.7（14个月）1949.2下（9.7个月）东野立即接受1949.11（18个月）1949.5（12个月）1949.11（18个月）1949.5（12个月）
结论非常残酷，但是也一目了然。
① 我们的模型效果不错，在历史线-军队优先时，无空运下郑洞国在历史上投降时即将断粮，而如果有空运则面临饥饿风险。
② 对于郑洞国来说，城内居民的存粮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诱惑。即使拥有空运而且不把任何军队储备交给百姓（三个月后放任他们饿死），也只能小幅度延长城市的坚守时间（延长2个月）。因此郑洞国和常凯申最后做出决断，通过疏散手段去抢夺百姓存粮。
③ 而对于东野来说，虽然走群众路线，但是【放任国军在围城前期全面疏散长春居民】在军事上是不可接受的。从最后一行可以看出，如果在围城时直接放手接受所有居民，那么长春围城战实际上已经失败——郑洞国集团将在一年以上时间内保持战斗力。即使在灾难性的饥饿爆发在分割区域的7-8月，剩余的存粮依然可以极大延长郑洞国的作战时间。这也和历史上围城部队稍一开放，城内粮价即急剧下降相对应。因为无论如何，不会有一粒米离开长春，需求的急剧下降对于维持时间的延长是指数性的。
④ 反过来，9月开放也不意味着高尚。这只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在9月，城市内的饥民在离开长春城时，已经基本上不会被抢走可观粮食供应守城国军了，只会降低粮食需求。相对应的，国军也不可能开仓放粮，此时继续保持围城，等于让三四十万长春平民去死。这时，城外的东野终于可以接受放出居民导致的军事后果，于是他们在开放可行的第一时间选择了开放。
综上，只要长春守军依然保持【不允许出城人员携带自己口粮】的策略，那么东野在围城的前三个月内接受城内居民全面疏散就等于宣布围城战失败。双方在自己目的下做出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最先耗尽存粮的数万人只能成为城下的饿殍。而最后辽沈战役的成功使得长春不可能补给更遑论解围，才提前结束了这场灾难。
而这种残酷性，甚至只是这场相对来说恪守底线的战争中的一部分。

知道某些人重点就是评价围城，那我们以当年同一个蒋介石指挥下的武昌围城作对比，怎么那时蒋介石作为围城方，同样不许粒米进入武昌城，违者军法从事呢。面对城内饥饿惨状，蒋介石也毫不动心呢。
对比一下，蒋介石指挥武昌围城仅仅四十天，城内百姓饿死数量以万计，守城北洋军就投降了，避免城内居民更大的牺牲。轮到蒋介石指挥守长春，困守四个月，老百姓饿死多少万也不许投降，倒是解放军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放松围城，从八月份的分批放人出城到九月份全面放开，是谁在战争条件下努力做到最好?
按照某些人的标准，只怕是“蒋介石指挥围城饿死人，那都怪守城方太顽固，居然不投降。蒋介石指挥守城饿死人，那都怪攻城方太冷酷，居然要守城方投降”。您别笑，当年某沙龙论坛就这腔调。
对了，同时期文明民主的大英帝国军事领导人已经证明，不允许老弱妇女儿童离开被围城市是战争通例:
每当有人向我提到（空袭）对妇女和儿童的屠戮，我都会用封锁的例子来反驳。虽然过去的战争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例子。我从未忘记过，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在过去或者不算太遥远的过去，普通的战争中，围城战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如果敌军拒绝劝降的程序，他们中的每一个活物都必须死于剑下。即便是在更加文明的今天，围城战仍然非常普遍，通常伴随着对整个城市的炮击。在任何情况下，妇女和儿童都不会被允许离开城市，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存在和对食物的消耗会让围城战结束得更快。至于炮击，哪场战争中的哪个继续抵抗的城市没有被敌军射程内的大炮施以全力轰击？”----《轰炸攻势》亚瑟·哈里斯爵士

长春围困战是林彪做的几件丧尽天良的坏事之一
完全侮辱了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人格和武德

用《投名状》里庞青云的一句话就是：

我有几点不懂地方，希望大佬们为我解惑。
1、长春被围，是谁直接派部队到老百姓家里搜刮粮食？
2、搜刮完粮食之后，是谁操纵市场，哄抬物价，投机倒把，趁机大发横财，盘剥百姓？
3、天气渐冷，是谁墙拆民房？逼的百姓风餐露宿？
4、郑洞国刚开始命令市民留下可以支撑到九月的口粮，但后来是谁把这些粮食抢走，导致七月就开始饿死人？
5、是谁强逼百姓出城，甚至下达明确指标？又是谁抢走了他们的身份证件，导致辨识困难，出逃无望，返回无门？
6、卫立煌空投粮食五千余袋，三分之二落入城中，是谁拿去贪污倒卖，最后落入大家口中的寥寥无几？
7、是谁在城中缺粮的情况下大办寿宴，铺张浪费？又是谁利用食物交换女性，掀起“临时夫人”热潮？
8、是谁在解放军不放行时死命向城外赶人，可当听说开始放行之后反而开始阻止百姓出城？最后为什么不是刮民党军开门收纳居民？而是解放军放行并赈济了百姓？
9、守军十万，围军也是十万，守军尚且有装备的优势，在兵力对比1:1的情况下，是谁不打、不降、不逃，就知道在城里欺负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干畜牲事？
10、1948年10月11日，先总统常公说：“我在沈阳曾经以电话询问长春郑副司令洞国，据称流亡人民病倒在街上的偶而有之，绝对没有吃人肉的事情。由此可见有许多传闻，出自想像或虚构，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我们新闻界为吸引读者，增加发行，往往利用群众好奇的心理，注销许多惊人的新闻，按其实际，多半是言过其实，甚至毫无根据，我希望我们新闻记者要重视国家的利益，审察新闻的来源，慎重处理，忠实报导，切不可摭检传闻，辗转刊载，使人心受到刺激，社会为之不安。不但对于经济的情形如此，而对于军事方面的报导，更应慎重察核，不使有失真实。”
先总统常公训示长春稳如泰山，哪些说饿死人的，是何居心？

内战悲剧……
通常的内战中的城市攻防战，攻守双方会默契地把城中老百姓放走……
基本意思是好比两个江湖人士要决斗，会招呼无关人等都闪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很少有把老百姓当成砝码的，……

本来长春只有新7军把守，120公里外吉林市只有60军把守，可以各个击破两支孤军的。47年秋虎3试攻吉林未拿下就没再碰了。48年初60军趁着虎3疏忽从吉林逃到长春与新7军会合。长春变成两个军把守的硬核桃不好打了。如果先解决吉林60军或者至少阻断其出逃，长春会好打，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也会大大提前，不至于在锦州和长春之间反复纠结。
虎3打仗经常出这种事，小问题不及时解决拖着，最后拖成大问题更难解决。47年夏陈明仁新败四平摇摇欲坠，虎3没有抓紧打四平而是分兵占周边的据点。等后来再攻四平时，陈已经稳住阵脚拉起一条防线，攻坚四平失败。48年初吉林和长春守军孤立时不解决拖着，让吉林、长春守军汇合变得更难打。辽沈战役打锦州，主席事先建议忽略长春、沈阳专顾锦榆唐，他没有采纳而是在沈、锦之间平分兵力，延误了攻锦时间。敌人趁机组织东进兵团增援锦州，虎3一度想放弃攻锦。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多出来的一桌客人是他自己拖出来的。

70年前的历史就已经告诉了21世纪20年底的我们
缺粮从来都和粮食总量够不够无关，有粮食和人能吃到粮食没有一毛钱关系
然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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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4-05-06 10:13:39 更:2024-05-06 10: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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