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苏联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文化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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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苏联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文化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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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五段论属不属于辉格史观？

在上海，我妈一般把心思缜密，做事滴水不漏的人称之为克格勃出身

圆形公章，尤其是喜欢在中间加一颗五角星的圆形公章，中国传统喜欢用方的。

拿白酒说事感觉不如拿啤酒，这倒是真的和俄国人有直接关系。
东北地区与俄国毗邻，也算是受俄国影响最深的地方了。以哈尔滨为例，哈尔滨第一家啤酒厂“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是波兰裔俄国商人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又名扬·弗鲁布列夫斯基）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办的。此后，外商陆续在哈尔滨创办了其他啤酒厂。“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啤酒厂。

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
哈尔滨白酒酿造业的起源就和俄国人没有关系了。据《哈尔滨市志》称：
哈尔滨的白酒酿造业，有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清嘉庆十年（1805年），山东黄县的田保辉兄弟6人来到哈尔滨，在当时还是村落的香坊开设了第一家酒厂，号称“田家烧锅”。这是哈尔滨最早的一家白酒制造厂家。
田家烧锅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田保辉兄弟在东香坊开荒种地，靠祖传的酿酒手艺和收获的粮食开设了烧锅。田家烧锅的酒越卖越好，周围逐渐出现了大车店、旅店、杂货铺等，形成了一个集镇。清末的单士厘女士在《癸卯旅行记》中称田家烧锅“垣周大者二三十里，视江浙小县邑，有过之无不及”，并指出东北的烧酒“不但为北方所盛行，且销售于江南”。1898年4月，波兰裔俄国铁路工程师亚当·希德洛夫斯基以8000两白银的价格从田光耀、田明耀兄弟手中强行买下了田家烧锅，作为中东铁路工程局驻地。1900年7月，田家兄弟和义和团战士夺回了田家烧锅。最终，俄军依靠兵力和火力优势攻占了田家烧锅，但是那里也在俄军的炮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亚当·希德洛夫斯基（1860-1916）
时至今日，东北的许多地名里都还保留着昔日酿酒的痕迹。公主岭市的姚家烧锅，“清光绪三十年（1804）建屯，以姚姓在此制酒得名”；双阳区的陈家烧锅，“道光中期（1836年左右）由陈家屯迁来陈姓，后开烧锅得名”；榆树市的黄家烧锅，“清乾隆初年黄氏立屯并开设烧锅而名”……据《沈阳市志》记载，早在清同治年间，“沈阳地区已有烧锅百余家，酿酒业进入繁盛时期”。昔日烧锅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来个好笑的，看了一下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东北的物资清单，从汽车到自行车，从电台到电缆，从药品到医疗设备，从糖到大马哈鱼，能给的都给了，甚至还担心没烟抽，送了20吨马合烟，就是没给酒，一瓶都没给……别的虽然不富余，但是能凑点，这个不行。

苏联文化之于新中国，相当于大波斯文化之于隋唐(考虑到思想、信仰层面，印度+波斯都不止。佛教就算再受欢迎，也没有当过哪怕一个皇朝的国教)
这是新中国之前的宣传画

这是新中国的宣传画

苏联味是不是出来了？不仅仅是风格变化，就绘画水平来说也绝对是质的提升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所有经典都可以看到浓郁的苏联动画的写实风格。
听民国时代旧上海的流行歌曲，什么夜上海，何日君再来，都有很浓重的传统曲艺特色，旋律单一，句子对偶。
而自由、灵活、奔放的流行旋律都是学自苏联。建国初期经典的《九九艳阳天》实际上根本不是民歌，而是经过苏联文化改造的新式通俗歌曲。

全国大会上，少数民族代表非要穿得跟花瓜一样，把我是少民写在脸上

关于这个奇异搞笑问题，我就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吧：
去年12月份在上海实习的时候，我与一位志同道合的友人曾经在闲暇之余前去参观过梅尔尼科夫美术馆，该美术馆是为纪念前苏联画家梅尔尼科夫（Мыльников,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所创立的，并且该美术馆珍藏了大量前苏联的画作：

当然，不单单参观了这些画作，在参观过程中，我还了解到了当时梅尔尼科夫先生曾经于1956年来到过中国执教，并且在后来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其中就有油画家肖峰：[1]

当然，在这其中对国内的油画风格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有梅尔尼科夫，同样地，诸如马克西莫夫[2] ，奥列什尼科夫，列宾等很多苏联油画家都对一共时期的油画事业起到推进作用。

那么由此，如果这种在题主看来是苏联的“文化入侵”，那么我的评价是这种入侵请多来点，孩子爱看。
以上。
参考^http://www.sbdart.net/newsinfo/5917394.html^http://www.sbdart.net/newsinfo/5917391.html

最大的问题是把鲁迅批判的“贞洁牌坊”以另一种方式安了回来，即清教徒式的歌颂苦难。
斯拉夫人不被强人拿鞭子抽打就不干活，但是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充满了主观能动性。
比如雷锋同志吧，他也是一位爱美的年轻人，而且是工资不低的小干部。

结果这么精神的小伙，到了宣传中就变成了“战友花钱买汽水，自己拿水壶喝水”“平时很节省”的清教徒。
雷锋同志参加革命是为了让自己、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当苦哈哈。他出名赚取稿费之后还给战友家里寄钱，继续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但是宣传口不能接受一个穿皮衣戴墨镜的时髦青年同时也是乐于助人、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好战士，似乎这样的战士必须吃苦且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什么苏联宇宙

虽然这个问题指向性很强，但是我看见还真想到一点。
沙俄和苏联向国内输出最成功的文化之一就是嗑瓜子。
长期以来，传统的舞台形象上那种泼妇倚着门串闲话的形象中，这人手里必定会刷新一把瓜子，但这个形象里的瓜子。
但如果细致考究起来，晚清民国年间，这把瓜子大概率还是以西瓜子和南瓜子为主，华北地区磕的最多的零嘴还有花生、松子这类能下炒锅带壳子的。

一斤瓜子与八斤的皮
旧社会专门会有这种炒货的窝棚，专门承接年货和零嘴生意，这些零嘴的原料要么像是南瓜子，是厨余和留种后的副产品，要么像是专门用来收籽的打瓜，就专门是用来炒瓜子的。
晚清民国年间，选育品种前的花生种出来最好是用来榨油，有空壳不饱满的才会卖给炒货铺，炒熟以后要么当零食，要么再加工加到糕点食品里头。
但等到后来沙俄大规模介入东亚，尤其是在东北影响力与日俱增的20世纪初，俄国人带来了一种零食炒货界的邪典级产品：葵花籽。
向日葵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在明末清初跟着美洲作物传入后，其实在南方已经有种植的案例了，而再西北尤其是新疆和内蒙有大片平原的地区也有种植，这一点也在许多地方的囊上面有体现。

北大荒知青和向日葵花田
但对于这种油料作物大规模尝试种植，还是得沙俄尤其是南俄草原以及乌克兰。
这些地方土地更平坦也更肥沃，而身高两米的钦定伟人彼得一世改革期间，也跟所有穿越者一样推崇种植美洲作物，跟网文里不同的是，他还很擅长利用传统势力来推广向日葵。
比如对他爱恨交织的东正教会，虽然在他手上东正教会已经开始变成沙皇的狗了，但繁文缛节尤其是斋戒习俗还是深深地捆绑着众多神职人员。
各位看过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话，就可以感受到这东正教会里狂信徒有多少，斋戒期间别说牲畜肉，真正的圣愚人家连面包都不想多吃，魔怔得恨不得每天去森林里摘蘑菇吃去。

就比如书中的菲拉邦特神父
但是人毕竟是要吃饭的嘛，这帮人再虔诚，还是需要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的。
碳水可以靠少量面包解决、维生素他们能吃菜和煮松针水喝，而在吃鱼不算肉的奇妙诡辩下蛋白质也还是有的。
而此时出现的葵花籽，就跟传统的松子一起补全了俄国人尤其是修道士，在斋戒期间的营养缺口。
一时间顿河和第聂伯河沿岸的黑土地上，大片金黄皆向日葵田。
说到底葵花籽还是油料作物，所以大部分都被榨油供给城市了，但是田间地头以及农民餐桌上，瓜子和瓜子仁就成了闲暇之余最好的消遣食品。
许多俄国人甚至都直接抱着晒干的向日葵盘子啃。
甚至在日后成为了比肩斯拉夫蹲、伏特加，成为了高普尼克三件套之一。
长期以来崇尚法德文化，甚至千古女帝都得从德国进口的沙俄贵胄自然是对嗑瓜子这种事情嗤之以鼻，相反是农民和工人阶层在闲暇时捡起了这个习惯。

知名高普尼克与他的瓜子，斯拉夫人是真的会用瓜子仁磨成粉做糕点啊
东北之所以称呼葵花籽叫毛嗑，相传也来源于此，曾经不得其解的我在哈尔滨上学时一直以为毛嗑是个啥品牌，我还奇怪这牌子怎么的制霸了零食行业了，谁家的瓜子都叫个毛嗑？
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最早开始引进了苏联的“派列多维克”向日葵，翻译过来这个称呼就是先进工作者，这些油料种的葵花其实用作炒制零食也没有什么问题，时至如今赤峰通辽一带的瓜子都以物美价廉而著称。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向日葵引进育种的介绍
现如今，苏联早就凉了，但嗑瓜子的习惯却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讲道理这也不算入侵，但确实是形成了有趣的文化。
为何欧洲很多国家爱蹭罗马和古希腊？？感觉罗马历史是他们自己的一样，有大佬回答一下吗？？？7 赞同 · 0 评论回答

大家避重就轻的手法简直炉火纯青，这也算苏联文化入侵的一部分吧。

太多了，除了政治上的不说了
生活上很多城市都有苏式建筑，赫鲁晓夫楼，苏式的少年宫和疗养院，拼白酒的文化，很难看的红色横幅，圆形公章（古代用方形的），红领巾，民族分类方式，烈士陵园（台湾还叫忠烈祠）等等。

圣徒崇拜。
但是这个跟马克思没什么关系，更像是东正教的东西。
要求在一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不能有缺点。且把对他们的物质奖励污名化。
典型的如某某院士生活不朴素，老师傅守着低薪干活这些。
我们的传统是，有赏不受谓之淡泊名利，有功不赏谓之刻薄寡恩，一码归一码。褒扬有贡献而淡泊名利的人，客观辩证的评价取得合理回报的人，批判有功不赏的领导。从而形成了一种更有效的激励方式。
圣徒崇拜本质上是通过把奉献义务化，来合理化剥削。

来几个谈不上好坏的：
筒子楼文化：居住在筒子楼内的(穷)市民形成的特有的邻里关系和社区关系。积极的一面比如让邻居双职工家庭(包括“双职工”这个概念)的孩子在自己家写作业甚至是多吃一顿饭；
部分条件比较差的筒子楼里公用厨房，水房形成的聊天空间，成为一个类似现代公寓“公区”，酒店大堂休息室一样的聊天场所。这方面苏联原版发展到了极致，很多深刻的讨论就是字面意思在公共厨房里进行的，所以当年美俄嘴炮battle叫“厨房辩论”其实是双关；
比较负面的比如因为公共场合占用的问题造成的邻里矛盾。一直到八十年代包括九十年代初，相声的一个题材就是因为筒子楼楼道里堆积的杂物引起争执，忘了是姜昆还是李金斗有段著名相声；
另一个一言难尽的影响是从此“男方是否结婚”和“男方是否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联系在了一起。因为筒子楼文化中单身男女青年职工住集体宿舍，男职工结婚后开始有资格分房。1949前包括现在欧美租房结婚都不算是禁忌。当然因此衍生的无数悲欢离合和各种拳法是当年的人想不到的；
青年俱乐部文化：包括青少年的少年宫和以男青年为主的航模，气枪(当年有)，登山等俱乐部。包括“工人/厂区俱乐部”这种存在。和欧美包括如今的私人会所文化的区别是这种俱乐部一般是青年男人基于兴趣活动的场所，会所是相对占有了资源的中年男人利益人脉交换的场所。一个共同点可能是“男子气概”，即这类俱乐部的女成员也需要发展出“花木兰”式的特质变成假小子，而不是作为奖品或者花瓶出现，也就是这种俱乐部其实对恋爱帮助一般，是真的去玩你爱的东西而不是去把妹的；
“糖和香烟并行”文化：糖果作为赠送成年人的礼物(比如招待客人)，和香烟并列。同样，直到九十年代初水果糖，大白兔奶糖都是待客物品之一。这是吸收了苏联文化包括苏联(欧美)军旅文化的特点。苏俄文化中喜欢将“糖块”作为日常小吃类物品(某种意义上类似槟榔)，招待客人的套路就是“烧一壶热茶，配几块糖”，来不及烧水就“抓几块糖”。而糖果作为硬通货是二战欧美军队的潜规则之一，看美军小兵的回忆吐槽，欧洲战场上三大硬通货，香烟，糖果，可乐(和普通可乐不是一个概念，更像一种浓缩糖浆)。
其实有点可惜没真的传开的：口琴文化，手风琴文化。这个是因为本国人天然对音乐包括韵律不亲和，看过短视频，东欧夫妻婚礼，女方而不是男方听到宾客席上的口琴曲直接即兴翻了个跟头(双手撑地腿发力，身子转一圈)，和丈夫跳了一段。这种“生命的健康”如果能发扬光大今天的做题家也不会那么病态。

和“苏联秋裤”弱智程度不相上下的“中国白酒苏联灌输”能在“高知社区”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实在是令人咋舌。
拿我自己喝过的几款白酒举例子：
二锅头，追溯到清康熙十九年——别说苏联没成立，俄罗斯那边还是彼得大帝吧？
（我蒋梦珊只喝过红星二锅头）

彼得大帝罪恶滔天，勾结布尔什维克向中国输出俄国酒二锅头和酒桌文化！《礼记·曲礼》：
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
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
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
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

致敬传奇三国服从性测试专家孙权
汾酒，是我喝的还可以的一款酒，更可贵的是即使是价位40+左右的大众款（裸瓶汾）品质都相当不错，真正做到了给劳动大众喝好酒。
其自称“6000多年酿酒历史”、“最早在南北朝时期，汾酒成为宫廷御酒”，我对中国古代史一窍不通，这些先且不论（大抵是厂家吹牛乱攀亲戚）——但1915年汾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后得再等两年，才能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呢。
既吃烧酒，以狠为佳。
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
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
汾酒之下，山东高梁烧次之，能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做久，便无火气，殊可交也。
尝见童二树家泡烧酒十斤，用枸杞四两、苍术二两、巴戟天一两、布扎一月，开瓮甚香。
如吃猪头、羊尾、“跳神肉”之类，非烧酒不可。亦各有所宜也。
——袁枚【清代诗人、美食家】
怎么着，袁老也是个俄罗斯人？
中国白酒中我最喜欢的剑南春：号称“战国时代即有”，我还是不懂中国古代史不予评价（直觉告诉我大概率是厂家吹牛）。
但1911年剑南春前身绵竹大曲首获四川省劝业会头等奖时，列宁躲在法国做键政人，斯大林还在西伯利亚绞尽脑汁想办法越狱，实在是没空给中国“灌输白酒糟粕文化”。

知乎XX过多，可能导致五大导师集体笑活
茅台：我蒋梦珊个人有个外号就是“茅台”，但在下对茅台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小女喝不来那个酱香味）
至于茅台在蒋家民国治下有多受追捧，请看如下材料。
1936.1.14《实报》：故近年（茅台）酒味既辣且烈，远非昔比，然在南京上海间，每瓶约重一斤，犹售七八元，其价之昂，几与香槟并驾。
1937.6.13《铁报》：成义酒坊的出品，每瓶十二两（略）据说，在贵州当地也要卖到两块多钱一瓶。在外省耍贵卖到八块多钱一瓶，在国产酒中，简直是骇人听闻了。
1946.1.6《铁报》：朋友送我的茅台酒，酒名“赖茅”，约摸一斤。每瓶听说在重庆得卖五千法币，合算成伪币就是百万元，不能不算名贵了。
1946.7.18《中央日报》：茅台酒是贵州名产，有人孝敬田军长的，当时的市价是二十元一瓦罐，以现在的币值则算起来，最少须万元一罐。
1947.3.23《新国民日报》：全部产品除半数销本省外，其余运销川湘粤京沪一带，每瓶量二斤。成义（即著名之华茅）出品本省价格六千元，广州价格一万元，上海价格一万四千元。其余两家价格略贱。
总不能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治下的南京、上海、广州、重庆这些南方大城市都是因为达官贵人全员北佬精苏、自蒋介石以下人人仰慕俄罗斯，才如此追捧“苏联白酒”茅台吧？
诺，这会儿还有叫唤“只有泥腿子才喝中国白酒”呢。

唉，北方。唉，蒙元。唉，农鸣。唉，满清。唉，苏联。唉，军队老干部。
五粮液：也是我喜欢的一款中国白酒，当然和所有中国白酒一样，日常喜欢吹嘘自己“历史可溯盛唐”云云，不管他。
可知“五粮液”名号由来于1909年，与1922年建国的苏联有何关系我暂且蒙在鼓里。
最后冷知识一则：截止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联两代最高领导人里，列宁很少喝酒，且不喜欢喝酒。

虽然列宁不抽烟不喝酒，但他却是个十足的猫奴。“列宁喜欢喝茶？”
“怎么说这个问题呢？”
“列宁喝酒吗？”
“喝的不多，列宁并不是很喜欢喝酒。但他是个善于交际的人。”
——莫洛托夫
斯大林：倒是喜欢喝酒，然而“乔大叔”只喝——格鲁吉亚半甜型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和中国白酒不说毫无关系，至少也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截止今天，“斯大林唯一指定御用酒”仍然是大量格鲁吉亚葡萄酒的固定推销话术
（甚至在主席访苏时，斯大林饶有兴致地给湖南伢子展示了一种自己的独特饮酒方法：半甜红葡萄酒兑干白葡萄酒！）
斯大林招待客人时，亦是优先提供故乡格鲁吉亚葡萄酒，然后是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基兹利亚尔市的白兰地、产自俄罗斯克里米亚的香槟与葡萄酒，最后才是“苏联红牌”伏特加。
比起葡萄酒，斯大林本人很少喝干邑白兰地，更不会喝伏特加。
而在当时所有苏联高层领导人中，唯一一个酗酒无度且偏爱伏特加的——不出意外就是我们的“玉米棒子”（Кукурузник）赫鲁晓夫先生。

但问题在于：
以小麦、黑麦、大麦、土豆为主要原料的伏特加和任何中国白酒都不是一个味儿……
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博尔若米（格鲁吉亚疗养地）与斯大林共进午餐时迟到了。他拿到了一杯葡萄酒，但赫鲁晓夫说不可能在向伟大领袖斯大林敬酒时喝这种儿童饮料，并向斯大林索要伏特加。
随后赫鲁晓夫在“全体目光向我看齐”中喝了一整大杯酒。
“总之，赫鲁晓夫痛饮一大杯伏特加后，很快就在沙发上睡的不省人事。”
在赫鲁晓夫震耳欲聋的呼噜声中，斯大林无奈地表示：“好吧，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谈谈了。”

本来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军队文化是官兵一致，待遇平等，破除旧社会的不良风气，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后来的变化你也看到了。
有意思的是大决战三部曲里面，你可以看到林彪队伍里官兵穿着有明显档次的差异，而陈毅粟裕刘邓队伍里官兵穿着就相对一致。

本来不想回答的，直到看到了这个目前有三百多赞的回答：

我应该是误入到一个我国几千年来“人均尧舜”，朝代更迭全凭剪刀石头布，不存在宗族战争连座保甲家法的平行宇宙了。
“互害”就是我国数千年小农社会的经典风味，一些打着“汉传统文化”爱好者旗号的网友多少是有点叶公好龙了，疑似是被现代化保护得太好过于进步了。
我们来看看被传统文化浸透，尚未被布尔什维克文化污染的洪武大帝·朱，在大明《御制大诰》里怎么说：
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
大明规定，地方所有百姓都要参加乡饮酒礼，不参与者直接流放至偏远地区。整个宴会分为善良之席“正座”和奸顽之席“外座”。期间有任何不守规矩者，都要被流放。
此举的目的是让曾经违条犯法的“顽民”每年在大会上被当众羞辱至少四次（乡饮酒礼州府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办一次，县以下里社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季度办一次），从而达到不服从的个人永久陷入社会性死亡的泥潭。
再比如，为了消灭所谓“逸民”，实施严酷的知丁法，规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害虫。为了消灭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哪些社会关系，逼迫民众互相举办。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此“逸夫”被官府抓住，不仅“逸夫”本人要被处斩，邻居亲戚里甲也要因为连座被流放。
自此，我们不难看出，洪武·朱的确是一个潜伏在大明的纯粹的苏联人。苏联的毒害相比满清无疑更早也更深。
加之明朝有着发达的特务系统，大臣们周末吃个饭，一个时辰内上面连饭桌上座次顺序都知道了。很难不称其是收到了契卡克格勃的影响。
有许多人喜欢炮制所谓的苏俄影响，潜台词无非就是：我们田园灯光上千年，都被苏联影响的乱七八糟。
简单举个例子：
做过中国人民大学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1946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就任永年县委书记。
他刚到永年适逢县里召开斗争汉奸恶霸宋品忍的万人大会。
一位老太太上台边哭诉边掏出一把刻刀，上来就把宋品忍的耳朵切下来了。然后一个青年冲上台，一边哭诉一边把宋的一只手剁了下来。另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走上台，还没走到跟前就哭得晕了过去。随后，宋被群众们拖下台，千刀万剐，身上的肉甚至被群众们带回了家。人群散去，荒地上只剩下一些白骨。
现在一些纯良的网友看了肯定会高呼受布尔什维克文化蛊惑的老百姓真的是恶魔成群。
然而，走上台的几个人，家里都有家庭成员被宋杀掉。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儿媳，都被宋强暴后杀掉了，宋甚至残忍地剜去了受害者的乳房和下部。
现在有的人是只提万人大会的部分，不去提宋品忍做恶的情节。当他们不去谈这片土地上诅咒一般深重的积怨时，只能用什么被苏联文化入侵的儿童故事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了。
说回宋被村民食肉寝皮，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非灾荒下出于泄愤的食用，贯穿了过去上千年的历史。
从把仇恨的人做成肉酱分给大臣或者左邻右舍，把肚脐当蜡烛，把大臣做成充草娃娃或者北京烤鸭等等事情，但凡是读些字都能看到。
因此当看到60年代的广西美食，反应不应该是什么苏联文化入侵，而是老祖宗传统又回来了。当然这也从另一个点论证了Wegame最后的窘困。
再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一度发生过内讧。为了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大家互相举办贴报，为了引入外力解决，向苏联相关部门报告，整了好多人，甚至有一些人送命。
但这个事本身跟中国本土的人没什么关系，甚至跟苏联人也没太大关系。
再比如苏维埃肃反，当时苏联人根本就没参与，甚至斯大林都没开始他的大清洗。而宋教仁、廖仲恺等一大票人可以附议，不只是一家如此。
有没有可能就是上千年小农社会的土壤本身就滋生了巨大的矛盾，只不过某些契机会点燃它。
早期孙中山曾经感慨国人这种特性：一盘散沙，内斗不止。
这也是某些高端人士口中的“某性”来源。
但其实我们放眼欧洲，也存在非常类似的阶段，即从中世纪过渡到工业社会时的社会阶段。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转型，相关的印象和记忆被抛到脑后了。
因此随着小农经济的消失，对于传统的“回忆和追思”也愈发成为圣洁的海市蜃楼。那些从被诅咒土地上站起来的后人忘却了千百年的诅咒却一次次发明着不存在的田园记忆，并把诅咒残余的梦魇归于苏联。
这些人的存在反而证明了革命的部分成功。
晓杨削恩：被砸烂的碑文背后——文物外衣下的地方秩序?zhuanlan.zhihu.com/p/676344098?utm_psn=1764923443315593216

大学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是最根本的文化入侵

我说点别的吧，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变成狗哨狂欢节，知乎毕竟总该有点正经说法。
在这个问题下面，有些朋友是真正在怀念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他们提到了少年宫，口琴，手风琴，红领巾，这些真真正正的文化要素——这让我很有共鸣感。
我小时候去过少年宫，也学过手风琴，那时候还没人觉得这个东西叫“苏联”或者“俄罗斯”，没有那种概念，你不能指望一个小孩子认识什么叫苏联，什么又叫文化影响，遑论什么文化入侵。
人们第一次见到新奇的文化符号的时候，所好奇的一定是符号本身，而不是“它来自哪里”。16世纪的亚洲看见自走钟，看见红衣大炮，看见铁炮的时候，无论他们称呼那些来客是西夷还是南蛮，他们都会对这些人所带来的东西更感兴趣，去感受它们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好的东西，人们总会去借鉴和吸收，其实东亚的人民，尤其是中日都有过这样的样子——看到了好东西就想吸收，发现什么新奇的好玩意就要一点一点学到手，两个国家都有过这个阶段。
日本人的这个阶段是明治维新时期，而中国人的这个阶段，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难道还能说，日本人接触到了算数，现代海图，炮兵函数，六分仪，脱谷机，化肥，后膛快抢和阿姆斯特朗回旋炮，是被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普鲁士人文化入侵吗？
难道还能说，中国人接触到了现代装甲战，工业布置，化工研发，现代化冶炼技术，石油钻探，核技术，五金工业，飞行研发，电力传输，交通计划，是被苏联人，东德人，波兰人或者罗马尼亚人文化入侵了吗？
影响总是相互的，不是你影响我，就是我影响你，这种东西往往是无定势，无定型的，但如果这个东西不好，或者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文化没有共鸣，这个东西想要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天方夜谭。
中国人难道会像苏联人一样大冬天跑到野地里光着膀子喝酒吗？
中国人难道会像苏联人一样动不动就跳起膝盖损伤舞然后玩上哥萨克马刀吗？
文化的影响有很多种方式，但绝不可能是全部照搬照抄，无论哪一方有这种主观意愿，这种照搬照抄也绝不可能做到。
那又谈何入侵呢？
只能叫做影响。
文化是一条长河，流向的是那片人类文明共同的海洋，每次人们驶向未知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但事实上这些指责总是被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是错误的。文化的交融不会局限于一些人的故步自封和偏见，不会被某些团体的泼脏水和搅混水所影响，如果你不去拥抱这片大洋，那么这片大洋就注定会来拥抱你。
这就是这个话题我所能说的全部了。
过去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是由无数力量塑造而成的、充满活力而无与伦比的历史，各种形式的航运业就是其中的一种力量。如果我们以经济扩张和机械效率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发展过程。
几千年来，海上贸易从无到有，一直发展到 1970 年时每年超过 26 亿吨的贸易量。在最近 40 年中，这一数字已经增加了 3 倍，达到 80 亿吨。同时，船只变得比以前更大、更快也更加安全。
在此过程中，航运业加速了全球化，而且自身也实现了全球化。大多数船只及其工作人员几乎变得默默无名，被方便旗剥夺了国籍身份，并且因为被转移到他们曾经工作的港口边缘的工业荒地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有些人说，这些变化已经使海上世界的浪漫与诱惑消失了。但对许多人而言，海上的经历中从来没有浪漫，如果说有的话，也许就是在一片新土地上获得更好生活的承诺，以及来自海外的不确定的好消息或者少许收益。
然而，海洋从来不会对奴隶、苦力、契约劳工以及一无所有的人作出承诺。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都在痛斥海上贸易，因为在此过程中传播了许多外来的有害货物、观念、致命的瘟疫以及残忍的敌人。同时我们也知道，尽管海洋是变化无常且无情的，它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的环境，容易受到人类大规模掠夺的伤害。正如我们的祖先也无法想象，我们已经创造的船队及其他技术令海洋变得如此脆弱。
文明，或者说文化的影响，不也是一种无形的海上贸易吗？
一切都是相通的。

白酒烧酒苏联文化入侵论如果能成立，那腊香肠、豆腐乳都是苏维埃化斯拉夫化的阴谋了。另外我很好奇这类话术里，两广那些主要用米酿的，风味与北方西南白酒完全不同的烈性酒像双蒸酒三花酒之类的该算什么东西呢？也是苏联文化入侵还是嗯说它跟白酒有本质不同？

不知道，反正孝子贤孙挺多，前有武装保卫苏联，后有给苏修招魂，任何一个走上跟苏联同样道路的都是邪恶。

1955年出生的童话作家郑渊洁老师回忆说，他11、12岁的时候被迫辍学，自己在家看书。其中包括肖霍洛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二十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著名作家，曾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当选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
因为这一层特殊的背景，在郑渊洁老师11、2岁的那个时间点，《静静的顿河》被允许合法地阅读。到了1969年，中苏关系激化，苏联文学也在毒草之列。不过这时老三届也开始下乡了，没什么人有闲工夫来抓《静静的顿河》这种大毒草了。
苏联文化入侵的后果，是郑渊洁老师于1979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成为大陆作家中第一个纯以写稿致富的人。
1985年，郑渊洁创办《童话大王》杂志，并成为唯一撰稿人，深受中小学生欢迎。九十年代，为了存放大量的读者来信，郑渊洁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特别傻特别疯狂的事情——
他在北京买了十套房子。

要我说“把资产阶级（含官资）吊死在路灯上”这种话，和用阶级理论，阶级斗争视角分析中国社会，这就是一种俄国革命带来的新文化，也是我们革命退潮后剩下的最后一点残渣。
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不是工人把统治者吊死在路灯上，而是工人惹恼统治者后，被直接屠杀，然后还要砍下脑袋挂在电杆上震慑其他人。
……在卫辉纵容吉鸿昌以屠杀白枪会为名义冲入卫辉纱厂，屠杀三百余工人（工贼曾引白枪会入驻纱厂），沿铁路电杆上挂满人头。

同样的，阶级理论、阶级斗争视角分析中国社会，在当时的旧中国也是不被允许的。自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阶级斗争理论在全中国的所有领域全面倒退，
在教育上，涉及阶级斗争的教材要被查禁，编写者要被严惩
國立清華大學現代中學生社出版之「現代中學生」一書，內容純係宣傅階級鬥爭，措詞含糊閃爍亟，應予以查禁，俾免麻醉靑年學生，請迅予轉分各省市教育廳局轉飭各中學一律查禁
訓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轉飭一律查禁，並令行國立清華大學查明現代中學生社主持之人嚴予處分

除去教材，可能涉及阶级斗争的小说、刊物，也要被查禁，“以杜流傅”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第一六七二號密函內開，查有俄國綏拉菲莫維支著，楊騷譯，上海南强書局出版之鐵流小說，一種係宣傳階級鬥爭之刋物，應予査禁以杜流傅。除分行外相應函請貴部查照轉飭主管機關嚴行查禁爲荷等。因准此自應照辦，除函復並分別咨令外相應咨，請貴省政府查照轉飭所屬一體嚴行査禁，以杜流傳實級公誼等因准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轉飭所屬一體嚴行查禁以杜流傅此令

在社会层面，劳资合作绝对压过阶级斗争，“资本家和工人实际上是共生关系”成为社会的真理，统治者的宣传机器都坚定喊出“反对阶级斗争，拥护劳资合作”！他们认为“民国社会不存在阶级矛盾”“并没有特殊阶级的富人”，然后警告所有人，“谁说中国有富人，谁就是反动分子！”
……“阶级斗争”的起因，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的冲突。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下面，中国经济情形是完全停滞在贫血的状态之下。中国实业是很幼稚，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分别，中国并没有特殊阶级的富人，即便有，也是占全国人口的少数，而不是多数，大家都是一样穷得连饭也没有吃的。
……拥护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准备共赴国难！实行长期抵抗！谁说中国有富人，谁就是反动分子！

工人运动的过往，成为劳工群体不甚光彩的印记，为什么说他是印记呢？因为这些事件尚未远去，人们还记得工人运动的波澜壮阔。为什么说“不甚光彩”呢？因为在旧中国纪念这些工人运动，纪念的主题是“劳资合作”。
五一劳动节，也成为旧统治者宣传劳资合作的平台，
……我国劳资两阶级，还没显然的成立，正应于这时洞烛劳资冲突所生的恶果，资方不要完全受自利心的驱使，蹈欧美个人主义的覆辙，劳方不要专事罢工，以为谋自己利益的武器，应该互助互利，平时沟通两方的感情，避免两方的误会，对于工人的待遇，两方可以随时平心静气的商榷，最要紧的就是使工人与工厂休戚相关，实行劳动股分润制等制度，令工人乐于工作，忘怀劳动时的苦痛，这样可以增加劳动的能率，劳资两方皆受益不浅。我国果能劳资合作，共同谋生产之发展，则不难脱离国际资本主义的覊绊，可以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再进而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大同世界，这是我们纪念『五一』所生的恳挚的希望的。

说句老实话，这事很有一种“孔老二遇上马克思”的美，把反动和革命的事物并列到一块维护统治，这都是什么抽象玩意？
同时工会也被宣布，是“劳资合作的组织，是劳资双方加以认识和自爱”的组织，“不是阶级斗争的组织”。

在政治层面，坚持阶级斗争的人和组织被直接定性成为“酷烈甚于黄巢李闯的土匪”
蔣委員長以赤匪毒害江西，酷烈甚於黄巢李闖諸匪賊，近査各地人民仍有稱此等匪衆爲紅軍者，殊非所宜，特合各級政府，曉諭，須概稱土匪，以正視聽。

对于红军和革命组织的态度，众所周知，便不赘述了。对工人运动和罢工怠工的态度，仍旧严厉。
在民国十八年，上海行政部门就训令警察部门
……事业之雇主或劳工，不得因任劳资争议罢工或停业，其他工商业之雇主或劳工，在调解或仲裁期不得开始罢工或停业。
……劳工或劳工团体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封闭商店或工厂
（二）擅取或毁损商店工厂之货物器具
（三）强迫他人罢工，讵近来劳工与属主间往往因劳资争议，不遵照法定手续，呈请官厅依法处理卽遽行怠工或罢工，甚至毁损雇主货物器具。
并且严肃指示了特殊情况的处理思路，
倘敢不服制止，必不免有反动份子从中煽动，希图扰乱，应即立予查拏究办以安良善切切此令

这可不是特例，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地方再次禁止罢工
查本市自经一二八事变、创巨痛深、民生凋敝、工商各业劳资双方、以立场之不同、发生争议、固所不免、框迩来工潮迭起、相率请愿，聚众游行、当此戒严时期、地方秩序、极关电要、本府为维持地方治安及防范不良份子、应机煽惑起见、用再布告、凡我全市工商业劳资双方、务各力持大义、共体时艰、迅谋协绸、互相维系、总有不得已之事故、发生争议、应即依法呈请主管机开调解、在未经调解之化、及调解期内、双方均不得罢工或停业得要挟、凡有请愿事项、做可推派负责代表、向主管机关陈述，不得集众游行、致碍地方治安

再比如，据《纺织时报》所载，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叒次“禁止擅自罢工”

上海市黨部，市政府，因邇來本市勞資糾紛迭起，昨特會銜布告，嚴加禁止，原文云，查關於勞資雙方，應互謀協調，籍以共存榮共一案，迭經本會本府一再剴切曉諭在案，乃査邇來本市勞資糾紛，仍復層見迭出，不僅影響生産事業，尤足妨害地方治安，况值茲國民經濟建殷運勤，積極推進之際，勞資雙方，尤宜推誠合作，共趨繁榮，縱有爭議事件，亦應依法呈請調解，調解無結果，提付仲裁，儘有正當解决之途徑，何得擅自能工停業，互相要挾，自絕生機，同歸於盡，本會本府有於此，為消弭勞資爭議，維持社會秩序，及促進生產事業起見，合再會銜嚴切布告，自卽日起，凡勞資爭義事件，均須依法呈由主管機關解决，任未經召集調解以前，或調解期內，如有擅自罷工怠工，或無故停業等情，卽當查明主動嚴行拿辦，至若不軌之徒，煽動工潮，危害治安，並當執法以繩，從嚴懲處，不稍寬貸，其各惊遵，勿稍玩忽自误，切切此佈。

…… 言尽于此，以上。

中国所有朝代、包括非汉族的朝代都算上，从没来由任何一个时期习惯于把受崇拜者尸体长期摆出来供人参观的。
后来一堆小弟全都跟苏联学了这套。
是不是东正教的遗毒啊？

不出所料，我们的正道朋友d老师在这个问题下声称当代我国的酒桌文化来自苏联：
蒸馏白酒和酒桌文化。
中原原生的酒业一直主打低度甜酒，酒文化则是助兴式饮酒，整体形态类似于日本清酒。
甚至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中国都没有流行过蒸馏白酒，更没有拼酒劝酒的酒桌文化。
后三十年会流行这种糟粕，纯粹是苏联文化从上层向军队下渗，然后军队再向政界和民间传播的结果。
应该说将酒桌文化甩锅给苏联作为新时代的“苏联秋裤”阴谋论，尽管同样毫无依据，但是毕竟很好的迎合了某些知友一贯的甩锅思路和“万恶的苏联”刻板认知，因此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袁老师的助力传播，成为了一个愈演愈烈的火热谣言：

想你了，牢袁
然而事实却是即使忽略我国历史上那些充分展示酒桌文化的丰富事迹（诸如孙权劝酒、石崇斩美人劝酒等等），以及蒸馏酒早在明清至民国就在我国底层民众中很盛行了的事实，只看近代史，似乎是当代俄国人更有充分的理由指责我们将酒桌文化传到了俄国（笑）：

出自瓦季姆·斯米尔诺夫《苏联专家在陕西工作的历史考察（1956-1960）》，这下给苏联专家上服从性测试了有时，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过度热情也导致了不好的事件发生。如在西安水利科学研究所的招待宴会上，由于中国劝酒的人过多，过勤，致使苏联罗辛斯基专家因干杯过多（12杯陕西凤酒），在深夜感到通身发抖，难以忍受，后经大夫诊疗才康复。
——瓦季姆·斯米尔诺夫《苏联专家在陕西工作的历史考察（1956-1960）》

「陕西凤酒」实际上就是「西凤酒」，在如今他们的主页上是这样介绍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小市民才会放弃兜售那一套洼地国民性秦制一元指令化社会之类叫人似懂非懂的怪话
那就是能直接控诉苏联，并进而以其为符号控诉某不可名状第四神教克苏鲁的时候
而所有被发明的话语都不过是为此一最高目的服务的。洼地转身一变就成为世外桃源，而秦制则与诺夫哥罗德公国遥相呼应，不得不说是影射史学的奇景了
只能说，不如mygo史学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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