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历史上有哪些小事化大的真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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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历史上有哪些小事化大的真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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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问题：历史上有哪些大事化小的真实事件？

1910年的2月9日，除夕。
广东新军第二标三营士兵吴英元外出到书店去取定制的100张名片，价格是商量好的两毛五分银子。然而书店坐地起价，说名片比较高级，两毛五分银子只够50张的费用。吴对这种奸商行为表示极度不满，双方发生了口角，奸商店主的柜台被这位愤怒的清军掀了。
一位巡警闻声赶来，要带吴和店主一起去局子里接受询问。这时几位路过的新军看见警察要把自家兄弟带走，当即与巡警发生了冲突。
这位巡警也不含糊，在尖利高亢的警笛中，冲出来一大票巡警加入了战团，把所有搞事情的新军全都带回了局子里。
当晚，第二标统带派人到警察局领人，但警察局拒不放人。
这下军营里群情激奋。大家纷纷表示，不去和警察干一仗把弟兄们抢回来的话，这年算是没法过了。
大年初一，新军第一标数百人带着家伙直奔警局。尽管被抓的是第二标的人，但第一标的新军认为这是在打他们全体新军的脸，这个事管定了。
在绝对力量的碾压下，人被救出来了，警察局也被砸了。另一处警察局不知死活地派人赶来支援，也被砸稀碎。整个事件中，一名警察被殴打致死，数人重伤。
眼看冲突升级，总督袁树勋的政治敏感性相当强，他怕有革命党借机生事，于是调集军力警力准备弹压的同时下令关闭城门，城防由全是满人的旗兵接管。
已经回到城外营房的第一标士兵们觉得气还没出完，打算再次进城和所有警察来上一仗。可他们发现城门紧闭，准备强行入城的新军遭到了旗兵的射击。
这尼玛事儿就大了，军警冲突陡然上升为满汉对立的政治事件。
部分清军将领率领部队陆续到达广州，事态开始扩大。
大年初二，新军协统张哲培、标统刘雨沛为了防止士兵再次入城搞事情，宣布把初二、初三的假期变成军营运动会，谁也不准请假外出。
这大过年的，一下子假没了，谁也接受不了。第一标第三营的士兵鼓噪起来，把炮营也给拉进来之后，又冲进辎重营，拿起枪炮蜂拥而出。标统刘雨沛出面弹压被打成了狗，协统张哲培遁入城里逃过一劫。
此时，大批部队前来镇压的传闻已经传得人尽皆知，士兵们的愤怒达到了顶点。由于他们手中的枪支扳机被收缴，于是路过的一辆军械局运送扳机的马车遭了殃，被抢的啥都没剩下。
其实袁总督的判断是对的。在骚乱的队伍中，一位叫做倪映典的低级军官是货真价实的资深革命党。在同香港的黄兴、胡汉民等人商议后，他更加认为此时正是举事的天赐良机。
大年初三，倪映典带领队伍冲进炮兵一营，杀掉了正在要求士兵们“勿受逆党蛊惑”的管带，击毙了另一名队官。还有两名队官自觉无力阻止暴乱，自杀了。
倪正式宣布起义，被起义军推举为总司令。在他的率领下，一千余起义军准备攻击广州城。
然而广州城已经有所防备，在巡防营两千余人的阻击下，双方激战数小时，兵力火力均处于劣势的起义军被击败溃散。
倪映典一说战死，另一说被一位同盟会叛徒暗算。当时叛徒下令，在倪同广州清军谈判理所当然地破裂后将倪击毙，对外宣称倪阵亡。
史称庚戌广州新军起义。
事已至此，谁还记得那位坐地起价的奸商店主吗？

明朝的故事永远读不完系列。
山东兖州府东平州，有一位读书人叫梁谷，虽是读书人，但日常混不吝，属于有知识的坏蛋，早年没上岸的时候也算是横行乡里的角色，不过好歹是读书人，不至于上街砍人，所以他属于那种狗头军师的角色，给恶少出谋划策。
谁也没想到，梁军师后来富贵了，正德二年乡试中举，四年之后更是高中进士，官授吏部主事，妥妥六品的高官，按现在的说法怎么也得是个正处级，而且还是天官吏部，前途无量！于是就发生了《水浒传》里高俅的故事，老家的恶少们纷纷来拜见，其中两位叫袁质、赵岩。
这让梁主事很不爽，就想着怎么摆脱这帮人的骚扰。
不愧是当年给恶少当过狗头军师的，没多久他就琢磨出了一个阴损歹毒但是极为有效的方案。不久，文武双全的明中期著名人物，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杨一清接到了下属主事梁谷的奏报，说山东东平有两个人，纠结了几千人打算谋反，领头的俩人一个叫袁质、一个叫赵岩，同时还有一个体制内的，是兖州府当地的千户高乾。
这么严重的事件，杨一清自然不能偏信梁谷的一面之词。让梁谷找几个证人详细说说，于是梁谷找来了两个东平本地人，一个叫屈昂，是东平地面上另一伙混社会的，一个叫刘昇，刘昇又攀咬说东平守御千户所的千户王瓒也参与其中了。
要不怎么说，读过书的人心歹毒呢，因为他举报的这个时间很神奇，正德九年。那说这个时间怎么了呢？正德五年十月，霸州响马刘六刘七发动起义，转战山东河北，最远的时候攻占南通狼山，导致南京戒严。这场乱子一直到正德七年秋天才平息，其中鲁西、鲁西南地区也是交战地区，正德九年梁谷告状的时候山东仍然处于努力平复地方态势的神经紧绷状态。这时候举报人试图谋反，咱说心里话，这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
就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纠结上千人准备反叛？那还了得？！大明朝的兵部当时就炸毛了，立即指示派重兵移驻济南，时刻准备着。
正德九年六七月之间，山东大地弥漫着不祥的气息。一张大网悄然覆盖。
袁质、赵岩这两位对此毫无所知。
废话，这俩就是地面上插科打诨的，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有他，造反？别闹了，人都没杀过！他是混社会的，不是反社会的。眼见当年的好哥们梁谷对自己的态度逐渐变冷，于是这段时间他们俩又攀了另一个高枝，给一个地方大佬鞍前马后好生伺候着，日常射箭比武、打熬筋骨。
隆重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江湖喝号倒霉一辈子的鲁藩归善郡王朱当沍。
朱当沍，看名字的偏旁你就看得出，这家伙字辈不低，跟明宪宗朱见深一辈，正德皇帝见了面论辈分得叫小爷爷。这人不爱红装爱武装，热爱武术，也有膀子力气，四年前刘六刘七起义军攻打兖州，守城危急的时候他以郡王之尊登城协助防守，还用护卫的弓弩干掉了蚁附攻城的义军，大壮官军声势，为此朝廷还专门颁诏奖励。
袁质、赵岩不知从哪儿牵上了这根线，给朱当沍当小弟去了，日常陪着射射箭、耍耍枪，有道是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脐肚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井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崩，拨，压，盖，挑，扎。总之，归善王府那边很热闹。
明朝的王爷是不问政的，因为不许问政。朱当沍只是个郡王，更不可能闲着没事操这心了，所以山东如何如何其实跟他没关系，他的任务，就是吃饱了练武，连累了吃饭。
不过他不问事，不代表他爹不问，他爹鲁王朱阳铸出生于正统十三年，到这会儿66岁了，朝廷那么多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尤其藩王敏感，你不知道哪条挨上了就得受罪。成化十六年他因为在王府喝酒开impact而被训斥，革除三分之二禄米，连老婆张氏被削去王妃尊号，他不得不小心从事。
这时候，另一个“好事者”来了：鲁藩长史马魁向鲁王举报，说袁质、赵岩现在就在你儿子归善王朱当沍家里！朱当沍也参与谋反了！
老鲁王当时心中一紧，四年前的一桩往事涌上心头。正德五年，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叛乱，庆王朱台浤被迫向其“稽首行君臣礼”，为此“削护卫，革禄三之一，戍其承奉、长史”。朱阳铸自然知道叛乱这事的敏感性，现在山东风雨欲来，结果袁质、赵岩这俩王八蛋居然就在自己儿子的王府里！朱当沍你小子想干什么？！这事我都不敢想！
于是他毅然决定大义灭亲，都没来得及仔细盘查，本着宁可错杀不能放过的原则，赶紧上报，说那俩准备造反的家伙现在在我儿子这儿，我儿子可能也牵涉其中了，你们快来查查！
我凑？还有意外收获？
兵部顿时更加激动了，这两年该着咱爷们儿时来运转，打仗不停，一会儿安化王谋反，一会儿响马贼造反，现在山东的归善郡王也要谋反，平了这档子事咱们必然还能高升！办他！
正德九年八月二十四，朝廷开始调兵遣将：提督军务左都督刘晖率辽东边军一千五百人进驻济宁，右都督郤永率所部官军及河间达官舍余一千五百人进驻德州，镇守江西地方副总兵桂勇率所部一千人进驻大名府，游击将军贾鉴率大同边军五百人进驻徐州，同时又让河南都御史陈珂、淮扬都御史张缙调兵分守要害，一句话，就是山东的蚯蚓今天也不能钻出来！
随后，派出司礼太监温祥、大理寺少卿王纯和锦衣卫指挥韩端三位为钦差，星夜兼程直奔兖州府缉拿朱当沍。人朱当沍行得正坐得端，心里没鬼人怕什么？该吃吃该喝喝，当然，实际上就是他对这一系列的事一点儿都不知情！于是等到朝廷捉拿试图谋逆的钦差踹开了归善王府大门的时候，发现这位元凶巨恶因为喝醉了酒，还睡着觉呢。
边上跟着来的人赶紧叫醒，一脸懵逼的朱当沍睡眼惺忪：“干嘛？怎么了？”
怎么了？小子，你案子发了！锁上！哗楞嘎嘣铁链子一挂，拉着就要往外走。
朱当沍一遍抗拒一遍喊：“干嘛这是？告诉你们，我可是宗室！”
捉人的几位大耳贴子当时就甩上去了：“宗室？宗室谋反你罪加一等！锁上他！”
朱当沍：“甭锁，我跑不了！”
量你也跑不了！
然后锦衣卫开始在归善王府翻箱倒柜，查找谋反的证据，按外边的传言，归善王连即位之后的龙袍都做好了，什么叫金瓜斧钺朝天凳，几千套盔甲、百十万两黄金，各种的官防印信、旗纛，那都是全套的。结果搜来搜去，什么都没有，倒是有一套盔甲，一副弓箭，边上贴着借条：兖州护卫。凑？居然是借来的？至于千户高乾、王瓒，更是啥都没有，本本分分俩老实人，迟到早退、上班摸鱼、晚上值班的时候睡觉之类的事有，造反是一丁点都牵扯不到。袁质、赵岩这俩就更甭说了，被捉拿的时候还以为是前几天喝酒外边欠的账被告官了呢。
但这么大的阵仗总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吧？来都来了，郡王爷，跟我们去趟北京吧，把事说明白了，一天云彩散，你回来还是王爷，上命所差，别为难我们哥几个。
于是归善王跟着钦差走了。
几乎同时出发的，是巡按山东御史李翰臣的辩诬奏疏。
李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进士，时任巡按山东御史。作为处置所谓“归善郡王谋反案”的山东负责人之一，他查清楚了这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就是个冤案！袁质、赵岩之所以“被谋反”，是因为吏部主事梁谷想弄死他俩；屈昂、刘昇肯给梁谷作证是因为他俩跟袁质、赵岩在一个地方混社会，不对付；刘昇攀咬千户王瓒是因为他欠王瓒的钱；鲁藩长史马魁举报朱当沍，是因为之前朱当沍想给自己郡王府招聘个萝卜坑，但是没给马魁好处，所以马魁在鲁王前边把归善王告了，为此朱当沍很生气，私下表示早晚要揍他一顿，为此马魁先下手为强告了归善王一个谋反的罪名；至于千户高乾，是因为早年梁谷跟着混社会的时候跟他结过梁子；归善王府的武器和盔甲，是朱当沍跟兖州护卫借的，甚至还走了手续打了借条。
总之，这特么就是一堆过家家式的恩怨累积而成的一宗冤案，跟造反没半毛钱关系！
但军队都调了，总不能师出无名，再加上安化王叛乱的余波犹在，朝廷也乐得杀鸡儆猴，牺牲归善王一个，稳定整个大明朝，干脆啊，就这么着吧！
可问题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快把《大明律》翻烂了也没找到归善王罪犯哪条，“卒无所坐”，但上峰的意思是明白的，所以最后还是从那件盔甲和弓箭上入手，以藏护卫兵器违祖制，废为庶人。
这事的结果，千户王瓒调边卫任职死在了半路，袁质、赵岩充军肃州卫，马魁诬告反坐处斩，屈昂、刘昇胁从作伪证流放口外，山东巡按李翰臣贬任广德州从七品判官，山东布政、按察、都司堂官“失察夺俸”。
最惨的还是归善王朱当沍，发配凤阳高墙。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判决毫无所知，朝廷派太监送他去凤阳的时候，给他说带他去凤阳祭祀祖陵，所以傻小子一路上能吃能喝跟没事人一样，等到了地方，问太监这是什么地方，太监曰：“凤阳高墙。”归善王登时一愣，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突然大吼一声，挣脱押送人员的扭缚，向五六米远地方的墙头冲了过去，一头撞死。史载“闻者伤之”。
至于始作俑者梁谷呢？“以一清庇之，竟得免”，啥事没有。
不过有这么一个前科，死罪可免，杨一清保他一时但保不了他一世，起步六品主事的他，不久外放降补从六品的寿州同知，最后官终正五品的山东德王府左长史——跟诬告反坐处斩的马魁一样。

当年出事儿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图竟然是真的

这还用说？

中世纪拜占庭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 科穆宁王朝的覆灭。
导致科穆宁王朝覆灭的事件可以说是高度随机的。1185年9月11日，科穆宁王朝末代皇帝安德罗尼卡· 科穆宁派遣近卫队长Hagiochristophorites（阿吉奥克里斯多福里提斯）去往伊萨克· 安杰洛斯的宅邸，逮捕伊萨克· 安杰洛斯。伊萨克· 安杰洛斯并不是什么大贵族，他的父亲与科穆宁家族联姻，迎娶了科穆宁公主，曾担任小亚细亚的军将。安德罗尼卡兵变逼宫小皇帝亚历克修斯二世之时，安杰洛斯家族，包括伊萨克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集体反叛，投降安德罗尼卡，带领他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安德罗尼卡政变成功后，安杰洛斯家族也并未获得显著高位。
安德罗尼卡素以残暴著称，他得国极其不正。作为中世纪拜占庭国力巅峰时的皇帝 — 曼努埃尔大帝的堂弟，他因野心长期流亡在外，直到曼努埃尔去世后回国，部分程度上凭借着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动兵变，推翻了皇太后安条克的玛利亚的统治，当上了小皇帝亚历克修斯二世的摄政。安德罗尼卡为了政权的合法性，将自己描绘为一个“罗马式的君主”，受“人民的选举”而获得权力。他组织公民集会，召集法官，将国内的各大贵族一一推上法庭。对待贵族，正统性低微的安德罗尼卡极其残暴，他恐惧其他贵族的反对，大肆清洗一切与科穆宁家族有着联姻关系的上等贵族家庭，并通过“人民的投票”处以他们死刑。伊萨克· 安杰洛斯并非高位，但由于安杰洛斯家族也算科穆宁的联姻家族，因此伊萨克的兄弟君士坦丁，约安尼斯，米海尔和狄奥多全部被安杰罗尼卡刺瞎双眼；安杰洛斯联姻的坎塔库泽诺斯家族男性成员也被刺瞎双眼。伊萨克算是一个幸存者，直到1185年，安德罗尼卡一世已经日益癫狂。此前，他通过“人民的投票”处死了皇太后安条克的玛利亚，废黜了小皇帝亚历克修斯二世，并将他杀害，尸体投入金角湾；随后又通过“选举”当上了“罗马人的皇帝”。幸存的贵族流亡海外，叛乱蜂起，西西里王国也趁机入侵，登陆杜拉斯。安德罗尼卡陷入了极度多疑的状态，一位算命者告诉他，他将被名字由“I”开头的人取代。起初他怀疑这位人是伊萨克·科穆宁，后者流亡塞浦路斯，并在海盗的帮助下攻克塞浦路斯，自称塞浦路斯皇帝。安德罗尼卡派出海军攻打塞浦路斯，但在西西里海军和海盗的围攻下，拜占庭海军全军覆没。安德罗尼卡更加恐惧，他命令处死一切带“I”开头名字的贵族。此时，他派出了宫廷卫队，去君士坦丁堡中心大街西面的一栋楼房逮捕住在里面的伊萨克·安杰洛斯。
每日被安德罗尼卡逮捕的贵族不可胜计。他处死了自己前期最重要的几位支持者，并在9月召集市民投票，处死监狱中一切犯人。9月11号这一天夜晚，安德罗尼卡一世去往海峡对岸的行宫度假，他的卫队长官则趁夜色抵达了伊萨克·安杰洛斯的宅邸。即使是当日，还有许多贵族被安德罗尼卡逮捕，丢掉了性命。然而伊萨克非常谨慎，当卫队队长Hagiochristophorites叩门时，伊萨克全副武装，在仆人开启大门后乘着高头大马从楼房的一楼大堂冲出，一枪刺死了宫廷卫队队长，随后下马将他的首级割下。宫廷卫队见状顷刻间作鸟兽散，这一幕也成为了中世纪的一幕传奇，被无数西欧吟游诗人传唱。伊萨克随后将卫队队长的首级用长枪挂着，沿着君士坦丁堡的中央大街策马狂奔。他从狄奥多西广场一路向东，穿过三孔纪念门（Tetrapylon），穿越君士坦丁广场。他时刻向围观的居民高呼，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下他们的三层小屋，到大街上围观这一幕。一些工匠们拿着工具，跟随伊萨克。伊萨克最终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到达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此时他的追随者已经有上百人。
然而这时，伊萨克根本没有想好下一步要做什么。安德罗尼卡逮捕的贵族不是没有脱逃的，伊萨克的父亲安德罗尼卡·安杰洛斯此前就逃脱了追兵，跑上了一艘去往巴勒斯坦的小船，还有不少贵族也能临阵击杀追兵，策马逃亡。伊萨克选择叩门，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按照基督教圣规，任何犯人都可以选择到教堂避难，由教堂暂且对其庇护，直到将其交给世俗机关，或允许其成为僧侣，告别尘世。然而数百追随者随伊萨克涌入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大教堂内立刻人声鼎沸。伊萨克，以及问询逃来的他的叔叔约安尼斯·杜卡斯跪倒在圣坛前，祈祷普世牧首接纳他们的避难请求。这时，普世牧首巴希尔· 卡马泰洛斯缓缓走了出来，他此时已经下班，随从的只有几个侍从，也没有穿正式宗教仪式的道袍。然而一些群众立刻围住了巴希尔· 卡马泰洛斯。伊萨克走向普世牧首，人群缓缓地为他让路，大部分人仍好奇地看着这位贵族，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伊萨克跪倒在了牧首身前，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Polla polla polla！）立刻有人跟着喊道：“万岁！”（polla eti！），又有零星的几声传来：“罗马皇帝！”（imperator Rhomaion！）很快人群立刻都在高呼万岁，普世牧首不知所措，被人群团团围住。最终普世牧首同意加冕伊萨克·安杰洛斯为罗马皇帝。万岁之声响彻圣索菲亚大教堂，人群簇拥着伊萨克南下，准备去往一墙之隔的君士坦丁堡皇宫。人群走出大教堂后，更多人前来围观，整个道路水泄不通，围观市民多达万人。
已经下班的君士坦丁堡警卫机关问讯惊慌失措，警察队长（Prefect）不知如何行动，只能派人渡海，通知海峡对面的皇帝安德罗尼卡。安德罗尼卡急忙乘着小舟赶回城市，然而伊萨克和市民们却已经走进了皇宫的大门。皇宫的第一层门卫士放他们入城，第二层门卫士试图射击，但市民们走上前去，望着如此庞大的人潮，卫士当即放下武器。市民们未发一箭便走入了第三层门，宫廷卫队作鸟兽散，市民簇拥着伊萨克·安杰洛斯走进了查士丁尼会堂，将他安置在了王座上，为他戴上了君士坦丁皇冠。市民再次高呼万岁，伊萨克·安杰洛斯被加冕为了罗马人的皇帝。
安德罗尼卡在大约凌晨三点才抵达了大皇宫港口的海岸，此时他得知市民已经占领皇宫。安德罗尼卡立刻带领被他强占的小皇帝亚历克修斯的遗孀 — 14岁的法兰西公主阿格尼斯· 德· 法兰西，登上小船，向多瑙河边境逃亡。在第二天早晨，他们抵达了色雷斯的港口，安德罗尼卡被一位渔民认出，并被送回了君士坦丁堡。他被绑在柱子上鞭打，折磨，身体被淋上开水，城中的外国移民 — 由于安德罗尼卡痛恨外国人，肆意地折磨他，脔割他的身体，最终他被意大利人倒着吊在柱子上，双腿分开，用无数长矛穿刺，直到被分为两半。最后的科穆宁皇帝就此惨死在了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上。
然而伊萨克·安杰洛斯的登基却标志着拜占庭衰落的开始。安德罗尼卡的死亡代表着最后科穆宁家族直系继承人的死去，他的惨死也带来了科穆宁家族的绝嗣。随着科穆宁王朝的分崩离析，帝国失去了合法性受到所有贵族承认的这一皇室血脉的主心骨。由于伊萨克由市民推戴才即位，因此全国上下的贵族都不服从朝廷号令，或公开造反称帝，或割地为王。帝国西军指挥官亚历克修斯·布拉纳斯在歼灭西西里大军后回师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全国上下其他城市的支持，靠着市民伊萨克才侥幸苟延残喘。此后的几年间，每年都至少有两次反叛，更是三次有贵族直接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避难，试图复刻伊萨克的奇迹。不到5年之后，曾经横亘亚欧的拜占庭帝国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便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其他各地皆被或称帝，或拒绝交税的贵族占据。塞萨洛尼基以西，希腊本土贵族割据半岛；小亚细亚的将军们则不服调遣，蔑视号令。1195年，几大贵族家庭支持着伊萨克的弟弟亚历克修斯三世兵变，将伊萨克刺瞎双眼监禁，拜占庭陷入了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君士坦丁堡外，中央号令不行，帝国中央军甚至连一些小型斯拉夫要塞都无法打下，也发不出薪饷，叛逃哗变此起彼伏。1204年，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覆灭，在1185年便已经奠定。

“我错过了女儿的成人礼”
我们本该把目光聚集在福土康，聚集在百公里大逃亡，聚集在正洲，却被几个坏b和一群蠢b硬生生拉到“成人礼”上。
这届网友实在是太好忽悠了，我以为最少得再喊一遍捞虾岛，没想到一个成人礼就解决了。

就是这个，我是江西人，我也是后来听说的……

这件事情震动高层，国务院紧急开会，再后来，2000年，江西就取消农业税了。不过到底是不是那个时间，我也不清楚。反正0203年，我记得是再没有农业税了。

崇祯三年，山东吴桥，因当地官吏克扣军粮，孔有德部一名士兵强取了当地望族王象春家的一只鸡
因畏惧王家势力，该名士兵被主将孔有德“穿箭游营”以示惩戒，后愤而杀死王家家仆，王家扬言追究到底，此举引发孔部士兵鼓噪，因拖欠粮饷而又遭当地官吏排挤，明朝苦心编练、装备西式火器的孔有德部哗变
在哗变后孔部迅速攻占登州、莱州等地，因毛文龙被杀而心怀怨恨的东江镇各部云集响应，明廷调集大军平叛，明朝最后一块相对完善的税收地山东被毁于叛乱和平叛
后因作战失利，孔有德率东江旧部及重型火炮降清，自此，满清拥有了攻破堡垒和城墙的重火力以及善于操纵火器的汉军士兵

　　很多人都听说过，1969年时，两个中美洲国家为一次足球比赛打了一仗。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足球本身就是一场战争。
　　在现代世界，足球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运动，没有之一。
　　足球的这种地位，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足球的命运本身，就是历史上小事化大的最佳案例。
　　在很多情况下，足球首先是阶级问题，是民族问题，最后才是体育问题。“足球远离政治”可以说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因为如果没有政治，就不会有足球今天的地位。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1969年的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
　　为了争夺通向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门票，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需要在两回合的预选赛中决出胜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国富地狭的萨尔瓦多向地广人稀的洪都拉斯输出了许多移民。两国因移民待遇和土地分配问题长期摩擦，激发了彼此的民族情绪。在预选赛当中，出征客场的两国球队都遭到了东道主球迷的骚扰和袭击。
　　在19世纪独立战争中，这两个国家曾经团结在莫拉桑将军（José Francisco Morazán Quezada）麾下，试图维护自由派信条和中美洲联邦，但是悲壮失败。到了20世纪，昔日的手足盟国却最终反目成仇。
　　在墨西哥，两国进行了加赛，萨尔瓦多以3-2取胜。半个月后，萨尔瓦多“乘胜追击”，向洪都拉斯发起武装入侵。在美洲国家组织介入和调解前，两国的战争持续了100小时，因此被后世称为“100小时战争”或者“足球战争”。
　　历史学家经常用导火索命名战争，“糕点战争”、“鸦片战争”、“詹金斯的耳朵战争”。“足球战争”也不例外，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足球运动确实蕴含着浓烈的国族想象。
　　问题在于，这一地位是从何而来的呢？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是构建现代民族的工具之一。足球作为绿茵场上的团体运动，具有浓厚的战争隐喻，是灌输和表达民族主义情感的良好载体。一、阶级斗争：足球政治化的起点
　　20世纪初，南美洲，这里是英国资本的苗圃，也是英式足球的温床。
　　英国人在阿根廷的投资比在英属印度还多，在巴西的投资仅仅略少于俄国。在英资工厂和英国移民的带动下，南美洲引进了足球这一新鲜事物，未来它将成为整个次大陆的名片。
　　最初，足球只是精英子弟和少数城市人的消遣运动。后来，工人运动领导者首先发现了足球的价值，试图在工人当中推广足球。在这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眼中，工人们喜欢把金钱和闲暇投入到酗酒活动中，实在令人痛惜。酒精伤害工人的身体，还瓦解了他们对剥削的反抗。而足球就是酒精的替代品，它能让工人保持健康和活力，还能凝聚团结的意志。
　　有趣的是，资本家也受到了工人运动的启发，认为足球是一件好事，值得推广。在工厂主看来，减少酗酒可以改善社区治安，工厂俱乐部可以增加企业知名度，支持足球还可以让工会更加依赖企业，分散工人的精力，减少他们的罢工斗争。在工会和资本家的两面支持下，足球开始在南美洲的城市里遍地开花，就像是欧洲已经发生过的一样。
　　然而，资本家和工人对足球的一致推崇，也预言了足球的分裂。
　　1901年，一家名叫河床（River Plate）的小俱乐部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成立。四年之后的1905年，在不远处的街区，一群意大利裔小伙子创建了博卡青年俱乐部（Boca Juniors）。这两个俱乐部有着同样的血脉——出身工人阶级，受英国文化影响（因此名字中都有英语），还位于同一个街区。
　　然而，在1938年，河床迁走了自己的主场，前往布港北部的一个中产阶级街区——贝尔格拉诺区。它在那里找到了新的球迷和支持者，从此和博卡青年分道扬镳。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这两支球队已经发展成了阿根廷的国内劲旅。在这次迁移过后，河床和博卡青年的较量逐渐被视为一场阶级斗争，分别代表平头百姓和城市精英。两支球队的恩怨逐渐积累，在国内和国际比赛当中轮流领衔——“阿根廷国家德比”最终诞生。
　　一座城市有两支球队，传统上分别代表大众和精英，这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是常见现象。这背后的渊源之一，就是足球运动在传播过程当中，深刻的阶级斗争背景。
　　当足球还停留在阿根廷一国之内时，足球只意味着阶级斗争。但是当它迈出国界的时候，足球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阿根廷国家德比现场。“城市德比”在拉美和欧洲都十分常见，特别是在拉美，由于贫富差距较大，城市分区明显，这种俱乐部二元对立格局更加常见。二、体育能成为战争的替代品吗？
　　1892年，顾拜旦男爵在一次演讲中呼吁，要“复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同年，他的祖国法国成功同俄国达成谅解，结为军事同盟。终于打破了孤立的法国，正在寻求向德国复仇的机会。
　　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和平的象征。在奥运会期间，各城邦都停止战争，选择在赛场上一决雌雄。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们由此获得了灵感，他们认为，体育赛场上的竞争或许可以消弭战争，让民族国家们用和平的方式倾泻自己的怒火。
　　顾拜旦的愿望最终实现了一半：现代奥运会确实创立了，但是世界大战还是在1914年爆发了。直到1925年，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顾拜旦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推动奥运会维护和平的作用。在这些岁月里，奥运会确实成了各国释放民族情绪的出口，但是它是否能够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在当时看来也是存疑的。
　　从历史来看，“体育政治化”恐怕是一个伪命题。正如奥运会的源起揭示的那样，国际体育赛事原本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创立奥运会的先驱们不是把体育政治化了，而是试图把政治体育化，但没能成功。如果体育和政治完全融为了一体，他们的理想其实也就实现了。
　　1936年，柏林，以东道主德国为首的参赛各国把奥运会变成了政治战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是当年奥运会留下的历史命题。美国黑人选手在夺冠后拒绝用纳粹礼致敬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奥运会不仅没能消除冲突，甚至还在煽动对立和仇恨，这一结果实在令人遗憾。一些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四年后的下次奥运会上，这场奥运会预定在1940年举办，地点是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
　　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奥运会再也没能到来。
　　如果说所有国际体育赛事都具有政治化的特征，那么足球尤其如此。在国际赛场上，人们在足球这一团体运动上赋予的国族想象，要远多于其它运动。正因如此，足球世界杯才能够成为和奥运会齐名，甚至比奥运会更受关注的国际体育赛事。
　　足球能不能取代战争，我们并不清楚。但我们清楚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足球就是战争。

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也是一位尝试用实际行动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现代奥运会充斥着政治色彩，特别是民族主义情绪。从顾拜旦的初心来说，这既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失败。三、当足球成为民族象征
　　1930年，野心勃勃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将军在一场政变后成了巴西的领导者，为了完成塑造巴西民族的历史使命，瓦加斯试着从各个领域寻求灵感，其中就包括足球。
　　和当时的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一样，瓦加斯也是墨索里尼的学徒。在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上，墨索里尼借用足球大肆宣扬意大利民族和法西斯政权，这一行动也启发了大洋彼岸的瓦加斯。
　　在瓦加斯执政时期（1930-1945年），巴西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教学语言（葡萄牙语），统一的国家军队，统一的政府机构，以及统一的足球协会。政府试图把足球变成联系整个国家的纽带之一，让足球成为巴西“种族民主”在现实世界当中的投射。
　　无独有偶，在巴西的邻国阿根廷，以及巴西的文化母国葡萄牙，类似的主张都正在涌现出来。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和美洲，特别是“拉丁欧洲”和拉丁美洲，足球正在快速取得特殊地位，成为政权乃至民族的象征。足球不再仅仅是各国国内政治的载体，还成了国际政治的投影。在巴西足坛，各个俱乐部的支持者喜欢把本队球迷称为同一个“民族”(Na??o)，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足球运动的真实写照。
　　1958年，在贝利和加林查的领衔下，巴西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这次胜利让巴西举国欢腾，也被视为巴西特性在全世界的一次表达。政治和足球的相互需要，以及相互利用，推动了足球运动的流行，以及它的政治化。在足球政治化方面，巴西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它的邻居阿根廷也不逊色——在1986年世界杯上，在马拉多纳领衔的阿根廷队战胜英格兰队后，许多阿根廷人感到扬眉吐气，多少算是雪了四年前马岛战争失利的前耻。
　　当然，这种狂热也不止属于拉美，在足球的老家欧洲，情况也差不多。
　　1961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五次蝉联奖杯的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队即将迎战里斯本本菲卡队。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内，这两支首都球队都是威权政府的宠儿，都面临着本城市一支平民球队（马德里竞技和里斯本竞技）的挑战。这两支球队最重要的赞助者，也是两个国家的独裁者，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和葡萄牙的萨拉查博士，都把足球胜利视为政权合法性和民族尊严的一部分。
　　最终，本菲卡挑战成功，并且在次年成功卫冕。葡国国内一片欢腾，只是害得负责新闻审查的官员们忙碌了不少——和在当时的西班牙一样，体育类报纸是葡萄牙新闻审查的主要对象，因为它们的发行量极大，受众覆盖全国，而且人人都关心足球。
　　幸好，佛朗哥政权很快挽回了面子——在196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作为东道主战胜苏联队夺冠——佛朗哥政权将其视为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伟大胜利，也是向资本主义阵营靠拢的筹码之一。
　　西班牙足坛的政治元素，特别是皇家马德里、马德里竞技、巴塞罗那、皇家西班牙人这几家俱乐部的竞争，经常为现代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球迷表示遗憾，认为政治因素干扰了“纯粹的足球”。但是不得不说，如果不是因为政治，足球压根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地位。
　　权力，就是人类社会最强的放大镜，也是哈哈镜。在这面镜子下，足球有着惊世骇俗的体积，还有着千奇百怪的形状。足球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小事。足球什么形状都有，唯独不是圆的。拉丁美洲有再多的魔幻现实，往根儿上说，不过是一面镜子的故事罢了。

佛朗哥夫妇、国王夫妇与皇家马德里球员。现代西班牙的困境并不是足球的“政治化”，而是政治无法“足球化”。在赛场上消解政治矛盾，本身就是体育事业或者艺术事业的一个目标。因此，“去政治化”不但并不现实，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主张。

苏格兰的坑爹殖民，最后把自己玩没了。
十八世纪，苏格兰三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中具有不到10%可以被用来耕种，产量相当感人、13%的土地可以放牧、3％的土地可以开展伐木业。从自然禀赋来说苏格兰就是一个贫穷的、挣扎在饥荒边缘的国度。在此基础上，饥荒和国际局势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动荡。
于是苏格兰萌生了要去殖民扩张的想法，于是倾举国之力为苏格兰筹集了40万英镑，用于对外的殖民扩张。
苏格兰的目标是在加勒比海的达连湾（临近巴拿马地峡）建立一个殖民地。
我们不理解，为啥苏格兰如此有种，敢在自身如此孱弱的情况下在中美洲这个西班牙的命根子上动土……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佛朗基人下美洲，达连湾苏气黯然收。殖民活动吸引了全国大部分流动财富，至此损失殆尽，殖民活动的失败直接推动了“岛北剧变”
苏格兰议会针对是否与英格兰联合先后进行了两次讨论表決，两次结果大相径庭：1706年的会议中，与会代表绝大多数反对加入联合。但1707年，当殖民失败的消息传回，同一批代表却以压倒性的表决结果选择了同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因此，苏格兰精英对于联合的选择．根本上是为了避免苏格兰经济的崩溃，而不是真正认同“联合王国”这一概念。
所以，“The Union of 1707”实际上就为今天苏格兰的公投留下了伏笔。如果苏格兰未来还能独立，或许她的教科书里会讲述自己被西班牙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连番教育的故事吧。

1991年1月，当时国内饮料一哥健力宝公司搞了一个让利半年大酬宾活动，只要拉环里有中奖标志，最高可获得五万元大奖。这个活动对健力宝的销量有何促进不得而知，但对社会却造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副作用——从那时起，用易拉罐中奖的骗局开始在全国陆续上演。

精虫上脑造成身死国灭
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饹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史记·周本纪》
就是说共王去泾水上巡游，密国国君（在今甘肃省灵台附近）密康公跟着老大巡游。有人向密公献了三个妹子，密康公的妈妈说，你一定要把（女人）送给周恭王，你承受不起三个女人（喂喂喂），天子尚且承受不起，何况你这个小鳖孙。密康公不听他妈妈的话，自己接受了三个女人（你们都是我的翅膀！）一年之后，周共王灭了密国。

这件事告诉我们，现充该死。

“吴桥兵变是一只鸡引发的血案，并最终摧毁了一个帝国”

三眼铳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一份来自辽东的紧急战报震动了身处北京的崇祯皇帝以及明帝国的大小臣工。后金首领皇太极率军直扑明帝国边境的大凌河城，将筑城的3万余军民团团围住，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急命各路援军增援大凌河城。身处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陆路支援辽东。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隶的吴桥突然举兵造反，兵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包围莱州。被动的明帝国朝廷调集各路援军，耗费18个月才最终打败了这伙叛军。叛军首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狈逃窜，最终浮海投降了后金。
吴桥兵变出现在明清易代的关口，是一场十分值得研究的战役。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军事平衡，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明清交战的作战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清代统治者对这场战役讳莫如深，并销毁了大部分描述这场战役的明代资料。吴桥兵变的经过就像一团疑云，笼罩在明清历史的上空，久久不散。甚至有一种所谓“吴桥兵变是一只鸡引发的血案，并最终摧毁了一个帝国”的奇谈怪论。其实要理清这一切，还要从登州开始说起。
吴桥兵变的起因与考证
到了崇祯年间，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进入到了拼国力、拼策略的拉锯状态。崇祯四年七月，为了进一步巩固辽东防线，明军将领祖大寿率领麾下1.3万余军士和大量民众修筑关外大凌河城。明军的行动很快，在八月初就已经完成大部分工程。然而后金军首领皇太极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明军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建城池。于是，皇太极于崇祯四年八月初六率领1.5万女真精锐将大凌河城层层包围。也是在此战中，后金军开始使用俘获以及自制的红夷大炮和其他炮种进行攻坚战，大凌河城周围的墩台城堡非败即降。明军火炮优势尽失，在辽东孤立无援。小小的大凌河城很快出现了粮食危机，并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但是明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努力和外界沟通，期望朝廷派遣援军救援大凌河城。经过重重努力，八月二十二日前后，来自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终于送到了北京城。此时辽东已没有力量可以增援大凌河城了，于是支援大凌河城的重任便落在了重镇登州与莱州身上。
此时任职登莱巡抚的正是西法党人孙元化。明廷自接到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后，便下令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西法党人）率兵至旅顺的双岛，与登州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并进军至三岔河，以期相机登岸夹攻后金军，解大凌河之围。
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七日，登州派出的援军正式从水路起航支援大凌河城。援军规模不可谓不大，张焘以及葡萄牙军官公沙率领沙船21艘自皮岛进发。当晚，明军船队遭遇大风，被迫修整一昼夜。之后的十月初一（飓风持续5天）、初六、初八（飓风持续3日）持续遭遇飓风。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明军船只严重损毁，士兵的辎重及兵器亦全部遗失。而已经抵达三岔河的孔有德部称，三岔河已经结冰，但冰面尚无法承受太大重量，军队无法渡河。于是来自登莱的援军竟然以此为借口，不顾大凌河城官兵的死活，一直逗留到了十一月初。尽管风浪巨大，但是实在无法想象双岛一整个月都有飓风的存在，援军兵器尽失竟也不在当地及附近采买。西法党人张焘甚至在逗留不前的情况下，居然还吹嘘与自己同行的葡萄牙人“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并请明廷购买西洋火炮、火药以及盔甲给自己的部队。
那么这里就存在几个问题。西洋火器是否能在短时间内采买齐全？况且双岛距登州已经很远，是否有地方可以短时间内采买到？张焘本人说沿途飓风，就算登州尚有西洋火器，运抵双岛是否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需要一个月，那么张焘逗留一月不前是何居心？张焘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提议是胡闹，也不可能不知道大凌河城的官兵已经苦盼援军三个月，但是他依然“任性”地在双岛驻扎了下来。这种无耻、软弱和盲目自信的对敌态度，其实可以说是明末西法党人的真实写照。
一筹莫展的明廷于十月二十三日再次发文催促登州调遣援军，自陆路发兵5000火速开往大凌河城。然而由于张焘及孔有德的逗留不前，登州城内只有不足3000军士，登州步兵火器营主力都在逗留于双岛的孔有德以及吴进胜的手中，共4200人。无计可施的孙元化只得在十月二十五日，调拨小划船前往双岛诏谕孔有德部回登州。等孔有德部召集队伍回到登州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十四日了。
十一月十四日，孙元化命孔有德与王廷臣先行。此次自陆路北上辽东的第二次援军队伍，一共有官兵4472员、马1061匹、骡515头、驼3只、牛154头，所携装备有铁甲1985副、棉甲564副、中西大小铳炮1034门、火药5990斤、铅子2217斤。孙元化因此吹嘘道：“从来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锅帐、辎车悉全者。”但是讽刺的是，大凌河城守军已经在半个月前，由于援军的拖延和弹尽粮绝而投降了。
孔有德部自陆路出发后，沿途怠玩，丝毫没有火速前进的意思。孔有德部甚至在山东邹平驻扎了月余而停止不前，以至于出发两个月才离开山东境内，这从侧面说明孔有德十月初时至三岔河不渡，并不是因为水面结冰而无法飞越。目无法纪，大胆狂妄，就是孔有德的真实性格了。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孔有德部率军抵达直隶河间府的吴桥时，孔有德部突然易帜叛变。常见说法是，当时已经到了冬日，部队到达吴桥县以后，补给无法满足。孔部的步卒到吴桥县的乡绅王象春家偷食了王家的鸡犬，此事被王家告发以后，孔有德惩罚这名肇事士卒穿耳游营。饥寒交迫的孔部见此情形又惊又怒，遂发生哗变。哗变的军士将王象春的家宅焚烧殆尽，王家仅王象春之子幸免于难。第二日，孔部千总李应元与其父李九成捆缚孔有德于演武场，逼迫孔有德谋反，孔有德最终被迫答应。于是，孔部叛军自吴桥县回戈东指山东，尽行劫掠，所过无遗。这便是震惊明末，改变了明清力量的吴桥兵变。
很多史料，如清代编撰的《明史》以及之后的《清史稿》，都采信这种说法。孔有德在之后给后金首领的请降书中，亦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忠良将领，因军队冻饿，加上官员的逼迫才不得已造反。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明史》和《清史稿》中为了避尊者讳，巧妙地隐藏了一些细节，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清代禁书《平叛记》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线索。根据《平叛记》的记载，孔有德部在登州到吴桥县的途中，军纪就已经非常败坏了。当时孔部在途中，所过之处多行劫掠，名声非常差。到达吴桥县以后，百姓因为这个原因纷纷闭门罢市，不纳孔部，才导致了孔部饥寒交迫的情况。但这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那就是孙元化在发兵之前，已经给足了孔部粮饷以及冬衣。孔部在吴桥县会出现断粮的情况，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山东足足逗留了两个月！再则，孔部在粮饷充足的情况下尚且沿途劫掠，无粮时能有多强的军纪，就实在耐人寻味了。孔部给出的冻饿交加才不得已“起义”的借口，放在崇祯初年的大背景下，也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就以崇祯四年吴桥兵变之前的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来说，当时皇太极率领大军越过喜峰口，兵围北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各路军队勤王，各路勤王军的处境亦十分凄惨。比如当时延绥军接到勤王诏令，急行军数千里，到达顺义时乏粮，顺义守城官拒绝给粮，亦拒绝延绥军进城，饥寒交迫的延绥军却并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又如云南勤王军到达北京时，缺粮数月，因水土不服减员十分之二三，衣物器械典卖殆尽，整个军队犹如乞丐，亦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再如京营士兵缺粮十数月；宣府大同勤王军粮饷数月未给，官兵枵腹，在勤王途中急行军数日不得食，但都保持了良好的军纪。孔有德因为自己玩忽职守，逗留两月不前而乏粮，且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实在是强词夺理。《平叛记》中说孔有德“骄悍不法”，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记载最为清楚的第一手资料当数《中国明朝档案总汇》里面的内容。这份档案中收录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吴桥知县毕自寅的叙事奏疏，记载了孔部过境的更多细节。据称，吴桥县自崇祯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到孔有德所部经过，陆续有援辽的山东队伍过境（当指前文中的王廷臣部），一路上并无迟留。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领兵官孔有德所率兵丁约六七百人于当日傍晚抵达吴桥县歇息，次日饭后继续向北出发。当孔部北行至吴桥县校场时，孔部突生变故，驻扎不前。毕自寅见状，急忙派人去孔有德军中催问缘由。只见孔部士兵将孔有德捆绑，口称孔有德不支粮饷，要求支给他们粮饷才能施放孔有德。毕自寅见状亲自到孔有德军营中劝慰军心，但是恼怒的士兵并不听从毕自寅的劝说。到中午，他们强行让毕自寅给予其饭食，之后下乡掠夺马驴十数匹。毕自寅见状急忙命令县中衙役、保甲和民壮等上城守御，以防不测。至傍晚时分，孔部终于拔营，声称回登州讨粮，随即南行。另外根据记载，胁迫孔有德谋反的李九成，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任命的购马官员。因登州及山东等地马种矮小，不利于辽东战事，登州府会时常遣人至山西、陕西等边地买马。然而李九成却将朝廷给予的购马款项贪污殆尽，自知难逃重刑的他才最终生起了谋反的念头。
将以上记载串联起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吴桥兵变的前因后果：孔有德部援辽军士，沿途观望，军纪败坏，以至于到了吴桥县就已经基本用完了所带粮饷。到了吴桥县以后，吃过最后一顿饭，军粮终于见底。骄妄的孔部军士将孔有德带至校场捆绑索要粮饷，最终将官的野心与士兵的不满联合起来，促成了最终的兵变。此外，整个吴桥兵变期间，两方将领对兵变谋反的态度本身就是“一拍即合”：孔有德目无王法，狂妄自大；李九成父子自知死罪难免，亡命一搏。而且在一开始孔部赴援辽东路过莱州时，史载莱州知府“知其必反”。可知孔有德要么对朝廷极其不满，人尽皆知；要么在出城时，孔部的军纪就已经十分败坏了。那么孔有德究竟是被乱兵“胁迫”最终“不得已起义”，还是早有预谋的谋反，就十分让人怀疑了。
无论如何，孔有德最终还是叛乱了。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部叛乱后，连陷陵县、临邑、商河、齐东等地，每到一处必劫掠当地府库，施放囚犯来壮大自己的兵力。在孔部攻陷齐东以后，当时巡历在平原的山东巡按王道纯距离叛军驻地很近。王道纯得知此事后，急忙移书在山东首府济南的山东巡抚余大成，告知其叛军谋反连陷州郡一事。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余大成居然不相信，他认为孔部皆山东士兵，怎么会做出杀掠本省人民的事情？王道纯无奈，急忙再次向余大成发书求援，这一次余大成竟告病称这件事自己没办法管。
直到十二月初六，叛军攻陷青城以后，大梦方觉的余大成才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余大成急命济南府中军沈廷瑜、武德参将陶廷鑨发兵剿贼。十二月初八，来自济南和武德的明军与孔部叛军会战于阮城。在这种危急关头，沈廷瑜居然乘坐轿子指挥战斗，其麾下士兵的战斗如何就不言而喻了。结果显而易见，刚一交锋，沈廷瑜所率领的济南兵就率先败退。叛军见有机可乘，一鼓作气地击败了陶廷鑨率领的武德兵。明军军队几乎死伤殆尽，沈廷瑜与陶廷鑨仅以身免。此时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山东巡抚余大成在确信了孔部叛变以后，先是派遣官员乙邦才赴孔部招安叛军，但是桀骜不驯的叛军将乙邦才绑缚，打了40军棍放回。余大成无可奈何，急命山东各路部队集结会剿叛军。但是孙元化却打算招安孔有德部，孙元化移檄山东沿途各州郡，不许对叛军相加一矢，以表示朝廷招安叛军的诚意。孔有德也似乎被感化，阮城以后就再没有沿途攻打济南到登州的州县。于是天真的孙元化给余大成写信道：“抚局已定，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致坏事。”随即孙元化解散了召集的登莱援军。余大成无奈，亦下令解散会剿叛军的明军。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孔部到达登州城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吴桥县发动兵变之后，孔部叛军之所以在山东境内纵横豕突，无人能挡，是因为山东境内的军备已经到了明帝国开国以来最差的时候。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来，明帝国以蓟辽、宣云为京师两翼，以山东为京师咽喉。但山东相比作为京师两翼的那四个地区，兵力情况着实堪忧。万历二十年，因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原因，山东作为连通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明帝国商议在此增设兵额。最终，明帝国在济南府增兵3000名，登州增兵3700名。万历四十八年，因为建州努尔哈赤的崛起，山东添兵9000名。天启二年，山东再添兵9000名。前后一共增兵24700余名，并成定额。崇祯二年，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明帝国裁汰了一部分兵额。裁汰以后，山东实存兵15900名。在同年后金军兵围北京城的己巳之变中，山东抽调精锐5600人入卫京师，官兵损失很大，山东全省仅有老弱兵卒数千分布在辽阔的辖区内。“空虚之极”算是对山东兵力的真实写照了。于是在崇祯三年七月，山东请朝廷发饷增募新兵3000人以为用。但是显而易见，就整个山东省的体量来说，这无疑是杯水车薪。一年的时间显然无法练出精兵，所以一开始人数不多的孔部能在山东肆无忌惮。
就在全山东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叛军挺近登州城，而孙元化以为事情就这么平息下去的时候，只有莱州知府朱万年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十二月十三日，即叛军到达登州的10天前，朱万年便在莱州城誓师，动员全城军民严守城池，且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朱万年对莱州的城防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城内宵禁戒严。朱万年命令城内妇女一律不许出城，官绅的粮食全部运回城中以防资敌。再者，城中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均设置一个栅栏，责令附近居民轮流看守，夜间及时封锁，非有令箭不许擅自开启，五更以后方可通行。不许夜间饮酒赌博以生事端。其二，登记人口，十家一牌。朱万年规定十家为一牌，以牌为单位查清各家的人口和具体情况。每牌均要准备防火设备，若有火警，只需本牌十家相互扑灭，以防奸细。每牌编册以后，十户家庭每户出壮丁一名守城垛，以备不虞。其三，完善城防。莱州城的大楼、角楼以及马面墙按需配置红夷大炮以及其他火炮。红夷大炮用四轮炮车安置，以便移动。再于城垛上设置礌石以及箭帘等物，莱州城四个大门前皆修筑高墙以护门。其中南北二门各置千斤铁叶牌保护城门，牌上安装滑轮以为升降进出之用。可见朱万年对莱州城的防守十分细心仔细。所以在之后的登莱之战中，莱州城防成了吴桥兵变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
另一方面，因为山东全省在孙元化的错误判断下，遣散了所有的援助力量，孔部叛军一路急进。崇祯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孔部叛军抵达登州城下，驻扎于登州城南的密神山。孙元化此时终于稍微动了一点头脑。他命令张焘率领辽东兵驻扎城外，总兵官张可大率领南兵拒战。准备充分以后，孙元化派人赴孔部军营招安。这个时候孔有德等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们不仅没有接受朝廷的招安，而且连夜组织士兵攻打登州西城。登莱总兵官张可大连忙用大炮击退了攻城的孔部。此时孔部被大炮轰击首战不利，士气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张可大陈请孙元化趁机发兵，一鼓作气消灭孔部叛军。然而孙元化却一错再错，他心怀侥幸，执意招安孔有德，并没有听从张可大的建议。张可大只能再次急切地向孙元化晓以利害关系，建议几天之后的崇祯五年元月初一集合大军攻打孔有德部。然而到了崇祯五年的元月初一，孙元化拒不发兵。明军早期顺利平叛的最后一个机会至此就被孙元化给放弃掉了。
上一战之后，明军任由孔部叛军休整了足足10天而不做任何准备。崇祯五年元月初二，孔部叛军再次兵临城下。又惊又惧的孙元化才终于觉悟，他急命张可大的南兵与张焘的辽东兵合兵，与孔部战于登州城东。张可大的南兵先与孔部作战，南兵悍不畏死，奋勇当先，连破孔部叛军数个兵阵。但是就在这时，配合南兵作战的张焘却因为怕死，放弃张可大，率辽兵逃走。张焘的引退导致明军阵型全面崩溃。张可大的南兵在辽兵退却以后依然殊死力战，直至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张可大部下中军管维城，游击陈良谟，守备盛洛、姚士良皆力战身死，张可大仅以身免。反观张焘所部辽兵，虽然提前逃跑，但依然有一半军士投降了孔有德。崇祯五年元月初三，投降孔有德的34名明军突然出现在登州城门外，要求入城。两军交战，投降的军士被敌军无故放回本就疑点重重，但孙元化却不加甄别，选择相信被放回的军士并让他们进入登州城！虽然经过张可大等人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是天真的孙元化再次放弃采纳张可大等人的建议，这些叛军就这样混入了登州城内的明军之中。
事情的发展没有半点悬念。夜半，被孔有德从营中放回的辽军与城内明军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人起兵为内应。他们振臂高呼，与城外的孔部叛军里应外合，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了登州城东门，最终占领了这座明廷经营十数年之久的重镇。据说孙元化当时看着城头的火光，心知大势已去，于是抽出佩刀，想挥刀自刎，但是却并没有自杀成功。孙元化被孔部叛军掳去，旋即因为他昔日对孔有德等人有恩，最终被叛军放走。此时张可大奉命守登州水城，不在大城之中。登州大城被攻陷以后，张可大抚膺恸哭，并解下自己的符印和旗鼓，自小道逃入济南。在交代了后事之后，这位悲情英雄最终自缢于家中。
此时被孔有德占领的登州城中，尚有旧兵6000人、援兵1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并有红夷大炮20余门、西洋大炮300余门，其余火器甲仗不可胜数。这些兵马军资皆为孔部叛军所有。孔有德等人占领登州后，召集登州城内所有辽人，给他们发放兵器。其后，孔部叛军以及城内辽人，对登州城内的其他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戮与奸淫。一时间，昔日繁华的登州城犹如人间炼狱。
可以说经过天启、崇祯两朝的建设，登州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边防“第十镇”，和明朝传统九边镇城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这样铁打的登州城，为什么就在数千人的攻势下迅速瓦解，不堪一击呢？总结来说，就是以孙元化、张焘为首的西法党人盲目、愚蠢的防御政策所导致的。诚然，登州城城高池深，所用大炮都是西洋炮，用的也是西洋火药，更是聘了西洋炮手，但在一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永远是人，其次才是武备。明末孙元化等西法党人虽然对中西技术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迟钝的政治军事水平却毫无意外地间接成就了后来崛起的清王朝，为大明朝的覆灭埋下了导火线。
明朝最后一位阁臣范景文曾这么评论过登州失陷一事，此文亦可当作总结：虽然，此器耳，尤存乎其人……孙初阳（初阳为孙元化的字）……自以为有西洋大砲八门，鸟铳枪刀皆西洋。药法弹法皆西洋。又即以西洋人放之，精极无加矣。然孔有德一攻不守，此曷故哉？此非徒狥器，而不得人心之谓乎？

现存毛文龙碑亭！
号称明帝国边防“第十镇”的登州城的沦陷，使整个山东地区陷入了恐慌之中。崇祯皇帝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孙元化等人是何等的无能，他立即下令逮捕误国的孙元化以及张焘等西法党人，并于崇祯五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将孙元化与张焘斩首。孔有德占据登州以后，马上就开始了“大封群臣”的行动。他重新部署、整编部队，并对军官进行了封赏。李九成和孔有德自称“都元帅”，作为内应协助孔有德破城的耿仲明则被封为“都督”。然后他们用收缴的登州巡抚关防印信传檄各州县，妄图引诱邻近诸县一同谋反。在李九成、孔有德等人的号召之下，辽东诸岛的辽军也纷纷易帜参与叛乱，并渡海至登州。其中，原属毛文龙部的旅顺将领陈有时所带领的8000人的队伍最为壮大。值得一提的是，易帜响应叛变的岛兵亦多为毛文龙旧部。孔有德叛军此时气焰极盛，并叫嚣打下最后尚在抵抗的莱州以后，南下攻取南京。
总而言之，当时局势日益紧张。明廷中，主和派显然无法解决山东目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明帝国中的主战派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在主战派的劝说下，崇祯皇帝下定决心，同时调集了杨御蕃、王洪、刘国柱三位总兵官，发兵会剿孔部叛军。这三位总兵官的上司，正是庸碌无为的山东巡抚余大成。余大成到达莱州以后，不思如何破敌，亦不敢再提招抚，两难之下居然每日闭门诵经以为避世，被时人嘲讽为“白莲都院”。余大成此举显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同时也给叛军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招兵买马，编制部队。登州城被孔部叛军攻破后的10天时间里，在余大成消极的避战思想下，叛军越发认为朝廷的军队不足为惧，气焰日益嚣张。崇祯五年元月十二日，叛军令尚被羁押在叛军营中的孙元化修书一封给余大成，开始跟明廷谈条件。他们要求明廷割让登州以及登州所属的8个县给叛军，叛军则承诺再不侵扰山东，年年向朝廷纳贡，并且听从朝廷调遣。这几个要求看似恭顺，实际上是想让明廷承认叛军在山东建立“国中国”的最终目的。这种条款明显不能让明廷接受。但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余大成居然开始认真考虑割地给叛军来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最终在山东巡按王道纯的极力反对下才作罢。可以说，正是余大成以及孙元化等明廷高层官员的朽化和犹豫，才最终促成了叛军势大。崇祯五年元月十一日，也就是叛军修书余大成的前一天，叛军发兵攻打黄县，进一步说明了叛军所谓的“和谈”只是在和明廷拖延时间。黄县是登州至莱州的最后一道外围防线，其军事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此时的黄县守将是莱州参将张奇功，张奇功本应离任致仕，但是此时正值叛军扰乱，他当即奏请守卫重要的黄县。然而昏庸无能的余大成却只在黄县部署了300老弱士卒，张奇功无奈之下只能在城内临时招募民兵守城。叛军到达黄县以后，开始了猛烈的进攻。张奇功守城有方，小小的黄县居然抵抗住了叛军两天的进攻。元月十三日，在叛军持续攻击下，黄县南门被攻破，守卫南门的民兵也大多溃败。此时，明知大势已去的老将张奇功却依然选择战斗到最后。他奋臂大呼，持刀亲自冲入敌阵，连杀叛军十数人，最终力竭，身死殉国。残忍的叛军因为张奇功死守城池造成了他们很大的伤亡，气愤之下最后竟将战死的张奇功的遗体肢解。这位老将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贞爱国的高尚情操，可惜却因当权者的昏庸，平添了一抹浓重的悲情色彩。
黄县沦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莱州，莱州城彻底地变成了一座孤城。为了表示背城死战的决心，莱州知府朱万年亲自号召全城官民共御强敌。为了表现身先士卒的精神，朱万年亲率兵丁守卫直面敌阵的南门。莱州同知寇化守东门，莱州通判任栋守北门，掖县知县洪恩照守西门。由于登州城陷以后，登州城内的百姓遭到了叛军惨无人道的屠杀，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莱州守卫战，莱州城内的乡绅抗敌情绪十分激烈，因而在这次守城中，乡绅亦纷纷出力守卫莱州的东北、西南角。对外准备妥当以后，朱万年开始稳定城内民心。除了张贴告示表示与城共存亡以外，他更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在战事不利，人心惶惶的时刻，自然有人想举家逃难。朱万年张贴告示的当天就有丁忧在家的朝中大臣范相公（真名不详，官职应比朱万年高）因为害怕叛军陷城，连忙请了抚军的令箭，收拾好家财准备自南门逃出。朱万年听闻此事以后，不等范相公出门，便率先赶到范相公住所，劝说道：“我已经张贴告示以表示背城死战的决心，按照规定乡绅都不允许出逃以稳住民心。”范相公狡辩说：“我只是丁忧在家而已，并不算是乡绅，缘何不能出城？”眼见苦劝不成，朱万年将自己的官帽狠掷在地上，说道：“我既然是这一城的知府，自有守土之责。如今城中我说了算！轮不到你来僭位与我争辩！”说罢朱万年亲率20多个读书人手持棍棒站在南门，并说道：“再敢有人想出莱州城，直接乱棍打死，不用负担任何责任！”范相公气急，他并不相信官职比他低微的朱万年胆敢阻拦他，况且他手里还有抚军的令箭。于是午后，范相公拖家带口一共30人，还乘了两顶轿子准备强行出门。手持棍棒守卫南门的读书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面对范相公的蛮横无理，纵然是朝中重臣又如何！于是这些个生员一拥而上，将范相公所乘的轿子给打得粉碎，范相公的家眷也被这些读书人打得头破血流，最终范相公和他的家眷只能互相搀扶着狼狈回了城。可此时正值大战前夕，谁都不知道留在城里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虽然有范相公的前车之鉴，但是打算逃跑的人依然不绝，最后还是在朱万年的高压政策下，百姓逃跑出城的情况才得慢慢好转。
此时，叛军正快速接近莱州城，明廷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遣。崇祯五年元月十七日，明廷罢斥了昏庸无能的山东巡抚余大成，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取代孙元化为登莱巡抚。这二人在明末的剿匪战场上都是坚决的主战派。所以，徐从治和谢琏的走马上任，也被认为是吴桥兵变中明军掌握主动权的转折点之一。他们以及其他有为的将领将在莱州城上演一场悲壮的保卫战，同时也让莱州城成了绝大多数叛军的坟场。
元月二十二日，总兵官杨御蕃等人率援军抵达莱州城，明军与叛军正面作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经过一番修整和部署以后，在莱州民众的欢呼和期盼中，总兵官杨御蕃、王洪、刘国柱尽全鲁之兵，誓师东征，向登州方向开进。二十八日，明军到达新城，并在城外列阵。此时叛军有骑兵5000人、步卒10000余人，反观明军，虽然号称三位总兵官东征，但是总兵力只有5000人，人数上已然处于劣势地位。杨御蕃和王洪各自列阵，王洪率领的天津兵驻守新城附近的山上，居高临下，与杨御蕃部互为照应。双方僵持两日，到了三十日中午，叛军遣兵7000余人冲击杨御蕃军阵，杨御蕃亲自率领兵丁隔着营壕与叛军对射。到了夜幕时分，叛军眼见无法突破杨御蕃阵前的壕沟，于是留下2000骑兵困住杨部，其余叛军转而攻打山上王洪所部的天津营。到了晚上一更时，双方完成列阵。
二月初一，叛军又督发步兵万余，架设红夷大炮与大将军炮重叠围攻王洪的天津营阵地。天津营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逐渐不支，王洪遂派陈奇功与叛军讲和。夜幕中，杨御蕃军向山头远望，只见双方信使往来不绝。然而，用惯了讲和伎俩的叛军显然并没有议和的心思，而是在为新一轮的攻击做准备。不出所料，叛军在天津营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部署大炮四面击打王洪部。王洪麾下天津兵怯不敢战，全军崩溃。王洪不但不能约束部下，甚至他自己亦奔马向西逃窜，王洪部就此溃败。消灭王洪部后，叛军占据了山上的王洪大营，完成了对杨御蕃部的合围。当日，叛军居高临下，用红夷大炮5门、大将军炮300余门从四面炮击杨御蕃军阵。同时，叛军又派遣奸细烧毁了朱桥镇沿途的明军粮草。杨御蕃部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亦无食的境地。在叛军占据绝对优势的猛攻下，杨御蕃部居然坚持了一日一夜而不崩，这足以证明杨御蕃非凡的统兵才能。
到了第二日，也就是二月初二凌晨，眼见继续拖延下去一定是必败结局，杨御蕃决定背水一战。于是，杨御蕃趁叛军正值骄纵轻敌之时，亲率兵丁与叛军对射，架设大炮轰击叛军军阵，打死叛军数百人。回过神来的叛军打算再次包围杨御蕃部。虽然此时叛军阵脚已乱，但杨部也彻底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在连日的战斗中，由于发射频率过大，杨御蕃部的30余门大型火炮已经炸膛了24门，再不突围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二月初二清晨，他突率全军纵骑直扑叛军中心大营。杨御蕃部拼命呐喊，杀声震天，并举火器四面乱击。由于连续取得对明军的军事胜利让叛军的营防十分懈怠，再加上突如其来的袭击让叛军摸不清冲入己方大营的明军到底有多少人，这使叛军极其混乱。杨御蕃率领部下奋力扑杀，最终打开一个缺口，成功突围。此战杨御蕃部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斩首敌军首级129颗，抢夺叛军旗帜14杆的战绩。此后，杨御蕃有秩序地向莱州方向撤退。
二月初一，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徐从治和登莱巡抚谢琏到达莱州。同日，王洪及其天津营残余部队也跟着到达莱州城。为了掩盖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王洪谎称杨御蕃部已经在新城全军覆没。就在众人沮丧之时，杨御蕃派遣的信使赶到了莱州城，众人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二，杨御蕃带领全军亦到达莱州城，并入城协守。可以说，杨御蕃部回城得十分及时。就在二月初三，追赶杨御蕃部的叛军前锋——500骑兵进抵距离莱州城30里的平里店。前锋到达以后，叛军大部也陆续赶到。此次由孔有德、李九成亲自率领的叛军，总人数号称10万，其中步兵9万人，骑兵1万人。叛军主力皆为辽镇诸岛来投孔有德的前明军将士，他们中间有众多骁勇善战的“夷虏”，也就是蒙古人和女真人。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记载，孔有德拥有“数万强虏”。这些精锐叛军将莱州城团团围住，并将两个大营分别驻扎在莱州城西部的福禄山和城东的砰儿坡，共扎营十四五处。夜幕时分，在莱州城头防守的明军极目远眺，只见叛军骑兵“星驰电掣，戈旗耀日，钲鼓轰天”，又见步兵连营列阵，气势惊人。叛军所举的火把将晚间的天幕都照成了白昼。这种场景对总兵力只有4000余人的守城明军来说，是十分震撼和绝望的。
在叛军来到莱州城下的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五，叛军移营至离城更近的演武场，发兵攻打莱州城的东北角。惨烈的莱州攻防战正式开始了！孔部叛军以俘虏的平民百姓为前驱，迫令他们搭架云梯或手执盾牌去填城外的壕沟，同时击发火炮压制明军城头火力。当时，叛军流矢若蝗，大炮轰隆声从早到晚不绝，明军一时间被压制得无法做出有力还击，叛军于是越过壕沟直抵莱州城下。在此危急关头，杨御蕃与徐从治麾下亲军李守业、秦大鹏率众沉着应战，趁着敌军进攻空隙击发火器，屡次挫败叛军前锋登城的企图。叛军在第一天的攻城战中损失极大，这给一路骄纵的叛军造成了很大打击。二月初九，恼羞成怒的叛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进攻。叛军故伎重施，强迫难民搭设云梯、撞车，四面围攻莱州城。明军击发大炮和火铳击退了叛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叛军中有一名身着蟒衣的高级将领在莱州西城外阵前督战，明军找准机会，将炮口对准蟒衣大将，一炮将其击毙。蟒衣大将的阵亡让叛军士气受到了极大打击，叛军全军号泣，将这名将领的尸首抬走，并暂时撤出了莱州西城。从前两日的战况分析，叛军发现莱州城不比山东的其他城池，这里将士用命，官员都是坚决的主战派，城防坚固，火炮齐全，一味地猛攻只会让自己的损失更大。于是叛军从二月十日开始挖掘隧道，“几遍城壕”，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与城墙同高的数个炮台，与城内明军用大炮对射。根据记载，叛军所发射的铁制炮弹“大如升、小如拳，重七八斤不等，有重十余斤者”，而且“准如射的”的发炮技术让明军在城头的损失非常大。有的守城明军中炮后直接被炸得粉碎，城墙的堞垛也被打得倾塌。这也从侧面说明，明人在当时已经熟练掌握了弹道学并投入实用。
第二天，叛军再次加大炮击力度，并派军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登城作战。此时总兵官杨御蕃身穿甲胄，冒着炮火再次出现在城上督战。眼见总兵官如此拼命，守城的明军齐齐呐喊，与登城的叛军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城上肢体横飞，死伤枕藉，但明军毫不退缩，不放弃一城一垛，终于在傍晚时分击退了攻城的叛军。从二月中旬开始，除了每日例行的炮击之外，叛军把重心全部放在了挖掘地道企图炸塌城墙这一任务上来。翻开《平叛记》可以发现，整个二月份及三月份，叛军所有的攻城动作皆以挖掘地道为主，明军与叛军就此展开了持续数月之久的“地道战”。我们可以通过表格来一窥当年惨烈的地道争夺战。
结果，叛军长达近两个月的炮击和挖掘并没有打下危如累卵的莱州城，伤亡却越来越大。此时双方都能感觉到，最后的激战就要来临了。三月二十五日这天晚上异常宁静，明军的城头上为了防止叛军突袭，每一个城垛上都摆放了数支蜡烛以及火炬。以往这个时候，双方依然在激烈地厮杀，但是今天却很安静，仿佛空气都凝滞了。莱州城的明军都明白，这是大战将至的前奏，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刻的来临。突然，毫无征兆地，一声声炮响响彻云霄。此时明军才发现，叛军占据了莱州城北的望海楼，并在楼上架设巨炮，“炮弹重十二斤者珠连不绝”，这是整个吴桥兵变中有记载的最重的炮弹。在此等人力所不能违的“神器”面前，城墙上的明军伤亡惨重，不少炮弹还直接打进城中，造成了十分巨大的损失，临时赶制的堞垛亦全部被打坏。总之，明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莱州城的伤亡和损失十分巨大。二十六日凌晨，总攻开始了。叛军派遣大量兵力急攻莱州城东北角以及四门。双方杀声震天，火把和蜡烛把夜晚都照成了白昼。叛军点燃莱州城东北角隧道内的火药，只听一声巨响，城墙轰然颓圮，莱州城东北角完全暴露在叛军的攻势之下。叛军见状调遣兵力顺着倒塌的城墙一路而上，两三百人已经来到重城下，女墙上的川兵以及湖广兵凭墙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城墙抢夺战。叛军前仆后继地冲向东北角城墙，尸体几乎与城墙齐高。在激烈的战斗中，城头甚至几次插上了叛军的旗帜。城内百姓见状，以为城陷，纷纷大声痛哭，哀号之声响彻莱州城内外。在此危难之际，川兵、湖广兵统帅彭有谟带着援军亲自来到火线前，士兵枪炮交加，猛火齐下，将已经登上城头的敌军烧成了一个个火球，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明军三次击退大规模登城的叛军，终于在天明时分，无法承受巨大伤亡的叛军终于撤出了莱州城墙。
三月二十六日激烈的炮战以后，莱州城的城垛全部毁坏，无法站人，亦无法防御。明军便用木板搭上浸湿的棉被作为临时堞垛来防御大炮的轰击。叛军同样成了强弩之末，当天以后，叛军再未攻打过莱州城，而以围城为主要军事手段。
到了四月初二，事情似乎发生了转机。经过了漫长的争论与部署，早该到来的2.5万名援军终于抵达了沙河镇。崇祯皇帝为了表示平叛决心，还专门派遣中使送红夷大炮6门交付抵达沙河的援军。刘宇烈等人到达沙河镇以后，初战告捷，俘获叛军将领陈文才等人，明军官兵一度气势颇盛。但是一场战役从来不是一次短短的遭遇战就能看出成败的。初战告捷以后，明军援兵不思进取，反而逗留不前。以刘宇烈为首的三名统帅“俱不知兵”，而且将三路援军合为一路，漫无纪律，又不成掎角，队伍十分杂糅。与刘宇烈同行的王道纯极力劝说刘宇烈发兵击贼，但是此时刘宇烈正在忙着与叛军媾和，双方信使往来不绝。果不其然，和之前一样，叛军与明军媾和仅仅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不久，叛军急遣骑兵从小道绕到明军援军背后，将在大军身后的粮草焚毁殆尽并破坏了粮路，援军彻底陷入了无食的状态。无能的刘宇烈在这种情况下不思稳定军心，居然命令大军“撤兵就食”，原本就是乌合之众的援军瞬间一哄而散。叛军趁能的刘宇烈在这种情况下不思稳定军心，居然命令大军“撤兵就食”，原本就是乌合之众的援军瞬间一哄而散。叛军趁机大败刘宇烈全军，明军的大炮和火药全部被叛军所夺。雪上加霜的是，四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徐从治在视察城防时被叛军的大炮击中头部，当场死亡。消息散播开来以后，明军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沉重的阴云正笼罩在莱州城内所有人的心里。
同时，叛军的猖獗也给一开始认为叛军不足为虑的明廷上下一个响亮的耳光，主和派被彻底压制到了崇祯五年五月，明廷已经派遣了天津、保定、通州、蓟门、登州、昌平、东江、义勇总兵官八人先后赴援，但是均难有成效。派遣明军最精锐的九边边军剿贼的提议呼之欲出。
崇祯五年六月，眼见莱州之围不解，山东等地频频告急，以王万象为首的山东籍官员无法忍受自己的家乡遭受此等重创，纷纷上疏请求调遣边军入关剿贼。崇祯皇帝朱由检闻报首肯。六月初九，崇祯帝下旨命令辽东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汉夷精锐4800余人入关赴援。辽东援军由监视中军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官金国奇为帅，指挥祖大弼、祖宽、吴襄、吴三桂等高级将领。七月，消息传到莱州，叛军当即同意与朝廷讲抚。为了表示诚意，孔有德甚至命令叛军当下停止对莱州城的炮击。七月初五，来自明廷的宣抚官员到达莱州城，孔有德亲自“叩迎”，并请求与莱州知府朱万年及登莱巡抚谢琏面谈撤军事宜。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七月初六，以朱万年和谢琏为首的莱州官员出城安抚叛军。孔有德等叛军高级将领纷纷上前悔罪，孔有德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忏悔自己对朝廷的不忠，并决定七月初八撤回登州城。七月初七，朱万年等人再次出城与叛军讲抚，孔有德等人盛情接待了朱万年一行，双方谈笑甚欢。这一系列积极的信号让朱万年对叛军的诚意深信不疑。朱万年回城以后对谢琏和杨御蕃等人极言叛军的诚意，示意二人与自己一起出城抚贼。面对这一番说辞，谢琏深以为然，但杨御蕃却生气地说：“我只知道为国尽忠，杀贼报国，不知道什么是讲抚！”始终拒绝出城讲抚。
最终，谢琏与朱万年一同出城与叛军和议。可就在谢琏与朱万年来到叛军营门时，叛军东西营地忽然发出两声炮响，隐藏在暗地里的叛军士兵一拥而上，将谢、朱二人擒住。谢琏和朱万年一下子就明白自己中了敌人的圈套，不禁顿足大骂叛军的不忠不信。自知不占理的叛军被骂得面红耳赤，用刀架在二人的脖颈之上进行威胁。朱万年假装顺从，说道：“你们抓住我也没有什么用，城中的人是不会轻易投降的，何不以精骑跟随我，到城下与守城者讲和。”叛军于是派遣精锐骑兵500人簇拥朱万年来到城下威胁守军。朱万年来到城下以后，突然放声大呼：“我已经中计被抓住了，现在我报了必死的决心，叛贼的精锐全都在这里，你们快点向我发炮，不要顾及我！”此时坚持不出城议和的杨御蕃站立在城头，看着和自己同生共死的同袍正在城下，不忍心发炮击贼。朱万年见状再次顿足大呼，并大骂叛军，气急败坏的叛军意识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朱万年摆了一道，遂将朱万年杀害。守城士兵见朱万年被害，便没有了丝毫顾虑，纷纷发炮击打叛军，城下最精锐的500叛军骑兵被大炮打死过半，余者狼狈逃窜回了营地。气极的叛军当即斩杀了尚在营地讲和的莱州官员，并在后来将谢琏押解到了登州

三段击
莱州连失两名核心人员，一时间人心惶惶，叛军也加大了对莱州城的攻击力度。所幸，此时明廷的辽东援军也集结到位。此前七月十日，山东巡抚朱大典和新上任的山东巡按谢三宾奉旨率领辽东军向登莱方向开进。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人到达山东昌邑，合马步兵2.1万人，分三路进剿。八月十九日，明军辽东援军在沙河镇与叛军主力遭遇。孔有德亲率3000骑兵来战，此时明军前锋祖宽仅有骑兵500人，祖宽认为寡不敌众，应该暂时撤退。同行的靳国臣则认为，身为前锋，如果自己身先退却，那么很可能对后方的辽东援军主力造成极为不利的心理影响。于是靳国臣拔刀大呼，驱赶后退的辽军前锋冲击叛军。辽东军见状，纷纷奋勇直前，大声呐喊，直冲叛军大营。此时辽东军箭如雨下，占据优势兵力的叛军居然无法抵挡，叛军各营纷纷溃退，一路退至莱州城下。叛军不敢与辽东军交锋，连夜向登州方向逃窜。由于辽东援军勇武剽悍，叛军自知不敌，于是在逃窜时，大批士兵趁机脱离队伍逃逸，以至于叛军撤回登州时人数不及总人数的十分之三。此战明军夺获的叛军辎重、火器、装备堆积如山，并在所夺获的兵籍簿上获悉叛军人数一共9万余人，此等人数规模着实让人心惊不已。总之，明军在沙河之战中成功击败了骄纵且不可一世的叛军，并瓦解了其绝大部分兵力。最终，叛军从莱州撤围，狼狈逃回登州，莱州之战就此结束。当辽东援军终于来到莱州城下时，莱州百姓望见城下纪律严明、甲仗齐全的朝廷军队，纷纷走上街头，欢呼雀跃，相拥而泣。莱州之战重挫了敌军锐气，消灭了叛军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并俘获了叛军大量的装备。因此，此战也被誉为吴桥兵变的转折点。
长达7个月、数度令人绝望的莱州守城战终于以明廷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京师，全城百姓的欢呼声震动天地。崇祯皇帝亦大喜过望，当即派发帑金两万两充作解除莱州之围的犒赏，辽东援军亦乘胜追击，接连收复了被叛军攻陷的城池。而就在明廷上下欢欣鼓舞之际，叛军的大本营登州城却是一片愁云惨淡。损失了大量兵力和辎重的叛军当下便杀死了被囚禁在此的谢琏解气，一代名臣就此陨落。八月二十八日，辽东军主力到达登州附近的新城镇，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三十日，明军主力到达白马塘。叛军眼见明军步步跟进，决定倾巢出动，号称10万大军，设伏于茂林两旁。此时明军前锋奇兵祖大弼等人经过叛军伏击地而不觉，叛军收拢包围圈，将祖大弼、靳国臣和吴襄等高级将领团团包围。叛军已经将命运压在这最后一战上，所以攻势异常凌厉。祖大弼等几位高级将领的被围，使明军军心出现不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明军监军高起潜急命前锋部队往回突围，并同时命令后军向前压上。就这样，明军前军和后军反而对埋伏的叛军形成了反包围，同时高起潜调遣另一路骑兵袭扰叛军左右。在绝对的兵力和兵威优势下，明军连续冲破叛军6个大阵，叛军全线崩溃。此役，明军共斩得首级1.3万多颗，俘虏800余人，另有无数叛军投海而死。此战彻底摧毁了叛军的有生力量。叛军残部突围以后，踉跄向登州回奔。明军则乘胜追击，大军追击叛军直抵登州西门之外。
九月初一，明军完成了对登州城的合围。登州城三面临海，作为叛军的大本营，粮草十分充足，且城中红夷大炮屡屡挫败明军的进攻，十分不易攻打。所以明军一面修筑墙围防止叛军自陆路逃窜，一面在城外堆垒比城墙还高的炮台，日夜炮击城中。明军的炮弹穿墙透屋，叛军死伤极大。
十一月初三，叛军首领李九成亲率主力偷袭明军大营，但叛军的偷袭计划被明军掌握，明军将计就计合围了袭营的李九成部，最终阵斩了李九成。李九成堪称叛军的头脑，他的死终于让叛军失去了反扑的勇气，终日在城中大哭以度日。原先投降叛军的明军将领也暗地里准备倒戈，诛杀孔有德，但最终事情泄露，14名将领被杀。孔有德虽然逃脱暗杀，但他“自此日疑其党无固志矣”。在明军凌厉且持久的攻势之下，叛军不但没有投降明廷，反而做困兽之斗，顽强地抵抗着明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时间转眼到了崇祯六年，登州城内物资已经所剩无几，城中的叛军开始杀人为粮，以尸油作为蜡烛与明军死战，但“终无降心”。
二月十三日，明军开始攻击叛军所盘踞的岛屿。孔有德眼见大势已去，乘船北遁。此后经过数月的准备，明军舟师部队共计5000人亦已调集完毕，叛军明白明军是想封锁登州大城背面靠海的登州水城，彻底隔绝叛军逃跑的陆路与海路。此时明军舟师气势汹汹，而叛军眼见最后的逃生通道要被明军切断，主要将领孔有德也已乘船遁去，于是叛军首领耿仲明、毛承禄等人在崇祯六年二月十六日放弃登州城，乘着夜色以单船悄然向北方逃窜。剩下的登州大城叛军眼见无法继续守城，便搭设天桥，从城上由天桥撤往登州水城，然后焚毁天桥以固守水城。明军随即从登州南门进城，收复了登州大城。明军虽然以极小的代价收复了登州大城，但是真正的激战还在后面。叛军在靠海的登州水城收缩兵力，继续凭借地势和火器对明军做着激烈的抵抗，一时间炮矢如雨。
就在双方胶着之际，二月十七日，抚院中军刘良佐突生奇策，他命令正面攻城的明军不断击发大炮轰击城内。猛烈的炮击使城内叛军无法露头，于是监护太监高起潜亲率另一小波明军乘着夜色来到登州水城的西南角永福寺内，连夜用铁锹挖掘洞穴。黎明前，明军已挖掘到城墙根，洞穴深丈余、宽两丈。随即高起潜命士兵在洞穴内放置两箱火药，共1500余斤，并布置数门灭虏炮、一门大将军炮，更用火药将炮口塞满，用火药做引线导出洞穴并点火引燃。最后只听得一声巨响，登州水城西南角被炸开一面宽五丈的陡坡。眼见时机成熟，刘良佐急命辽东夷、汉兵丁以及川军、山东军一拥而上，以期夺取城墙。城头叛军见明军蜂拥而上，急忙投掷火罐等燃烧物，明军死伤惨重，奋力攻打一昼夜却未能克城。时间在慢慢流逝，如果等叛军修复好西南面的缺口，那么战事将重新进入胶着状态，这对明军十分不利。到了二月十八日黎明，叛军已经击退了明军数十次登城进攻。兵法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眼见明军士气持续低落，此时抚军朱大典、监军杨作楫、中军刘良佐三人亲临阵前督军，刘良佐手臂中箭不退，杨作楫更是亲率军士登城作战。明军大受鼓舞，军官纷纷亲自带队，四面围攻登州水城，一时间杀声震天，炮石如雨。
辰时（早上7—9点），在激烈的厮杀中，山东援剿总兵邓玘率领亲兵率先登城，身中三箭，所幸“甲坚未透”。因为邓玘骁勇绝伦，牢牢占据了城墙，终于在中午时分，叛军溃败，从城墙撤退。明军总算控制住了登州水城的城墙。
成功夺下城墙后，登州大城的明军却发生了混乱。连月的战争使明军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天寒，这让川军一些兵丁开始在城中抢夺百姓衣物，更有甚者掳掠妇女悄悄出城。如果不加以控制，胜利的明军很可能就会演变成毫无纪律的乱兵。在此情况下，抚军朱大典仗剑站立在城头，手刃趁乱抢掠的两名兵卒以明军法，明军才逐渐恢复了纪律。叛军从城头撤下以后，继续在城中和明军巷战。监护高起潜命令明军弓箭手舍弃弓矢，挟长枪与叛军接战（明军中弓箭手亦是长枪手）。在狭窄的巷弄中，叛军根本无法抵挡不断推进的密集长枪阵，最后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守蓬莱阁。蓬莱阁是登州水城中地势最高的建筑，叛军居高临下地向明军发射大炮，并分批前往登州水城的水门，企图乘船逃走。此时明军也赶到水门，焚烧了叛军船只数十艘，将叛军逼回蓬莱阁中。最后，城中只有蓬莱阁的叛军尚在负隅顽抗，明军抓住叛军的心理，趁机招降叛军。蓬莱阁中的叛军最终投降明军。此战叛军被俘者千余人，投海死者四五千人，自此明军完全收复山东全境。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整理的明军将领斩获列表（部分）
总兵官陈洪范斩获伪游击头目首级19颗、伪守备千把总首级19颗；俘虏伪副将1人；收缴西洋炮、灭虏炮7门，佛郎机、三眼铳、鸟铳、长枪40支，盔13顶，甲18副，刀22把，弓11张，坐纛并小旗8支，铁子50斤，马鞍1个，船2艘；招降水手17人、辽人难民182人
山东援剿总兵官邓玘收缴红夷、西洋大小炮59门，枪铳76支，登莱监军道关防印1枚，盖州卫千户印1枚，登州卫百户印2枚；招降辽人165人、难民妇女13人
鼓练加衔总兵官刘泽清招降辽人难民150人
登州监军道佥事宋之儁收缴登州宁海卫印2枚、红夷并大小炮176门、藤牌81，招降难民妇女114人
密镇副总兵牟文绶擒伪将大头目郭希成、杨希贤、李国良；俘获孔有德岳父陈奇胜、游击牟朝阳、金州卫指挥蒋贤以及诰命1人；收缴大小铳炮14门、盔3顶、甲6副、弓13张、刀6把、枪2支、百户印1枚；招降难民34人
前驱营副总兵王武纬斩伪参谋副将1人、伪前锋副将1人、伪守东北角副将1人、伪游击2人、伪中军游击1人、伪千总1人；俘获伪总督水城大旗巡查副将1人、壮男163人、女子14人；收缴大旗1支、长枪70支、腰刀25把、盔11顶、弓41张、沙船3艘、唬船2艘、红夷等大小铳炮185门
辽东右营游击柏永馥收缴大小炮7个、枪铳123支、铁锚1个、大小铁子59个
总统南兵三营都司朱子凤收缴大炮百子炮50门、杂铁10000斤、枪头1000个
德州营游击徐元亨收缴藤牌23个、藤盔6顶、长枪6杆、刀7把
攘奋营中军查世营收缴大小炮68门；招降难民男女5人
义勇二营督阵百户王永宁收缴贼将关防印1枚
居重营游击李锦镖收缴大小炮8门、拒马枪17支、铁子19个；招降难民27人
叛军的溃败与降金
叛军花名册中的9万兵卒，随着孔有德的战败烟消云散。而孔有德剩余的追随者则搭乘180余艘船，艰难、狼狈地向北逃窜。叛军此时尚有孔有德亲兵700余名，耿仲明亲兵300—400名，又有精通火器的川兵400余名，善放红夷炮的红夷4名，另有数千叛军家属、掳掠上船的人口和无数的行李财宝。孔有德此时仍打着“占山为王”的算盘，他趁明军水师因缺乏船只而不得不修理兵船、调集商船之际，于崇祯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突率舟师包围旅顺，并以从山东掠夺来的“金帛子女”诱惑旅顺明军，邀其共同反抗明廷。此时旅顺城中兵力不多，且无粮无饷，旅顺城中的米价更是飙升到了一碗米二分银子的价钱，情况可谓十分艰难。但是旅顺的明军却丝毫不为金钱所惑。总镇黄龙命令火器营与招练营派遣夷丁百人轮流出哨，并且让城中和水师中的辽人、蒙古夷丁俱唱夷歌。这一招“空城计”明显起到了效果，孔有德以为旅顺城中有数量众多的骁勇夷丁，未敢轻易攻城，黄龙便趁机在旅顺岸边架设大炮用来抵御叛军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三月初五，明军舟师援军及时赶到，与叛军伪将曾禄战于宗岛，明军击沉叛军战船3艘，生擒叛军将领方胜等17人。此战后，由于海上逆风，明军未能乘胜追击，叛军则逃窜至双岛海域以图再举。此时双岛明军早有准备，以后营都司尚可喜为首的明军将领在双岛岸边架设缴获自叛军战船上的10余门天字一号大将军炮和灭虏炮等猛烈炮击海上的孔有德舰队，一时间火光冲天，孔有德等人不得不再次遁逃海上。十六日风起，明军舟师抵达叛军老巢龙王堂，明军投掷火球等燃烧火器，叛军措手不及，匆忙率众向东败走。明军乘胜追击，使“贼尸盈海”，并俘获叛军核心人物伪都督毛承禄及家属、伪副将、伪参将等，以及其搭乘船只在内的8艘大船，旅顺之围遂解。
明军一路追击，于三月二十三日追叛军至三山岛，擒获叛军参将高成功等20人。二十四日，又大败叛军于鹿岛。后营都司尚可喜率兵奋勇向前，用火箭击中两艘叛军的精锐西洋炮船，西洋炮船当即燃起大火。明军官兵精神愈奋，叛军惊慌失措，匆忙救火，最终沉没一艘，重伤另一艘，叛军水手尽皆烧死。此战战果颇丰，击沉叛军船只10艘，俘获3艘，除擒获在登州之围中给叛军打开城门的“叛人首恶”内应陈光福之外，另擒获叛军旗鼓、都司、守备、指挥等高级将领。二十九日，明军再次大败叛军于黄骨岛，擒获伪副将苏有功等高级将领十数人，并击沉叛军船只11艘。四月初五，明军复败孔有德于鸭绿江卓山，生擒叛军都司高显阳等36人。终于在最后一战，也就是四月十一日的战事中，明朝与朝鲜联军围剿叛军于千家庄，“伤贼无算，贼营大恸”。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清初三藩之一，当时还是明朝旅顺后营都司的尚可喜，在海上追击孔有德的历次战斗中皆奋力发炮轰击四处逃窜的孔有德叛军，甚至一炮打沉了载着孔有德家眷的船只。他还身先士卒勇敢拼杀，最后因小腿被孔有德叛军射穿，才退出战场。此战终于摧毁了孔有德的所有野心，让孔有德终于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在辽东诸岛中站稳脚跟。于是他致书明军舟师统帅周文郁请降，声称愿意“修筑南关，恢复金州”来赎罪。但是数次诈降的孔有德的此番说辞，再也不能欺骗任何人。在周文郁部持续不断的炮击下，叛军最终开始往后金方向移动。

祖大寿墓
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自封“总提兵大元帅”的孔有德正式致书投降皇太极。孔有德在信中丝毫不提及自己战败和被追赶的狼狈，而如一名凯旋的战士，傲然道：“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皇太极得信大喜过望。四月十五日，在后金军的重兵拥护之下，孔有德和耿仲明残部在鸭绿江出海口投降后金。叛军全盛时期有9万余人，投降后金时仅有精壮官兵3643名，但皇太极依然对其极其重视。他力排众议，以女真部落最高礼仪，率诸贝勒出沈阳城10里，以报见礼相待。皇太极是一代雄主，他并非不知道孔有德书信中的大话，也并不在意孔有德余部是否为残兵。他真正在意的是孔有德投降带去的十数门红夷大炮和熟悉西洋炮法的炮手以及铸炮师。
孔有德等人归降后金以后，不但培养了大量炮手，铸造了数量十分可观的铳炮，还一直充当着满人在明清战争中的先锋力量。崇祯六年六月，后金军以孔有德的火炮手为前锋，攻陷旅顺。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地位上与满洲“八和硕贝勒”相当。第二年，清军以孔部炮手为中坚力量征服了朝鲜。顺治元年，孔有德等人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最终定鼎中原。
反观明帝国，吴桥兵变以后，山东全境“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登、莱两重镇“村落为墟”，“城市荡然无复曩时之盛”，并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和军士，熊廷弼所规划的复辽三方布置亦彻底瓦解。山东残破以后，愈演愈烈的农民军起义，导致整个明朝北方的军事力量和社会结构崩溃。最终的结果就是清军入关后，明军在整个北方已经彻底没有可以抵抗清军的军事力量。可以说，吴桥兵变后，大明帝国亡国的命运，已然在当时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引自
《明末吴桥兵变与孔有德之乱始末》
作者/杨继正

宋朝的一起噪音扰民案。
1140年的南宋，福建泉州一群学子到衙门告官。因为府学文庙前不知为何新建了一座清真寺，每日诵经声直接影响了府学的教育。
师生受不了跑到衙门告官，结果官员无动于衷。师生一看官员装死，呼朋引伴请有头有脸的“学长”一起告状。
这时就有了解宋法的人意识到，问题不是噪音扰民。
而是泉州城内为什么会有一座清真寺，还日夜不停有人礼拜？
因为1140年正是南宋初年，泉州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繁华和重要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上海。每天商船来往于港口，商船尺寸可以参考广东打捞的南海1号，这艘从泉州出海的商船，载了14万件瓷器、50吨铁钉和铁锅、金银铜器445件。
而贸易繁盛带来的不仅是贸易，还有数以万计、频繁流动的外来人口。
为了预防外国人今天犯事偷盗，明天坐船逃跑，所以南宋仅允许蕃商在停泊卸货的法石港居住，也就是“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即使城内租店面，到晚上还是要回法石，所以宗教寺庙一样仅能在法石建造。同时为预防蕃商作乱，南宋还在法石港驻扎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名为左翼军。（记住这只军队）
这是第一次升级，从噪音扰民升级到违建，外国人非法滞留在城内。
违法实锤了，当地的学子直接要求拆除这座清真寺，结果官府继续装死。
就跟很多网络热门事件一样，装死的结果就是越闹越大。开始不断有人证实就是因为穆斯林富商“钜贿上下”，包括泉州最高地方官知州赵令衿，才敢明目张胆在府学前面建清真寺。
这下泉州民间怨气彻底爆发。
这是第二次升级，从违建和非法滞留，升级到官员贪污受贿。
师生们很生气，他们要到京城上访。
上访就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佬出来主持，至少有人帮自己出头。这时候学子们想到一个人，叫刘子羽。说名字可能都不认识，不过他的义子叫朱熹。
想到他，首先他也曾是泉州知州，更最重要的是他重视教育，正是其任内全力发展教育，让读书的学堂建到每个村。自他之后泉州进士翻了一倍，可以说泉州南宋一代都是刘子羽的学子，
没有比刘子羽更适合为他们做主了。
但是适合不等于愿意。
事实上刘子羽不仅不接受，还劝师生息事宁人，不要把这事闹大。因为1140年这一年太特殊了，当时发生的2件事情就能说明时局的微妙了：
岳飞刚郾城大捷，正被迫班师。主战派张浚被贬出朝，到福建当福建路安抚大使。
说的更直接点，那一年赵构为了能和金朝议和，虽然对外大捷不断，但是内部政治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而刘子羽就是主战派。他父亲死于靖康之耻，自己参军于张浚，跟吴阶兄弟死守过四川。
泉州知州赵令衿也是主战派之一，刘子羽很清楚事情一旦闹大，秦桧绝对会趁机打击报复主战派。
事实是秦桧也是这么干的。
赵令衿被下了大狱，同时秦桧派官员傅自得到泉州追查这起案件，磨刀霍霍就要大清洗了。
这是第三次升级，彻底变成了南宋朝廷主战和主和派的政治斗争。
不过傅自得到了泉州之后，并没有随秦桧的想法疯狂搞事，毕竟作为父亲也是死于靖康之耻的遗孤，也是泉州本地人。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太坑了：
如果得罪主战派，株连广大，掀起大狱，那主战派秋后算账，后期会被玩死。
如果不听秦桧的话，站主战派，肯定马上就被打击报复，立刻会被玩死。
还有如果严肃处理赵令衿，宋朝赵氏皇族最大的宗室南外宗就在泉州，得罪皇族吃不了兜着走。
而如果不处理赵令衿，泉州学子老百姓恨死自己，以后在泉州本地也混不下去了。
最后傅自得的选择就是和稀泥：虽然确认了赵令衿有贪污受贿的问题，但只追回了受贿的钱财，还为其主动开脱。
同时对于“罪魁祸首”，解决方法是迁移200多米远离府学文庙，而不是直接拆除。美其名日“峙文庙青龙之左角”，为文庙增胜。
不过谁都不想得罪往往等于谁都得罪，事实上后来不管谁上台都看傅自得不顺眼，被两派人轮流报复罢官流放。

而最后一次升级是这次案件直接影响了宋末泉州皇族的结局。
因为这个扰民案件不了了之，开了个极端恶劣的头：
第一，默认了蕃商可以进城居住，同时贿赂的蕃商并没有被处理，蕃商势力在泉州快速做大。
第二，变相纵容了官商勾结，闹得这么大都只是退钱而已，官员跟蕃商的交往更加肆无忌惮。
所以到了宋末元初，甚至连在法石港负责预防蕃商作乱的左翼军都被渗透，其中一个蕃商军官叫蒲寿宬，他的弟弟叫蒲寿庚。
蒲寿庚崛起时，军政官员和蕃商彻底勾结成超大型走私集团，说到底蒲寿庚跟现代的赖昌星就是一个性质。
宋末元初，蒲氏兄弟指挥左翼军攻占漳州，叛而不乱。将宋朝逃亡的幼主拒之泉州城外，前有固落金汤的泉州城，后有元朝大军紧追不舍，张世杰只能在法石港抢了蒲寿庚家的400多条船后继续逃跑。
而宋军走后蒲寿庚直接屠杀赵氏皇族南外宗，还刨了赵氏皇族的泉州祖坟。
最后说下，这座清真寺就是现在的泉州清净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

评论有人在问，所以把另一个回答链接发出来：

前一阵子，B站在五四青年节推出的《后浪》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大宋提刑官》里扮演宋慈的何冰老师没有步曲啸高高在上一通说教的后尘，而是极尽示好年轻人。然而宣传片里的视频中呈现的年轻人，仅仅是位于金字塔尖的年轻人。强烈的反差自然导致恶评如潮，堪称21世纪的蛇口风波。
我本人一直认为，演讲最重要的便是走心。做到了走心，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
原答案：
1988年的蛇口风波：
1988年1月13日晚，在深圳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这几位都是当时享誉全国的演讲家，有共和国演讲家的美誉）展开了激烈论战。
演讲家们盛赞特区发展的迅速，同时谈及特区青年们的思想状况，指出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曲啸在发言中提到：
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说得极不恰当，作为一个外人，不应该武断的去论断人，就算说，也应该是深圳市或蛇口区的领导来说。
结果这句话捅了娄子。位于改革前沿的青年们，对于自上而下的说教，本身就抱有抵触情绪，于是便有了如下交锋：

专家：“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蛇口青年：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专家：……蛇口青年：对祖国爱的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专家：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看着难受。蛇口青年：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形势下，没有一些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
这时候演讲家们的内心八成是：“NM，我们是来给你们做思想工作的，结果你们反倒教育起我们来了，我们到哪里不是鲜花和掌声，在这里居然受到这样的对待！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嘛，这是病，得治！”

两天后,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在“蛇口风波”后第7个月,人民日报以头版转二版的形式发表了7000字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一场全国大讨论立即形成,全世界数百家报刊杂志介入争论。
这里首先赞扬一下袁庚先生，他明确表示，不能以言治罪！

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总结起来，这几位先生的中心思想是：“我们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与我们为敌，就是与真理为敌，与真理为敌，我们就要用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捍卫‘真理’！”
后记：发起这次风波的曲啸，并没有吸取这件事情的教训，导致几年后，他赴美演讲的第一站，便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按说曲啸当年被打成右派，可以说是以言之罪的受害者，结果现在当他有了权力，却又给同自己意见相左的青年们扣上了反动的帽子。）
作者：8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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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学成之后不再愿意回国，纷纷选择在美国继续学业或者生活。
曲啸老师巡回宣讲的目的，便是为留学生们种下爱国种子，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在演讲前，他还特意找来几个留学生，了解哪些美国不如中国的地方（据当事人回忆，曲啸当时表示自己压力山大，我相信他当时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看到比深圳特区还发达的美国，不可能不想到蛇口同青年们的交锋）。一个留学生告诉他：
美国虽然没有世袭制度，但个别家族还是代代为官的，比如肯尼迪家族（这倒是真的，还有布什家族，希拉里当上总统的话就是向齐奥塞斯库夫妇致敬了）。
美国虽然科学发达，可还是有矿工到地下挖煤的。你看，去年就发生了矿难，有两人被埋在里边，政府出动了力所能及的力量，连夜打洞，挖出来的俩矿工还是死了。
这在中国不会发生的！过去没有过矿难的报道，现在没有矿难，将来也不会有的（这?高级黑吧？！）。
曲啸老师听完，胸有成竹。沉着地走上了演讲台，面对台下的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华人。
他的演讲风格，就是谈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提炼感悟，得出总结。
比如：
1951年，他父亲在大街上被苏军卡车撞死，没有获得一分钱赔偿，他亲手埋葬了父亲的遗体。
六年后的反右运动中，有人以他必然恨苏联为理由，判定他是反革命，于是，他无缘无故坐牢22年。
……
曲啸教授本想表现的，是自己在人生逆境中不屈不挠，努力奋斗最终成为时代楷模的故事。这么多年来，他演讲的效果也都不错。现场总是收获很多掌声。
和以往一样，曲啸老师隆重推出了自己的结论：
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果这句话成了他的准绝唱，个人人为，曲啸之所以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说出这句话，一方面是因为他个人在中国取得了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牧马人》据说原形就是曲啸，名利双收的他自然对党感恩戴德，而不在乎他曾经受到的委屈，另一方面是他认为我作为当事人受害者，我都可以选择原谅，把这一页翻过去，你们这些没经历过的小年轻又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倘若曲啸只是泯然众人之一，或者他面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恐怕他就不会做出上述表达了。而且这句话带有浓浓的封建残余。）
演讲结束，在场的一位教授已经举手提问好多次。
这位教授叫汪荣祖，是李敖在台大历史系的同班同学，还是他《蒋介石评传》的合著者。李敖说，他这个老同学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不但懂得历史，还有伟大的正义感。
汪荣祖教授是铁杆的反蒋派，正是因为讨厌国民党，才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演讲的主办方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才特意邀请他来。
结果，汪教授的发言是：
我原来以为国民党的宣传都是假的，绝不相信他们的把戏，没想到你说出来的全是真的。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这是非法的，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一位在场者事后回忆，曲啸老师完全崩溃了：
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应证了美军作战军规的那句唯一比敌军炮火更精准的便是友军的炮火）
原本计划在全美巡回的演讲，第一站就不得不作罢了。曲啸老师铩羽而归。
从那之后，他精神上就出现了问题。在国内的一次演讲现场突发脑梗塞，瘫痪了几年，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去世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意中终结了曲啸演讲生命的汪荣祖教授，如今是准官媒观察者网的专栏作者（厚葬友军）。
个人观点：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曲啸个人的局限性，没有做到随机应变，但是归根结底是中美两国的差距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初稍微有点能力的，哪个巴不得自己移民美国？指望几句豪言壮语就把他们拉回来？白日做梦！假如再让曲啸做一次选择，他是一定不会再踏上美国的土地的。真理是在大炮而非嘴炮的射程之内。
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时中美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倘若曲啸教授放低身段，不那么咄咄逼人高高在上，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们祖国正在变好，自己被平反昭雪走上人生巅峰反哺祖国，请求留学生学成归国，帮助祖国变得更加美好，不敢说结局一定是好的，至少汪荣祖先生的反应不会那么激烈。坦白讲，曲啸这次美国之行最好的结局，恐怕就是无功而返。
观察者网-中国关怀全球视野
参考文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7%E5%8F%A3%E9%A3%8E%E6%B3%A2
“蛇口风波”引爆价值观之辩·南方日报数字报·南方报网
“蛇口风波”
怎么把一个成功学大师搞到崩溃？ - 8字路口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02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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