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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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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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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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共产国际
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比钱比名更重要的东西。
这是白求恩的遗书
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可以）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
最后加几张白求恩的照片，图片来源见水印，侵删

白大夫是受组织派遣的。《纪念白求恩》说得很清楚，受加拿大共产党与美共派遣来华助战。一行三人，其中那位美国外科医生留在了汉口追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另一位同行的美国女护士从延安去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几十年后写了本回忆录还有中译本出版，详述了这个行程。
白大夫在延安、晋察冀、冀中的医疗工作，物质后援来自美共支持的“（美国）援华会”。所以在白大夫的遗言中多次提到这个组织
白大夫的言行，也深深感动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晋察冀边区的军民。
我认为，白大夫援助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不是简单地西方医生的人道主义。因为放在今天，让你去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战乱地方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疗工作，你会乐意去发扬人道主义吗？根本上，还是因为这是白大夫有相同意识形态观念的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他是快乐的【来自他临终前的遗信】

白求恩的性格是很急躁的，他抽烟，酗酒，名声不好，但来到中国以后，救助伤患，以及中国人对他的认可，甚至毛主席也对他敬佩不已，让他收获了内心的平静。
白求恩在中国的名气远大于他在加拿大的名气，可能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不认识他。
但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白求恩在来到中国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是满足的，快乐的。

搬运一下评论区精选，关于白求恩的医学成就。

白求恩不仅是当时人类医学界的第一梯队，而且在战场救治这个领域是妥妥的奠基人。
以下是原回答。
2011年的时候，去采访过一个老八路军，是亲见过的白求恩的。
老战士已经90高龄了。说话也没那么顾忌，谈到白求恩，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凶！
白求恩脾气很差，动不动就对助手大喊大叫，急起来甚至动手打人。
但是对伤员，却非常照顾，态度极其认真。
后来看到了一位答主的回答，顿时明白了他当时的境遇。
白求恩的水平实力，妥妥的全球医学界的第一梯队。甚至只凭借他的专利，都可以躺着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但是在中国，在一个橡皮手套和药品都极其匮乏的环境下，他的助手大多数没有医学经历，论技术能力，大致就是钟南山带赤脚医生的感觉。
最终他自己都牺牲于手术感染。
他在专业上极其苦闷，但是内心从未想过退却，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白求恩同志脑子里的『我们』概念显然是我们共产主义斗士们、无产阶级兄弟们。他并不觉得加拿大人是一边、中国人是另一边的。毛泽东同志说白求恩同志是『五种人』——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利于人民的。
国际共运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当年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和现在人们理解这件事的目的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国际共运之后，随着某个团体被污名化，随着公然反共的势力越来越大，人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那么光辉的时刻。
譬如抗美援朝战争，民间看待它的主流观点从正面变为负面，又从负面变回正面。但其背后的逻辑则大不如前。我们对待朝鲜战争的『战争观』经历了正义论、人道论，发展到今天的功利论。
所谓正义论，就是先判断出美帝国的行为是邪恶的：即使是从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故轰炸第三方也是邪恶的。美国是无产阶级大联合的敌人，因此志愿军出兵是正义的、是对的事情。我土共在宣传上也是坚持的国际主义——中朝一家亲、我土共是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斗士。对于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的塑造，也是『国际主义斗士』。大家并不觉得这是『中国人』为了『朝鲜人』去死如何如何。
而所谓人性论，就是『战争残酷论』。有一段时间，舆论风向变成了简单反战，但凡是打仗，那就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狗咬狗的战争，是领导唆使年轻人为他们的利益去死的战争。
到了现在，抗美援朝战争变成了『功利论』评价标准。公众号文章和知乎一众答主在论述朝鲜战争的必要性时，都是试图论述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好处是什么。都有些什么高论呢？『棒子认新爹』、『把战火烧到别人家』、『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帝国列强』之类。还有所谓爱国者，鼓吹『中华帝国』……袁慰廷大总统泉下有知恐怕会很欣慰吧。
前天还有自称爱国者的大师在我回答评论区宣扬反犹思潮和国家社会主义。他告诉我国际共运是犹太人阴谋，并推荐读完《共宣》的朋友要读某长老会纪要这种假书。我想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爱的那个德国显然跟我爱的这个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国。

可见白求恩同志把你当做“我们”
而你到现在还不愿意把白求恩同志看做“我们”

用现代的国籍或者现在的民族主义观念去思考当时的共产主义战士，出现南辕北辙，鸡同鸭讲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必太过讶异。
一大代表，荷兰人马林，

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印尼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每年要从印尼掠夺走天量的财富去供养荷兰人。而马林作为一个荷兰人，带领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殖民掠夺，这要是在今天看来，这妥妥是“荷奸”，连自己的祖国的利益都要动，都要彻底搞垮，这种人不要被本国人民骂死。但是那时候在共产主义者看来马林的行为是极为正常的，因为：天下穷人是一家，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有出路，亲不亲，阶级分，跟什么民族、种族、国度、国籍、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在马林看来，虽然那些殖民者都是跟自己同一祖国，同一民族，但是这并不重要，让世界上被压迫大大多数人获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解放才是最为重要的。马林在内的共产主义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张国焘回忆里也说过，亲眼目睹马林“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
这在当时那种年代来说，发生在一个外国人身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可是在1921年，二十多年后的希特勒还搞种族主义，还屠杀犹太人，搞什么雅利安人种复兴计划，强调西方人怎么怎么牛批，东方人怎么怎么垃圾，活该被殖民；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当时写的日记后来被公布，里面有很多歧视中国人的话，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智商都低，不爱干净，这些在当时西方人看来才是常态，马林做得一切都是那么格格不入。但是对于国际无产主义战士来说，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了，在马林看来，上海路这个穷苦工人跟他的关系，比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亲近得多。那是我国的共产主义者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所以张国焘才会把这件事写进回忆录里。
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很僵，大家可能不会理解柯棣华烈士能够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病逝在中国，

后来新华社一个记者去印度采访，还偶然遇到了柯棣华烈士的亲侄女，亲侄女当时就已经90多岁了，根本不知道柯棣华烈士原来早就去世了，也没人告诉过她，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叔叔，去了中国，由于去世得早，后来的他们家族的人，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了。柯棣华烈士28岁的时候离开印度，再也没能回到家乡，家人朋友只收到过他的几封信，信里有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也有对于抗日战争根据地恶劣环境的描写，还有对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信念。相比于白求恩的鼎鼎大名，柯棣华烈士即使在中国也知道的人不多，在印度更是没人知道。今年疫情德国人拉贝的后代向中国求助，不知道柯棣华的后人们在印度那个更恶劣的条件下过得怎么样，柯棣华烈士因病去世之后，儿子早丧，妻子去世，没有什么家人留下，如果真的要算烈士遗属的话，他的那个侄女最符合条件，但是这个侄女却是印度人，是的，中国抗日战争烈士的遗属里有现在还活着的印度人。
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者是真的能够超脱种族、民族、国家去看问题的，白求恩也是，马林也是，柯棣华烈士也是，只有理解这个，才能不被现在的民族国家概念框住，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
可能以后随着民族主义观念的逐渐觉醒，我们越来越难理解了吧。。。

在这个问题下，有一些回答把白求恩描述为一位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一名仁慈、博爱、对一切人类个体怀着无限关爱之心的伟大外科医生。
不过，世界各地到处有无数的伤病者，是什么促使白求恩选择了中国？
白求恩在1938年和1939年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是医疗物资的极端短缺，他周围也没有多少受过专业培训的同事（白求恩身旁的50多位医生中只有5人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却要为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开刀动手术，很多外科必备的条件都不能满足。1939年9月，就在白求恩被感染的两个月之前，他写了一张字条托人交给后方的马海德医生，字条的内容是：
“我现在有1磅乙醚、2把小手术刀、几磅药棉和纱布。等这些都用完了，我都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为了马克思，帮帮忙吧。”
如果有足够的胶皮手套，白求恩就不会在1939年11月的一次手术中感染。即使感染了，如果他所在的医院当时有一点磺胺，他也可以活下去。但事实是什么都缺。如果白求恩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想要多救一些人的话，他完全可以选择去那些医疗物资更加充足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白求恩要跟随八路军到缺医少药的地方工作？
因为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共产党的党员，他之所以参与西班牙内战和抗日战争，是出于他的政治理念，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的信仰。白求恩对于社会的观点在他1938年12月发表的《创伤》一文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这一切后面，存在着那个令人恐怖和欲壑难填的“生意与血腥”瘟神，它的名字就叫“利润”。金钱就像一个无法满足的摩洛克神，要求利润与回报，它为了满足贪欲为所欲为，甚至不惜杀害几百万人。在日本军队后面站着军国主义者，在军国主义者后面站着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血脉兄弟，是同谋。
　　这些人类敌人像什么呢？他们会在前额上贴上一个标记，让人们轻易就能辨认出他们，躲避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吗?不！相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荣誉在身，有绅士称号，他们也自称为绅士。多么滑稽的名字！绅士？他们是国家、社会和教会的支柱，他们从过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公共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机构捐赠。在私生活中，他们善良而体贴。他们遵纪守法，遵守的是保护他们的法律——财产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可以辨认出这些持枪的绅士：只要威胁说要减少他们的钱所带来的利润，他们就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醒来，像野人一样无情、像疯子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暴。如果人类想要存在，这些人必须消失，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必须废除。
　　正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
当今的有些人虽然也会赞扬白求恩的人道主义。但他们若是直接看到这段文字而没注意到作者，只怕是要大惊失色。

白求恩到中国来是个意外。最早他是共产国际派驻到西班牙的支援医疗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医术甚高（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研究生、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但是嘴巴也甚毒。和他合作的很多苏联医生被他吐槽到人生崩溃：“我在蒙特利尔做木匠的舅舅都比你们强!”
然后他就只能在滚回加拿大和支援中国的两条路里选了。共产主义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的白求恩选了哪条路，我们都知道了。
白求恩最大的贡献不是做了多少台手术，而是在解放军内部和根据地建立起了卫生管理制度和医学管理原则，简陋但是管用，甚至其中的主要部分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例如医院分级、转诊管理制度。卫生管理也都是一些我们今天看来很简单的常识——挖排水沟、建公厕、白石灰刷墙刷树、清理垃圾、烧开水喝、每个战士配毛巾……中共用了很大的成本来推广这些，遇到的阻力难以想象，甚至不少自己人都嘲笑、抵制，但是最终还是推行下去了。
而同期的国军，一个连只有连长有毛巾。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抗日期间是国军连长，全连就他有一条毛巾，结果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毛巾被某个国军弟兄拿去擦脚了。别说基层士兵，国军好多将领被俘虏的时候都是一身传染病，杜聿明光是结核就几种，在医院躺了两年才治好。
所以我们纪念白求恩，不仅是纪念他的伟大贡献，而且也是代表我们不忘本。

白求恩，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会员，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发表了14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在西方已经跻身上层，完全可以不来战火纷飞的地方，像一个普通的绅士一样，度过富足的一生。

然而，他放弃了优渥的生活，选择了成为一名战士，去世的白求恩，死于战火纷飞的窑洞之中
看了大家的很多回答，对于白求恩同志为什么放弃优渥的生活，选择战火纷飞的前线窑洞，为什么选择帮助中国这个问题。
我认为还是主席表达得最到位，解释得最为透彻。
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小时候在学《纪念白求恩》时，父亲跟我讲了个故事:他小时候学《纪念白求恩》的时候，爷爷对他说:喔，他呀。39年我中了两枪，肠子被打断了，就是他给我接好的。
我爸最后跟我说:“你可以想象在战场上如果没有白求恩，爷爷大概率存活不下来，自然也不会有49年渡江后遇到奶奶后来生下我，我都没有自然也没你了。”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人，等我女儿长大后学到这篇课文时，我也会跟她讲这个故事，要她记住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他。

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可以）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
遗书

白求恩救助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阶级兄弟，是同志。

转自《毛选》
纪念白求恩同志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你眼里，白求恩是个加拿大人，而你是个中国人。
但在白求恩眼里，我们都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都是反法西斯战士，我们之间没有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的区分。

“生是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
这句话是白求恩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时候写下的。白求恩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一点毋容置疑。
但是我不想用道德这种词汇去描述什么人，太省事，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先看一下白求恩的生平：
多伦多大学医学学士毕业，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临床研究生；26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2岁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奖；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美国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发明改进过二十几种医疗器械，由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特许专利生产。1924年，在美国底特律开私人诊所，买下豪华别墅和汽车，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实现财务自由。
也就是他赚了大钱之后，发现美国穷人根本治不起病。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
“我已经成了一个严密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我送病人，我给他们送回扣，专科医生按病人的家底尽量多收费，再把利润分出去，就这样敲病人的钱维护这一制度。”
“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
1935年，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召开，白求恩看到了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苏联新宪法第42条和苏联及加盟共和国卫生法第4条规定：“国家保证对所有居民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苏联医疗保健制度建立在劳动者都能享受免费医疗的原则之上，医疗保健事业由国家经营，所有费用由国家负担。
这次回国后，白求恩就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中，他呼吁建立社会医疗，但是没有什么人支持。影响发财嘛，谁会支持。
注意，问题的答案也有了。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人而言，实现个人利益为毕生目标。
而对于共产党人，则是如何使社会更好的发展，要想使社会更好的发展，就需要保障多数人的基本利益，这势必要损害少数人的利益。比如社会化医疗。
资产阶级只图本阶级利益，对于人类进步发展是不想的。比如那个美国杂种议员，知道中国发生疫情，居然很开心认为这是美国夺回制造业的好机会。
一般人因为生活艰难，也无法理解白求恩去西班牙以及去中国却不追求经济利益。他们会嘲笑穷国，无非是图个“我活的比你好”的心理。
“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正因为他是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不同，与一般人也不同。
现在党员、团员很多，但是挂着名字不表示他就接受了党的信仰，接受了信仰，不表示他们就要身体力行。
白求恩是都做到了。
所以有人说白求恩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应该照一照自己。
看一下当下的美国新冠疫情吧。
那些资本主义拥趸们啊，你们再怎么巧言善辩，也不能说美国的疫情政策是利国利民的吧？不仅是破坏经济发展，连资本主义的整体形象都会被破坏的。
发展中国家能控制住，资本主义第一强国控制不住，这就很不正常，这绝对是体制问题！
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掘墓，用铁锹。而资本主义自己掘墓都是开挖掘机的，比敌人效率百倍。

因为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为何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目睹了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太多太多人……

因为中国是能吸引共产主义战士的，他们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价值。
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抱着疑惑来到了陕北，被咱们当年的精神气儿感动，写了《红星照耀中国》
后来一个叫阳早（Erwin Engst )的美国帅气年轻人，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受到毛主席和《红星照耀中国》影响，为了信仰来到中国。他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在延安为“小米加步枪”的精神而感动，深信得到百姓拥护和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每当人们问及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他会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为信仰而来。
他有个朋友叫韩丁（William Hinton)，哈佛和康奈尔毕业，1943年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也来了中国，后来自愿到了我党的河北解放区，为我国培养第一代农机人员。
他把阳早忽悠来了中国。
然后阳早和他一起把他妹妹忽悠来了。
他妹妹叫寒春（Joan Hinton)，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她还是费米的助手，杨振宁的同学。
受她哥和阳早的影响来中国了，但她当时不承认，她说，我是被毛主席忽悠来的。后来跟阳早在陕北的窑洞里结婚了，俩人后半生帮中国养牛，一辈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和她哥，她老公，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阳早和寒春的孩子母语都是中文，他俩的大儿子阳和平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书。
b站有阳和平的访谈
他抹着眼泪说他爸妈
“我们所认识的人里，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他们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又是人民需要的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他有个大环境，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喜欢的事业上。他这属于金饭碗的人，他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也不追求比别人多。他不追求当人上人，他也不追求当人下人，他就要跟大家一样，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大家穿什么我们穿什么。这样他就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当中。”
【BTV科教】【非常说名】红旗下的老外阳和平真?洋五毛_哔哩哔哩 (゜-゜)つロ干杯~-bilibili?www.bilibili.com/video/av12478295?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a1NqCDtZPQxpCjMFeQV5infoc&ts=159295453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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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一下b站的评论
"不知道在座的说洗脑的人你们学历和阅历是多少，但是人家参与过曼哈顿计8划，当时地球最强大脑中的一员，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他们更懂。自己不相信的叫别人相信那是传销，自己相信的并且感染到别人，那是信仰。人的理想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是高尚的理想。”
“其实我能理解他父母，就是那种特纯粹的理想主义，你想想，如果今天，你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很先进思想的学者，有一个机会让你们去见证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比你们知道的所有国家都好都新鲜，你们不想去看看不想去参与一下吗，越是思想进步的人越有劲头儿去干这种事儿，而且，讲实话，建国以后，中国人民有一段时期那精神面貌真不是吹的，特别积极向上特别有奔头"
最后借用一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名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左阳早右寒春

左边是来中国后的阳早

1949陕北的窑洞，他俩和翻译的合照

1955-1966
他俩带着娃在西安郊区的农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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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影响这么大，能“忽悠”这么多人来中国，我觉得看了这本书就自然能理解这个问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直到1937年出版的时候，我党离胜利还早着呢，甚至离抗日战争胜利都还早，这本书当时压根不可能以《Red Star Over China》这个名字出版，所以改了个隐晦点儿的名字叫《西行漫记》。
斯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记者，没有偏见没有既定的立场，他是为了解答一大堆疑问拿到一手资料亲自跑去寻找真相的伟大新闻工作者。
译者前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
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
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
——《红星照耀中国》译者前言
Lorenzo：怎样评价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744 赞同 · 23 评论回答
血与蜜之地：怎样评价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8350 赞同 · 315 评论回答

1938年中译本斯诺的序言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 《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序言
斯诺疑惑的问题（原文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十分详细，这里只是节选）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
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
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
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斯诺和红军小战士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
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第一次见周恩来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
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斯诺问他们喜欢红军吗
他们喜欢红军吗？
我问他们。
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斯诺和毛泽东（可爱）
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
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采访毛泽东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这种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山，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
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
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象是一种有力的示威，象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
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
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
告别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象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蹚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老朋友再见

埃德加斯诺1936年摄于保安，这顶帽子是斯诺带在毛主席头上的，然后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以后的几十年里，斯诺的孩子们也带过这顶帽子，斯诺妻子把这顶珍藏了40年多年的帽子交给了邓超颖，后来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斯诺摄

西行漫记的封面，名为《抗战之声》。斯诺摄，红旗上的字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北大未名湖畔

在你眼里，是一个加拿大人救助中国人，在白求恩眼里，他是在救助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友。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我一个字都不说，看看会不会再吃一个“内容违反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

白求恩救助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无产阶级，是红军战士。在题主眼中，加拿大人就只能救加拿大人吗？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
《希波克拉底誓言》

因为在你眼里他是加拿大人，但在他眼里你是人

因为白求恩的祖父也是国际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