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鲁迅有没有说过“如果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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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鲁迅有没有说过“如果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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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鲁迅的朋友李霁野回忆,鲁迅去世前,对冯雪峰说过,如果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据说出处在《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卷里。我没有这本书，不知真…

这问题去年答过，鲁迅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
出处是跟他交往多年的李霁野，在鲁迅逝世后写的怀念文章。

冯雪峰33年离开上海赴苏区，后参加长征到延安，36年1月返回上海。李霁野是同年4月到上海拜会鲁迅，而当时，正是冯雪峰和鲁迅、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激烈争执的时期。
关于“穿红背心在上海扫大街”，是和曹聚仁通信时写的。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建国后他的骨头还能硬起来吗？?www.zhihu.com/question/46872399/answer/2943984327?utm_psn=1748611823300239360

鲁迅上述的思想变化，与左联和周扬的矛盾是真接的原因。从33年周接手左联后，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这方面展开太长，可通过资料了解）
鲁迅后期对周在团体内建立个人权威，不允许异端的存在，以及对自己表面尊敬，背后暗箭的行为深有不满和担忧。
1935年鲁迅在给学生萧军的信中写道：“那个杂志（即《文学月报》）的文章难作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作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
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联”的党团领导周扬等人。
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一文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
由此可见周扬势力对鲁迅的内部斗争，也可以看到鲁迅所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称谓，明确表达对周扬的反感：“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在鲁迅最后时期的病中，还清醒地作文表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做“自己人”的奴隶。这是他的原则和立场，也是他的担忧。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
令人感慨的是，这种深刻的担忧，最终不幸言中。
一一一一
现实的鲁迅也并非我们传统认知的样子，他被通缉而却能平安无事，一边抨击民府，还领民府的薪资。详见：
莫言配称“当代鲁迅”吗？?www.zhihu.com/question/648236803/answer/3443965368?utm_psn=1755972695492067329

不要低估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视野和智商。
鲁迅和光不同尘
独秀晚年要割席
胡适视察一遍就逃走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三大旗手的视野和智商啊

是真的。原因是，左联曾要求他按上级的指导方针写作，导致他退出左联。就像乔治奥威尔，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就知道左翼是《动物农场》。

王实味那个尺度都被枪毙了
如果鲁迅活的再久一点，管不住笔是大概率的
有些人好就好在，死的时间对了

我看到的应该是没有，以老先生的怀疑精神，无法肯定，不能排除。只是有些事情会很不同

热知识，鲁迅住在日租界边缘，一有事就可以跑到内山书店。
他生存智慧很高的。
北京不安全就润南方，广州杀学生就去上海，租界边缘可进可退。
你以为他会跑得比胡适慢？
抗战一起，他肯定先去欧美租界，然后香港，重庆。
内战一起，他就会去香港。当两岸的统战对象。英国人也得好好对待他。

革命分三种，一种是国民党革命，另一种是苏共的革命。
还有第三种，屠杀汉族、革命党人起家的清兵后代篡权的伪革命。

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两次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

他不像高尔基，更像尼采。
他不是圣徒，而是爱国者。

他要是不跑，百花齐放的时候绝对会上当，事情正在起变化就会被拿下，然后加入湖人队，他的文章也会成为乳华的证据

啊，总之，阿列克谢马克西维奇。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你是在做着伟大的事业，从前所有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只是你的绊脚石，这就是我所要跟你说的话。这么说也许我是老了，可我总是不忍看着人们在受苦，即使这是个无用的人。阿列克谢马克西维奇，我敬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他们用眼泪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起是非来就分不清楚，把怜悯丢掉吧！镇压是必要的，这个我懂的。可是某些地方，我们的残酷是多余的，会引起恐慌，是不必要的。——《列宁在1918》

以下内容凭记忆检索而成，有不足之处望见谅。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里记载鲁迅曾提到过将来革命胜利后，自己会穿着红背心上大街扫卫生去。（黄金荣：撬活的啊？）
再就是“广为人知”的周海婴在《我和鲁迅七十年》里透露教员说过“要么不写，要么坐牢”那段话。这段话注家蜂起，诸说纷纭，不另赘述。
“第一个逃跑”目前检索到的最早，2012年的一个豆瓣小组话题，不过等点进去时已经是失效的内容了。
再搜索看，是2016年5月29日，微博上一位叫沈浩的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系副教授（如今的微博认证）发布的一条图文，内容是钱理群的一次鲁迅的演讲。相关文章可以在网上搜索“钱理群在政治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通过这条微博，钱的演讲日期，应当是在2016年前的。
再参照当时的网络环境，其实还是挺混沌的。具体哪些话是真实的，哪些话是杜撰的，咱们普通百姓也不可轻易论断。
而且就是2012年的那则豆瓣话题的简介，也是提到了回忆人是李霁野。等2016年一些网站发布的相关文章，回忆人就变成了李济。
可惜，有些网络文章已经找不到了，不然还真可以详细推论一番。
不过现在看来，这句话找不到至少鲁迅亲口说过的铁证。如果是李霁野的话，有书信大概是最好的证明，但是记忆里没读过相似的内容。而且李霁野的回忆文章也未见相关话句。
如果是李济的话，那大概就是把李霁野和李济搞混了，张冠李戴了。可李济的回忆录在网上找了也只是找到一些片段，大概是提问中提到的那些：
1934年鲁迅听冯雪峰（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络人）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查了一下鲁迅的书信集，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里边提到了前述的扫大街：
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这篇是鲁迅回复曹聚仁的信函，曹当时筹备写《鲁迅评传》，又因鲁迅寄送的《南腔北调集》而回信并问了学医旧事，兼谈周作人自寿诗的看法。
这么看，鲁迅并没有其它注解提到的，提前预示到自己的运命等等。根据张效民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的看法，应当是鲁迅调侃起自己之前遭到国民党当局暗杀一事的幽默。
所以有些理解不通，是怎么能拐到鲁迅提前看到了自己对未来的运命的安排？
我前文引述的《鲁迅回忆录》里记载的，在鲁迅先生长孙周令飞主持的《鲁迅影传》里也引用了扫大街的内容。
综合鲁迅的风格，他并不是如此抑郁的，到有点儿被后人强加上一层忧郁风的滤镜了。
所以这里有怀疑李济的回忆录才是始作俑者。他作为飞到台湾的那一批人，就和后来胡适动不动提到“鲁迅是我们的人”一样的腔调，其大概率是被割裂了全文，然后被像癌细胞疯跑一样把裁剪下来的当做整体，又添油加醋而成了。
大抵上是鲁迅估计又一次“我没说过那话”的表情包了。

鲁迅的形象，其实一直需要等待一个迎接回真实的阶段。胡适、李济的发言，站在他们当时所在的角度上瞅，似乎是为了借力打力。这一点看，还是挺狡猾的，倒不如苏雪林一样坦诚些。
不过李济的回忆录，暂且作为孤证存留。如果未来还有更多的资料发掘，证明大先生确实有说过这句话，那自然是对这个提问有帮助的。
结合《两地书》里鲁迅的风趣，一个擅长打“沟堑战”的智者，不会是那样死板的，更不会忧郁着行走于世间，时刻将孤寂和落寞的脆弱写满脸。
那就不是鲁迅先生了，那是“抱歉君”太宰治了。
鲁迅先生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老头子，爱和人开玩笑的大男孩。如果打哈哈调侃几句，大概会有可能那么说，但是真实的史实、严肃的时刻，还是需要更缜密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托。
李济的回忆录，估计连二手的可信度都谈不上了。
许广平女士的《鲁迅回忆录》里是确实没出现过李济所回忆的那些。

亲眼见证了燃烧经费的全过程

我点进来的时候甚至只有16个回答，最高赞答案点赞数1172，其余回答除了第二名453个赞，其他都是个位数，明早再看进展。我想知道，今夜有多少“人”不睡觉，为给鲁迅发声而点赞留言?(ˉ﹃ˉ?)
之前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什么，截止此时20240331，02：19，26回答，热榜第16名。

早上七点更新，有二十多个答案点赞破百了。果然边角料问题，经费燃烧的不够旺啊。
八点半更新：破百回答变六个了，这是有人在点踩？也就是说经费还是燃烧过的，被踩没了？不太懂。

鲁迅还是too young,naive
他居然还以为自己能跑得了

很抱歉，我也并没有这本书，也就只能借助于搜索引擎来寻找这段话的出处

我在搜索引擎上的各种网站上的“出处”可以说全部都是“李济回忆”，与图片里的这句话大差不差，而没有其他的书或者资料可以佐证鲁迅确实说过这段话
另一方面，李济本人最后是在解放后跟着某党去到了东南小岛的，而冯雪峰本人是一名cpc党员，因此极有可能是李济为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特意编造出这段话
如果有其他大佬找到了除李济本人回忆之外有更多可以可信的材料提过这件事的话也欢迎讨论

我不知道哈，不过鲁迅3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也没啥严重的内部斗争吧，基本上还是比较斯文的？像苏区那些事都是对中下层的，不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的吧

根据现在的“真相”，鲁迅应当是KMT的人，绝非共产党，因为“真相”说了，共产党要杀他，KMT反而力保，还大把给钱。

上单祢衡先生原是攻击曹操和郭沫若的专家。不知为何又关心起周树人了。然而可惜竟没有《鲁迅回忆录》，于是一句话的出处也就茫茫然“不知真假”了。而我恰好有这本书，也就应邀来答一下。
在《鲁迅回忆录》中收录的李霁野《忆鲁迅先生》中，有这样一段话（页110）：
先生是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受社会迫害的人。无地容身的F君的眷属，听说多时寄居在先生的家里。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
文后仍有“然而对于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文学家”，先生是深恶痛绝的。在寄给素园的一封信中,有着这样的话：……”云云。
但是我怕这样的内容让上单失望，毕竟看下面的几个回答，便知道众人的用意了。我也只能再找出李霁野纪念冯雪峰的文章《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来（本文收入在《回忆雪峰》）：

这里没有“革命文学家”的相关内容，时间明确，前后单调，简直是行文材料中的“不二之选”。
至于上单祢衡先生想要怎么演义，如何利用这些材料，那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你看过冯雪峰的下场就已经可以脑补出来如果鲁迅一直活着又没跑会被定什么罪名

鲁迅有一篇讲演，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有一段内容如下：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
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
全文如下：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 (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 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 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 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 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话鲁迅还真说过。
这个话题太敏感，不能详谈，简单概括一下：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写。”
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鲁迅去世后，李济在回忆录谈到，鲁迅曾和冯雪峰说：将来G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
冯雪峰是中G和鲁迅之间的连络人，是鲁迅器重的学生。

鲁迅为什么生前就有如此预感？他和毛之间冥冥中有个对话。
毛开始思考鲁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时，鲁迅进入了毛的视野。
1931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也不上我家的门。”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他读了许多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失意困顿的人最了解鲁迅。毛那种心境下一读，立即把鲁迅看作知音。
冯雪峰回忆，有一天，毛到他家来，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专谈鲁迅。冯雪峰就说，有一个日本人说过：全中国懂得中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蒋JS、一个鲁迅，还有半个人，就是毛ZD。毛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有共CD人要把鲁迅抢救出上海，让他到苏区当教育委员，毛也反对。毛说，还是让他留在D外作用大一点。毛也曾说，我们是不可以给鲁迅出题目让他作文章的。

冯雪峰又是个革M者，常常一早出去G命，晚上一回来，又迅速跑到鲁迅家里，聊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许广平常常听到两人间的对话，冯雪峰说“先生，做这个”，鲁迅说，不行。冯雪峰再劝、又劝，最后鲁迅就说，好吧!
许广平后来描述：这些是庄严工作、努力工作的人，为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光明，他是连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这个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对那个时候对共CD的看法。
鲁迅是经验主义者，从那些具体的个人共CD员身上，鲁迅看到他们为国家忘我牺牲的风格。
后来，冯雪峰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流血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钱理群先生说，在反抗旧社会时，文艺家和政Z家是一致的。但是GM胜利以后、Z治家们掌权后，他们就想维持现状，他们不希望继续批判现实。但是作家和文艺家还要继续批判，这时政Z家只有压制文学家，甚至sha他的头。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sha害。
在毛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得出自己不是圣人的结论。——这时，鲁迅远行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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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能看透中国人的人性，那就注定鲁迅先生当不了傻波衣

鲁迅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军阀为乱的年间，能够不缺钱且讽刺人，着实需要水平!
大家也看到了，都2024了，中国人似乎依旧有着中国人的特性，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中国人。他当然明白人类的劣根性，说得也是那么的直白！
在乱世之中，骂骂人，玩玩笔墨，可能别人没有精力去管，当统一了，有着思想的高度统一，怎么也不能允许让你破坏形象！这在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
一直很庆幸一些喜欢的人没有活得更久而遭遇一些更可悲的事情，历史上的太多病卒，挽救了太多的英杰！

鲁迅应该没有说过。
不过如果他有幸能活到革命胜利，在文化容忍度极低的地方，按他的个性他不跑估计没有活路。

鲁迅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就算有，那也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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