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先烈凭什么敢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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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先烈凭什么敢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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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更新：问题解决了！我先是动员我妈，一起去说服大伯和大妈，再摆龙门阵去说服大姐和姐夫，经过很久的拉锯战总算做好了大姐他们的思想工作，有了战果…

我们生活在今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思想灌输，是和革命人几乎完全不同的，革命年代革命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道德标准，同今人想象也是极大不同的。在这一前提下，要治疗一名抑郁症患者，最好不要“从革命先烈找解决办法”，还是该老实的看病、吃药，老早日解决病症。
题主提到患抑郁者是自己的侄子，我们就不妨先从“亲情”出发。于革命年代而言，“亲情”便并非什么有力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族人之间吃绝户、出卖子女、杀死亲属，这可算是常见的事。
例如开国上将陈锡联，他是个苦命人，不到五岁时便父祖双失，家中仅有一个母亲照应四个孩子，结果被族人无情的分了家，一个女子只能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两间房中，耕种两亩薄田（且不得不卖掉了），一家人经常要靠乞讨才能混饭吃。
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去讨饭，被远房堂叔陈芝斌瞧见。陈芝斌平时不接济这家穷亲戚，这个时候却嫌陈锡联一家讨饭是“丢了陈家的人”，对陈母又打又骂。不到十四岁的陈锡联气极了，他远没有今人的“温良”，他直接向母亲发誓，“等我长大了去当兵，带人来报仇！”
因为“亲人间的口角打架”，便想要杀人，要喊打喊杀，这放到今天恐怕会被认为是“小坏种”。然而我们不要忘记，陈锡联家本来有土房十间，耕地十亩，另租有十亩良田，如果不是亲属把他家强行“分家”，那陈锡联或许会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名叫陈锡廉的农民（“锡联”是参加革命后登记写错的名字）

而陈锡联还没有当兵，便带了“兵”来报仇。
黄麻暴动后陈芝斌出任民团首领，大力剿赤，李先念领导的游击队在他家乡一带活动，想要将此人除掉。当李先念一行人到他家，想找他母亲带路时，小小的陈锡联立即跳了出来，要为他们带队，杀掉自己的远房堂叔，最后陈芝斌死在家中，家门口被贴上游击队的告示……
多年以后，陈锡联将此事视作一桩美谈。谈起来，陈李二人都是“哈哈大笑”，直呼痛快。我们也可以说，陈锡联的“压抑”、“抑郁”，就是这样宣泄出去的。
在陈的眼里，陈芝斌压根不是他的亲人，只是一个看不起穷人、羞辱他母亲的恶霸地主，是他家的仇人。那么一丁点同姓的血缘的关系，实在不重要。
显然，这种“解压”方法在今天是骇人听闻的。

同样的，亲情也没有束缚住幼小的陈锡联，“宁做一日雄狮，不做百日绵羊”，十四岁的陈锡联真正实践了这句话。
他作为一名吃不饱饭的半大孩子，不愿忍受吃不饱饭、做乞丐乞食、当放牛娃仰人鼻息的日子。
为给生活找出路，为在这昏昏沉沉的世道里挺胸抬头的活着，也为了不过受气的、压抑的穷困生活，1929年4月的一个夜晚，年仅十四岁的陈锡联轻轻取下母亲系在他手腕上的红绳，不辞而别，离开爱他的母亲，离开两位姐姐一个弟弟，走入山林，投奔徐海东的游击队。
开国上将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在童年时代开始了。

至于“凭什么敢于反抗？”的问题，陈锡联也早有解释，首要原因就是前文所述，他受不了这种耻辱的、压抑的生活，他感到郁闷、抑郁。
他在农村社会上不是没有讨过生活，给人放过牛、做过工，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在他看来，革命前的生活是“不仅没有做人的权利，乞食的权利都被剥夺”。至于亲人，更没有几个，他的远房叔叔是“恶霸地主”，两位亲叔父把他一家扫地出门。除了自己的亲母、亲姐弟，再没有什么亲人。比起那几个亲戚，为他手刃“仇人”的李先念更像是他的亲长辈。
他厌恶、憎恨这样的社会秩序，他“不愿屈服于这社会”，于是他选择去打破这一切，一个革命者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他的经历发生今天，人们恐怕只会觉得“骇人听闻”、“人伦灭绝”……

像陈锡联这般，为革命杀死亲属者，在鄂豫皖边也并不罕见，甚至有亲手弑父者。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出身黄安地主家庭，1925年入党，1927年参加黄麻暴动，暴动失败后他隐蔽身份，建立联络站，配合木兰山上的游击队，更一度同许世友等人一样，上了木兰山打游击。两年后的1929年，他的父亲王建禄在家乡一带扯起反革命的旗帜，做起反革命的事业，怎么办？王秀松以身作则，带队杀了自己的亲父。
　一九二九年四月的一天，王秀松只身潜回家里，王建禄知道了，大骂王秀松大逆不孝，是个败家子，还训斥王秀松道：“你读书用了我这么多钱，让你去当共匪?”王秀松把手枪往桌子上狠狠地一放，大声说道：“任何人不能阻挡我走革命道路。”又对王建禄郑重地说道：“你不要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一时势力大，他们终究要失败，革命总是要成功的。最好你走，放弃一切。”王建禄看到这情景有些害怕，不敢，也无力捉拿王秀松了案。只好悄悄溜出家门，躲起来了。
　　王秀松知道这个反动的父亲不消灭，就会给革命带来极大危害，为了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农民自卫军四处搜捕王建禄，均未捕获。一九二九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王秀松潜回家中，询问母亲。“父亲在哪里？”母亲说：“在标岗。”接着他急切地催促妻子梅伴松说：“快走！快走！百事不要，快跟我走！”梅伴松还在犹豫，她担心自己跟着王秀松，怕他受到牵累，一起被敌人害了。王秀松对梅伴松的这个意思是早就理解的，王秀松说，“怕什么？生是革命人，长的是革命心，革命人生死不悔，生死不忘革命。”梅伴松、王秀松带着两个孩子，深夜离开了栗林嘴。第二天清晨，王秀松亲自派自卫军十余人包围了标岗，在王幼保家的楼上柴火里，逮捕了王建禄，农民自卫军把王建禄押到董家岭子（沙河店）就地镇压了。
《红安英烈——王秀松》见《湖北英烈传》
1929年为革命弑父的王秀松大概想不到，两年后，他会在张特立的肃反中被捕，最后在白雀园被杀……
在苏维埃政权、党的各级机关、工会组织和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元，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红军的一批创造者，被杀的很多。至于群众中逮杀的人更多。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九三○年春——一九三二年秋》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
可是挨杀，对革命人来说恐怕又算不了什么，都出来闹革命了，还怕被错杀吗？
1934至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内部掀起反民生团运动，大杀民生团，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震被怀疑是民生团，抓起来要处决掉，结果朱震逃掉了。
对此，周保中将军的评价是：“跑是不对的，冤死也应该，谁叫你来革命了”

《访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关于东北党组织的路线问题，民生团问题和赵尚志问题》载于《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
你看，今天我们谈起什么肃反、什么杀人，都呜呼哀哉，但周保中这个老革命却有种离奇的观念：“你都来革命了，被冤杀又怎么样？应该的”
周保中是明确反对肃反滥杀的，为此更攻击赵尚志是“东北张国焘”，批评赵尚志在珠河惨杀群众、冤杀干部，然而如果真有人为躲避肃反而做逃兵，在他眼里又是“不对的”。
这种观念，在今天大概是无人能够理解的。
问题下还有知友
@公社记录委员
做了一些描述，提到老革命们的“革命世界观”是在“活地狱”里形成的，并以当年河南饥荒里的人饥相食为例。
这样的举例其实也不全，河南的革命老区侧重于豫东南边区的商城等地，抗战时期也没有深入河南开辟根据地，太康、扶沟、尉氏等县的惨景，是当时的八路军不太见得到的。但我们要知道，1942年的饥荒不是单河南一县的事，整个华北都宛如一片诅咒之地，爆发了一场接一场的饥荒。
开国上将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追忆1942年冀南根据地的惨景，便透露出少有的悲伤情绪，他描述当时的情景：冀南平原“房倒屋塌，杂草丛生，满目荒凉。有的村庄尸体遍野，惨不忍睹”，农村里整村整乡的饿死、逃荒。
他在馆陶县看到卫河边大批逃难的民众，只感到“心里十分难过”，让队伍把仅剩的粮食交给难民，大家晚上饿饭。思及此处，陈再道还加上了一句“当时有粮食也不忍心吃下去”。

《陈再道回忆录》第349页
陈再道当时是因为伤心吃不下去，还是看着惨景，毫无进食欲望了？在回忆冀南灾情时，陈再道描述最惨者，除了饿死不过骨肉别离，他的回忆显然是有所修饰，就像许世友回忆万源大战时只谈战胜一样。
当时冀南的实际状况远比陈再道的描述骇人，不止在饥荒、瘟疫的夹击之下诞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食人事件也同样在冀南地区发生了……
1943年7月1日，冀鲁豫三专区所辖的堂邑、莘县、清平、冠县、朝北、卫东六个县划归冀南区，当时这一带灾荒尤为严重。堂邑县外逃人口达2/3。冠县桑阿镇一个小孩死后，被袁菜庄王xx烧着吃了，杜庄的牛xx，曾吃过三个死人。冠县东部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自然村饿死11000多人；桑阿镇一带63个自然村饿死21000多人。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屋内、村中、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尸体，呈现尸横遍野，户无烟炊，狐兔出没，一片荒凉。逃的逃走，死的死去，当时冠县至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涉及1000多村庄，约40万人口。形成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1943年8月普降透雨，旱象解除之后不久冀南全区自北向南、由东而西霍乱病普遍流行。当时缺药少医，加以对疫区未能封锁，对患者也未能隔离，因而蔓延十分迅速，死亡率相当惊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法寺、来村，10天病死370多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多人；邱县梁二庄300户病死400多人，20多家成了绝户。又一次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当时我在大名县黄金堤一带组织群众防病、灭病，亲身参加清理室内腐烂的尸体。
当然，河南的惨剧也不是未被八路军指战员们亲眼见过，1944年底八路军豫西挺进队趁着国民党军新败、河南一片混乱的有利局面开入河南，试图开辟中原根据地。当皮定均等人渡过黄河时，所见的便是一片末日之后的荒凉世界。
当时的豫西，土地荒芜、人民流散，窑洞空置布满蛛网，成群乌鸦飞在天空，秋风一起，黄沙漫天。尚在定居中的农村人高度军事化，纷纷躲入由壕沟包围起来的、孤零零矗立于大地上的堡寨，见到军队过境便鸣枪示警，“一村打枪，村村打枪”……

《中岳狂飙》皮定均
“传奇上将陈再道”是亲眼见证过以上这些的，老革命们都是亲眼见证过以上这些的。杀人、死人和食人，对他们来说不是恐怖故事。黄沙漫天、尸骸遍野的景象，对他们来说不是文艺创作。这些事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种“日常生活”，这就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今人完全不同的环境。

真不建议你向革命先烈借勇气，因为今天的社会和革命前的社会，完全是两个世界，换句话说那个年代没意志力活下去的人，已经被物竞天择掉了。
就拿你第一句话“我侄子快被抑郁打败了”，但对于所有普通人来说，一个足够安全、温馨、有亲人关怀的家庭，本就是革命后的产物。革命前的家庭极其脆弱，随时都有被外部风险摧毁可能，而一旦遭遇重大的外部危机，亲情、爱情甚至的人伦都可以抛弃。
被今人乃至于儒教人士视作残酷，而哀嚎了上千年的“易子而食”，在拥有更充足史料的近代，怕都要稍逊一筹。
因为在近代史上，我们真的可以大胆的问上一句“为什么要去交换？亲生的就吃不得了吗？”
在无物可卖，饥肠难忍的情况下，卖死人肉，自食其子，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了。曹里寺一家夫妇，把亲生儿女吃了。妻子怕被丈夫杀吃了，乘黑夜逃走，饿死在路上。丈夫环视家中，伶仃一身，悲痛欲绝，惨叫数声而死。城东大王庙有位妇女，见窦虎营村的小孩路过门口，哄进屋内煮吃了。
《扶沟县志-第三编黄水》

扶沟县志-第三编黄水独塘乡袁桥村王国印（共产党员）的祖父年近古稀，看到一家人快要饿死，就让儿女外逃谋求生路，家人不肯，老人恐连累他们，乃以砖击首而死，儿女们不胜悲痛，草葬老人后无奈外逃。该乡郭楼村郭才欢（共产党员）的父亲在家里饿死，母子二人逃荒在外，讨到一点棉籽和棉饼充饥，吃后大便困难，母子互相用手从肛门往外挖。更有甚者，清集乡李百实村李桑恩的外甥（轩庄人）路过逊母口，被一个卖羊肉包子的活活打死，把肉割下来做肉包子卖。该乡彭庄村彭兴让有一妻一妾，彭饿死后，妾改嫁从人，妻饥饿难忍，竟把亲生闺女活活烧死，然后将肉削下来充饥。类似这样的事例，到处皆有，举不胜举。
《太康县第二节民国27～36年黄水泛滥》

《太康县第二节民国27～36年黄水泛滥》
这可以不是后人胡说八道，刻意渲染旧社会的黑暗，民国朝野自己都心知肚明。因为不同于如今那些吹捧民国生活急需救治大脑的可怜人，民国朝野上下他们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据1929年6月21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甘灾灾民以人肉充饥
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的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儿童妇女独自出门最为危险，伏羌、通渭、武山等县，竟有宰食亲生儿女者

1929年6月21日，天津大公报
同年的陕西灾荒，也有一处可怖
陇县灾情尤重，其咸宜镇“南七新庄地方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十二岁女儿吃了。

这类恶性事件都只是作案人员单打独斗、私密作案，只在“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非也，根据《尉氏文史资料-第五辑.》所载的——段庄村水患史，就提供了一处反例
段庄行政村，包括黄岗、东段庄、西段庄、沟李四个自然村，位于尉氏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处。一九三八年，四村五百二十户，二千八百余口人。日本军人侵中原，蒋介石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滔滔黄水，夺贾人淮，滚滚东南而下。段庄靠贾鲁河北岸，黄水吞没了家园，土匪抢劫，广大农民逃往外乡，偏偏又遇到一九四二年的旱灾，死亡者过半。计：出外逃荒的五百零六户，二千七百多口人。截止到一九四八年尉氏解放，十年间共死绝一百八十九户，被冻、饿而死的一千一百多人，被黄水淹死六十七人，被卖儿女二百三十人，被兵、匪、地、霸杀害三十三人，被活吃二十人，下落不明的七十七人。其惨状分述于下：

这二十人是如何被吃的呢？西段庄北大庙上，支着一口煮人的锅……这些大爷光明正大的做
与此同时，在黄泛区出现多处人吃人的惨景。有因饥饿吃自己亲骨肉的，有从荒野扒吃他人尸体的，还有杀害活人，吃人肉、卖人肉的。西段庄北大庙上，支着一口煮人的锅，李奎、赵麻五、王九、梁玉琢杀吃本村刘全等二十人，杀吃过往行人无法统计。

整个旧社会中国活像一个后启示录，所以一直以来，我也很想知道革命先烈们都是什么精神状态？这些人的一生不止一次的经历饥荒，不止一次的看见“人食人”，经历了如此多现代人所不敢设想的恐怖，他们又是如何活下去战斗的？
或许就是那句话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说回问题，
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先烈凭什么敢于反抗？我侄子快被抑郁打败了，想从先烈那里借来勇气。
可能这些真经历了神州陆沉的，从一个活地狱里爬出来的老战士们听到这个问题，恐怕会笑吧？
笑着说：“娃娃呀！我们那是乱世，不然活不下来！有病治病呗，你们又不是没有医生，找我们干什么？”

因为革命先烈反抗的都是古典国家，这种国家的统治力控制力都比较弱，所以有反抗的机会。
比如列宁流放两次，还有面包牛奶可以吃，斯大林据说被流放了 6 次，还有抢银行的重罪，但最后依然毫发无损，
几百年的沙皇时代，被认为极度残暴落后野蛮，处死的反抗者不到五千人，而斯大林一年的清洗就洗掉了 66万人。
沙皇也征粮，但他是绝不敢用毒气的，苏联就没这个忌讳。
1955 年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竟然因为群众压力就放了卡斯特罗兄弟，几年后卡斯特罗卷土重来 400 人打垮 30000守军，推翻了巴蒂斯塔。
对抗这种古典国家，反抗者的风险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收益却非常惊人。
但如果碰上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高级塔，恐怕再勇敢的人也没啥机会反抗。

贺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叫管制刀具。

都在说大陆，在下说说沙俄吧。
列宁当年因反抗沙皇被判处流放，那么列宁被流放期间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有面包有牛奶有肉吃，还可以写作，在流放期间他甚至还结了个婚。
作为对比，在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俄罗斯的统治权之后，沙皇一家立刻就被拉到地下室枪毙了。
某些人敢于在实力悬殊的前提下反抗，并不见得是因为真的有什么勇气，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所面对的强大对手的下限，要比他们自己高太多了。

境外势力的支持呀，之前是分部啊，

因为后果不一样，不同国家后果不同
民主国家算一类，反抗这类国家下场最好，往往你言论上批判它不会有什么大麻烦，比如美国，根据德克萨斯诉约翰逊案的判罚，烧国旗都不违法，就算你真的在行动上打算推翻它，根据美国法典第2381条，搞叛乱会至少判5年以上到死刑，并且民主国家一般会让你上法庭并给你请律师辩护
旧君主国算一类，其贵族统治的法理来自上帝和传统，这类国家残忍是出于野蛮，反抗这类国家下场属于次好，被抓住了一般也不会杀死，而是会要你认罪，再不济，也会先审判你再杀死，如果你逃到外国去他们一般就没什么办法了，外国政府一般会庇护这些流亡者，列宁同志甘地同志因为对抗的是这类国家才能活蹦乱跳
威权国家、混合政权、考迪罗式政权、训政国家算一类，这类国家处于被民主化的边缘，反抗这类国家的下场就有点糟糕了，他们一般杀人不眨眼，也不会给你上法庭的机会，但是迫于内外压力，威权国家一般采取暗杀手段对付反抗者，如果内部威胁足够大也会动用军队来镇压，比如普京大帝暗杀的政治反对派，全斗焕对付光州市民的强力镇压，旧日本帝国对待226的士兵，1949年之前我们大体上算是这种国家，革命先烈反抗这类国家的确需要莫大的勇气
最差的一种是极权主义国家，比如苏联，反抗这类国家的下场最差，反抗者会被酷刑对待，并且身边的人都会被牵连，而且极权主义国家与威权主义国家相反，极权主义国家政治狂热，不仅要杀你，还要当众杀你，发动人民杀你，杀你的时候人民还要叫好，这类国家对人民洗脑太深，特务机构太过发达，任何反叛阴谋往往在预谋阶段就被扼杀，消灭这类国家只能寄希望于外国力量，所以反抗这类国家最为困难，而这类国家，恰恰是那些人建立的

沙俄时代有自愿陪同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苏联时代只有争先恐后和“叛徒”丈夫离婚的妻子们了。
究其原因，如果妻子不主动和“叛徒”丈夫离婚，自己也要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阿勒吉尔集中营了。
1937年，前苏联政府为了将那些被处决的?人民公敌?的遗孀和其他无辜女性亲属进行关押、审查，在当今的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阿克莫拉乡，建立了臭名昭著的?阿勒吉尔改造营?。
2007 年 5 月 31 日，在集中营原址上，哈萨克斯坦政府建立了阿勒吉尔集中营博物馆，以纪念政治迫害和极权主义的受害者。

当一户农民家庭每年要交1000多元苛捐杂税的时候，很难不反。
2000年8月11日，有人把省农委编辑出版的《减负手册》拿到丰城市的袁渡镇政府门口销售，引起很多人前来翻看和购买，镇干部发现后阻止销售，引起争执。此后几天，有少数人组织串联，并发生小规模的聚集闹事。8月16日上午，适逢该镇赶集，起先大约有50来人聚集在镇政府门口，与镇干部对话，造成数千群众围观、声援，接着砸开镇政府铁门，冲入院内砸碎办公室的玻璃，搬走各种办公用具，追打乡镇干部，与此同时，一些村干部的家也遭砸抢。这个镇的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当日，白土镇、小港镇、段潭镇被砸抢。还有一些人准备冲击石潭、张巷等镇，在半途被武警劝回。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到该市，省内武警也前来维持秩序。外电和网上做了报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前述丰城事件的发生，据国家财政部派员的暗访：虽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有少数坏人利用了农民群众近年来收入少、负担重的不满情绪，煽动闹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事件主要发生地的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600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200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 万元，人均200 元。该镇河垅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
丁国光，《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刻不容缓——江西丰城“8·16”事件调查》

但是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啊。以至于到今天还要跪舔他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深刻阐述何为革命的话广为流传，几乎可以概括任何一场革命，但这只是为湖南农民运动正名的第二句话，第一句话由于针对性强，引用的也不多，他是：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
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
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
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
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所以革命烈士的反抗其实更像是一种挣扎，正是因为实力悬殊导致的剥削和压榨，许多革命烈士才不得不反抗剥削阶级，用最暴烈的手段回应最残酷的压榨。
只不过，这次的革命烈士成功了，可在此之前的革命烈士和在此之后的革命烈士正是因为反抗失败，有的被遗忘，有的被掩盖罢了。
所以实际上“敢于反抗”是在当时很容易的事情，旧社会时期从来不缺乏敢于反抗的土壤，如果你去看过《中国经济年鉴》或者是各地民国时期对农民的考察，你会惊讶的发现：

这能活命？
那当然，除了少数几个背叛自己出身阶级的人，革命者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活命而革命的，这种让人活不下去的沟槽的社会构成了革命最大的正当性。
这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不如建国后1/4了。
回到你侄子的问题。
你现在作为叔叔能做的事情不是向革命烈士要勇气，给他勇气最好的结果就是当什么都没发生，最坏的结果就是“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由于近些年宣传口对革命的庸俗化宣传，革命似乎成为了一种沐浴圣光的，用来提高神圣性的工具。你应当作为一种“反革命者”，让你的侄子不用逼到和革命烈士干革命前一样的境地。
给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上这么高的强度，也许有人能顶得住，但不会是他。希望你作为叔叔还是能多带他整点放松的活，比如放暑假了赶紧把他从父母那边抢过来。
革命不是为了建设地上天国，是为了把地狱砸碎建设人间，但你本可让他生活在人间。

——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打仗吗？
——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就南昌教案与江西民众的对话

秦吹嘴里的大秦天下无敌，祖龙威名可以镇压千秋万代万万年。可是陈胜吴广不惯他熊毛病，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干他娘的

瞿秋白同志坚信共产主义理想，被反对派所关押仍宁死不屈，死前写下遗书《多余的话》，随后被残忍地杀害，成为了烈士。
他去世三十余年后，有人发话称《多余的话》是叛徒自白书，污蔑瞿秋白同志是“投降派”“叛徒”，瞿秋白父亲与母亲的坟墓被某群体刨开，遗体被侮辱；瞿秋白同志夫人被隔离审查、关押至监狱，含冤去世；瞿秋白同志被迁出八宝山，后遗体被人刨出，不知所踪。
1980年，瞿秋白同志牺牲四十五周年之际，小平同志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后现代原子人一大特点：在一定年龄前对死亡毫无认知，觉得自己生命无价。
事实上你如果出生在一百年前，大概率有几个兄弟姐妹并且其中还有一些夭折了，你就压根不可能问出这么个问题。
你会深刻的理解老祖宗的智慧：
人死屌朝天，死球就死球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无比悲壮的历史。

特殊的五星红旗
这是一面你可能从未见过的五星红旗。
这面红旗很特别，中间一颗大星，四角四颗小星，与我们经常见到的国旗完全不同。
这面红旗的制作者从未见过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他们仅凭“五星红旗”这四个字，按照自己的想象制作出来的这面红旗。
这面红旗的制作地点是重庆市白公馆监狱。
没错，这面红旗的制作者是一群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
那么，他们是一群什么人？

白公馆烈士照片（来源：新浪网）
他们都很年轻，很多人都家境优越，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不乏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有这样知识背景的人在中国绝对是凤毛麟角，是绝对的精英。
但是，这群精英却被当局秘密关押在白公馆监狱，严刑拷打、日夜折磨。
他们成为犯人只有一个原因——
或者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员；
或者他们就是同情中共追求进步的爱国人士。
这群中华民族的精英在白公馆却过着炼狱一样的生活。
他们每日每夜都被各种酷刑折磨，很多人都全身溃烂，长着臭气晕天的疥疮；同室的难友在深夜被一个个带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都很清楚，这些难友都被秘密杀害了。
谁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还能活多少日子，他们是一边被酷刑折磨，一边等待着死亡。
但是，即使是这样炼狱的生活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信仰。
10月7日，他们在白公馆监狱从黄显声将军口里（黄将军是抗日爱国将领，因为身份特殊，在白公馆监狱可以看报纸）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了解到新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消息让他们兴奋地拥抱、激动得泪流满面，夜深了，他们还在议论着，毫无睡意。
罗广斌（《红岩》作者）提议做一面五星红旗，但他们只知道红旗上有五颗星，却不知它们怎么排列，就猜测应该是围成一圈。
罗广斌拿出自己被捕时带进监狱的红色被面拆掉绣花，再用陈然的白布旧衬衫刻成五角星的样子，用米粒黏在被面上，凭借着想象将这面“五星红旗”制作出来。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倒计时。
11月27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火光冲天，国民党特务手持机枪、冲锋枪、手枪对关押在这两所监狱的革命者们疯狂屠杀。
炒豆般的枪声依然压不住革命者用胸腔里热血迸发的声音——歌声与口号声！
这是革命者们在生命最后时刻用特殊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他们面对疯狂扫射的枪口或者高呼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
或者集体合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哒哒哒的机枪声中，口号声与歌声直冲云霄，久久不绝。
这是何等悲壮的场面！
几百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他们为了新中国成立奋斗终身，他们在监狱里被关押拷打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已经能听到解放军隆隆的炮声的时候，突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新时代的帷幕已经缓缓拉开，
他们却血肉模糊的倒在了舞台之上。
11·27大屠杀只是国民党政权在溃败时最疯狂的一次屠杀，现有资料统计，历次屠杀总共杀害人数高达321人，这321人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其中共产党员161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只有极少数革命者在11月27日晚上大屠杀中推倒渣滓洞监狱的一面墙而逃出。

渣滓洞逃生墙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290个数字背后是怎样鲜活的生命。
1 化作红梅映山红—江竹筠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是一封托孤信，一个年轻的母亲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自己的表弟。
这位年轻的母亲叫江竹筠，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江姐。

江姐
把亲生骨肉送人是不是显得这个母亲很决绝与无情？
现代人很难想象100年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精英内心的压抑与苦闷！
从清末开始，这个国家就一直沉沦在苦海里挣扎。
——领土失去了三分之一；
——首都沦陷三次，两次被烧杀抢掠，一次被直接屠城；
——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对内内战不断；
——国民目不识丁，身体孱弱并且被毒品残害，人均寿命只有35岁；
——政府毫无国际地位，被列强瓜分蹂躏，关税被把持，矿产被抵押，巴黎和会被列强出卖，9·18被国联抛弃，抗战胜利之后又被美国肆意掠夺；
——国民地位如狗，被任意欺凌，被屠杀，被做细菌试验，被当猪仔一样贩卖国外，然后变成异国他乡的白骨冤魂。
所以，当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被共产主义所感召，并且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拯救中国于苦海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超越了一切。
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民众脱离苦海，他们情愿自己与家人在地狱里沉沦。
正如电影《风声》里地下党员顾晓梦留下的最后遗言——
“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了存亡之际，我辈只得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而灵魂将与你们同在！”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特务们希望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领导川东暴动的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
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江姐屈服了吗？
没有！
江姐在生理与心理双重巨大的痛苦折磨下，给后人留下的却是铮铮名言——
“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年仅29岁。
2 红岩英烈—许晓轩
“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
许晓轩，中共党员，先后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
1940年4月，因叛徒出卖，许晓轩被捕入狱。

许晓轩
许晓轩最初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撤销，许晓轩被转押至白公馆看守所。
在白公馆，许晓轩同谭沈明、韩子栋等同志一起组成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并担任书记。
共产党员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建立党的组织！即使这个地方是监狱也不例外。
他带领难友们谋划越狱，指示陈然在狱中续办《挺进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并秘密传播消息。
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被他严词拒绝；为了割断他与狱中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敌人罚他带着重镣在烈日下做苦工，甚至将他关进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但这一切丝毫没让许晓轩屈服。
见来硬的不行，敌人便改用软花招，说要派他当会计，并诱以相当高额的津贴，他回答道：“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
还有一次，看守所所长丁敏之对他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报以轻蔑一笑：“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许晓轩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不为所动。
无可奈何的敌人不得不承认，任何刑具对他都是没有效果的。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对集中营里关押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临刑前，他在难友罗广斌面前郑重地留下口头遗言：
“胜利以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
3 不爱红装爱武装—杨汉秀
“你不要怕，不要哭，妈妈不怕死。妈妈死了，你要知道妈妈是被国民党害死的，是为广大受苦受难的穷人的解放死的。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
这是一位母亲给儿子最后的遗言。

杨汉秀
这位母亲叫杨汉秀，家境优越，其伯父为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在民国属于妥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完全可以过上锦衣玉食，优雅精致的生活。但是杨汉秀却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四川渠县领导革命斗争中，杨汉秀变卖了自己的陪嫁以及全部家产来购买枪支弹药，用以支援华蓥山游击队，或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
1947年、1948年两次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对来看望她泪流满面的儿子留下了上述遗言。
杨森在族内亲人的央求下，不得已于1949年4月将她保释出狱，接到杨公馆中住下，责令她不准再参与共产党的活动，并提出送她到美国去生活，但遭到她义正辞严的拒绝。
重庆九二火灾发生后，杨汉秀以其亲眼目睹之事实，当面斥责杨森反动成性，并揭露国民党妄图将此重大事件的责任嫁祸于共产党的险恶用心。
两人吵了起来，杨森恼羞成怒，命令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将杨汉秀秘密逮捕关押，随后又下令将其杀害。
4 共产党员的“自白”—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是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

陈然
陈然，男，中共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1948年4月22日被捕。
在狱中，陈然受尽了严刑拷打，却秘密地干成了一件大事——
出版了“白宫版”的《挺进报》！

《挺进报》（白宫版《挺进报》没能保存下来）
共产党员到了那里，宣传工作就做到那里！
“白宫版”的《挺进报》的消息来源是黄显声将军提供的报纸，全部工具就是狱中党组织提供的半截铅笔与一些香烟盒纸。
陈然烈士就是一边忍受着剧烈的伤痛，一边用这些香烟盒纸在狱中传递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白宫版的挺进报是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们在遭受毒刑拷打，身心受到疾病和伤痛折磨时最大的精神武器。
5 血洗白公馆
一个个先烈的事迹构成了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们的群像。
在无边的黑暗中，每一个先烈都如同一根蜡烛给那个时代的民众带来一束光明。
但是，全世界的黑暗都不足以阻挡一根蜡烛的光辉。
即使是身处炼狱，革命先烈也依然拼命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用生命的火焰去驱散炼狱里的黑暗。
无数根蜡烛汇集起来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革命先烈们就在这场大火中如同凤凰涅槃，获得永生！
11月14日，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
当天，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
11月27日下午，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

（来源：新浪网）
负责直接指挥的是白公馆的看守所长陆景清、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
下午四时左右，杨进兴带着看守员杨钦典闯进楼上二室黄显声将军的牢房，对关押了十二年之久的黄显声说：“周主任请你谈话，马上就去，李副官也一道走。”
当二人刚走到步云桥时，突然身后传来砰砰砰的枪声，黄显声将军遇难。
杀害黄显声将军后，刽子手照名单分批提人。
在死亡面前，革命者没有惊慌，没有哭泣，而是从容不迫，大义凛然。
禁锢了九年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了牢房，他们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出生在狱中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才一岁多。
到了刑场，年幼的孩子看见刽子手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儿子的哭叫声，似钢针扎在母亲的心上。
黎洁霜紧紧抱住孩子对刽子手说：“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一齐打，斩草除根！”杨进兴夺过孩子，当着父母的面开了枪，枪声再次响起，一家四口倒在血泊中。
谭沈明被押走时指着杨进兴骂道：“你作恶多端，人民一定会把你捉拿归案，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干部文泽，眼见难友们被一批批押出枪杀，他写下了《天快亮的行凶》，诗稿刚完成，也被提出枪杀。
民革成员王白与在被押出牢房时，放声大笑：“痛快！痛快！”，昂然而去。
当敌人提刘国鋕时，他正在做诗，刽子手不由分说，将他架起就走。
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刘国鋕无法抑制烈火一样的感情，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象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6 火烧渣滓洞
在白公馆进行屠杀的同时，渣滓洞的屠杀也在紧张地进行。
11月27日深夜，看守长徐贵林吹响了口笛，大批手持汤姆式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特务对着监狱里的革命者疯狂开火。
在枪口的火焰下，是无数英烈铮铮铁骨一样的身影！

（来源：新浪网）
“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
五室的陈作仪被打伤了腿，却依然站起来坦然面对刽子手的枪口；
为掩护同室难友，枪声响起时，五室的共产党员、新闻记者胡作霖陡地挺直身体，两手紧抓牢门，用他宽厚的胸膛去堵住敌人喷吐火舌的机枪。
六室的何雪松，强撑起负伤的身体，象钉子一般铆在牢门边，用身体挡住罪恶的子弹……
七室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从牢房的死角猛地跃起，用双手抓住敌人的枪筒朝里拖，意图夺枪还击……
与此同时，三室的新四军排长李泽也一个箭步跨到门边，以熟练的战斗动作紧紧抓住伸进来的枪筒，与刽子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夺枪斗争！遗憾的是，因弹匣过长，枪筒卡在门框里，不能得手，两人最后壮烈牺牲在风门边。
前门扫射完后，在徐贵林的指挥下，刽子手又绕到后窗扫射，未中弹的难友中弹了，已经牺牲的，身上又贯穿了新的弹孔。
前后扫射完毕，徐贵林又命令：“把牢门打开，进去仔细搜查，挨个补枪！”
砰砰，砰砰，枪声又从满是硝烟的屋里响起。
“我是小孩呀！……”13岁的流浪儿蒲小路满身是血地从地下爬起来，声音中带着恐怖。“该死的小共匪，给我打！”徐贵林咬牙切齿，枪声响起，小路倒下去了。
当敌特打开第八室时，两个年幼的孩子——“监狱之花”和“苏菲亚”正哭着在尸堆中爬来爬去寻找母亲，身受重伤的罗娟华挣扎着艰难地向孩子爬去，想用自己的身体把孩子护住。
然而，当她刚移到孩子身边时，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端起冲锋枪对准她们打了满满一梭子弹。
补枪完毕，门又重新锁上，除几人在走廊上巡视外，其余刽子手争先上楼，搜寻难友们留下的可用之物，并将可供燃烧的木柴堆积在楼下，泼上汽油后纵火焚烧。
霎时间，烈火腾空，浓烟滚滚，整个渣滓洞在燃烧。
在这次大屠杀中，渣滓洞有190人殉难，仅15人从血泊火海中脱险。
7 革命者的特殊身份
11·27大屠杀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最悲壮的一段历史。
数百名衣衫褴褛的革命者们——
他们有坚定的信仰；
他们追求的是最光明的事业；
他们在狱中经历了几年十几年的折磨，眼看就要迎来胜利的黎明，他们甚至已经听到自己军队隆隆的炮声，却在这一刻遭遇敌人的屠刀！
这数百名革命者就是在28年革命斗争中2000万烈士的一个缩影。
这2000万烈士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因为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英勇事迹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汇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凝聚成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了帷幕。
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决战中，整个北方地区人民以最大的热情支援前线解放军作战。
543万民工长途跋涉，冒着飞机轰炸、炮火杀伤的危险，夜以继日地用扁担挑、小车推、大车拉、毛驴驮等方法把粮食、弹药以及各种物资运到前线。
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创造了60万打败80万国民党军队的奇迹，而这个奇迹正是数以百万计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什么是人民的选择？
这就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新中国政权在成立之初与过去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对中华儿女具有惊人的吸引力。
1950年初，在大洋彼岸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与52名留学生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上发表了《致全美学生的一封公开信》，71年后，这封信读来依然激动人心：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
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
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
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朱光亚公开信

信的后面附上了包括朱光亚在内的52名中国留学生签名
回国！去建设新中国！让积弱贫穷的中国走向富强！
在这个伟大的目标感召下，数千名留学生与科学家拒绝了国外优厚的待遇，义无反顾的回到了中国，包括钱学森、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邓稼先……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的元勋。
什么是民族凝聚力？
这就是！
从1921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00年历史。
在这100年的历史中，这个党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但是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那种冲锋在前，勇于牺牲的精神却从来没有褪色！
在去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牺牲在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共有558人，其中有380位共产党员，占比达到70%；
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工程中，全国有1800位基层干部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共产党员！
这些牺牲的党员、干部、普通基层人员、医护人员，每一个都是鲜活的生命，每一个的人生都是一首壮丽的诗！
所以，我们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就是为了纪念在这100年历史中，无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抛头颅撒热血的先烈们，让他们崇高的精神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不忘初心，才能砥砺前行！
8 中华盛世如你们所愿
写在文章的最后。
写完本文之后，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我突然穿越到1949年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围着我，询问我的来历，他们的面容清晰而又熟悉：
江竹筠、陈然、许晓轩、李青林、王朴……
当他们得知我来自未来之后，纷纷急切的问我：未来的新中国可好？
我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回答：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
“未来中华盛世如你们所愿！”
这里是@猫哥的视界，更多深度内容，可以?我个人V——hmgg018
公众号（转载联系）：猫哥的视界、猫哥的世界；
今日头条：猫哥的视界；
哔哩哔哩：花猫哥哥713

本国不够强+不够cruel。
他们那时候能公然在租界写文章，印刷小册子，甚至敢制造gun和bomb……还能拿各个国家的sponsor，还能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失手被抓进监狱了还能保释出来甚至是越狱……
实在不想干了就通电下野或者报纸上宣布不干了，就去当富家翁去了……
以及你以为的革命先烈：穷叫花子。实际上的革命先烈：大部分至少是地主商人中产阶级出身

嗯。我了解你侄子的病症了，
@绝对痛快
我给你的侄子出个主意。
你呢，让你的侄子表现得再悲观一点，再抑郁一点，最好是时不时地没有理由地就哭泣，并且喜欢时不时地待在房顶、窗户边等高处，一定要有人看到，在这个地方，表现这种状态。
如果老师家长问，那就装作害怕的样子啥都不说。问的越急就努力憋眼泪。
不出几天，老师家长肯定会给他一定的放松的。最好再送去医院，医生批评几句，叮嘱几句，家长肯定会放宽的。
上面是解决方法，其实从解决方法里面你也看到了。
革命先烈反抗归反抗，但不是哪儿有地狱就往哪儿钻，有勇气是一回事，动脑子是另外一回事。
不做无用功
1.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征兵的时候，不做无用功。不是像国民党那样随便拉个壮丁就上战场的。而是一套完整的训练程序，从红小鬼到治安军再到游击队再到正规军。层层选拔训练，保证加入革命军的军人都经历过训练，不至于上了战场就白白送死。
换句话说，不要总是做无用功，问一问你的侄子，我并不觉得小学的学习有那么多任务，更多是无用功在瞎卷，就像国民党拉壮丁，低效，战斗力差。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简化任务。减轻负担。
举个，嗯，很不好的例子，抄作业。
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数学、物理的作业，我根本没必要去做——反反复复都是同样类型的题目，我都练会了，练熟了，何必再跟着集体一起去练？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抄作业，前一天做都不做直接躺倒就睡，骗我妈说作业在学校做完了。第二天背着书包再去抄。
不要用无用功感动自己，老蒋也觉得我抓壮丁足够狠了，一定是老共抓的更多。
逐个击破
2.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不是同时和所有人对抗，就像在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八路军也没给国军对着干，也不是急着革所有地主的命，而是能联合就联合，能帮扶就帮扶。
同样的问题，先让你侄子和他母亲谈一谈。从题主描述来看，您的大姐是个讲理的人，那也应该知道，只要结果能达到，过程是无所谓的。
母亲关注的孩子最多的便是成绩，你的侄子如果能做到减少压力的同时维持住成绩甚至更高一点，那我想你大姐还是能答应的。而这需要你的侄子自己去努力。
如果母亲都这么做了，那老师那边就更好糊弄了——说句不好听的，父母只盯着1~2个孩子，老师盯着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后者明显管不过来。想要在学校偷懒，手段太多了，太容易了。
哪怕是个实验班。
端正心态
最最重要的，是告诉你的侄子，不要总是从众。不要总是莫名其妙地焦虑。
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这是革命先烈能撑下来的原因之一。太在乎，反而会失去很多。李德博古坚守中华苏维埃政府，结果反围剿失败，折损重兵不说根据地也保不住；长征虽难但是转移到陕甘宁能活下来的概率很大。
真要学苏联那样首都一波梭哈，当年南昌起义就是最后的余晖。
在实验班的环境，周围人都在卷，你的侄子也会被迫地跟着一起卷起来，因为他害怕失败，害怕赶不上别人——问题是为啥你的侄子会这么想？
莫非和学霸用同一套作息时间就能达到甚至超过他？
莫非和学神一起卷做题拼题量就能得到一样的分数？
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这里不是说你要摆脱老师的大节奏，而是在老师的大节奏外，不要无缘无故因为内卷给自己添很多负担，你要这么想：学霸卷就卷吧，人家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方法，人家的成绩和我不一样，我不能全盘照抄，也得自己想自己的办法。
别看着别人卷自己也莫名其妙跟着一起卷。

这些人参加革命的时候，在他们眼里成功率是不低的，毕竟背后有苏联这个大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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