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唐末时重武的风气是怎么一步步被纠正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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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唐末时重武的风气是怎么一步步被纠正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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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跟想知道的是当时朝廷与武将（节度使）的关系随着时间线经历了什么变化？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残唐五代篡位尚武之风盛行，到宋的重文轻武对外战争一塌糊涂，…

唐末的尚武之风已经在往杀人斗狠的歪路上畸变，其血腥程度让稍有良心的武人都认为应该遏制这股歪风。
长官惩戒手下人，动辄酷刑加身。前蜀大将张勍，对于犯事士卒全部用铁鞭捶打其胸，将其活活打死。
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四：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张）勍执百馀人，皆捶其胸而杀之，积尸于市，众莫敢犯。故时人谓勍为“张打胸”。
吴越顺化节度使钱元珦，把下属做成铁板烧，烧焦的气味弥漫全城
资治通鉴·后唐纪七：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珦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辄上书悖慢。尝怒一吏，置铁床炙之，臭满城郭。
后汉蔡王刘信，将犯事者的妻儿召来，当面进行凌迟，逼着犯事者吃下自己妻儿的肉
旧五代史·后汉列传二：（刘）信性昏懦，黩货无厌，喜行酷法。掌禁军时，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对之脔割，令自食其肉，或从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乐对酒，无仁愍之色。
南汉开国皇帝刘?，喜欢看人承受刀锯、肢解、剖腹等酷刑，看到高兴处还会流口水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五：（刘?）性聪悟而苛酷，为刀锯、支解、刳剔之刑，每视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蜃也。
而下面的乱兵也动辄脔食（凌迟后食其肉）自己的长官。唐代著名书法家、时任宣武军行军司马陆长源，因为没满足下面人的无理要求，连同其部下孟叔度一起被宣武军乱兵分食其肉
旧唐书·列传九十五：或劝（陆）长源，故事有大变，皆赏三军，三军乃安。长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贼，以钱买健儿取旌节。”兵士怨怒滋甚，乃执长源及（孟）叔度等脔而食之，斯须骨肉糜散。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陆）长源命给其直。（孟）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中怨怒，长源亦不为之备。是日，军士作乱，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因为为政苛刻而被部将李庭俊率乱兵杀死分食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
镇海军节度使李锜，怀疑其部下节度留后王澹有篡权嫌疑，密令其部下发动叛乱，将王澹及前来安抚的赵锜都给杀死分食
旧唐书·列传六十二：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既而迁延发期，澹与中使频喻之，不悦，遂讽将士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赵锜慰喻，又脔食之。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李）锜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会颁冬服，锜严兵坐幄中，澹与敕使入谒，有军士数百噪于庭曰：“王澹何人，擅主军务！”曳下，脔食之；大将赵琦出慰止，又脔食之；注刃于敕使之颈，诟詈，将杀之。
南唐大将皇甫继勋在金陵守城战中故意摆烂，被李煜判处死刑后，军人们争着割他的肉吃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晖之子也，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骄，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列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
连张茂昭这种忠于朝廷、举家归附的好汉，在这股歪风的熏陶下，也不免染上了好食人肉的恶习
旧唐书·本纪十五：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收载。如闻身殁之后，家无余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支给。”
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肕，争堪吃。”
当然，最恶劣的还得是号称破国杀万，其实就是灭门了两户无辜人家的皇甫晖
新五代史·杂传三十七：晖拥甲士数百骑，大掠城中，至一民家，问其姓，曰： “姓国。”晖曰：“吾当破国！”遂尽杀之。又至一家，问其姓，曰：“姓万。” 晖曰：“吾杀万家足矣。”又尽杀之。
以及因为不满意天气而屠杀俘虏的朱温
旧五代史·后梁·太祖纪一：帝知之，自兗领军策马先路至钜野南，追而败之，杀戮将尽，生擒贺瑰、柳存、何怀宝及贼党三千余人。是日申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
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六：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巨野南，及之，屠杀殆尽，生擒瑰存、怀宝，俘士卒三千馀人，是日晡后，大风沙尘晦冥，全忠曰：“此杀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尽杀之。

冷知识，你在后唐拿两个竹竿学打仗是犯罪的。

赢了皇宫嫩模输了造反干活就晚唐五代那种动辄让藩镇长官下场单挑的风气统治阶层喜欢才是见了鬼

中国人赌性最大的时代不是今天，而是晚唐五代时期。今天的赌狗们赌输了大不了上天台、下海干活，晚唐五代时期的军人赌狗们则是赌赢了当皇帝，天天把皇宫当会所，把妃子当嫩模；赌输了他们要么造反身死，要么跑路给其他军头甚至契丹人干活。

晚唐五代赌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皇甫晖，这个赌狗在贝州和战友们赌博，输的两眼发红，他不想下海干活，结果就拉魏博同乡一起造反，连杀了两任长官后，终于找到了怕死、好赌的赵在礼，双方联手赌了一把。这个烂赌鬼的举动引起了一连串反应，让后唐皇帝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赌狗的结局，他不但没在乱世中当炮灰，反而成功逆袭，成了人生赢家。李嗣源上位后，这个烂赌鬼成了陈州刺史，之后又做过卫将军、密州刺史，后晋被契丹所灭后，他又跑路到南唐，在南唐混上了奉化军节度使，直到周世宗亲征南唐时，这个安享富贵三十年的老赌鬼才在单挑中宋太祖赵匡胤擒获。

赵匡胤和柴荣其实也和这个烂赌鬼有些关系，后周和北宋的建立甚至都是间接拜他所赐。李存勖身死时，赵匡胤的老爹赵弘殷就是保护李存勖的卫士；柴荣的姑姑是李存勖的后宫嫩模，不，宫女，冲向李存勖卫队的杀手队伍中就有柴荣的姑父郭威；李存勖的另一个卫士名叫符彦卿，符彦卿的两个女儿老嫁给了郭威的侄子柴荣，三女儿嫁给了老战友的儿子赵光义。赵匡胤也因为老赌鬼引发的战斗和柴荣有了私人关系，又擒获了当年的老赌鬼，这是他飞黄腾达的一个原因。

老赌鬼皇甫晖的经历在晚唐五代并不罕见，晚唐五代的军人从上到下都是赌鬼。晚唐五代的将军们要么赌自己的命够不够硬，要么用赌战场胜负赢得士兵的敬畏和拥戴。晚唐节度使们的一大来源就是长安城禁军军官，他们从长安高利贷集团手中进行杠杆融资，然后买下节度使官位，上任后从藩镇公款中还款给借贷者。

这是风险很大的投资，也可以算是一种赌博，比如皇甫晖出身的魏博藩就有杀节度使的光荣传统，田布、史宪诚、何全皞、韩简等人都被部下杀死。节度使如果还款速度慢，也有被高利贷集团串联牙兵推翻的危险。在晚唐五代的乱世中，节度使还经常被手下桀骜不驯的军头甚至士兵推翻、干掉。晚唐五代天子怕节度使，节度使怕牙兵和军头，而牙兵们造反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手头紧，手头紧的原因经常是赌博、工资奖金不够用。

五代军头和皇帝们面对烂赌鬼成群的部下，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战场上赌命，当战场上的赌神，用战绩证明谁要和自己赌命是找死。李存勖的干哥哥李嗣源就和元行钦有过骑射单挑，李嗣源和契丹人大战时，还主动高喊要让耶律阿保机和自己单挑。儿皇帝石敬瑭人品很渣，个人战力很猛，也是单挑高手。柴荣的姑父郭威也是著名单挑王，他杀屠户的故事被水浒故事吸收变成了鲁智深的事迹。后汉的刘知远也是小兵出身的猛男，在战斗中救过李嗣源。就连原先以智谋著称的周德威也觉得不单挑就没地位，单挑击败了单廷珪和夜叉两员敌军猛将。

赵匡胤和老赌鬼皇甫晖的单挑也极具戏剧色彩，他们单挑时，南唐和后周的士兵真的在旁观。赵光义上台后，他没有哥哥的武艺，讨厌五代的赌命风气，这才实行了重文轻武政策，频繁颁发阵图给手下的将领，让北宋的军事风气为之一变。

其实五代习气一直都没有纠正过来。
说白了也很简单，军人打仗是可能死的，所以军人天然比平民要冒更多的风险，所以让他们当兵，听你的指挥，那么就一定需要补偿他们的风险溢价。补偿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给政治权利；一种是给财富。
第一种是周制。周朝有点像东罗马，国人一暴动，把周天子都能赶跑；和君士坦丁堡的暴民们不遑多让。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利有自己的一份，那么这种情况下「执干戈以卫社稷」也是很自然的选择。不仅仅是西周，希腊城邦也有点这个意思——平常大家可以吃着橄榄喝着葡萄酒讨论城邦的事务，真打起来了自备盔甲装备也要上。
而北朝的府兵制，本身也带有游牧民族的原始民主在里面。其实宇文泰的国号「周」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无论是东周还是西周还是北周，总是一笔难写两个周字，宇文泰本身也有意尊周来树立自己的正统。一人当兵，全家军籍，同时还会获得税收、爵位等等的优势。换句话说，府兵自己在准备军械的开销、以及随后的出生入死，换来的是家族政治地位、发展前途的提升。
但是这样的制度必须是在游牧民族原始民主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的。这样头领没有绝对的权力，必须要时刻照拂手下大大小小的部落，而部落头领也同样要考虑部落内部的复杂制衡，只有这样才能够维系府兵从战争中获得合理的分润。
但是一旦建立了皇权，那军队也一定会官僚化的，不可能容许原始民主的存续。官僚化之后，府兵的地位就无法保证了。不但自己的财产很容易被上司贪污，就是自身也往往沦为高级将领的打杂，地位急剧下降。
平常不打仗，军人地位下降就下降了，而安史之乱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套规则——现在又用得到军人了，然后这一套周制已经烂彻底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转向第二种，佣兵制。
给不了政治权利，那就只能玩命的给钱。其实给钱多恰恰说明政治地位低。中晚唐以来，朝廷搞不定节度使，开始厚赐节度使「以安其心」享受赎买式的和平；节度使搞不定牙兵，只能厚赐牙兵「以安其心」享受赎买式的权力。
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无障盖安舆，弘靖素贵，肩舆而行，人骇异。
桀骜不驯的河朔三镇，节度使都是和士卒一样步行，朝廷派张弘靖去当节度使，坐着轿子，都让当地人不满。这个可以理解为河朔三镇质朴，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将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姿态需要放的特别特别低——毕竟谁不想享受呢？
这个阶段，节镇的兵是佣兵化的。也就是说节度使的军队有自己的意志，其实并不归节度使本人所有，哪怕节度使本人是从牙兵里面选出来的也是一样的——因为牙兵内部本身就不存在一家独大的局面。要让这帮大爷出去打仗，那必然要赏赐给足，许诺给足，不然即便是皇帝，士兵们也是说翻脸就翻脸。后唐末帝李从珂搜刮民财，倾囊赏禁军，但是禁军依然不满：
帝离岐下，诸军皆望以不次之赏，及从至京师，不满所望，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其无厌如此。
后来在石敬瑭造反之后，李从珂兵败如山倒，禁军到后来已经完全不听指挥了：
己卯，帝遣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率千馀骑至白马坡，言踏阵地，时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堪交战，谁人肯立于此？”审虔乃请帝还宫。
五代就是这么个「谁都是棋子，谁都是棋手」的局面，说武人地位多么高多么有保障，那还真没有。大家都是朝不保夕的，无非是权力下放，大大小小的军头在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军政府罢了。在军政府内部，军人的地位依然是难以保证的，像将帅虐杀士卒，士卒生剥将帅屡见不鲜。
到了赵匡胤时代，赵匡胤其实也并没有真的解决五代习气。杯酒释兵权，无非是让禁军首领外放大镇，禁军首领们军权并没有丢掉，这本来也是五代时期的正常操作。但是赵匡胤确实在用人、指挥和个人武勇方面都很优秀，所以在他的统治下，他通过不断的从藩镇征发健卒到中央来充禁军，来削弱地方，增强自己直控的军力。
而这些健卒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到了中央所图的也就是钱，这一点赵匡胤还是满足他们的。所以赵匡胤依然是一种赎买式的和平，但是好在五代时期国穷民尽，而赵宋能够大体上熄干戈，劝农桑，整体的产出增加了，所以一时半会还赎买的起。
但是这帮人打仗依然是五代习气，雍熙北伐，宋太宗当然有领导责任，但是说都是宋太宗无能也不对。宋军一路克捷，东路军主帅曹彬已经不能制约属下将领的邀功行为，在辽人的眼皮底下开始行为艺术，一开始突进过猛了，没有粮食了，于是试图撤退到雄州取粮，取粮之后眼热其他的军队进展，于是一窝蜂的再进攻，然后发现情况不对劲再撤退——这样来来回回。最终在歧沟关把家底败净了事。
终北宋一朝，从太祖到徽宗，宋兵一直都是这样的：一顺风就浪，争着要抢功——因为功就是钱；一逆风就摆烂，不给钱就跑。无论是好水川之战、还是五路伐夏，包括种师中丧命的太原之战，宋兵都没有变。所以五代的这个习气，北宋只是用80%以上的国家财政收入养兵的方式把它包容了下来，并没有真的解决。
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根本就无法解决。
封建王朝父子相传最大的问题是军事能力无法遗传，第一代皇帝往往能比较好的处理文武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自己往往就是武将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二代、三代之后，如何让文人皇帝坐稳朝廷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如果给武人政治地位，那么文武不分家的结果，就是皇帝一定要有军事能力才能镇得住。像汉朝就很尚武，哪怕是到了汉灵帝时代，汉灵帝都会在平乐观戎装阅兵，示武天下。但是即便如此，汉朝也是亡于军政一体的军阀们之手。
而如果不给武人政治地位，那么就要大量的给钱，五代到北宋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佣兵化的军队战斗力是很可疑的。
明朝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军人激励的问题，官僚化之后的卫所比唐朝的府兵制还不堪，在明朝中期就已经需要大量的募兵来补充了。而即便是戚继光高薪练兵的时候，也面临着和军人代表谈判的情况，这其实也是有点像五代。戚家军真正的大兴，还是选了纯朴的义乌人当兵之后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靠一个地方的人纯朴是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兵员的。
其实在封建时代，提高武人战斗力的正途，还是要给武人政治地位和前途才能有归属感，更长远的保持战斗力。这一点清朝阴差阳错的做的不错。虽然一般印象下好像旗兵入关腐化不堪用，其实八旗的战斗力是一直保持到清末的，反而是地位更低的绿营战斗力迅速下降了。在乾隆时期，无论是征准格尔，还是打大小金川和缅甸，旗兵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清朝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清朝的特殊情况。以少兵临大国，时刻坐在火山口上，所以旗人虽然从待遇上讲是人上人，但是依然会相对的更加团结，皇帝也更敢于任命这些人上战场来获得功勋，从而在朝廷内部提拔来制衡官僚；相比之下，宋代没有这个危机感，那么防患于未然就主要是对内崇文抑武了，即便是当个驸马，一般都意味着政治上自杀了。

不打仗了当然就重文了，（士人）谁没事还喜欢天天打仗啊？
这个也是烙印象铁了：
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往成都；
885年，王重荣叛军攻入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往凤翔；
895年，王行瑜叛军攻入长安，唐昭宗仓皇逃往华州；
901年，朱温举兵攻入关中，宦官韩全诲等令众将勒兵劫昭宗幸凤翔。
902年，凤翔城被朱全忠包围，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每斤只一百钱。
五代后汉时期，陕西永兴节度使赵思绾生性残暴，以食人闻名。他“取活人之胆以酒吞之”，对部下说，“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赵思绾以此扬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都专门辟出一席之地为其留传。
949年，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豖法（见《资治通鉴》该年）。
所以我以前有个观点是，880-960这80年的时间年年都是以这个频率烈度打仗，换谁放在张载（陕西凤翔人）的位置，估计都得欢呼宋仁宗时代是“为万世开太平”，毕竟掐头去尾的看，在当时看来确实差若天渊，尤其陕西在北宋立国之前的两个世纪说是被诅咒了都不为过

其实很难跟广大只靠中学历史教科书和网友传播的段子梗印象流的网友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何况中国官方历史教育和传播导向一直偏唯心主义。
尽管我们是个马列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唯物主义者为基础的国家。
但历史教育层面和广大网友基本上就没建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来。
比如将宋朝的战争问题和唐代或残唐五代做对比的时候，动不动就是重文轻武，重武轻文，所以XXXXXX。
技术问题反正是一点不涉及，万事都是唯心主义，做到与做不到都是因为XX想，或者XX不想。
神圣罗马帝国的领主们难道不是尚武的吗，那也没阻止西吉斯蒙德先后被胡斯教徒和巴耶塞特揍出翔来啊。
去过南美吗？
中南美洲很多人民都比中国人尚武多了，骑马打枪看无限制格斗，家常便饭一样。
你让他们加起来打得过解放军吗？
在一个更加秩序化的社会内部，减少诉诸武力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当游牧民中崛起强大的领主时，也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限制内部斗殴，群殴等诉诸武力的暴行。
试图对遗产分配，奴隶交易都做出规范化的管理，这样才有效率。
应该说，唐宋之间军事实力上表现的差异性，重点是投入军事资源的使用效率的差异。而不是简单的推崇这个就好还是推崇那个就不行。
这种思路都是拍大腿决策。
至于唐末藩镇，我不否认藩镇体系在一些角度，一些地方，一些特定时间节点，比大中央集权帝国更有效率。
但绝对不是全部。
我知道很多人绝对是看了那些公众号，UC震惊部的所谓“科普文章”——“震惊，唐末藩镇吊打回鹘”“震惊，唐末藩镇暴打大辽”“震惊，唐末藩镇灭南诏”诸如此类的。
这些基本都是标题党。
藩镇的防御能力很强，尤其越接近其核心，其防守效率，动员率，都会更强，财政效率也比大一统帝国高。
但汉人的定居点，定居圈子，是在整体萎缩的。
你要藩镇去重新开拓辽东，河西，云南东部，这都是痴心妄想。
甚至是大唐皇室的老家陇右，藩镇们都不可能去真正收复好。
尚武不尚武都是唯心主义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达到效率与秩序的均衡。
秩序高，效率低，就像宋代和中晚明。
效率高点儿，秩序很低，就是安史之乱。
像西汉，唐初，明初那种效率和秩序处于均衡状态的各几十年，那都是不可多得的。
尚武不尚武的，没那么大影响。
以现在中国社会来说，绝对谈不上尚武，你想整个正当防卫都够呛。
可是你把美帝去掉，其他尚武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你叫过来跟PLA过两招试试，不把他们的屎打出来，算它们昨天拉的干净。
何况我觉得就算美军到了这边主场也是打不过的。

唐末五代这一时期，确实是“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武人时代，但是问题来了，武人时代的社会风气就真的一定“轻文”吗？或者再换个问法，掌权的武人就真的一定“轻文”吗？
已经有部分学者统计发现，唐末五代以来，虽然社会秩序崩坏，但是很多武人却保有了大量的私家藏书。事实上，很多武人本身就爱好读书、艺术，至少爱读书的武人在五代史料文献中并不罕见。
刘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猎史传。
寇彦卿：善骑射，好书史。
赵克裕：少为牙将，好读书，谨仪范，牧伯皆奇待之。
王师范：雅好儒术，少负纵横之学。其藏书数量竟至万卷，并有专人负责管理。
王都：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
宋令询：知书乐善，动皆由礼
张希崇：素朴厚，尤嗜书，莅事之余，手不释卷。
张从训：读儒书，精骑射。
赵延寿：稍涉书史。
韩建：建比不知书，治郡之暇，日课学习，遣人于器皿、床榻之上各题其名，建视之既熟，乃渐通文字。
柴荣：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
朱友伦：幼亦明敏，通《论语》、小学，晓音律。稍长学欧阳询笔迹，甚得其体势。
张公铎：倜傥有节义，好文史之学。
赵延进：涉猎经史，好作诗什。
张永德：涉猎经史，颇善吟咏。
符昭愿：谨厚谦约，颇读书好事。
王处直：杨穿百步之外，别著文词。
韩仲举：“诚文武之全才，实伟奇之硕器”，“诗书是敦，文武俱美”。
西方邺：素探经史，宿蕴纵横，每于料敌之谋，常中必成之术。
李从珂之子李重吉：多才多艺，闻礼闻诗
周令武：“志在韬钤，心通书计”，“有则有仪，多才多艺”。
韩守钧：正君臣而资孝行，读周公、孔父之书;挫强暴而羡忠勤，猎乐毅、相如之传。
当然，上述嗜好读书的武人只是五代时期广大武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但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至少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很多中高层武人，是并不排斥读书的。
罗绍威这个人十分有特色，不仅擅长文学，还精通音律。据《北梦琐言》所说，罗绍威碰到幕僚所作之文不合其意时，甚至可以下场亲自作文。其文学境界，远非一般武人所及。所以当时想来自视甚高的文人罗隐也乐意和罗绍威交往。
李存勖更不用说，“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
邓小南在《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一文中曾提到，唐末五代是“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而“活动在社会基层，活动在乡里闾巷、佛寺道观乃至行伍军旅的文士，对于推动这一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
虽然唐代科举不如后世明清那般平民化，但客观上仍然推动了文化教育在全社会的普及，至少让普通老百姓看到了那条上升渠道。唐末的赵犨、赵昶、赵珝三兄弟出身武人世家，但赵犨却有“及赴乡校，诵读之性出于同辈”的记载。赵匡胤年少时，也有跟从陈学究学习的记载，而陈学究也是“聚生徒为学”。从这方面来看，当时的“乡村教育”或许还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武人作为唐末五代时期政治的主导者，没有文化显然也寸步难行。梁唐晋汉周五朝君主大多出自军营，却鲜有轻视文化教育的。就比如上文提到的韩建，此人任职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之前，不过一文盲而已，然而出镇后，便立马努力读书学习，虽然史书不载其动机，但想来是为了任官更加称职。翟光邺出任青州防御使后，有感于青州凋弊，也“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论议，唯求理道”。显然也是出于发展地方的目的。
又比如说魏博节度使韩简，就曾因“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于是请文士来给他讲解论语。乌震颇好读书，就“常交儒者，以讲诵为乐”，其死于非难后，“燕、赵之士皆叹惜之“。
除了经史外，当时喜读兵书的武人也不少，朱友宁、王檀、刘鄩、石敬瑭、马仁裕、周令武等，都有学习兵书的记载。而《左传》中由于含有大量军事战争的内容，所以也往往为当时武人所喜。
从上述例子来看，不管是出于服务行政，还是提高军事素养，亦或是为了不让人轻视自己，当时的武人读书还有比较强的功利性。
在我看来，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其实并没有完全遏制住“尚文”风气。与其说存在“重武”风气，倒不如说“重武”风气是武人政治引起的表象，而并非是“重武”风气导致了武人政治的产生。随着武人政治逐渐解体，那么社会上原有的“尚文”风气，自然也会再度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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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书都能写一本。
我只提供一个角度的思考，一般没人提的角度。
唐代中进士之后，不做官待遇太差，基本等于白考（比没考上还是好点的），所以进士大多要找个活干干，通常除了个别校书郎这种中央好官外，一般就是个县级单位小官，甚至很多还当不上，最终出路就是各级节度使观察史的幕僚官，这种官半武官，所以你看很多考进士前都会去节度使幕府干个活，一方面也能拿到大佬推荐，一方面也是为了后面做准备，通常来说对兵事不反感接触也多。
宋以后这种少多了，不做官也无所谓。

宋太宗为了紧抓军权，每次战前都会给将领授以“阵图”，要求将领按照这个作战方案打仗。
而事先准备好的作战方案，经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打仗效果不怎么样。
参考资料：
曾公亮（宋）《武经总要》：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

说的真好听
啥纠正勇武之气哟
那不就是被你们骂的最狠的“挫宋”嘛
五代军头闹得太厉害了
造成了统治者对武人的深深忌惮
于是到了宋朝
中央朝廷不惜守内虚外（挥刀自宫）
也要重文抑武严防死守防范武人做大
于是有了极失衡的繁荣与虚弱
于是有了一连串对外孱弱的表现
于是有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荒唐
于是有了十二面金牌杀死岳飞的荒谬
这种畸形的矫枉过正
不仅葬送了宋朝自己
也使得中原文明被游牧民族彻底征服

“重武”的核心就是军人可以享受超过常人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
取消了军人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自然社会就慢慢不再“重武”。
如果还不能理解，可以举一个当代的例子。
如果国家现在出台一项规定，清华北大毕业生毕业后一律强制分配到大西北种地十年，敢不去的，敢中途逃走的全部就地枪决。
清华北大这两所大学立刻就变成“臭狗屎”，再也不会有什么高考状元会报考清华北大，清华北大会沦为少管所对口的保送院校。
还是根本不用考试，统统保送的那种。

太祖誓碑为证：
第一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第二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第三条：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意思是：
第一条是柴氏家人不管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处以死刑。
第二条则是优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对其进行杀戮。
第三条只是强调前两条之必须遵守，否则会遭到老天报应。
不杀士大夫，
造就了古代王朝的文人盛世，
却也陷入了重文轻武的无奈，
最终“崖山之后无中华”，
言过却理在。

只要没人当兵了，重武风气自然纠正了。
而城市化，是扭转这一风气的关键。城市化能杀掉很多顽固习俗，今天城市化能降低生育率，而在古代，城市化可以大大杀死年轻人对当兵这一职业的依赖，从根源上扭转武风。
五代到宋，国家饱受武人跋扈之苦，被动演化出一个方略-----养虎政策。
把军人们像老虎一样养起来，给肉吃，脱离劳动和捕食，但前提是生活在笼子里，把他们养懒养废，用大锅饭消磨他们犯上做乱的野心。在上者赎买之，“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分权给中央文官，让将帅渐渐成为文官政治的附庸。在下者，养他全家，“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平日各种补贴、赏赐，福利名目繁多，但是一朝入伍，要61岁才许转业为民，“一系名籍，非老不去”。即使退役，国家也包养老，宋太祖建立“剩员”政策，专门安置老兵，照旧发工资，这一制度设计，更加消弥了不逞之徒的异志。所以民生不景气的年代，当兵还是很吸引小青年的，虽说是变相坐牢，但进“牢”也等于入编，可以躺平了，国家包吃包住，而且管肉。
这样一来，武人的危险的确降低了，但国家一年收入十之七八要用来养虎，一旦肉少了，这些虎就会闹事咬人。社会上等着“入编”的、该入编的还大把大把，国家哪来这么多“肉”呢？
宋太祖他们也没想到，竟然是城市化为赵家解了围。
毕竟武人这个职业，主要吸收的是城乡无业游民，以及农村劳动力，而城市化大大的分流了这些人。
北宋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比前唐翻了五倍左右，不说汴京，光一个杭州的市内人口就有四五十万（苏轼），一个苏州市内人口也有三四十万，规模不下于大唐的长安洛阳；不光如此，三千四千的小城镇、草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遍地开花。商业的繁荣，城镇人口的暴增，冒出了千千万万新的致富、新的职业。
城乡小年轻的谋生选择面大大开阔了，当个手艺人、引车贩浆也强过当兵或种地，开个小店或旅馆也能“不苦于体，不疲于神，皆坐而获利焉”。没技艺的闲人，哪怕流落到城里的银行、洗浴中心打个杂也能解决三餐之忧，“游手浮浪。。。。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柜坊杂居”。要是学点技术就更不得了，雕一寸金，镂一寸玉，工钱就不知够农民干几年，又没有凶年荒年之忧，“食以之具，衣以之余，以此则谁肯勤于农哉？”
不要说无业游民，就是有业的佃农，有产的农民也不想种地了，争着进城，今天，这个士大夫上书，不得了啦，山东到徐州，邓州到唐州，甚至到东京圈边上的许州，到处是抛荒的闲田，无人耕种。明天，那个士大夫叹息，连襄阳这种鱼米美郡都“地广人稀”了；岳州也差不多，农民“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后天，又有人感慨，官府的人口数字越来越多，我怎么乡下走三四十里地还看不到一个活人？
人呢？都去城里了。哪怕去城里打流，也能流连繁华，娱乐瓦肆，看美女，开眼界，机会那么多，每准哪天就发达了呢？即使不去城市，城市化带来各种需求、各种“就业”，也能荫蔽不少农村山乡的游手闲民，城市化社会还更包容人口流动。
人们可以今天去某地搞走私，盗贩私盐私茶，明天流浪到哪个地面，偷铸私钱，要么开小赌场或者盗采矿藏，日子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赌博拥妓，快活似仙；日子差，结伙小偷小摸，行骗行乞，打工做匠，凑合渡日，换个地方再做打算，好歹也是自由自在，天下之大，何处不留爷？
总之，青春作伴，地都不想种了，又有谁去当兵，给自己判个无期徒刑？
虽说当兵能领一笔“利物”钱，但要脸上刺字，社会地位立马降级，全家名字入籍，一辈子卖给了军营。“一列军门，何由复业”？人生最重要的几十年，被人管着，还要面临战争伤亡，南北行军水土不服，染疫而亡的风险，工资比温饱强些，但强不了多少，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城市，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机会，从此无缘。
所以，军人这个营生不吸引人了，武风自然下来了。
宋代经济越来越“现代化”，再配上一个反现代的“养虎”式兵制。
两大矛盾因素共同作用，终结了重武风气。
知乎有人故意不让回复，就索性将回复写入正文，以免误导他人
“第一段话有问题。宋仁宗时期宋朝的常备军人数高达125万，而唐玄宗时期的唐朝常备军则是57万人，宋军人数是唐军的两倍还多”
--------玄宗常备军57万，所出何典？据《旧唐书》等记载，开元年间唐朝仅边兵就达60余万，天宝时降到49万，不含京城及内地郡县驻兵。宋仁宗时期常备军不止125万，皇祐时升到140万。然而并非实数，多有虚额。宋军是唐军两倍还多，未必成立。仁宗中叶逢辽夏西南三边有事，扩军多次，但民众应募并不积极。所以，不能很难以兵数来证明当兵热情高。

初中历史书上不是写了吗
宋朝开国以后重文抑武的政策，不断提升读书人地位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种问题也上知乎热榜了？

其实武将也不是大S13，如果能荣华富贵一生，很少有人愿意造反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文明早熟，早就发明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套路，说句不好听的，很多武将，也只是只求自保而已！
我很讨厌一种观点：残唐五代的武将都天生自带反骨，生来爱造反，这纯粹是英雄史官扣给武人的屎盆子。
我不懂残唐五代，但基本的人性我还是懂的！包括安史之乱，如果唐玄宗不搞走狗烹的套路，安史之乱会不会爆发，都是一个未知数。
后唐明宗在位励精图治是个好皇帝，哪个武将造反了？
铁血大送扭转局面，核心原因根本不是重文抑武，单纯的只是因为大送连续几代领导人励精图治，建立了zz互信，造反的性价比太低了。（虽然车神拉胯，但相比五代那些个废物君主，还是强太多了）
为啥帝国前期造反的大多都是泥腿子？武将吃香的喝辣的，还能左拥右抱，我打破脑袋都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还有一个负面负面典型就是崇祯。用人不当，用完了干不出业绩就杀掉，结果收底下的人人人自危，排队投降，都不带一点心里负担的。
对失势的竞争对手灭族，绝对是古代最烂的发明之一。也因此，我觉得汉宣帝族灭霍光是个极其幼稚的行为。因为以后的权臣都知道，自己不篡位，隔几年后，自己就要喜提九族大礼包了！
五代同理，ZZ互信没了，大部分人杀来杀去，都是为了自保而已！
铁血大送重新统一汉地，功盖千秋。但是，铁血大送搞出来的“防兵甚于防川”，贻害无穷，导致了神州陆沉，是历史的罪人！

“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以兵两千与金人十七骑战，败绩”—《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
“与金军十七骑相遇。金人曰：不须用兵，今城下已媾和矣，吾乃太子郎君差往国中干事。侃不信，欲与之战。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稍近后，以七骑持进，官军少却，左右翼趁势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茅斋自叙》
纠正，指2000被17薄纱？
两送生动诠释了“邻居有枪，我有存粮，我是邻居的粮仓，想抢就抢”。

唐末时那真叫重武吗？
社会层面的“重视”、“轻视”，首先看的是知识精英阶层的风向。
我就问一句：唐末五代有几个投笔从戎或者文武双全如汉末皇甫嵩、曹操、周瑜、陆逊、诸葛亮、司马懿的知识精英？哪怕如刘备这样的老革，当年也师从卢植学过几年儒经，能蹭进知识精英阶层。
就说汉末群雄里算是门槛级别的刘表，早年参加太学生运动，《汉末名士录》列为八友之一，党锢之祸解除后入何进幕府，任北军中候。荆州刺史王叡被孙坚杀害后，董卓委派刘表继任，当时江南宗贼甚盛，各剧民兵于当地称霸，刘表匿名独身单骑入荆州，不数年平定七郡。
唐末五代还有这种人物吗？
秦代建立起的是一个依靠文牍运行治理天下的中央集权帝国，在这个帝国中话语权最重的始终是知识精英，唐末五代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草根武将地位凌驾于知识精英阶层在2000年历史中属于异数。
而知识阶层重文轻武的风气，至少在唐玄宗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开元八年韦凑由匠作大匠迁右卫大将军：上谓君曰：“皇家故事，诸卫大将军共尚书交互为之。近日渐贵文物，乃轻此职。卿声实俱美，故暂用卿，以光此官，勿辞也。”（《韦凑神道碑》）
所以题主应该问问李唐是怎么用100年的时间让知识精英阶层从文武并重变成了重文轻武。

秦汉直至唐以及五代十国基本都是重武轻文的。
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确立，治国之道发生变化，射礼渐趋衰落。秦朝和西汉都未举行大射礼，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初行大射礼，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多有举行射礼的记载，更偏重于军事演习功能，也就是《颜氏家训》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
有唐一代，明确将“大射礼”列为“军礼”之一，共举行十七次，始于高祖，终于玄宗。射礼由嘉礼变成军礼，可以说是时代变化的结果。按照《周礼》的界定，两种礼仪的作用截然不同，“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前者注重武力惩戒与征伐，后者注重与各方的交流。

周代实行分封制，礼乐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基础。秦灭六国、行郡县制以后，“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渐趋衰落。即使是在唐代前期，射礼也长期处于虚设状态，直到景云三年玄宗登基后，才举行了唐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一次大射礼，射礼重新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唐朝诗人李贺的诗《南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寻章摘句，读书时只搜寻摘取文章词句。雕虫，古人指作文赋诗为雕虫小技，是谦语。首二句说一辈子读书学雕虫小技，直到破晓的下弦残月像玉弓一样悬在帘前。
三句的“辽海”指唐代河北道属地，那时藩镇兵变，宪宗多次讨伐皆败。在这种情况下，唐统治者重武轻文。文士无用武之地，无处用文章“哭秋风”。也就是对时事表示悲痛，并抒发自己的感慨。

直至宋朝，才真正的将政治体制从重实力、重武功走向兴文偃武。
北宋以杯酒释军权开始，以文人来管理天下，建立起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官系统。从科举考试开始直到在社会生活中重文轻武，以文治或重文倾向的被鼓励、被实施，使文人从一种较为个体化的模范走向全社会的楷式；又使文人作为社会各阶层中的一种类型一跃而为统领社会各阶层的“领导阶层”。

把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说多如此清新脱俗。佩服佩服。

这里借用我书里发的一个单章，应该可作为回答：
再发个单章，谈谈晚唐、五代军事制度以及风气变迁的问题。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吧。
后唐应顺元年（934）3月，闵帝遣军攻打凤翔府的潞王李从珂。
李从珂登城痛哭，因为他跟随李嗣源常年征战，战功赫赫，威望较高。军士们见他痛哭，纷纷感泣。而闵帝李从厚虽然是天子，与大家在制度、道义上有君臣之分，但他才二十岁，光没有威望这一点，就注定要完蛋。
于是发生了战场叛乱，部分围城军士倒戈，支持潞王，并突然下手，击败了懵逼中的其他部队。
凤翔虽然解围了，但李从珂也很清楚，要想获得军士们的支持，除了他的赫赫战功带来的威望之外，还需要钱。不然的话，即便将领支持你，普通士兵也不支持。
于是“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
李从珂基本把能拿出手的东西都搜刮出来了，同时许诺至洛阳后，给愿意跟着他造反的士兵，人赏一百缗钱。
闵帝听闻，“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
李从珂赏一百缗，闵帝赏二百缗！
听起来似乎反了，李从珂是造反的人，处于劣势，应该赏得更多。闵帝是皇帝，应该用更小的代价来驱使军士。
但事实就是如此。李从珂在凤翔城头解下衣甲，指着身上的伤疤，遍数自己的战功。
这是威望，这是人心，有时候是可以当钱用的。
反观皇帝李从厚，在武夫们眼里，他算什么东西？打过仗吗？有战功吗？连这些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身为皇帝的李从厚其实是处于劣势的，所以要赏赐更多。
而开出这么高的赏格了，洛阳军士们是什么反应？
“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看到没有，禁军将士根本看不起二十岁的皇帝李从厚，被派出去平叛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好要投潞王了，再收一遍钱。
威望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像李从厚当了皇帝，如果李从珂、石敬瑭等人不反，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但也相当危险。
李从珂一反，事情就急转直下。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弱者不配当皇帝，什么制度都不好使。
继续讲故事。
李从珂进洛阳前，“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
李从珂事先许诺一名士兵100缗钱的赏赐，到洛阳后，问王玫有多少钱，答有数百万缗，差不多够了。但事实上，因为闵帝着急忙慌之下滥赏，钱已经没了，只剩两三万，怎么办？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
需要赏“数百万”，但只有“二十万”，没办法，只能继续收钱，比如以京城所有人的房屋估值，预收数月租金等等，同时修改赏赐标准。
“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
许诺的赏赐没能兑现，军士们什么反应？
“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士兵们后悔了，是不是可以作乱呢？
再看另一件事：“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拥立李从珂的军士回洛阳后，得意洋洋，面有骄色。
老百姓聚集起来，痛骂他们，说你们为拥立新主力战，得赏是应该的，但弄得我们被拷打，出钱为赏，你们还这么洋洋自得，好意思吗？
因为禁军士卒家属也在洛阳，痛骂他们的人里，多半有亲戚朋友。于是士兵们也认了，不敢再闹事，只发几句牢骚，说自己后悔了。
但真没有后果吗？当然是有的。
首先，禁军士气低落，不肯力战了，因为皇帝赖账。
其次，支持李从珂的地方将领、军队也没得到赏赐，人人都有怨气。
第三，朝堂人心涣散，文官也士气低落。
第二年，石敬瑭造反，引契丹为援，恶果就显现了。
简单来说，后唐潞王、闵帝的这场皇位之争，把五代军士风气拉到了一个新的下限。
在此之前，没这么离谱。
在此之后，人一旦突破了下限，开了这個头，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五代的风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点一点堕落败坏下去的。
那么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没有主动解决。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造反之事依然屡见不鲜。
直到后周世宗郭荣年间，清理北方户口，发现只有1200万人了，民生凋敝，百业俱废，人心思定。经历了血的代价，才慢慢消失的。
而在唐末、梁初北方是多少人呢？
以河北为例。
（一）成德镇。
后梁乾化元年（911），成德节度使王镕遣子德明带37都士兵，从李存勖征讨，这就是3.7万人。而成德镇的总兵力，当不下五万。以中晚唐的兵民比例，成德镇有125万以上的人口，考虑到成德镇有大量的骑兵，实际上可能在140-150万之间。
而天宝年间，成德所辖四州大约有180-190万人口。
安史之乱后，河北确实有战争，但次数少，打的时间也短，整体破坏不大，人口恢复迅速。且黄巢、秦宗权也没波及河北，这个人口是靠谱的。
研究中晚唐历史的学者，比较激进的甚至认为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总人口可能已接近恢复至天宝年间。
成德镇在黄巢之乱后，人口所受损失主要是遭到李克用、朱温侵掠，还未伤筋动骨。
（二）幽州镇。
德宗时，卢龙节度使朱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
宪宗时，刘济讨王承宗，“军七万”。
僖宗时，李可举围易州，出动的兵力是六万，李匡威打李克用，出动十万步骑。
昭宗时，刘仁恭出动十万步骑。
这些记载里，没有说军队的成色，一般研究而言，因为要抵御契丹、奚人，幽州的正规军当在七八万人之间——朝廷规定的军额是五万五千。
以当时的兵民比例而言，幽州人口至少也有170-180万。而天宝年间户籍人口只有146万余，除了多年和平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外，还有就是本书提到的大量部落黑户了。
再一个佐证。《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唐后期幽州8县96乡，比起开元年间是增多的。这就是低频率战争下大体和平时，发展一百多年后的结果。
可以明确地说，幽州镇在黄巢之乱前后，其户口已经超过天宝极盛时期。接下来因为参与高强度的藩镇战争，加上契丹崛起，人口有所损失，但在后梁初年，幽州的人口比起天宝时期，少不到哪去。
从成德、幽州二镇的情况来看，河北人口在黄巢之乱前后，即便没有鼎盛时的1100万，也差不到哪去。黄巢之乱后、后梁建立前，人口有所损失，但并没有伤筋动骨。
到了朱温晚年，河北多次成为主战场，人口损失速度加快。
后晋年间，契丹入河北，大肆烧杀掳掠，这是损失急剧放大的阶段。
河北只是一个缩影。
关中、河南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尤其是五代朝代更替，河南遭灾最重，以至于到了后周郭荣时期，整个北方除河东、幽州，竟然只有1200万人。
到了这份上，再头铁的武夫也没话说了，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损失巨大，妻离子散，家徒四壁，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再加上五代朝廷不断削藩，为此献祭了好多个皇帝。到郭荣去世前后，成果斐然。于是人心思定，没人想折腾了。
人心思定，就是社会共识，就是价值观，就是社会风气。
再回到之前的故事。
作为镜像对比，赵匡胤其实也赖过账。灭南唐，最终发放的赏赐与战前许诺的赏赐不符，缩水严重。
但武夫们没作乱，认了。有没有发现心气方面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赵二在幽州城下，好好领教了一把阵前讨赏。因为他也赖过账，赵大、赵二兄弟就没一个讲话算数的，全他妈忽悠人，于是临阵邀赏，要你好看。
再说下北宋的军事制度，它是怎么来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杀将驱帅之事屡见不鲜。
节度使们有没有想过办法解决？答案是一直在努力。
比如好多人吹嘘北宋压制武夫的训练、后勤、指挥分离，其实中晚唐节度使已经搞了。
在大一点的藩镇，都教练使是最先出现的，把士兵的训练权拿走了。
随后出现了供军使，把后勤供应权拿走了。
接着都虞候司的设立，将领们不出征时，到都虞候司打卡上班，接触不到军队。
其实和北宋差别不大了。
幽州李全忠作乱，是因为他带兵出征，在易州被义武军击败，班师时惧怕责罚，半路造反。
因为主力都被李全忠带走了，留守幽州的兵少，节度使李可举绝望之下，全家自焚。
李全忠为什么不等回幽州后再作乱？万一留守幽州的兵拼死防御，你破不了城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回幽州后，就要交卸兵权，作不了乱啦。
广德二年（764），诏令河中藩镇兵西行，抵御吐蕃。部队集结起来了，当天晚上，“军众喧噪，劫节度使崔寓家财及民家财产殆尽，皆重装而行，吏不能禁。”
再有就是著名的泾原救火事件，有人故意在城外纵火，骗节度使段秀实集结部队去救火，以便作乱。段秀实不上当，天明后把昨夜要求救火的人全杀了。
这些事件说明，中晚唐时朝廷、节度使一直在想办法制度创新，约束士兵。这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训练权、后勤权、调兵权都被幕府收走了，衙将平时接触不到部队，造反很麻烦，只有想办法接触部队，才有那么一丝机会。
五代朝廷，枢密院的出现，更是完善了都虞候司的职能，兵将分离，制度十分完善。
那么，为什么还三番五次有人造反呢？因为制度只能防住大将，防不住士兵造反。
天成元年（926），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作乱，“据城自称安国留后。”
赵太只是一个大头兵，聚了四百人，就占了邢州，嚣张不嚣张？伱防得住吗？
大头兵皇甫晖打牌输光了，又借不到钱，一怒之下造反。防得住吗？
当时将领们可都是劝你不要反的，结果一刀一个，像杀鸡一样杀掉。
这就是风气，风气，风气！
我为什么总在书里强调，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拿其他朝代来套晚唐，可笑不可笑？写了400万字了，都像第一次看书一样，前面的都失忆了。
难道你只关注主角占了多少地盘？其他全都自动略过？
主角不占地盘，战线没有进展，那就是水，水得丧心病狂。
主角占了地盘，有进展了，才叫不水。老实说，写战争场面，我写得很快。相反，写有些人认为水的章节，才真耗费我的时间。
最后说下主角怎么操作。
其实不得不提一下朱温这个人。
在他晚年猜忌杀功臣前，他的部队是很少有人叛变的。杀功臣后，叛的也是将领，而且是地方部队，他的禁军依旧稳如泰山，士兵作乱极少，甚至接近没有。
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朱温开创了后梁，建立了制度，并且慢慢完善。但话又说回来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制度比朱温还完善，为啥人家那么多人造反？
答案我以前讲过，威望。
朱温的部队不是继承来的，是他白手起家拉起来的，和主角一样，威望较高。
而朱温治理地方也不错，税率是整个五代王朝最低的，还给百姓租牛，让中原缓了过来。
威望，威望，威望，重要的说三遍。
即便拿北宋的军事制度，套到唐末、五代前期，那也是约束不住这帮武夫们的。
制度是要人来执行的，社会风气会影响人，社会共识也会影响人。
制度有作用，但绝对不能认为有了制度就安枕无忧，那大错特错。现代社会都有你法我笑的事情，在人执行制度的时代，社会风气和共识的影响是巨大的。
明代的社会风气如何，大家都知道。明朝制度恰恰不允许文官如此欺负武人，但在社会风气的加成下，文官就是做到了。制度有用吗？被玩成啥了。
主角为什么要在士兵中增加威望？
恰恰就是他知道光靠制度约束不住这些武夫，必须个人威望与制度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效果。
朱温其实很厉害。他也是威望与制度相结合，到死禁军都没乱，甚至他儿子时，禁军也还算听话。
后梁比起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出众的，说白了还是和朱温白手起家有关。而且当时风气还相对纯洁，没有经历后唐末年刷新下限的事情，武夫们还没有“将益骄”、“士益堕”。
我以前写过一个对比汴梁禁军和神策军的单章，时间曲线几乎完美吻合。
朱温一手创立的汴梁禁军，在后梁至北宋六个朝代的“传家宝”式传递中，战斗力愈发下降，士气愈发下降，风气愈发败坏。
到北宋开国时，存在六十多年了，敢拼命的少了，亲党胶固的老油子、混子多了，战斗力不行了，同时武夫们的心气也不行了。
与之对应的，是整个北方社会经济的崩溃，人口锐减，全社会风气、共识的转变。
到了这个时候，赵大才能顺理成章地将这头已经体力大衰、失血过多的武夫怪兽关起来。
你让他到后唐、后晋时这么做试试看？
写这么多，还是有人会拿其他朝代来套唐末，拿什么什么朝代的制度来说事，而不考虑时代背景、社会风气。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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