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伍豪的军事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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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伍豪的军事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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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一直都在军事指挥第一线，但很少有人评价他的军事水平。

一个人读的党史越多，就越能感受到教员那种超然的地位，他不是领先他的战友一档，而是拉开了好几档的差距，为什么？因为如果仅仅拉开一档，他的战友是绝不可能让他当最高领导者的，教员的性格，他们很难接受，所以教员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后，曾经有一段时间“鬼都不上门”，几次大起大落，足以证明，教员上位完全靠他个人无与伦比的军事能力，别人实在搞不定，才不得不请他出山。而伍豪却恰恰相反，他的圈子比教员大太多了，共和国的大部分元帅将军，都在他的圈子里，如果伍豪仅是比教员差一档，伍豪的人一定会把伍豪推到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事实上，遵义会议前，伍豪一直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三人团两人出局，伍豪安然无恙，你几乎没听过伍豪有过大起大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在核心之中，统战能力之强悍，可见一斑。

毛主席曾说过对周恩来的真实看法。
在谈到毛主席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毛远新说，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候，主席从来不跟我谈中央的事。
后来工作了，特别是到辽宁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见主席已经不是单纯的子见父辈那样，而是下级党委书记向上级书记汇报工作。
这样他就要跟我讲一些这方面的事，主席也跟我讲到总理。主席确实批评过总理。
我知道的事情是后来。主席最早跟我讲总理的问题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总理在会上有个发言，总理讲前六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张国焘，到解放以前。我参加了会，总理的发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记录。
后来，我去看主席，讲到批林彪，讲到总理的发言。主席说是我要他去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央委员、高级干部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
但是在这里边总理讲话就有自我批评。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
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
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秦邦宪和张闻天。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
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要是周恩来。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
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
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甚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
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

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
但是，主席又说了，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甚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
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像土城战役等等。
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
主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
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是让部队服从主席。遵义会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评，总理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行后敢于检讨，敢于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来。
主席还讲，到了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回到延安。我还到机场去欢迎，他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左右两边，一边是陈云，一边是康生，哼哈二将，厉害啊！
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席说，我就不大赞成这一点。
主席说，我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他（总理）就讲了话，说热烈欢迎王明同志回来，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那时侯王明讲，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主席说他（指王明）的话一说出来，中央大多数又跟着跑了，包括总理。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里没几个人，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主席说，我找总理谈过，说你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
总理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回到武汉，后来到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主席的文章只发前一段，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主席说，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蒋介石闹摩擦了，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以后，总理和那些人才彻底明白了，一切服从不行啊！
皖南事变以后，总理转过来了。解放战争期间总理都是出了力的。（1946年后，周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战略大决战期间，周恩来是我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也是解放军的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
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
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1974年5月29日）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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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其他工作方面做的过于到位，大家也都不太忍心提反围剿时期他跟着苏联派来的臭棋篓子一起作死的事儿。
当时是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周恩来主管军事，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反围剿时期犯了这么重大的军事错误，在咱们的宣传里周恩来几乎是一尘不染。
你能说这是合理的么？当然不。
但是，他这个人虽然在军事方面相比同时代的，就差。但在组织、情报、外交、后勤等方面是极其出色的，也就是古代人说的宰相之才。

众所周知，三人团只有李德博古两个人。

缺乏军事统帅的气质，但依然是最好的参谋长，顶级的军师，优秀军事统帅的最佳辅助。情报、后勤、人事协调等军事工作的杰出执行者。

不太行。
比我们强得多，但是和当时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太行。
要不然得话，你想想，一个手握军权的人，还带过相当强的特务组织，还曾经当过当时国内第一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最大的兵头，和各方面关系都可以，初期那些内部肃反运动也伤不到他，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帮他解决潜在对手，妥妥的主角模板，然而他还是没成为最强的一个。
除了另一个人更强，他也高风亮节，同时也说明了，在军事上，他确实有很大的短板。
当然，我们这么评价，也是就事论事，无论如何，不影响他的伟大。

那个年代，军事最强的是教员，全方位的遥遥领先。
教员军事思想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教员打仗没有一个固定的章法，怎么有利怎么来，这在古代兵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神鬼莫测。
游击战、麻雀战是他倡导的，抗战时期；
阵地战是他倡导的，死守四平、死守上甘岭；
运动战是他倡导的，“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伤其十指断其一指”；
攻坚战是他倡导的，攻锦州；
大决战也是他倡导的，1948年2月份，他就要求东野打东北大决战。
个人觉得，历代用兵最接近教员的就是兵仙韩信，韩信也是个因地制宜、事实求是的顶级高手。
其他的即便是李世民，也主要占一个“猛”字。
那个年代第二强的是常凯申。
虽然与教员的差距几乎是天壤之别，但对同时代的其他对手，依然是碾压。
常凯申具体战场指挥能力不行，但他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很不错。
能够在前期把我党几乎逼入绝境，能够把李宗仁这样的战将压制的毫无脾气，全凭那一手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
他的主要差距在于不够灵活，典型例子就是抗战前期的那几十次大会战，只知道拼消耗。
但这些战役也充分说明常凯申打仗是很猛的，几十万人伤亡眼睛都不眨一下，而是韧劲强，连战连败像没事人一样接着来。
一般人换到那个位置早就压力大的崩溃了。
伍豪的军事能力说实话是相对平庸的，还比不上靠前的那几个元帅。
他最大问题还不是指挥能力，而是他本身是一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这样的性格在战场上是不行的，既不够勇猛，又不够灵活。
在大局观上他也和前面两位有差距，即便是在中央苏区面对常凯申，也让常凯申处处占先。
当然，军事上的短处并不能掩盖他非常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外交才能。
教员确定大方向后，一般是不管具体执行的，建国后我们的行政系统，基本就是他一手一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大变过。

论人品与战功，
文不过周恩来，
武不过彭德怀！

总理最为人称道的是亲和力，组织能力很强，外交执行力也很不错。
按游戏的评价是魅力型英雄，单一指数极高，离谱到不论敌我，只要和他接触，马上都能对他产生好感。可谓万中无一，人中龙凤。
但打仗他真不行，而军事能力不行也就罢了，从历史评价来看，作为政府首脑，他不懂经济会成为最致命的缺陷。

据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他们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作为学生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的，他本人是1924年回国，在欧洲呆了约五年，回到广州就一直被重用，直到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才第一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及其他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们大胆猜测，那不是他第一次去苏联，在欧洲那几年，他应该在欧洲某秘密地点，受过军事和谍报训练，表现突出，甚至去过莫斯科，见过斯大林。
理由是，在国共合作，及中共是共产国际支部的大背景下，如果没有苏共高层的背书，不太可能一回国就受到党内重用，而且一直能够稳步提升。
那一代领导人，八成以上都在莫斯科学习或者呆过，最高层大都见过苏联或国际领导人，如张太雷，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等等，邓小平朱德是从欧州去莫斯科学习的，刘伯承萧劲光等也去学过军事，陈赓顾顺章等是在海参崴培训……包括著名的28个半，信息都是公开的
唯独周这段始终是个谜。

一个容易忽视的点，总理的开局算是第一代领导集体里最好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最高领导，三人团，红军军事最高指挥者，但是实际取得效果不是很好，以至于被后来居上，在真正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后，很长时间内在党内的地位和贡献是被认为排第四的，教员不用说，领导核心排第一，朱老总是战争革命时期唯二和主席挂像的人，红军之父，重要性和贡献排第二，刘可以主持全面工作，白区的领袖，可以独当一面，思想理论强，接班人培养排第三，总理本身实际在军事和政治路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组织上一直无大问题，作为副手，分管情报和协助军事，最后拍第四。真正让总理最后在党史国史中、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无可争议稳居第二，主要靠的是建国后的贡献和一直长时间稳居高位直到去世，而革命战争时期，军事作为重要工作，由此可见总理的军事能力，

从来没人说他军事水平高，没必要故意来挖人的短处了，没意思。

举一个栗子
遵义会议后，实际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运作变成了集体决策，这个委员会有20多人，并不是大家在课本里了解的新三人团周王毛。
那后来为啥变成了新三人团？就是因为一次军事决策，是否打谷新场（感谢沙发提示！）。委员会几乎全票通过一致决定要打，除了一人反对，没错，就是李德胜。这个决议，让李德胜撂挑子了，就地辞职。后来，老人家想了一下不能眼睁睁看着革命前途就此葬送，连夜去找伍豪会谈，并一起去找了朱老总，最终改变了这个决议。后面，大家发现李德胜是对的。因此，这才有了新三人团，通过民主集中，避免重大决策拖沓，用好这个开天眼的男人。
友友们，你把自己扔在当时伍豪的位置上，你们会怎么做决策？再看看，伍豪军事能力如何？

以下仅为个人看法，不提具体实际历史，只用举例说明的方法论证。
总理的军事水平相当不错，但相对主席，还差了相当的级别，主席军事水平是大战略家级别的，或者说是指导性战略思想级别的。
先提一个近年来经常被翻炒的陈年奇谈怪论：第五次反“围剿”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苏区人财物力已被榨干。
类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这种事情，在今天的企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些小企业，一开始靠大企业夹缝里灵活出击的方法壮大，大到一定规模了，还请来了大企业出身的新CEO，想进一步发展壮大，新CEO出手不凡，组建正规化市场销售团队，投资铺渠道，采用正规团队运作（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拿下了几个以前只有大企业拿得下来，自己从来没有拿下过的销售大单。
这时终于引起了各大企业的注意，开始联合（实际这些大企业不可能真一心，有很大的分化瓦解可能）“围剿”，老负责人建议继续使用灵活出击的战略，辅以分化瓦解，开辟新市场，新请来的大企业出身CEO却还在强调什么“正规化管理”，看到企业也有点规模了，就想与大企业正面硬抗一下，结果短期内就耗尽企业人财物力，轻则元气大伤，重则倒闭。
苏区人财物力被榨干，本来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瞎指挥的后果，不是原因，原因还是指导性战略思想错误，不改变根本战略以及战术，不早日向外线突破。
指导性战略思想对于任何组织的生存都是极为重要的，苏区人财物力被榨干的根本原因就是指导性战略思想错误，完全内线作战跟敌人拼消耗，消耗自己苏区内部资源，不主动外线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主动消耗敌人资源，这样下去，只要敌人资源比自己多，自己迟早弹尽粮绝。与之相比，战术问题还在其次。
连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杨秀清都知道这一点，定都天京后置江北江南大营不顾，立即北伐西征，尽管北伐军总人数不可能置清廷于死地，但也是百战精锐（林凤祥、李开芳等太平天国前期丞相指挥的北伐军可不是什么偏师），北伐军在北方的转战拖住了清廷精锐，特别是骑兵，西征顺利进行，虽然有与湘军初战的失利，但湖口战役反败为胜后，西征再次胜利推进，三克武昌，至此武昌到南京千里长江皆为太平军所据，此时杨秀清才动手解决天京周边的包围——江北江南大营，在杨秀清的缜密调度下，一举摧毁两大营，此时太平天国国势军势均达到顶峰。
李秀成在后期二破江南大营，进而经营苏浙繁华地区，使得太平天国后期短暂中兴，也是用打到外线作战的方法，直接跳到外线进攻江南大营后勤基地杭州，是一个道理。太平天国最后的失败，与洪秀全坚持要死守天京城不肯外线转移也有很大关系。

不太受影响的情况下，他和朱德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
在大受影响的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遵义前被蒋介石吊着打。

伍豪的军事水平非常之强大。总的来说就是在李宗仁、白崇禧这一档的。比起常凯申来说，还是要强上不少；尽管他亲自对博古说——常凯申很强大，我们这些人对付不了他，必须交给李德胜指挥；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特殊环境下的一种表达，不是两人真实军事能力的区别。
他的军事能力，无论是东征陈炯明，还是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都已经体现了出来。
第四次反围剿是胜利，第五次反围剿虽然是失败了，但也是坚持了一年多才开始长征。
他的军事能力得到了红一方面军很多将领的认可，否则宁都会议上李德胜就不会“生病”了。要知道红一方面军是李德胜带出来的部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就接替他的。
现在的各种历史的表述上都是博古、李德的错误；但如果没有伍豪，当时的中央局是无法真正指挥红一方面军的。
就算是长征，就算是遵义会议之后，他依然是军事的最后决策者。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才让出来给张特立。
过草地时他又生病了，差点人都没有了；红一夜奔北上之后，到了俄界会议，才正式把军事决策权交给了李德胜。
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总参谋长。
总理这个人，各方面的能力都会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喝酒或者说武艺，许世友将军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文能武，长得十分英俊；而小号的伍豪，应该就是陈大旅长。

弱于主席，十大元帅中的朱、彭、林、刘、徐，十大将的粟、陈，强于少奇同志。

1.周是国人中绝对出类拔萃的人，说万里挑一、百年一遇绝对不过分。少年读书校长惊为天人，青年闯荡世界，26岁就得到共联老大赏识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
2.八一建军，自二大开始就是党内核心、大佬。放眼望去十大元帅几乎都是他的部下，朱、贺的引路人，陈、叶、罗的老大哥，林、徐的老师，陈赓的一生老领导……
3.周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几乎所有的大佬都依靠或信任，也可以说他支持谁，谁就上。但是，他能够不自私不贪功，能够认清自己。
4.毛是千年不出的天才。军事、战略、政治天才。所以最后党的大佬选择了毛，并依靠毛的思想站到最后。

百度百科对于“长征”一词的一段解释：
历史背景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我有个疑问，井冈山根据地在江西，毛朱是军队缔造者，三次反围剿也打赢了，怎么打着打着就是伍豪是三人团的老大还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

如果谈论伍豪的军事水平，伍豪不是单独行动，他总是和别人配合，必然把伍豪的朋友们牵扯出来，这是一长串可怕的名单。
然后呢，顺理成章的，又会牵扯出一长串，伍豪学生的名单，这个名单更为可怕。
酱紫的话，可能会摧毁一个神话体系。
尽管如此，我们一起不要提这个名字{伏地魔？}，还是难以掩盖第四次反围剿之草台岗之战。
伍豪为他的盆友们掌舵，学生们奋勇向前，主力对主力，王牌对王牌，比三大战役还要漂亮的，神话般的胜利。
私以为，草台岗之战，才是红军的真正开始。后面的红军，八路，解放军，志愿军，最佳的状态，都是在模仿草台岗而已。

伍豪同志是黄埔时期的政治部主任，北伐期间的军委书记，红军时期的总政委，从抗战到建国党内最常见的称呼是周副主席，就是他担任的军委副主席。
可以说从国共合作时期到建国，伍豪同志一直中共军事的核心决策层。

首先他在军队高层的影响力深不可测，很多高级将帅都跟他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其次很多人低估了他的贡献了，他在情报收集、特工、统战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及，而且这些贡献往往被低调处理了。其实双方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是一个大门出来的同事，水平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国民党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内讧、纪律涣散、缺乏执行力，腐败；其次才是军事方面的问题。

金冲及：主要是两个人的密切配合与互补。其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1947 年3 月国民党进攻延安，彭德怀担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由周恩来做代总参谋长，后来一直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等等，周恩来在军事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总的来说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思想，而周恩来的作用也不可替代。听说胡耀邦同志生前最后看的一本书就是《周恩来传》。
他觉得这本书对周恩来军事方面的作用写得不够。我们编写传记的时候，邓大姐说恩来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传怎么写由组织和中央决定，我个人不发表任何意见。书印出来送给她，她说这本书是一个创新，特别是对文风上很满意。她认为该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澄清了一些问题。但她也提了意见，其中一条是，对周恩来军事上面的贡献说得不够。我说胡耀邦同志生前也有这个意见，但要充分表现出来有一些难处。比如说三大战役，我访问过当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些同志。
他们说，当时每天四面八方的军事电报都是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把情况汇总整理好以后，连地图都作好标记，然后去跟毛泽东谈。谈的时候不仅是汇报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谈后，对一些重大问题，由毛泽东起草电报，对一些次要的问题就由周恩来起草。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留下的许多电报手稿，是两人讨论后形成的意见。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也不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所有这些电报一般都由毛泽东批上“送刘、朱、任阅后发”，他们通常没有再写什么意见，紧急时批语就写“发后送刘、朱、任阅”，可见两人配合得很默契。
两人的想法总体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差别。有差别就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毛泽东开会讲话时，常常是上下古今、纵横万里，有时候别人还没有完全听懂，他说就这样吧!周恩来都全明白了，并且按照他的意图去落实。
我看到过梁漱溟一本笔记。他说周恩来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你跟他讲话，刚讲了半句，后面的他都已经明白了。所以，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当时，我们称呼主席、总理用不着讲姓什么，主席指的就是毛泽东，总理就是指周恩来。而周恩来总是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

他在革命军事史上有诸多“最”、诸多“第一”。除毛外，他是毛军事思想的最主要贡献人，也是除毛之外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大军事家。
1996年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及其以后出版的文集，对此已有总结性评论。其后又有李连庆、金新果《大军事家周恩来》问世和断断续续这方面论文的发表，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研究成果较多的一个方面。
一、关于“一个者”、“三个一”、“四个家”的评价
对于周恩来的历史定位，最初在1976年的讣告和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是这样说的：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这个评价，人们不太满意。主要有四点：
其一，没有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二，在以毛泽东为是非标准的年代里，没有认定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其三，没有确认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的地位；
其四，没有揭示周恩来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区别，没有突出周恩来在外交、统战、军事等方面的特殊贡献。
1986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恩来”词条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对周恩来的评价有所前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也不能代表中共中央。
又过十年，1996年，周恩来逝世20周年，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又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央作出令人满意的对于周恩来的评价。
1997年春，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办9号文件作了明确的回答：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这就是延用至今的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一个者”、“三个一”、“四个家”的表述。周恩来是杰出军事家被党中央正式确认。
二、在革命军事领域的诸多“最”和“第一”及相关问题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有诸多“最”和诸多“第一”。
赵春生同志指出：有人归纳出几个“最”：
“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最早明确提出创建革命军队”，
“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的理论”，
“他是我们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1924年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1925年5月任中央军事部长，后长期任军事最高领导人）”，
“他是我们党最早获得少将军衔的军事将领”。
周恩来对于中国革命武装的早期雏形有重大贡献，如孙中山大总统府铁甲车队的组织者，这支武装后来成为北伐军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最早创造了革命武装一些基本的政治工作经验，这成为他和中共早期领导革命武装的重要财富；
周恩来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最早成功组织者和领导者（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周恩来是三大起义（八一、秋收、广州）的最高组织者和领导者；
周恩来是最早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宣传和推广朱毛红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验而不要迷恋于夺取中心城市的中共领导人；
周恩来是中共唯一一位从中共武装力量的最初组建、直到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一直是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是中国外交第一人，统战第一人，已有定论。
既然周恩来军事方面有如此多的“第一”，为什么不提周恩来是“中国军事第一人”？
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早期是“周负责、毛帮助”，后期是“毛负责、周帮助”。这种模式大体上可以说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周毛相继逝世。
“周负责、毛帮助”是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毛泽东受到临时中央执行“左”的“国际路线”领导人的排挤那个特定情况下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军事史的前期，周恩来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但到了“三大起义”后，特别是朱毛红军会师以后，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朱毛的军事地位显著上升。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别人难以替代。后来发生赣南至宁都会议排挤毛泽东的事，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被境外研究者说成是衔临时中央之命，夺了毛泽东党权和军权。近十多年的研究证明，这种说法是对周恩来的有意中伤。
在临时中央排挤毛的过程中，周恩来在临时中央与毛泽东之间，做了大量维护毛的工作。但结果毛仍被排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湘江战役后，党内军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左”的路线的危害，包括周恩来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对红军的不可替代性，这就是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率先推举毛出山领导红军的背景。
虽然遵义会议的决议结果仍然是“周负责、毛帮助”的格局，但周恩来主动让贤，处处支持毛泽东充分施展无人能及的军事天才，创造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军事奇迹。
在此期间，发生古城战役失利，博古、王稼祥等人怀疑毛指挥能力；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毛辞职，张闻天同意并举手通过让毛辞职，后经毛再找周恩来，周恩来从中斡旋，才使毛辞职未致弄假成真等曲折，可见周对毛军事领导地位确立的举足轻重的贡献。
就连攻击诬蔑周恩来的高文谦也不得不承认，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作出支持毛泽东的重大抉择是周恩来“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这一决定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
在四川沙窝，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1935年8月19日中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陕北下寺湾会议，张闻天推荐毛泽东任军委主席，王稼祥推荐周恩来任军委主席，毛泽东附和王稼祥意见，但周恩来坚持让毛任主席，他与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军事领导格局由“周负责、毛帮助”转变为“毛负责、周帮助”，直到革命胜利。
毛泽东曾说，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解放后，形式上不存在这个格局了，但本质上依然如此，这从朝鲜战争以及台海之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行动，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没有提周恩来是军事第一人，不仅仅是因为周后期军事贡献无法与毛相比，更重要的还有两点：
其一，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早期军事方面的贡献，虽然是无人可比的，但此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所取得的军事方面的成功，仅是局部的成功，没有全局的成功。全局的胜利是其后在毛的领导下取得的。
其二，同周恩来任何其他方面的贡献和成功一样，周恩来的成功是因为有毛泽东。正如金冲及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就是不能说周恩来是中国军事第一人的根本原因。
三、大军事理论家
大军事家，不仅要求有伟大的军事业绩，还要求有军事家所处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系统的军事理论。就周恩来来说，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如下几方面重大贡献：
第一，1922年，周恩来就论述了革命武装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第二，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中，他创造了一整套革命军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他对创建新型军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初步解决了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建军的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创建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军队的纪律，处理军民关系等。
毛泽东曾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1925年6月，他曾为黄埔军校学生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明确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说明他很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第三，周恩来对于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
关于这一理论，概括周毛逝世以后30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应确立四点认识：
1、这一重大理论，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应简单地归纳为哪一个人的功劳；
2、毛泽东、朱德等人开创革命根据地，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先导，有开创之功，是打破临时中央执行国际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开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的第一步；
3、当时处于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地位的周恩来最早敏锐地察觉朱毛红军这一重大实践的巨大意义，并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审视。
1929年3月，周恩来在给贺龙、周逸群的信中指出：
“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之工商业的城市。”
1929年9月，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九月来信”）中指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1930年4月，他在德共《赤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同年9月，他纠正立三路线，明确指出“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你们的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
所有这些，我们看到了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以“九月来信”为标志，周恩来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核心内涵，已经基本架构起来。
“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李立三、陈毅共同研究，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当然不能否认陈毅、李立三这方面的贡献，但主导者是周恩来。
4、毛泽东、朱德等人创立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1930年，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起，毛泽东开始把这一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周恩来较早地从理论上思考这一问题，这同他处于党的实际负责人的地位有关。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理论的开创时期，周恩来比同辈人提出要早些，论述也较深一些，当然，这一理论形成科学体系并臻于成熟，则是到抗战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总结全党的革命实践经验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完成的”[1]218-219。金冲及同志指出：“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
1、关于建军理论：他指出人民军队的阶级成分应以工农为主体，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必须无产阶级化，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军事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是灵魂。
2、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周恩来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3、关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反复强调依据具体条件和客观形势确定作战方针；在力量相对而言较弱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不断发展和正确运用作战形式；战略上更强调原则性，战术上更强调灵活性等。他还重视军事实践的理论研究。
4、他对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探索，对发展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山西直接领导抗战时期，提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性，强调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这对毛泽东后来撰写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影响。
在山西直接领导抗战，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天，但他对抗战战略方针的探索，对发展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提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并具体分析了华北能够持久抗战的原因：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山地最便于我活动、存在与扩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民众武装，根据地的发展；八路军坚持在华北作战，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作战。“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不仅比较早地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分析了能够持久作战的原因以及持久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这些论述对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无疑是有帮助的。
5、他参与了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包括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决策过程，他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对解放战争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参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转人战略反攻和进攻。毛曾讲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任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言，周作为军委副主席和代理参谋长，参与了解放战争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决策，这里只突出说说周对转入战略进攻决策的贡献。
6、1948年春，他写了《军事原则》提纲，提出贯彻十大军事原则，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大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要注意提高技术和战术，节省人力、物力和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这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军事论述。
《军事原则》提纲是解放战争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对毛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进行了概括和发挥，为人民解放军作战提供了理论指导。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这些理论贡献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相互辉映，有些是他独自贡献的，更多的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当然也还有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但延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多、更系统。
在《军事原则》提纲中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和毛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在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不管是重要的战略决策，还是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大致是三种情况。一是毛首先提出某一设想，然后再与周，有时还有任的商讨过程中使之完善。二是周首先提出某一设想，然后加以提高和完善。三是他们在共同商讨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思想和决策。不管在那种情况下，周都能做到多谋善参，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干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大军事战略家
周恩来研究者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有一共识，毛周合作一般地说：“毛是决策者，周是执行者”；毛多从战略上考虑，周多从战术上考虑。
周恩来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更不能以此否定周恩来是个大战略家。
说周恩来是大战略家的根据是：1、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与执行“左”的国际路线的同志发生分歧，毛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等错误战略，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尽力维护毛泽东，坚持认为毛泽东留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
2、湘江战役后，周恩来主动承担军事指挥的责任，特别是在通道、黎平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让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出席最高军事会议，并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实现了“通道改向”、“黎平转兵”。其后才会有遵义会议。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这一决定其影响十分深远，可见周恩来战略眼光之深邃。
3、遵义会议上，他与毛泽东配合默契，以后较长时间与毛泽东保持这种默契。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领导权，暂不涉及政治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以团结张闻天为代表的一大批从王明宗派团体中分化出来的领导人，并逐步实现军事领导权、党的领导权向毛泽东过渡。
后来的实践证明，毛周的这一默契具有深远的意义。
迪克·威尔逊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此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他还用一句话概括了毛周这种默契关系的意义：“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
4、不仅长征中，周恩来提出北上“川陕甘”，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中，挺进华北、太原保卫战等重大决策，周恩来也参与了战略谋划；解放战争中，像西北战场、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是像平型关大战、台儿庄大战，也是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和建议后，进行战役计划的设计的。
五、大军事实践家
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几乎贯串他的一生。他的军事生涯比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的历史还早。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中，他作为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或领导人之一的时间最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领导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前文涉及的那些重大军事活动。就是在建国后，他依然在军事领域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建国初，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参与了出兵决策；其后自始至终协助毛泽东制定抗美援朝的战略和战役方针，并保障后勤供给；
作为大军事实践家周恩来除了上述这些实践活动以外，另有如下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第一，红军三大主力的创建与形成，与周恩来的早期工作有重大关系。1929年，朱毛红军内部发生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九月来信”促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红军初创时期一些错误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其后周恩来到中央军区，形成了“周负责、毛帮助”的军事领导格局，使红军多次粉碎蒋介石的军事围剿，直至长征前夕。
前文已经涉及，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贺龙肖克所部，从派贺龙、周逸群等到湘鄂边创立根据地起，周恩来就一直就建军思想、发展方针多次给予指导，甚至具体指示他们学习朱毛红军，包括将党支部建在连队、游击战十六字诀等。
就是第四方面军，也是在周恩来组织领导下发展起来的。1929年中央派徐向前等人到鄂豫边，1930年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军部正式成立，这便是以后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1934年春，在第五次反围剿极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应鄂豫皖省委的要求，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边区，临行前，周恩来叮嘱他学习和贯彻朱毛红军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后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不久西征。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这些也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第二，周恩来为军事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1、以两弹一星为主要内容的国防现代化，他殚精积虑、孜孜以求，在前后仅几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三级跳；2、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多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3、为了军事现代化、正规化，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的授衔、军委所属军事院校的组建、军队高级干部的轮训，以及保持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有关制度的建立，等等。
第三，在实战上，在具体战役的指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反围剿，他与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蒋介石最亲信的将领陈诚对垒，创立了诱敌深入、预设战场、大兵团伏击、大规模歼灭战的辉煌战例，后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的典型范例。
把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归结为王明路线或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这两种说法都嫌牵强，应该说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大军事家联手创造的杰作。
第四，周恩来长时期是将毛泽东军事战略付诸实施的最高、最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一点为老一辈军事领导人共同称道。正如长征中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后来回忆所说：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的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
尼克松曾经指出：
“即使他在亲身护理每一棵树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袖”。
周恩来所具有的注重调查研究、知己知彼、谨慎严细果断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正是大军事实践家极为可贵的品质。
六、结论
综上所述，周恩来从1924年担任中共军事领导人起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于党和国家的军事领导人的位置上。毛周合作是中共早期约半个世纪军事实践的显著特点。前期“周负责、毛帮助”，后期“毛负责、周帮助”。在这过程中，“周恩来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发展人民战争、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的道路、建设现代化国防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军事家一般不仅要有长期的军事指挥实践，还要有卓著的军功，更要有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大军事家与一般军事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军功的更高更大，理论的更系统，还在于其理论的系统、军功的高大，足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毛泽东、周恩来就是这样的大军事家。
中共党史、中共军事史，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是相互辉映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讲话中指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特别是从领导全局走向胜利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作为大军事家周恩来，他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地位，如同他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不论你如何肯定他、歌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那就是必须摆正他与毛的关系，不能把他与毛并列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周恩来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中，仅次于毛泽东的大军事家。周恩来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终决策者是他，不管有的人怎么找理由，这个历史事实改不了。
当然，第五次反围剿时，以当时国共两党的实力对比，即使毛泽东亲自指挥，也赢不了！

军事水平不如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基本上可以压制其它军阀。
虽然蒋介石最后打赢其它军阀，靠的是金钱拉拢，但是如果不能打成僵持，也没时间操作不是？
但是面对具有优势地位的蒋介石是打不赢的，否则就没有长征。
但是，国共民三方的人都敬重，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到现在也没有大规模嘲讽他军事的。

伍豪是战略家那一波人中的前三名，只有教员是第一，周不称第三，但也没有人敢认自己位居周前称第二
伍豪高于看帖、评贴的所有人，所有这些人都没资格评价他某些方面不够出众

军事水平这个事，有能力有见解有办法是一方面，但这样是不够的。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拍板的决断力，尤其是在周围其他人都反对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坚持自己的坚决，能不能跟对方进行斗争？
其实五号的军事水平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能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了。没那个水平就跟不上毛的步伐。小平同志曾说过，其他人对毛是连背影都看不到，五号是能望其项背，这是对五号最大的表扬。
五号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和稀泥”。
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因为和稀泥，不得罪人，所以五号的人缘一直很好。不管是哪一派占了上风，都信任他，安排位置的时候都很照顾他。遵义会议争执不下，大家还会推他上位做“最后下定决心者”。
也因为和稀泥，就算是在位置很高的时候，他也只能尽量在各方观点中寻找一些折中点。五号不是没有自己的军事观点，但在大多数时候他的理念是“党内团结是第一位的，个人观点是第二位的”。这是他在党内安身立命的理念，也束缚了他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他在很多时候过于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没有完全按自己的思路做事。
然而军事不同于政治，它最需要独断专行。云龙兄都知道，枪炮声一响，全军都得听我的。所以五号在军事方面就很难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毋庸讳言，伍豪的军事水平一般。
伍豪的强项在组织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内外交能力方面的超强。我军情治体系的搭建与运转，南昌首义的组织与成功，西安事变的协调，都是这方面能力的卓越体现。
但军事指挥并非强项，一般都是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令精神，如南昌起义部队最后的失利；五次反围剿斗争长达一年时间无法破局；被迫开启长征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初期（遵义会议前）的行程中的迷茫。与国际失联后，通过遵义会议以二十八画生替代国际派进入军事三人团，帮助其下最后的军事决心。后面在与红四张特立的斗争中，逐渐退居后台，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早就当仁不让的“大帅”。
有答友提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个在WG中也有公案。李德胜同志自己讲，草台岗腰斩蒋軍嫡系11师，系“红军战士”违背军委指令自发打的胜仗。而草台岗胜利是四次反围剿成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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