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当年的红军长征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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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当年的红军长征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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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想更加具体地了解当年红军长征

冷知识
红军占领遵义后
在遵义发行了纸币
傻子都知道
红军一走
他们发行的纸币就是一张废纸
难成那样了
借机敛财也情有可原嘛
但令人费解的是
红军在撤出遵义之前
又用现洋将群众手中的纸币兑换回来
难归难
但坑害群众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所有用过那套纸币的人
能不盼着这只队伍再打回来吗
泽东同志说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何涤宙《遵义日记》里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或可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注脚：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高层忙着开会，基层官兵则有了在城里修整的机会。于是，很多人去饭馆里聚餐，而最受欢迎的菜是辣子鸡丁（何本人十天吃了七次）。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红军也不算太艰苦？
重点来了！
可能是点这道菜的人太多了，几天后，红军战士开始遇到饭馆以次充好——
里边不全是鸡肉，有猪肉冒充，但口感还可以。伙计再三道歉。
这次太不成话，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分是猪肉。同S.T.决定不再去吃了，伙计看他们有点像发气，又来赔不是，答允第二天一定做好。
也就是说，辣子鸡丁的鸡肉越来越少，味道越来越差……
经历了长达一年你死我活的反围剿作战、从湘江两岸的尸山血海中杀出、今后前途未卜的数万虎狼之师，面对不良商家居然无可奈何。
红军长征的难，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红军——人民的子弟兵。

这是伟人刚到达陕北时的相片！

1949 年，有支失联红军，为了坚守周恩来的军令，独自战斗了 10 余年。
他们甚至不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他们外无援军、内无补给，仍在掩护中央红军。
哪怕成立队伍的干部们，几乎全部牺牲，这支游击队也从未解散！
1.周恩来的军令
1949 年 12 月，新中国已经成立。
二野五兵团奉命解放西南，在解放贵州后继续向前挺进，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地时，前方的侦查部队紧急报告，发现一股几百人的人马出现。

当时的西南还没彻底解放，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匪患严重。
解放军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很快，那支人马赶到近处，看到严阵以待的大部队后，并没有逃走和交火，而是派出一队人过来询问这是不是共产党的队伍。
得到解放军肯定的答复后，那队人马激动得泪流满面，立即招呼剩下的人都不带武器过来。为首的几人向解放军行了标准的军礼，然后说明情况，他们是红军，奉周恩来军令为长征的中央红军殿后牵制敌人的部队，已经在这三省交界之地和敌人战斗十多年。他们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归队。
解放军率队首长得知情况，大为震惊，告知他们新中国已经解放的同时，还马上将这支部队提供的关键信息，给周恩来总理发去电报进行汇报。

周恩来总理收到电报后，连夜回复，情况属实，还激动地表示，真没想到这支部队还在。
此时这支部队成立时的领导干部已经几乎全部牺牲，余部和中央失联也已多年，但战士们还牢记周恩来的军令，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支孤军坚持和敌人各方势力进行了十多年极其残酷的战斗。
1935 年 2 月上旬，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地区休整。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集结川滇黔边境，妄图包围中央红军，最后聚而歼之。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央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中央红军进军方向等问题。
会议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为吸引敌军兵力，掩护主力红军作战和转移，会议同时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中央选派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总计 400 余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中央对这支部队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扎西湖广会馆，专门召集游击纵队 100 多名干部开会，周恩来亲自到会，传达扎西会议的中央决定，并进行简要动员，指出：「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但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要安置，所以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
周恩来给川南游击纵队下达军令，布置三个重要任务：
要打击、牵制敌人，充当主力「疑兵」，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让革命的火种在川滇黔地区保存，燎原。
军令下达后，周恩来还给同志们讲：「我们在川北有根据地，你们在川南再搞起来，我们革命的力量就大了。大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我等着迎接你们归队。」
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的名单确定后，一些同志认为自己是被大部队抛弃了，对这种安排有意见。
周恩来的一席话，消除了这些人的想法，大家都表示要服从中央安排，安下心来，坚持斗争。
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王逸涛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下辖 5 个大队。

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川南游击队则留在敌后，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在川滇黔三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泸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根据地。
2.川南游击纵队
川南游击纵队与中央红军分开，就按照周恩来的军令，开始执行任务。
川南游击纵队的首要任务，是充当疑兵，实现牵制敌人的目标，给红军主力突围争取时间和空间。
所谓疑兵，则必须要示形于敌，想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做到在遭遇中苦战，在避战中巧战。
虽然处于弱势一方，却又必须主动求战，如何既能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又能在牵制敌军后全身而退，这便是川南游击纵队需要考虑的事情。
起初，川南游击纵队采取的是避实击虚之策。在中央红军一路东进之时，他们便向西猛打猛冲，一路打着红军主力的旗号，对一些战斗力较弱的地方守备兵和反动民团发起进攻。由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游击纵队连战连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川南游击纵队越战越勇，四处出击，彻底搅乱了敌军对红军主力方位的判断。
当时的地方军阀，往往将自己占据的地方视为自家的私产。
国民党军队的主要目标是「围剿」红军主力，而地方军阀则不同，他们更在意的是守土。
只要红军不对自己地盘动心思，尽快离开就行。
但川南游击纵队的行动，导致多个县城被攻破，地方军阀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为了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地方军阀连忙派出部队前去对抗红军。因此，兵力仅有六百余人的游击纵队，竟吸引了几个团的敌军过来围攻，动静闹得一天比一天大。
川南游击纵队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卓绝战斗，很好地牵制住了一部分敌人，为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这样传奇的胜利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但随着中央红军主力的离开，地方军阀彻底搞清楚留下的不过就是一支游击队，也就不再忌惮，出动数倍于游击队的人马「围剿」孤悬在后的川南游击纵队。
在失去外援和补给的情况下，面对地方军阀的重重包围，川南游击纵队陷入非常艰难的绝境。
在这种困境之中，川南游击纵队的战士们宁死不屈，坚持与敌人拼死搏杀。
连番苦战下，许多同志都牺牲了，外困已如此不易，内危则更甚。游击纵队自从中央红军主力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中央红军的情况如何，物资补给更是无从谈起。
得知中央红军从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脱困后，川南游击纵队大感振奋。恼羞成怒的敌军却在这时加大了对留在敌后部队的追剿。
川南游击纵队在珙县、兴文边界的大石盘山被敌包围，损失严重；好不容易从敌军的包围中逃出来，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情况却突然发生。
3.叛变的司令员
川南游击纵队的司令员王逸涛叛变了。
王逸涛，此人是叙永县本地人，老家就在叙永县下面的一个乡里。王逸涛早年读过书，接触过进步思想，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甚至还上过井冈山，具有一定的资历。
只不过王逸涛在红军中的表现并不好，因此在红军开展整顿时就被清理出了红军队伍。
王逸涛离开红军以后，辗转回到叙永县教书，与当地工作的女地下党员安硕甫相识后，两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在此期间，因为安硕甫是地下党员的身份，王逸涛经常跟着妻子开展一些地下活动。凭借这层关系，叙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第一支游击队的时候，王逸涛便成为了带头人。这支游击队并入川南游击纵队以后，川南特委专门在五龙山召开了一次大会，商讨合队后的川南游击纵队职务的问题。
由于王逸涛的资历在几名领导人中属于比较老的，他本人又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加之当时川南游击纵队的处境十分危险，情况紧急下，便匆忙决定由王逸涛出任川南游击纵队的司令员，而徐策则担任政委。
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的妻子安硕甫，虽是地下党员，但意志并不坚定。
王逸涛担任司令后，曾派人去接安硕甫，她却因为贪图县城里安稳的生活，以怀孕为由拒绝。安硕甫的父亲安向清是叙永县的士绅，家里的条件相当不错，安向清与国民党官员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属于一丘之貉。

地方军阀在开始大举「围剿」川南游击纵队的同时，也在叙永县内开始调查，安硕甫的身份因此暴露，落入敌人手中。
安向清救女心切，便四处托关系求人，但即便是叙永县长和泸州专员，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触蒋介石的霉头。
安向清不惜花费重金，四处打点，竟然让他辗转与刘湘搭上话。

彼时追击川南游击纵队的地方军阀主要是川军，抓安硕甫入狱的也是川军，只要刘湘点头，释放安硕甫自然不是难事。
见到安向清后，刘湘这条「老狐狸」并不缺那点孝敬钱。
但得知安硕甫是王逸涛妻子的身份以后，他便打起了歪主意。他向安向清承诺，只要安硕甫能够劝降王逸涛，立刻放人。
对刘湘提出的条件，安向清立刻就答应，但这件事能不能做成，主要还得看安硕甫的态度。安向清原本还有些担心，没想到消息传到安硕甫耳中后，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安硕甫想也没想，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安硕甫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投机分子，心中根本没有信仰，她主动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王逸涛。王逸涛收到信后，得知妻子的处境，又了解到自己若是叛变，不仅能够救妻子，自己还能得到高官厚禄。
此时的王逸涛，已经被游击纵队遇到的艰难情况吓倒，收到信后，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当即决定叛变。
趁着一次部队转移的机会，身为司令员的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的部队，择机逃走，叛变投敌。
4.陷入绝境
王逸涛背叛革命，投降敌人后，成为「围剿」游击纵队的急先锋。
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由于王逸涛对游击纵队的活动范围和习惯十分了解，取得一些战果后，立功心切的王逸涛并不打算就此罢手，反而为了升官发财，提出集结三省国民党军队，一举包围游击纵队。
这一建议，导致游击纵队遭遇空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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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当年湘西苏区的负责人夏曦同志，都在长征中去世了，可见长征有多艰难。
此外还有李韶九，戴季英，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许世友、韦国清、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舒同、赵永夫、张仲良、陈再道、谭甫仁、周林、高峰。他们有的在长征过程中去世了，有的活了下来，但也落下了一些病根。不过不管怎么样，长征的艰难都深深的刻在每个经历过它的人的心中。

红军最早做“牛皮草鞋”时，是将牛皮、马皮、骆驼皮的生皮子用硝水一泡，去了毛，也没硝熟透，就把厚些的皮子剪成鞋底，薄一些的皮子剪成二指宽的条子，缝在底子上用作鞋鼻子、鞋耳子和后跟，再用根筷子粗的皮绳子一穿，就做成了。可是因为没硝熟透，皮子油性大，皮质较软，水一泡，穿不久就变形了。到了红军长征时，有的同志宿营时就在火边烤。有一次，一位同志不小心把它烤糊了，没想到这一糊竟散发出一股近似肉香的味来。所以，在过草地极端缺粮时，有的同志把穿烂了的皮草鞋用火烧、用水煮了吃，有的还没穿烂也用来充饥了。但即使是这样的皮鞋，也只能优先保障伤员。

1937年，马步芳强娶女红军黄光秀为小妾。黄光秀献媚逢迎，她对马步芳娇滴滴地说：“饭菜太难吃，我要换一个厨子。”马步芳爽快答应，没料到，新厨子正是他要抓的人。
这位正是张琴秋，一位能操五种语言的女性军事指挥官。为了讨好上级，马步芳主动请缨追捕张琴秋，导致途径青海的红军部队遭受了一系列的拦截和攻击。
在1936年的深秋，红军第四方面军计划穿越河西走廊以开辟西北路径。然而，以马步芳为首的马家帮派武装对红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由于敌人的残忍暴行以及红军的弹尽粮绝，这次的战斗几乎导致了全军覆没。一直持续到1937年的3月，红军在经历了80多次的交锋之后，仅余下西路军文艺团的1300名士兵。
这些文艺团的战士们年纪大的不过20岁，小的才刚刚12岁。尽管他们并非强壮有力，但在面对着两万敌军时，他们仍旧坚定不移，勇敢顽强地抵抗，弹药用尽后便用刀剑，刀剑断了便用双手双脚。
最终，文艺团仅剩下30人，而黄光秀就在其中。
黄光秀，出生于四川。她高挑的身材、美丽的容貌以及那令人陶醉的优雅气质，深深吸引了马步芳。
然而，马步芳的残忍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女性俘虏一旦落入了他的手中，不仅会被他侮辱，还会被转交给他的手下，有的甚至会被公开出售。他就是一个毫无人道的匪首。
黄光秀也不幸落入了他的魔爪。当然，马步芳并未对她手下留情，他先将黄光秀软禁在自己的住所，然后对她进行了无理的侮辱。
面对这种屈辱，性格坚强的黄光秀心想：宁死不屈。然而，黄光秀一想到还有许多同志需要她的掩护与帮助，她也渴望看到战争胜利后的美好景象，所以，她决心要活下去。
于是，黄光秀强忍内心的愤怒，对马步芳言听计从，顺从无比。这使得马步芳对她的警惕心降低，还将她纳为妾室。
某天，黄光秀得知组织部长张琴秋被敌人俘虏，她感到焦虑不已，并秘密与同志们商讨如何解救张琴秋。
那么，此刻的张琴秋身在何处呢？
张琴秋被俘后，她改名为“苟秀英”，在青海的一家羊毛厂从事苦力劳动。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她故意使自己显得又老又丑，每天躲在羊群后面剪羊毛，弄得满身羊膻味，让敌人避而远之。
黄光秀得知张琴秋的情况后，开始想方设法进行营救。
一天，马步芳刚一回家，黄光秀便以妩媚的姿态迎了上去，轻声细语地说：“最近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我想换一个厨子。”
马步芳已经被黄光秀的柔情所迷惑，立刻答应了她，还让她自己去寻找一个厨艺更好的厨子。黄光秀连连点头。
黄光秀立刻赶到羊毛厂，找到了“苟秀英”，邀请她担任新的厨子。
“苟秀英”的到来为被俘同志们带来了希望与力量。他们在厨房里，悄悄分析战争形势，商讨如何与敌人展开斗争。
不久之后，西路军中有人背叛，告诉马步芳：“张琴秋就在西宁城。”这导致马步芳在城内四处张贴通缉令，还对城内的红军进行严刑逼供。
黄光秀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她必须尽快想办法让张琴秋安全离开这里。她想了很多办法。
一天，黄光秀对马步芳说：“苟秀英身上长了一些东西，非常臭，你还是让她赶紧离开，以免传染给其他人。”
马步芳听后立刻同意了，于是，张琴秋就这样成功逃离了青海。
作为马步芳的小妾，黄光秀一直不被他的儿子马继援接受，甚至怀恨在心。有一天，他对马步芳喊道：“你是让她自己走，还是我来杀了她。”
面对儿子的无理取闹，马步芳也束手无策，只好把黄光秀送回四川。
而此时黄光秀无法联系到组织，只能独自在外流浪，后来，为了生活，她不得不成为烟花女子。
不久后，她被一个军官看中，帮她赎了身，然后一起前往重庆，住在一家旅馆。然而，不知从哪里来的刺客，将军官和黄光秀一起刺死在旅馆里。
黄光秀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十几岁的年龄，死后甚至没有人为她安葬。
黄光秀的故事确实令人感动和敬佩。年纪轻轻，她却心怀大义，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民族信仰和必胜信念而奋斗。

物质上的困难根本就不叫困难。真正的难点是你如何让几万人心甘情愿的跟着你走完这25000里。
啥意思呢，相当于，让你带着3万人，不发工资，没社保，伙食住宿自理，材料自备，不给图纸，770工作制，没安全措施去工地干活一年半起一座奥运主会场。

两万五千里长征，不说别的，就是距离而言都得吓死人
雪山沼泽地干旱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足以证明

看过一本书上写的：农夫看到一个高个乞丐带着一群乞丐从草地里面钻出来。

1935年2月10日中午，中革军委在扎西镇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四合院坝子里召开了100多名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初建时期共有官兵400多人。
经过将近两年的浴血奋战，
1937年1月，游击纵队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在川滇黔边20余县与敌军浴血周旋、激战近两年后，终因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在敌军重兵连续“围剿”下被打散，几乎全军覆没。纵队发展的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到1947年2月，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党百年·红色记忆】?永不磨灭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1937年被打散了。
解放大西南后的一天，当地的解放军部队接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报告。几位穿着陈旧农民服装、手扛着老式枪械的中年人出现在了他们的营地外。他们自称是由中央红军派出，自1935年2月18日经周恩来亲自下令独立以后，一直在川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
他们的出现就像从历史的缝隙里钻出来。此前，没人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而出现的这几个人，不但讲出了他们的战斗经历，执行敌后工作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保留了当年周恩来签署的独立作战命令和部分文件，由此得到确认。
此后经过调查确认，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危急关头，决定分散突围到云南、贵州建立支队。尚有一部分留在川南打游击。
贵州游击支队在阮俊臣、赵文海的带领下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坚持战斗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敌人调动重兵对贵州游击支队进行“围剿”，支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川南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5年，最终因为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而告终。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为了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纵队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秋，特委和纵队领导根据洛柏林特委扩大会积极组建地方革命武装的精神，决定指派殷禄才返回郭家坟，将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为“云南游击支队”，正式任命殷禄才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长，配发10多支枪，指示殷禄才以威信为中心创建郭家坟一带农村根据地。---《云南支队斗争史略》
这支部队坚持斗争了12年。
1947年2月，各路敌军倾巢出动，开展了对云南支队的全面“围歼”。
3月19日，政委陈华久不幸中弹牺牲，队长殷禄才打剩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
坚持敌后斗争长达12年之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以他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惨烈壮歌结束了它光荣的历史。---《云南支队斗争史略》
这支部队在历史上曾经得到过不公平对待，直到198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下、经多方反复查证，最终得到了公正的结论，正式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
敌后斗争非常残酷，云南支队拿着十几条枪组织发展，能够在敌后坚持斗争十二年，殊为不易。没有坚强的信念，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是做不到的。
整个西南革命斗争史，得到极高荣誉的是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但是这些战斗在深山老林，边远地区的游击队，就少人知晓了。因为敌后斗争的特殊形式，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土匪，忍受了不白之冤。
红军难，这些战斗在敌后的游击队更难。敌军围困，外无援兵，信息闭塞，每天都在战斗，各种困难多到无法想象。
云南省工委派到镇彝威开展地方工件的中共党员陈季伯、方在光，曾以教书为掩护到达扎西；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为寻找民主联军将工委机关搬到威信长官司。两省地下党组织都在设法与云南游击支队取得联系，但因反动当局阻挠和七十师发起“围剿”而未能达到目的。
就是因为始终没有联系上，所以很难确定组织关系。在没有上级组织的领导下，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他们坚持战斗？
铮铮铁骨，奋斗不止。

我希望历史能给他们以更公平的待遇，呼吁当地政府，给他们建个碑，以告慰英灵。
他们是：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贵州支队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川南支队

非常难，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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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两位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对外宣称：长征路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里程的三分之二，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即12000里）。
果然，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引起舆论风暴。但只要推敲两人的行程，就能轻松地发现它与当年长征路的显著区别，并不属实。
长征的难度肯定很大，但到底有多难？就要仔细分析了。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历时整整一年。行程25000里，也就是12500公里。一年12个月，平均每月要行军1041公里，每月30天按计算，相当于每天平均行军35公里，也就是70华里。如果中途要打仗，要修整，那就会停下，或者行军速度放慢。比如在遵义举行会议，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等，还有湘江战役，土城战斗，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强渡乌江等战斗，这都会迟滞红军行军。如果把这些耽搁的时间算为一个月，那么，红军每天行军就得76华里。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雪山草地，每天行军76华里，这是非常艰难的。更别说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了。

长征啥难度,平均每人20多发子弹连续作战十个月,就这还攻克了700多个县城,也就是遇到了东北的榜一大哥打赏才缓一缓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运输大队长不是第一赞助人这个军阀才是榜一大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红军艰苦作战的结果,也是中央军和各路军阀赞助的结果,红军三大主力绝大部分的吃穿和弹药都是他们资助的.那么谁是榜一大哥哪？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凯申物流，想到运输大队长常总裁，但他还真不是红军长征路上的，而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人。

其中三军团是绝对的主力，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拥有步马枪6992支、短枪1052支，重机枪102挺，轻机枪105挺，冲锋枪132支。迫击炮8门；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拥有步马枪6813支、短枪857支，重机枪102挺，轻机枪70挺，自动枪28支、冲锋枪37支，迫击炮8门，两个军团的重机枪和迫击炮都超过全军的半数。红军部队中一、

三军团是绝对的主力，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拥有步马枪6992支、短枪1052支，重机枪102挺，轻机枪105挺，冲锋枪132支。迫击炮8门；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拥有步马枪6813支、短枪857支，重机枪102挺，轻机枪70挺，自动枪28支、冲锋枪37支，迫击炮8门，两个军团的重机枪和迫击炮都超过全军的半数。

红一军团的本钱中央军赞助了很大一部分，在长征开始前的温坊之战中红一军团是主力，得到的战利品是“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十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此战的绝大多数战利品都划归了红一军团，所以红一军团的轻机枪数量才比红三军团多出三十挺（迫击炮应该是上缴了军委，作战是需要军委派出支援）。但在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到了以中央军为首的26个师的拦截（中央军有十几个师），损失了六成以上的兵力和装备，弹药和装备都“还给了”中央军。在整个长征中中央军都有绝对的人力和火力优势，红军三大主力从他们身上赚取的弹药和装备并不是大头,红军在毛儿盖之战,击败胡宗南所部就只得到了机枪19挺/长短枪200多支,缴获了没法使用的飞机一架。

中央红军的长征进行了380余次战斗，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攻占700多座县城，以不到2000发子弹的代价就夺取了一个县城，可谓是效率惊人（如今某东欧大国可是2000发炮弹都打不死一个敌人）。中央红军夺取的县城大部分都不是中央军的地盘，中央军的损失相当有限。

这些县城穷富不一，比如遵义之战红军就缴获了枪支1000多支，轻重机枪数十挺，子弹十万发，一战打得王家烈几乎吐血。因为王家烈的嫡系第25军（辖第1、第2师，第5、第6旅、独立旅、特务团、炮兵团、特科训练处、宪兵营）只有卅节重机枪43挺，轻机枪8挺，各种迫击炮41门，各种步马枪1.5万余支,和红军比起来,王家烈反而是叫花子.红军也看不上王家烈的装备,缴获黔军的子弹和枪支往往销毁不用.中央红军还看不上川军刘文辉等人的装备,因为刘文辉所部的机枪比例也不如红军.

真正给红军赞助最多的还是东北军,它才是红军长征的榜一大哥.东北军拦截过红25军,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还进攻过陕北,是红军三大主力的老熟人.它给红军送装备非常大方,劳山一战就“送给”红军轻重机枪304挺，火炮20门；直罗镇之战东北军的老铁又“刷”了176挺机枪，外加8门迫击炮。

张学良的东北军送给红军的火炮和机枪数量的三分之二,子弹超过百万,是地道的榜一大哥.可惜的是,他送给日军的装备更多……

红军时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最难的就是长征。
狭义上来讲，长征是第一代领导人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奋斗记忆。
广义上来讲，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的核心精神；放大到整个华夏文明史上看，也堪称精华。
所以80多年过去了，研究长征精神的人络绎不绝。话说回来，长征精神的核心支柱还是教员。
长征途中的每一步都不容易，要说最难的一段，肯定是在湘江之战后到遵义会议之前那段，那也是教员一生中最失落的时间段。
遵义会议之后，教员回到了核心领导岗位；随后有了四渡赤水，红军获得新生。

教员生、长于华夏文明历史低谷，一辈子都在负重前行
他为中国人解决了很多难题，比方说腰杆子软的难题、枪杆子弱的难题等等。
他一辈子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但要说长征中难点最多的地方，肯定是在四川。
为什么是四川
纵观华夏文明史，主干部分起源于黄河流域。
中国的政治中心，绝大部分时间在黄河流域。
历史大一统的王朝，基本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向长江流域完成统一。只有明朝的朱元璋，以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完成统一。但随后的靖难之变，朱棣又从黄河流域打到长江流域。
中国的经济中心，唐朝之前在黄河流域，唐朝中期便转移到长江流域。
中国共产党原本诞生于长江流域，长征之前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但并不顺利；无奈之下开启了史诗般的长征之旅。
共产党长征，相当于把活动中心从长江流域转向黄河流域，并且以黄河流域为基础，完成整个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国大历史的趋势非常契合。

中国历史上的四川，特别乱。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这并不是说说，而是历史常态。
四川乱，便是天下大乱的征兆；四川太平，也便是天下天平的征兆。
四川为什么会如此特别？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四川的地缘。
1、四川省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跨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无与伦比的云贵高原、险峻无双的横断山脉、灵秀异常的秦巴山地。
这些奇险之地现在都是旅游、观光、探险的好去处，但是在当年都是易守难攻的战略屏障，很容易割据为王；同时也是阻碍红军长征的山河天险。
2、夹在山地之间的四川盆地，丰富的物产保障了军粮储备。战国的秦国因为控制了四川盆地，就能统一天下。三国的魏国没能控制四川盆地，统一天下失败。
——争霸天下，就要拿下四川盆地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3、作为仅有的两个地跨长江与黄河干流的省份之一（另一个是青海），不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的动荡，都很容易传导到四川，各方势力都想去争夺四川盆地的丰富物产。
近代历史上的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起乱，四川就会特别乱。
对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正是在四川从长江流域转入黄河流域，完成长征途中战略性跨越转移。

红军长征在四川有三大特点：
——花的时间最长。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月进入四川；
红二、红四方面军直到1936年8月才走出雪山草地；
三大主力在四川历时1年零8个月。
——走了最多的地方，69个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转战地域达30余万平方公里，总里程达21000余里。
——打仗最多，土门战役、松潘战役、阿坝战斗、毛尔盖战斗、包座战斗等，都曾影响红军的前途和生存。
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才能明白四川为什么那么乱，才能明白红军在四川要面对多少难题。
如果把红军面临的困境分解，大致可分为：蒋系中央军、四川军阀与四川的山河天险三层。
这其中的每一层困境都压力山大。
三层压力结合起来，足以让历史上绝大部分的起义队伍灰飞烟灭；但是红军顶住了。
作为中央红军核心人物的教员，除了要解决红军面临的三层外部困境之外，还有来自野心家张国焘的内部挑战。
相比外部压力，张国焘更危险。
那么教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
对付蒋系
红军之所以长征，皆因蒋系中央军。
孙中山晚年推动国共合作，原本一切顺利。但蒋介石偏偏为一己私欲搞清党，硬生生地逼迫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随后又不顾一切围剿红军。
作为近现代历史上最精明的人物之一，蒋介石的那些手段对旧军阀、新军阀以及大部分中共高层（如张国焘）都是无往不利；但是对教员，始终棋差一着。
蒋介石对红军的胜利，恰好是教员被排挤的那段时间。他的如意算盘是把红军消灭在贵州。但关键时刻，教员在遵义会议复出，带领红军四渡赤水。
对教员来说，初次带领中央红军入川，缺乏根据地支撑；首先就要应付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没能把红军消灭在贵州，蒋介石很生气，但并不沮丧。从蒋介石角度看，把红军逼上长征之路，也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为此他做了两套计划。
第一套计划：把红军消灭在四川。
为对付红军，蒋介石放任日军在华北地区扩张。
1933年，为围剿红色根据地；蒋介石政府和日本签了《塘沽协定》。
1935年夏，为集中力量围剿长征中的红军（正好在四川），蒋介石政府又和日本签署《何梅协定》。
蒋介石的偶像是曾国藩，他希望像曾国藩消灭太平军那般消灭红军。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之后，便发生内乱。翼王石达开离京出走，就是在四川大渡河畔被消灭。蒋介石想让朱毛领导的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朱毛究竟不是石达开，红军也不是太平军。
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继而以玄之又玄的办法渡过大渡河，让蒋介石的算盘再次落空。
为什么教员总是能战胜蒋介石？飞夺泸定桥就是典型案例。
1935年5月26日上午，教员、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位于雅安石棉县的安顺场渡口，试图横渡大渡河。
当时大渡河边只有三只渡船，红军又在下游找到两只船，运载工具严重缺乏；加上河水湍急，行船困难；仅靠这5条小船来回摆渡，大部队要20天才能全部渡河。
国军不可能给红军那么长的时间，让他们从容渡河。
关键时刻，红军在当地找到一位叫宋大顺的老秀才。他告诉红军，大渡河向上三百多里处有座康熙时期建造的铁索桥，叫泸定桥。
兵贵神速，教员果断决定兵分两路：
红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
红二师、一军团团部、五军团组成的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二师四团作为前锋，抢先攻占泸定桥。
5月28日凌晨，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从石棉县田湾乡什月坪出发，在离泸定桥还有240里的地方接到林彪、聂荣臻飞夺泸定桥的作战命令。将士们顾不上煮饭，吃生米、喝冷水，经过昼夜240里的急行军，于29日早晨6时占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河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在红军抵达前已把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悬空的铁索。
29日下午4点，战斗开始。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另一说是21）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

川军原本以为红军不可能渡过去，眼见红军突击队员接近桥头，便放火。
突击队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巷战。
一群窝里横的军阀兵油子哪见过如此阵仗，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被击溃。
红军顺利渡过泸定桥天险。
狭路相逢勇者胜，教员领导的军队之所以能战胜蒋介石领导的军队，除了群众基础搞得好，除了战略战术略胜一筹，关键时刻的勇气也占据极大优势。
这点在后来的孟良崮战役、塔山战役等经典战役中一再重复出现。
由于泸定桥战役过于传奇，以至于后人有人怀疑其真实性。
因为这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其实怀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军由此在大渡河赢得重生。
正如教员在那首《长征》里说，“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听起来像诗人天马行空般的浪漫主义文体，其实是现实主义白描。
军阀障碍
红军进入四川之后，蒋介石的第二套计划，便是蒋系中央军以围剿红军的名义入川，把盘踞在四川多年的各种军阀一并解决。
前文说到四川很乱。所谓的乱，通常有两个标志，土匪和军阀。
中华帝国史上，西南土匪自古以来就声名显赫，从没有被剿灭过。
直到抗美援朝，解放军才彻底解决那里的匪患。
至于民国时代的四川军阀，比土匪还有名。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各实力派就开始搞割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的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大约23年时间里，四川地区“发生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
四川军阀的战争特别有特点，每次战争胜利者从不做穷寇之追，不赶尽杀绝，相反会做另外三件事：
第一，拜望败将的父母，把他们安顿好；
第二，打电报给失败者，告诉对方自己不再追赶；同时又告诉失败者，他的家人平安无恙，说“伯父母大人，当小弟侍奉”之类的话；
第三，进城安抚百姓，赐予恩惠，假装发扬胜利者的气度。
简单说就是很在意颜面、很意义气，战争烈度不大、破坏也不大。有时候居然会去观战，跟现在看足球比赛一样有瘾，起哄架秧子的劲头，凑凑热闹。
为什么四川军阀之间如此客气呢？是因为大家都是围绕四川盆地经营，都是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大家不太了解，可以看看清末民初的四川军校。
1903年，川督岑春煊开办了四川武备学堂。
岑春煊的继任者，川督锡良于1906年创办陆军小学堂，原址就是四川武备学堂。
锡良的继任者，川督赵尔巽又在1907年开办陆军速成学堂，原址是陆军小学堂。
这些军校都在成都北较场，换一任总督换一个名字。
辛亥革命后，尹昌衡、熊克武、杨森均在成都北较场开办过陆军讲武堂。
换句话说，清末民初的四川军人，基本上来自同一个地方。
大家要么老乡，要么同学，要么老乡兼同学，自然不会在战场上真的去拼命。

同理，因为这些军校的存在，再加上四川特殊的地缘结构，军阀便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
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王陵基、田颂尧等实力军阀都曾名动一时。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刘湘。
四川军阀虽多，却盘根错节。
他们内部闹起来很热闹，但对外来者很警惕。
对军阀们来说，蒋系中央军和红军都是外来者。
只不过蒋介石挂着中央的名头，且势力巨大，军阀们不敢明面上反对而已。
为了阻止蒋系中央军入川抢夺权力，所以他们也拼命阻挡红军入川。红军在贵州那会儿，之所以没能直接向北入川，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那里有军阀严防死守。
当然凭军阀那几把刷子，不可能阻挡红军入川。教员指挥红军绕了一个弯，便顺利进入了四川。
从教员视角来说，盘根错节的军阀虽然战斗力不咋地，但如同密密麻麻的地头蛇一样麻烦，短时间内很难解决。
原因一，红军进入四川后，因长期作战而缺乏修整；难以把军阀们消灭或收编。
原因二，红军缺乏根据地支援。军阀地头蛇的排外性，他们不希望红军在当地扎根威胁自己，只有配合蒋系中央军，和红军对着干。
精明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渗透四川的机会，趁机派遣行营“参谋团” 和上官云相等部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并趁机收编了一部分四川军阀的军政大权。
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能拿到四川的部分军政大权，要感谢红军。
但说实话，不管是蒋系中央军还是四川军阀，他们之间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盘，而不是国家利益优先。
当时日军已经威胁到华北，他们还在为自己的利益搞内斗，格局太小。
当时真正心中有家国情怀的还是教员领导的共产党。早在进入四川之前的遵义群众大会上，教员就亲自宣讲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充分证明了其眼光与格局。
那么教员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局面呢？
他并没有把四川军阀放在眼里，也没想过在四川落脚和军阀们争地盘，而是要战略性北上。
红军三大方面军主力中，教员率领的中央红军最早离开四川（1935年9月），在黄河流域开枝散叶。
所以历史选择教员是必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斗不过教员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有教员的眼光和格局，比方说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就看不清。
1935年6月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又选择南下，思维格局和蒋介石、四川军阀没有区别，所以最终被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们揍得满眼星星，灰溜溜地北上。
山河天险
除了蒋系和军阀，红军面对的第三个敌人便是山河天险。
除了各种大山要翻越、大河要横渡；最难莫过于爬雪山与过草地，其难度不下于对付拿枪的敌人。
以爬雪山为例，由于红军之前主要在长江中下游活动，很多人根本没见过雪山。
加上当时又是夏季，行军打仗过程中物资不足，爬雪山遭遇的困境可想而知。
当时一位叫胡军的师级军需处长（管物资的），壮烈牺牲在雪山的严寒中。
也就是说，胡军自己就是管物资的，在翻越雪山时却冻死了。
胡军的死充分说明两件事：
其一，红军真的是拿命在拼。
其二，红军真的非常团结。胡军牺牲是因为他把有限的物资给了别的同志。
比爬雪山更危险的是过草地。
由于蒋系中央军与军阀地头蛇的存在，红军的补给非常困难。
过草地时需要借助挖野菜、掘草根、抓蚂蚱，啃树皮、吃皮带、钓河鱼等难以想象的手段解决。
建川博物馆展出红军长征中食用过的部分野菜标本和皮革用品，看了让人心酸。
由于缺乏食物，皮具都要被煮食。
曾有人以“皮带煮后不能吃”来污蔑长征是虚构的，反而衬托出言论者的无知与浅薄。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牧区和农村所使用的皮带大多没有经过工业化加工，即没有硝皮和缩革等工序，仅经过简单的粗加工就使用。
这样的皮带在迫不得已时可以煮了吃。
根据亲历者回忆，长征途中，红军每天行走几十里路，却只能限额分配四两粮。尽管饥寒交迫，却很少有人敢超标。

路过泥潭时，身边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但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决不能掉队。
眼看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总司令朱德让人把自己的坐骑杀了，分给同志们做口粮。
朱德还号召大家“尝百草”，从草地上找出一些无毒的野菜、野草果腹。
但食用野菜有中毒的风险，这时候张思德总是挺身而出。
朱德警卫班长张显扬回忆张思德尝百草中毒的情景：战士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野萝卜，试图去吃，张思德一看不对，夺过来自己先尝试，不久便全身无力，出现了腹部绞痛、呕吐等症状。随后一头栽倒在地，失去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相当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长征之后的张思德成为劳动模范，并为此献出生命。
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的挑夫因又冷又饿而滑倒在了河里。警卫员顾玉平等人赶紧把他救起来，大家烧起火想让他暖和过来，但是那位同志最终不幸牺牲。邓颖超本人也因为骑的马受惊，掉进了沼泽地，被大家救了起来。
当时红军有多难？
周恩来身体一向硬朗（数十年连轴转地工作），但也在长征途中病倒了，发烧到迷糊。根据警卫员顾玉平回忆，有天晚上，邓颖超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173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穿越松潘草地是当时红军北上唯一选择，松潘草地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草地上气候恶劣时而风雪，时而冰雹天气变幻莫测，凶险无比
每年的5月到9月是草地的雨季，红军在这个季节进入了草地，没有树木，没有石头，苍茫无边的草地上几乎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草地上战士们想烧火取暖，但是却打不着火，哪怕火打着后也不敢随便让它灭了
战士们顶着可以挡雨的布相互靠着，因为寒冷，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
老红军康立泽说：“这个（场景）看得让人难受所以我们只好是挥泪惜别战友”

但是在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来安葬战士们
当时红1团的团长、营长和侦察参谋的回忆录上都写着：
过草地每个人会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士们牺牲后，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牺牲的地方，那一路蜿蜿蜒蜒的树枝，被称作“拐棍碑”
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
红军过草地时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气候的恶劣，还有断粮
茫茫草地，几百里没有人，烟野菜没有了，路也踩烂了
在那时，彭德怀同志说将 6 头大黑骡杀掉，把肉全部分发给部队，饲养员下不了手，彭德怀同志生气地说：“这时候人比骡子重要！”
骡子杀了后，彭德怀规定军部不许留肉下来，肉全部都分到了下面部队，彭德怀同志自己一口肉也舍不得吃
这些黑骡救活了很多红军战士，有的时候一口肉汤就能让人坚持下来
红军用坚强的意志，挑战生命极限
作为长征史上最艰苦的象征它们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可见当时红军面临的危险！
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队伍，基本上可以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经历如此艰难险阻而不灭的军队和政党是不可阻挡的，也只有这样的军队和政党能经历长征这般考验。
不仅是政党和军队，任何一个人经历如此之多的考验，也能顶天立地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不论是蒋系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阀，都无法在敌后生存。
唯有共产党的队伍，不仅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还能发展壮大。
所以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产党的队伍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挡住美国强大的炮火。
但对当时的教员来说，最大的危机来自爬雪山与过草地之间的那段时间。具体来说，就是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之后干得那些事。
内部危机
教员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以迅速果断的方式处理了张国焘制造的复杂问题。
教员和张国焘的博弈过程可能会有些敏感
懋功会师是我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胜利，但是红四方面军一号人物张国焘却在会师后提出了异议，而张国焘接下来的操作更是完美的体现了这个人对权利的渴望。
6月17日，张国焘给中央发电，提出了“两军会合后西进，向青海、新疆地区发展”的主张，张国焘的这一主张与中共中央北上的计划产生了分歧。

懋功会师
6月24日，毛主席等人离开了懋功继续北上，当部队到达两河口时，他认为红军内部坚决不能带着分歧继续前进，否则这将会是长征路上的一个重大隐患，与是毛主席亲自邀请张国焘来两河口参加会议。
会议决定在一个叫扶边的小村庄举行，主要商讨接下来红军的路线问题。由于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战士们仅仅搭设了一个帐篷，作为会场。
会议当天正好赶上下大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数千名红军官兵在大雨下列队等候张国焘的到来。到了中午，张国焘总算骑着一批白色的军马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身边簇拥着三十多名警卫人员。
张国焘象征性的和毛主席握手，然后走进了帐篷，此时他的心里早就已经产生了夺权的计划，毕竟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实力是要强于红一方面军的。
张国焘是我党的元老级人物，是中共一大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毛主席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张国焘就已经是一名学生领袖，在李大钊的引荐下，张国焘和毛主席曾经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但是因为两人都忙于公务，所以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张国焘与党内的许多领导人也有很深的交情，在南昌起义之前，他就认识了朱德、和周恩来。后来被组织派往了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认识了洛甫、王稼祥等人。
回国后，张国焘担任了鄂豫皖苏区领导人，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带领下，日益强大，成为了红军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但是在建设根据地时，张国焘的权利欲望开始显现。
张国焘为了排除异己，在鄂豫皖根据地内大搞“肃反”，据徐向前回忆：“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

毛主席和张国焘
由于未能抵挡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转战川陕，总指挥徐向前力挽狂澜，为红四方面军保存了1.5万人的有生力量，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发展壮大，人数直接达到了8万人。
张国焘来到扶边村后，看到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后，试探性的问周恩来：“现在中央红军还有多少人。”
周恩来和张国焘打过几年交道，深知他的为人，于是夸大了当时中央红军的实力：“满打满算，大概有三万多人吧。”
实际上，中央红军自从撤出中央苏区后就一直遭受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再加上刚刚翻过夹金山，人数从最初的的十万锐减到了不足两万。
在两河口会议中，诸多领导人极力调和张国焘的主张和党中央北上陕甘宁的计划，力求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会议决定，巩固川西北的川康根据地，同时抓紧时间集中兵力攻打战略要地松潘，从而打通北上的道路。
会议仅仅增补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并没有解决两个方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区区副职显然是不能满足张国焘的欲望的。
心怀不满的张国焘私下里找到了朱德、博古等人询问中央的情况，并向他们解释自己西进计划的军事意图，并试图拉拢各个军团的军团长，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行动，甚至还使用了贿赂的方式。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身正气，对张国焘的行为嗤之以鼻，张国焘走后，他在军中宣传“要坚决拥护中央的主张”。

彭德怀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张国焘，比如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好在当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坚决反对张国焘的主张，为此林聂二人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当时的林彪还不是个野心家，只是在我红军的路线上与中央产生了分歧。
当张国焘了解到了我党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之后，便对这次会议“挑毛病”：“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局部的军事指挥权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
其实张国焘口中的“局部”二字，言外之意就是说：“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只限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是我说了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大力宣传中央红军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拿出了中央红军在过去几年中失败的军事行动当做反面教材，红军内部的分歧被他无限放大。
中央红军到达卓克基后，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慰问团，但是慰问团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后却遭到了冷遇。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的陈赓也被迫离开了红四方面军的活动区域。
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期间被张国焘关押的红军将领曾中生为了向中央表达自己的冤屈，曾经给中央写信，但是这封信最终被张国焘发现，曾中生在卓克基被秘密处决。
曾中生是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曾经著有《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诸多军事著作，为我党早期的军事行动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之后张国焘步步紧逼，7月9日，他控制之下的“中共川陕省委”直接给中央发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改组中央军事领导集体，要求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曾中生
电报的结尾还不忘留下“立复”二字。省委给中央发报，要求“立复”，这在我党的历史里几乎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红军进入毛尔盖后，制定了松潘战役的作战计划，这次战役本应该由实力更强的红四方面军担任主攻，但是张国焘却坐地起价，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逼宫，要求立即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想夺取军权。
7月18日，政治局常委在芦花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中陈昌浩提出，任命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被拒绝。
但是党中央并没有采纳陈昌浩的意见，而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军委常委。
其实当时红军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总政委发起的，所以从本质上讲，张国焘已经达到了他的夺取军权的目的。
“你永远无法喂饱一个贪婪的人”，如果说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可以看做是中央对他的一次妥协，张国焘接下来的行为可以说是让中央无路可退。
有了军权，张国焘又开始觊觎党权，当时中央政治局仅有8人，他提出增加9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这一次中央直接拒绝了张国焘的这一提议。
虽说中央早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的脑子里只有“权利”二字，并没有执行作战计划。
由于张国焘的优柔寡断，红军错过了最佳进攻时间，蒋介石也看出了松潘县的重要性，在张国焘为了权利明争暗斗之时，就已经派遣胡宗南率军完成了对松潘的防御。
红四方面军对松潘发动了好几次进攻，但是都被国民党军击退。占领松潘的计划因此而流产，此时红军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机，极有可能被困死在四川地区。
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沙窝会议，在红军生死攸关之时，张国焘依然提议红四方面军9名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依然被拒绝。

沙窝会议旧址
军委决定：“穿越松潘草地进入甘南。”这是当时红军唯一的出路。红军被分为了左右两路，张国焘和朱德指挥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军，毛主席领导右路军，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松潘草地。让战士们没想到的是，松潘草地将会是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说是草地，但是这和内蒙古的草原是两回事，这里属于高原湿地，到处是沼泽，泥地上长满了杂草，一旦大意陷入其中，运气好的泥浆仅仅没过膝盖，如果运气不好，整个身体会被泥浆吞没，战友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慢慢下陷，却无能为力。
这片无人区到处暗藏杀机，这里是毒蛇、毒虫的天堂。草地上气候恶劣，时不时就来场雨，早晚温差非常大。
张国焘的权力欲让红军在长征中多走了那段“不得不跨越的死亡之海”草地，多牺牲了那么多英勇的烈士！
人的死亡分为三种：
第一种死亡是你的呼吸停止，心脏不再跳动，这是肉体上的死亡。
第二种死亡是你的葬礼上，所有人都来祭奠，这是社会上的死亡。
第三种死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去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再认识你，了解你，这是精神上的死亡。
如果时间没有尽头，那么人民英雄就会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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