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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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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史
解放战争时期
如何评价中原突围？

简单来说，中原突围是成功的，后续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则是失败了。
中原突围的部队即中原军区，前身比较复杂，主要有：
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1]，是由1939年1月李先念等人领导的河南省委南下部队[2]建立起来的。李先念等人虽然是鄂豫皖苏区出身，新四军第五师也长期叫做鄂豫皖军区，但实际上其基本根据地最初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隶属于湘鄂西苏区的鄂中平原（后来又发展到鄂北、洪湖、荆当远等地），之后才逐渐发展到鄂豫皖苏区（鄂东）、湘鄂赣苏区（鄂东南）的地盘上。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五师已发展到兵力5万人左右，下辖野战纵队（有3个旅）、第一（鄂东的大悟山一带）、鄂皖（鄂东沿江的黄冈、鄂州一带）、鄂南（鄂东南的咸宁、黄石兼及湘鄂赣边一带）、洪山（鄂北的随州、襄阳一带的鄂豫边山区）、鄂中（府河流域的应城、云梦、安陆一带）、襄北（襄河以东、以北的京山、钟祥一带）、襄南（襄河以西、以南的洪湖、江陵、荆门一带以及江南的石华公一带）、豫中（今平顶山、叶县、舞阳一带）、豫东南（今信阳、驻马店一带）等数量众多的军分区。在新四军各师里，也以地大兵多著称，号称“五师人多”[3]。
八路军嵩岳军区[4]，是由1944年9月王树声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总部和太行、太岳等军区南下豫西展开游击战的5个支队、8个团发展起来的。1945年10月，因寡不敌众放弃豫西根据地南下桐柏山区靠拢新四军第五师，此时号称有1.5万人。
八路军南下支队[5]，是由1944年11月由王震等人领导的八路军第359旅编成的。原拟打通鄂豫皖与广东之间的联系，抗战胜利后北撤，1945年10月到达鄂南与新四军第五师重新会合，此时约5000人。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十三（水西）军分区，是由1945年5月从水东（今豫东开封、商丘一带）西渡新黄河进军水西（即新黄河以西以南、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即今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团发展而来的。1945年8月，与在叶县、舞阳、平顶山一带活动的新四军第五师豫中兵团、八路军嵩岳军区第三支队等会师。后随嵩岳军区部队南撤靠拢新四军第五师。
以上诸军在桐柏山区（今南阳、襄阳一带）会师后，合编为中原军区，在1945年10月编组了两个野战纵队（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三个军区（鄂东、江汉、河南军区）[6]。同年11—12月，中原军区集中主力部队展开了桐柏战役，但没能歼灭来犯KMT军队的主力，只歼灭和重创了敌人的几个团[7]。与此同时，KMT军已经调集24个师、8个游击纵队合计约20万人攻入中原解放区，蚕食、分割了中原解放区的大部分辖区，大大压缩了中原军区部队的回旋余地。中原军区部队因歼敌太少、兵力差距较大，不能阻止KMT军继续推进，被迫放弃桐柏战役，向解放区腹地退却。
1946年1月，中原军区上报称，全军区部队合计62000人[8]左右，野战军和地方军各半。
野战军有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下辖第1、2、3旅）主要是由原来的嵩岳军区部队整编而成，另外也编入了新四军第五师野战纵队的第14旅（分编入第1、2、3旅）以及冀鲁豫军区水西军分区部队。第二野战纵队（下辖第13、15、359旅）由原来的新四军第五师野战纵队编成，另外也编入了八路军第359旅。野战军约3万人。
地方军有三个军区。江汉军区由原来的鄂豫皖湘赣军区洪山、鄂中、襄北、襄南军分区组成，下辖独立第一旅和各军分区。鄂东军区由原来的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一、鄂皖、鄂南军分区组成，下辖独立第二旅和各军分区。河南军区管辖信阳、确山、桐柏一带，下辖独立第三旅和豫东南军分区。地方军约3.2万人，其中江汉军区1.4万人、鄂东军区1万人、河南军区0.8万人。
中原解放区表面上辖地甚广[9]，但实则从来就不很巩固，长期是以小块根据地形式与日、伪、顽、游杂、土匪、会党等各种势力在鄂豫皖湘赣广大地区共存，未能建成成块连片的解放区。同华北、华中情况不同，KMT敌后游击部队在大别山、大洪山等地始终有较强的军事存在。1945年8月后，中原军区忙于响应中央号召对外发展、接应河南和湖南的友军，也未把注意力放在解放区内部的巩固上，再加上此地靠近正面战场且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解放区很快遭到二十万以上的KMT军围攻，不断受到蚕食。再加上桐柏战役未打好，到1945年12月时，中原解放区内主要的交通线和城镇均已被敌人占领，中原军区部队被分割在数块面积很小的核心根据地内。
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失去了依托本解放区展开自卫战争打败KMT军进攻的信心，在1945年12月19日提出留5000—10000人在中原展开游击战争、主力向华中解放区（即苏皖边区）转移的计划。12月20日，中央复电同意转移，但要求再在中原坚持一个月。1946年1月2日，中央又来电，批准中原军区第一野战纵队（王树声、戴季英部）向华中解放区转移，但要求第二野战纵队和地方部队留下来继续坚持。
中原军区部队在向东转移的大方针下，主力部队撤过了平汉铁路，军区机关抵达了湖北省礼山县的宣化店镇。各部队、单位人无固志，纷纷开始打包行李准备放弃根据地转移。然而，1946年1月10日下达了停战令，冻结了双方的军事行动，导致中原军区被迫停止转移。除河南军区在桐柏山区坚持、江汉军区在平汉铁路以西各核心根据地坚持外，其余四万余人都挤在宣化店附近方圆不足100里的狭小地区内，实际上变成了蒋军的人质。
此后，蒋军进一步调集兵力，至1946年6月已调集11个军（整编师）26个师（整编旅）和8个游击纵队等30万兵力，修筑了多条封锁线，从经济上扼杀中原军区。中原军区在各方面越来越困难，其领导层内部也为如何转移产生了严重分歧，矛盾不断加剧。
中原军区部队在困难情况下，一面通过中央展开交涉，希望得到KMT军允许撤退到华北、华中或者陕甘宁；一面则被迫精兵简政，复员兵力。至1946年6月突围开始前，先后复员兵力1万人，北送伤员740人，分散转移干部1000余人。至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总兵力已减少到5万人左右。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因在此前得到了KMT军计划在6月26日展开攻势、7月1日展开总攻的情报，开始了中原突围。突围过程如下：
1、李先念、王震等人指挥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第13旅、第359旅、第15旅和干部旅，合计为1.9万人，在6月30日突破平汉铁路；留置第15旅第43、44团接应南路军后，以其余部队合计1.5万人[10]，向南阳、安康、商洛方向突围。7月11日，北路军抵达内乡、淅川一带，因追兵较多，决定分兵两路行动：李先念率领机关、第13旅和第15旅第45团为约8000人为左翼，王震率领第359旅和干部旅约7000人为右翼，分别向宁陕、柞水进军。7月13、14日，左翼、右翼军分别强渡丹江。7月17日，左翼军突破南化塘（后卫的第13旅第39团丢失[11]），右翼军突破鲍鱼岭。8月1日，左翼军占领镇安。8月2日，右翼军进入商洛山区与巩德芳指挥的陕南游击队会合。至此结束突围，转入建立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在突围中，北路军左翼减员2100人、右翼减员1700人，合计减员3800人，保存11000人左右。
2、王树声、戴季英等人指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2、3旅，合计9000人，在第15旅第43、44团的接应下，在7月1日以1.3万人的兵力突破平汉铁路，经鄂中向鄂西北突围。7月10日，南路军在宜城县流水沟横渡襄河（汉水）时，遭到KMT军截击，损失较大：其中，王树声率领7000余人成功渡河西进，在襄河东岸担任后卫阻击的第3旅旅长闵学胜所部（第2旅第6团主力、第3旅第8团全部、纵队警卫团和机关人员各一部）2500人渡河失败被迫北上会合河南军区部队进入陕南，第2旅第6团副团长孙宗林指挥该团第2营作为闵学胜所部的后卫失散后编入留守江汉军区的江汉支队，第15旅第44团一个营在襄河西岸阻敌时全军覆灭，第15旅第43团一部1000人左右未能渡过襄河后被打散。7月24日，王树声所部抵达房县青峰镇后结束突围，转入建立鄂西北根据地。
在突围中，南路军第一纵队减员800人、第15旅（欠第45团）减员1500人（由2500人抵达鄂西北逆推），合计减员2300人，保存11000人左右。
3、皮定钧等人指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1旅约6000人，在原地伪装主力三天，然后向东突围，牵制敌人的主力。7月20日，第1旅抵达苏皖解放区（即华中解放区）。
突围中，第1旅减员1000人，保存5000人。
4、罗厚福、文敏生等人指挥的江汉军区部队包括独立第一旅和地方部队，合计约7000人。江汉军区主力从6月30日开始由安陆县桑树店向西突围，7月5日、6日渡过襄河，先后攻占宜城、南漳、保康等县，7月18日攻打房县不利，7月22日攻占竹山县，7月30日攻占镇坪县，目标是向过去川陕苏区的核心区域进军。然而实地考察后发现入川道路已被KMT军封锁，8月9日奉命结束突围，转入建立鄂西北根据地，8月27日与王树声部会合；同时，命令江汉支队也西渡襄河到襄西的荆当远地区开辟根据地，仅留极少数游击队继续原地坚持。
突围中，江汉军区减员可以忽略不计，原因是基本没有打什么硬仗。保存7000人。
5、张体学等人指挥的鄂东军区部队主要是独立第二旅，合计约6000人。该旅在远地伪装主力后向东突围，7月17日抵达安徽岳西县冶溪河，7月18日奉命结束突围转入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
突围中，鄂东军区减员700人，保存5000余人。
6、黄林等人指挥的河南军区部队，合计3000余人。该军区就地作战接应北路军突围后，留豫鄂边游击支队1000人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向西突围，7月30日抵达豫陕边结束突围转入建立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于8月先后与闵学胜部、李先念部会师。
突围中，河南军区减员300人，保存3000人。
以上中原军区全部兵力合计5万人左右，在中原突围（1946年6月26日—8月9日）中合计减员8000余人，保存42000人左右。保存下来的兵力约为84%。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突围本身显然是非常成功的。首先，解放区在突围前就已经极度萎缩，根本无法支撑作战，所以突围是必然的，在此不必考虑地盘的损失。其次，突围中损失的兵力仅8000人，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相当少，还上报歼敌万人（姑妄视之），比同期晋察冀军区什么大同集宁、张家口之类的好看多了。比起红军长征初期，则不仅损失较小，而且成建制损失不多，仅有团级部队被打散，营级部队被歼灭。第三，牵制了敌人郑州绥靖公署和西安绥靖公署的30多万大军[12]一个半月徒劳无功，确实对华中和晋冀鲁豫帮助不小。然而，取得这种成功的原因也是很明显的：中原军区各部都以避战为上，以保存实力为第一，歼敌同样只有营级。这样做显然存在副作用，那就是敌人并未受到重创，依然继续尾随中原军区各部，所以突围后各部在转入建立新根据地时就陷入了困境。
1946年8月，中原突围部队除皮定钧等指挥的第1旅（5000人）转入华中野战军外，其余37000人均在各自位置转入了新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在豫鄂陕（陕南、豫西地区），有北路军保存的11000人、第一纵队闵学胜部2500人、河南军区黄林部2000人，还有陕南游击队1000人，合计16500人。其中，第359旅3600人因在镇安、柞水、宁陕被胡宗南部缠住，难以展开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在8月20日决定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就此离开了陕南；干部旅在7月27日解散后，500人随第359旅北上、1000余人归建，其余人被打散；第15旅主力1300人在9月中旬归建。这样，实际上参加豫鄂陕根据地创建工作的约有14000人。1946年8月3日，豫鄂陕军区成立[13]，该军区先后组建了五个军分区和两个野战纵队。9月24日，区党委成立。
在鄂西北，有南路军保存下来的7000余人和江汉军区的7000人，合计14000余人。其中，第15旅主力1300人在9月北调豫鄂陕，实际留下来参加鄂西北根据地创建工作的约有13000人。1946年8月27日，鄂西北军区、区党委成立，鄂西北军区先后组建了五个军分区和一个野战旅。
在鄂豫皖（中原军区故地），有鄂东军区部队5000人左右、豫鄂边游击支队1000人以及几个中心县委、县委的游击队合计约1000人，还有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数百人，合计7000人以上，坚持游击战。
1946年9月，追剿中原突围部队的15个整编师32个整编旅KMT军，有很大一部分因全面内战的爆发而被调往其他战场。KMT军继续投入清剿的兵力主要有：
在豫鄂陕地区有8个整编旅和保安团，兵力5万人以上（后逐步减少）；
在鄂西北地区有9个整编旅和保安团，兵力6万人以上（后逐步减少）；
在鄂豫皖地区有6个整编旅和保安团，兵力4万人以上。
鄂豫皖地区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先陷入困境。至1946年12月，我军已全部分散为小游击队形式坚持，总兵力仅剩下1000人左右，即减员6000人（或85%以上）。后因敌人陆续调离，力量才得以恢复，至1947年8月刘邓大军抵达大别山前夕发展到了1200人。
在豫鄂陕地区，第359旅在8月20日决定离开陕南北返陕甘宁边区，8月29日王震率领第359旅主力（旅部、第718、719团）1414人抵达陕甘宁边区，9月1日副旅长徐国贤率领第717团抵达陕甘宁边区，合计保存1860人，从陕南北返陕甘宁过程中减员高达1750人之多。另有随队干部400多人抵达陕甘宁边区，第39团第3营70人也在9月12日抵达陕甘宁边区，因此陆续抵达陕甘宁边区者总共保存兵力2300人左右，即减员超过40%。
豫鄂陕军区则在1946年12月陷入困境，在1947年1月组建了第1野战纵队，由原来45团、37团、38团、39团、军区警卫团和河南军区7团及陕南游击队等部队组成，约5000人，转战至豫西卢氏县一带，最后在2月20日渡河北返太岳解放区，保存约3800人。3月6日，留在陕南的原第43团、44团、8团、6团（欠2个营）等部队组成第2野战纵队，约3300人，也转战到豫西卢氏县一带，最后在3月19日渡河北返太岳解放区，保存约2700人。上述两纵队在山西晋城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下辖第34旅、35旅，保留第37、38、39、45、7（河南独3旅）、8团，连同随李先念等在1946年12月以后从陕南转移到延安又在1947年4月以后来晋城的500人，合计保存7000人，即在创立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失败）中合计减员7000人（或50%）左右。[14]巩德芳等1000人继续留在陕南坚持游击战[15]。
在鄂西北地区，1946年9月中旬第15旅主力北上陕南归建，9月22日派李人林率领江汉军区独立第1旅第1团主力500人东渡襄河返回江汉军区故地展开游击战。结果，李人林会合河南军区豫鄂边游击支队等部兜大圈子得到发展，而留在鄂西北坚持分散兜小圈子的鄂西北军区主力却在12月陷入了困境，至12月7日只剩下7000人左右[16]。12月，军区野战旅主力第7团被打散，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军区警卫团一部北上搜集第7团等各路残部，集结兵力1000人左右。1947年1月，鄂西北军区残余部队全部被压缩到第四军分区的荆当远一带。2月4日，鄂西北军区决定分散突围：王树声等领导人化妆离队转移，罗厚福率800人留守鄂西北，张才千率领第4团等1300人、杨秀坤率领第5团800人分两路东渡襄河准备与李人林部会师，刘昌毅率部去大别山；以上合计也只有不到4000人，较之半年前开始建立根据地斗争时已经减员9000人。最终，张才千、李人林部在2月27日会师成功，组成江南游击纵队，5月下旬又回师鄂西北会合罗厚福，组建中原游击纵队，6月12日抵达豫皖苏军区[17]改编为中原独立旅，合计保存3000人，12月同中原突围部队北路军、豫鄂陕军区改编而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会师；刘昌毅部抵达皖西大别山区，会合当地游击队以及新四军第2、7师留在大别山区的部队，1947年5月在安徽潜山县组成皖西人民自卫军，保存2000人[18]；杨秀坤部渡江失败后拟取道大别山区向豫皖苏军区转移，结果在1947年4月在鄂东被保安团多次伏击后彻底打散。以上鄂西北军区合计最终保存约5000人，若扣除皖西人民自卫军中鄂东军区独立第2旅和新四军第2、7师来源的部队，则保存约4000人，即在创立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失败）中合计减员9000人（或70%）左右。
可见，在创建根据地阶段（1946年8月—1947年6月），中原军区突围部队是遭到了失败。不但从37000人减员到15000人即减员了22000人（或60%），而且未能建立任何新的根据地，仅在各地留下6000人[19]左右的游击队。除了客观因素如兵力众寡悬殊、陕南和鄂西北地瘠民贫、抗战时期KMT在鄂西北经营多年根基较深等之外，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突围部队错误地套用了抗日战争经验，把兵力高度分散成小部队来展开游击战；忽略了创造根据地初期必须集中一定的兵力，至少也要足以歼灭敌地方保安团队并震慑敌人的围剿部队[20]。分散兵力兜小圈圈的结果，是各部队难以获得安定的环境来作群众工作，在陌生的环境中更难立足，从而陷入了越分越弱、越弱越分、拖疲拖瘦的恶性循环，最终难以渡过1946—1947年的冬天。尽管这一阶段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在豫鄂陕、鄂西北和鄂东三地区仍然牵制了部分敌人（10—20万兵力），策应了其他解放区的战略防御敌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但是作用越来越小，自身的损失越来越大，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同成功坚持到战略反攻的豫皖苏、苏北、苏中等军区[21]相比差距较大。
中原军区突围部队，最终保存20000人左右，占1946年1月兵力的三分之一、1946年6月突围前兵力的40%，即：
第1纵队第1旅，保存5000人，后发展为PLA第61军第181师；
第2纵队第359旅等，保存2300人（其中第359旅保存1860人），后发展为PLA第2军第5师；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保存7000人，后发展为江汉军区（第二次）；
中原独立旅，保存3000人，后编入江汉军区（第二次）；
皖西人民自卫军，保存2000人，后编入皖西军区；
大别山各中心县委游击队等部，保存1200人，后编入鄂豫军区、皖西军区。
总的来看，中原突围（1946年6—8月）本身是成功的，但是突围前的自卫战争（1945年8月—1946年6月）时期和突围后的创建新根据地时期（1946年8月—1947年6月）则有相当的多的教训可总结了。中原军区的战略位置孤立、根据地也不够巩固、敌人空前强大，应该说在敌人的围攻下一时之间损失全部或者大部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其领导人在自卫战争阶段和突围后创建新根据地的阶段能够采取更正确的政策，那么造成苏中、苏北、豫皖苏那样的局面也即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直到我南线主力在47年下半年的战略反攻则仍是可能的。
参考^虽然名为新四军，但从1942年7月起就由中央直接领导。1945年8月以后，政治上设有中原中央局（起初称鄂豫皖中央局），军事上设有中原军区，行政上设有中原行政公署。^当时，河南省委东进部队则发展为后来的新四军第四师淮北、豫皖苏根据地。^也有说“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五师地多、七师钱多”。^又称八路军河南军区、河南人民抗日军。^又称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中原军区为一级军区，对应中央局；下属的三个军区为三级军区，对应区党委。^包括第47军第127师第381团、第4游击纵队、第69军第181师第524团、第10军第20师一部等，合计大约5000人。^跟上面抗战胜利后的巅峰兵力对比，可见已经减员万人。当然此时减员的大部分应该是新招募、收编的游杂部队，因倒戈、编遣、解散而导致减员。^1945年8月后号称根据地人口1500万（一说2000万），实际上真正控制的远远没那么多。^一说超过1.6万人。^后该团在第2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指挥下一分为三，第1营归队，第2营被打散，第3营突围抵达陕甘宁边区。^参与围剿、清剿中原突围部队的KMT军先后高达36万人。^实际初期设想未实现，8月28日以后军区才展开工作。^第12纵队在1947年7月正式成立时已发展到8300人，后又编入1947年6月被解散的高树勋部民主建国军部队，至年底时达12000人。^北渡者有原陕南游击队，留陕南坚持游击者有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因为数量差不多，所以互相抵消。^王树声、罗厚福在电报中自称损失2000人、1000枪，但又称只剩7000人，露了底，实际在3个多月反清剿斗争中应该是损失了5000人以上。^1946年12月由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和淮北解放区路西军分区合编而成。^至1947年11月已发展到4000人。^若计算陕南游击队，则为7000人；若减去中原独立旅，则仅为3000人。^按照赣西南的经验，需要集中团以上的兵团。^这些军区有的还能自力反攻，如苏北消灭敌整编旅级兵团、收复叶挺城（盐城）。

中原突围的具体过程，问题下已有众多答主珠玉在前，我就不去献丑，来一个“从过程到结果评价中原突围”了。而在问题下已有的回答中，除却详细回溯突围前因后果及过程的回答外，多有答主提到“中原军区内部不合”，没有一个可以下定决心的主心骨，导致了后来突围问题重重。
其实就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更多角度去看，影响这么一场大行动的因素，必然是繁杂多样的。
就从政工角度看，我们能看到，在1946年6月26日突围开始前的半年时间中，部队的指战员中实际便存在两个不利于突围作战的思想：一是和平思想打头，缺乏斗争意识，备战工作差。二是对战略前景不明了，不愿离开中原地区、不打算离开中原地区，要“咬定中原不放松”。“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始终存在，“坚守还是突围”的问题也没能搞清。
战争还是和平？
就以和平思想来说，二纵359旅政委王恩茂的见闻即可为我们提供参考。在2月1日中央的改编指示下达以后，和平思想便弥漫在部队之中，不光王恩茂本人一度相信全国和平即将来临，其麾下部队也多有和平思想的问题。
如2月20、21日的日记中，王恩茂就提到359旅部队现正出现“和平环境下”的思想问题——赌博、嫖娼，和闹退伍。其中要求退伍回家的“坏现象”，即可说是典型的和平思想作祟，误认为未来全国和平一定能实现，现在就想要解甲归田远离战争。

《王恩茂日记——南征北战》第274页
尽管到3月份以后局势再次紧张，部队开始为粮食紧张、战局不明发愁，但359旅部队仍是存在着不少和平思想。
像是王恩茂本人，前几天还在忙粮食工作的事，3月3日还能因“家里没人”，在玩了几小时后去看剧团表演，还想要组织军民联欢会、请地主乡绅吃饭。更有的干部，虽不闹退伍，却闹结婚，“非常着急”到讨不到老婆就吃不下饭、不能工作。甚至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359旅部队仍然演秧歌、搞娱乐。可以说一直到3月份，359旅部队都没有多少战争的紧迫感。
王恩茂日记1946年3月3日
王窑(光山)。行程80里。
天晴,回王窑。出宣化店街口,文、方、吴、周等同志也来了,同路到定远店,文、方等同志留吃中午饭,玩了几个小时才走。到王窑时,剧团正在演剧,家里没有人,因此也就参加看剧去了。晚上,决定明日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和平民主胜利,并请士绅吃饭,感谢他们帮助军队。
王恩茂日记1946年3月25日
张家岗(光山)
原特务团编为七一九团二营,打来电话要我上午8时去讲话。……回到团部,蒋洪钧同志结婚,请我喝酒。蒋的结婚是很有趣的。王司令第一次从边区出去做统战工作,经过文殊寺七一九团团部,大家说,蒋没有老婆,每夜睡不着,想讨老婆想得厉害。王司令听了就写信介绍朱思进准备给他做爱人,但朱思进不知在何处工作,找了很久没有找着。蒋非常着急,经常写信给我们,说自从王司令提出朱思进后,每夜都想,如不解决,则妨碍工作。以后,找到了朱思进,打了一个电报给蒋说:“朱思进不日即可介绍来七一九团。”而他却看成了“朱思进不可介绍来七一九团”,气得倒在铺上,大发牢骚,饭也不吃。可见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不讨老婆是难过的……
王恩茂日记1946年3月23日
干部队与七一八团的秧歌队,本来很早就要到七一七团去演出,但因春雨连绵,阻碍了实现,一直到今天才到七一七团。我和郭、李等也到七一七团去了,热闹得很,三个秧歌队会演,演得精彩出色。在演秧歌时,接到军区及纵司来电:国民党反动派似有企图向我作有计划的进攻,七十二军之三十四师已由黄陂开到河口,一二五师两个团已到龙升镇,一二七师由栏杆铺开到南李店一个团，并准备了干粮、夫子,补充了手榴弹、子弹,派出了许多便衣活动。因此,我们作了战斗准备。
到5月1日，王恩茂部接到中央电令，称5月5日至9日国民党将向中原军区进攻，要求他们做好应战准备。可王恩茂在4号向部队作报告时，却仍声称存在和平可能。

《王恩茂日记——南征北战》第317页
5月5日，国民党并未发起进攻，6日时，王恩茂便是一下又放松了，因为“王副司令”（不知是王震还是王树声）向他们转告周的来电，称“战争可能打不响了”，当天晚上又收到中央来电，告诉他们局势可能缓和。于是两天以后，王恩茂便去参加了旅部三位干部的集体婚礼……
王恩茂日记1946年5月6日
近日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七十二军主力已集结两路口、经扶之线……这样看来,国民党军队东移,似主要在于防我东进,战争可能延缓一个时间爆发。准备坐火车北上的伤病同志回来了,走时,王副司令与他们讲了话。周副主席6日来电说:战争可能打不响了。晚上正式接到电报说:“中央5日来电,周副主席与国民党、美国代表5日可来宣。”如此,战争紧张的形势可能缓和一些。
王恩茂日记1946年5月8日
江勇为与汪卓明、黄若谷与熊毅,杜林东与徐岚三对爱人,今天在旅部结婚,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结婚的本人。黄若谷同志说:我在三五九旅结婚,感到很荣幸,此次结婚鼓励了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确,组织为干部解决婚姻问题,对于干部是个鼓励,应该很好注意。
此类思想更非王恩茂一人所有，5月14日中原军区召开军区团以上政工干部大会，会议由军区政委郑位三作主持和报告。经过七天的会议，讨论结果竟然是认为未来仍有和平可能。郑位三的报告表示，“战、和都有可能”，要“侧重于战”

《王恩茂日记——南征北战》第327页
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中原军区政工大会的决议被传达给各部队，五六万中原军区的指战员，都被告知了和平的可能仍然存在。
直到6月13日前后，中原军区首长才决定告诉下级主官战争已近不可免，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而这样的起起伏伏，也离不开此时中央的战和不定：6月1日中央发电中原称全国内战已不可避免，要他们准备中原作战及后续突围计划。内战似乎要马上爆发了，可6月10日，中央又发给中原一封电令，告诉他们基本方针是“力争和平”，全面内战爆发时间还有机会推迟……
中原突围，就是在这样“和平—战争—和平—战争”的起伏里来临的。

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6

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6坚守还是突围？
除却“战争与和平”判断的仰卧起坐，中原军区指战员中还存在另一个思想矛盾，那就是突围与坚守之争。
今天谈起中原突围，多喜欢谈论突围前夕首长之间关于突围方向的不合，但没有被人注意的是，在6月份确认要组织突围之前，中原军区是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坚守胜过突围”。
例如时任中原军区二纵政委的任质斌，在多年以后的文章《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就提到，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让中原军区叫停原本的突围行动，全体回师宣化店召开中原局会议。
在这次的宣化店会议里，因为中央指示（1月11日中央指示中原军区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防守地）和“舍不得离开老根据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走了”。

《中原解放战争纪实》第103页
从任质斌的回忆中，我们便能看出当时中原军区指战员—至少是二纵指战员——要坚守中原地区的思想。
而结合后来的电报，我们能看到这样“坚守中原”的思想，也不是中原二纵的个例。
停驻宣化店三个多月之后，5月1日中原局收到中央关于国民党军行将进攻的情报后，便向中央表示他们将争取在原地打一两仗，“不轻易走”，中央也认同他们这一方针。

载于《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查阅皮定均日记，我们还能看到，一直到5月初，皮定均作为中原军区一纵一旅首长也是保有坚守中原思想的：在得到纵队“做好打各种大战的准备“的命令以后，他的作战规划便是坚决坚守中原，要“咬定中原不放松”。
1946年5月2日的日记里，皮定均就写道：“反动派…逼迫我党我军离开中原可亲可爱的人民和家园。这是妄想。”

同一时期，5月1日，王恩茂正在光山光窑同手下的干部谈话，他手下干部从定远店带回的会议内容有三点：安下心、练兵生产、准备战斗。
等于说，中原部队此时的打算，仍然是准备扎根中原地区，争取坚守中原。

《王恩茂日记——南征北战》
这样“突围不如坚守“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了6月1日中央指示电发来，告知他们内战不可避免、部队应准备突围时，才画上句号。不过那时，首长们又要为突围的方向争吵。
直到6月21日，中原军区才确定突围计划，而之后似乎又与中央扯皮争论两日，23日时突围计划才得到中央同意。而要担任后卫的皮定均旅，则是24日接到突围消息，部队部署则是突围前一天进行的。
整个中原突围，整个五万多人分多路、多方向突破敌人包围的大行动，其准备时间或许连一周都没有，旅一级的指挥员到行动前两日才接到消息，不可谓不仓促。
当然，形成中原突围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因素，必然是复杂的。
不光是和平思想、坚守思想，还有种种其它的因素在影响着后来发展。突围前的粮食缺乏、复员工作差等因素，同样会影响部队的后续作战行动。我想，中原突围的问题，不只是缺乏有力领导，还有更多因素等待我们发掘。

先说几支突围部队和指挥员的情况。
一纵一旅皮定均本来被安排吸引敌人注意力，掩护主力突围，结果死地求生硬是打了出去，损失三分之一，但却是保存实力最完整的部队。这个部队的传奇色彩不必多言，作为没有红军血脉的部队，它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的经历也很奇特，中原突围到苏皖解放区，加入华中野战军，后转为华东野战军，48年2月转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军区（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之后，剩余部队和地方部队重新组建而成的“偏师”），番号变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13纵37旅，皮旅作为头等主力由徐帅指挥参加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发挥了重大作用。1949年1月，按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和番号的要求，番号改为18兵团61军181师，4月，18和19兵团划归一野建制，由晋入陕，在彭老总指挥下参与解放大西北。由于皮旅在华野呆过，装备比较好，陕中战役中，皮旅在咸阳西郊痛击马家军骑兵，战损比接近1比10，好好为西路军和西府战役中吃瘪的彭老总出了口恶气，据说此战皮旅除了有在华野时缴获国军的部分美式装备，还用上了太原战役缴获阎长官留用日军的东洋武士刀。抗美援朝战争中，181师改隶志愿军三兵团60军建制，第二批入朝参战，在收官的金城战役中表现尤为出色。1969年，181师和180师番号对调，全师意见很大，在老首长们的关照下，重新恢复了181师的番号。1985年1月，181师不但回归了自己的老番号，还被归入解放军第一集团军建制，1996年，转入武警部队序列，仍在发挥着重大作用。
王震带着南下支队剩余的2000人回了陕北，1944年11月，二王南征时359旅南下支队实力在5000人以上，精锐尽出，结果遭受重创，120师能排上号的团长陈宗尧都阵亡了。此次中原突围，本来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不让敌人的机动兵力调整到在线，减轻其他解放区压力，但部队官兵纷纷要求打回去，找党中央去。一路上王上将也收到中央指示，让他们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但无法实现，最终还是回到了陕甘宁，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祝贺。
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带领中原军区机关部分主力和王震一起突围，血战南化塘，后进入豫鄂陕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也回到陕北，再后来李先念也带着改编后的部队加入了大别山刘邓序列。突围之前，本来计划是皮旅吸引国军，张体学的独二旅在内线牵制，没想到刘峙偏偏揪着李司令员的主力部队穷追猛打，以至于先念同志到了华北后被人议论挖苦是“常败将军”、“新四军五师是流寇”。
王大将带着南路军两个旅突围到武当山，和江汉部队会师后成立鄂西北军区，王本人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是这位前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再一次证明他离开了徐向前就打不了仗，上一次是西征全军覆没。时间来到1946年底，鄂西北军区的部队基本上被打散，到1947年春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王大将则和一部分领导人化装跑路到华北解放区养病，对了，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老实人张体学带着鄂东军区独二旅坚决贯彻指示，就地牵制国军，把担子都扛在身上，结果部队被打散，主力没了。旅长吴诚中孤身一人跑回金寨老家，差点成了陈昌浩，后来47年刘邓主力来到大别山，吴旅长被安排到陈再道的二纵继续当旅长，也算官复原职，虽然以前的部队都没了。政委张体学更惨，虽然带着一些人冲到大别山打游击，但哪里是国军和地方保安队的对手，二三十人一股打游击，打到最后部队也打没了，完全便衣化，不得已化装进入南京找到董必武，被安排回了延安。和吴旅长一样，刘邓进入大别山之后，张体学也被重新安排到大别山工作，不过这次不当政委了，任鄂豫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独立旅旅长。
中原突围的一些周边轶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共开辟和创立了六个较为大块的解放区，分别是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和中原。
损失情况。要分两个阶段来看，成建制突出去的有皮旅的5000人，王震的2000人，李先念的7000人，其余要么损失要么化整为零，而开战之前中原军区的部队是多少呢，我大致考证了一下，中原军区部队的来源以新四军五师为主，还有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余部，八路军冀鲁豫8团，这四部分合编而成，兵力大致有6到7万人。中原突围战役中，部队保存较多，建制没有散，主力尚在。到中原突围之后，中原解放区全部丧失，各部部队转移和建设根据地，在与国军不断作战中逐步减员，最终损失约三分之二，保留了两万余人。
中原突围有无必要，到底是胜还是败？有人拿刘邓跃进大别山损失也不小，来证明这是失败的远征，刘邓战术上损失很大，但是战略上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从内线转为外线，给了解放区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又是战略上的成功。那么中原突围呢。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给中原局的任务一直是在中原地区长期坚持，策应配合我军在华北和长江下游作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原突围没有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以少对多是那个阶段国共的常态，粟裕在苏中解放区七战七捷（敌我兵力5比1），彭总在西北与胡宗南在陕北周旋（敌我兵力10比1），都比中原解放区好得多（3比1），相比于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重要的内因还是领导人的指挥和决心。
中原局书记是郑位三，红25军的老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司令员原高敬亭，后张云逸），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又任二师政委（师长张云逸）。郑位三到五师是带着任务来的，目的是五师发展太快，内部不纯洁，要进行整肃，曾对五师师长李先念说“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经过提醒谈话和警示教育，李先念没法不听郑位三的话。但是郑位三在五师并没有整人，而是采取了以巩固为主的方针，抵制了康生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心存感激。但尽管李先念从组织原则和党性上服从，郑位三无论从资历还是军事能力上都无法服众，尤其在四支部队都加入中原军区后，这个问题被放大了，原计划由原四方面军的老人徐帅、傅钟和程世才到中原军区，由徐帅任中原局书记，集中指挥，但是这三人都未到任。
郑位三和李先念在指挥大部队上都有短板。两人均是政工干部，郑位三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李先念在四方面军的职务是红30军政委，革命意志坚定，西征失败后率领唯一支队突围到新疆的主官。抗战中虽是五师师长，但是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规模十分有限，整个中原军区没有能率领大部队统一作战的领导人。
1946年3月，在宣化店召开营和县以上的干部动员大会。会上，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做政治报告，在会上讲了八条：一，军队打不了；二，民力养不活；三，民主赶不上；四，合法他不准（指蒋介石不准合法存在）；五，非法又不行；六，美蒋联合力量大；七，困难在增加；八，革命高潮还未到。他认为中原军区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担负解放战争的重任。这八条在会上一宣布，全军及地方干部都认为毫无出路，希望渺茫。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的黄霖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说道：郑位三这个人既主观又悲观，还不听别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吃没吃的，就是国民党不打，我们也要垮掉的。他说走不掉，打不赢，没吃的，……后来很多人都不愿意听那一套了，就这样，他也不改变他的主意，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鲜为人知的干部旅。干部旅对外称14旅，是中原军区的精华，构成是从国军占领根据地中撤出和部队整编后尚未安排工作的干部，其中不乏县团级干部，算上配属的作战部队，整旅约4000人，随李先念、王震主力部队行动。干部旅本身作战能力较差，一路不断损失减员，部队进入陕南后，干部旅身强力壮者被编入359旅战斗部队，剩余人员或分散游击或化装转移，结果可想而知。而由于缺少干部，突围出的部队在陕南建立根据地时困难重重，无法立足。
干部旅在突围过程中，受到敌人蒙蔽和欺骗，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楚雄（毛泽覃之子，毛泽东侄子）三人为和谈代表，到西安和胡宗南谈判，结果途中被国军扣留，经胡宗南批准，三人被秘密活埋处决。干部旅政委张成台、中原军区供给部长吴先元等五人，在化装转移时暴露，被当地人谋财后杀害，其余人员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中原突围之后经历了雪上加霜的一个阶段，上面各部队的经历已经提到，相比突围出去的部队，就地坚持游击和在内线作战的部队境遇更加困难，在中央要求创建开辟鄂西北、豫西和陕南根据地时，也遇到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像西路军失败时类似，中原军区部队也出现了高级干部脱离部队跑路的情况，这些领导人离开部队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因为有病，二是跟着部队“目标太大”，对部队行动不利（好吧，你们谁有毛的目标大吗，毛是什么时候才离开的陕北，宁可把鸡蛋分成两个篮子也不过黄河好吗），等等。但是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展反对退却逃跑斗争，坚持鄂豫陕游击战争。1946年12月26日，中央指示鄂豫陕区党委和鄂西北区党委，要求在那里的干部必须继续坚持工作，“除有十分必要得由区党委决定离开现地区来延外，其他一切干部一律禁止来延安及到其他解放区。”1947年1月1日，中央在给鄂豫陕区党委和鄂西北区党委的指示中强调：“禁止任何人自由散布悲观失望的理论，以便躲避艰苦斗争逃跑到陕北及其他根据地去。……不再许陕南干部到延安来。”
鄙人认为主要责任不在李先念。先念同志的军事指挥生涯是有点悲催成分的，四方面军时任红30军政委（军长程世才），西征时临危受命带着最大一股红军400人突围到星星峡。抗战时期在没有红军基干部队的情况下，在鄂豫一带苦心经营，整合各路武装，建立了六大解放区之一的中原解放区和五师“五万雄师”，中原突围一战后基本盘丧失，基本上告别了军事指挥生涯。但李先念又是无私的，皮旅突围成功后，先念同志立刻要求皮旅转入华中野战军建制，胸襟可见一斑，比他的老领导张国焘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此战充分证明了，
李主席，王大将不善军事。
此二人以后也基本上没有再单独带过兵。
反倒是成就了皮有功，少晋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对比一下，还是能看出来元老级战将的实力差距。
都说朱老总、贺老总后面没带兵打出什么大仗。但朱老总的三河坝撤退、贺老总的乌蒙山回旋战，甚至徐海东的长征过程，都是无强力根据地支撑的作战，结果差距还是挺大的。
王胡子在高难度副本里的成绩还是差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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