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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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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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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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

参谋长：政委、司令，讨论之前我先说两句啊，这个问题是网友问的，不是我有这方面想法的意思哈。。。我个人先表个态，我坚决遵守我党我军的相关规章制度，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决议。
政委：好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接下来由我选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相关规定
第五十八条：政治委员在工作中应与军事主官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当提交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请示上级解决;紧急情况下，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问题由军事主官决定，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都必须对党的委员会和上级负责，事后报告，接受检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0年8月9日，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中共中央发布。）
大声：对于这个规定，有人有什么不同意见吗？有意见的同志可以举手发言~！
没有？那就散会..

首先，先把参谋长排除了，我军的参谋长不是旧日本军队的参谋长，只能提建议，不能干涉军事主官的决策。
至于司令和政委意见出现分歧了听谁的嘛，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听司令的。因为之前我军在这方面吃了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军实行的是政治主。拍板的制度，结果在雪村战斗的时候，因为政治委员错误决策把整个部队给带坑里了（当时司令员本来已经提出了正确方案了，但是政委不听），所以在作战的时候，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以军事主官的意见为准，政委就是负责军队的思想建设以及纪律工作（人事工作需要军队党委开会决定，政委一个人说了不算）。
不过，在实际情况下，如果政治委员真的提了跟司令员相左的想法，那么司令员大多数情况也会慎重地考虑一下，不会直接把政治委员的意见给否决。

啥叫标准参谋长，请参考
101:“刘亚楼，你记一下，我作如下部署调整.....”
101:“给我重复一遍”
罗:“我补充一点……”

司令：我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
政委：电报发出不久，还可以追回来。
司令：我做如下部署…………，重复一遍。
参谋长：…………

参谋长是出主意的（建议权），司令员是拿主意的（决定权），政委要确认主意政治正确（否决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东北野战军：林罗刘意见不一致，林是东北局书记，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听林的。
中原野战军：刘邓意见不一致，军事分歧听刘的，重大政治问题、战略分歧听邓的，因为邓的党内地位要高于刘。
华东野战军：基本没分歧，军事问题听粟的，陈负责压场子。
西北野战军：彭长期是军内二号，党政军一把抓，哪来的分歧。
华北野战军：聂是最高指挥，天赋点都在组织工作上，无论是给101当红一军团政委，还是115师政委，还是建国后主抓国防科技工作，这种组织、保障工作，聂帅都做的一流。可军事分歧听他的多半要出事，徐向前在的时候还能拿到到一部分军事指挥权，毕竟徐的作战能力和资历都是党内军内顶级的那几个人，严格来说我军将帅中正儿八经能独立指挥十万人以上大兵团作战的一共就朱、彭、林、刘、徐、粟，徐的太原战役以地方部队刚组建6万兵，进攻10万正规军驻守的大城市太原，这场战役也许不如101的辽沈战役、粟裕的淮海战役那么气吞万里如虎，但是功力极高，毛主席都要求徐帅亲自到西柏坡讲解（毛主席亲口说看不懂的一共就两场战役：贺老总的乌蒙山行军、徐帅的太原战役）。徐不在的话，华北野战军相比其他四大野战军战绩就堪忧了，杨得志他们甚至请战，宁愿跟着刘邓去大别山吃苦，解放战争存在感不高。

首先，参谋长没有最后决策权；
苏军条例，参谋长可以向司令提出三次不同意见，如果均遭否决，就只能无条件执行司令命令；
解放军无此规定，但参谋长只有建议权，没有作战决策权；大家可以看看有关纪录片，参谋长开会布置作战任务，第一句话肯定是“首长决心........”；
教员在解放后几次跟总参谋长起争执，都是源于他认为总参谋长，包括代理总参谋长越权------其中玩儿的最厉害的是粟裕，居然提出要亲自掌握六个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公然向苏方索要总参谋部组织条例并询问苏军总参谋部权限，连苏联人都感到尴尬了，这一下，不但彭总急了，教员也急了，随即就展开了对他的大批判；
这实际上就是关于总参谋长权力职责范围的不同认识而导致的，粟裕更倾向于苏军的总参谋长形式（众所周知，粟裕这个人，是纯军事干部，没有什么个人野心的），而教员和彭总则更倾向于总参谋长类似于普通参谋长的职权范围；
其次，共军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都有过短暂的“政委最终决策权”，但很不成功，甚至造成惨剧；最终修改为，关于作战任务，军事主官有最后决策权；
第三，除了作战任务，日常工作，尤其是人事，政委有最后决策权（政委还有王牌在手：召开党委会，因为政委一般兼任党委书记，极少情况由军事主官担任党委书记的）；
注意，《亮剑》里面，李云龙提出“团长管军事，政委管生活”其实是不正确的，军事主官只是拥有作战最后决定权，政治主官同样可以管理军事问题----电影《大决战》里多次提到；但反过来，军事建设方面军事主管有很大发言权。但纯生活方面，政治主官拥有高度权威。
第四，解放战争时期，往往是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四大野战军中的三个均是如此），就是为了防止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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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锦之前，101发电报那次，是个极特别的例外：
首先，101用的是“林罗刘”名义给中央发电报，平常无所谓（大多数情况，是参谋长和101商量之后，直接用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参见《雪白血红》），但真要较真起来，这是严重程序错误；
第二，101电报，事实上是公然挑战中央决定，有抗命不遵嫌疑。
这不是大军未动之前发出的请示电报，而是大军行动，锦州外围战已经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你突然来这么一个电报，这是公然在动摇最高层的作战决心。
101此举，确实不妥----不过这也是他的老习惯了。
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罗副政委兼罗政委兼罗副书记提出了不同意见，直接要求101收回这份电报。
潜台词就是：
如果你仍不收回，我就发电报给中央，声明我和参谋长没有参与这份电报，这份电报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甚至我会发电报给东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少数服从多数，否决你的意见。
这就是政治正确。
关键时刻，政委的“政治监督”作用得到了体现。
101被迫让步，修改作战部署。
整个过程，参谋长都没有发言，他层次不够，说话不管用。
后来教员很看重老罗在这次事件当中的作用，在悼念老罗的诗句当中，直接说了“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有关战例：1932年湘赣军区鹅形战斗的失利
1932年11月，湘赣军区独立第十二师（辖三个团1800余人，政委魏恒，参谋长童珊，师长叶长庚请病假，由三十五团团长田海清代理）游击到上犹苏区思顺镇外围的山地时，与粤军第一军二师五团的一个营对峙了六个小时，待获悉第五团的另一个营赶来增援包抄时，才匆忙撤走。
部队走了三十多公里后，就停顿下来宿营过夜，次日在通过鹅行地区时遭到早已在此设伏等待的粤军两个营的伏击，战斗中部队陷入混乱，只有一半得以突围，另有一半溃散。经统计战后该师仅剩下710人，380条枪。，而据粤军战报称：此战粤军也就“毙匪二十名，俘百余名，获机关枪一挺，步枪百余枝”，也就是说有指战员500多人与大部队失联。
对于遭伏击的原因，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认为：
“由于师政治委员魏恒没有听取第三十五团团长、代理师长田海清的意见，指挥部队与数倍于红军的敌人硬拼，致使战斗失利……”
这样的结论虽然与实际的战斗经过有出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师政委魏恒被认定为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人。
事实上，早在鹅形战斗一个月后，湘赣军区总指挥部就在军事报告啊（撰稿人总指挥蔡会文）中对这次失利进行了总结：
“独十二师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师长政委的领导错误，将上崇所有的地方武装游击队警卫军，编到十二师，以致苏区群众失去了武装的保障，敌人进击便遭到极残酷的镇压和屠杀，甚至有部分的反了水。在政治上，十二师老早已造成脱离群众的行动，实际部队离开苏区…”
同时期湘赣省委（撰稿人省委书记王首道）的报告则显得更为左一些：
“省委考察上崇苏区的失败和红十二师的损失，主要的归罪于道委及十二师负责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坚决镇压富农与AB团改组派的反动……但三军团政治部随便派些坏干部（陈保元、魏恒等都是机会主义者，十二师参谋长童珊等是改组派重要分子）……敌人进攻，独立十二师和游击队则离开苏区根据地跑到塘江横石井遂川城，让敌人尽量蹂躏屠杀，所有的游击队大多数编到十二师或带着走，少数留在地方…”
1961年，曾担任独立十二师师长的叶长庚，在谈到独立十二师失败的原因时，则认为：
“遂川战斗胜利后，政委魏桓、参谋长童珊骄傲了……田海清代理师长虽是当事人，但没实权。只得由他们决定……”
综合以上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剔除出一些带有当时时代特征的论断，我们得出：代师长田海清与政委魏恒在部队行动指挥上出现分歧，理论上军事行动应该由田海清负责，但他作为代师长权威不足，加上参谋长童珊支持魏恒，导致田海清的意见被驳回。
鹅行战斗失利后，魏恒和童珊作为失利责任人而吃了官司，其中：
师政委魏恒（原三军团青年学生干部）被认定“官僚主义、忽视党的工作和贪污腐化”，加之对拍板部队通过鹅行的路线负主要责任而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判处监禁三个月，出狱后继续在上崇游击区开展地下工作，1933牺牲；
师参谋长童珊（山）（原三军团连长）由于在部队溃散后没有及时掌握部队，临阵脱逃，以及被查出有“改组派”的嫌疑而被撤职开除党籍，并交给保卫部门审判，之后结局不详；
原师长叶长庚（1930年三军团团长）虽然由于生病没有随部队行动，但还是被认定负有一定责任，被撤去师长职务并留党察看半年，之后一直一蹶不振，直到长征后期才重新启用，并间接导致解放后只授少将；
代师长田海清因为意见正确，而被任命为独立十二师新师长，长征中任红六军团下属六个团中战斗力最强的第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最后在困牛山被黔军包围，跳崖牺牲。

前面已经有答主说了的例子，所以后来条例规定军事上的事主官有最终决定权，政治上的事政委有最终决定权，但现实中哪有那么多事分得清到底是属于军事还是政治，就拿上个例子，保卫老百姓到底是军事还是政治？根本就分不清，所以现实中还是看谁更强势，和平年代大事小事都可以上党委会讨论表决，那也看谁在党委中更有影响力
至于参谋长，没权和另两个相提并论

高赞已经举了最出名的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的例子，已经基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还想补充几点：一般来说，司令员和政委双方的主管方向完全不同，在日常的行政事务方面，由政委做主，但是在作战的战事决策方面，则由司令员做主。但很多在进行战争决策的时候司令员通常也会咨询政委的意见，或者说政委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司令员也不可能不管不顾，肯定会引起重视。
解决办法无外以下三种情况：
如果时间充裕且通讯顺畅的话，政委和参谋长可以上报上级军事领导，由上级领导来定夺。
如果时间紧迫来不及请示了，可以在军内召开，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定夺。
但是如果时间非常紧迫，连召开军事会议的时间都没有的话，一般就以司令的意见为准，政委和参谋长可以保留意见。

帝哥在这里讲一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典战例“奇袭威远堡”，战前司令员韩先楚就和政委罗舜初的意见不一致，但最后却打成了一个”神仙仗“，让敌我双方都惊叹不已。

韩先楚
1947年9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升任3纵司令员。韩先楚上任之时，我军在东北发起了秋季攻势，东总命令3纵歼灭驻守在开原县的敌53军116师。
3纵在战前通过侦察掌握的敌情是：敌116师承担的是机动防御任务，其师部率347团一部驻在开原以东的威远堡，其他各团、营则分驻在离威远堡不远的4个点上，这样整个师便于收缩、左右呼应，既可坚守顽抗，又可伺机突围。
韩先楚到任之后，政委罗舜初主持召开纵队党委扩大会议，研讨此次作战的方案。罗舜初指着地图对大家说：“大家看到了，这个师在开原威远堡、西丰，距沈阳不到200公里，又骑在铁路、公路线上，又是机械化装备，交通便利，沈阳的敌人说到就到了。这次作战，上级没有给我们配属打援的部队，一切都靠自己料理。所以我认为应该集中全纵队兵力，首先消灭离我们最近的西丰的一个团，而后向纵深扩大战果，逐步吃掉116师。”
罗舜初虽然是政委，但他此前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历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八路军第1纵队参谋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等职，在军事上很有一套，而且3纵的干部大部分都是罗舜初从山东带过来的，他在3纵有着很高的威信。罗舜初刚刚说完，就有很多人表态，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稳妥、可行的方案。

罗舜初
此时罗舜初望着韩先楚说：“下面，请韩司令讲讲。”
不料韩先楚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罗政委的意见。”
韩先楚接着说：“如果先打西丰，一开始就是个攻坚战，即使达成目的，也是伤亡大、胜利小的战斗，且未打中敌人要害。敌116师在开原以东的小镇威远堡，驻着敌116师师部、347团及辎重队、特务连，而这里只有临时修筑的野战工事，守军也只有一个营。我们应该长距离奔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用‘掏心’战术直插威远堡，打掉它的头！其他敌人一定会出援，我军就可在半路上伏击，将其各个歼灭。”

韩先楚
韩先楚的方案又奇又险，完全与罗舜初稳扎稳打的想法背道而驰。罗舜初当即表示反对：“韩司令的方案过于冒险，威远堡距离我方120公里，如果我军长途奔袭，又遇到敌方增援，战事胶着以后，那就不好办了。”
韩先楚坚持说：“既然上级让我们消灭116师，就肯定会考虑打援的问题。”
罗舜初也不妥协：“从‘东总’的命令上看，只有1纵和6纵的任务是准备打援，策应各方。万一各方都需要，派不出为我们打援的兵力怎么办？”

罗舜初剧照
参会的大部分指挥员都认为罗舜初的方案更稳妥，只有8师副师长杨树元支持韩先楚：“韩司令这个‘掏心’战术好，大胆，出奇，胜利大，伤亡小，我举手双手赞成！”
韩先楚听后十分高兴，但他很快发现，杨树元的发言反而让他更不利了。原来杨树元是从冀东过来的，打仗是员猛将，但也给大家留下了马虎、冒失、不稳重的印象，这使得一些稳重的同志变得更加稳重起来，更不支持韩先楚的方案了。
韩先楚有些着急，又点了7师师长邓岳的名字，让他发表意见。邓岳是韩先楚的湖北老乡，两人还曾在延安抗大一起学习工作了两年，关系很好，而且7师是3纵的主力师，邓岳说话自然有分量。
不料邓岳却直接给韩先楚泼了一盆冷水：“开原、威远堡一带还有53军两个师，会那么容易就让我们插进去？就是插进去了，被敌人缠住了又怎么办？弄不好，就是送上门去让人家掏心了。”

邓岳
会议开到最后，只有杨树元和7师政委李伯秋支持韩先楚。按理说韩先楚作为纵队司令员，是有作战指挥的决策权的，但眼下开的是党委扩大会，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而且韩先楚刚上任没几天，罗舜初此前是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又是他的老上级，如果他非要坚持己见，那势必会影响内部团结。这该怎么办？
最后韩先楚和罗舜初经过商量，决定将两个方案同时上报，请“东总”裁决。
第二天下午，林彪给3纵发来了回电：按先楚方案实施战斗。但林彪认为罗舜初的方案也有道理，于是他又调1纵去歼灭116师驻守孤榆树的一个团，这样3纵就解除了后顾之忧，进攻威远堡的兵力更加充足了，这样的部署令韩先楚和罗舜初都非常满意。
9月29日，3纵发出了围歼敌116师的命令：
7师担任主攻，远距离奔袭威远堡，歼灭守敌及116师师部，以9师主力配合7师行动，并以一部断敌退路，阻击开原之敌增援；8师以一部监视和相机歼灭西丰、拐磨子之敌，主力围歼郜家店之敌。要求各部10月1日中午前必须进入作战地域。

这天晚上，韩先楚率部兵分三路，冒雨疾进。部队避开大路和村庄，专拣小路走，严格灯火管制，沿途严密封锁消息，急速前进。3纵主力以旋风般的速度，连续急行军200余里，最终于10月1日拂晓抵达威远堡附近。
随后韩先楚登上了距威远堡1公里多的东山，简单地观察了一下敌情，他发现敌人还未起床，便马上发出了攻击命令，威远堡顿时陷入炮火之中。
敌116师师长刘润川从梦中惊醒后，连问什么情况，当确认是共产党的部队来进攻时，他不禁大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插上翅膀飞来的？”
刘润川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命令各团火速回援，但他哪里知道，他的各团被3纵分割包围于沿线各点，早已自顾不暇了。
此战只用28小时便胜利结束，3纵全歼敌116师8170人，师长刘润川也成了我军的俘虏，他在战后说：“从战术眼光看，你们可能打西丰，最厉害可能打头营子，万万没想到你们竟打到威远堡来了。你们的动作像旋风，太快了！”

威远堡之战经过图
此战过后，3纵“旋风部队”的称号便在国民党军中传开了。
在战后的总结会上，罗舜初当着全纵队称赞韩先楚说：“司令员指挥打仗，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韩先楚谦虚地回应：“政委的打法也有道理。威远堡要是打胶着了，那可就不好办了。”
韩先楚初到3纵，就打了一个“开门红”，从此以后，他和罗舜初的配合更加默契，真正将3纵带成了东野的一支王牌部队，在东北战场上立下了无数功勋。
作者简介：帝哥，一位90后上班族，专职写作2年，已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发表多篇10万+的爆文。如果你对自媒体、写作、赚钱感兴趣，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兼职，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帝哥说史”，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解放军的组织体制成熟后，也发生过对作战计划争执不下的著名事例：
1. 韩先楚 vs 罗舜初，这个很多人都反复介绍了。
1947年东北秋季攻势，南满主力第三纵队奉命在铁岭-开源一带歼灭敌军一个师的兵力，切断中东铁路南北联络。三纵老政委罗舜初提出相对稳妥的先打弱敌，稳扎稳打争取打掉敌人一个师的方案。三纵新司令韩先楚反对这个方案，提出奔袭120里，直插敌后纵深的威远堡，敌军在各据点上的团、营级部队必来救援，于半路上伏击可实现歼敌一个整师的目标。双方在三纵高级干部作战会议上争执不下，最后把两套作战方案一并报给了林总。林总复电：按先楚同志的布置来打。最终以很小的代价全歼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116师，毙伤俘超八千人。
2. 这个也挺有名，但在这个话题下竟然还没有人引用。咄咄怪事
1947年12月，晋冀鲁豫一纵奉命开辟颍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豫皖苏四分区，以衔接大别山和豫皖苏的老解放区。而眼前又有敌重兵集结。一纵司令员杨勇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人把蒋军主力引到西面平汉路去，为创建根据地创造条件。这个任务交给了一纵头等主力第20旅。当时，第20旅第60团被抽归沙河工委指挥开辟新区。该旅只有第58、第59两个团。但20旅此前曾连续取得了汝南、明港两个战斗的胜利。士气高涨。明港战斗中，第20旅攻入国军围攻大别山部队主要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铁路大站，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部队的装备、服装有了很大改善。令20旅指战员尤为欣喜的是，两次战斗结束后，部队首次补充了俘虏兵，加上部分伤愈归队的老战士，共补充兵员2232人。旅长吴忠率部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一带，负责吸引五大王牌主力的整编第十一师。原本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第20旅进入包信集一带后，第20旅几位首要领导人对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产生了意见分歧。吴忠旅长认为：第20旅的任务是佯装纵队主力吸引敌军，而敌人的主力一时半会儿不会到达该地区，所以打算把动静弄大点，想在这里敲打一下国民党当地的保安部队，打上一仗再走。而副旅长李觉认为：敌军是有备而来，而且来的又是国军王牌整编11师，是机械化行军，行动迅速；其师长胡琏对解放军的战术特点研究很透，作战刁钻狡猾，善于捕捉战机，一旦发现我军力量薄弱，肯定会紧追不舍。所以，部队如果停留在当地，搞不好会被整编十一师缠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应该继续向西，与敌人拉开距离。旅政委刘振国明确表示：支持副旅长李觉的意见！于是，就是走还是留这个问题，三位旅首长争论了一夜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天明时分吴忠一拍桌子：“听我的，打上一仗，马上转移！”就这样，一场灾难，就在吴忠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冲动情绪中悄然降临。第20旅在包信集打算歼灭当地一支国民党的保安大队，哪知这支保安大队十分狡猾，仗着熟悉地形，游刃有余地与20旅兜圈圈，同时派人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随后，整编10师和整11师立即由漯河南下包围过来。得知敌人南下后，一纵指挥部电令要求第20旅迅速转移。接到转移命令后，第20旅的首长们对向哪个方向转移，又产生了分歧。按照一纵司令部要求，副旅长李觉认为20旅应该向西转移，政委刘振国主张向东转移，向纵队主力靠拢。最后，吴忠旅长做出决定，他下令配属第20旅的冀鲁豫骑兵团向西行动，而第20旅主力向东移动。然而，正是这个决定，为后来第20旅主力被包围埋下了祸根。1月10日，转移中的第20旅，被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追上，双方在包信集小茴庄展开激战。国民党整11师先头部队与我军第20旅首先接触，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毫不停息。第20旅旅长吴忠决定，先狠敲一下国军，坚持到天黑，再趁夜色转移。第58、第59两个团一右一左，各以第3营在一线坚守，另外两个营于二线作预备队。战至黄昏，整编十一师的攻势越来越猛，利用大量兵力对我军发起正面进攻，不仅如此，敌人还多路迂回我军侧后，战况愈加紧急。而此时，国民党整编第十师也加入了战斗，双方展开激烈争战。一时间我军处于劣势。对于如此态势，旅长吴忠马上命令五十八团、五十九团撤出战斗，迅速向西行进。并再令五十八团三营、五十九团三营和旅部直属特务营交替掩护主力后撤。不过当时战火连天，场面非常混乱，最新的命令，没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传达到。导致在殿后的3个营陷入了国民党整编十一师的包围圈中，第58团团长郄晋武当即指挥全团反击，将还未完全形成的包围圈撕出一个缺口，救回了3个营，还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然而，第58团撤离后，右翼空虚，国军因此得以揳入第59团的阵地，向纵深推进。此时，第59团团部已向预定的集合地出发，团长董正洪见到二营阵地被突破后，立即前往支援。经过一夜激烈拼杀，二营随伤亡惨重，但还是突出了重围，没有成建制损失掉。包围圈里的第1营副教导员李应正丢下自己负责的营部和3连，仅带着警卫排突围出去。反倒是包围圈外的第59团第1营主力（1连、2连），在营长郅福田带领下放弃原定向西突围，从反方向而行，竟然顺利地突了出来，脱离敌人后迅速绕过村庄向西，随后转而向东寻找纵队主力。被整编第10师一个营快速迂回切断了第1营后路。午夜时分，敌人对第59团第1营发起袭击。一场惨烈之极的肉搏战之后，1营营长郅福田重伤被俘被押往漯河后牺牲。战后统计，59团1营1、2、3连和营部全部损失，阵亡达400多人，只突围出去80多人。
此时，国民党各大报刊大肆宣传“包信集大捷”，整编11师及胡琏一时风光八面。我军为了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宣布处分决定：旅长吴忠、政委刘振国和副旅长李觉受到严重警告处分，59团团长董正洪被撤职，1营副教导员李应正被判处死刑，他的罪名是“临阵逃脱”。在战后纵队和旅级干部的总结会上，大家都将怒火发泄了出来。刘邓首长委托1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前往20旅搞清楚这次失败的来龙去脉。怒批：“你轻敌冒进，该走不走，该退不退，让整整一个营被敌人吃掉，处分？杀你头都够了！”给予旅长、旅政治委员、副旅长严重警告处分；第59团团长董正洪撤销团长职务、第59团政治委员阴法唐记大过。中央军委决定利用20旅这次轻敌冒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来教育全军。晋冀鲁豫解放军野司机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20旅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教训”的指示后，再次下达文件通报全军，通报中用词之尖锐，实属罕见——
“……20旅旅、团干部战前缺乏预判，战中处置失当，缺乏责任，有的干部甚至未随同战斗部队行动，致使部队失去指挥遭受重大损失，实属可耻之行为。本次失利的教训值得全军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极为可耻行为”，造成的损失“是一种罪过”

什么时候参谋长能和军政主官平起平坐了？
大决战看多了吧，东野能排3号，那是资历和能力在那摆着，你以为全军所有参谋长都这样强势？想多了，正常参谋长排5号，军政副职虽然带个副字，照样高你半格。
别以为参谋代长，放屁就响，不管用还不是闷屁一个。
不得干预军事指挥，我军有规定。除非军事主官人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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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家理性讨论，不深挖

打仗的时候听司令的。
军事主官和政委意见不同时，政委可以保留意见，日后申诉，但无权当场否决军事主官的命令，或直接接管军事指挥权。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参谋的任务是提供情报，提供方案选项，对作战决心进行细化，形成完备细致的行动计划，处理文书，这些都是技术层面、执行层面的工作，并不涉及决策。参谋可以提醒司令员，哪些路线不好走，哪些河流缺少桥梁，需要多久才能达到通行条件，哪些方向上可能会遇到敌人抵抗，我方可能损失估计会多大，作战方案需要消耗多少物资，等等。这些意见本质量都是仅供参考，不涉及否决司令的决定。

想现在活命听司令的，想事后活命听政委的，不想要命听参谋长的。

李云龙抽了口旱烟：老赵，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赵刚放下手边的书：大彪，你来说说。
张大彪：团长、政委，要不让提这个问题的小子来锻炼下？

说参谋长插不上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首先要理解一个概念，我军是“党委统一领导下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所以一只部队的最高领导既不是军事首长，也不是政委，而是“党委”。军政首长作为党委的正副书记，同时也是本级党委的最高领导，但不能说他们中一人或他们两人就是党委，党委就是党委。在党委议事中，参谋长作为党委委员、常委，有着和司令员、政委分量完全一致的一票。
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票并不显眼，参谋长作为军事首长的副手和实现军事首长作战意图的主要工具人，通常不会违背军事首长的意志。
但是还有非正常情况。
既然我军是“党委统一领导下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那么一切重大决策命令皆由党委作出，比如说部队建设方向，比如说干部任免，比如说作战计划。这是制度规定，这些重大决策，你不经党委会讨论表决，不盖党委的章，不以党委的命令发出，下面的部队是不会认的。
那么可以假设一种非正常情况，假如说军政首长中的一个被敌人收买了，或者说两人同时被收买了，准备带部队投敌或者叛变，他们是很难把部队带走的。因为这样的重大决策，你不以党委的命令发出，下级部队是不可能服从的。你要以党委的名义发出，就必须经过党委会讨论表决，而在党委会这一环节，军政首长每人只有一票，加起来也只有两票，而通常常委有七八人甚至更多，这个时候参谋长就完全可以与之在党委会上针锋相对。绝大部分情况下，叛徒还是少数，有党性的干部还是多数，在关键时刻其他常委只要坚持原则，这种明显违背的错误决策就无法通过。
这也是为什么我军自建军以来，个人叛变的并不少见，但整建制投降或叛变的极少极少，就是源于这种伟大的制度设计，这是全世界军队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设计。
人性都是相通的，一个人不可能说参了军入了党就一下子灵魂升华了，遇到严峻考验，每个人都有动摇的可能。但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可以确保军队长期的整体的坚决听党指挥，完成任务。
那么回到问题，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
召开党委会讨论研究后决定。
如果召开党委会研究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怎么办？
报请上级党委指示。

非紧急状态下：
开作战会统一思想，开党委会通过决议。
紧急状态下：
军事主官有权做出临机决断，并于战后向党委会作出汇报。
政治主官无权干涉军事主官的正常的临机决断，有权向上级党委做出汇报，并于战后组织党委会，对战时的决策作出质询。
参谋长不是主官，只是辅助主官决策并执行其命令的部门领导。非授权情况下没权限作出临机决断。有意见可以保留并于战后向党委会作出汇报。

反正我已经被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邢副团长！

哪方面的意见不一致？
如果是作战方案方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具体的活儿基本都由各个业务的参谋们干完了，最后由参谋们把各自归口的方案报给参谋长，帮助参谋长研究拟订全般作战方案。

司令、政委如果没有什么补充的，那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当然如果战场形势有变化后续还会跟进调整。
如果有补充的，也属于司令部机关的一般事项，如指派哪个副职到前指加强指挥，或者政治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让政委再说两句。这个期间出现分歧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主要还是业务性质，每人各管一摊，没吵起来的动机。
当然要是班子本身不团结，存心找事，或者背后说个怪话什么的那就不好说了，当然我感觉这应当也是少数，而且最后实际上也不会发生干扰作战的极端情况：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谁敢拿战事当儿戏，真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就是有矛盾也得等下了火线再说，那炮轰油炸啥的也没人管。
这方面内容一般回忆录里写的比较多，其实跟电视剧演的似的，看一乐就得。

我军有两条铁律：
1、党领导一切
2、集体领导
所以，在我军，党委是一切军事行动的最高领导者，在此之外，在历史上还有其它领导机者都是以委员会的形式存在过，比如前委委会员、军分会等。
而所谓的司令、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都在置于党委领导之下的具体事务的执行者。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叶、项时代的新四军。
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这是他们的军职，从军职上来说，副军长听军长的。
但事实上，新四军的大事小情都是项英说了算。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项英是政委的原因，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原因是，项英是东南局书记和军分会书记。
东南局是党的领导机构，军分会是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的简称，是军事事务集体领导机构。
所以，新四军一应军政事务，都要在东南局会议上讨论，然后表决通过，项英拍板；新四军一应军事事务，都要在军分会上讨论，然后表决通过，项英拍板。
所以，叶挺服从的并不是项英，而是东南局和军分会。
1941年之后，我军开始转入分散的游击战。
但为了适应分兵后的形式，中央军委又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目的作了说明，对军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职责、军政委员会与军政首长和军政机关的关系作了规定。《条例》规定：
“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之。人数不超过五至七人，由每级提出名单，经上级决定之。”
在具体的司令和政委之间的关系上，此前的规定是“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1942年颁行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
“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执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
这个条例规定了军事指挥员在作战行动上有了最终决定权。
抗日战争之后，我军在团以上部队中，又恢复了党委制。
1946年，又做出规定：“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
1953年，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是“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的根本领导制度。
所以，在我军体系内，事关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不存在所谓的谁听谁的“一长制”的情况。但在到作战期期，事关具体的军事行动，根据首长分工负责的原则，一般由司令员说了算。

有一种误解，特别是受爽剧《亮剑》影响，一部分人就会单纯认为政委管生活，军事主官管军事，其实这是严重的思想误区。
坦诚的说，当年，我军在经过长期战争的淬炼后，对于政工干部的选拔是极其重视和严格的，这种标准之严苛，甚至已经超过了对于军事主官的任命。
并非思想工作做的好，军事差一点的人任职政委；
而是军事能力极强，政治思想能力还尤为突出者，方能胜任政委职务！
因为军事主官的敌人在对面，而政治主官的敌人，在前后左右，在身边，甚至在自己的大脑当中。
一句话：政治主官的革命性，不仅要对准敌人，还有对准自己同志，甚至，对准自己。
总之，对准一切反动落后的事物。
这就太难了，所以十大元帅，才一个政工元帅（当然，朱老总对政工工作肯定也是信手拈来的，其他的就...）。
这也是为何，后来为何会是D政委的时代。
《能文能武李延年》里面有一个片段，营长看不懂美国鬼子的意图，跟政委商量说要不要向上级请示下。
结果政委直接说：不用，先打一仗再说！那语气，斩钉截铁。
随后营长直接下命令。
片面的军事主义思想，咱们这支队伍，早在一百年前，穿着草鞋，披着蓑衣，拿着老套筒汉阳造，从江西于都河出发后的路上，就已经纠正了。

《建军大业》里有一场戏，我特别喜欢。
毛泽东那时还是湖南地方委员，并且被当时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边缘化。周恩来是故事初期的主角——
周恩来和朱德、叶挺、贺龙等人策划南昌起义，万事俱备之时，中央派了人来阻止起义……
会议室里，中央代表慷慨陈词，表达中央的意见，讲述反对的原因……
周恩来郁闷不语，其他人不能理解、不愿放弃……
突然有人提议：“我有一个办法！”（既能继续起义，又能不被中央干涉）
中央代表问：“什么办法？”
提议者说：“那就是——干掉你。”
代表大惊：“我就不信，我们共产党人会杀共产党！”
这时，会议室外有人破门而入：“这事我来干！”一把枪顶在了代表的头上。
拿枪的人是贺龙：“老子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呢。”
我党初期，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观点是“国共合作”，秉承孙中山先生的理念，争取国民政府的承认，以参政党的身份与国民党共同治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观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蒋介石违背孙先生主张的“联俄联共”，打压迫害我党，是背叛革命（背叛孙先生）。我党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靠实力说话，不受制于国民党。
国民党中，当时的主席是汪精卫，蒋介石还不是领袖，但蒋是掌握军权的实权派。汪精卫相对来说是支持共产党的，但他不支持我党建立武装。
陈独秀一派，当时是幻想与国民党达成合作的，也不支持毛泽东一派建立武装，认为那会遭到国民党更大的打压，是自取灭亡。
毛泽东当时还不是我党的核心领导，人轻言微；周恩来做过黄埔军校的老师（蒋介石是校长）；朱德在国民旧军队里就已经是较高的军官了；叶挺是黄埔系里共产党员最多的一支部队；贺龙当时还不是党员，是入党积极分子……都还好年轻啊，血气方刚。

毫无疑问，1942年后听司令。
1942年雪村战役中，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对于作战问题意见不一致，最后因为执行缺少军事作战经验政委王远音的命令全军覆没，司令员与政委双双牺牲。毛主席在得知雪村战役的消息后，立刻下令修改军事条令：军事行动一切由司令负责，政委担任辅助行动。
雪村事件只是导火索，取消政委最后否决权背后原因是军官构成的变化
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也强化了政治委员制度，其原因是当时的军官很多是从旧军队乃至土匪收编过来。军队思想问题是制约军队战斗力的主要矛盾，所以政委作为党的代表，权力大是为了防止军队变成军阀。而经过十几年的培养，建设，到1942年绝大多数军官都是经过党严格考验培养出来的干部，那么军事与政工就只是工作职责的不同，而没有谁代表党的问题。那么，军事就由军事主官决定
2010年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更明确
第57条第4款，政治委员“协同”军事主官
第58条，紧急情况下，军事主官决定

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政委。
一个管军事，一个管思想。打仗时应该听长的。
部队年底野外军事考核，团长带队政委留守。以下各级都是员留守，长带队。
简单理解一个武官，一个文官。

听对的。
电报是2日晚上发走的，罗荣桓第二天早晨知道的。
罗荣桓和刘亚搂来到林彪住处，林彪眼睛网满红丝，正在吃饭。
煮盐豆好像不是在吃，而是一个个往嘴里数。
林彪让座，两人坐下。
罗荣桓：“101”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打长春？
林彪：准备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麽办？
罗荣桓：我们也调整一下，把围困长春和监视沈阳的部队向南调整一下，怎麽样？
林彪：援兵不止西面这一头，更大的是东南的那个廖耀湘兵团。如果锦州久攻不下，两头敌人上来，这个风险太大了。
罗荣桓：从战役本身看，风险确实挺大。从全局看，是战略上的需要，冒险是值得的，军委一贯的思想是打锦州。再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拉回去……
林彪站起身，踱着步，问刘亚搂：参谋长的意见哪？
刘亚楼：还是应该打锦州。
林彪踱了一会，叫来秘书，让他把电报追回来。
电报已经发走了——四个“A”，岂敢怠慢？
罗荣桓：马上发报，重新表个态，怎麽样？
林彪点点头。

早期毛主席定的是什么都要听党的，所以一切都是政委说了算。
后来有一次，政委跟军事主官主意不一样，政委说一切听党的，结果损失很大。
后来毛主席总结经验的时候把规矩改了，打仗主要听军事主官的，如果遇到政委跟主官意见不同，那么需要向上级反映。

营长好！
啪啪啪！
营长是你叫的嘛！你个新兵蛋子！

淮海战役关键一场阻击战，司令员与政委意见分歧，动用最后决定权！
战役前夕，毛泽东就制定了深入敌人腹地、将战场引向敌占区的战略构想，并派中原野战军刘邓所部挺近大别山。
但却被国军几大主力围攻，处境十分艰难，刘邓不得已只好向中央求援，中央军委在几番会议后决定，派遣一支部队下江南，牵制敌军主力，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而负责带兵的就是粟裕。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对这一招妙棋很期待，于是作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可是当他回到驻地时，粟裕的一句话却如晴天霹雳。
粟裕说：陈军长，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能渡江……
1. 粟裕的计划
1948 年 11 月 22 日，在苏北一个叫碾庄的小村子里，持续了 12 天的二十余万人大绞杀，终于落下了帷幕。
不过 200 户人家的小小村子，此时已经被夷为了平地，村子里里外外被战死的士兵尸体围得密密麻麻，足足有数万具之多，被炮火熏黑的泥土和烧焦的树木正默默诉说着战役的残酷，焦黑的尸体让战友连辨别敌我都已经做不到了……
国军第七兵团总司令黄百韬见大势已去，万念俱灰，想到自己一生几经转换，不禁感慨良多，他的手枪营营长冯非此时可是急得团团转，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了，共军随时都可能打进来，他不断地劝着总司令，让他尽快突围，手枪营会拼死掩护他离开。
但黄百韬却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出去，自己还有事跟杨廷宴杨副军长说，虽然着急，但冯非也只能先退了出去。
随后，黄百韬拿出了自己的南京总统府出入证，在背面写道：黄百韬尽忠报国。然后交给了杨廷宴。
杨廷宴只瞟了一眼就大吃一惊，忙大喊道：总司令！

焕然（黄百韬的字）两次易帜，总统不计过往仍一路提拔，委以重任，知遇之恩不可不报，今生死存亡之际，只期盼能以焕然之死，警醒党内勾心斗角之辈，戮力同心，携手御敌，则党国还有一救，否则，焕然虽死不能安也。黄百韬说完，推了杨廷宴一把，催促道：你快走吧，把我的死讯告诉总统，就说焕然已经尽力了……
杨廷宴还犹豫不决，就被黄百韬推了出去，少顷，屋内传来了一声枪响，正在外面等候的冯非大惊，急忙冲进去，却发现总司令已经自尽了。
听闻国军第七兵团被歼，华北野战军代司令粟裕兴奋地大喊了一声「好」，随后连续多日紧张作战的身体再无力支撑，疲惫不堪地昏倒在地。
毛泽东身边的人也在当晚吃惊地发现，主席卧室里已经亮了多日的灯熄灭了，大家纷纷猜测，这是战役打赢了。
黄百韬死后，南京政府一片震动，蒋介石悲痛不已，亲自派人到碾庄取回了他的尸体，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国葬，并追授二级上将军衔。
但此时的蒋介石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要从王耀武说起，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粟裕给毛泽东立下的军令状说起。
早在国民党大军进攻解放区根据地，共产党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就制定了深入敌人腹地、将战场引向敌占区的战略构想，并派中原野战军刘邓所部挺近大别山。
但却被国军几大主力围攻，处境十分艰难，刘邓不得已只好向中央求援，中央军委在几番会议后决定，派遣一支部队下江南，牵制敌军主力，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而负责带兵的就是粟裕。
但几经考量后，粟裕却犹豫了。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正从中央开完会，回到华野驻地，一路走马观花，心情大好，于是作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在陈元帅眼里，这一招妙棋已经让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回到驻地时，粟裕的一句话却如晴天霹雳。
粟裕说：陈军长，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能渡江……
粟裕在之前也曾几次跟陈毅谈过自己的想法，但军委几番思量后还是没有采纳，这次中央已经下达了准备渡江的命令，粟裕在这个节骨眼提出不愿意渡江的想法，让陈毅颇感为难，他的一番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来回踱着步子，思考了半晌后才说道：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你去向军委再陈述一遍你的观点，让主席定夺吧。
于是粟裕就再一次来到了中央，一向没有出门迎客习惯的毛泽东听闻他到来后，特地走到大门外迎接，紧紧握着他的手说道：我们的英雄来了！
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有十多年了，毛泽东一度以为粟裕跟随红7军团牺牲了，还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随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面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五大书记，粟裕又一次直陈了自己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已经 3 次在电文中提到过自己的战略构想和暂不过江的理由，并在结尾用上了「斗胆直陈」四个大字。
会议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毛泽东等人被说服，但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少则 4 个月，多则 8 个月内，必须「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完成准备渡江之工作」。
毛主席并没有彻底被粟裕说服，但他也没有对手下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是愿意让他去尝试一番，并且这份军令状仅仅是推迟渡江计划，事后还是要渡江，同时为了方便指挥，在陈毅被调到中野工作后，粟裕即推辞后，被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兼代政委，而粟裕没有辜负这份期待，仅仅豫东一战，就完成了军令状上的目标，并由此战声名鹊起。

随后，他又对孤立于鲁中的济南发起了进攻，仅仅不过 9 天时间就攻破了这座坚城，歼敌十万余，俘获包括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内的将领 23 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当济南战役进行过半时，粟裕就已经有了淮海战役的构想，当时他将 40 个团拿来攻打济南，60 多个团用来打援，想伏击北上增援的杜聿明部，结果老谋深算的杜聿明最终也没有率部北上，这接近 70 个团的部队从始至终就没放一枪，毫发无损。
于是粟裕就谋划要发起下一次战役，选择的点就是两淮和海州，并整理呈报到了中央军委，那时的淮海战役，跟后来的淮海战役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很高兴，当即同意了这份计划，开始组织发起淮海战役，与此同时，在济南丢了以后，国民党内部也掀起了一番波浪……
2. 徐州剿总
1948 年 10 月，济南被克后，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集结四个兵团和四个绥靖区共 25 个军多达 60 万人之众，作出了坚决守卫徐州的架势，四个兵团沿陇海线一字排开，排出了一字长蛇阵的阵型。
但这却在很早之前就被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视为不智之举，早在两大剿总初设之时，他就提出在中原不应设置两个指挥部，提议应该合并由他来指挥，但长期对桂系势力的警惕使得蒋介石不可能把这么大一块底盘交给身为桂系领袖的他来坐镇，经过一番筛选后，蒋介石最终把防卫徐州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刘峙。
刘峙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北伐时就跟随蒋介石，在战场上鲜有战绩，全靠忠诚获得了蒋介石的器重，在他上任时，南京一片哗然，纷纷疑惑：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就算不派一只虎，也该派一只狗啊，怎么就派了一只猪呢？
蒋介石对这个学生的能力也很清楚，济南被克后，他感到共军迟早要对徐州用兵，于是特地给他找来了杜聿明做副手，担任实际的战役指挥，以辅佐刘峙，接到任命后，杜聿明迅速拟定了一个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就是佯攻济宁，目的则是收复济南，以打通津浦线，可恰好此时锦州战局胶着，蒋介石只好把杜聿明派去东北救火，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面对中野、华野大军压境的困局，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心急如焚，他深知刘峙指挥不来这一仗，于是特地找到当时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要他去北平设法说服蒋介石，让白崇禧出来统一指挥，临行前，他拉着郭汝瑰的手再三叮嘱，一定要说清楚一点，这次指挥只是暂时的，战役过后，两大剿总仍然分开。
郭汝瑰就这么带着顾祝同的意思去了北平，将这番话一五一十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完后，也大概是受困于东北的战局，就直接说道：还分开做什么，就直接让他指挥好了！
1948 年 10 月 30 日，白崇禧兴冲冲来到了南京，并在当天的会议上一口答应了这一任命，可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上午开会上，他却怎么也不同意了，这个原因至今都众说纷纭。
其中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来源于他在前夜曾拜访过桂系领袖李宗仁，而美国人在此前曾许诺过李宗仁，如果蒋介石在此战失利，愿意扶植桂系上台。
白崇禧是第一个看到大战迫在眉睫的人，回到驻地当天，他就电令各部，陇海会战即将打响，令各部做好准备，然而此时，包括蒋介石和顾祝同等人在内的许多人都乐观地认为，共军刚刚打下济南，必然要休整一番，至少在一个月内不会有行动，于是直到开战的这六天中，徐州剿总的 60 万大军一直待在原地，一动也没有动。
而在此时，面对即将爆发的战役，国民党作战厅也向远在北平的蒋介石报送了两份作战计划：
一是将兵力收缩到津浦线，放弃陇海铁路，作攻势防御；
二是放弃徐州，全军退守淮海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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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谚语：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现在的军事单位里面，参谋长是五号，依次为：集团军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战争期间，军队的作战部署由班子成员开会商议决定，参谋长的意见是代表作战部的，是参谋们的群体智慧，基本上主帅不会否定参谋长的部署，只会提一些全局性的要求，参谋长这个时候拿本子记下来，回去开作战会议的时候让参谋们具体落实，然后作战部形成方案，领导同意后下发个旅营具体执行。
除非司令员有重大失误，参谋长会提醒，如果司令员坚持己见，参谋长可以保留向总参汇报的权利。如果只是意见不一，参谋长必须执行一号的命令。其实，独断专行的一号很少，军事大事都是班子委员们商量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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