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在古代，半路截杀上任官差后冒名顶替，可行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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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在古代，半路截杀上任官差后冒名顶替，可行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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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古代有哪些冒充官员上任的例子？当权者是怎样防范的？科举考试发榜后，如何证明你就是状元而不是其他人？有没有可能冒充？

在古代假冒官员其实非常常见，但是截杀官差冒名顶替可行性极低。严格意义上我们能找到的所有”杀官顶替“的例子其实都是古人写的故事并非史实，这些故事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比如说穿越小说《临高启明》里，提到明代崇祯年间”雷州知府“在上任途中被强盗截杀，结果强盗冒名顶替后还干练清政，很久以后才被真知府的儿子揭发的事情。临高众原本计划抢先下手，派人冒充雷州知府，还搞了个”唐僧计划“，结果后来在雷州势力够强，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的亏计划流产了，因为崇祯年间压根就没这么一伙强盗当知府。这其实是明末清初时，一个叫徐芳的人写的小说，名叫《雷州盗记》，收录在《诺皋广志》内。

徐芳，号”愚山子“，江西建昌南城人，在崇祯十三（1640）年中进士，曾任山西泽州知府，入清后归隐不仕。我想，作者写这篇短篇小说的目的，正如他文中所说：“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当时的官员和强盗无疑，比强盗还坏，讽刺明清政府任命的官员还不如强盗（可能说的是起义军）干的好。
这个故事后来被张潮收录在《虞初新志》卷五中，流传很广。《临高启明》这部分的同人作者很可能就是看了被收录的这个版本而写的同人……
其实翻一下《雷州府志》就知道了，崇祯年间雷州知府依次是范得志、朱敬衡、王允康、刘光震、伍堣，他们都不是《雷州盗记》里说的“金陵人”……

《雷州府志》

其实，这种”富裕地方出身的官员前往偏远地区上任，结果途中被歹人杀害乃至冒名顶替，妻子被人霸占，最后靠官员的儿子报仇雪恨“的故事都是源于同一个模板，在唐朝末年就开始广为流传。
一、唐·皇甫氏《原化记·崔尉子》唐玄宗天宝年间，清河崔某，家住荥阳。崔某被任命为吉州太和县尉，就同妻子王氏雇孙某的船赴任，他母亲卢氏仍留在荥阳。孙某见崔某夫妇带的钱财不少，起了歹念，夜里到一僻静地方把崔县尉推落水中，将王氏纳为自己妻子，住在江夏。
当时王氏已经身怀有孕，后来生下一子，孙某也很疼爱他，视如己出，王氏教儿子读书识字，但没告诉他身世。卢氏在荥阳得不到儿子的音讯，后来安史之乱起，就更得不到消息了。
二十年后，崔县尉之子已长成，学业也很不错，就进京赴举，经过荥阳，寄宿于崔庄，正是他亲祖母卢氏的家。下人都说这客人很像当年的崔县尉，卢氏亲自见过客人也觉得十分相似，便将自己失子经过和客人长得儿子的事情都告诉了崔县尉之子。
崔县尉之子进京以后，并未考中，归途又经过崔庄，临行时卢氏给了他钱粮，又给了崔县尉的一件旧衣服。崔县尉之子回到江夏，也没把去崔庄的事告诉父母，只是有一次他把卢氏所给的那件衣服穿上，引起了王氏的注意，
因为这件衣服正是当年王氏为崔县尉作的，王氏熨的时候不小心还烧了一个小孔，崔县尉赴任时，卢氏留下它作纪念。王氏在得知儿子两次经过崔庄的经过后，痛哭流涕，告诉了儿子他亲生父亲被养父谋杀的往事，崔县尉之子便到官府告发了养父。官府逮捕了孙某，孙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处决。王氏因为没有及时告发，也应连坐，经过她儿子苦苦的哀求，才免予追究。
这篇小说应该是该类故事中最早的一种，被收录在《太平广记》内。
《崔尉子》情节比较合理的地方是孙某杀死崔县尉，霸占钱财和妻子后，并没有冒名顶替上任，而是在江夏住下；卢氏没去找儿子的原因是安史之乱，崔县尉之子长大后考进士也没考中，后来王氏因为没有举报孙某，还差点被官府治罪，复仇的结果远超了崔县尉之子的预期，最后也没有大团圆的结局，显得相当郁闷和现实，颇具唐代传奇小说的特色。
二、唐·温庭筠《乾??子·陈义郎》陈义郎之父陈彝爽，与周茂方都是洛阳以东的福昌县人，一同在三乡驿读书。陈彝爽考中进士，回到家乡后娶了郭情的女儿；周茂方没能考取功名，只是与陈彝爽发誓永远交好。唐玄宗天宝年间，陈彝爽被任命为蓬州仪陇县县令。陈彝爽的母亲因为眷恋乡土，没有跟着儿子前去上任。
临行前，郭氏用自己织的绢给婆婆做一件衣服。结果失手被剪伤了手指，鲜血滴到衣服上。婆婆和郭氏感情很好，在听了郭氏的解释后便将衣服留作纪念。
陈彝爽非得请周茂方一起同行。陈彝爽的儿子陈义郎才两岁，周茂方见了视如己出。他们走到巴江畔险恶的地段，途中游玩时，这时周茂方忽然心生恶念，命仆人马夫等人先到前面邮亭去准备饭菜。他与陈彝爽徐步慢行，突然抽出金锤打碎了陈彝爽的头，接着将他推入江中。
周茂方谎称解手时，陈彝爽被惊马踩死，并提议自己冒名顶替骗取俸禄，在回到北方后为陈彝爽举行丧礼。周茂方对陈彝爽的仆人们都许下了优厚的好处，而郭氏不知真相，只好依从他的计策。
周茂方到任后，把仆人们安排妥当，使他们不致于泄露实情。一年以后，周茂方才霸占了郭氏，并对她防范很严。郭氏把仇恨藏在心里，也没法采取什么行动。
任期满后，周茂方被调任到遂州长江县，于是在那里安了家。之后他又被任命为遂州曹掾，时间一晃就过了十七年。任期满后，周茂方带着他的儿子回京师应举，周茂方走北路，有意让儿子一下故乡亲友存亡的情况，便叫他走南路。
陈义郎路过三乡驿，有个卖饭的老太婆招呼他吃饭。老太婆因为陈义郎长得像自己的孙子而没有要钱，反而将郭氏所留下的带血痕的衣服，哭泣着送给了陈义郎。
第二年陈义郎考试不中，回到了长江县。郭氏看见了带血痕的衣服，惊问怎么来的。陈义郎将三乡驿的老太婆赠衣之事告诉了母亲。郭氏这才哭着将真相告知儿子，并且希望儿子报仇雪恨。
陈义郎暗中磨好一把利刃，等到周茂方睡觉时，就割断了他的喉管。陈义郎提着周茂方的头颅，去到官府自首。节度使赞赏他的孝义，免除了他的杀人之罪。陈义郎侍候母亲返回家乡，郭氏与婆婆互诉衷肠，奉养婆婆三年后才死去。
温庭筠写的《陈义郎》也被收录在《太平广记》内，这篇故事框架和《崔尉子》大致相同。
这个故事的不同之处是第一次出现了周茂方冒名顶替陈彝爽做官的情况，由于设定发生于天宝年间，周茂方冒名顶替，却调任三次也没有泄密的原因，除了他本身就有才学，且对朋友知根知底，又骗取郭氏信任，并且处理了不太知内情的仆人外，可能还是由于“安史之乱”，战火导致档案不存。
周茂方和郭氏感情很差，对她处处防备，郭氏却和陈彝爽、婆婆感情很好，因此才有后面郭氏希望儿子杀死养父报仇的事情。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养子为亲生父亲报仇，亲手杀死养父雪恨的同类型故事。
三、五代·《闻奇录·李文敏》
《闻奇录》是唐末五代时的小说集，《李文敏》为其中一篇，也被收录在《太平广记》之中，篇幅短小，原文全文如下：
唐李文敏者，选授广州录事参军。将至州，遇寇杀之，沈于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岁，随母而去。贼即广州都虞候也。
其子渐大，令习明经，甚聪俊，诣京赴举下第，乃如华州。及渭南县东，马惊走不可制，及夜，入一庄中，遂投庄宿，有所衣天净纱汗衫半臂者，主妪见之曰：“此衣似顷年夫人与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复似小娘子。”取其衣视之，乃顷岁制时，为灯烬烧破，半臂带犹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说之。
此子罢举，径归问母，具以其事对，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系而诘之，所占一词不谬，乃诛之。而给其物力，令归渭南焉。
《李文敏》的特点是杀死文官李文敏的，便是当地的武官“都虞候”，因此“都虞候”并不需要冒充李文敏。另外李文敏的儿子和崔县尉的儿子、陈义郎一样，都是靠衣物和祖母相认，也都没能中进士。
以上这类故事后来发展出了张国宾的元杂剧《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冯梦龙的小说《警世通言》中的《苏知县罗衫再合》等等，虽然被抢劫对象并不是官员，但是情节都是强盗收养了他的儿子，儿子通过衣服和祖父母相认，得知身世，最后报仇雪恨——而“被杀害的亲生父亲“其实做了和尚，没死，一家人迎来大团圆结局。
《史记》里程婴带着赵氏孤儿躲入深山二十年[1]，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却改成赵氏孤儿被不知情的屠岸贾收为养子，后来程婴凭信物让孤儿杀死养父报仇，恐怕也是这个套路。
四、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卜起传》东都人卜起，授（江西）瑞州高安县县尉，因可怜从弟德成没有去处，便邀其同行。卜德成爱慕卜起的妻子白氏年轻貌美，日思夜想，无计可得。某晚，他与卜起共立舟上闲话，突然将其推到江中。他假意呼救，至明日才捞起卜起的尸体。
卜德成劝白氏说不要举行葬礼，他可以假冒兄长去做官，领取俸禄，做完这一任再回去。白氏大哭，德成举剑威胁，迫使白氏做了他的妻子。白氏只得暗想如何进行报复。此时卜起的儿子才七岁，卜德成喜爱他甚于亲子。
不久，卜德成官满，又被任命为楚州山阳县主薄。一次，卜德成入京，久而未归。卜起的儿子已经十五岁了，一日忽然问起父亲的情况，白氏哭着说卜德成并非其生父，又将卜德成如何害死卜起，冒充卜起为官的事情一一讲出来。
于是，儿子与母亲一道到府衙告状，府衙派人捉拿卜德成，使其认罪。知府将情况上报给太宗，太宗下令处死德成，同时封卜起的儿子为官。白氏知情却久瞒不报，本应问罪，儿子上诉才得以判处无罪。
《卜起传》倒是缝合了《崔尉子》和《陈义郎》，比如被杀害的官员都是去江西，最后他的妻子因为知情不报差点受惩罚等，但是省略了儿子凭借衣服与祖母相认的情节，白氏突然吐露真相，就显得非常突兀。
故事中，杀害官员卜起并且冒名顶替的是他的从弟，也属于熟人冒充。另外宋太宗时期瑞州还叫“筠州”，刚从南唐手中夺取不久，南宋时避宋理宗的讳才改名瑞州，这个故事可能被南宋以后的人修改过。
故事中提到的“卜起的儿子”，是同类型故事中头一个因为举报了养父而被封官的。和之前三位没中进士、直到故事结束还是平民的孝子相比，因果报应的气息更加浓厚。
五、元末明初·杨景贤杂剧《西游记》
半路截杀商人官差，冒名顶替的故事中最为知名的还是“江流儿唐僧”的故事，该故事的原型最早可见于南宋《齐东野语·吴季谦改秩》：
……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盗，杀之。其妻有色，盗胁之曰：“汝能从我乎？”妻曰：“汝能从我，则我亦从汝，否则杀我。”盗问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无可言者。仅有一儿才数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遗种，吾然后从汝无悔。”盗许之，乃以黑漆团合盛此儿，藉以文褓，且置银二片其旁，使随流去。如是十余年。
一日，盗至鄂，舣舟。挟其家至某寺设供。至一僧房，庋间黑合在焉，妻一见识之，惊绝几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于此，毋挠我。”乘间密问僧：“何从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滨，有婴儿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为求乳食。今在此，年长矣。”呼视之，酷肖其父。乃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为我闻之有司，密捕之可以为功受赏，吾冤亦释矣。”僧为报尉，一掩获之，遂取其子以归……
这个“江流僧”的故事，僧人被杀害的父亲，并非官员，强盗自然也不需要冒充。然而，这个故事在南宋时被化用在已经失传的杂剧《陈光蕊江流和尚》中，可能是作者考虑到《陈义郎》之类故事主角和玄奘法师一样都姓陈，便把两个故事缝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日后杂剧、乃至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出身故事的原型。
“江流儿唐僧“的故事现存最早的文本是元末明初杨景贤写的杂剧《西游记》的第一本，因为是杂剧而不是小说，因此很多逻辑只是为了表演顺畅，其实很难经得起推敲。
比如状元陈光蕊授洪州知府（还是在江西），只带了妻子殷氏和一个家人赴任，半路截杀的强盗也只有船夫刘洪一个——纯粹是元杂剧一贯的省演员的套路罢了！
刘洪在洪州当了十八年知府也没调动，且一个强盗能够冒充状元没有被发觉，殷开山也不关心女儿女婿，明摆着是作者为了方便唐僧长大成人后，得知身世，直接找上门去认母，亲自报仇而已——毕竟这部分要被压缩在了一本四出戏里演完，剩下五本还要讲取经呢！
因为是神仙剧，陈光蕊因为救下化为金鲤的南海龙王，因此在唐僧复仇后被龙王复活，迎来第一本结尾的大团圆——
杨景贤的《西游记》里，玄奘出生在贞观三年，贞观二十四年去西天取经，十七年后归来大概还是贞观年间——大概只是懒得交代隋唐改朝换代的事情，顺便还能省略几个皇帝的演员——反正大部分观众也不懂这些，就是看个热闹。
由于刘洪一个强盗当了十八年知府，居然没有暴露，加上明末《江流僧》的故事家喻户晓，即便不需要看《西游记》小说便人尽皆知，这或许成了日后徐芳写《雷州盗记》中的“贤明的强盗知府”的灵感——但是他还是回到了儿子为亲爹报仇成功的俗套里……
没办法，毕竟真的杀官冒名顶替很难，最后只能全是套路。
参考^尽管看了《春秋》就知道“赵氏孤儿”本来就是个故事而不是事实

看同治年间广东省知县杜凤治写的《杜凤治日记》，可以发现如果有人想在半路上把他干掉然后冒名顶替，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当官并不是吏部写个凭证，到县里凭票即付，去当土皇上。
首先杜凤治为了能够补上缺，在北京苦等了11年，在这期间他和吏部、刑部、兵部的官员甚至书吏都混了个脸熟，被王公、大臣挑选了30次之多，在这11年内是没法狸猫换太子的，北京城认识他的人太多了。
有官缺之后也没法冒名顶替，当时官员为了赴任都要提前借银子做打点和路费之用。杜本人就借了5000来两，实得不到2500两。
为了保证杜凤治还钱，债主让伙计一路跟随，以便官员到任后能收回银子。你半路杀了杜凤治容易，这几千两的债务和伙计的人命一两个月后就会案发。到时候北京的债主过来找督抚控告，你要怎么解释？
杜凤治到广州后待了一个多月，四处拜访总督、巡抚、布政使、知府、粮道又在当地借了几千两。不拜会是不行的，因为总督、巡抚和布政使都有能力决定你能否赴任。
杜凤治能顺利赴任是因为他本家亲戚杜联当时也下派到广东当学政，是仅次于督抚的大官。你骗得过旁人，如何骗过在北京刻意巴集多年的亲戚？
哪怕没有亲戚在同省为官，督、抚、布政使、知府这几位一问你北京近况，你答不出来，乐子就大了。别以为广东官场不知道北京的情况，他们有京报、省报、辕门抄和票号信息做情报来源，没事还总给北京官场写信、送钱，借以刺探情报，维护官场情谊。北京发生的事，他们一两个月后也就知道了。
你在北京住了好几年等着选官，却一问三不知，也没有天上人罩着，你以为督抚们智力60，看不出你来路可疑吗？

截杀？这种手段太落后了。
新中国刚成立时，有一个叫李万铭的人，此前是国民党士兵。南京解放后，他伪造证件冒充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身份，考入二野军政大学。
在二野军政大学培训了四个月毕业，李万铭又嫌弃分配的地方不好，于是又伪造信件和印章，自己把自己分配去了常州市政府。
到了常州市政府后，李万铭又嫌从科员干起官太小，于是直接跑路，伪造信件说自己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党员教育科长，把自己从学员身份变成了教员，要求苏南公署给分配岗位。但这种人事调动很不寻常，直接被当局识破，判了三年刑期。
1951年1月，李万铭获得假释之后，又用二野军政大学的身份给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书记、陕西政府主席马明方写信。这个陕西地区全权抓的一把手完全没有识破李万铭的诈骗伎俩，一拍板，把李万铭安排进了李万铭的老家安康县，去民政科做领导，获得了“人民功臣”奖章与“革命军人残废证”，还成了“党员”。
1952年，李万铭去西北农学院进修，又伪造二野军政大学的调令给西北农学院，说要调自己去中南局。西北农学院又被骗了，于是让李万铭带着档案去报道。
李万铭的目标正是档案，他得到档案后，伪造经历：36年参加红军，37年又在开国上将陈伯钧领导的359旅下历任连长营长，然后朝鲜战争又在某部队当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
靠着自己补充的的档案资料，李万铭顺利进入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成为中南农科所秘书主任。随后还被委派进入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3年，中南局撤销之后，靠着档案材料，以及农科所、农林部等部门的官方背书，“优秀人才”李万铭于是直接被调进入了北京，成为农林部的处级干部。
真实年龄26岁就已经在中央担任处级领导的李万铭，假如就此收手，凭借这个“档案功绩”与年龄优势，指不准能成为重点培养人才，以后出现在“第三代某某集体”里也不是没可能。可是急躁的李万铭还是觉得升官太慢，想赶紧当“大官”。
于是仅一年后，1954年，李万铭又使出老伎俩，伪造西北某军司令信件，要任命他当参谋长、师长，开给了农林部。于是农林部放行，李万铭前往西安。
但是吧，师级干部已经不是基层职务了，其人事问题基本高层都盯着，这种伪造简直是作死。当时的陕西政府一把手换成了张德生，张德生又是陕西省军区的书记与政委，他遇到李万铭后，聊了几句就给识破了，人陕西军区的政委还能不知道西北各军的人事调动？
然后经过省公安调查后，李万铭老实交代了罪行，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后来这老哥赶上了文革，又被加刑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李万铭的文革加刑还被平反了，获得了国家五百块的补偿金。
老舍曾经去监狱详细采访了李万铭，把他的事迹写成了话剧《西望长安》。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葛优也演过这个话剧。我在b站找到了相关资源，可惜没找到葛优版的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现代社会，都有逃犯冒充官员的例子。
甘肃人刘和平，一个诈骗犯，蹲了两年监狱。
出来后，冒充中央部委官员，当了柳州市委副书记。
干的成绩也很好。
最后是中央领导来柳州视察工作，当地官场特别介绍刘和平的时候，才东窗事发。
中央部位档案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人。
然后是判了20年。
赵锡永，也是假冒国家部委司长。
到处行骗。
最后才被抓。
现在都有这么多骗子冒充官员的。
通讯技术更加简陋的古代，自然也不会例外。
波斯帝国时期，还有假冒皇子的事件。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
《汉书·田广明传》记载：“胡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西汉平民胡倩冒充二品命官光禄大夫，率领亲兵抵达陈留（今属河南）。当地官员看出不对，禀报给驻军长官，将胡倩及其随从统统抓起来，砍了脑袋。
《汉书·魏相传》记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客论弃市。”御史大夫桑弘羊的门客冒充御史，住进某县国营招待所，通知该县副县长前来拜会。副县长去得稍晚，被这位假御史捆起来打。幸亏县长魏相胆大心细，将假御史抓进县衙，审出真情，上报朝廷。最后呢？假御史被判处死刑。
查清朝中后期成书的刑事案件汇编《刑案汇览三编》，在续增部分第十三卷见到几宗假冒官员、官差和官员家属的案件，下面择要分述。
道光四年（1824年），河南平民高海观假冒七品官向人借钱，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八年（1828年），广东土匪黄得连探听客商周老五船里夹带鸦片，冒充官差上船没收，将鸦片转手卖掉，得银二十余两，枷号一月，发邻近省份充军。
道光九年（1829年），贵州平民曹文明冒充贝勒，在邻近州县招摇撞骗，杖一百，徒三年。
还是道光九年（1829年），湖北商人罗青云在陕西亏了本，无钱回籍，冒充即将上任的守备，向人借钱，承诺到任后加倍奉还。但他后来赖账，被人告发，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一个名叫王福的商贩租借货船，为了压低租费，冒充官员，欺骗船主，行骗未遂，从轻发落，发往邻近省份充军。
道光十三年（1833年），安徽平民徐声扬在京城举办婚事，为了多赚份子钱，假冒吏部尚书的仆人，向吏部衙门的官差散发请帖，被人发现，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十四年（1834年），河北平民李二和隋四冒充巡夜官兵，讹诈商贩银两，枷号一个月，发往邻近省份充军。
看完上述案例，你会感觉古代的骗子都有点儿笨，刚冒充上干部，就被抓，被杀，或者被枷号，被充军，被打屁股。现在的骗子也许比古人聪明，也许比古人运气好，前面说的李建明啊、赵锡永啊，都冒充两三年了，才撞到枪口上，而且风险并不算大——假冒省委办公厅主任的李建明判刑一年。要知道，小偷撬门别锁，顺走人家几万块钱，就能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比假冒官员的风险可大多了。
在古代，假冒官员的风险非常大。
按《唐律疏议》：“若诈增减功过年限而预选举，因之以得官者，徒一年。”在职官员在档案上造假，因而升官，判处一年徒刑。如果是平民假冒官员呢？“重杖处死。”大板子打屁股，打到死为止。
按《大明律》：“受假官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诈称内使及督抚四辅谏院六部监察御史按察使司在外体察事务，欺诳官府，煽惑人民者，斩。”普通假冒官员，打一百大板，流配三千里外；如果是假冒宫中太监或钦差大臣，到地方上招摇撞骗的，砍头。
假如按照唐朝或者明朝的法律来判案，李建明、赵锡永等人很难幸免，不是被大棍打死，就是被砍掉脑袋。
问题是，古代法律虽严，却没能刹住假冒官员的歪风。南宋判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假冒官员的案例，明朝话本小说《三言二拍》里有假冒官员的传奇。至于清朝，能当正史来读的《刑案汇览》和迹近野史的《清稗类钞》都曾收录假冒官员的“光荣事迹”。特别是《清稗类钞》，该书分册《棍骗类》载有三宗假冒官员案，分别是“钱豁五终身行骗”“饰为某王以行骗”“冒充吴甄甫之犹子”，一个比一个精彩，比读侦探小说都过瘾，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读。
而且，往往都是冒充中央派来的上级官员。
评论里面讨论当官难不难的。
刘和平，这个人，是诈骗犯。
诈骗，是高智商犯罪。
一个诈骗犯，可以证明他没有道德枷锁，但是有胆识，有能力。
这些都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
诈骗犯，冒充官员，成功的概率大。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
杀官差当老爷，这种故事在我国的相声评书里层出不穷，但是大多数都是人民群众的一种美好幻想。实际上，真要是这么干，可能性也许有，但是结局一定是悲剧的。
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地方一定要偏远。
因为你想要假冒县令还不被发现，肯定得找个穷乡僻壤不见人的地方赴任，如果是金陵府顺天府这种大都市，几个小时就被人认出来了。所以你得找到一个倒霉鬼，最好是云贵两广一带的县令。
其次，这个人还得有足以胜任县令的能力。
虽然百姓总说庸官狗官，但是古代的官就是水平再差，文化肯定是不差的，公文得会写吧？写字得馆阁体吧？这两点做不到的话，岂不要当场露馅？真有这么一个人，他又何必去干这种杀人越货的勾当呢？
最后，还不能见领导。
古代地方官三年一考察（京察），大考察不说了。就算不去北京，省城还是要常去的吧？省里的官那么多，几乎肯定有见过官员本人的，同科的同学（一起吃过琼林宴），本省的长官（对本省人事一清二楚），都瞒不过去。
所以，就算糊弄的了一时，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但是当官捞钱不是这么短时间就能做到的，想挣快钱，还不如做土匪。
但是，利用古代没有照相技术，作假的人的确不少，骗子也很多。
在单口相声《蜂麻燕雀》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虽然是相声，但是还是有一定可操作性的。
说在清末的某一天，宛平知县在县衙里办公，门口来了一队人，轿夫护卫鸣锣开道，丫鬟仆人一大堆，排场很大。衙门里的公人虽然横，一见到这样的主，谁也不敢阻挡。从轿子里下来一个老爷子，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气冲冲的进了后院，一路畅通无阻。
这边有人禀告县令，老头说话就到，县令一头雾水，但是看老头的架势一定是大有来头，也不敢慢待，赶快让座倒茶，询问来意。
这老头好像十分愤怒，见了县令一点不客气，直接坐在正堂上，声音洪亮的说：“我是来告状的！”。
县令一听这也了不得，您是来告谁的呀？
老头说：“告我儿子！我告他不孝！”
县令说您消消气，怎么个不孝法，您慢慢说。
老头说：“我信佛，我去年去了五台山，参见了高僧，我想积点功德给山里修座庙宇，跟我儿子要两万两银子，他死活不给！所以我今天来告他不孝！”。
县令一听这话，这老头来头可是不小，两万两银子可是个大数，一开口能说出这话来，这老头不是一般人，赶忙问：“您儿子是谁啊？”。
老头气冲冲的说：“我儿子是李鸿章！”。
县令傻眼了，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您儿子？！这小县令一阵眼晕，赶忙给老头端茶倒水，一迭声的安慰老头，可是这老头还是一股愤怒的样子，就是不消气。
县令一琢磨，这可是天赐良机啊，老天赐予我能搭上李中堂关系的机会，于是说：“老爷子诶，您老别生气。李中堂他可能不是没有孝心，是他不方便。要么这么着，我替您老出这两万两银子，就算我对您老的一片孝心了好不好……”。
后面还有一大段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听一听，很有意思，反正这伙人把钱骗成了。
说实话，就古代那个通讯水平，科技水平，杀人越货，实在是太容易逃脱了，那才是犯罪者的天堂，坏蛋们的全盛时代呢！

崇祯年间，一位被委派来雷州担任知府的官员，在带着家眷在前来上任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山贼打劫，官员和他的家人被杀害。事情比较离奇的却是，这伙山贼的首领，利用这为官员留下的文牒，竟然来到了雷州，接替了前任知府，正儿八经的在雷州做起了官员。
这个山贼在雷州做官，一直坐了二年，而且风评还很好。直到真正的官员的儿子来到雷州投靠，发现了山贼的身份，到了当地锦衣卫举报。最后锦衣卫安排了一场宴席，把山贼匡到了埋伏地点一举拿获，山贼被抓交代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这个故事出自《雷州志》，上文引自临高启明

你是一个强盗，有梦想的强盗。
你想通过杀死一个官员，拿他的官凭去当官。
首先，你得能杀得到官员。
虽然天下府县甚多，但你能抢劫的只有周边的县，还有这个方向上赴任的官员，古代中国视行政区划的不同，大概有1500个左右的县。就算你的山寨就在京城唯一的城门门口，一年下来也劫不到几个官，更不要说赴任的新官了
如果你的山寨不幸在两广之类的边陲，那可能周围也就四五个县的官员会从你这里路过……
其次，你得知道你杀的人是个官员。
也就是说，你得识字，而且要对本朝的官制都有所了解，能看懂那个官员随身携带的官凭，知道自己杀掉了一个赴任的官员，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官，知道他要去哪里赴任。有这个能耐的人一般不会去当强盗了。
再次，你得装得像个官员。
虽然很多捐的官碌碌无为只会捞钱，但到底也还是个读书人，懂得一些“风雅”，做一些品茶、赋诗、论道之类的事儿也是得心应手，就算是捞钱，也捞的冠冕堂皇，一般强盗哪懂这个啊。这就好像一个日常找站街女的屌丝跑到高端会所里冒充二代，秒秒钟都得被人认出来。
最重要的是，你得能摆平这个官员的宗族和社会关系。
古代的官员们往往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县官至少后面不止有宗族，还有同年、同僚、老师等等，彼此都利益相关，把他们摆平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儿。有些答主说“人情往来一概不回”，那很快就露馅了，毕竟和你平级的人写信你不会只是被称为绝情，但如果你的长辈、恩师写信你不回，那问题就大发了，因为这是不孝，在古代是极重的罪名。
比如那个倒霉孩子的恩师写信给他，这信通过驿站送到你手上了，你回不回？你若回那就露馅了，如果不回的话他的恩师就会感到奇怪，本来极为尊师重道的学生怎么不回信了呢？而且据说同年给他的信也一律不回，是不是出了问题？正好有个朋友是锦衣卫的，请他调查一下……
最后，你还得能搞定来探望的朋友和来投靠的亲属。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都是依附于宗族的他的七大姑八大姨真的认识他，而不是现在这种过年才见一次，所以那种“人到中年所以发胖了”或者“水土不服所以变瘦了”的借口是真的没什么软用，见面就得被拆穿了。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过几个月瘾的话，倒是问题不大……

这事儿理论上来说，短期冒充能成。
老舍的父亲当年在紫禁城当禁军，出入皇宫就靠一张写着＂面黄无须＂的腰牌，皇上身边都这样，地方上还能多严格。
古代官员不能在本地任职，又没有现在这么完整的人事档案，仅有简单的文件又放吏部，信息传递困难，验证起来也很不容易，所以，古代官员上任就得凭借两样东西，一是委任状，二是身份证明，合称官凭。
委任状用来证明朝廷人事变动，身份证明就如我们的身份证，证明自己就是上任的新官。按例委任状一般由吏部颁发，官员手上一份，吏部备案一份，上面详细注明委任者的资料；身份证由朝廷统一制作，在取得官员身份的时，如科举考中进士时授予，这个身份证明你自己保存，不需要有效期到了补办。
我们回到问题，一玉树临风的小伙子高中了，春风得意走马上任去也，刚出城门就被人砍了，强盗是个识字的，一看，呦呵，和我身高一样长相相似，和题主一样想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比劫道来钱快多了。

于是地方上来了个人，手拿一张官凭，就说自己是某某，来当某某官，对方最多看看大印是真是假，若不是长相特殊，或者有同年在本地，你很难查清楚。比如我们熟悉的江流儿同学，他悲惨的童年就来源于强盗杀父夺官，而历史上也确实有这样的事。
有兄弟说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我们先看看。
康熙初年(1669年)，安徽池州府来了位姓郭的知府，他叫郭世纯，泉州晋江人，清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
郭世纯出生官宦世家，很有能力，把池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年终考核的时候，上级评价他“政理严明，奸吏惮之”。由于他精明能干，所以上级很看好他，下级对他也很尊重。
只是，官府征收的钱粮，他总是不肯解省，于是布政使特地派人将郭知府请到省城询问此事。郭知府解释说，征收的钱粮都存在池州府库，只是这钱粮重事，他不放心让别人办，打算等征收齐后，由他自己亲自押解来省，如不放心，可派人来查。
布政使就派人跟随郭知府一道到池州，查看府库。果见府库里银两一封封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数额巨大，衙吏向布政使如实禀报，布政使大喜，认为郭知府为人办事稳妥，实在是难得的人才。
直到有一天，一闽南农民来到安徽布政使处告状，他说自己是郭知府的妻兄，妹夫去年到池州上任，一直没有写信回家。村里乡亲来池州探访妹夫后也都杳无音信，他就亲来探访。谁知到了池州，在大街上见到轿中坐着的知府并不是其妹夫，就扮成乞丐进府衙乞讨，和府衙的人混熟了，又帮府衙厨房挑水，这才见到了妹妹。妹妹见了他不敢招呼，只悄悄交与他一封密信。
布政使接过密信一看：郭知府来安徽池州上任，半路遇到强盗，一家人都被强盗杀害，只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小儿子。强盗头目就拿着郭知府的官凭来池州府上任。探望郭知府的亲友都被杀死在府衙内。强盗之所以钱粮不肯解省，是要攒够银子跑路。
布政使先生目瞪狗呆，先派人来到池州府衙，找郭知府派人去各县核算钱粮，每县两人，郭知府应允了，把手下派出。人派出后，巡抚又请郭知府到安庆城省府议事。郭知府一到抚院衙门，便被逮捕。他派往各县的人，同时被各县逮捕。这一伙强盗被一网打尽。检查池州府库，已征收钱粮银8万两，强盗们打算在征收10万两银子后，便拍屁股走人了。尔后这个行政能力与心理素质都很强的大盗及其同党全部被砍了脑袋。

有知友指出这故事是编排出来的，我查了一下，郭知府确有其人，事情是编的（好吧我实话实说，其实是我七年前特别关注上看的，我悔过。。。）
但如果我们穿越回去照着这个操作来，虽然难度系数不小，但还是有操作空间的。卷一把就跑也不是不可能，是怕你当官当上瘾那就难免翻船了。诸位知乎儿如果穿回去，大可以来这么一把，只是治理地方还是有点难，记得带上键盘。

再说一下我能想到的bug，亲朋来投奔怎么办？如果是豪门子弟，家里交游广阔，这种长期冒充非常难，如果寒门出身，古人没事离开自己县里的都没几个吧，这事就大有可为了。
座师同年人情往来，书信字迹辩识出来怎么办？这个你可以绝情绝义不去搭理，说不定可以混几年，地方任职几年不见，见了你大可以说自己中年发福啊。

日常公务呢？政务处理，迎来送往，地方豪强，治理地方，抚恤赈灾，没两下子不就露馅了吗？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办了，以上技能都是给好官儿准备的，如果你只想当个混子还是可以的，历朝历代官位明码标价的可不少，赶上了没人怀疑你这么混还能当官这回事的。像王献之这种二代也治国安邦的能力吧，享年九千九百岁的魏公公也不通四书五经的，照样子孙满堂对不对。能不能在这个位子上坐几年，也看个人能力的。
这位郭知府被查出来了，可能李县令就干了几年攒了一票遛了。所以穿越回去的兄弟不要怕，大胆的干吧，怕啥？（如果你确实发现了虫洞一定叫我开开眼啊）
再加一条，有同学指出押字的事情，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五“押字”条下这么写的：“国朝押字之制，虽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画，盖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释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画字三日，以验异时文移之真伪。故京都有卖花字者，随人意欲，必有宛转藏顿，苟知所本，则当以名，庶不乖古义云。”这样的话卖签名的生意起码几百年了，杀人后还要找到这个人的花押。这个事情，我不清楚是否人人都需要行文到吏部？或者吏部直接把范本发给你上级，如果是这样你就玩不转了。如果你是个小县令，吏部并没有渠道直接收你的公文，这样就有空子钻，另外具体怎么验文移之真伪，谁来验我还不清楚，找不到漏洞在哪，大家走到这一步了一定得先了解政策，搞不定就赶紧遛了，如果你有攻略麻烦分享下。
不过不要气馁，古代这种故事很多，我还是觉得制度的漏洞是存在的，人们才会编这种故事，大家坚持要排除万难杀人上任，办法一定是有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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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两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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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劫了！

谢邀
可能性不大。
清代来讲，吏部抽签之后，要到各省等着分发。到省会慢慢等缺，谁是谁，督抚藩臬谁是谁都记得了。清朝地方官经常要到省里办公，如果冒名的，一下就能看出来。
有钱的捐指定分发，而且还有门路，到省里就能任职。这么有钱的人，肯定跟着家属、师爷，还会带着一票保镖。如果能打的过这伙人，到省里一引荐时，就露馅了。能直接安排到任的，肯定也是督抚家的人，或中堂家的人，随便问几句，也露馅。

特别低
文化。
古代一般人根本不认字，就别说匪徒了，真认字的，也在城里做事。
中举的人不是秀才，放在今天相当于top2本科毕业，上级问几句话你就露馅了，别的不说，对个对子吧，背本书吧。
事实。
你中举了？第几名？叫什么名字？考题是什么？你写了什么？老家在哪？哪年的秀才？师从谁？京城考场在哪？主考官是谁？
别人还就知道答案，我就问问你怎么答？
难度。
以前的衙门是政府法院财政公安等部门合一体的，而且，只给了你一个领导编制，后面靠你自己。怎么，你要带着衙门去打劫？
他以前认识的人有谁？来了怎么办？
法律
杀朝廷命官，死也就罢了，株连九族怎么办？

劫杀到官员的可能性刚刚已经有人分析过了，我再补充一点：
古代人识字率不高，山大王识字的可能性更小，就算运气好真的劫杀到了官员，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就算看到印鉴知道那是个官，可能也不知道是哪的官，干啥的官……

你他么一个师爷敢冒充县长？没人认识县长长什么样！

假冒官员或者冒名冒籍混入官场的的其实不少，尤其是到了王朝中晚期，各种乱象丛生，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奇葩事情都能发生。
比如明成化十五年闰十月，吏部就上奏：
本部听选官及监生人等，无虑四万余，先因员多缺少，请令诸待次于部者给假省祭于家，行之既久，弊日以滋。有其人已故而或冒其名入选者，有坐事为民而所司一概起送者，有家贫不能就选而以所领文移鬻诸人者，有罢职污吏诈丧冀幸复任者，有匿丧移易日月转他处求文移起送者，岁贡生员冒名冒籍因而授官者，有称贷于人初领文凭即为债主所夺，无以为赎，輙捏诉所司，幸得赴任者。乞行天下巡抚、巡按等官周悉防范，仍听本部榜示禁约。
诏可。
大概就是说全国等着在吏部侯缺的进士、举人、监生足足有四万多人，现在人多，缺少，一时安排不过来，只能暂时让他们回家等消息。时间久了，难免发生各种意外，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干脆把所领文移、文凭卖给了他人，有的人因为一时贫困，把文凭抵押了没钱赎回......
这样很多人就因此得以冒名顶替他人而得到授官，一旦发现了，被查出来，砍头没商量。
比如：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假官临清州大使许文光，冒以己故胡文光文凭，鬻顶之任，仍捏疏复姓。事觉，与书办周建宇并论斩。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有个叫许文光的人，搞到了已故官员胡文光的文凭，打算顶替他上任，其实就是一个临清州大使的小官，可能是临清仓的大使，九品或者未入流。后来又谎称因事改姓，打算恢复自己的本姓“许”，结果被人查了出来，同书办周建宇一起被斩首。
其实这样的案例在晚明时期屡有出现，这时法纪废弛，什么都可能有假，“假官假印假人”都出现过。
但是半路截杀官差然后冒名顶替则几乎不可能，这事太大了，涉及的人太多，很难掩盖得住。小说、戏文不算，我反正没在正经史料中发现过这样的例子，谁看到的可以发出来让我涨下见识也好。
但你说理论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也不敢说一定就没有。
我举一个我见过的非常奇葩的例子：
天顺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甲辰，吏部上奏说：
先前云南镇守总兵官都督同知沐瓒等人上奏朝廷，称新任命的云南按察使吕囦没有抵任，在路上死了，而按察司副使杜铭端谨，佥事张凯刚正，应该按照次序进补。朝廷已听从其请求，令杜铭试任按察使，张凯升为按察司副使。
如今云南按察司又上奏说吕囦实际上没死。沐瓒等人没调查清楚就随便上奏，应该有罪。但现在是大赦期间，应该宽宥其罪。可以令杜铭暂还京师，以待他用。
宪宗听从吏部所言。
这事实在荒唐，来上任的官员死没死都没搞清楚，就敢上奏朝廷请求换自己推荐的人，很难说这其间没有猫腻。
官员上任一般并非自己独自一人，何况是掌管一省刑狱的三品按察使？
随从的人员去了哪里？
各地的驿站为何没有传报正确的消息？
这事实在是匪夷所思。
如果说某人就在路上把这个按察使给杀了，拿了他的文凭、印信冒充他，云南方面还真就有可能不知道。
但你要说他能一直瞒下去，这就不太可能了，这类官员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总有认识他的，何况吏部三年一考，还有可能进京复命，很难一直瞒下去。

清朝有个山匪还真办到了，拿着被他劫杀的官员的印信，愣是跑到安徽当了半年知府。
1664年（康熙三年），两榜进士郭世纯接到吏部命令，命他即刻启程前往安徽池州就任知府一职。
郭世纯，号昆池，原本是湖南石门县县令，后累迁升至京师六部郎官。清朝时京官日子不咋样，估计他也是走了不少门路，才得了这么一个外放安徽池州知府独挡一面的任命。
我们平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知府经常被太子王爷们欺负，但现实中这官其实不小。
知府又称四品黄堂，掌一府之地，上马管军军下马管民，清中期全国设府也才180多个，因此知府这官已勉强算是封疆大吏了。
话说这郭世纯接到任命后，喜不自胜，当即收拾行装带着家丁便向池州一路赶去。谁知半道上飞来横祸，被歹人给劫了，全家老少兼护卫六十余人被杀，只余下年轻貌美的老婆和襁褓中的幼儿得以存活。
《让子弹飞》剧照
知府夫人能活下来的原因大家都懂，压寨夫人嘛，山贼首领还白捡了一个儿子，不过人首领大人不在乎，怕是还欢喜得很。
可能是受到《西游记》中唐僧母亲被霸占那一段的启发，那山贼首领竟决定借郭知府的官凭去冒充上任，也不知该说他是脑子灵活还是胆大包天。
不久后首领就带着一众手下赶到了安徽，按照程序去巡抚衙门报到。
巡抚大人不知真假，只管验看官凭。
官凭当然是真的，盖有鲜红的吏部大印，上面估计还有些“面黄无须、才干卓异”一类的废话，这种描述自然无法看出人的真假，所以最终竟被首领等人蒙混过关，当上了池州的知府大人。
话说这首领上任后，当官居然是一把好手，深受当地豪绅赞誉。
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出事了。
“郭知府”收了这一年的钱粮，却一直不肯解送省城，这让安徽巡抚和布政使极为担心，二人一合计还以为是“郭知府”把银子给挪用甚至贪了，这让两位大人心急如焚。
很快巡抚大人就发出公文，质问“郭知府”何时能把银子给送到，“郭知府”见上官催促，便寻了个理由搪塞说钱粮乃是大事，不可轻率，待他忙完手上公事，就亲自将钱粮解送省城。
这家伙驻地在池州，而当时的安徽省府是安庆，两地之间就隔着一条长江而已，“郭知府”这么说好似也颇有道理。
不过巡抚和布政使二位还是不放心，又派出专人过江到池州查验，不久后查验的人回来报告，说银子都还在府库里，未做它用，省府的大佬们这才安心。
省府查验这一关“郭知府”算是过了，但很快他又遇上另一件事，令他和弟兄们的身份彻底暴露。
话说郭世纯升官后，消息很快便传回了他的家乡福建晋江，家中亲戚一听说他外放膏腴之地的知府，比他自己还高兴，紧接着一拨拨的亲戚开始从福建出发，到安庆去投奔郭知府。
谁知这些亲戚们一到池州，此后便再也没了消息，宛如人间蒸发一样，令郭知府家里的亲朋好友们很是疑惑，于是家里人便商量，派出郭知府的大舅子即郭夫人的亲大哥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大舅子得此重任，立刻马不停蹄赶赴池州，谁知他一进入池州地界，便碰上了“郭知府”的仪仗。
大舅子本来马上就要上去打招呼，就在此时那“郭知府”从轿中出来了，大舅子定睛一看，顿时发现此人并非他的妹夫。大舅子人还算机灵，立刻反应过来这其中怕是有蹊跷，一时也不敢贸然相认。
此后大舅子思来想去，决定先悄悄进入府衙问一问他的妹妹郭夫人，或许能知道答案。
于是这大舅子假扮成乞丐混进池州城，又隐藏身份应聘上了知府衙门挑水的挑夫，然后混入了府衙。
入府之后他果然碰上了郭夫人，但那郭夫人见到了他却不敢相认，而是悄悄摇手示意哥哥不要说话。大舅子一头雾水，但见妹妹如此，也不敢说什么，此后便出了府。
过了几日，又到了挑水的日子，这大舅子再次混了进去，这一次郭夫人偷偷交给他一封密信。大舅子见状，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带着信先退了出去。
出得府来，大舅子摊开信一看，立时便知道了前因后果，其人大恐，当即带着信去了巡抚衙门，揭露了山贼冒任池州知府的真相。
巡抚等人得知内情，又惊又怒，但一时却不敢轻举妄动。
史料上说巡抚等人是怕假知府等人狗急跳墙，毕竟假知府那些人掌握着池州一府武装，若是要硬来，双方怕是要兵戎相见。
不过我倒是觉得是省府等大佬不愿此事声张，毕竟山贼首领能冒任池州知府，他们这些人也是有重大责任的，若是事情败露京中怪罪下来，这帮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巡抚等人最终决定“智取”。
不久后巡抚衙门给“郭知府”发了一封信，称安徽各县钱粮账目不清，听闻郭大人手下人才众多，希望郭大人能为省里分忧，派些人手帮省份到各县查查帐。
“郭知府”见信后深信不疑，于是将手下人两人一组，分别派到各县。而这时各县县令早已得到省府密令，一旦有池州来人，立刻逮捕归案。
在发出信后不久，巡抚等人又称有要事相商，请郭知府到省府一聚。“郭知府”此时仍未怀疑，按时赴宴，谁知他刚一踏进巡抚衙门，立时冲出大批精兵将他重重围困。
“郭知府”一见便知大势已去，束手就擒。之后据他交代，他和弟兄们原本只打算干到这一年的11月底，然后就会带着府库里收上来的8万两银子远走高飞，到时就谁也找不到他们了。
这件事记载于史料《清稗类钞》中，结尾我会附上部分原文，有兴趣的可以一观。
现在说说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
据考证，历史上确有郭世纯其人，为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二甲进士，先后历任石门县令、六部郎官、池州知府等职，履历清晰。
不过奇怪的是，此人在池州知府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史料上再无任何记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这一点颇不寻常。
须知他出身为清初罕有的二甲进士，就算混得差到极点，一路升上来至少也是个一省布政使的职务。但他却在任池州知府之后突然消失，这表明他定是遭遇了不测之祸，否则此人绝不可能就此在官场上止步。
《石门县志》等史料中亦记载了郭世纯此人
综合这种种因素，基本可以证明《清稗类钞》记载的此事为真。至于为何《清史稿》上无记录，原因很可能如前文所说，当时的安徽巡抚及布政使等人为了不担责隐瞒了此事，朝廷不知道罢了。
当然也有可能朝廷多少听说了点风声，不过为了朝廷颜面，将这千古未有的冒任之事给压下去了，毕竟一地知府这等重要岗位被一山贼占据，说出去不但大失朝廷脸皮，还有他人效仿的危险在内，所以宁可按下，也万万不能走漏风声。
所以此事有八九成可能性为真，其实这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清廷组织上也不够严密，让人钻了空子罢了。
附《清稗类钞》部分原文：
康熙甲辰，池州守郭某领凭赴任，中途被盗劫，眷六十余皆歼焉，惟妻及幼子得生，盗竟掩为己之妻子矣……
未几而郭之乡人有往探郭者，每一人至，则迎入，潜杀之，无得出。其乡人在家者疑之，郭之妻兄乃往探，至，适守出行，遇之于途，则见舆中人非郭，大骇，即饰为丐状，诣府署，曰：“吾千里流落至此，府署日需水，愿供此以餬口。”乃担水至内衙，见其妹，妹摇手使勿言。
后日再进，则妹已密书一封投之，出视，则知郭已为盗杀，盗三十余人咸在署，乃密控县官及上台。
上台以人多，非可猝擒，闻其人多精算，乃阳谓之曰：“各县钱粮未明，闻汝署中人多能，可为我分其劳乎”曰：“可。”
于是每县遣二人行，而密告其县令，各将此二人下之狱。乃以他事召伪守，至即缚之，鞫得实，库金凡八万两，满十一月即思逸去矣。

如果在清末，在离京城较远、治安混乱的地区，可行性有，但是不高。
我看记述太平天国的书里，有一本讲起当时的广东现状，治安混乱、匪徒横行，其中举了个例子：
有匪徒杀了来赴任的县令，自己伪装为受害者，大模大样的去赴任，当了若干时间县令。
（可能是史景迁的《太平天国》）
之所以历史记载这种事不多，大约是因为科举高中的概率本来就低，好像孔乙己按人口比例计算在现在就相当于博士了。
就好比你随意找一个汽车站查身份证（占山为王开始抢劫），非北上广、小城市、没有高校，你查到一个博士的概率有多大？你查到一个大学校长（古代上任县令的比例）的概率更低了。
另外，我觉得匪徒即便碰到一个，也懒得去伪装，因为在古代，县令类似于承包商：鸟毛钱没有（工资极低），只有颗大印（给政策），团队只能自己雇佣（自筹资金雇佣师爷幕僚），赚钱全靠自己搜罗（挖地三尺）——你看当官这事也不是很容易。
而且匪徒得是县城里的人都不认识才行，否则被认出来，不太好当；但占山为王的匪徒在古代就相当于收费站啊，谁不认识啊？
A：你知道吗？城北收费站的老王当书记了！
B：我擦！怎么可能？！我上个月还和他喝酒唱K，没听说提拔啊？
A：连姓都改成赵了.........
B：不会吧，他打小就是俺们王家庄的人，为什么改姓？他认识人儿了？拜人家干爹了？
A：（耳语）听说真姓赵的埋在收费站后山了.........
B：（大惊然后暴怒）还有这么提拔的？受不了，羡慕嫉妒恨！我去给巡视组写举报信！
所以，
终上所述，冒名顶替上任官员的前提有如下几个：
①匪徒恰好碰上一个上任官员：概率极低；
②匪徒恰好不被目标地区人认识，也是外地流窜来的匪徒，概率不高；又或者是中途抢杀官员，执意拿身份证件去千里之外顶替做官，参考唐僧之干爹，概率也不大，除非发生第④条情况；
③匪徒里有王伦、宋江之流，懂官场规矩，并有手下可以伪装律师、审计师等幕僚人员，概率很低；
④匪徒内部面临团队危机，外地来的不容易占山为王，资金枯竭只能博把大的——顶替官员，这个概率倒是挺高；
千里做官的遇上千里流窜的，后者内部还恰好有懂点行的，而且又没有现金流稳定的项目（地盘），才可以做一票冒名顶替地方官员。
好吧，可行性很低。

实名反对
@观止
先生的答案，。在明清时代，即使是短期，都很难做到了。
对事不对人，
@观止
兄的分析其实挺精彩，就是对官场和组织原则，好像有点误解。我们下面探讨一下。
从古代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下，确实很难分辨，一个带着一封委任状的外来人，到底是不是委任状上说的人。所以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可以杀人灭口，冒名顶替的。《盗官记》（《让子弹飞》的原著小说），还有传统相声《蜂麻燕雀》里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情节。看起来逻辑也很严密。但是，这些故事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委任状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谁当这个官，是怎么任命的。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从头说。中国的帝国制度的一个发育方向，就是官僚体系的不断扩大，和同时权利的不断集中。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因为权利要集中于最高统治者，所以在需要不断增加官吏，去管理或监察下一层的官吏，一层一层累加下来，管老百姓和具体事物的官其实没多几个，管着官的官缺越来越多。从秦汉到明清，真正的“牧民之官”随着人口而增长，但却远不及整个官僚队伍的扩大，多出来的，就是一层一层管着“牧民之官”的上宪衙门。
那么，官员是怎么被任命的呢？隋唐以后，当然要通过科举，尤其到了明代，几乎是唯一的选拔制度。那么中了进士或举人，是不是就可以上任当官了？美得你，怎么可能。首先，作为一个新科进士，你之前就做了一件成功的事情——读书，那你怎么就能管理好一个县，乃至于一个府呢？总要培训一下吧。于是成绩好的，被上级重点培养的，就去当了庶吉士，差一点的，也能成为翰林。这时候你也就是个“实习生”或者“预备干部”，虽然有官品，进入了官僚队伍，但是没有任何权力。要在实习中，被上级观察、培养、锻炼，到了合适的时机，才能外放或者任职中央的实缺。
那么是不是一心好好工作，努力表现，认真学习，就一定可以走马上任了？也不行，官场哪有那么好混的。国家建立早期，百废待兴，人才储备不足，可能空缺多，机会也就多。到了王朝稳定下来，科举进入正轨，官僚队伍充实，人才储备充足了，人员流动也就慢了下来，缺额越来越少，候补的预备干部却越来越多。你说，在这个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凭什么你走马上任，而不是我呢？这就要看大家各自的活动能力了。在《官场现形记》中，有大量的描写，都是关于在京或在省待选候补的官员，如何讨好上司，拉拢同僚，争取机会，才能在机会来临时抢到任职资格的故事。很多候补官员，在京城或省城一等就是几年，绝少有空降干部能够插进来的。这期间，别说同省同级的官僚不认识你，恐怕见你多到烦你都有可能了，因为你要想任实缺，靠得就是人际交往，讨好上级嘛。
回到正题，那么在这种人事制度下，冒名顶替的“盗官”还有可能吗？几乎不可能。第一，委任状虽然是京城的吏部颁发的，但基本上是要通过上级保举这道手续，也就说，一个所谓“新任官员”，其实早就和所有上级和同僚熟得不能再熟了。你一个生面孔从千里之外跑来，你凭什么上任？第二，如果是跨省调任，你也不可能一股脑跑到县里上任，第一道手续就是到省里报到，这可不是走个形式，省里真的要再考察一遍，给京城的吏部要有报告的。要知道，委任状可不是一张纸，还要有履历等附加材料的。如果有问题，或者是省里觉得你太好了，临时把你留在省里负责一点其他业务，你也走不掉的。第三，你泡在京城省城跑官的时候，一大票和你一样的预备干部也在做同样的事。等你上任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两个当年的“跑友”会和你成为同一个地区的同僚，你总不能说一个都不认识吧？和你带来的履历材料也对不上啊。第四，虽然在古代，百姓们可能一辈子连自己的村子都没出过，但是，衙门里的“吏员”可不是。起码和上级政府的通信联络，押解税款，物资运输，总要跑几趟吧。这些家伙难道不会留心，哪位候补的老爷可能来自己这里上任，不要趁机巴结一下吗？而且吏不是经科举产生的，往往是世袭的地头蛇，他们的利益在于本地。如果真有一个家伙，拿着委任状来了，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把吏员们的财源一次挖干了，他们会坐视不理？一定找麻烦的。别小看了这些家伙，如果他们不合作，一个外来者凭借一颗大印是什么也搞不定的。第五，还有那么多眼巴巴等着上任的预备干部，他们天天在找机会。不明不白的来了个外人到县里就任，从善意的角度说，他们要找机会交个朋友，交流感情；从恶意的角度说，也要找找毛病，看能不能把你弄下去，就算自己不能直接顶替，也是一个官场的经验加成，说不定以后有用。当然，对于在任的官员，也可能有以上心态，只是他们没那么多精力去盯着你而已了。
我们以《让子弹飞》里为例，看看张牧之能不能到任并坐稳这个县长（这里以清代的官场做背景）。第一关，他带着汤师爷进城就很困难。接信任县长进城的，必定是县里吏员，比如县丞。这帮家伙在县长到任之前，肯定往省里跑了好多趟打听消息了，新县长的背景他们早就知道的七七八八了。来的人就算相貌不好辨认（没照片），但是通过言谈话语，一个土匪和一个官场老滑头，还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吧。
第二关，他也很难躲过省里的检查。前面说了，有很多在省里还在候补的官员，他们跑官也不能闲着，会争取一些临时性职务，多以“XX委员”为名，有些甚至权力很大（就是不稳，随时可以被拿掉，临时职务嘛）。省里有些和县里的公务往来，上级领导抽不开身，也懒得动，但是他们很大可能会亲自前往。这时候，他发现这个“马邦德”和他认识的完全不是一个人，你说张牧之怎么解释呢。
第三关，他也和上级的公文往来交代不了，太容易露馅。虽然上级官员下基层来，和张牧之面对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毕竟有大量的公文往来，这也是官僚机构运转的基本方式。那么，一个半路截胡的“县长”，怎么能和之前在省城报到时，所交代的事情不出纰漏的对得上呢。何况，官场上还有很多私下的文字往来，笔迹对不上，你可以说都是师爷写的（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这已经很可疑了），但是两人私下的约定，称呼，对话的细节，你到哪里知道？你的师爷难道就是“马邦德”本人？就算是，他这时候会帮你圆谎？
所以在明清时代，想要冒名顶替就任哪怕一个县长，都是难度极大的。除非这家伙干掉一个性格孤僻，无亲无故的新科进士。然后苦苦的熬资格，搞关系，行贿上级，还要不失时机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还要不讨别人的嫉妒，再等一个难得的机会，还要排除各种掣肘……九筒大哥，要是这么才能当一个跪着挣钱的县长，咱回山里算了
这里要说一个外延。传统的评书戏曲中，常有一个情节，就是落魄公子或者穷书生一朝金榜题名，立刻就当上了大官，然后救出了之前认识的什么人（女人居多，比如《玉堂春》），或者帮助好人平反冤狱。这种情节其实非常扯，是一种“故事会”级别的爽文。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些作者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人，也觉得太扯了不好交代，于是打了一些“合理化”补丁。那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大部分都是“八府巡按”这种官。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初设立的时候，巡抚和巡按都是巡回的监察官员，巡抚主要监察施政，巡按主要监察司法，当然也就有点司法救助的意思了。这样的官员，就是中央派出来找地方麻烦的，当然和本地的瓜葛越少越好，而且品级都很低，不仅中央的政治风险小，也更容易调动监察官员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说一个当官没几天的愣头青，能够任职“八府巡按”，倒也对付的过去。说的夸张一点，真的换一个人冒名顶替，可能性似乎还大一点。
至于到了北洋中后期了，连各省都是由拳头大的军阀头子说了算了，下面也就乱了。县长固然还是要有选拔和任命程序的。但是真的如张麻子那样，有一只队伍，还能搞定（其实是搞死）地头蛇，那不如直接投靠一个军阀，然后抢一个县长算了，还冒名顶替那么麻烦干什么呢？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杀官后冒名顶替的案例，但具体是在笔记故事里看到的还是野史里看到的已经记不清了，在这里就当个故事看吧。
说某强盗杀了一个即将上任的官员全家之后，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拿着官员的官凭等文件去上任了。上任之初，一切正常，迎来送往都没人发现问题。后来某一天，这个“县令”收到一封信，说他的小舅子在老家生活困难，希望能到他手下谋个差事，能混晚饭吃就行。
这个官员害怕露馅，于是回信跟小舅子说没问题，你过来就行。等到小舅子过来之后，立刻就把小舅子杀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舅子的家人问小舅子近况如何，他就回信说小舅子没过来，许是半路被人劫杀了。
收到这个回信之后，小舅子的家人虽然难过，但也就只能认命了。毕竟路途遥远，中间遇到山贼盗匪也很正常。
在这件事之后不久，又有人写信来，请他寻求帮助，县令统统予以拒绝，说不符合国家法度云云。再后来，有些亲戚干脆就不写信，直接到他任职的地方找他，但这些人也都被他杀死。
等到又死了几个人之后，县令以及他老婆的亲戚觉得非常奇怪——怎么这么多人过去投奔他，几年过去却没有一个人回信？疑惑之下，县令老婆的家里派出了一个人在县衙门口蹲守，发现这个县令和他老婆都是生面孔，于是立刻就向上级衙门举报了。
上级衙门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而杀官冒任也是大事，为了谨慎起见，上级衙门并没有立刻抓捕，而是找了跟这位县令同一年上榜、曾与他在临近县任职的另一位进士写信给他叙旧。这个冒充的县令自然是不知道此前发生的事情，回信里也就随便写了些套话。此时，上级衙门确定这个人就是冒充的，立刻对其进行了抓捕。
在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虽然古代没有身份证，但是在之前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假如说你冒充个老百姓，别人可能的确难以发觉，如果你冒充个官差招摇撞骗一下，也有可能成功，但是想长期冒任官员，原来的关系网是绕不过去的。在中国古代而言，考上进士并不容易，除了江浙等少数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地方，一个县平均二三十年才能出一个进士。而且，能考上进士，家里的条件一般也不会太差，七大姑八大姨都不会少。有多少人就等着攀附“官老爷”来获得荣华富贵呢，这些人的一举一动自然会被人留意。
虽然古代路途遥远，普通人信息交流的成本非常高，但是官员是可以使用官方的邮驿系统的。而官员不仅需要自己的家人联系，也还需要同与自己同一届考上进士的人联系——在科举时代的官场上，“同年”也是拉近关系很重要的纽带之一。如此一来，长期冒充官员的可能性也就极低极低了。

类似《让子弹飞》这种冒任，也许可能出现，但前提是冒任的时间极短，冒任的目的是捞一票就走。而即便如此，张麻子在电影中露馅的原因，也是因为黄四郎拿来了马邦德的档案——换句话说，对于懂这个流程的人来说，一旦起疑，是很容易找到漏洞来进行验证的。

自宋代起就有了专门设计花押签名的签名馆，凡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到京城的签名馆买签名，俗称“买花押”。然后，闭门练习几天后把练好的花押交到吏部备案，换回官印。此后，无论这个人到哪里做官，在其呈送给朝廷的文件上都要有自己的“花押”，以证明身份。
所以一写公文就露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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