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为什么抗日战争中，部分军阀会如此积极的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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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为什么抗日战争中，部分军阀会如此积极的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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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军阀战争中自私自利的常态，甚至很多军阀不计牺牲的投入。仅仅是因为大家有一腔爱国情怀吗？仅仅是因为亡国了他们也活不下去吗？有没有利益的驱使？还是说…

冈村宁次上任前，日军根本不重视政治工作，也看不起土八路。
堂堂中将，带着1500人就找华北八路军拼命去了。
应战的华北八路军多少人？
答，五千多正规军、七千多民兵。
按照蝗军以一敌十的战力。
阿部规秀表示，优势在握。
一战下来，蝗军还有300人的战力剩余哩。
结果是阿部规秀被打的“像头拉磨的驴”，最后被一炮炸死。
对于地方军阀，日军也采取武力消灭的手段。
《沙家浜》选段虽然说的是新四军故事，但是胡司令唱段放在这里就很合适。
“被皇军追的我无处躲藏。”
这时候的日军不接受这些军阀，这些军阀只好靠着和八路军合作，保住自己的地盘，加上有民族大义和国府支持，自然日军到处挨打。
根据《八路军年鉴》也能看出来。
这一年里，八路军歼灭日军一万多，只歼灭伪军一千多。
投降日本人的还是少数。
等到冈村宁次上任，这家伙和日军里赫赫有名的永田鉄山还有小畑敏次郎并称“巴登巴登三羽乌”。
对了，这三人在屋里开会，东条英机在门口放哨。
永田不但与天皇关系匪浅，在日军中还有“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的称呼。
能和他齐名，冈村之凶狠，可见一斑。
冈村宁次上任后，对地方军阀采取拉拢策略，大量地方军阀投日，加上国府这一时期搞封锁，甚至配合日军对八路军作战。
八路军形势迅速恶化，迎来了最困难时期。
这时候的日军虽然对国府也采取了政治攻势，但是战场上一点都没有放松，还是不断进攻。
实际上这是昭和日本政府与军队脱节导致的。
政府希望缓一缓，军队却不愿意停下“胜利”的脚步。
这极大的损害了各大军阀的利益。
他们是不愿意妥协的，何况日本人压根不愿意尊重他们。
当初华北驻屯军搞事，居然拿刀指着何应钦。
这种情况，就算亲日也很难说投降。
你不给这些中国将军面子，还指望他们投降你。
你来什么玩笑？
中国人为面子流的血还少吗？
日本这种进攻也是不可持续的，蒋总统看出来了，那些老油条们也看出来。
连张学良都说，中国不怕鲸吞，怕蚕食。
你再看日本，处处要搞个大的。
你早晚惹毛美国人，我投个屁啊。
贾队长都知道。
蝗军偷了美国人的珍珠～港
美国人能不着急吗？
着急了能不揍你吗？
这事儿各方都在庆祝。
日本人庆祝对米国的胜利。
中国人庆祝日本人对米国的胜利
英国人庆祝日本人对米国的胜利。
苏联人庆祝日本人对米国的胜利。
德国人庆祝日本人对米国的胜利。
白宫庆祝日本人对自己的胜利。
这事之后，世界上就很少有同时让那么多方高兴的事发生了。
日本他人还怪好嘞。

抗战前夕，蒋介石的安内已经见成效了。很多地方军阀其实已经通过各种手段中央化了，你比如杨森是四川军阀，他的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接受南京政令出川作战。在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蒋把抗日大旗举起了，命令湖南，四川的军阀部队向湖北东部集结，基本上没人动。
其次到了全面爆发的前夕，抗日是大趋势了，这种社会舆论会对各个军阀的压力很大，不敢逆大趋势，比如桂系，两广事变拿着日本的援助，跟南京叫板，打出的口号是“反蒋抗日”，最后通过谈判的形式，解决了争端，起码名义上的听南京政府。否则桂系不可能跟南京混在一起。

刘文辉除外。
其它答主不知道抗日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你们的作文零分。
抗日是一面最好的旗帜, 谁抓住了它谁就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抗日浪潮汹涌澎湃的情况下, 地方实力派抓住抗日这面旗帜, 可以抬高自身的身价, 加重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的砝码, 使自己处境更为有利, 以利于自身势力的恢复和发展。
另，地方实力派抗日态度不是一如既往积极，大家都不傻，谁也不想当中正的炮灰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战争
朱泽刚陆勇
扬州大学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 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政府 , 其实际控制力不到 10省地盘 ,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中国在形式上统一而实质上分裂的情况下能出现这样的一种全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日的奇迹 , 实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道特殊风景
地方实力派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特殊的政治、军事集团。 1930年的中原大战前后, 它们的发展势力到达了鼎盛阶段。地方实力派产生后, 随着它们势力的日益发展,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中, 地方实力派对抗日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它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贡献更是引人瞩目。
一、抗战前地方实力派的现状
1929年初,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束, 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 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大致分布如下:
这时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的地盘之和占全国总面积的80% (西藏除外) 以上, 军队总人数占全国的64%以上,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势力却不出东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5省范围, 军队有50余万人 [1] [P159]。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张学良、阎锡山都有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形势和实力。中原大战时, 虽然蒋介石打败了冯系、桂系、晋系, 但是他决不是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取胜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 随着中国政局的推演, 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 1935年后势力大致分布如下:
1930年蒋介石经过中原大战击败了主要对手冯、阎、桂等系军阀, 势力上升, 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统治地位, 但是地方实力派仍然是中国政局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一历史时期影响中国政局较大的是北方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及四川的刘湘和两广的陈济堂、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控制的地盘面积占全国70% (西藏除外) 以上, 同时他们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 兵力总和达到130万之多。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对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 中日之间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 阶级矛盾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国内的一切矛盾的发展变化均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矛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率先以民族利益为重, 本着高瞻远瞩的眼光, 提出了“立息内争, 共御外辱”的正确主张 [2] (P649) 。要求全民族团结一致, 共赴国难。全国各地抗日形势日趋高涨, 在此情况下, 地方实力派也逐渐产生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出于本身的爱国情感, 激于民族义愤。地方实力派有军阀的本性, 有反人民的一面, 但也有爱国的一面。李宗仁曾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 我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 当时借抗日口号而别有所图, 虽然大有人在, 但绝大多数人民, 都是激于义愤, 情难自抑。” [3] (P479) (2) 当时抗日救亡已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呼声, 地方实力派们受到抗日浪潮的推动, 也有抗日的愿望。 (3) 华北事变使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使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迫切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 借以保存地盘和实力。 (4) 蒋介石利用剿共排斥、削弱和吞并地方实力派, 使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两广的陈济堂、李宗仁、白崇禧为了能够保存自己而打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号, 四川的刘湘也感到蒋介石分化吞并的危险, 所以积极主张出兵抗日。华北地方实力派直接受到了日本武力威胁, 西南地方实力派直接受到了蒋介石的威逼, 使他们感到不亡于日本, 也要亡于蒋介石, 为了自存, 他们必须抗日反蒋, 这种自保的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感相互交织, 使他们产生了抗日的要求。 (5) 抗日是一面最好的旗帜, 谁抓住了它谁就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抗日浪潮汹涌澎湃的情况下, 地方实力派抓住抗日这面旗帜, 可以抬高自身的身价, 加重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的砝码, 使自己处境更为有利, 以利于自身势力的恢复和发展。
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 民族危机日益加重, 蒋介石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 对外极力与日本侵略者妥协, 对内加紧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中国地方实力派大都主张抗日, 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很复杂, 但是他们都坚决地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 他们的愿望与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但是蒋介石冥顽不化, 这加剧了地方实力派对于蒋介石政策的不满, 张学良、宋哲元、阎锡山、陈济堂、李宗仁等人激烈的言辞中充满了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情绪。日本侵略的加剧, 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加深。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和12月的西安事变都是蒋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所导致的结果。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使得反对蒋介石的地方实力派抓住了借口, 他们先于蒋介石打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号, 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体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可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一直在内外交困中挣扎, 对内无法消弭内乱, 对外一味隐忍退让, 引起国人共愤。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潮的共同推动下, 在地方实力派的要求下, 国民政府误国残民的政策无法继续下去, 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二、地方实力派抗战态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1935年, 华北危机加深, 华北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都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 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和要求。由于他们和蒋介石集团存在着矛盾, 所以对日保持着模棱两可的心态。一方面, 有抗日的意向;另一方面, 又想借助于日本的势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因此最初反日的态度不甚明朗, 可是日本却无止境的逼迫这些地方实力派, 提出了更为过分的要求。要求宋哲元华北自治, 要求韩复榘山东独立, 要求阎锡山在山西“倒蒋”, 从而引起他们的疑惧, 他们深深感到外患大于内忧, 生存危机非常严重, 无法同时脚踏两只船。在民族大义面前, 他们不敢答应日方的过分要求, 不愿做汉奸, 遗臭万年。为了生存, 同时也出于一定的爱国情感, 他们极力改善与蒋介石的关系, 做出了抗战的姿态。最后, 在日方的威逼下, 阎、宋、韩先后与日方彻底决裂, 走上了抗战的道路。西南的地方实力派虽然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 但是他们有着同样强烈的抗日欲望和要求。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 西南当局主张派兵增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 国民政府却坐视不管, 并压迫十九路军从上海战场撤退与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因此上海抗战以后, 西南当局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4] (P301) 。1936年6月1日, 两广的地方实力派发动了两广事变, 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陈济堂和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既有权欲之争, 也有爱国的一面。1936年5月李宗仁在广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抗战思想——焦土抗战, 突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抗战到底的决心。李宗仁对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湘影响比较大。抗战是地方实力派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人民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涨, 蒋介石集团的压迫及他们自身的爱国思想促使了这些地方实力派思想的转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加深, 使地方实力派们逐渐形成了坚定的抵抗态度。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态度,对蒋介石向抗日联共方面的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蒋为了保住在中央的统治地位, 消除地方实力派及其他反对派的反对借口, 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 其态度不得不有所转变。 (2) 蒋介石本来对抗日无信心, 他认为进行抗战3天就会亡国 [5] (P529) 。但是上海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长城抗战取得了重大战果, 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也使蒋介石重新估计了中国的抗战能力。 (3) 华北事变中蒋介石的退让遭到了地方实力派一致反对,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 推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打着国民政府旗号的国民党已呈分裂状态, 蒋介石被迫向抗日的方向转变。 (4) 地方实力派几乎都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 放弃剿共而转向联共抗日, 这也促使蒋介石改变了针对中共的态度与政策, 西安事变后, 地方实力派在进一步促进蒋介石向联共方面的转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战爆发后, 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出兵抗日, 华北的宋哲元、阎锡山就地组织抗战, 使河北、山西走在了全国抗战的前列。山东韩复榘就地布防, 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前线,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出广西, 龙云的滇军出云南, 刘湘、杨森的川军出四川。地方实力派出兵总数相当可观, 宋哲元出兵10万, 阎锡山出兵近10万, 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30万, 李宗仁出兵10余万人, 龙云部出兵10余万, 刘湘、杨森的30万人。其他的地方实力派也陆续派出了军队。地方实力派派出的军队达100多万人, 这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他们在抗战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宋哲元部为保卫华北, 与敌血战平津。阎锡山被任命为二战区司令长官, 率领军民对日进行了英勇抵抗。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同日军浴血奋战, 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无论是在抗战的初期战场, 还是在历次的重大战役中, 东北军都留下了艰难的脚印, 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6] 。1937年9月起, 川军先后组织了12个军, 分批出川, 参加抗战。30万川军的足迹, 北及晋、陕、鲁、豫, 南至江西、两湖及安徽等省, 转战7万里, 先后参加了上海会战、娘子关——太原会战、南京外围战、台儿庄会战、随枣会战、江防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斗, 川军官兵在作战中血洒疆场,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7] (P396) 。抗战8年, 桂系征集壮丁808046人, 伤亡12万多人, 其中将军9人 [8] 。
1938年8月, 朱德致信龙云, 赞扬“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 滇军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 输助物资, 贡献于国家民族者甚多” [9] (P97) 。徐州会战更是地方实力派联合的绝唱。台儿庄战役参战的军队近80%是来自地方实力派, 他们表现出了英勇战斗的牺牲精神, “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战壕中已尸山血河, 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 [10] (P240) 。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更为国人感到自豪, 歼敌约一万余人, 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捷。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参战是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一种表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政府, 其实际控制力不到10省地盘, 中国的部分地区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而实质上分裂的情况下能出现这样的一种全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日的奇迹, 实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道特殊风景, 从而也说明了爱国主义情感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的
然而在抗战中, 地方实力派也具有相当的消极作用。这与他们旧军阀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阎锡山在抗战开始时, 曾在山西猛烈抵抗过一阵子, 日军占领大同、太原后, 他躲到山西省西部边缘山区几个县, 始终不愿也不敢离开山西, 后竟与山西日军勾勾搭搭, 图谋保全山西地盘 [11] (P97) 。在与日军作战中, 宋哲元与韩复榘总是有种感觉, 蒋介石总是想借助日军之手把他们除掉。韩复榘的抗日态度甚为消极, 避战、逃战、不服从长官命令, 到后来甚至与日方勾结, 企图“联日倒蒋”。在韩复榘“联日倒蒋”的计划中, 刘湘是个积极的响应者, 他害怕蒋系势力渗入四川, 从而夺取他在四川的地盘。可是, 韩复榘“联刘倒蒋”计划还是让蒋介石觉察到了, 后来韩被蒋杀于洛阳, 刘也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汉口的万国医院。抗战后期, 桂系也和蒋介石一样走上了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道路。在整个抗战中, 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中央集团充满了斗争, 蒋介石利用抗战招牌, 要么借助日军之手, 消灭地方实力派, 要么亲自出马, 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整个抗战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地方实力派同蒋相互斗争的历史。在斗争中, 蒋介石的阴谋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实现。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 蒋介石本人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到大西南、大西北, 作壁上观, 消极抗战。由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使得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也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日蒋的夹击下, 地方实力派的势力日趋衰落。
四、地方实力派的衰落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 地方实力派付出了重大牺牲, 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蒋介石却假借抗日名义消灭地方实力派, 实际上, 他的这种愿望甚至比消灭红军更为迫切, 他曾说:“宁愿红军少吃败战, 而要西南将领多吃败战。” [1] (p391) 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开始走向衰落。两广事变中的陈济堂由于蒋大军压境, 加之蒋介石分化瓦解之手段, 迫使陈济堂不战而逃, 避走香港, 蒋系势力控制了广东。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 他的东北军被调出西北, 分置皖北、苏北、南阳、保定各地, 后被改编, 缩小建制, 直接受制于南京军政部, 东北地方军事集团不复存在。在以后的抗日和国内战争中, 蒋任东北军各部在战场上自然损耗, 不予恢复补充, 直至取消番号、全部消灭。西安事变后, 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 十七路军部分投蒋, 部分被编为一个军 (38军) 调出陕西, 派往河北、山西, 受到蒋军的监视和包围, 再也没有昔日的实力了。抗日战争中, 蒋介石把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 以宋为总司令, 宋哲元率部血战平津。1938年, 蒋介石把第一集团军主力抽空, 使它成为一个空架子, 后宋哲元病重辞职, 1940年病死, 这样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二十九军也被蒋所瓦解。韩复榘是地方实力派中闹独立王国最典型的一个, 蒋介石一直设法除掉这支实力派, 一直没有成功。抗日战争初期, 蒋介石抓住机会以韩违抗军令, 丢失山东为名, 将其枪决, 消灭了这一地方实力派。川军领袖刘湘在与韩复榘密谋倒蒋失败之后, 不久病死于武汉的万国医院, 随着国民政府向大西南转移, 蒋介石势力乘机渗入了四川, 加速四川中央化的进程, 至此四川地方实力派消亡。抗战胜利后, 云南的龙云中蒋介石的圈套, 派大军出云南赴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命杜聿明发动政变夺得云南军政大权, 作为云南省地方实力派的龙云丧失了在云南长达18年的统治权。抗战后的阎锡山势力也遭到很大削弱, 晋系集团的傅作义、商震离阎投蒋的意向明显, 阎锡山对他们的驾驭能力大大不如以前。抗战后, 阎对山西的控制力遭到很大程度上的削弱, 晋西北有共产党, 晋东南有蒋系势力的渗透, 阎的地盘损失3/4 [12] (P209) , 阎的实力远远不如抗战前。抗战后, 蒋介石还大大加强了对西北各军阀的控制, 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在蒋系势力深入西北的情况下对蒋依附力大为增强, 新疆盛世才则完全倒向蒋介石的怀抱。只有桂系在抗战后势力得到保存并获得了发展, 1949年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居然把蒋逼下了台。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 在日寇打击和蒋介石集团分化瓦解之下, 地方实力派长期以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实力已经相当微弱, 但应当看到, 地方实力派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中国统一的进程, 有利于国家的进步。

因为西安事变
以前大家内斗就内斗了，哪管什么日本入侵者
然而西安事变之后常凯申，张学良和中共三股力量一起说要联合抗日，其他军阀要是再不识相怕是要被当成汉奸一起打了

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抗日的军阀，主要是刘湘和龙云。
能一定程度积极抗日，又注意保存实力，这是阎锡山和李宗仁。
避战保存实力，这是韩复渠。
麻痹大意，拒绝中央军增援，这是宋哲元。
打酱油角色，这是盛世才、刘文辉。
另类角色，这是马步芳和马鸿逵。
1936年9月，不在南京国民控制范围内的实体有：台湾、外蒙古、西藏、伪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

从北到南说诸路军阀。
1、察哈尔、平津地区军阀宋哲元部，其军队为29军，兵力十万以上。
宋哲元，本是冯玉祥麾下的将领，属于西北军体系。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他自己也失去了部下信任。西北军麾下的将军们团结起来，组建新军，并拥戴宋哲元为首领，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给予了一定帮助。
1932年，在张学良推荐支持下，宋哲元和他的29军囤驻察哈尔省，流浪了近一年、衣食无着、全靠阎锡山施舍才苟活的29军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驻扎地，也就等于有了稳定的衣食供应。29军格外珍惜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所以他们的抗战意志颇为坚决。1933年的长城抗战，29军击败了日军，确保了察哈尔省的安全。至1937年，宋哲元部驻守平津，其29军兵力超过十万人。
但不到几年的时间，29军就退化了。曾经在1933年徒手拧断日寇脖子的赵登禹，到了1937年已经染上了毒瘾。29军的大小军官都纷纷兼任政府职务，比如38师师长张自忠兼天津市长，37师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自己则兼北平市长，上行下效，军官们都活络着自己能捞多少钱。
平津是块大肥肉，这块肥肉为什么会落到宋哲元部？因为东北军反日倾向太严重，日本人抗议东北军驻防平津，日本人同时反对蒋介石中央军驻防平津，于是选来选去，这块肥肉落到了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部。但宋哲元部进入平津后，退化之快，令人惊讶，几年的时间，他就从长城抗战时那只奋发图强的军队变成了一只沉迷享乐、广置田宅、广纳美人的军队。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认为平津地区局势紧张，希望派中央军进驻平津，共同驻防。但宋哲元疑心蒋介石来抢地盘的，拒绝了。另外，宋哲元过于轻敌，他高估了自身实力，他幻想能通过和谈方式化解危机。
1937年7月9日，蒋介石调26军和40军进驻保定，并要求宋哲元率29军也到保定。宋哲元拒绝了，他不希望中央军进驻平津。1937年7月11日，29军与日军签订卢沟桥现状协议，议和，日军撤回丰台，同时29军放弃卢沟桥，道歉，取缔抗日团体。1937年7月13日，蒋介石再次告诉宋哲元，不要相信日本人，现在中日的全面战争已经爆发，希望宋哲元服从中央不要单独行动。宋哲元不听，宋哲元告诉日本的香月清司将军，自己会一直留在天津，保持和日本人的联系。
1937年7月19日至21日，日本一直向唐山等地增兵，平津地区的日军从月初的三四万人增长到月中的十几万人，在人数上已经超过了29军。宋哲元下令29军不得率先开枪，这导致29军非常被动，廊坊、南苑相继丢失。
7月27日，日军真正意义的军事进攻开始了，29军只守了北平两天，就放弃撤退。这让长期迷之自信的北平市民大跌眼镜，北平居然两天就沦陷了。当然，北平表面是座大城市，实际上是个无险可守的地方，一旦开战，只能放弃。既然道理这么浅显，为何宋哲元当时一直幻想和谈？
宋哲元部失去平津后，没有了驻地，士卒离散，部将离心，后来经过多次整编改编，不再叙述。
2、山东地区韩复渠部，其部队主要是第三集团军，另外在山东编了大量的民兵。
韩复渠，本是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韩复渠判冯投蒋，他是依附于蒋介石的半独立军阀。
韩复渠依附于蒋介石，但他截留山东税收、打压蒋介石安插在山东的亲信，小动作不断，这种半独立行为，蒋介石本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抗战爆发后，韩复渠曾在德州抗战，自身部队伤亡较大。与此同时，蒋介石将许诺给他的重炮团转让给了汤恩伯，这让韩复渠有了保存实力的心思。于是，韩复渠不战而逃，放弃黄河防线，放弃济南。
韩复渠死后，其第三集团军主要活跃在河南战场，而韩复渠当初在山东编练的大量民兵，则被沈鸿烈或八路军收编。
3、南天王陈济棠
1936年，在广东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联合提出“反蒋抗日”旗帜。陈济棠麾下战将余汉谋主张“拥蒋抗日”，于是余汉谋率领主力部队投靠蒋介石，陈济棠垮台，之后广东再无南天王。
4、阎锡山：在大原则之下，非常灵活
阎锡山的大原则，就是保住自己的部队或者地盘，保住太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他可以执行非常灵活的政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与共产党人做朋友，如果有需要，他可以和日本人和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在1937年时，阎锡山的态度是拥共抗日，但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理解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因此，他的战略思想就是死守太原，因为太原是他的根本，是命脉。他可以诚心帮助共产党人，也愿意接纳中央军，他也愿意花血本让晋绥军和日军血战，只要这些做法能守住太原，都可以用。
后来太原失守了，1938年，山西几乎全境沦陷，曾经拥兵超过20万的阎锡山，此时只剩4万残兵败将，他的地盘只剩十来个县，并且，部将们有不少已经弃他而去，比如傅作义和陈长捷先后离开了他。
于是，阎锡山转变了思路。从拥共抗日变为和平谈判。1939年起，日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正规军全面进攻，阎锡山也与日本谈判议和，秘密签订了多个协定，日军向阎锡山提供资助，但阎锡山从未向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卷土重来，曾经不足4万人的残兵败将重新发展成十几万兵强马壮的军队，这也让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重新占领了山西。
5、陕西杨虎城，其军队为17路军，最多时只有6万人。
杨虎城，1929年判冯投蒋，是依附于蒋介石的半独立势力。杨虎城部体系森严，针插不进，因此杨虎城对这只部队有较强的控制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17路军严厉整顿，杨虎城被勒令出国，回国后即被软禁成为囚犯，17路军大小将领均为陆续更换，17路军被分化缩编。再后来，17路军参与河南的中条山战役，伤亡巨大。
6、马鸿逵
在1940年初曾经组织过五原战役，之后，一直固守自己疆界，没有出兵过。
7、马步芳
青海某地有个马公馆，里面绘声绘色描述了马步芳抗日的事情，这，确实是真的。
马步芳确实派过自己的骑兵师参与抗战，也确实因为弹尽粮绝，士兵们都宁死不降，自杀殉国。
但马步芳毕竟说过，生我者、我生者不奸，又残酷迫害过西路军，怎么看都是太另类的军阀。
8、刘文辉
只有两个军阀从未派兵参加抗战，一个是刘文辉，一个是盛世才，其余军阀都派过兵的。
刘文辉主政西康省时，手下有十万士兵，刘文辉也曾经在会议上提出派兵参加抗战，但被蒋介石否决了，蒋介石认为刘文辉的兵战斗力不行，不适合打仗。此外，刘文辉在抗战时，向军队捐款50万法币。
刘文辉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基本是：亲共反蒋，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从1938年至抗战结束，刘文辉多次与中共秘密接触，并与中共达成一致，要与蒋介石做长期斗争。
1942年，蒋介石调刘文辉的部队24军进驻西藏，同时派中央军的两个师去西康接管24军的防区，刘文辉坚决反对。
如果四川云南沦陷，中央军能撤退进入西康吗？不知道。
9，刘湘
如果抗战没有爆发，川军会和西北军东北军一样被裁撤。
刘湘，可谓是最积极抗日的军阀了。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刘湘表示四川能出兵30万，出壮丁500万，出粮食千万石。8月末，刘湘率九个月出川抗战。
早在1934年红军长征时，刘湘就与蒋介石有合作，刘湘支持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作为回报，蒋介石支持刘湘兼并杨森、邓锡侯等部成为四川最大的实权派。
这个合作意味着，刘湘认蒋介石做主人，而蒋介石让刘湘超过杨森等，让刘湘成为四川最大最肥的那只猪。
但主人终究会杀猪的。
从1935年到1937年，川军被一次次整编缩编，从340个团压缩至170个团，旧军拆分出新军，新军又分化瓦解，导致即使是刘湘，也很难实际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1937年2月，蒋介石再次提出对川军的缩编计划。这时，东北军、西北军都已经被分化缩编瓦解，而四川省出现了灾荒和财政困难，养兵确实力不从心。一直反对裁军的刘湘这次居然明确支持中央的裁军决定，并静待中央大员入川。
结果，抗战爆发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本来静待裁军的各大川军将领联名上书，异常团结，集齐要求出川抗日。
刘湘建议将川军集体使用，统一指挥，蒋介石不同意，将川军打散，零散指挥，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军队虽多，但从未有集中联合作战的战事。
10、龙云，其部队是60军。
龙云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1936年的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龙云都是支持蒋介石的。
1937年8月8日，龙云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滇军派60军参加抗战。当时龙云将云南全省正规军编成一个军，番号为60军，这其实就是龙云的全部兵力了。
60军人数不多，最多时只有4万，名气不小，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打过长沙会战，后来又作为受降代表前往越南受降（蒋介石趁60军在越南时机，在昆明罢黜了龙云），60军后来于1948年在长春起义，辽沈战役的历史中必会提到60军的名字。再后来，60军被改编为解放军50军，送去了朝鲜战场。
龙日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显著的优点，那就是富有远见。滇缅公路就是龙云提议并修建的。
在云南修公路很难，也很费钱。龙云向蒋介石提滇缅公路时，蒋介石表示想法很好，但是中央没有钱，你可以自己筹款修建。最后龙云以云南一省之力修建了滇缅公路。
但龙云对蒋介石也有提防。
四川方面，因为刘湘过早亡故，四川基本被蒋介石全面接管了。广西方面，桂系军阀向中央军交出了自己的银行和兵工厂，但云南方面，龙云一直独立控制的云南的银行系统。一直到1941年，云南使用龙云的滇币，不用法币。
但蒋介石的中央机构不断派驻云南，矿产、财税等许多权益渐渐被中央政府接管。对于龙云来说，失去了财源就养不活军队，养不活军队不能成为军阀。于是龙云一方面加强征税，另一方面将正规军和保安军严格分开，正规军是国防力量，归中央官，但保安军是民兵力量，归龙云管，龙云要求由自己的保安军保卫滇缅公路和云南防务，拒绝中央军进驻。
11、李宗仁，其部队为第7军。桂系大本营，就两处，第一处是广西，第二处是大别山地区。
1936年时，桂系军队10多万人，抗战时期越打越多，至抗战结束时，桂军兵力超过25万。
桂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团结，缺点，就是小集体思想严重，排外。
洪秀全杨秀清曾经起事于广西，白崇禧曾经和李宗仁谈过这个问题，认为洪杨的分裂是不明智的，希望李白彼此不要成为洪杨那样的人。所以桂系高级领导里异常团结。
1937年，中日矛盾激化，李宗仁白崇禧也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抗日”比“反蒋”更重要，在这个思想下，桂系对抗战的态度很积极。上文也提到了，桂系将自己的银行和兵工厂都交给了中央政府使用。
淞沪会战时，桂系军队第七军就在第一线作战，死伤惨重，伤亡五万多，白崇禧听到这个消息就嚎啕大哭，这怎么行呢？
淞沪会战一个月后，第七军补兵就恢复了兵员，但它此后一直留在抗战二线。台儿庄战役时，李宗仁把桂系军放在二线，而把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甚至中央军顶在一线，台儿庄胜利后，一共颁发了11枚青天白日勋章，还颁发了大批宝鼎勋章，但桂系军连一枚四级宝鼎勋章都没获得。为啥，因为桂军并不在一线。
1937年至1939年，桂系军队是积极抗日的。
1939年至1945年，桂系军队有消极抗日倾向。但是和胡宗南等人不同，胡宗南等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桂系军队这时候是“消极抗日，不反共”，桂系保存实力，回避战争的迹象很明显。皖南事变时，蒋介石欲消灭新四军，但桂系军在这次事变中表现得较为中立，桂系军数次避开与新四军作战。

《山河动》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军阀对抗战事业和光头的忠诚，与中央军相对地方军阀的实力呈正比。
“军阀积极抗日”的景象只在37-38年昙花一现，之后就恢复到了“我给你面子”的状态。除给足面子的桂系、四川军阀、绥系之外，剩下的就只能看各自觉悟了，所以西北军那么多当罕见的也并不奇怪。
战线的拉长与扩军导致的四处用兵，让光头无法再和战前一样收拾地方势力，以致于对付龙云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哪怕龙云（他儿子）能干出来截留滇缅公路物资差点和中央军火并这种事。

1936年，阎锡山父亲临终前留下遗嘱：全部家产捐赠给在百灵庙战斗中打败日军的中国部队。
傅作义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35军赢得百灵庙大捷，得到这笔钱。

1.自己地盘被打了，不积极也得积极。实际上中央军在淞沪打这么卖力，也有这方面原因，
2.民族情怀被激发。比如张自忠。

个人暗黑的观点，军阀积极做事基于以下因素：
1.凯申证明自己有能力收拾军阀，特别是靠他比较近的。
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1929年一度倒台。黄绍竑丧失信心，投凯申。湘系的唐生智，1930年倒台。晋绥系的阎锡山，1930年一度倒台。商震难以立足，投凯申。西北系的冯玉祥，1930年倒台。粤系的陈铭枢，1933年倒台。黔系的王家烈，1935年倒台。粤系的陈济棠，1936年倒台。奉系的张学良，1937年倒台。陕系的杨虎城，1937年倒台。湘系的何键，1937年倒台。西北系的宋哲元、韩复榘，川系的刘湘，1938年倒台。
2.看热闹的时候发现火烧过来了。
3.凯申出工出力，军阀跟着出工出力；凯申出工不出力，军阀跟着出工不出力。
4.军阀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需要转移。
5.舆论。

抗战初期，委员长毫无保留，军阀们也不敢藏私，个个用命，拿出最好的部队和小鬼子玩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委员长又开始玩心眼，军阀们也就恢复了圆滑的本性，战场上能躲就躲，不能躲的甚至大批投敌当了汉奸。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让人心服口服的，从来都不是权力，而是以身作则。
那么问题来了，淞沪会战时，委员长到底投入了哪些家底，以至于让军阀们心服口服，完全听从调遣呢？
委员长经常说一句话，叫“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外特指日本，对于小日本的狼子野心，委员长心里是清楚的，所以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强军计划，计划到1938年底，国民党军 “共计调整、整理各六十个师，统计为一百二十个师”。
但实施只有半年时间，七七事变爆发，计划被迫中止，只完成调整野战师15个，整理野战师24个。
武器也严重缺乏，兵工厂产量太低，自产武器无法满足需要，外购的德式武器也没有全部到货，开战后，在日本的强烈抗议下，德国小胡子顶不住压力，逐步取消了军事合同，最终只有87、88、36师3个德械师和1个中央教导总队基本达到了德国陆军轻步兵的要求，其中87、88、36师的重武器完全没有到货，只有中央教导总队成为唯一一个真正完成调整的德械步兵师。
其他师的由于装备不全，训练有限，距离这个标准差的更远，但这个39个师已经是委员长手里的全部精锐了。

引进自德国的 Le.IG18型步兵炮
在淞沪会战中，委员长毫无保留，将精锐全部梭哈了。
4个德械师首当其冲，87、88师是战役最初就用来围攻上海租界日军的主力，36师和教导总队也紧跟而上，一同参战的，还有“土木系”的老本11师、14师、67师、98师，胡宗南的看家部队1师和78师。
至于后来牛气冲天的74军的主力51师、57师和58师，在淞沪战场上，还不太排的上号。此外，桂系最精锐的7军、48军也投入战场。
除了在南口和日本人几乎拼光的汤恩伯部、在河北阻击的卫立煌、关麟征部外，中央军的精锐基本全投入了淞沪战场，并全部遭遇重创，参战官兵回忆，由于牺牲的太多，部队光补充士兵就有五六次，开打前，战友们互相打招呼，基本都认识，从战场撤下来后，都不知道身边同生共死的战友叫啥。
3个精锐德械师葬送在淞沪战场，教导总队牺牲在南京保卫战中，自此，中国再无德械师。
蒋介石手中积攒了十年家当，在淞沪一战中，基本葬送得不剩多少了，这就是委员长在抗战中威望空前高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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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各路军阀以及蒋，兔等势力的合法性已经是建立在抗日的基础上了。
不抗日，那就是汉奸，人人有资格有理由把你得而诛之。
这个情况下，军阀们尽管有些还藏私，但是大部分肯抗日的，还是卖力气的。

自己地盘被打了，不抵抗的话就像张学良的东北军一样，任人摆布。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家只有我能霍霍，我的家人只有我能欺负。外人都霍霍完了我算啥？其实大多数军阀受中国传统政治影响，都是以枭雄自居，就是我可以随便霍霍自己国民，但是外人就不行。要说爱国，是真爱国，毕竟军阀们把国当成自己家了，外人跑家里霍霍可还行？要说爱民嘛，没有那么高觉悟，对他们来说民众就是资源，是被霍霍的对象，就跟自己的宠物一样。

因为日本人真的会抢这些军阀的地盘，而且真的会要了这些军阀的命。
日本在皇姑屯给军阀们打了个样。张作霖可谓日本在满洲的一条好狗，但是，随着日本在满洲屯垦人数的增加，连给张作霖的狗粮都要抢过来往自己嘴里塞。为此，张作霖就汪汪了两声，然后，就给炸死了。然后，整个东北军系统被日本人鲸吞，东北军各位军长，死的死，逃的逃。
论和日本人的关系，哪个军阀能亲厚的过张作霖？

利益和裹挟
大家都知道卢沟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那为什么在北京边上的卢沟桥，在中国腹地的卢沟桥怎么就成了起点？
为什么不是九一八呢？
再换一个问题，卢沟桥事变日本出动了多少人？
《大刀进行曲》的主人公29军又有多少人？
答案是日本出动兵力8400人，29军10万+。
跟九一八一样的是，张少帅的20万军队没能阻止不到2万的日本军队占领东北。
日本军队第二天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三个月占领了整个东北。
29军也没能阻止日本占领华北。
唯一欣慰的是在卢沟桥发生了抵抗。
那8400人的日本兵哪来的？
就像金一南所说的：
幸运很少重复，灾难却不断叠加。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前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
这8400人的日本兵还要回到三十多年前八国联军侵华后和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九款是这么写的：
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守之處系：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王島、山海關。
十一个不要脸的家伙一商量华北这片儿就让英、法、美、意、日五个国家，约定人数是8200人，小日本捞了400人。
在华北的这400个小日子有个名称叫清国驻屯军，1911年辛亥革命，带清亡了，清国驻屯军就改称了中国驻屯军。
趁着袁世凯和大炮对线的时候，小日子偷偷摸摸的扩大编制，人数搞到了上千人。
如果仅仅是这千把人问题也不大。
但是九一八后，关东军由万把人跟吹气球一样，极速扩张到十万，并且搞了个满洲国，驻屯军那是分外眼红，驻屯军也想和关东军一样抖一抖。
要说搞满洲国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那驻屯军这边就是土肥原贤二。
土肥圆最开始也是混关东军的，满洲国的老大溥仪，就是这小子下的闲棋。
土肥圆刚从关东军调到华北，就盯上了我们要聊的主角宋哲元。
宋哲元在整个华北事变中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九一八的第二天，他通电全国『宁为战士鬼，不做亡国奴』，后来他指挥的喜峰口抗战，为自己赢得了『抗日英雄』美名。
但就是这么一个正面的人物，在土肥圆的勾搭下，差点学了汪精卫。
宋哲元是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那必须是冯的铁杆，但是冯最开始不是跟冯玉祥的。
他最开始是跟陆建章的，后边因为姻亲关系，慢慢成了冯玉祥的铁杆小弟，在政治倾向中，那肯定要和好大哥保持一致。
和冯玉祥一样，宋哲元一贯是反蒋的。
1935年日本的4个测绘兵在张北偷绘地图，被宋哲元的兵给逮了。
小日子就开始借题发挥，要老蒋收拾他。
老蒋这个时候正在琢磨着怎么在金沙江把从江西溜出来的人给灭了，那有心思搞这个一贯反蒋的宋哲元。
小日子不是闹腾的挺凶吗？干脆借坡下驴就把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给撤了。
本意是撤了省主席，让宋哲元带着29军到西南和那一群准奥特曼对线，来个一石二鸟，那不是美滋滋？
宋哲元能混成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自然也不傻。
就在被免职的当天，老宋生病了，要去天津养病。
也不能说老宋是装的，确实病了，是心病。
方子呢，也确实在天津，因为天津是驻屯军的大本营。
到了天津之后，老宋就安排了他的两个小弟去找了驻屯军的参谋长酒井。
小日子反应倒是不慢，马上就告诉老蒋，不能把宋搞掉，并且宋必须在位。
老宋也是会顺着杆子往上爬，借着丰台事件，把29军37师调到了北平。
老宋的势力范围一下从察哈尔窜到了平津。
对了这个师的师长是张自忠。
这下老蒋懵了，这样搞的？不是宁为战士鬼，不做亡国奴吗？
虽然老宋一贯反蒋，但是也不能眼瞅着让之前的抗日英雄跟着小日本一条道走到黑呀。
就在庐山召见了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中央准备让老宋干华北的老大，并且给宋哲元、秦德纯和三个师长颁发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抗战功绩。
看看，可笑不可笑，宋哲元利用日本人拿到的勋章是表彰他的抗日功绩。
后来宋哲元发表了一番论调：
“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效忠国家被宋将军放在了最后。
土肥圆拿着这几句话想了一宿，天蒙蒙亮的时候，他觉得机会来了，或许他就是华北的溥仪。
土肥圆太小看中国军阀对『面子』的追求了，见了宋哲元开门见山的就说要组织自治政府。
宋哲元就是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
土肥圆马上调整方向，不在追求华北五省一块自治，先是建立察哈尔、河北两个省的，后边再让山东、山西、绥远加入。
35年10月份日本外相提出对华三原则，驻日大使像老蒋汇报。
老蒋当时在忙着剿共，说也三条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就安排汪精卫先和日本先聊着。
既然老蒋都这样了，『宁为战士鬼，不做亡国奴』的宋哲元也发生了动摇。
在琢磨土肥圆的后来说的那个也不是不能考虑。
1935年双十一，土肥圆拿着华北自治方案找到了宋哲元，宋哲元当委员长，土肥圆是总顾问，限期30日前让宋哲元宣布自治。
19日的时候宋哲元开始和日方正式接触谈判自治。
但是就在25日，大汉奸殷汝耕跳了出来，成立了冀东自治委员会，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方面马上派何应钦北上拿办殷汝耕。
谈判的过程中土肥圆撺掇宋哲元和殷汝耕合作，成立联合自治政府。
把冯玉祥的胆子借给他，他估计有可能答应。
宋哲元打了个折扣，在征得老蒋的同意后成立了个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是土肥圆。
随着最后通牒的到来，老宋向老蒋表达了自治的意思。
还没得老蒋这么说，全国舆论哗然，中心思想是，老宋你小子自重！
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
老宋随手就把大公报给封了。
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反对自治。
宋哲元一看大家都闹得挺凶，双手一摊，老子不玩了，老何你看着办吧。
老蒋只好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是宋哲元，一共17个委员，7个是亲日派。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南京学生5000人游行，武汉2万人游行，上海5000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上海律师工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共14个团体电宋哲元：
『流芳遗臭，公能自择』
这个时候，宋哲元终于觉得自己的行为过分了，开始慢慢回转。
后边的事情大家知道了，七七事变，华北丢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是在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被强行占领的。
不像东三省！
呸

中国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必须有一个领头的人抗日，但是这个出头鸟不好当。要知道日军当时很强，一不小心这个出头鸟的寿命直接结束。这个人必须实力最强，用行动显示出自己大公无私。
淞沪会战，蒋介石首先投入自己的十多万精锐部队，狠狠地与日本大战一场。蒋介石这个最大军阀，亲自下场与日本拼命——领导带头干，这下各路军阀心想，蒋先生看来真的要抗日，不是要消灭自己人，自己即使不能出大力，但是至少出点小力吧，至少不能添堵吧。这是政治方面。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蒋介石带头抗日——打输了那是蒋介石倒霉，打赢了那是大家的功劳。整个抗日战争，所有人都有退路，唯独蒋介石连投降的资格都没有——小日本的账很清楚。
从定义方面，军阀本身不等于邪恶，也不等于自私自利，军阀更多的是信奉军队信奉暴力，其权力结构往往不稳定，不太重视法律和道理，但保境安民抵御外敌也是它的工作范畴。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政府，甚至整个中国的所有实力派，都是军阀。

抗战前的军阀，分为三种：
一，光有军队，靠蒋介石拨款过日子，比如8师陶峙岳部、13师万耀煌部、24师许克祥部、26路军孙连仲部以及东北军张学良部等；
二，有军队，还有块地盘供他吸血，但军队已经被蒋军插手，比如17路军杨虎城部、4路军何键部、21军刘湘部、8路军余汉谋部、10路军徐源泉部等；
三，有军队有地盘，保持半独立地位，包括3路军韩复榘部、29军宋哲元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宁马青马、新疆盛世才部、晋绥军阎锡山部、滇军龙云部等；
第一种其实没得选，因为他吃穿全靠蒋介石供应，所以抗战初期被第一批投送到战场，结局往往是都被打残，然后被蒋介石手下几个嫡系集团（陈诚、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薛岳）给吞并，长官都被换成黄埔生。
第二种就属于抗战前的布局，本来也是半独立的军阀，但军队指挥权被蒋介石插手，这种也都是抗战一开始军队都被调去前线被打个半死，地盘也顺便被蒋介石吞并，典型的就如何键，辛苦组建起来的五个师全部被夺走送上抗日前线。
第三种就有点复杂，
当他的地盘不受威胁时，他可以派一支军队去前线，比如新桂系、滇军这种，但当初战就被打残，领教到小日本的厉害后，他们基本上是直接放弃再添兵，至于已经派出去的军队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而当他的地盘直接受到日军入侵的威胁时，为了保住他唯一的政治资本——军队，他又会不惜抛弃地盘，这种就比如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这种，一开打就想溜，也包括抗战之前的东北张学良、热河汤玉麟等
所以说军阀抗战很积极？恐怕并不是

1，各个军阀的背后都有不同西方势力支持，要不然军阀打内战的枪械和军费是哪里来的？日本想独吞中国，得罪了所有帝国势力，它们需要中国一致抗日！
2，虽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但是各个军阀都是名义上国名党员，有着统一的政府和国家和旗帜，抗日是国家行为，国战。
3，日本人胃口太大，变蚕食为鲸吞，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态度极其嚣张，成功激起了从清末以来的国仇家恨！
4，国人对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感到厌倦，值民族危亡之际，中低层军官士兵宁愿打国战也不愿继续打内战，抗日是全国人心军心所向，军阀头头们也不敢逆势而行，连老常的那一套“攘外必先安内”也玩不下去了，我党也认为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当时主要矛盾！
5，军阀割据国人很熟，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自从晋末五胡乱华，以及近在眼前的明末历史教训，历代割据军阀都十分注意乱世时外敌乘虚而入的问题，所以，石敬瑭，吴三桂之流被定义为大汉奸。中国历史很包容，王朝末世，当军阀争天下可以，各凭手段，天下总归一统，但当汉奸不行，青史自在人心。
6，各路军阀，不论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是积极抗日，还是消极抗日，只要不是铁了心的投降派，当汉奸，总之，都是在抗日，否则就是万民所指吖！

当过懦夫的人，才知道英雄多么伟大。
大部分军阀可能比你我都爱国，都希望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
例如马占山吧，他本是土匪，还短暂的投降过日军，但可以说，他比我们大部分人都爱国，都有胆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20万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300多架飞机一枪未放全军覆没，我国规模最大的沈阳兵工厂也落入了敌手，短短4天时间，日寇便占领了吉林、辽宁等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但是，黑龙江省的中东铁路，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日本害怕引起苏联的反对，就放缓了对黑龙江的进攻。

不过，狡猾的日本人又想了一条歹毒的计策，以黑龙江省主席的职务，忽悠时任洮辽镇守使（今洮南市）的张海鹏，让其率领伪军，前去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如此一来，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苏联也不好意思干涉。
张海鹏，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一堆麻点，所以，人送外号张大麻子。可能是因为长得丑，遭到过无数白眼，所以，此人心理非常变态，从小就极为卑劣。
有一次，他的哥哥犯事，被官府给抓了，他怀疑是姑姑告的密，竟然拿起砍刀，灭了姑姑的全家，然后上山当了土匪。
后来他和东北的大部分土匪一样，接受了清廷的招安，据说还和张作霖结拜成了兄弟。有了编制以后，他很快就掌握了官场上的那一套，不仅脸皮厚，还善于见风使舵。例如张勋复辟的时候，他就蹦跶着说：“我张海鹏就是保宣统的……为了能让宣统回朝，宁愿付出一切。”
如今，看到日本人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他立马就举起了白旗，成为了大汉奸。
这时，真正的黑龙江省主席叫作万福麟，曾经也是土匪，属于张作霖麾下的得力干将。
但是一年前中原大战的时候，他领军入关，参加内战去了，后来还帮助张学良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乱，此时还在北平。
黑龙江的军政则由他的儿子万国宾主持。
但是万国宾才二十多岁，为人胆小怕事，又不是行伍出身，和平时期耍耍嘴皮子还勉强可以，至于军事嘛，那是一窍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齐齐哈尔的学生和市民全都群情激昂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抗日救国。没有见过世面的万国宾被吓了一大跳，一心只想跑路，把大小事情都推给了时任省军署参谋长谢珂的身上。

幸运的是，谢珂（河北人）为人聪明，性格刚烈，21岁考入民国四大军校之一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升入北京陆军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奉军中任职，37岁便升任了黑龙江省军署参谋长。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伪军，他赶紧把黑省的政要召集了起来商讨对策。会议很快形成了决议，把分散在黑龙江的5个省防旅，抽调一部分到齐齐哈尔以备不测。
但是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大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这时候，张学良发来了电报，其内容大概是：“如果张海鹏来攻，坚决还击，但对于日军要采取退让态度。”
以谢珂为首的武将们认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日本人狼子野心，已经吞并了吉林、辽宁，下一步就是黑龙江，这种气不能忍，必须还击。
但是，以万国宾为首的一批文官，则主张只打张逆不打日军。
一来，这是张学良的命令；
二来，当时黑龙江最精锐的国防旅，全部被万福麟带到了北平，省内只剩下了5个二三流的省防旅，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
所以，两边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还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谢珂被迫做了退让，忽悠万国宾说：“就是日军和张海鹏一起上，我也让士兵们挑着打，不打日本人。”
万国宾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开完会，谢珂越想越觉得窝囊，再由万国宾这种投降派搞下去，黑龙江迟早要免费送给日本人。所以，他也顾不得休息，便向北平发了一封电报，向张学良建议：步二旅旅长兼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当时驻扎在海拉尔），毕业于保定军校，意志坚定，善于谋划；步三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作战能力强，素有威望；可以从二人之中选一人，担任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秘书刘伯岑劝说谢珂：“黑龙江现在由您主持大局，不是好好的吗？用不了多久，北平自然会任命您为省长。您又何必拱手让人呢？”
谢珂却说：“国家危亡之秋，能者上，平者下，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
电报发出以后，谢珂又立刻把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叫了过来，让其率领手下的2000多人火速赶往江桥，以防张海鹏搞偷袭。

徐宝珍爽快的答应了，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枪。张海鹏得到了日本的大量资助，战斗力大大提升，而当时卫队团拿的，还是沈阳产的辽造十三式步枪。

这玩意材质低劣，射速一般，更扯淡的是，打着打着仗，士兵们还得解开裤腰带，往枪管上撒泡尿，否则就容易炸膛。
一仗下来，阵地上全是骚味，那画面不敢细想。
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十分搞笑，但在当时属实可悲，不知道多少战士因此牺牲。
谢珂被这么一提醒，才想起来军械库里还有100挺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
于是，他立刻带着徐宝珍找到了万国宾，要求把枪取出来。
但没想到，万国宾却拒绝了，他的理由很扯淡，这些机枪是他爹万福麟的心肝宝贝，去年入关时，万福麟特意嘱咐过他，谁也不许动这些机枪。
谢珂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沈阳军工厂成千上万条好枪，一枪不发都给了日本人，我们难道要重蹈覆辙，把这些枪也送给日本人吗？”
万国宾被怼得哑口无言，只好找了个借口说：“我给北平打个电报吧。”
“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电报，再等等日本人都打过来了，你不给，我们自己去拿，出事了算我的。”说罢，谢珂转身就走。
万国宾一看要来硬的，这才软了下来，赶紧签字批条。
拿到机枪后，谢珂又把一个工兵营和一个辎重连交给了徐宝珍，并给战士们提前发放了两个月的工资。
当晚，徐宝珍便带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战士，唱着东北军军歌“既是男儿须为国，乘长风、破巨浪，还乡马革将尸裹……”赶赴了那个九生一死、敌我悬殊巨大的战场。
而就在大家积极备战的时候，10月10日，张学良的任命终于下来了：“命令，黑河警备司令、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即日起程赴任。

马占山，1885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户贫苦人家，自幼瘦弱，长大后也不过1.65米。

但是，他极为灵活勇猛，8岁时，给地主家放马，便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骑术。
18岁时，他给地主姜大牙放马，走丢了一匹马，姜大牙诬告其偷马，官府把他绑起来，严刑拷打了一番。最后，马占山的父亲马纯，只好把粮食全部卖掉，赔了姜大牙的马钱，才救出了马占山。
但是没过几天，丢失的马就自己跑了回来，马占山去找姜大牙理论，可是姜大牙厚颜无耻、死活不认账。马占山顿时心灰意冷，在如此黑暗、不公的社会，老实人只有受欺负的份，想要出人头地，必须拿拳头说话。
于是，他一怒之下，就跑到哈拉巴山当了土匪。没曾想，这一跑，业务竟然对上了口，每次火拼，他都能立下战功，没过几年，就成了大当家。
1905年，他又举众接受清廷招安，被任命为了游击队哨官，驻守怀德县城。
民国建立后，他又追随张作霖手下大将吴俊升，改任连长。
1916年，在日本的支持下，蒙古族人巴布扎布纠集四五千人叛乱，准备建立“满蒙帝国”，吴俊升领军平叛。马占山在一次战役中以少胜多，击毙叛军500多人，让吴俊升大为赏识，随后便开始坐着火箭升职，没几年便从连长升到了师长。
1925年，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兵变，率领8万精锐，直逼奉天（今沈阳）。张作霖吓得面如土色，急忙让家人收拾行李跑路，但马占山挽狂澜于既倒，在新民县击败郭军，生擒郭松龄夫妇。张作霖感激不已，将其提拔为骑兵第二军军长。
1928年，张学良整顿军务，将军缩编为旅，马占山就成了步兵第三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统辖10余县防务。因为马占山大字不识几个，张作霖还很贴心的给他配备了一个秘书——娄心田（他的故居是我国唯一的师爷博物馆）。

此人出生于浙江绍兴，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全靠着本家祠堂的义米生活、读书，但他为人勤奋、聪明好学，光绪年间考中秀才。
民国初年，娄心田的本家娄同轨只身闯关东，因为文章漂亮、口才极好、为人清正，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很快成为其师爷（秘书）。
张作霖让他从家乡再弄几个师爷到东北，娄同轨就推荐了几个本家，其中就包括娄心田。
刚得到娄心田时，马占山颇不在意，觉得书生懂什么鸟，全都是只会耍嘴皮子的软蛋。为了给娄心田一个下马威，他还下令，当着娄心田的面枪毙了几名死刑犯。
但没想到，娄心田面不改色心不跳，告诉马占山：“我们师爷就是拿人幕钱，替人消难，不管要谁的命，哪怕是要我的命，您也可以吩咐。”
此话一出，马占山立刻对其刮目相看，以后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先向其请教。
1931年8月底，娄心田就告诫过马占山：“日本人把战斗力最强，最擅长寒冷地区做战的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很明显，是准备在今年冬天，对我们对手，要早做准备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在接到张学良新的任命后，马占山辗转反侧、一夜难眠。
虽说国难当头，军人就应该临危受命、保家卫国，但是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想抵抗，自己上任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呢？
听从不抵抗的命令，放下刀枪？
如今北平、上海、天津、齐齐哈尔等全国十几个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如果自己敢不抵抗，不但会被国人骂死，自己也能把自己给气死。
不听命令，坚决抵抗？
中央军都打不过日军，自己手上的二流省防旅，哪里是日军的对手？
哎，抵抗不抵抗都难啊！在床上捱到半夜，马占山依然心乱如麻睡不着觉，他只好跳下床，穿上衣服又跑到了娄心田的家里。
刚到娄家门口，马占山就听到院子里传出来了一首小调，其中唱道：“黑水凝，马哀鸣……杀日寇，祭亡灵，怒发冲冠从军行，看我龙江英雄。”
声音不大，但铿锵有力，犹如一束光，划破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
马占山听罢，顿时有一种云开雾散的感觉，是啊，连个书生都知道“杀日寇，祭亡灵”，自己作为一名百战军人，又岂能被书生笑话。于是，他也不自觉的唱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马占山便让家人收拾好了行李，准备起程赴任。
但这时，参谋长石兰斌又跑了过来说道：“从黑河到齐齐哈尔，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旱路，开车一天多，骑马三四天就能到达；一条是水路途经佳木斯、哈尔宾，再坐火车到齐齐哈尔，估计八九天才能到。您准备怎么走？”

“当然是走旱路了，这还用说？”马占山没好气地说。
石兰斌嘴角上扬，笑着说道：“我建议您走水路！”
“为什么？”
“黑龙江的5个旅，能否打败日军？”
“很难，但张副总司令肯定不会见死不救，他如果在关外集结兵力进行反击，我们两面夹击，未偿不能一战。”
石兰斌叹了一声说道：“日军占了吉林、辽宁，蒋介石和张副司令全都要求一让再让，他们又怎么可能发兵支持黑龙江呢？如今，中央已经让国联前来调解，我们不如等一等啊。”
马占山被这么一提醒，才恍然大悟，又问道：“怎么等？”
“旱路有盗匪，我们可以以此为由走水路，静观其变。”马占山一时左右为难，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中不停地跺步，太难了，这该怎么选啊？
巧合的是，这时哈尔滨东省特别区长管张景惠，正好发来了电报，希望马占山能够走水路，前往哈尔滨一聚，商讨抗战事宜。
因为张景惠是东北军的元老，曾经担任过奉军副司令以及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如果抗战需要他的大力支持。所以，马占山只好下定决心，选择了水路，于10月11日，带着200多人，乘坐大兴号轮船，赶往了哈尔滨。
但就在马占山等人缓缓而行的时候，齐齐哈尔已经打了起来。
1931年10月16日，就在马占山从黑河赶往齐齐哈尔的路上，伪军张海鹏已经任命徐景隆为先锋司令率领3个团，杀向了江桥。为了给伪军加油助威，日军还派了200名军人前去助战。

这时，徐宝珍已经率领几千名东北军，在江桥北岸修筑了大量工事，并拆毁了一段江桥，以防止敌军渡江。
另外，徐宝珍还耍了一个计谋，在江桥南岸埋下了大量地雷。
而徐景隆呢，对此却一无所知。他自以为有日军的撑腰，东北军肯定不敢抵抗，所以，就大摇大摆的往前行进。
结果可想而知，两军还没有打两枪，徐景隆就被地雷给炸死了，伪军一看老大都没有，还打个鸟啊，顿时被吓得四散而逃。首战告捷的电报传到大兴号上，马占山大喜不已，准备带着捷报，到哈尔滨与东北军元老张景惠商讨事宜。
但是就在马占山赶往哈尔滨的路上，他又收到了一条情报，张景惠已经发表了“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宣言。马占山听罢失落至极，到达哈尔滨码头之后，他便立刻乘坐火车赶往了齐齐哈尔，根本没有去见张景惠。
10月19日夜，在路上奔波了9天的马占山终于抵达齐齐哈尔，随后他便与谢珂不顾“不抵抗命令”发表了著名的《抵抗宣言》：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而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接下来几天，马占山又走街串巷，对着市民和学生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抗战宣言，搞得日本人很不是滋味。
为了恫吓马占山，日本便派出了一架飞机，趁着马占山给学生们演讲的时候，洒下了大量传单，以及两颗炸弹，炸死了两个市民，炸伤了两个学生。马占山火冒三丈，对着飞机，大骂小日本。
而谢珂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日本飞机偏偏这时候来，肯定是有人报信。”马占山恍然大悟，立即下令，搜捕日寇奸细。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叫杉浦二郎的日本商人，用信鸽给日军报了信。
马占山听闻，拍着桌子，大声命令道：“只是要日本人，不论公母，全他妈的给我抓起来。另外，把那个杉浦的家伙带过来，割了耳朵，送到日军那里，告诉日本人，再有飞机入城轰炸，伤我一人，割日人一只耳朵，伤我十人，割日人十只耳朵，死我一人，砍日人一颗脑袋，死我十人，砍日人十颗脑袋。”
日本人看到信件裹着两个血淋淋的耳朵，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是好欺负的，再加上日本人又害怕苏联干预，所以，他们只好采用攻心之计，让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劝降马占山：“奉天、吉林已经与我大日本合作，如果马将军愿意合作，我们也将优待。”
马占山听罢，一声冷笑，直接把他怼了回去：“我马占山奉国家之命为一省之主席，守土有责，只要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清水仍不死心，又说道：“如果马将军感觉合作困难，我们愿出500万美金，让马将军出国考察。黑龙江省和平让给张海鹏将军，马将军也可以保持体面。”
马占山大怒说道：“张海鹏算个什么东西，他若胆敢对黑龙江用武，我马占山守土有责，坚决剿灭。”清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但是，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过了几天，他又找到马占山说：“洮昂铁路为大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借款修筑，哈尔葛江桥桥梁被毁，交通阻断，正是收秋季节，影响大豆运输。满铁工人要前往修复嫩江大桥。”
马占山一眼就识破了清水的阴谋，这是准备修复江桥之后，再行侵略之实啊，所以，他也忽悠清水说：“江桥属于中国主权，修不修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必日本人劳心。”
清水恼羞成怒，终于露出了本来面对，威胁道：“一周之内，你们必须修好，否则就由我们接手，同时，中日两军都后撤10公里，不影响我们修桥。马代主席，我们应该靠实力说话，要为自己想想后路啊。”
马占山一拍桌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让人把清水轰了出去。
等清水离开，马占山立刻把诸将召集了起来商量对策，但仍然有人拿着不抵抗的命令，要求马占山，不要与日寇发生冲突。
马占山大怒训斥道：“我马某人为中央任命一省之主席，守土有责，绝不投降，谁要再劝，拉下去毙了。”
此言一处，投降派这才安静了下来。
随后，马占山开始盘点家产，准备组织抗战。但找了一圈才发现，把黑龙江的所有士兵加起来才2万多人，齐齐哈尔只有几千人，而整个黑龙江国库，只有2万大洋，别说抗战了，连给士兵们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师爷娄心田见状，又给马占山出了一个主意。钱不够，可以号召市民捐钱捐物；人不够，可以到监狱里面，释放一些犯人。
马占山依计而行，立刻给黑河的家人发电，让其变卖财产送到齐齐哈尔，带头捐款，娄心田也把自己半年的工资捐了出来。
在他们的带动下，齐齐哈尔政界、商界以及市民都捐了不少钱。
捐完钱后，马占山又跑到了监狱，准备亲自挑选一些勇士当兵。而这一挑，就挑出来了一位传奇将军。
此人名叫李海青，又名忠义，1895年生，山东武城县人，12岁时跟随母亲逃荒至黑龙江，20岁时因家务纠纷逼上梁山。因为英勇善战，忠义无双，很快成为大当家。30岁时，因为经常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得到了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吴俊升的赏识，将其招安，任命为营长，后升任团长。
1928年，吴俊升和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万福麟接替黑龙江省长一职。
李海青因不满万福麟整顿军务，就骂了几句，结果被人告密，判了死刑，此时正关在监狱，准备执行。
马占山到达监狱之后，就把他拉了出来，让人拖出去假装枪毙。临刑之前，马占山还故意逗他，大骂着，让其跪下。
但李海青不但不跪，还挺着脖子对马占山说道：“士可杀，不可辱，有本事你就面对着面枪毙了我。”
马占山一听，就来了脾气，猛的掏出手枪，砰砰两枪，直接打了过去，当然，必须故意打偏。
李海青那也是真的勇猛啊，直挺挺的站着，看着子弹过来，连眼都不眨一下。
马占山看罢，大为敬佩，赶紧握住他的手说明原由，并让其帮助自己抗日。
李海青一听对方是马占山，也笑了起来，高兴地说道：“早就听说过马将军的大名，我在肇州、安达等地，还有一批绿林兄弟，如果马将军信我，我可以把他们招来一起抗日。”
马占山大喜过望，赶紧释放了李海青，并给他了一匹快马，让其回去招兵买马。李海青翻身上马，立刻向城外奔驰而去。
中午时分，李海青饥饿难耐，便赶到一家小酒馆吃饭休息，并向老板问路。老板告诉他，周边都有胡子（土匪），路不好走。
李海青一听，大为高兴，说自己找得就是胡子。老板心头一惊，再看李海青手腕上有带过铐子的痕迹，误以为他是越狱逃跑的胡子，赶紧让家人偷偷通报给了官府。
官府马上派了一群士兵又把李海青逮捕了起来，无论李海青如何解释，没有一个士兵相信，又将其押回了齐齐哈尔。马占山见李海青又被五花大绑的送来回来，笑得是前俯后仰、肚子直疼，赶紧让人松绑，又写了一封亲笔让他带着，再去招兵买马。
可是，这封信又引来了祸端。
李海青走到半路，又被土匪的小喽啰给绑了，小喽啰看到信后，认为他是官府的人，就准备将其枪毙。幸运的是，土匪头子韩玉禄正好是李海青的老部下。
双方认清之后，韩玉禄赶紧赔礼道歉，又把他放了。历经千辛万苦，李海青这才回到了肇州等地。他立刻变卖全部家产，召集了5000多人，火速赶往了齐齐哈尔。
而这时，又传来了一条好消息：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要求日本务必于11月16日前从中国撤军完毕。马占山觉得，既然国联有了决议，日本人应该会执行。
所以，在此之前，应该避免与日交战，不给日本人留下口实为好。于是，他下令让徐宝珍放弃了江桥桥头阵地，向后撤退至18里外的大兴站布防。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我军刚撤几天，10月29日，就传来了一条噩耗，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对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口头承诺：“苏联对中日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日军欣喜若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马上给日军最精锐的，驻扎在长春的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打电话，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向嫩江进军。”
多门放下电话，又赶紧给十六联队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打电话说：“滨本君，立功的时候到了，不用考虑苏联了，我命令你立刻率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向黑龙江挺进。”
滨本听罢也是乐开了花，10月30日，便带领着4000多人组成的嫩江支队，杀向江桥。
这时，马占山也得到了苏联人不干涉的消息，他的心情一下子失落到了极点。
冈村宁次曾说过：“中日战斗力是8：1，也就是说，日军可以用1000人对抗国军的8000人。”
蒋介石和薛岳认为冈村宁次是胡说八道，中日战斗力应该是5：1，国军需要达到日军的5倍以上，才能出击。
但现在，南京不让抵抗，北平不让抵抗，苏联又不干涉，马占山手下才2万多黑龙江的二流部队，第二师团也是2万多人，还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立下过大功。
以两万对两万，以弱旅对强师，怎么能拼得过？
可是，打不过就不打了吗？举起手来做亡国奴吧？马占山不甘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更不答应。“既是男儿须为国，乘长风、破巨浪，还乡马革将尸裹……”
马占山不自觉地哼起了东北军军歌，大不了一死，和小日本干了。
下定决心后，他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叫来警卫员，乘坐汽车亲自赶往大兴前线，视察阵地，并对战士们下达了作战命令：“日寇一旦越界，我军应立刻反击。”
10月3日，滨本终于率领着4000日军，到达了江桥南岸，在江桥之上修建了两座浮桥。
4日凌晨2点，滨本又想了一个歹毒的计策，派专员林义秀忽悠大兴的守军说：“日本准备修桥，还望黑龙江能派一个专员到前线，劝说部队再往后撤退一些。”
马占山听说以后，知道是计，但为了拖延时间，就让参谋长石兰斌等人，带了一部分军队，连夜赶到江桥北岸，与林义秀谈判。黎明时分，石兰斌和林义秀二人，全都走到了江桥中间，开始谈判。

林义秀无礼的表示：“我大日本要修理江桥，你们应当再退一些。”
石兰斌反问道：“为了尊重国联意见，我们已经后撤了10公里，说好双方同时撤兵，你们为何不撤，反倒增兵？”
林义秀趾高气昂的说道：“要求东北军后撤，是关东军司令的命令，必须执行，现在，请你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后退！”
石兰斌一听就来了火，坚决不签。双方唇枪舌剑，差一点打起来。
这时，日军不知道哪个缺心眼，竟然打了一个黑枪，差一点击中石兰斌。
石兰斌大怒，立刻揪住林义秀抽了两个耳光，大骂道：“他妈的，你们说避免冲突，为什么先开枪？”
两边军人一看情况不对，全都端起机枪，开始朝对岸疯狂的扫射，中国抗日第一战——江桥大战就此打响。
由于我军人数较少，所以，没有和日军硬拼，等石兰斌返回北岸后，大家就边打边撤，退到了大兴火车站的主阵地。
滨本大喜过望，以为东北军怕了自己，便命令副参谋长田畑，仅率领了一个大队，大约1300多人，越过江桥追击我军。
但让滨本万万没想到的是，东北军里有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不放一枪，尽丢两省的悲愤与怒火，早已充满了他们的胸膛。
所以，当田畑大摇大摆的赶到大兴的时候，东北军立刻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把这1300多日寇打得哭爹喊娘，整整一天也没能前进一步。
当晚，气急败坏的田畑，分析了一下大兴局势认为，大兴站西边是沼泽，东边是烟草地，只有中间一路可以通过，易守难攻。如果想取胜，可以让人绕过烟草地，搞个偷袭。
于是，他就派了几百名日寇，悄悄地溜到了东边的烟草地里，准备阴一下东北军。但徐宝珍早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在烟草地周围的高地上，埋伏了几百名士兵和几十名机枪手。
日寇们冒着严寒，在烟草地里，吭哧吭哧走了好几里，马上就要看到希望的时候，突然间枪声大作，一下子把他们打成了筛子。
第二天，在江桥南岸等待胜利消息的滨本，听说日军一败再败后恼怒不已，只好又派了几百人，前去支援田畑。
马占山知道以后，也急忙坐上吉普车，前往大兴指挥战斗。但他的吉普车刚刚出城，就被日寇的飞机发现了，开始对其疯狂扫射。
幸运的是马占山的命比较大，吉普车中了29弹，他竟然没有受伤，不幸的是，和他同车的人却牺牲了几个。
到达前线之后，马占山发现，不能和日寇硬拼，必须玩点智商。
于是，他命令前线部队，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后800米，转入了第二道防线。日寇们还以为国军怕了自己，便着急忙慌的占领了第一道工事。
田畑更是激动的犯了神经病，竟然在自己身上绑了一捆炸药，一边叫嚣着要效忠天皇，一边指挥着敢死队，又冲向了国军的第二道防线。
但他显然代估了中国人的勇气，马占山也亲自跑到了一线，带领着士兵们宁死不退，和日寇血战了半天，也没让其前进一步。
当晚，月黑风高，寒风凛冽，正是杀人放火之时，马占山又把诸将召集起来，制定了一个完美的偷袭计划：

1、暂一旅旅长苑崇谷，第二旅旅长吴德林，从每个营抽调30名勇士，组成敢死队，袖子上写八个血字以作标记“天良救国、誓死杀敌”，趁着夜色摸到日寇的阵地，进行正面偷袭。成功之后，一旅、二旅剩下的士兵，立刻全线反攻。
2、骑兵团团长萨力布率领骑一团，从黑河千里奔袭过来的李青山率领老五团，绕到日寇的身后，切断他们退往江桥的退路，给1000多名日军来个瓮中捉鳖。
而就在中国军人积极准备的时候，骄傲自满的日寇们还在阵地上休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士兵也会主动出击，所以，没有丝毫的防备。
很快敢死队就摸到了日寇的阵地，随着一声令下，敢死队员们纷纷抡起胳膊就往里扔手榴弹，把阵地里的日寇是炸得哭爹喊娘，惨叫不断。
白天还叫嚣着效忠天皇的田畑，被这么一炸，马就上怂了下来，夹起尾巴，大声骂着八格牙路，带着人就往后窜。
国军趁势猛追，日寇边打边撤，很快就被国军分成了好几段。田畑窜得那是贼快，一下子窜了10几里。不过，快到嫩江边时，他终于发现，后路已经被切断了。
这该如何是好？田畑一下子慌了阵脚，只好原地防御，又派了一支侦察兵到前面探路，看看是否有小路，能让他逃到南岸。
但他不知道的是，萨布力率领的骑兵正在不远处的黑暗地带，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所以，这支侦察兵刚刚脱离大部队，萨布力就带着一群人，骑着快马，追了上去，三下五除二，就将其消灭的干干净净。
为了诱敌出战，萨布力还把这群日寇的脑袋拧了下来，扔到了距离田畑不远的路边。
田畑左等右等，还等不到侦察兵，只好又派了一支侦察兵前去探路。但这支侦察兵刚一上路，就看到了路边的那一排脑袋。
日寇们吓得是灵魂出窍，赶忙连滚带爬跑了回去报告情况。田畑听罢，那叫一个气呦，也不用脑子想一想，带着全部人马，就向萨布力追了过去。
结果这么一追，正好就进入了萨布力和李青山，早已布置好的圈套，虽然田畑又组织了多次冲锋，但始终没能冲破包围。
不过，萨布力也在一次交战中，身受重伤被抬下了战场。
田畑被围得叫苦不迭，不断向嫩江南岸的滨本求救。
滨本着急如焚，又立刻派了一个大队，大概1300多人，冲到了江桥北岸。但这群援军，一到江北就傻了眼，天太黑了，啥也看不见，而且田畑的手下，又被国军分割包围成了好多段，到处都是枪声，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去救谁。
于是，这群援军就在北岸趴窝不动了，只是派出了一支骑兵到处溜达，看看谁还没有死透，能够抢救一下。
但是，这群骑兵还没有走两步，田畑就被国军给干死。
等到天亮之后，嫩江北岸的枪声，这才渐渐停了下来，江北的1000多名日军，几乎全部被灭。
滨本被吓得脸色苍白，差点切腹自尽。但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他又给师团长多门发电说：“马占山有苏联的支持，所以，您必须再派些援军，才有可能取胜。”
为了证明真的有苏联人参战，滨本还把长得特别像俄国人的俘虏杨继泽绑了起来，召集了很多记者，前来开发布会。会议前，为了防止杨继泽乱说话，小日本人还极为卑劣地用刺刀拥伤了杨继泽的嘴巴。
但是杨继泽忍着巨痛，找到一块玻璃，偷偷的在自己的肚子上划了三个字。等记者们卡卡拍照的时候，杨继泽猛地拉开衣服，只见三个血淋淋大字“中国人”闪现了出来。
记者们立刻喧哗了起来，有的人猛烈拍照，有的人竖起大拇指，佩服地喊道：“中国人，好样的！”
多门听说以后，羞愧的差点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了，大日本最强的部队，第一战竟然被黑龙江的二流部队打趴下了，如果再不取胜，大日本的脸往哪里搁。
所以，他也不管有没有苏联人参战，便立刻向江桥派出了上万名援军。
11月6日，1万多名日伪军，在20多架飞机和上百门大炮的掩护之下，再一次向大兴冲了过来。
马占山亲临一线，指挥士兵与敌军从早上打到了晚上，多次打退敌人的猛烈进攻。
但奈何日寇的火力过于猛烈，很快就把大兴东侧的烟草地全部烧毁了。国军的各段阵地，也相继被炸塌，人员伤亡惨重。
于是，当天晚上，马占山见情况不妙，便主动向后撤退了几十里，在三间房车站和齐齐哈尔，重新布置了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
11月7日，多门又调集了3万日伪军，从空中和地上，对三间房车站发起了最为猛烈的进攻。
国军将士们在没有空军的情况下，拿着远不如敌军的装备苦苦支撑，又和日伪军们鏖战了整整11天。
11月18日，因为储存粮食的仓库被日机炸毁，国军将士们几天未进一粒米，再加上连续作战，很多将士几天几夜，未睡一觉，实在疲惫难当，所以，马占山不得不带着部队撤往了海伦。

19日，日军侵占齐齐哈尔，江桥抗战结束。
双方伤亡人数有争议，据《马占山和江桥抗战》一书记载，我方伤亡5000多人，日伪军伤亡3000多人，日军惨胜。
虽然此次战役的最后，国军没有守住齐齐哈尔。但是，他却打响了中华民族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他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人的血性没有泯灭，更不是东亚病夫。他也唤醒了无数国人的爱国情怀，在得知江桥抗战之后，无数仁人志士，自动组织起了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
菲律宾华桥捐款40万美元；美国纽约华桥捐款35000元；广东一位不到20岁的女青年，把父亲留下了25000元全部捐献；甚至四川峨眉山的和尚都把钱捐了出来。
南京国民政府，也多次发电对马占山予以嘉奖：“执事（马占山）等为党国洒耻，为民族争存，振臂一呼，全华轰动，人心未死，公理难泯，莽莽前途，誓共努力。临风雪涕，不尽欲言……”
总之，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相继站了出来，为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撑起了一片新的天空。
江桥一战，马占山率领一群二流东北军，歼灭3000多日伪军的壮举，以迅雷之势在举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尤其是吉林、辽宁等地，不愿当亡国奴的军人、百姓、土匪，纷纷拿起武器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关东军被搞得疲于奔命，只好停止了对海伦马占山的进攻，转而让投降日本的汉奸，时任黑龙省政府委员的赵仲仁以及实业厅长韩云阶等人诱降马占山。
1931年11月29日，马占山生日的当天，日本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便让赵仲仁和韩云阶拿着亲笔信，从哈尔滨赶到了海伦试探马占山的态度。信件的大概意思是：“日本对黑龙江省没有主权要求，以后黑龙江、辽宁、吉林、哈尔滨可以设立四个特别行政区，暂时独立，脱离中央，自己管自己，马占山继续担任黑龙江省长兼警备司令，日本不驻军、不干涉内政。”
看到信后，马占山刚开始的态度还比较坚决，不愿意与日本妥协。
但是过了两天，他就收到了一条噩耗：张学良已经与日本和谈，准备从锦州退缩，换取和平了。

马占山的心情一下子失落到了极点，因为锦州扼守着关内与关外的咽喉，“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立了辽宁省政府行署，以解决东北问题。
江桥抗战的时候，马占山就寄希望张学良能够从锦州杀回东北，与自己两面夹击日军。但如今，张学良竟然又不准备要锦州了，那也就意味着，张学良根本没有收回东北的计划。如此一来，黑龙江就成了漂浮于大洋上的一叶扁舟，得不到任何援助，前途极度迷茫。
古人云：“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
在张学良的模范作用下，马占山的对日态度，也出现了巨大的逆转，开始暧昧了起来。
参谋长谢珂很快就察觉到了马占山的变化。
有一次，当赵仲仁、韩云阶又去劝降的时候，谢珂直接拔出枪，拍到了桌子上，训斥赵仲仁等人：“敢言投降者，人人有诛杀之权，到那时候，别说子弹不认人。”
赵、韩被骂的颜面无存，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但谢珂知道，这两位汉奸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晚上肯定还会偷偷前来诱降马占山。于是，他就把门口的侍卫叫到身边，交待了一番……
当晚，韩云阶果然又鬼鬼祟祟的来了，结果还没有进门，一个麻袋就套在了他的头上，几个侍卫怼着他就是一顿海扁，并高声喊道：“有刺客！”谢珂闻迅，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赶到案发现场，又指挥着侍卫，给韩云阶加了一个钟。
过了一会，马占山闻讯赶了过来，这才救了韩云阶一命。谢珂强忍着愉悦，赶紧表示：“韩委员，实在不好意思啊，您来怎么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啊，天这么黑，大家看不清，一切都是误会，还望您多多见谅。”
被揍成了猪头的韩云阶愤怒不已，一回到住处，就和赵仲仁制定了一个歹毒的计划。他们让人在吉林找了一个叫作张近勇的排长，让其化妆成刺客，火急火燎的赶到了海伦，准备刺杀谢珂。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张近勇身穿黑衣软鞋，一个飞跃就翻到了谢珂的家里，麻溜的解决了两名卫兵，来到了谢珂的房间外面。
眼看谢珂已经危在旦夕，张近勇却下不去手了。因为谢珂抗日的大名，早已传遍了整个东北，东北军的将士们无不敬仰，自己如果杀了这么一名抗日英雄，还有何面目回去面对手下，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
所以，张近勇竟然一咬牙又回去了。
第二天，大家看到死去的卫兵，这才知道来了刺客。
赵仲仁、韩云阶为了避嫌，还专门跑过去看望谢珂，并故意转移话题说：“这肯定是胡子干了，以后千万要小心。”
谢珂内心一阵恶心，但没有直接证据，只好应付了他们几句，加强了保卫工作。
就在谢珂与赵、韩二人斗志斗勇的时候，南京和锦州那边，又传来了几条不好的消息。
12月2月，蒋介石让顾维钧告诉张学良：“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若无国联或三国切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中央可抽调劲师归兄指挥。
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表示“财部税警团亦能拨三团约计五六千人。”
12月8日，蒋介石再次电告张学良：“此时锦州军队切勿撤退……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日内到平（北平），归副司令指挥”。
但张学良以“良有难言之苦痛”为由，仍然同意了从锦州撤兵，只不过他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他的难处，即确保东北军撤出锦州之后，日军不侵占锦州，也不把撤兵的消息泄露给公众，否则“国民甚至我自己的部下都将把我当敌人看待”。
但是，日本人大概率是为了瓦解中国人抗日的信心，所以，转过头就把东北军准备撤出锦州的消息给报道了出去，搞得张学良难堪致极。
按道理讲，这个时候国民党高层就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这个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的百年烂党，趁此机会，竟然又内斗了起来。
几个月前，蒋介石因为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给了汪精卫可乘之机，联合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又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大家再一次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如今，汪精卫、孙科等人又把弃守锦州这个锅扣在了蒋介石的头上。
内忧外患之下，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只好第二次宣布下野，由孙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但是，孙科上台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话根本没有人听，部队调不动，财政收不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张学良一遍又一遍的发电报，让其独自抵抗日军。
有中央军队和财政的支持，张学良都不想和日本打，如今啥也没了，张学良就更不愿和日军打了，只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到了国联的身上。但是英、法、美全都表示，不担保日本停止进攻锦州。
得，这一下所有的外部希望全没了。
12月25日，张学良对外放出撤退的风声：“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孙科又几次发电让张抵抗，但张又几次回电，问孙要钱、要兵、要武器。
孙科一看情况不妙，只好于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日军攻锦紧迫，张主任有撤兵之情势，中央刻正责令积极抵抗，竭尽守土之责……（蒋）迅速来京主持大计，集全党力量整齐步骤，以与人民共赴国难”。
但就在蒋介石收到电报的当天，日军已经杀到了锦州城下，张学良让五六万东北军精锐，随便放了两枪，便于1月2日撤出了锦州，第二天，锦州沦陷。
马占山听说以后，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师爷娄心田叫到跟前问计：“锦州丢了，少帅指望不上了，我们该怎么办？”
娄心田还是一个相当有骨气的书生，他说道：“锦州在，我们得打，锦州不在，我们也得打。现在东北各地民众都在抗日，我们怎么能不抗日？”
马占山一阵沉默说：“三国里不是有诈降吗？咱们也他娘的来个诈降，和日本人谈谈再说，如何？”
娄心田一拍桌子，忽地站起来骂道：“小娘生。哪来的诈降，诈降也是降，都他妈的是说书人编的。”说完，娄心田把门一摔就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便背着一小包行李悄无声息的走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我绍兴，尚欠一季幕钱，日后还我。”马占山看罢，仰天长叹道：“当不成岳飞，只能当姜维了。”
于是，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他开始不断的与日本人密谈。
1932年1月6日，马占山偷偷跑到呼兰与关东军特务部长驹井德三见了一面，密谈内容至今不详。
回来之后，他又找到谢珂说道：“你我兄弟在江桥与日寇血战10几日，北平和南京没有给丝毫援助。如今锦州丢失，我们已是孤军，是该想一想，如何自保了。如今日本人答应我们自治，我们假投降，再伺机发展实力，你觉得如何？”
谢珂怒目圆睁，训斥道：“马主席，你的抗日声望与荣誉是将士们拥护出来的，是牺牲数千官兵才打出来的。现在中外皆知你马占山抗日，如果对日屈服，不仅海内外会大失所望，就是黑龙江也必人心涣散，我们几千人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大好局面，就付诸东流了啊。如今人人都希望抗日，所以，抗日救国不愁没前途，马主席可千万不要上了日本人的当啊。”
马占山沉默不语。
1932年2月7日，马占山又跑到哈尔滨与日本第二师师团长多门二郎，以及土肥原贤二见了一面。
马占山说：“上次与坂垣高级参谋会谈，双方都希望和平。日本方面提出对黑龙江没有政治野心，同意黑龙江自治。这次来，就是谈谈自治的细节问题。”
多门说：“自治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设日本顾问。”
马占山心头一惊表示：“既然是自治，设置顾问名不副实。这我不能接受。自治一事，就黄了吧。”
多门见煮熟的鸭子要飞，又赶紧改口说：“这事，我也做不了主，打电话问问本庄司令吧。黑龙江与辽宁、吉林情况不同，可以变通。估计本庄司令官能够同意。”
本庄繁接到电话后，忽悠马占山说：“只要不打，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马占山听罢，终于放下所有的戒备，正式投降了日本。
但是，很快马占山就发现，自己被日本人忽悠了！
1932年2月16日，马占山乘坐飞机赶到沈阳，参加由关东军主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四省“联省四治”会议。
会议刚开始，马占山就发现这群人根本不是要搞“联省自治”，而是要建立“伪满洲国”。马占山叫苦不迭，心中暗骂：“小日本太他妈奸诈，让我老马上了大当啊。”
可是，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呢？会议结束后，臧式毅、张景惠、熙恰这些大汉奸，全都笑容满面，争先恐后的在建立“伪满”的文件上签了字，生怕历史记不住他们的肮脏。
等到马占山时，他心头一惊：“这要签了字，可就真的成了汉奸，被永远的钉在耻辱柱上了。”
于是，他一边拿起文件，一边说道：“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老马不识字，也不会写字。”
臧式毅说：“老马，你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吗？”
马占山不说话，也不写字。
张景惠见比较尴尬，便上来解围说：“不写字也行，那就画个圈，或者摁个手印吧。”
马占山厌恶无比，慢悠悠地站了起来说道：“我有点不舒服，要去休息一会。”
说罢，他转身就要离开。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知道马占山是在装病，但他又觉得，不能把马占山逼得太急，搞不好大家吵起来就尴尬了。
所以，他也只好顺水推舟让马占山回去了。
几天后，心情低落的马占山回到海伦，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不能当汉奸。
于是，他又发表了一则通电，准备辞职：“现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代，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咎引退，以谢国人。”
但是，这个时候，谁还愿意接替他的职位，背上汉奸的骂名啊？更何况，就算有人敢拉替他的职务，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也不可能同意。
所以，马占山只能赶鸭子上架，被逼着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深渊。2月24日，马占山带领着200多人，回到了几十天前和无数战友浴血奋战过的地方——省会齐齐哈尔。
只是今非昔比，战友们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雄，他却成了万人唾骂的“汉奸”。当天上午，马占山带领黑省政要以及主要军官，在省政府大礼堂举行了伪黑龙江省省长就职典礼。
当几个日本兵撤下青天白日旗，换上了“伪满”五色旗的时候，参加典礼的无数军人，全都咬紧了牙关，马占山也羞愧的全程不敢抬头。
典礼完毕之后，本庄繁立马派过来了一个叫村田咨磨的日本顾问。
马占山恼怒异常，打电话质问本庄繁：“不是说好不派日本顾问，不干涉黑龙江内政的吗？”
本庄繁装作无辜的反问道：“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约定，谁给你说的？”
“多门师团长。”
“多门啊，他是师团长，管军队不管政务，他可能记错了。而且顾问也只是顾问，不会干涉您的，只是方便我们沟通而已。”本庄繁不耐烦的挂了电话。
马占山被气的差点掀了桌子，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史无前例的窝囊气。
但让马占山生气的还在后面，无数个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全都离他而去了：
参谋长谢珂带着秘书刘伯岑，乘坐火车沿中东铁路，经绥芬河跑到了苏联，只留下了一封信：“泱泱大国，炎黄子孙，谢某誓不与丑类为伍。望马主席早为决断。”
后来，谢珂在乘船赶往北平的途中，被日军俘虏。
日军逼其投降，谢珂假装同意，日军信以为真，派其赶往海拉尔，劝降仍然在抗日的黑龙江省防军第二旅旅长苏炳文。
但谢珂一见到苏炳文就说：“将军可千万不能投降啊，我愿与将军一起，奋战到底，宁死不当亡国奴。”
苏炳文感动不已，随即任命谢珂为参谋长，继续与日军交战。两个人率领孤军和日军又打整整9个月才弹尽粮绝，于1932年12月4日夜退至苏联。
马占山手下的旅长李海青与张锡武，也冲到了他的办公室。
李海青指着马占山的鼻子骂道：“你爷是中国人，你爹是中国人，你却当了日本人的狗腿子！”
马占山羞愧不已说道：“我也没办法啊！”
张锡武一听也怒了，大骂道：“马小个子，以前你打鬼子，我敬重你是一条好汉。没想到你却投降了，他妈的还是中国人吗？姓马的，你等着，咱们战场上见，不弄死你，我不姓张。”
两个人越骂越凶，终于引来了侍卫们注意，几个侍卫冲进来就准备动手。
但马占山早已瘫在了沙发上，对侍卫们说道：“让他们骂吧，我马占山该骂，欠骂。”
两个人骂累后，转过身就带着自己的部下3000多人，以及30辆大卡车，冲出了齐齐哈尔，前往肇州等地，举起了“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的义旗。
离开之后，他们还派了一群人，埋伏在了齐齐哈尔的周围。
有一天，马占山出城狩猎，这群人便一拥而上，准备劫持马占山逼其抗日，可惜马占山的马快，让他给跑了出去。
另外，江桥抗战时，带着兴安屯垦军赶往江桥的旅长苑崇谷，也走了。
走之前，他把心腹朴炳珊叫到跟前说：“兴安军4000子弟兵，跟着我到黑龙江，现在只剩下不到2000人。两千人都扔到了大兴，三间房，至今没人收尸，我对不起人家父母啊。剩下两千人就交给你了，我走了，别再让他们抛尸野外了。”
朴炳珊泪水连连、伤心不已。
几天后，他又联合另外一个团长徐宝珍（江桥抗战时，他第一个赶赴战场），在齐齐哈尔前往海伦的路上，埋下了伏兵，准备发动兵谏，逼马占山抗日。
但不久之后，消息便泄露了，马占山也没有追究。
除此之外，马占山的大本营黑河也闹了起来。
1932年3月9日，溥仪从天津逃至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马占山也赶往长春，参加了“建国大典”，并被授予“满洲国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长”一职。
第二天一早，黑河的士兵们集结在操场上一起升旗。
按照日本的要求，必须降下青天白日旗，换上伪满的五色旗。士兵们一看，全怒了。其中一个连长跑到旗杆下大声喊道：“不跟马占山当汉奸，反了，打小日本。”
大家一听，全都群情激昂，纷纷举起武器，炸开了锅。
有些人冲到了监狱，放出了所有囚犯。有些人冲向了留守团部，逮捕了参谋长，杀死10多名长官。有些人直接冲到马公馆，抄了马占山的家，还把马占山的五太太筱荷花给轮奸了，筱荷花羞愧不已上吊自杀。
打砸了一圈之后，这群士兵便在营长孟宪斌的带领下，溯江而上，举起了抗日的大旗。
最让马占山痛心的还不只这些，他的儿子马奎，也从上海给他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父亲，您真的投降了吗？真的当了伪满的军政部长吗？如果是真的，我们就一刀两段，从此，您没有我这个儿子，我也没有您这个父亲。”
马占山看罢，泪水连连，痛苦得不能自已。自己本想假投降，保住黑龙江不受日本蹂躏，没想到，不仅黑龙江没保住，还弄得众叛亲离，里外不是人。上对不起父母国家，下对不起亲友百姓，真的是没脸做人了。
于是，在流了无数泪，伤了无数心之后，他终于痛下决心，开始积极的密谋反正。
为了迷惑日本人，他天天往日军开的妓院里跑，还专门找日本宪兵队长最喜欢的娘们——植松菊子学外语，以便植松菊子把自己“胸无大志”的情况，汇报给日本宪兵队。
两个人干柴烈火的搞了十几天，监视马占山的铃木和村田还真就上了当，放松了警惕。
于是，1932年3月31日晚，马占山就找了一群心腹，把伪满币2400多万元（相当于银元两百万元）、300匹战马和10几卡车的物资，悄悄地运出了齐齐哈尔。
第二天，马占山又让驻扎在各地的手下，打出了抗日的旗号。
铃木和村田，这两个并不发达的小脑袋，想了半天，终于憋出了个聪明绝顶的办法：既然马占山胸无大志，而且日军兵力有限，不如让马占山出面，说服那些抗日的士兵为好。
就这样，马占山终于“撞破铁笼逃虎豹，顿开金锁走蛟龙”，带领着200多名亲信，向北狂奔五天五夜，跑回了黑河，重新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并联合依兰的李杜、海拉尔的苏炳文，以及东北各地不愿做亡国奴的义勇军，组成了东北救国抗日联军与日寇死磕。
可惜，勇气终于代替不了火力，在和日寇血战了八九个月之后，他们全因孤军无援，伤亡惨重，于1932年底和1933年初，分别退到了苏联。
东北抗战的第一个阶段，由此结束。
一个曾经的土匪，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指挥着两万弱旅与日寇血战，他为了什么？
哪有什么利益，不就是爱国的信念么。
虽然他曾短暂的投降过日本，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当时又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在那种情况下，临危受命，赶赴战场，与日周旋呢？
他不完美，但毫无疑问，他是抗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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