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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突然情绪失控，开始暴走打砸，面对这种情况老师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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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上海一高校学生课堂上情绪失控对着老师大喊“杀杀杀”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同学上课迟到，老师建议其坐前排并提醒不要睡觉，该生认为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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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场的老师而言，也只有温和应对，不要刺激情绪，保护其他学生和自己的安全，维护现场秩序的平稳，直到救援安全力量抵达干预这一个可行手段。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孩子的社会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大量的人生际遇没有得到足够通顺、足够和社会兼容的疏解，层层沉淀郁结而成。 面对成长时期的种种遭遇——包括但不限于善意被误解、受到冤屈、遭遇嘲讽、竞争失利、受到嫉妒、遭受批评、受到惩罚、遭遇失望、被冷落、被辜负、被鄙视、被侮辱……若无足够有效的出谋划策去有效应对和消化，孩子很容易会不断的内缩、并不断更加强化的诉诸暴力。 那是成百上千次的具体的对话，一点一点的耐心引导和化解，需要家长，老师对很多问题坚定的信念，坚决的寻求亲社会化而不是反社会的应对方案。 遗憾的是，很多父母并没有相关的意识和援助，往往会无意识的用反社会的策略来教导孩子，导致孩子不断因为自救而加深和整个社会的隔阂。 越是自救，越是陷入孤立和敌意，于是进一步的挥舞手里的武器。 最后一旦力竭，就会陷入深深的抑郁和绝望状态。 唉。 其实ta是想自救而已，只是用错了会让被人惊疑恐惧的方法。ta用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些方法的毒性，其实是很无辜的。 我的一大心愿，就是可以在这些看似还远离危机的、还处在人生好奇的早期，能让孩子们和孩子的父母们多一些既能尽可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至少是远期安全和利益——又足够亲社会、会被社会保护和支持的方案参考。 不要用仇恨和暴力解决问题，你有办法不用仇恨和暴力解决你的困扰。 你有的。 我真的希望你们在需要办法的时候，会到我的答案库里先搜索一下。 真的希望。 反社会的手段——例如暴力威慑、暴力报复、暴力掠夺——在战术上非常诱人，但在战略上是一个真正的死胡同。 我知道很多人可以找到种种成功案例来“打我的脸”，我真的知道。 但恰恰就是你们会用“打脸”这样的词都会让我的心揪成一团。 这“脸”一个个的打下去，你的身边就只剩下“先稳住ta的情绪然后赶紧脱离接触”的真空了。 你最终会陷入无物之阵，无脸可打。那样的“无敌”又有何意义呢？ 这个孩子其实已经陷入了这个困境，不是吗？ 这是一条生命啊。 我真的希望将来这个孩子有机会能解开这些心灵上的结，能走上一条与人共存的更温暖的路。 别嘲笑ta，我相信ta其实是不想的。 ta只是不知道能怎么办，只是不幸的陷入了一些其实会对ta自己不利的信念。 希望我们所做的，能为ta多争取一些机会。 世界是由人组成的，哪怕只挽回一个人，都是挽回了这个人身边的整个世界。 我们慢慢努力吧。 送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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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一般是这样。每学年上第一节课时我会仔细观察这个班，然后下一个基本判断，这个班总体比较听话，还是里面有几个刺头，这就决定了这学期上课的整体风格。 这个事情是一波一波的。我们常常讲班风，如果班主任辅导员从大一进来就管得好，通常这个班整体班风就好，偶尔有一两个刺头，班里早就形成应对方法，任课老师会轻松很多。 这就形成正反馈。因为班风好，上课气氛就轻松，老师讲得也会活泼一些，学生更容易听进去，然后成绩好，什么奖都来了，自然班风就更好。 相反，因为一开始有几个刺头没管住，学生开始搞小集体小圈子，那到了三四年级直接完犊子。那上课氛围，我作为任课老师，半句话也不会多讲，到点上课，到点下课，学生爱干吗干吗，不批评不鼓励，大家都图完成任务了事。 于是就开始负反馈，老师会故意把课堂搞沉闷一点，倒逼那些刺头不来上课，就不会在课堂上情绪失控了呀。然后教学质量就更差，学生更没有好的反馈，最后草草毕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年教学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这个负向飞轮是怎么转起来的。 就我自己这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来看，班风建设的最大问题还是要落在帽子选手进场这个时点上。 以前没有帽子选手的时候，我任课的班上如果出现了情绪激动的刺头，我的第一反应会去找班主任，因为他是这个班的第一负责人，也最熟悉学生的情况。一般来说，他也会主动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大家也会一起帮忙出主意，有的热心老教师还会主动承担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所以那时候师生矛盾没那么大。 但自从开始要求班主任必须由帽子担任以来，整个生态就彻底破坏了。因为我找不到帽子，找到了他也没时间管。 绝大多数帽子班主任，一年到头忙得飞起，能开一次班会就算负责任了，有一些甚至连学生宿舍在哪都不知道，监考更是从不出现，全是让自己研究生来。学校也管不了，总不能把帽子开了吧？ 我不是说帽子不对。人家本来就是给你学校挣钱来的，你非要装模作样弄个班主任这种不搞钱的活，专业也不对口，谁都不乐意。这就是行政拍脑袋搞出来的烂事。 谁都知道，乔丹和马拉多纳不适合当教练。帽子选手哪个不是卷王，你让他们去当班主任，就像乔丹说，投篮很简单嘛，你跳起来，等防守队员落地，你再出手，就可以轻松投进。 做学生工作也是一个专业，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并不是科研卷上去了，就能把学工也做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所以最近出现的这些课堂上的新闻，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任课教师缺乏经验，缺乏对学风班风的判断，缺乏预防措施所导致。但根本上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研而优则教”所导致的问题。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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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昨天评论区有朋友直接指出：这孩子不是情绪问题，是有精神疾病！所以今天写这篇回答先说清楚一件事： 接下来讨论的是情绪化行为：一个心理功能基本正常的人，在特定情境下选择用极端情绪处理冲突的模式。精神疾病是另一个范畴，需要专业医疗介入，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好，现在开整。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那个视频，我是反复看了好几遍的，不是看那个学生，是看老师。 老师最开始说的话极其普通：迟到了，坐前排；上课别睡觉。这是一个大学课堂里最基础的管理动作，放在十年前，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然后那个学生开始情绪激动，要求道歉。 然后老师说了那句话："我不应该提醒你，我向你道歉。" 很多人看到这里，说老师太懦弱了。但我作为一个在课堂里站了十几年的人，第一个念头这不是懦弱，这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老手。现在教师的素养就是别人指着鼻子骂你zu宗十八代，你都还得保持星爷一般的微笑：老兄，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太好，要不要我和你聊一下。 任何一个处在那个环境的老师，他知道不该道歉。但他在那一秒钟里迅速评估了所有可能的后果：强硬，万一学生真的做出过激行为怎么办；叫人，视频流出去谁来解释；不理，家长来投诉说老师激化了矛盾怎么办。 最后他选了道歉，委屈，但安全。 这不是懦弱，这是一个被放进了无论怎么做都可能输的处境里的人，做出的最理性的自我保护。我们站在外面说他做错了，但我们没有站在他的位置上。 但我今天真正想说的，不是老师该不该道歉，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讨论的点。 我想聊的是：那个学生，为什么会觉得用"杀杀杀"三个字，可以让一个成年教师当众道歉？ 我认为他不是天生就知道这套方法的，他是被教会的。在他过去的成长经历里，一定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时刻：他情绪崩溃，周围人软化；他愤怒升级，规则为他弯曲；他用极端情绪施压，对方退让、妥协、道歉。 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在给他传递同一个信号：情绪失控，是有收益的。 久而久之，他学会了一件事：在人际冲突里，谁的情绪更极端，谁就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所以他在课堂上直接发飙，从他的逻辑来看，不是失控，是博弈。他精准地识别了一个结构：老师不敢把事情闹大，所以只要我足够极端，他就会退。 结果他当然赌对了。 这才是这件事真正让我不安的地方，不是这一个学生，是这套逻辑被验证有效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核心的观点： 情绪可以是真实的，但情绪不等于权力。 一个人有权利愤怒，这没有问题。愤怒是真实的感受，它不需要被否定。但愤怒之后的行为选择，是他自己的责任。 老师说"别睡觉"，这是老师的职责行为。学生选择用"杀杀杀"来回应，这是学生的行为选择。这两件事之间，有一道非常清晰的责任边界。 老师的道歉，把这道边界抹掉了。 它告诉所有人：你的愤怒，是我造成的，所以我来负责。这个信号一旦发出，后果不只在这个课堂里。 你身边绝对有这样的人？一旦他情绪崩溃，整个房间的氛围就会立刻改变，所有人开始小心翼翼，开始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开始道歉，开始妥协。而那个情绪最极端的人，反而占据了整个场域的中心。课堂里有这样的学生。职场里有这样的同事，家庭里有这样的成员，亲密关系里有这样的伴侣。 情绪武器化，不是课堂里的特殊现象，它是今天人际关系里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权力策略。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它操控。 识别这种模式其实有一个方法：看行为的方向。 真实的情绪求助，方向是向内的。我很痛，我需要帮助，我希望有人看见我。这种情绪值得被回应，值得被共情。 情绪权力施压，方向是向外的。我很愤怒，我要你改变，我要你为我的感受负责。这种情绪需要的不是共情，是一种软性的威胁。 那个学生要求老师道歉，要求老师改变行为，这个方向是向外的。我认为这是施压，不是求助。 识别了这个方向，处理方式就清晰了。不是冷漠地对抗，而是清醒地稳定。我看见你的情绪，但我不会因为你的情绪改变我正在做的事。 我自己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复盘这个事：昨天评论区有朋友想了解详情，可以戳这里： 大致事情经过是一个有严重情绪问题且已停课在家的学生偷跑回学校在我课堂上玩手机，声音开到最大，我看见了，他也知道我看见了。 我没有没收手机，没有点名批评，没有停下来处理这件事。我继续讲完了那节课，伴着他王者荣耀游戏背景音乐声音提高嗓子讲完了那节课。 不是因为我不在意，是因为我非常清楚一件事：如果我在那一刻停下来，课堂的主导权就转移了。他的行为会成为那节课的核心事件，而不是我要讲的内容。 我讲完那节课，是在做一件事：告诉他，你的行为没有改变这里的规则。然而我必须说实话：这套做法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最终只能由我一个人扛。 我选择这样做，一方面，年级领导不在，我不能这个充满不去定的越深脱离我的视线。他已经没有办法也拒绝和任何人沟通，让他继续打游戏也是一个稳定住他情绪的办法。 当然如果那个学生后来升级了行为，如果家长来投诉说老师态度冷漠，如果视频流出去被断章取义，所有这些可能的后果，没有任何一个系统会替我承担，比如：某某中学教师课堂公开允许越深打王者荣耀……无视课堂纪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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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上完，第一时间建议年级领导持续跟进 所以，我虽在讲台上站了10年，我只能说，抱歉：无解。要想安全一点，不管是对学生还是老师： 做好两点：第一个，对学生，保持稳定，不给情绪收益，继续该做的事。 第二个，对系统，立刻留痕，立刻上报，把风险从个人转移到机构。 但这里有一个我说了也没用的现实：第二个动作能不能真正保护老师，取决于学校愿不愿意在关键时刻站在老师这一侧。 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这件事里，校方的第一反应和所有这种类型事件反应一样：是"正在找学生了解情况"。不是"正在支持老师处理后续"，是找学生了解情况。 当然见怪不怪，这不是在批评这所学校，这是今天绝大多数学校面对类似事件时的本能反应。因为学校也在同一套逻辑里：谁的情绪更极端，谁就更需要被优先照顾；谁能控制自己，谁就负责退让。老师是那个能控制自己的人，所以老师退。 最后我想抛出一个我认为最隐蔽、也最少被人提及的东西。 过去这些年，整个社会都在做一件听起来完全正确的事：推广心理健康教育，告诉所有人要重视情绪，要表达情绪，不要压抑自己。这本来是好事，但它产生了一个没有人预料到的副作用： "我有情绪"这件事，开始自动获得道德豁免权。 一个人情绪崩溃，周围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他的行为有没有问题"，而是"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我们要不要照顾他"。这套话语体系，悄悄完成了一次偷换：它把"这个人有情绪"等同于"这个人是脆弱的受害者"，然后把"这个人是脆弱的受害者"等同于"周围人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 于是情绪权力，披上了心理健康的外衣，变得不可被质疑。 你敢说"他的行为有问题"，立刻有人说"你不懂心理健康"。你敢说"他需要承担责任"，立刻有人说"你在二次伤害"，这套话语把所有的批评空间都封死了。 而与此同时，一件更荒诞的事正在发生。 那个在课堂上喊"杀杀杀"的学生，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天然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一方。学校要了解他的情况，心理老师要介入，家长要被告知，整个系统围绕他转动。 但坐在教室里那几十个默默看完这一切的学生，没有人问他们：你们还好吗？那个讲完课的老师，没有人问他：你扛下来了，但你还好吗？ 这才是这套机制真正隐秘的伤害呀，各位 它用"保护情绪"的名义，把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精准地输送给了用情绪施压的人。然后对那些努力维持稳定的人，集体失明。 那些学会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在这套系统里是透明的。因为他们不制造麻烦，所以他们不需要被照顾。因为他们能扛，所以他们就一直扛。 久而久之，这套系统完成了一件极其荒诞的事： 它在用"心理健康"的名义，奖励最不健康的行为模式，同时把真正在努力维持健康的人，一点一点消耗殆尽。 所以这篇文章最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干净的解决方案。 我只能说一个我认为真实的判断。 这套情绪权力机制能持续运转，靠的是三根支柱： 第一，情绪失控有收益； 第二，整个系统向情绪让步； 第三，心理健康话语替它提供了道德保护，同时让真正稳定的人陷入沉默和消耗。 打破它的方式，理论上只有一个：让这三根支柱同时松动。 但这件事，不是一个老师能做到的，不是一所学校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我在课堂里站了这么多年，各种各样的学生和家长也都算见识过了。 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在课堂上喊"杀杀杀"的学生，他第一次用情绪成功控制别人，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家里，还是更早？是谁第一次告诉他，这套方法是有效的？ 我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给他道歉的那个老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每一次道歉，那三根支柱，就又稳固了一点。 这或许才是这件事真正让人无力的地方吧。 @知乎直答 @知乎校园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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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认为这个老师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当学生失控的时候，安抚住情绪是最重要的，和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以退为进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首先应该是不刺激、不对峙、不拉扯，快速疏散学生，自己也要保持安全距离。 第二步，紧急上报德育处、同步联系家长，冷静后沟通，查清根源。 第三步，就是事后处理+班级维稳，这个就得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如何展开。 我爸爸是初中数学老师，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当了很多年的班主任，六十岁不到的时候，他主动要求调岗，管理后勤打卡。 一开始我不理解，就问他：“给学生上课不好吗？教了这么多年，经验丰富，教学也是得心应手的，还有各种补贴，干嘛申请调岗？” 爸爸说：“年纪大了，对孩子的震慑力不足，说轻了孩子不听，说重了孩子反感；最主要的是，年纪大了，总怕他们听不懂，讲题难免会啰嗦；初中生更喜欢和年轻老师互动......” 最后，他给我讲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师，很多时候觉得没必要较真，学生不想听，在后面睡觉，就随他睡吧，反正只要不影响其他学生，他是不管的。 不想学的孩子，讲再多了也不听，而且年纪大了，学生一个冲动，闹不好还把自己送进医院了，不管吧，心里又过意不去，退居二线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一个老师，允许一个学生失控，因为如果不是压力过大，谁也不想在公众场所失控，谁都不想丢脸。 而作为一个老师，也害怕一个学生失控，毕竟失控就意味着存在意外，有潜在的危险。 无论是自己，还是对其他的学生，失控会做出什么举动，都不可预估。 现在的初中生，管理难度还是挺大的，最近小公主的学校就出现一个奇葩的事。 男生宿舍，一个孩子新买的鞋子不见了，然后报告宿管，宿舍找了一天，那双鞋子自己出来了。 鞋子还回来，但鞋子里的碳板被掰断了，更气人的是，宿舍其他同学的四双碳板鞋也都被扳断了。 最后也没找出来是哪个孩子干得，这种孩子没有对人造成伤害，只是损失物件还没那么可怕。 还有一个孩子更可怕，直接用刀将老师脸划伤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那个老师幸亏躲避的快，不然直接刺进脖子大动脉，可能就当场殒命了。 是个女老师，脸上还留了疤，是重点班的老师，就是对学生非常严厉的那种，可能平时说话比较刻薄严厉，然后惹怒了那个学生。 为了自己和学生的安全，老师一定不要太过激，因为每个孩子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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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幕里，那个女老师捂着眼睛在地上打滚，鲜血从指缝间往外涌，旁边一群小学生尖叫着四散跑开。 我端着保温杯，热水差点没端稳。 视频是同事发到群里的，标题写着“浙江瑞安女教师劝架被六年级女生用镊子戳瞎右眼”。我盯着那条热搜看了好一会儿，评论区清一色的“取消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不是免死金牌”，各种愤怒的情绪几乎要从屏幕里溢出来。 我叹了口气，抿了口枸杞水，往椅背上一靠。 教书三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早些年学生打架拿凳子砸的，拿美工刀划同桌胳膊的，甚至还有往老师杯子里倒粉笔灰的——我都经历过。但拿镊子戳眼睛这种事，还真是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幸亏我带的是大学生。” 我对旁边工位的李老师说了一句。 李老师正埋头改作业，头都没抬：“什么？” “小学生，太可怕了。”我把手机屏幕朝她晃了晃，“六年级，女生，把班主任眼睛戳瞎了。就因为劝个架。” 李老师瞥了一眼，摇摇头：“现在的小孩，不好说。不过你那帮大学生也好不到哪去，上学期期末考试抓了七个作弊的，忘了？” 我嘿嘿一笑：“作弊归作弊，起码不伤人吧？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轻重。我现在就想着安安稳稳带完这最后几年，六十岁退休，回家种种花，养养鸟，这辈子算功德圆满了。” 李老师终于抬起头，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宋老师，Flag不要立太早。” 我没当回事。 看了看表，还有十分钟上课。我收拾好教案，夹着保温杯，慢悠悠地往教学楼走。三月的校园里樱花开得正好，几个女生在树下拍照，阳光从花瓣缝隙里漏下来，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 我甚至哼起了歌。 三教402，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这堂课我上了快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讲。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一个个如数家珍，讲到激动处唾沫横飞，底下学生该睡觉的睡觉，该玩手机的玩手机，井水不犯河水，和谐得很。 我推门进教室的时候，扫了一眼台下。 稀稀拉拉坐了大概三十来个人，一个六十人的大课，出勤率勉强过半。我已经懒得点名了，教务处要求点名，我就在花名册上随便画几个勾，大家心照不宣。 我的目光在最后一排顿了顿。 那里坐着一个男生，穿着黑色卫衣，帽子扣在脑袋上，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他的课桌上摊着一本教材，但凭我教了三十年的经验，那教材底下绝对藏着手机。 不过没关系，只要他不吵不闹，睡大觉都行。 我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清了清嗓子：“同学们，上次课我们讲到了沈从文的《边城》，今天我们来讲张爱玲。” 底下一片安静。 我翻开PPT，开始了例行的讲授。从张爱玲的家族背景讲到她的婚姻经历，从《金锁记》分析到《倾城之恋》，讲到动情处还引用了那句著名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四十分钟过去，一切正常。 就在我准备切换到下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最后一排突然传来一阵异响。 “杀！杀！杀！” 我愣住了。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异常清晰。所有学生都回头看向最后一排。 那个穿黑卫衣的男生——我记得他叫张嘉豪，大一新生，这学期我的课他来过不超过五次——正死死盯着手机屏幕，嘴里喃喃地重复着那个字。 “杀……杀……杀……”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从呢喃变成了嘟囔，从嘟囔变成了近乎嘶吼。他的室友坐在旁边，一脸惊恐地推了他一下：“嘉豪？嘉豪！你干嘛呢？” 张嘉豪猛地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的眼神。 怎么说呢，那种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瞳孔放大，眼球布满血丝，整个人的表情介于愤怒和狂喜之间，像是嗑了药，又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 他站起来了。 “杀！”这次他对着天花板喊了出来。 全班鸦雀无声。 我站在讲台上，手里还握着翻页笔，脑子飞速运转。三十年教龄告诉我遇到突发情况要保持冷静，但我必须承认，那一刻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冷静，而是早晨刷到的那个视频——女老师捂着眼睛在地上打滚，血从指缝里往外涌。 张嘉豪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啪”的一声，手机屏幕炸裂，碎片飞溅。他同桌的女生尖叫着跳起来往旁边躲，椅子被带翻，发出巨大的声响。 然后他开始砸东西。 先是面前的课桌，他双手抱起桌面，猛地掀翻，书本和笔哗啦啦散了一地。然后是旁边的空椅子，他拎起来就往墙上摔，椅背应声断裂。 “都他妈去死！”他吼道。 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前排的学生纷纷往后门跑，后排的学生往前门涌，挤在过道里，推推搡搡，有人被绊倒了，有人撞到了桌角，骂声、哭声、尖叫声混在一起。 我站在讲台后面，感觉自己的腿在发抖。 但我不能跑。我是老师，讲台底下三十多个学生，我要是跑了，这课就彻底完了。这是我在三十秒内给自己做的心理建设，虽然事后回想起来，这个逻辑简直荒谬至极——我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留在这里能干什么？挨打吗？ “张嘉豪！”我喊了一声，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停下来！” 张嘉豪听到我的声音，转过头来看我。 他歪着脑袋，像是不认识我似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让我后背一凉。 他朝讲台走过来了。 步伐不快不慢，踩在满地的碎屑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但手指在不停地张合，像是在抓握什么东西。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后腰撞上了黑板槽。 教室里已经没几个学生了。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走廊上，扒着门框往里看，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张嘉豪走到讲台前，与我隔着一张讲桌对视。 他比我高半个头，身形单薄但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他的嘴唇在不停翕动，我凑近了才听清他在说什么。 “你不该说我的……你不该说我的……” 我没有说他的。我甚至不记得在这堂课上叫过他的名字。 “张嘉豪，”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我没有说你什么。你先冷静一下，好吗？” “你说我了！”他突然暴起，双手猛地拍在讲桌上，整张桌子剧烈震动，保温杯倒了，枸杞水流了一桌，“你说我上课睡觉！你说我！你凭什么说我！啊？你凭什么！” 我确实说过。 那是两周前的事了。他的室友找到我，说张嘉豪每次来上课就是在最后一排睡觉，鼾声太大，影响周围同学。于是有一次课间，我走到他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同学，上课要是太困了，可以在宿舍休息，来了就精神一点，好不好？” 当时他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 看来没有。 “对不起，”我脱口而出，事后回想这大概是教书三十年来最耻辱的时刻，“对不起，张嘉豪，老师当时语气不好。对不起。”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像是没想到我会道歉。 然后他又笑了。 “没事，”他说，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很温柔，温柔到让人毛骨悚然，“没事老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他伸出手来，我以为他要打我，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 但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对着满走廊的学生咧嘴一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嘘。” 他走了。 走廊上安静了三秒钟，然后炸开了锅。 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低头看了一眼讲桌，上面的教案沾满了枸杞水，我的老花镜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镜片碎了一片。 我蹲下去捡，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抖得很厉害。 那天下午的课我当然没有继续上。教务处来了人，保卫处也来了人，问了我一堆问题。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们让我写了个书面材料，然后说会处理。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李老师已经知道了。 “没事吧？”她给我倒了杯水，“听说那个学生动手了？” “没动手，”我接过水杯，“就是砸了东西，喊了几嗓子。” “喊的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杀。” 李老师的脸色变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办公室里的老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倒计时。 “宋老师，”李老师压低声音，“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外传。” 我看着她。 “上学期，张嘉豪在他们专业课上也闹过一次。那次更严重，他直接冲到讲台上，把老师的教案撕了。专业课老师姓王，一个女老师，当场吓哭了。” 我愣了一下：“我怎么不知道？” “压下来了。”李老师抿了抿嘴，“辅导员去找的王老师，说这个学生有心理问题，让她多担待。王老师后来申请了调课，再也不带那个班了。” “有心理问题？”我想起校领导开会时经常说的那句话——“关爱每一个学生，尤其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反正我们学院的领导是这么说的，”李老师耸耸肩，“据说他的辅导员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诊断结果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那种需要特别关照的。” 我靠回椅背，感觉浑身上下像被抽空了一样。 三十年。 我教书教了三十年，带的毕业生一届又一届，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了主编，有的开了公司，过年过节还会给我发祝福短信。我一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安稳，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至少受人尊重。 可现在呢？ 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喊着“杀杀杀”，掀桌子砸椅子，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就这么走了。 没有处分，没有通报批评，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谈话。 因为“他有心理问题”。 因为“我们要关爱学生”。 那谁来关爱老师呢？ 我在心里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问了十几遍，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没人。 谁让你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呢？谁让你不是“特殊需求”的那个呢？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老伴已经睡了。我没开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手机打开，又看了一遍那个女老师被戳瞎眼睛的视频。 评论区有一条高赞留言写着：“老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人还是野兽。” 我把手机扣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辅导员的电话来了。 “宋老师，张嘉豪的事情，学院这边很重视，想请您来开个会。” 辅导员姓周，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说话客客气气的，但我能听出她那层意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会议室里坐了五个人：我、周辅导员、学院的刘副书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张老师，还有张嘉豪的班主任赵老师。 刘副书记先开了口，话术滴水不漏：“宋老师，昨天的事情我们深表歉意，也让您受惊了。张嘉豪同学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经过了解，他确实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他顿了顿，找了一个既温和又不那么敏感的词：“……困扰。” “困扰？”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对，”心理咨询中心的张老师接过话茬，“张嘉豪同学去年入学的时候就做了心理测评，结果显示存在一定程度的情绪障碍倾向。这学期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评估，情况有所加重。简单来说，他在受到外界刺激时，容易产生应激反应，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应激反应，”我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张老师点点头，“所以他昨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病理性的，不是他主观故意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我看着他们五个人，他们看着我。每个人的眼神都在说同一句话：理解一下，放过他吧。 “那我的课怎么办？”我问。 赵老师开口了：“宋老师，这件事我们跟家长也沟通了。家长态度很诚恳，愿意当面跟您道歉。至于张嘉豪同学后续的上课问题，我们建议……” 她又犹豫了一下。 “建议什么？” “建议您跟他私下和解一下，”赵老师斟酌着用词，“就是说，您跟他单独聊一聊，安抚一下他的情绪，让他感觉到老师的关心。这样以后在课堂上，他应该就不会再有攻击性行为了。”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安抚他？” 赵老师有些尴尬：“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师生之间增进一下感情，消除误会。毕竟他当时说了，是因为您说过他睡觉的事情，他才……” “才发疯的？”我替她说完了。 “宋老师，”刘副书记皱了皱眉，“注意措辞。” 我没说话。 他们又讲了十几分钟，核心意思就一个：张嘉豪有精神问题，处分不了，也开除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跟他搞好关系，把他哄好了，以后太平无事。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一张张诚恳的脸，忽然觉得特别荒谬。 我是受害者。 一个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掀桌子、砸椅子、喊“杀杀杀”，我被吓到腿软，连老花镜都摔碎了。结果学校给我的解决方案是——请这个学生吃顿饭，哄哄他。 这他妈是什么道理？ 但我知道，我没有选择。 我可以硬刚，去找校领导闹，找媒体曝光，把事情闹大。但然后呢？我已经五十七了，还有三年退休，折腾不起。就算我赢了，以后这个学校的人怎么看我？一个跟学生过不去的老头，一个不懂变通的顽固派。 再说了，人家确实有病。有病的人做什么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我深吸一口气。 “行，”我说，“我跟他谈谈。” 刘副书记的表情明显放松了：“宋老师，您能理解就好。学生处这边会全程配合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让辅导员陪同。” “不用了，”我站起来，“我一个人就行。” 我想吃什么呢？我想了很久。 不是想吃，是想到底请张嘉豪吃什么才安全。 这个想法看起来荒谬，但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经过那天的冲突，我对他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年轻人，随时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爆发，而我要做的就是不要给他爆发的理由。 吃饭是个高风险场景。 我首先排除了火锅。热油、滚汤、酒精炉，哪一样都能要人命。万一他在火锅店里突然发病，端起锅就往我脸上泼——我不敢往下想。 其次排除了串串和烧烤。竹签子、铁签子，扎眼睛正好。那个瑞安女老师就是被镊子戳瞎的，镊子和签子有什么区别？都是尖的。 米饭也不能吃。有碗有碟，摔了就是利器。我想起二十年前看过一个新闻，两个男人在饭馆打架，一个人用碎碗片割断了另一个人的颈动脉。 炒菜也不行。有筷子，筷子也能戳人。 我坐在办公室想了整整一个课间，最后灵光一闪——汉堡。 汉堡好啊。 汉堡是纸包的，软塌塌的，拿在手里跟个玩具似的。可乐是塑料杯的，薯条是纸盒的，就算他把所有东西都砸了，伤害也极其有限。最大的杀伤力大概就是把番茄酱挤我一脸。 而且汉堡店里人多人杂，到处都是监控，他真要闹起来，店员和其他顾客不会坐视不管。 我把这个方案跟李老师说了，她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了我三秒钟。 “宋老师，你是认真的？” “非常认真。” “你就不能在学校办公室里跟他谈？非要请吃饭？” “辅导员说了，要‘增进感情’。”我比了个引号，“办公室太正式了，不好。” 李老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宋老师，我觉得你疯了。但如果你非要去，带上这个。”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小型防狼报警器，粉色的，上面挂着一只兔子。 “我女儿给我的，”她说，“你揣兜里，万一不对劲就拔插销，那声音能把整层楼的人都招来。” 我看着那只粉色兔子，忽然有点想哭。 活了五十七年，被一个后辈女同事送防狼报警器，就因为我约了一个学生吃汉堡。 我把报警器揣进了裤兜。 周五下午，我约了张嘉豪在学校北门碰头。 他来了，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T恤，头发像是刚洗过，整个人看起来和一个正常的大学生没有任何区别。他甚至冲我笑了笑：“宋老师好。” “走吧，”我说，“老师请你吃汉堡。” 汉堡店离学校不远，走路十分钟。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他走在前面半步，我走在后面，看着他宽阔的肩膀和时不时转动一下的脖子，每一步都在心里盘算他如果要动手会先出哪只手。 到了店里，我让他点餐。他看了一眼菜单，点了一个双层皇堡、一份大薯、一杯可乐。我给自己点了杯咖啡。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他吃东西的样子很专注，大口大口地咬汉堡，嘴角沾满了酱汁，每隔几口就吸一口可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端着咖啡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场景有种诡异的不真实感。 两天前，这个人在我的课堂上喊着“杀杀杀”，把椅子摔成了两半。 现在他坐在我对面，安静地吃着一个汉堡，像一个普通的、胃口很好的男大学生。 我决定先不急着说正事，等他吃完。 他吃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宋老师，”他抬起头看着我，“你是不是怕我？” 我一愣。 “没有，”我说得太快了，“没有的事。”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你在怕我。你的手在抖。”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端着咖啡杯的手确实在轻微地发抖。我把杯子放下了。 沉默了几秒。 “我应该怕你吗？”我问。 他把最后一口汉堡塞进嘴里，嚼了很久，然后咽下去，用纸巾擦了擦嘴。 “不应该，”他说，“我不会伤害你的，宋老师。你是好人。”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那天的事情，”他忽然说，“是我的错。我打游戏打上头了。” “什么游戏？” “三国杀。”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那天正好出了一张新卡，我抽了很久没抽到，就……情绪有点控制不住。” “三国杀？”我抓住了这个词，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你玩三国杀？” “玩了五六年了，”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点自豪，“我大学就因为这个才选了历史专业。我喜欢三国。” 我没告诉他我是教文学的，但我对三国也熟得很。 “你喜欢用哪个武将？”我问。 他眼睛更亮了：“司马懿！他的技能‘反馈’和‘鬼才’都特别强，能改判定牌，能拿对手的牌。我最喜欢用他翻盘。” 我点点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也懂三国杀的人。实际上我上一次接触这个游戏还是十年前，在儿子的电脑上玩过几局，早忘光了。 “司马懿是挺厉害的，”我斟酌着说，“不过我觉得诸葛亮也强，空城一摆，基本无敌。” 张嘉豪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的心跟着那声响猛地一缩，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 但他是兴奋，不是愤怒。 “你也玩三国杀？”他几乎是喊出来的，“宋老师你也玩？” “玩过一点，”我稳了稳心神，“年轻时候的事了。” “那你喜欢用谁？” 我想了想，随便说了一个我唯一记得的技能：“张飞吧，可以无限出杀。” “张飞太莽了，”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老玩家的傲气，“没有技术含量。我跟你说，真正的高手都用那些技能复杂的，像SP赵云、神司马、界徐庶……”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武将技能讲到牌组搭配，从战术策略讲到历史还原。我坐在对面听着，不住地点头，偶尔插一句“嗯”“对”“有道理”，像一个合格的学生。 但我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件事。 我在想，一个能在三国杀里研究五年的人，一个有耐心钻研游戏策略的人，真的只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人吗？ 我在想，到底是他的情绪控制能力真的有问题，还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用“他有病”这个借口，来逃避真正的问题？ 我没有答案。 他讲了大概二十分钟，嘴干了，端起可乐喝了一大口。然后他忽然停下来，看着我，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宋老师，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我端着咖啡杯的手顿住了。 “那天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说，声音低下去，“我打游戏输了，心里特别烦躁，然后你又在课堂上说我……我就没控制住。对不起。” 他低下头，用纸巾擦了擦桌子上一滴并不存在的酱汁。 我沉默了一会儿。 “张嘉豪，”我说，“老师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得答应老师一件事。” 他抬起头看我。 “以后在我的课堂上，你想睡觉就睡，我不会再说你了。你能答应我吗？” 他看着我，眨了眨眼，像是没想到我提的条件这么低。 “就这样？” “就这样。” “那我能坐最后一排睡觉吗？” “能。” “打呼噜也没关系？” “没关系。” 他笑了，笑容里带着一种天真的、孩子气的高兴。 “那我们和解了？”他伸出手来。 我看着他的手，修长的手指，干净的指甲。就是这双手，两天前摔碎了一把椅子，差点砸到三个学生。 我握住了它。 “和解了。” 从汉堡店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三月的晚风吹在脸上，不冷不热。张嘉豪走在前面，步子轻快，耳机塞在耳朵里，不知道在听什么歌。路过奶茶店的时候他还停下来买了一杯，问我喝不喝，我说不喝。 他冲我摆摆手，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从路灯的这头走到那一头，最后消失在校门口的人群里。 裤兜里的粉色兔子硌着我的大腿。 我把它掏出来，攥在手心里，站了很久。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接到了刘副书记的电话，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和解了，他说好好好，宋老师您辛苦了，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您也别往心里去。 挂了电话，我推开办公室的门，李老师还没走。 “怎么样？”她问。 “和解了，”我把防狼报警器还给她，“他没发疯，吃了两个汉堡，喝了一杯可乐，聊了半天的三国杀。” “三国杀？” “他喜欢玩。” 李老师接过报警器，看了我一眼：“宋老师，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我想了想。 “委屈也谈不上，”我说，“就是觉得，这个书，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三十年前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学生怕老师。学生犯了错，老师批评几句，学生低头认错，回家还要被家长再打一顿。那时候的老师是真有权威的，说一不二，学生敬畏。 现在呢？学生犯了错，老师说几句，学生把老师打了，学校说学生有病，老师去请学生吃汉堡，学生说“和解了”，事情就过去了。 到底谁有病？ 我说不上来。 李老师没再说什么，帮我关了电脑，递给我公文包。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 明天还有课。 张嘉豪还会来，坐在最后一排，帽子扣在脑袋上，安安稳稳地睡觉。我不会再说他了，一句都不会说。我会对着前面那些不睡觉的学生讲我的张爱玲、我的沈从文、我的鲁迅，假装最后一排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吧。 安安稳稳地，苟到退休。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我掏出手机，又刷到了那条女老师被戳瞎的视频。它还在热搜上挂着，点进去看，新闻已经更新了——涉事女生因未满14周岁，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我锁了屏，把手机揣回兜里。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歪歪扭扭的问号。 我不知道这三十年我到底教出了什么。 但我很清楚接下来的三年我该怎么教。 不讲道理了。 不批评了。 不管了。 就苟着。 安安稳稳地，苟到退休。 （全文完） 【番外：面试】 新学期，学院招新老师。 作为教研室资历最老的人，我被请去当面试官。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刚毕业的硕士，小姑娘，简历漂亮，试讲也不错。到了自由提问环节，刘副书记清了清嗓子，抛出了那个经典问题： “假如你上课的时候，有个迟到的学生推门进来，二话不说趴到最后一排睡觉，你会怎么处理？” 小姑娘眼睛一转，答得飞快： “我会先观察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课后单独找他谈心，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必要时联系辅导员和家长，家校协同，共同关爱学生的成长。” 刘副书记满意地点点头。 下一个。 “我会放低音量，不打扰他休息。等他醒了，我再把我的课件发给他，让他课后补上。” 再下一个。 “我会在课间悄悄在他桌上放一杯热牛奶，附一张小纸条：‘同学，辛苦了，记得照顾好自己。’” 再下一个。 “我会打开手机录下他睡觉的视频，发给他的辅导员。但我不出面，避免直接冲突。” 再下一个。 “我会让全班同学为他鼓掌，用爱的力量唤醒他。” 我在旁边听着，手里的笔都快攥断了。 十八个人，十八个答案。 没有一个人说：“我会走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同学，上课了，别睡了。” 散会后，刘副书记问我：“宋老师，你觉得哪个最好？” 我看着他那张诚恳的脸，忽然笑了。 “第三个，”我说，“送热牛奶那个。有温度。” 刘副书记竖起大拇指：“我也觉得。现在的学生，得哄。” 我点点头，收拾东西，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阳光正好，三月的樱花开得像一场粉色的雪。 我忽然想，如果三十年前我刚当老师那会儿参加面试，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会是： “我会批评他。上课睡觉，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那时候的我，放在现在，大概连第一轮都过不了。 也好。 我把公文包夹在腋下，慢悠悠地往食堂走。 今天周三，食堂有红烧排骨。 吃完回去睡个午觉。 下午没课。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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