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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糟糕的原生家庭养育环境,是如何扭曲孩子的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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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消极的自体客体?如何让一个人的自体扭曲甚至变得畸形?
我我我,这个问题我可太能回答了。
我也算是牺牲自己的过往经历来回答这些知乎问题,把知乎当做了写日记的工具。
这个提问蕴含了一个判断,一个伦理判断,就是糟糕的原生家庭养育环境一定会扭曲孩子的人格发展。基于这个前提,然后再去讨论怎么样扭曲的。
事实上我觉得确实如此,因为一个孩子刚出生,接触的最小的客体环境就是原生家庭,就是由父亲,母亲和自己可能还有兄弟姐妹组成了一个最小的社会互动的环境。
孩子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也能够认识到自己应该怎么样和这个世界进行互动,而最初的小世界就是家庭。
这家庭就像是幼态持续之后继续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母体,不断的滋养孩子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性格会有很多不同的雏形,这些雏形会孕育各种各样的特质。
当然不只是人格发展了,还有性别认同,取向认同以及兴趣认同,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揉捏成型的。我自己是一个非传统二元性别者,我会觉得自我性别认识产生出来的性倒错和孩子出生之后的环境有密切关联。
不过因为前面两个回答写的太多了,我就不想重复讲过的内容,免得让大家觉得我是在卖惨。
实际上最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自己在外面独自生活,觉得很幸福,很快乐——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就不能够把现在放下的措施归到原生家庭身上去,人还是要在成长中,在社会的交往中负担起自己应该要有的责任。
原生家庭不是一个框,什么错误都可以往里面装。
所以,我想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不知道对不对。
既然我们都知道糟糕的原生家庭会对孩子形成这样的很不好的性格养成,那么要想改变,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自己认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塑造想象中的新的原生家庭概念。
我经常会吐槽我的父母,我的家庭环境,可是我却很少说自己的母校,以及母校的师长和同学关系。
那是因为,我在我的母校生活的十余年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原生家庭的概念以及这种文化的生长氛围,所以让我的性格能够重新茁壮的成长起来。
我2023年九月份在教师节时,写我进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就是我的大学写作课老师,在她的课堂上,我就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理想中的母亲的感受当然就是我想象中的,毕竟她不是我真正的母亲。
她是我感受到的那种长相就非常贴切亲和,在授课的过程中又允许大家各抒己见。同时传递出一种要独立思考的写作风格的老师。她非常温柔,不断的激励我们持续进行创作,不管是写什么都可以,所以在那几年里我写了很多诗歌,写了很多散文,小说,虽然我现在已经不会再写这些东西了,因为我现在要写论文。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在大学本科的最开头的两年写这些东西正好就是对青春的记录一种回忆。
虽然可能写的东西我不会再看第二遍,现在。
但是它依然会成为我记忆成长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人本来就是由不断的读书、阅人、行路、历事的记忆慢慢叠加起来的模样。
因为我没有切实的比较好的父母的形象,所以我总会塑造一些想象中的子人格。把他们当做一些想象中的父母,然后不断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他们添加很多理想的人格元素。
这一点其实在我回忆童年的时候也是有所伏笔的,这个确实是属于年少时的伏笔,在长大了之后居然成长成了一棵大树。
那时候我还很小。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爸妈买了很多教育孩子的书,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呐,清华学子教你这样读啊,如何做好什么什么的父亲母亲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儿童教育的书。
但是他们因为总有各种各样主观客观的原因,自己没有看,结果家里面买的那十几本如何教育孩子的书我拿来看完了——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原生家庭带来的性格特质,就是我打小就有自我身份人格识别障碍,因为我必须要扮演自己的父母来教育自己,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当然是好事,也是坏事了。因为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理想家庭关系可以在想象世界中去实现,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现在的养成还算是比较好的,不是完全就被原生家庭摧毁掉了。
在学校读书期间,我还收获了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恋人的出现对于情绪价值的支持,对我自己的性格稳定度的养成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庭的概念可以不用局限在一个小的生活环境中,只要自己由衷的从这个环境中能够汲取养分,能够不断成长,它就是一个新的家庭。
当然我们可以用别的词,比如说圈层,比如说同号,比如说族群——或者用滕尼斯的说法,这是一个最小的共通体。
同样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认为的可以被当做是我生活世界里面的别的原生家庭,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二次元,一个是知乎,一个是学术。
二次元作品当然是虚幻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绪冲击以及多元的作品,为我的世界观打开了大门。
虽然因为在读中学的时候,由于父母的限制,看的二次元作品很少,也就《数码宝贝》《地狱十字教军团》和《乱马》最熟悉。大学以后看了很多不同的作品,纯粹清新治愈的就是《水果篮子》。有那种黑深残的,看的比较多的是《赌博默示录》和《海猫鸣泣之时》;真的就是掉san值,驾笼真太郎;完全的热血冒险作品《神龙斗士》《十二生肖守护神》。女性向作品《光之美少女战士》《樱兰高校男公关部》;耽美向作品《喜欢就是喜欢》《独占我的英雄》......
这里的重点不是这个作品本身的癖好,符合我自己的兴趣,这里的重点是它多元,让我感受到了更多各种各样,完全超出我想象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非常赞同那句话,参差不齐才是幸福的本源。只有多元才是审美的常态。
而知乎本身它的平台存在就给我一种感觉,一种安全感。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来自做题家的安全感,也可以认为它是来自一种问答形式,对于理性的呼唤,今晚他可能有很多抖机灵,有很多情绪,但这个形式本身他就是能够给我带来安全。
在知乎上能看到同一个问题,上面有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回答,这些回答的方向思路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被平行的出现在这个页面上,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觉得这才是多元所应该出现的模样,在多元的过程中又会因为这个问题的约束带来规范感。
所以我会认为知乎是我的一个网络社群的原生家庭。
而学术研究则是另外一条路,因为他用的是非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自带一套理论系统对话方式,但方式是可以通过习得而获得的,同时这个对话的过程是往往延迟的,因为你只需要在别人的论文期刊中去不断的理解他的意思,然后自己在用相似的话语新奇的角度把它写出来。
有时候我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会获得一种心流感,无论是阅读别人的文章还是自己写文章,当然如果你要我做课题申报,那确实就很日常了。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成长的过程,我觉得人格发展扭曲了就扭曲了,谁还没有扭曲过呢?
也曾经有过各种沉沦的时候心理症状的难受。但是最后还是走出来了,所以我会觉得这都是经历,这些经历是不分好坏的,他都弥足珍贵——过去的经历自然有甜蜜也有苦涩,关键是当下的自己如何编织这些过去的经历,把它变成以后未来人格成长的新的不断扩充的原生家庭。
在讨论原生家庭如何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时,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糟糕的原生家庭养育环境”。不止局限于家暴和虐待, 忽视、情感冷漠、不合理的期望和缺乏支持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儿童时期经历的虐待和忽视会在很多方面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精神健康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物质成瘾和自杀行为等。
心理学家发现,生理虐待会使孩子变得更加内向,对新环境和经历产生抗拒感。这种抗拒不仅限于外部环境,还可能扩展到新的人际关系和机遇。相比之下,情感虐待会对孩子的自我认知产生深远影响,导致他们在成长后失去方向感,减少主见和自主意识。
以儿童受到与施虐者不健康的关系影响为例,这种经历可能导致他们在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中采取极端的应对策略。为了避免再次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减少对他人的依赖,或者发展出漠视、服从、甚至攻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模式是他们在不健康环境中学会的生存机制,但在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中,这些机制可能变得不再适用,甚至有害。


在社交能力方面,这些孩子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被动或消极的社交态度。他们可能由于在家庭中的经历而对建立新关系感到恐惧或不信任。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可能导致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显得局促不安、沉默寡言或过度防备。长期而言,这可能导致社交圈子的缩小,甚至产生社交焦虑。
在人际关系方面,这些孩子可能发展出一种极端依赖或独立的态度。例如,一些孩子可能变得过分依赖他人的认可和支持,而另一些则可能发展出极端的自立倾向,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帮助。这些极端态度都是他们为了应对家庭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形成的。


在自我认知方面,这些孩子可能会发展出自我贬低或自我怀疑的倾向。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或者认为自己总是会失败。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最后,在职业发展方面,这些孩子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由于他们在人际交往和自我认知方面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在工作场所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或者难以处理工作中的压力。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工作表现和职业发展。
对于糟糕的原生家庭环境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受害者本身的康复和发展,还应该提高教育工作者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对潜在虐待儿童问题的认识和干预能力。
早期发现儿童虐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提升教育工作者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识别出那些生活在不健康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及时对他们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仅包括专业的咨询服务,也包括教育者的家庭访问等形式,从而在家庭环境内部发挥积极的作用。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儿童应对和克服他们在家庭环境中遭受的不利影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帮助他们在心理和情感上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https://stock.adobe.com/au/images/bickering-isolated-cartoon-vector-illustration-angry-parents-quarrel-at-the-table-with-kids-unhappy-childhood-unhealthy-lifestyle-family-bad-habits-arguing-people-vector-cartoon/574825648
?zgentürk ?. ?ocuk istismar? ve ihmal. International Human Sciences 2014, 11:265-276.
Y?yen, E. G. (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personality typology.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1), 123-129.
https://news.scas.nsw.edu.au/child-safety/
我从不相信命定论。原生家庭可以很深的影响孩子,但是绝对决定不了孩子。
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家长去认知原生家庭,注意自己的言行,言传身教的影响孩子,这是非常好的家庭,也是非常好的认知。
如果是成年人,抱怨自己的不幸是由于原生家庭导致的。那,这个观念就大错特错了。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句名言:“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如今这句名言已被广为传颂,成为“原生家庭魔咒”最好的背书。
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不能表明,原生家庭就决定了孩子。原生家庭的不幸,就注定了孩子的扭曲。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孩子的教育阶段,家长可以去践行这样的理念。但是成年人,如果这样去归因,自己的不幸源于原生家庭,就是大错特错了。
阿德勒思想的核心观念认为,“现在的你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你亲手选择了不幸。”因为“不幸”对你而言有好处。虽然你对现状不满,但还是会维持现状,因为这样更安心。简而言之,“你”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如果说“原生家庭魔咒”强调的是主体遭受客观环境影响的被动性,那么阿德勒心理学强调的主体是做出改变的能动性。
当你做出改变时,你周遭的环境也会相应地调整与你的互动模式。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和结果也就被你改变了。
因此,每当我们哀叹“原生家庭”魔咒不可被打破时,也许缺的正是改变现状的勇气。


《被讨厌的勇气》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合作写成的一部哲学书籍,也可以被视作是一本基于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科普性心理读物。
在抱怨原生家庭的不幸时,不如静下心来,改变自己。拿出改变的勇气,敢于面对的勇气。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自体客体(self-object)是指个体成长过程中对他人的内化,这些他人能够满足个体自我发展和自尊心需要的功能性角色。消极的自体客体,则是指那些未能有效满足或反而阻碍了个体正常心理需求的对象,他们可能是父母或其他抚养者,他们的行为、态度或情感回应方式对孩子的自体发展产生了负面效果。
当抚养者无法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尊重和认可时,孩子的自体可能形成扭曲或畸形的发展模式。例如,过度批评、忽视孩子的情绪需求、过度保护或控制欲过强等养育方式都可能导致孩子自尊心受损、自我价值感低下,进而发展出适应不良的人格特征。
来看看糟糕的原生家庭养育环境是如何扭曲孩子的人格发展的
情感忽视: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情感表达不予回应或否定,孩子可能会学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从而形成疏离、冷漠的人格特质,或者反之,极度渴望他人的关注和肯定,形成依赖型人格。


过度批评与贬低:长期受到贬低和指责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导致自我评价过低、缺乏自信,并可能形成追求完美主义或自我挫败的行为模式。
家庭冲突与不稳定:频繁的家庭冲突、暴力或离婚等家庭变故,会使孩子生活在高度紧张和不安全的环境中,可能导致他们形成恐惧、疑虑、愤怒或逃避人际关系的心理防御机制。


边界侵犯:如父母侵犯孩子的个人空间和权利,这可能导致孩子对边界认识模糊,长大后可能出现人际交往中的侵犯行为或是过于被动、退缩的个性。
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环境可以多维度地影响儿童自体的发展,使之形成一系列不利于健康人格形成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治疗和干预通常需要通过心理咨询、家庭疗法等方式帮助个体重新构建健康的自体概念,学习更有效的应对策略,并在必要时修复早期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


让我想起一个近年来心理学很火的议题:
只要孩子快乐长大、自由探索;还是希望他功成名就、翻转阶级?
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当代父母为何如此焦虑?阶级如何影响家庭生活?
家庭教养提供了一个经验的透镜,帮助我们考察社会的阶级不平等。社会学者长期以来关注:阶级如何形塑不同的亲职态度与教养方式,又如何影响子女的成就与发展。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资源上的落差,不止于金钱、经济资本的多寡,或是教育、文化资本的高低;阶级经验也形塑了人们的价值品味、生活方式、生命叙事,以及对于风险与不安全的情绪感受,从而衍生父母们在教养风格与实作上的差异。
教养是阶级秉性的再生产
社会学文献告诉我们,父母的教育或职业经验所培养的社会价值或技能,高度影响其亲职态度:例如,专业中产阶级倾向重视孩子的独特性与自主,但劳工阶级父母更重视孩子的「听话」与对权威的服从。父母的育儿风格,也可能源自原生家庭阶级背景的影响。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强调具有阶级优势的家庭,拥有的不仅是较高的经济资本,也拥有文化资本(如教育、品味、生活风格等)、社会资本(人脉)、象征资本。这些资本的相互转换与代间传递,在子女身上复制了阶级特定的「惯习」(habitus),也就是说,由于子女在家庭生活中持续暴露、反覆操演食衣育乐各方面的实作,久而久之,在当事人未必意识到的状况下,身体「自然」体现特定的品味、秉性与生活方式,也促成了阶级优势或劣势的再生产。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萝(Annette Lareau)的专著《不平等的童年》,深入观察十二个美国家庭,生动描述育儿文化逻辑上的阶级差异。专业中产阶级父母采取「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育儿方式:他们细心规划、协作安排各式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小孩的才能、意见与技巧;父母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并允许小孩反驳成人的意见。具备高学历的父母,较有能力及正当性介入学校运作,不仅经常批评学校的政策,也训练小孩采取类似的做法。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小孩养成一种「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于运用语言能力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
劳工阶级与贫穷家庭的父母的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成人,而是亲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给小孩命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权威。由于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其社会网络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他们对于老师与学校心生距离感或畏惧感。尽管未必同意专家的意见,在表面上却多表现出顺从、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感到无力、挫折。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容易养成「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从或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也形成一种符应体力或服务劳动的身体惯习。
研究亲职与阶级的社会学者,有类似但不尽相同的发现。有关资料表示,发现劳工阶级父母倾向「听天由命」,专业白领则强调「人定胜天」。不分阶级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学校成绩,差别在于劳动阶级偏重智育、借重市场外包,而中产阶级更强调「杂食学习」,包括才艺的发展与西方文化资本(如英文、游学)的培养。


阶级经验衍生反思亲职
上述研究多从阶级「秉性」(disposition,阶级位置衍生的特定倾向)来解释父母的教养风格,虽然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简化,以及具有决定论的色彩。如果阶级的结构力量真的具有如此决定性,我们要如何解释阶级内部浮现歧异的亲职价值与教养方式?拉萝的书将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看作两个同质的群体、二元的范畴,忽略了阶级内部的差异。
「中产阶级」尤其是一个笼统的分类,其成员在亲职价值与教育选择具有一定异质性。戴安.瑞(Diane Reay)率领的研究团队便发现,英国白人中产阶级家长的教育选择相当不同,有些人延续自己过去的经验,选择阶级或种族同质的郊区学校,但也有家庭刻意将孩子送到都会区族群多元的公立学校。这显示了阶级认同其实相当弹性与动态:人们可能因应过往的局限,有意识地重新改造家庭传承下来的惯习。
有一种说法是亲职视为反思(reflexivity)的实作,也就是说,父母会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当成对象来看待与反省,从而定位自己的教养态度与实作,尤其当面临结构脉络与生命经验的不连续或断裂时,人们更倾向与自我的经验进行对话。
像中国这样的晚起步工业化国家,代间与代内的阶级流动快速且频繁,父母不仅面对外部环境(如教育体制、全球经济)的不确定、主流教养论述的剧烈变化,许多也经历代间流动等世代断裂经验,启动他们反思自己的过去(童年、原生家庭教养、学校教育)与现在(工作经验),来评价他们认为理想的教养策略或妥切的亲职价值。这样的反思过程,解释了为何享有类似阶级位置与经验的养育者,可能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教养偏好与教育策略。
「亲职叙事」指的是父母透过反思过去的生命经验,定位现在的亲职认同与教养方式,以及想像孩子的未来。人们喜欢说故事,透过「因为怎样、所以怎样」的叙事性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经验、形塑现在的自己,进而指向未来应何去何从。中产阶级的养成过程,重视晚近现代性所标榜的反身思考、不断自我改造等惯习,受访者因而更常使用亲职叙事来强调自己反思的能动性。
例如,我所访问的中产阶级家长,普遍使用「世代断裂」与「失落童年」的叙事来描述强调自己渴望与严酷教养的传统断裂,或是在抚养自己孩子时,补偿或疗愈自己不快乐的童年。
劳工阶级虽然不如中产阶级如此能言善道,我发现他们同样会表达亲职叙事,虽然没那么线性或因果,来描述自己的反思与改变。
索耶(Andrew Sayer)批评布尔迪厄将社会行动化约为利益的竞逐或资本的积累,没有留下太多空间讨论道德的评价,因此提出益品(goods)有内部、外部的区分。「教养益品」,也就是养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养目标,同样可以区分内外:有些父母偏重可转化为工具利益的「外部益品」,如有利竞争或流动的成绩、文凭、证照、技能等;也有些人强调符合价值理性的「内部益品」,如快乐童年、身心健康或道德品格。
更进一步的,我批评教养与阶级再生产的文献过度强调「经济安全」,忽略了「情绪安全」的教养益品;外部益品通常指向经济安全的保障,当代父母们重视更多元的内部益品,也造成教养的矛盾与焦虑。
阶级化的「保安策略」
目前将教养视为阶级化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父母透过教育安排或教养方式,企图保障下一代的安全。
「安全」指设哪些不同的面向?
除了保护孩子当下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成长,也希望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资源丰厚的中上阶级,积极进行「弹性资本积累」,透过购买外国护照、出国留学等方式,巩固其阶级支配优势。资源相对匮乏的劳工阶级家庭,许多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动,取得比上一代更稳固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
狄欧普克(Matthias Doepke)和兹里波提(Fabrizio Zilibotti)这两位经济学家二○一九年的新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经济安全解释。他们认为「直升机父母」之所以变得普遍,是因应社会与产业的变化的理性经济策略;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市场报酬提升,以及经济与教育机会分配日益不平等,父母对下一代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有助于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
这样的教养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相对起来,在履行社会民主的北欧,由于专业白领与蓝领劳工的税后薪资与福利待遇相去不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父母的教养风格就倾向宽松、自由。
上述观点虽然有其道理,但用来解释中国父母不尽恰当。首先,相对于教改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其实扩充许多,学历与市场报酬的对应也并不明确,教养风格的改变不尽然是理性的因应策略。
其次,父母的行动处境更接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于教养投入到养成结果的历程很长,其中充满变数与不确定,父母们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资讯进行判断,更难以确认单一目标或有用策略。于是,他们多半只能四处打听、模仿同侪、断断续续地尝试不同的方式。尤其中产阶级家庭,资源虽然宽裕,但远不如菁英家庭丰厚,教养与其说是极大化利益的策略,更接近降低风险与不安全感的摸索过程。
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的讨论多集中在经济安全的面向,忽略了情绪安全在教养过程的重要性。尤其,人们对这两种安全的感受经常不成正比。
美国社会学家顾珀(Marianne Cooper)的研究呈现:资源愈丰裕的家庭反而愈倾向用放大镜仔细检视家庭生活潜藏的不安全。比方说,即便他们已经有很多的资产与存款,却还是担心钱赚得不够多,财富可能贬值或缩水。相反地,资源拮据的家庭,在柴米油盐的日常拔河里,倾向淡化看待经济的不安全,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活得下去。
对许多父母来说,孩子与家庭的情绪安全是教养的重要益品。我所定义的情绪安全,不只限于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心理面向,如稳定的亲子连带有助培养幼儿的安全感,更强调社会学的意涵。
教养的保安策略可被视为一种情绪工作(emotional work),照顾者(尤其是母亲)不仅试图在孩子身上传递特定的情绪状态、培养可欲的情绪秉性(emotional disposition),也在家庭生活的亲子互动中,试图管理自己的情绪,如耐心、焦虑与责任感。绝大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安康,但不同阶级位置与经验的父母,所认知到孩子成长环境里的威胁与风险并不一样,因而重视的情绪安全与秉性也不相同。
中产阶级家长在自身教育与职涯的过程所经历的挫折与限制,折射为他们对孩子情绪安全的认知与教养益品的偏好。有些父母担心孩子像昔日的自己受到权威教养与背诵教育的压抑,阻碍自主性与创造力的发展;有些人曾因为英文口音不道地或没有外国学历在职场受挫,更渴望培养孩子世界人的亲身体验与悠游自在;但也有些父母忧心过度竞争、影响心理健康,首重孩子的快乐童年与自然成长。
劳工阶级父母,尤其来自非都会区者,他们所经历的情绪不安全,与其弱势社会身分密切相关。在过去教育、求职、婚配的历程中,他们洞察阶级界线与城乡区分的阶序,在优势身分者的轻视与贬低下,感到匮乏与耻感,在心灵深处烙上「隐藏的阶级伤痕」 (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成为父母后,他们与国家、学校互动之际,新兴教养脚本也让他们感到不足与不安。
例如,学校期待家长积极参与孩子学习,让无力配合的父母显得消极或失职;国家政策灌输的理想家庭意识形态(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才「正常」、母亲为孩子的最适照顾者),让无法符应的非典型家庭显得「有问题」。
劳工阶级父母试图保护孩子的情绪安全,即便有时他们的做法与中产阶级家庭的保安策略大相径庭。许多父母最在意孩子不听话、变坏,因而频繁使用国家与老师眼中近乎「不当管教」或「虐待」的体罚。有些父母不送孩子去安亲班,希望让孩子免于承受自己过去遭受的学习压力;有些离乡打拼的父母,安排孩子在乡下给祖父母抚养,因为在他们眼中,城市不只是学习资源的沃壤,也是肉搏与歧视的烟瘴之地。
教养之所为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机制,不仅涉及资源的多寡与竞逐,也蕴含道德价值、情绪安全的象征斗争。主流教养脚本往往有着习焉不察的偏误,如预设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专职母亲做为典型,忽略或排除了劳工阶级、少数族裔、单亲、隔代教养等差异处境。当某一种教养方式、家庭形式被视为正统、进步与理想,同时也意味着其他教养方式与家庭样态被贬为异端、落后、不适任。这样的评价系统,让资源不足的养育者,经常陷在自我怀疑、困窘、焦虑、怨恨等情绪不安全,担心自己永远没办法「做对」。


如何研究亲职?
亲职经验盘根错节,基于分析所需,我将之区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亲职叙事」指的是父母透过叙事性理解,来解释他们过去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教养方式,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想像。其次,「教养脚本」指的是父母所认同的有关教养的规范性文化脚本,也就是他们认为适切、理想的教养方式。最后,「教养实作」则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做法、教养行为与策略。
阶级如何形塑不同的保安策略:父母们基于不同的亲职叙事与阶级经验,如何指认出家庭生活中的风险与不安全,因而偏好特定的教养脚本与教育选择,以保障他们所认为的经济与情绪安全?
在亲子互动与育儿过程中,父母会持续地定位、校正其教养方式,从生命经验发展出来的亲职叙事,引导他们对于特定教养脚本与实作的偏好。以下章节将探问: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是延续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或是透过反思的介入来进行世代的断裂?父母的教育与职场经验,如何形塑他们对于机会、风险、不安全的认知,同时影响他们对于孩子未来的想像,以采取特定的保安策略?
除了生命经验的反思,阶级空间的参照也形塑教养价值的偏好。虽然不同阶级的家庭未必有实质的接触与互动,因为他们往往就读不同的学校、居住不同的社区,去不同的地方购物与休闲。但是,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动员不同类型资本的教养策略、对于教养益品的偏好与品味,编织成一个看不见的社会空间。
父母们在定位自己的教养偏好时,有意或无意地以其他群体做为参照点:一方面,他们指认「我群」,做为认同、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透过对照、区辨「他群」,强调与自身做法的差异与高下。
父母所追求的教养益品呈现怎样的拉扯与冲突?亲职叙事、教养脚本与日常实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为何这些「保安策略」经常造成非意图的效果,反而强化了养育者本身以及其他父母的焦虑与不安全感?
以小学阶段的孩子为例,由于课业压力尚未直接扩大,家庭生活仍有一定余裕来协商不同的教养目标,对孩子的未来尚充满模糊的想像与期待。在教改时代长大的父母,彼时的安全来自于服从权威与背诵标准答案,如今养育会考、民主的一代,面临的是更为开放与多元的评价系统。
因此,父母们经常面临不同教养目标的拔河:只要孩子快乐长大、自由探索,还是希望他功成名就、翻转阶级?我们鼓励孩子独立自主、质疑权威、成为他自己,却又暗暗期待他们听话乖巧、自律规矩、为家庭着想。
小学阶段也是私人教养与公共教育的衔接点,国家与学校都期待家长投入孩子的教育,却也容易衍生父母和老师在教养意见与教育分工上的冲突。当职场与亲职这两个贪婪机构(greedy institution)都要求父母付出更多的时间投入,双薪家庭难以维持两者平衡,并兼顾父母的自我照护。在上述条件下,父母们所崇尚的教养价值观念与实际的教养实作经常走向「吊诡的分叉路」(paradoxical pathways),结果往往产生非预期或非意图的后果,这些保安策略反而让父母们感到更加焦虑与不安全。
这本质上是一场大型pua游戏的权力传递,说直白点,就是某种意识形态赋予了普通人合理伤害自己子女的权力。
很多糟糕的原生家庭环境,归根到底被是某种力量、某种文化所刻意塑造出来的东西,你们可以理解为刻意的让某些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不够“情绪稳定”、“人格健全”,这有利于执牛耳者稳定的趴在他们身上吸血。
性资源的系统性垄断,所造成的匮乏,以及奴隶道德的大肆宣扬,使得很多人拥有了不属于他那个阶层的“道德”:本该最考虑生存问题的一群人,被宏大叙事消耗掉了额外的思考能力。
源于商君书的御民五术,系统性的剥夺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精力,让他们不得不疲于奔命,只有苟活下去的一口气而已,既没有时间思考,也没有动力改变。
更可怕的是,普通人所面临的信息污染,使得自己很难拥有健全的信息检索和筛选能力,这项能力在我看来是当下非常核心的竞争力。
人是由信息所塑造的,你接收到什么信息就代表着你被某类信息影响成了某类人。而夸张的信息污染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很多人已经不具备独立思考的逻辑能力,只能沦为低级情绪价值垃圾的二极管:非对即错、逻辑滑坡、忽略事实、强调立场……
这些特质恰恰是某些人喜闻乐见的,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驱动一帮人为自己冲锋陷阵,而他们的代价也不过是口头的夸奖、精神的鼓励罢了。
所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很多人就不具备社交能力、也没有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既不能爱人也不懂如何被爱,就像牲口一样稀里糊涂到了年龄被拉出去配种,稀里糊涂有了一堆孩子,满脑子都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类口号,而这恰恰是某些群体赋予他们作为父母可以合理伤害子女的理论背书。
于是人不再是人,人仅仅是工具,仅仅是一场交配所诞生的产物。
这些不合格的父母所遭受的痛苦、伤害和委屈,自然而然就被倾泻到了无辜的子女身上,一场又一场的轮回上演。
1.打压子女以显示自己“见多识广”,这种操作的恶果就是会让下一代缺乏自信,而一个不自信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
2.凸显多余的“竞争与对比”,譬如说:看看别人家孩子等等,以显示子女无能,同时能够炮制一个信息茧房,体现自己的“保护能力与爱”;
3.用自己的梦想绑架下一代,以爱之名活活累死普通孩子。事实上人要想咸鱼翻身,除了运气、婚姻之外,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一点基因突变的:譬如说智商超群、颜值超群、骗术超群。
这种随机性事件的发生,才能在一定概率范围内保证孩子逆袭,但如果家长有了不切实际的执念和幻想,还要强加在下一代身上,那么后果是很恐怖的,直接会导致一个正常孩子让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废物,要么彻底开摆,要么彻底被整到精神崩溃,能活下去就不错了,人格健全反而是奢侈至极的事情。
4.经典道德绑架,把自己混社会能力菜鸡,苟活不易包装成为下一代拼死拼活创造好条件,神圣化自己的供养行为,自我感动之余,还能让下一代背上沉重的道德包袱,以便自己更好地控制下去。
这种行为会导致下一代严重缺爱,如果家里是女孩,被黄毛轻松骗走简直不要太容易,而如果是男孩,那么恭喜你,你收获了一个大舔狗,他的人生注定无比悲惨,一辈子要被人吸血。
5.在年老力衰后开始撒泼打滚,痛陈孝道文化。有句俗话说,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孝父。你在下一代最需要支持、最需要爱的时候形同陌路、冷若冰霜,没有存下这笔亲情存款,那么就不要怪下一代在你年老以后逃避赡养义务,那颗射中你眉心的子弹,恰恰是你在多年前自己扣动扳机打出去的。
这是个典型的互害社会,甚至连亲人之间都不能幸免,想想未免不是一种悲哀,而现在发生的一切光怪陆离,都源于这种旷日持久的吸血与被吸血,让人扼腕叹息。
就这,祝好运。
教育环境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也是我们80后、90后才慢慢关注的。以前人们普遍穷,更重视生存问题。
当时在农村,父母只关注孩子上学钱够不够,干什么活才能挣点钱。至于其他的,他们的父辈也没有教给他们,他们也不会。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三点:
1. 缺乏父母情感交流和关爱,可能导致孩子自卑、缺乏安全感。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可以发现,如果父母长期冷落或责骂孩子,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孩子生活中的困难与难题从来不管不问,会导致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被爱和接纳。
对于感情生活,就算孩子以后长大了,孩子依旧不懂得如何爱自己,爱他人。
而且在工作上,这类孩子大概率是一个自卑的人,遇到问题不敢多问,出了事情就会自责,感觉一切都是因为自己。


2. 暴力或虐待的家庭环境,可能导致孩子缺乏同理心,对他人使用暴力。
我认识一个小男孩,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打架,这个孩子也是习得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模式。
其实这个小男孩很想交朋友,他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来了,不是直接说“我们能一起玩么”,而是直接上手抢玩具。只是偶尔才会拿着自己的玩具去交换。


3. 父母对孩子要求过高或期望不合理,可能导致孩子自我价值感扭曲或令孩子反叛。
我同学原本是一个学习挺好的孩子,每次都是班级前三名,但是她父母要求她必须取得满分,否则会严重批评她,最后导致我同学厌学。
其实她父母如果细心一点早就能发现,但是家长一直忙自己的事情,我同学那段时间从乖巧到产生叛逆行为,一直到最后实在不想上学,就真的退学了,很是可惜。


在这些负面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需要通过专业帮助或积极的外部环境,学习建立健康的人格和行为模式,才能逐步纠正和治疗创伤,健康成长。
@知乎亲子
昨天我们俩买了一大堆东西,开开心心的去我家送年货。
结果一推开门,就感觉整个家里气氛有些凝重。
根据活了三十多年的经验,讲真,我一点都不想问发生了什么……
可是不问终究是不行的,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喝了好几杯水,终于鼓起勇气问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的我妈:“妈,怎么了?”
意料之中的一声重重的叹气,“我昨天擦了玻璃,今天头就有点晕,最近记性也特别不好,我脑袋里肯定是长东西了。”
然后意料之中的开始哭……
一边抽噎一边开始回忆这些年和我爸之间发生过的种种不快,回忆前两天俩人因为一件衣服引发的争吵,因为买菜引发的矛盾,回忆三十年前和我爸老家那些人发生的冲突……越说越生气,越哭越大声,结果就是“我难受,我不吃饭了,你们自己出去吃吧,让我自己在家躺着吧。”
每个人都已经被她别扭饱了,谁还能有心情吃饭呢……
于是大家开始轮番去哄劝“吃口东西吧”“去医院看看吧”,哄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终于答应起驾去医院看看。
急诊人有点多,等待期间一直在跟另一位擦玻璃擦得头晕的大娘交流经验,看俩人聊天的劲头,我真心觉得她俩精力比我强。
终于叫号后,进屋就开始跟医生描述最近几年的各种心理感受、生活经历、家务情况,被医生很有经验的打断,量了血压做了心电图,血压稍微有点高,但是问题不大,医生问我要不要做其他检查,我真诚的表示,能做的就都开了吧……
拍了CT,做了几项超声波,验了几管血,医生表示啥问题没有,就是血压有点高,可能是最近做家务累得,临近过年,因为家务来看急诊的人并不在少数。
我拜托医生详细的给她讲一讲脑子里没长东西、心脏好好的毫无问题,医生有点无语,抖着报告单,“这上面都写着呢!嘛事没有!回家少干点家务,多睡点觉就没事了。万一血压一直有点高,就去看门诊,让大夫给开点药。”
回家的路上一直碎碎念,“我以前血压都不高的,怎么血压还高了呢?我从来没有过血压高的,都是这些年……”
大家继续劝,“六十了,有点血压高很正常,实在不行就吃点药,没事啊。”
晚上我做了很多噩梦,说是噩梦,其实也就是这些年的经历。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私人的情感垃圾桶,肆无忌惮的被人倾倒着各种负面情绪和垃圾。尤其是结婚以后,每次回去开口必抱怨,说话必委屈,从来没有“余力”关心过我的压抑和压力。
有些伤疤揭开很痛,不去想或尽量少去想它反而可能是最好的处理方法。至于怎样让自己尽量活成一个人格健康的正常人,就只能靠自己努力了。
糟糕的养育环境其实很多时候会悄无声息的塑造着人们潜意识行为。
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可能一直在问题的表面现象上兜兜转转,最终将伤害影响扩散到下一代人。
而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创伤的“代际遗传”专门指此类现象。
创伤的“代际遗传”,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
下面分享一个创伤的“代际遗传”的故事,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来看——糟糕养育环境是如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创伤的“代际遗传”:我活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
我叫阿谨(化名),
是一位15岁女孩小玲(化名)的妈妈。
自从孩子上初中以来,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甚至发展到每天都在爆发激烈的争吵。
在我看来,这是孩子叛逆期的心理问题。
于是,我找到了心理咨询老师,希望通过给孩子咨询来调节问题。
没想到,这场发生在心理咨询室的故事却深深改变了我…


01、我在挣扎中变成了记忆中的“母亲”
咨询师:
小玲妈妈,你认为现在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引发的呢?
我:
其实,在孩子上初中之前,我和孩子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她很听话懂事,从来不会给我添麻烦,在学习上很少让我操心,老师对于她的学校表现也很认可,家里的亲戚朋友以前也都很称赞她。
可这样一个女孩,为什么就变得完全不听话了呢?现在还处处和我作对,隔三差五就会和我争吵,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想带孩子来看看。
咨询师:
所以,你觉得孩子过去是表现“很好”的,之所以现在觉得孩子出现了“问题”,是因为孩子没有以前那么听话懂事了,甚至还会和你争吵。
从您的描述来看,您希望孩子通过心理咨询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吗?
我:
是的,我认为孩子需要心理咨询,希望她能够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咨询师:
我明白了,如果可以的话,那接下来我需要和孩子单独聊聊这个话题。
在接下来的咨询中,心理老师和孩子单独谈了几次话,我不知道她们在一起聊了些什么。
但是从孩子的眼神中,我能感受到她信任了这位心理老师,并且在她身上获得了某些安慰和鼓励。在后来我与心理老师的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
老师,我很好奇你和我家孩子谈了一些什么呢?尽管她现在仍然不太想和我说话,但我感觉她似乎对你有了一些信任和依赖,情绪也好转了不少,你是如何做到让她这么听话懂事的呢?
咨询师:
其实,我们算是什么也没做吧,你相信吗?
我:
什么都没有做?
咨询师:
是的,我只是认真地在关注她,静静地在聆听她,默默地在支持她。
她就从一开始的防御,慢慢地放松,直到后面给我讲述了很多她内心的想法和感受。
整个过程几乎都是自动在发生,我只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去控制这个过程的发生,往往适得其反,最终就可能引发不信任感,甚至是关系冲突。
我:
控制?
当我听到这个词的一瞬间,如遭棒喝,像触发了某个内心的开关,眼泪竟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一些隐秘的、复杂的情绪感受正在不受控制地翻腾,我以为有些事情,有些痛苦,过去了就过去了,怎么会在此时此刻又涌上心头?
02、原来,伤害是可以“遗传”的
自从那次在咨询室被「控制」这个词语突如其来地击中内心,我和心理老师就围绕这个“突发感受”展开了沟通。
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猝不及防的小意外,没想到,这个“小意外”却成了老师口中的“重要讯息”。
咨询师:
不知道当我们再次谈起“控制”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情绪感受呢?或者会联想到什么呢?
我:
其实,这段经历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已经离我很遥远了。
至少,我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那些人、那些事情、那些场景对我的影响。
可当你提到“控制”这个词时,我发现自己似乎也在做着自己都“厌恶”的行为。
后来,在咨询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回忆和讲述了那一段灰色的童年记忆。
在印象中,我的童年很少有色彩斑斓和欢声笑语。
但那些刺耳的话语、压抑的贬低以及冰冷的怒责,都赤裸裸地印刻在记忆深处,形成了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整天像个疯子一样,身上弄那么脏!不要靠过来,把我衣服都弄脏了!滚远点!”
“谁像你这个贱样,又笨又懒,连个拼音都不会写吗?”
“都这么大了,还不会做家务?我看以后长大了谁敢娶你!”
我:
我明明已经离他们很远了,为了远离他们,我甚至都嫁到了离他们1千多公里的城市了!
为什么一想到这些事情时仍然会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为什么我还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咨询师:
是的,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尽管物理上的空间距离已经让我们远离了原生家庭的持续伤害,但是过去那些伤害带来的影响可能仍然在潜意识中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并且,我们如果越是逃避和抗拒这种影响,它们就会更加疯狂地“报复”我们,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03、我可以,去破译代际遗传的“基因密码”
原本是想带着孩子前来咨询,结果我感觉自己才是那位参与心理咨询的“主角”。
时隔这么多年,我才猛然发现,我和孩子之间的冲突竟然都与自己曾经的童年创伤有关,而我却毫不知情地将所有冲突的责任归咎于一个孩子身上。
那一刻,我的内心既有羞愧,也有震惊,既有对于过去的愤怒,也有对于现实的无奈。
当现实冲突的“面纱”被一层层揭开后,又该如何去抚平创伤,拥抱生活呢?
我:
本以为逃离那个家庭就可以让一切都过去了,没想到过去的创伤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
那些似乎已经遗忘的委屈、愤怒等感受,现在似乎变得更强烈了。
如果我带着这样的负面情绪感受,岂不是更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吗?
咨询师:
负面情绪感受并不会凭空消失,如果它们短暂地“消失”了,很大可能是我们压抑了这些感受。
这就像火山爆发,积攒在地底下的压力和岩浆会等到某一天更加凶猛地喷发出来变成一场灾难。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让它们“消失”,而是应该慢慢地释放。
后来数次咨询,在心理老师的引导下,我逐渐将内心压抑隐藏几十年的委屈、愤怒等感受释放表达了出来。
那一天坐在咨询室的椅子上,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泄了洪的堤坝,眼泪已经抽干了我的全部精力,我软趴趴地靠在垫子上,心里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豁达和通透,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个声音:“一切都真正放下了”。
是的,当我内心尘封多年的角落终于重见天日时,我发现自己对于孩子的“执念”也放下了很多...
以前总试图让她听话懂事,现在开始慢慢尊重属于她自己的一份选择,开始真正将她视为一个“大写的人”来对待。
就像心理老师在咨询过程中给与我的态度一样,那是一种平等且温暖的关注,不带任何条件,不带一丝偏见。
尽管我与孩子的关系修复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我已经能够慢慢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充盈变化。
以上就是心理故事的分享。
我是
@争渡心理咨询
的小渡老师,假如您遇到了个人成长、原生家庭创伤、亲子教育、恋爱婚姻等方面的困扰,不妨试试通过心理咨询改善。
通过消极的自体客体,特别是养育者否定、嘲笑和敌意等消极情感。在孩子仰望和期待养育者的肯定时,狠狠地贬低和打压TA,告诉TA“你什么都不是。”在TA对养育者表达不满时,养育者用更强的愤怒和敌意来回应。这些都会扭曲甚至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体品质。具体长文如下:
摘要
该论文提出,自体客体概念包括非常重要的发展体验,将其理解为消极自体客体最为有益。照顾者回应的强大塑造功能,常常会将初显期自体(处于发展初期的自体)(emergent self)塑造为糟糕的、无价值的、耗竭的和有缺陷的。自体的这些内在形态,源自与照顾者的互动,其中照顾者的情感包括愤怒、指责、冷漠,它们发生在孩子需要肯定和回应的背景下。这些互动不会导致自体匮乏或适应,而是以扭曲的方式直接塑造初显期自体(emergent self)。对于此类病人的治疗师来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塑造不是防御性的或次要的,它是儿童无法控制的照顾者的情感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治疗策略也在文中被讨论到。
关键词
消极自体客体;自体客体;父母(或照顾者)的情感;自体状态;发展中的互动
本文对科胡特的镜映自体客体理论,及其在发展和治疗中的作用,提供了延伸和额外的视角。我认为我提出的扩展是他的想法中所固有的,但它们并没有清晰明确(地被阐述)。对自体客体本质的普遍理解是,它始终是一种积极的体验,能够促进、增强和帮助自体的成长,促进其凝聚性,成为自尊和成年后目标实现的一部分(Kohut, 1984, Wolf; Wolf and Lichtenberg)。我认为自体客体体验并非只有积极体验,它也包含非常消极的体验,这些消极体验不仅被回避或产生匮乏,而且像积极体验一样有力地塑造了自体。
自体客体体验的本质的基本含义是,照顾者和孩子是孩子的一个心理单元,在这个单元中,许多行为,尤其是照顾者的情感,对孩子具有调节和起决定性的作用。与照顾者一起时的负面体验,表现为愤怒、不赞同、憎恨、抑郁、心事重重等(照顾者的)情感,这些情感可能决定了(孩子)“我很糟糕”、“我还不够好”、“我低人一等”——甚至是“我很讨厌自己”和“我是个怪物”的自体体验。在描述消极自体客体时,我还将扩展自体塑造的概念。塑造现象(shaping)也隐含在镜映的概念中,只是没有被清晰明确地描述。
科胡特的自体客体理论
自体客体是个体物理边界之外的,他人或他物所执行的心理功能。科胡特(1971) 首先描述了镜映功能和理想化功能。镜映功能增强和培养自体的凝聚性,它有助于将原始的夸大转化为成熟的目标和抱负,并促进自尊的发展。我将试着表明,(镜映)这个过程也有助于确定自体的品质,也可以说是自体的可爱程度,由于它回应了原始自体的“我很特殊”和“我很伟大”的内在感受,因此也成为自尊的来源。
自体客体功能的另一种形式——理想化功能——是对理想化照顾者力量的体验,孩子首先在身体上,然后在心理上被安全舒适地抱持着。理想化的自体客体成为个体力量感和调节自身情感能力的来源,也是指导一个人生活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来源。在科胡特最初的概念化中,照顾者的崇高地位成为理想化的超我,作为价值观和理想的来源,赋予它们(价值观和理想)正确性和优越性。
理想化功能通常起源于对照顾者的钦佩,通过对自己理想的理想化,然后转化为对群体的理想化,如种族或民族群体,最后转化为理想体系,也就是世俗或宗教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些后来的转化是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成熟形式。在成年期,它们的作用是帮助保持力量感和正确感,并给人一种属于更大事物的一部分的舒适感。这些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胡特对自体客体的最初概念化中,它很明显是一个包含两个人作为一个功能单元的系统。对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照顾者的回应,是孩子心智的内在组成部分。然而,镜映回应本质上被定义为呼应了孩子自身的内在情感。孩子的夸大性、“我很伟大”、“我很特殊”的感觉,被能够发挥镜映功能的照顾者所呼应,并被视为阶段性恰当地接纳。这种(对夸大性的)接纳,使得孩子自体中“我很伟大”和“我很特殊”的感觉得以整合和成熟。因此,科胡特对自体客体的定义本质上是“我们对另一个人的体验的维度,与这个人对我们自体的支持功能有关. . . ”(1984 年,第 49 页)
大多数自体心理学家都坚持科胡特最初提出的理论的这一方面。 Ernest Wolf 和后来的Joseph Lichtenberg (Lichtenberg等,1992)认为,根据定义,自体客体体验只能是积极的。Wolf (1988) 认为,适当的自体客体体验,有利于自体的凝聚和活力,“有缺陷的自体客体体验,会导致自体的崩解和空虚”(第 11 页)。Wolf继续列举了促进自体凝聚的自体客体体验的类别,但“有缺陷的”自体客体也会影响结构形成的想法,并没有被继续探讨。相反,有缺陷的自体客体体验的结果是产生(自体)匮乏。事实上,许多作者都认为消极自体客体的概念是一种矛盾修辞法,一种术语上的矛盾。自体客体仅仅指的是一些增强自体凝聚性或活力的体验或功能,扭曲或消耗自体的是别的事物。
Lichtenberg,Lachmann 和 Fosshage(1992,第 128-129 页)与 Wolf 一起,将自体客体定义为“由自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所执行的维持自体功能的主观方面,客体通过其存在或活动唤起并维持自体及自体体验。”他承认科胡特在《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中提到了“致病的自体客体”,但他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自体客体体验的本质,是一种激发活力或产生凝聚力的情感状态。
如何解释消极的发展经历
然而,问题仍然是如何概念化消极的发展体验。 Bernard Brandchaft 在他 2007 年关于“病理性适应”的论文中似乎提供了答案。在这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 Brandchaft 将“病理性适应”解释为创伤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孩子最初的努力,转向了处理痛苦和生命消亡的侵入性体验,这(创伤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婴儿对其客体的完全依赖的巨大影响相称。自体与客体之间复杂交互的依恋系统,占据了儿童注意力的中心,并塑造了儿童的主动性。病理性适应过程,发生在(儿童)意识萌芽的阶段,成为在体验的自动处理中内化发生的背景。
Branchaft 的概念化存在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适应”的概念,似乎暗示着婴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这种早期自体—自体客体单元的特征之一是,孩子完全没有选择权,必须成为父母所认为的样子。“适应”的概念也在假定存在一个不受自体客体体验塑造的内在自体。不知何故,存在着一个处于自体客体体验之外的自体,为了维持依恋,它以某种方式被压抑或变形。
我认为,将早期的自体扭曲与维持依恋的作用联系起来,忽略了自体发展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父母的回应对自体的内在塑造。Branchaft赋予小孩子过多的认知能力。就好像孩子知道(自体)还有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只是为了维持关系放弃了,并且孩子有能力选择一套复杂的防御操作来达成这一结果。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明白,从消极自体客体体验中形成的自体,无论是抑郁、自卑、不可爱、容易暴怒还是道德败坏,都不是防御性的,它是一个主要结构,是由孩子无法控制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虽然后来可能会有“我低人一等”或“我不招人喜爱”的自体的防御层,但核心需要依然被理解为来自自体客体经验。一些对改变或改进消极自体的阻抗,可能来自于更积极的效价所带来的,深刻的自体解体和重组。这可能包括依恋体验,但它的范围要更加广泛,因为它涉及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及TA在世界上的定位。
自体客体意义的扩展
我们需要将自体客体的含义延伸到科胡特理论规定的范围之外。尽管这种延伸隐含在自体客体的原始定义的本质中——两个人在心理上合为一体地发挥功能—并且人们在许多案例报告中看到了这种延伸(见下文),但从理论上讲,它仍然是一种积极的体验。我们需要拥抱比支持自体要广泛得多的体验。
发展心理学家已经记录了照顾者所执行的一系列认知和调节功能(Stern,1985;Kaye, 1982)。Kenneth Kaye在他的专著《婴儿的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生动地描述了照顾者和孩子如何形成和发展出一个功能性心理系统,其中照顾者和孩子
都是孩子认知和心理结构单元的一部分。
Kaye对自体客体体验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进行了操作性的描述。他通过许多例子表明,“婴儿8个月左右时,意图的分享已经成为一个双向的过程。婴儿的计划,通过在成人行为所施加的某些行为框架中的体验而变得不同,使其(婴儿)能够预测(成人)该行为最可能的方向”(第 67 页,斜体字补充)。婴儿接着会进入Kaye称之为共享记忆的阶段,然后进入共享语言的阶段。Kaye指出,在所有这些方面,“父母不断地引导孩子向前,进入更具挑战性的学徒期,最终成为完全的伙伴关系”(第 68 页)。
顺便说一句,这里是对内化过程的一个描述,该过程与挫折无关,并且产生于功能性合胞体(functional syncytium)的运作,该功能性合胞体(functional syncytium)具有自体客体的属性,自体客体意味着两个人作为合一的认知—情感—行为单元发挥功能(Terman, 1988)。
Kaye表示,父母为孩子的行为提供框架;也就是说,他们为孩子提供了基本的功能和规则。他描述了七个这样的框架:养育性;保护性;工具性(成人执行看似是孩子的意图,例如帮他拿到他够不着的玩具);反馈(成年人提供行为的后果,如禁止或表扬);示范(当成人做一个动作时,孩子会模仿);交流(当父母对孩子做一些有可预测效果的事情时,例如,挠痒痒,得到回应,重复,从而创造一种对话);最后是记忆框架(当父母记住孩子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并据此安排孩子的世界里的重要方面时)。正是在这些框架内,孩子开始实践这些行为,并逐渐(和大人)展开对话。
Kaye的论点是,这种对话实际上是由父母引发的。父母拥有记忆、期望和技能,并凭借这些将孩子带入交互中,最终创建一个共享的符号系统以及目标和意图的结构,也就是自体。Kaye的描述暗示了照顾者的情感参与。这在反馈和交流框架中当然是明确的。
Stern(1985)广泛而明确地讨论了父母对婴儿的情感调节现象。他指出(第102 页):“婴儿与另一个调节婴儿自身自体体验的人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就是婴儿自体调节的他者。”斯特恩给出了许多通过照顾者的情感进行情感调节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情感强度。斯特恩写道(第 102 页),“情感强度是婴儿对唤起的另一种自体体验,几乎持续地受到照顾者的调节。例如,在微笑的互动中,二元关系可以通过提升情感表现的强度水平来增强。一个伙伴增加了微笑的强度,引起另一个伙伴更大的微笑,这再次提升了(微笑)水平,依此类推,产生了积极的反馈循环。”
尽管Stern没有描述负面反馈循环,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在这种情感交流中,悲伤、愤怒和/或甚至性欲的增强或抑制都可以包括在内。科胡特关于由理想化自体客体调节的安抚性体验的讨论中,明确描述了自体客体情感回应的重要性,借由感受照顾者的力量和平静,人们能够体验到紧张和/或焦虑的缓解。
Beebe 和 Lachmann (1988) 在他们对生命最初几个月的亲子互动的,具有独创性和广泛性的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孩子和父母在各种调节模式中的相互影响。他们的研究包括情感体验的相互影响,并强调在促进自体体验的发展中实现匹配。他们对患有临床抑郁症的母亲在早期互动中的影响进行研究(2012),发现母亲会在孩子兴致勃勃时特别积极地响应,并且在孩子有退缩时过度地撤回。这对孩子的自体体验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但显然母亲的情感状态对孩子,及(母婴)二元关系的调节功能有重大影响。
Sorce 等人的实验(1985)说明了照顾者情感反应的重要性,甚至决定了孩子世界的现实。在实验中,他们请幼儿和其母亲一起待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也有一个视觉悬崖。实验者示意母亲在脸上要么表现出焦虑、反感的表情,要么边点头边表现出赞同的表情。当幼儿走近悬崖,回头看妈妈时,如果妈妈点头微笑,幼儿就会自信地跨过悬崖,继续玩耍。如果母亲焦急地摇头,幼儿就不会越过视觉悬崖,就会后退。显然,母亲的情感决定了幼儿现实的本质。在对自体本质的决定上,照顾者情感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啊!镜映功能的这个方面(即对自体本质的影响)是极其强大的,并非中性(不带情感色彩)的。
从这些对多种交互对话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心理结构的许多调节性和关键性的方面被创造出来了。这些现象应该被包含在自体客体的概念中,因为它们是一个功能性的心理单元,在被创造时就被内化了。这些过程的总和,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性质形式和状态的自体,它兼具积极、健康的成长,或适应不良、扭曲、耗竭、冲突的结构这两种发展可能。
科胡特确实暗示自体客体体验的这些方面是存在的。他在1984 年写到,“自体把它自己从一个严重致病的自体客体中解脱出来”。1977 年,(第 189-190 页)他写道,“重构致病性父母人格,还有童年家庭的致病性氛围的特定特征,并在这些起源学因素与病人人格的特定扭曲之间建立动力学连接,这通常构成分析的主要治疗任务。”这种说法可能暗示了消极自体客体的概念,但这为各种可能的机制留下了空间,在这些机制中,这种“致病氛围”的扭曲性的特征,成为儿童结构的一部分,即儿童的自体。科胡特的著作中散布着许多父母人格的病理性方面相互交织的例子,事实上,也存在于科胡特自己的发展史中(Strozier,2001)。
● F女士 (1971,284页)。她因耗竭的自体而痛苦不堪。她的母亲患有慢性抑郁症和自我沉浸。当她想向母亲展示自己时,母亲会把她的热情和喜悦转移到对母亲自己忧郁的关注上。
● V女士(1977,第60-61页)。她母亲的“镜映回应不仅在很多时候都是匮乏的(要么没有,要么平淡),而且经常是有缺陷的(奇怪和反复无常),因为这些回应是由母亲对孩子需求的误解,或母亲自己的要求所驱动的……”病人周期性地感到自体虚弱,周期性地抑郁。
● I先生 (1977, 第196页)。 他的母亲和朋友们在他面前讨论他弟弟的生殖器,他的父亲和他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他因愤怒而滥交。
● U先生(1977,第55页)。他遭受“他那出奇地缺乏同情心、不可预测、情感浅薄的母亲的错误镜映,这让病人的核心自尊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强烈而突然的波动”。他转向恋物癖来应对他有缺陷的自体。
● W先生(1977 ,第 161 页)。他的母亲“对自体——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也对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充满不安全感——因此无法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建立自我接纳的内核。”
除了Mark Gehrie(1996)的作品外,这种关于自体客体的思考基本上消失了。他呼吁人们注意他认为对自体有关键性作用的,“消极自体客体体验”的重要性。像Brandchaft一样,他将这种体验与依恋需求联系起来,并且将这种体验产生的消极自体结构,与对养育性自体客体的依恋需要联系起来。
我认为他确实抓住了消极自体客体现象的本质,因为他理解孩子除了在自体客体体验中被塑造的那个自体之外,并没有别的替代物或者说“另一个自体”。他指出(第 161-162 页),“(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发展中的孩子的心智中,只知道母亲做了什么;只有发展过程的外部观察者,受恰到好处的养育这一理论的影响,才将有关发展要求的一系列假设纳入考虑范围。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要求可能不存在,而是说从组织自体(结构)的内部视角来看,成长发生在所体验到的环境中,无论环境质量如何。”在一个唤起情感的比喻中,Gehrie用一棵树的生长作了类比:
这种发展现象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大致说明:一棵树生长在篱笆里面、周围或穿过篱笆(篱笆就在树的旁边或上面的);树干和树枝可能会生长并融入篱笆本身;篱笆和树就像两个不同的物体一样交织在一起,但它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存在,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另一个物体的存在而被定义。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这棵树很年轻,篱笆是用新木头做的,可能会出现真正的共享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树的发展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环境的产物。
. . . .”自体是围绕早期体验形成的,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成为了“自体的形状”,和随后环境如何被体验的模板。
树的比喻非常好,但我想强调消极体验对结构形成的影响,与依恋的需要无关。自体客体概念的部分本质是它对自体的直接塑造,因为当它执行构成自体的功能时,它在功能上是自体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从这种消极或有毒的经历中形成的,自体扭曲或畸形的一面,并不是为了维持依恋而存在,而是因为这是构成它的材料的本质。
自体客体情感
在构成儿童自体客体体验的,各式各样(孩子和照顾者的)交互中,另一个要素是照顾者的情感。正如Sorce 和Emde,Stern,Beebe和Lachmann的著作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交互的这一方面(即照顾者的情感)发挥着重要作用。Basch (1976) 强调了情感在发展中的重要性。Socarides 和 Stolorow (1984) 讨论了情感的重要性及其在自体发展中的整合。
然而,他们将情感调节的自体客体维度,限制在促进作用的有或无上,而不是在自体客体位置上,照顾者情感本身的影响。(照顾者的)情感决定了参与的体验的质量。镜映回应不仅呼应了孩子内在的夸大性,它还通过照顾者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共鸣,定义了体验,并有助于让体验成为孩子的内在,因此它是自体客体本质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定义了孩子的本质。它定义了自体,正如它反映了自体。
Michael Eigen(1999)在他《有毒的养育》一书中描述了一些病人,他们的生活被他们体验的童年创伤的本质所毒害——这种发展与有毒的情感和态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病人的内在结构,导致了饱受折磨和不快乐的人生。
各式各样消极的自体客体交互
人们可以部分根据一个人所体验的消极自体客体体验的类型,来对自体损伤的类型进行区分。出于探索的目的,我们可以区分处于镜映或理想化位置的,自体客体中消极情感的影响。有时,可能(消极情感的影响)在这两方面都存在。我们还可能列出会导致自体畸形或扭曲的各种情绪和行为。当然,(照顾者的)愤怒或暴怒是病理的主要原因。抑郁、冷漠、无反应(无论是出于自体客体抑郁还是心事重重),是其他原因。
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是(照顾者的)愤怒,在孩子需要肯定或理解时—当自体客体处于孩子的镜映位置时,自体客体的暴怒。从这种体验中浮现出来的,通常是一个不可爱的、糟糕的自体。这是一个应该受到剥夺和惩罚的自体。这是很多所谓受虐型人格的基础,也是许多抑郁症的基础。
许多自体客体暴怒的实例,可能会在惩罚的背景下出现,当孩子做了父母认为错的事情时。这有力地决定了一个自体感觉既糟糕又不可爱。自体客体暴怒的另一种背景,是对孩子愤怒或暴怒的回应,这加剧了他/她觉得自己很坏的体验。这也可能为孩子后来的偏执结构奠定基础。对缺陷或坏的体验是如此有毁灭性,以至于它不可能源于自体的任何品质,它一定是一个恶毒的他者的所作所为 (参见特曼,2010)。
暴怒带来的困难可能会持续一生。在惩罚的背景下,父母可能既充当镜映自体客体——反映自体的品质,又处于理想化的位置,向孩子展示他/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互动的后果可能是三重的:有一个被定义为坏的和不可爱的核心自体;有暴怒的激发,一种指数级的暴怒体验,以至于它难以被调节;有一种发现理想化人物有瑕疵的倾向,随之而来的是幻灭和暴怒。还可能会制定一套严厉的内在标准——一套严厉而残酷的内在标准——以及由于缺乏积极、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调节而导致的,(孩子)在调节许多情感时的无能。
下面是几个临床例子,这种自体-组织(self-organization)给治疗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后,他/她会禁不住以沮丧和愤怒的方式做出回应,这可能会被其合理化为是建立联系的需要,或是正在面质病人的病理性暴怒。畸形的、不可爱的、糟糕的自体,以及坏自体反复被确认的体验所产生的自恋性暴怒,这些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毒的混合物。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被抛弃的体验。当处于镜映自体客体位置时,被抛弃的体验带来的影响,可能再次是一个带有慢性耗竭、抑郁或暴怒倾向的不可爱的自体。在科胡特著作的最初,就已充分讨论和阐明当父母被体验为理想化的自体客体时,被抛弃和缺席的问题。尽管这些现象从未被贴上“消极自体客体”这个术语的标签,但它们可以这样分类。然而,尽管这些体验肯定会影响自体,但它们并不像在镜映位置的情感那样直接塑造自体。
消极自体客体体验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指数级的情感状态。当孩子的情感被自体客体中相同的情感放大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孩子的)悲伤遭遇(照顾者)抑郁的回应。(孩子的)愤怒遭遇(照顾者的)暴怒。(孩子的)焦虑遭遇(照顾者)更多的焦虑,甚至(孩子的)兴奋也可能被(照顾者)更多的兴奋而扩大,从而导致后来出现类似躁狂的问题。最后,在童年受虐的情况下,(孩子)性的感受会被(照顾者)从性的角度回应。显然,这组现象并不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塑造自体或自体的品质,但它们确实影响心理功能。
临床意义
这个概念有许多临床意义。第一,分析师或治疗师必须非常清楚,这种扭曲的、有缺陷感的自体源于照顾者的消极情感。它们不是病人出于防御或依恋目的而内部创造的。第二,治疗师必须能够同理病人带入治疗性相遇中的视角:他/她毫无价值、没有希望、通常自杀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和/或治疗师要么对其没有帮助,要么在恶意地伤害他们。第三,在完全拥抱这些观念,或者用Lichtenberg恰当的话来说,治疗师还必须尝试将这些体验与创造这些体验的童年情境联系起来。治疗师还必须谨慎地提供对病人的另一种看法——也许抱着病人无法感受到的希望,或者在病人自己还无法体验到的小方面,分享对病人的更积极的看法。但这种绝望、令人沮丧的互动会反复上演,(治疗师和病人)漫长而痛苦地浸泡其中是无法避免的。与其说是修通,不如说是熬通。
变化来自两个因素:治疗师与病人消极自体体验的共情性联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的,治疗师缓慢而渐进的对病人的觉察,这些消极的自体体验是由照顾者的情感导致的。这样一来,病人从治疗师那里体验到不同的回应就成为可能。对自体或分析师的工作的更积极的体验,一开始往往是短暂和偶然发生的,但这些体验被治疗师注意到并确认很重要。
这些情况是消极自体客体后果的最严重的例子,治疗师常常被它们困扰和激怒。但自体扭曲或缺陷方面的,不太严重的形式和临床表现可能更为常见。分析师更常遇到的病人确实有自卑、不配得、抑郁等自体的方面,但他们没有如此张力满满的、让人难以忍受的移情活现。他们的抑郁是一种更安静的抑郁,自体更大的部分可以以许多积极的方式与治疗师连接,并且可以观察到他们对自己的负面感受可能并不是全部。尽管自体抑郁、不可爱的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参与和改变的工作会稍微容易一些,因为他们更能将自己的这部分视为一种负担,他们会为此惊讶并乐于开始摆脱它。显然,无论是与造成创伤的自体客体,还是创造了更具活力的自体的其他照顾者一起时,他们都体会到足够的积极自体客体体验。
临床案例
A女士
在我督导的一个案例中,A女士是一位来自法国的28岁女性,她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单身学生,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她出生在俄罗斯,是俄罗斯犹太知识分子的女儿,她的父亲在她一岁之前就抛弃了母亲。随后,母亲移民到法国,在一个移民社区独自抚养A女士,同时试图上学。母亲打算在一所著名的法国大学学习数学,但她从未完成学位。相反,她在不同的办公室工作,有时甚至失业。A女士一个人在公寓里呆了很多时间,看了很多电视。
母亲曾被A女士的父亲抛弃,同时母亲告诉A女士,她被自己害怕的亲生母亲虐待。尽管如此,伴随着长期抑郁,母亲还有出众的智力(和暴烈的脾气),A女士记得和她的母亲,及其他成年人围坐在桌子旁,听他们讨论政治和哲学问题,对母亲感到某种亲近和安全感。
然而,合乎情理地,母亲被她的养育职责搞得不知所措。她经常威胁要抛弃女儿,而且也经常这样做。当她在场时,她常常被A女士的要求所激怒。她们很容易陷入愤怒的争吵中,A女士指责母亲辜负了她,而母亲则指责A女士是一个像她母亲一样虐待她的怪兽。母亲还认可病人非常有智力天赋,有能力自己应对。母亲声称病人不像正常孩子那样需要母亲。因此会消失一段时间,病人不知道她在哪里。最终,在病人14岁时,母亲因试图自杀而住院。病人记得当时正在公寓对面的公园里,看到救护车来了。母亲住院了,在住院部待了几个月。病人独自在公寓里住了一个多月,自己照顾自己。最后,朋友们发现了她的情况,然后她被送往并辗转在不同的寄养家庭。
尽管受到忽视、暴怒和抛弃,但A女士确实是一个有天赋且早熟的孩子。作为一名小学生时,她很爱捣乱,注意力不集中。矛盾的是,在她母亲试图自杀后,她在高中的表现反而开始出色起来。她认同一位看到她的智力和潜力的老师。从此,她在学校为自己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她获得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学术工作中表现出色。然而,她无法与男性维持满意的关系,这就是她寻求治疗的原因。她发现自己对任何与她交往的男性都感到失望和愤怒。她会用各种方式考验他的实力,当他失败时,她会在拒绝他的同时希望他能回来。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种模式很快就占据了分析空间。病人会尖刻地贬低分析师,他的解释平凡无奇,他对她的领域缺乏理解,他对她的投入(不够)等等。有一次,这位分析师梦见一只金发的美洲狮附在他的手臂上,抓着他,咬着他。他自己作为分析师的不胜任和不确定感被强烈地激发出来。尽管存在这些可以理解的反移情和反应,分析师仍然能够保持他作为分析师的立场。他没有报复,也没有撤离。他确认了她体验到的这些感受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一起理解她的失望和愤怒的意义的必要性。他因这种立场和对病人的耐心而得到了回报,病人有时宣称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充分体验自己,而不用害怕会被抛弃和攻击。她曾多次断言,分析是她所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积极的自体体验正在被慢慢创造和加强,在这种体验中,她可以体验到自己是可爱的,并且不必然会被拒绝和抛弃。
消极自体客体这个观点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病人和分析过程?母亲的愤怒、遗弃和忽略——以及很重要的是,母亲将病人视为“怪兽”并贴上“怪兽”的标签——创造了一个不可爱、糟糕的自体。病人自体的一个深刻而核心的方面是,她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怪兽。这是母亲对她的回应和体验的直接延伸。这个不可爱的自体不是为了维持依恋而创造的,它是依恋的一部分,并且在她身上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不可爱的自体被烙印在她的暴怒和母亲的暴怒的严酷考验中,处于暴怒所创造的指数级情感状态中。暴怒的开始往往是病人对母亲作为镜映和理想化自体客体失败的反应。自体定义的力量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母亲的暴怒和对病人是怪物的宣称,是她同时处在镜映和理想化自体客体这两个位置时发出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这种消极自体客体体验的移情重建,对于分析师来说达成是极其困难的。能够“穿上(病人消极的)归因”就像穿上一件着火的大衣。常常以理论合理化为支撑的诱惑是,用解释来报复(病人消极的归因),将困难归咎于病人的病理性暴怒,或在现实检验中的其他缺陷。这种解释的作用,是来确认病人是糟糕的,因此重新造成了起源性创伤(genetic trauma)。(避免报复来访者的)出路是保留对分析师所卷入的,移情怪兽被创造出来的方式的理解。也就是说,必须承认病人对“缺陷”的感知,及对此的暴怒反应是正当的,虽然一开始不是在产生缺陷的起源情境下建立这种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地把这一点牢记于心。这种理解的核心是,病人“我很糟糕”的体验,是在自体客体的愤怒和恐惧中产生。理解病人自体确认或调节的需求未被满足,并被(自体客体的)抛弃或暴怒所取代,这构成了共情性联结的建立,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积极的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重复且常常令人筋疲力尽的此类互动,患者也可以建立明确的起源学连接,并体验到分析师在反映着TA的积极形象。
进一步讨论
大多数分析师都曾接触过遭受上述痛苦的病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现了极其困难的临床问题,与A女士的情况有所相似。其他人不得不应对强烈的、有时是慢性的自杀倾向;还有一些人患有慢性抑郁症,这当然构成了自杀倾向的基础。通常来说,这些呈现出来的症状,及分析或治疗性参与并不是那么可怕或困难,但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消极自体客体体验的产物——照顾者的情感和态度无缝地塑造了自体。从严酷考验(消极自体客体体验)中显现出来的自体,以前面所描述的多种方式被扭曲和损坏。此外,从自体客体矩阵中产生的许多心理功能,例如情感调节、现实描绘以及目标和理想的稳定分级发展,都是有缺陷的。
当然,所有的自体扭曲都发生在自体-自体客体矩阵中,当照顾者参与到(孩子)被肯定和理解的需求中时。有人可能会说,这种需求几乎总是存在于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中。消极互动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可能是多个变量作用的结果。一是父母消极情感的强度。A女士和她母亲激烈而暴怒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情感强度转化为对糟糕、不可爱的自体的深刻而根深蒂固的信念。另一个是孩子在互动中的位置。当父母被需要或处于被理想化的位置时(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有人认为父母总是处于那个位置,尤其是当孩子长大一些后),在照顾者的愤怒或蔑视中被传达的,孩子消极的形象是无法抵抗的。
结论
消极自体客体体验的结果无处不在。我们几乎总是在病人身上看到耗竭、扭曲和畸形的自体。有时,它们决定了我所描述的更困难的临床场景,并且我们都知道那对治疗师来说是一次考验。可能更常见的是,它们形成了病人痛苦和受挫的不完整感的一个方面,这仍然是他们人格中顽固的部分之一,病人希望这些部分消失,但在治疗过程中改变的发生却可能非常缓慢。
在这些情况下,病人不会挑战治疗师,而是有意识地与他/她结盟,但在移情过程中,靠近受损的自体通常很困难。对再次遭受创伤的恐惧使他们对重新参与保持警惕,也许对自己毫无价值的信念,使他们既无法接受关于自己本质的另一种可能性,最终也觉得不配接受这种可能性。
尽管我认为理解消极自体客体的本质和起源是有帮助的,但改变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治疗师或分析师面临的要么是(病人)尝试行动化,要么是看似不可撼动和不可改变的结构。然而,我认为大多数病人最终确实会从我们的理解和努力中受益,这也是事实。尽管我们没有乔纳森·谢德勒为心理治疗收集的普遍的数据,因为它可能适用于这些特殊的人格结构,但我相信,鉴于这种自体障碍的普遍存在性,这在他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且我从过去自己的病人以及从督导中听到的病人的经验表明,带着时间、耐心以及与他们当前治疗体验和过去(早年经历)的共情性联结,这些病人确实会变得更好,有时甚至是彻底的好转。
译者:任颖
审校、译注:覃宇辉
声明:翻译已获原作者授权。本文仅供学习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图片源于网络,侵删。
作者简介:
David Terman,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前主席。曾接受科胡特本人的个体督导,为科胡特核心小组的成员之一。1963年,David Terman开始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实践,并于1979年成为训练与督导分析师。60年来,他笔耕不辍,著有自体心理学重要论文《消极的自体客体(negative selfobject)》,合著《精神分析教材》等。
译者简介:
任颖,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美国圣路易斯精神分析学院儿童、青少年/成人心理动力学治疗项目受训学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个案时数2500+小时,接受心理动力学、自体心理学取向个体及团体督导共计600+小时。
译注、审校者简介:
覃宇辉,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候选分析师,持续接受David Terman个体督导。
消极的自体客体,比如贬低、嘲笑、侮辱等体验,主要结果是“我很糟糕”“我很差劲”等自体扭曲。自体扭曲是主要结果,而不是继发性的,用来适应环境或维持关系的防御手段。
在自体-自体客体矩阵中理解自体客体。即照顾者提供的自体客体,会塑造孩子的自体发展。如果照顾者提供的是贬低、打压、伤害和嘲讽等负性自体客体,孩子也会形成“我很糟糕”甚至“我是个垃圾/怪物”的被扭曲的自体结构。
同ii。
这里讲到很多自体心理学家强调自体客体体验只能是积极的。自体客体体验有缺陷,会导致自体匮乏、空虚甚至崩解。但是忽略了David Terman谈到的,自体客体也可能是消极的。消极自体客体也会塑造自体结构,比如导致自体扭曲等。
所以不存在为了适应环境而隐藏真自体,发展假自体来适应环境这回事。自体始终存在于自体-自体客体矩阵中,受自体客体的塑造。所谓的“假自体”,就是被消极的自体客体体验所扭曲的“真自体”。
同v。
“我低人一等”等自体感,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来访者用来防御想要被重视,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被重视感的痛苦和无力。但更主要的还是消极的自体客体,比如被父母忽略、贬低和嘲笑等体验对自体扭曲的结果。
有时候来访者会害怕更积极的自体变化,比如变得更有自信,更相信自己很厉害、可以完成目标等等。因为这些积极的改变,需要整合被压抑的夸大自体结构,会给自体带来冲击和影响。让TA们不适应,甚至有自体观念被颠覆的风险。所以为了避免自体陷入混乱甚至崩解,然后需要再重组的境地,TA们抵触改变。
我们需要看到,自体客体不仅仅是被理解,被看见,被支持等积极的体验。也包括被忽略,被贬低,被嘲笑等消极的体验,会对自体造成扭曲。
我们需要从关系的视角来看自体客体。自体客体是他人为我们发挥的功能。这些功能,关系中的体验不断地塑造着自体,影响自体结构的发展。
这里讲的是把来访者“我不可爱”“我很糟糕”等自体扭曲,和早年被忽略,打压,嘲笑等致病性的消极自体客体体验联系起来,帮助TA的自体获得解放和发展。
这里再次强调没有假自体这回事。自体是存在于自体-自体客体矩阵中,并且持续受自体客体体验的影响。所谓假自体,就是被有毒的体验所扭曲的真自体。而且自体扭曲就是主要结果,而不是继发性的,用来维护依恋关系的防御手段。
情感不仅仅反映和促进自体发展,还会定义和塑造自体。比如父母眼中的光(镜映),不仅是满足孩子夸大自体发展的需要。也会塑造孩子的自体感,比如形成“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的”“我是有价值的”等积极的自体感。
消极的、糟糕的自体感,来自有毒的、消极的自体客体体验。
允许来访者把咨询师看成是消极自体客体,就像抛弃、对TA很冷漠的照顾者,穿上来访者对咨询师消极的归因很重要。以及在TA暴怒的时候,不是用解释来攻击TA、发泄被攻击和扭曲的不满,而是承认来访者理想化、镜映需要未得到满足,TA对此的暴怒是正当、可以理解的。并且理解来访者曾经经历的消极自体客体,如何扭曲和损害TA的自体,让TA产生暴怒的反应。通过理解,在来访者的自体和自体客体之间建立共情性的连接,让来访者慢慢形成“我很好”“我值得被爱”的自体感,而不是惩罚和抛弃来访者,让TA在咨询师的暴怒中,又一次强化了“我是怪兽”“我很糟糕”的自体感。
父母消极的情感的强度,比如强烈的贬低、蔑视和敌意,会直接扭曲和损害孩子的自体感;以及当孩子把父母放在理想化、镜映等位置上,需要父母肯定、欣赏和保护等时,父母的贬低、嘲笑和暴怒等消极情感,对孩子自体的扭曲和伤害性也是相当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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