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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生活]《都市打工妹日记》一半荒唐一半深沉[第102页] |
| 作者:叶仲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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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做女人，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吗？ 这是一个女人的回忆，她说： 去年年初，在美国的九叔一家回国探亲，我就将我想送圆圆出国留学的想法说给了九叔听。九叔是我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九叔跟我说，现在想要取得美国绿卡还是很难的，一般都是通过求学和结婚两种渠道。 三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小家，丈夫何东是本市一家医院的医生。我们结婚后感情一直很深厚，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圆圆就出生了，从此以后我就做起了贤妻良母，每天照顾何东和圆圆。圆圆一天天长大，我就希望她多才多艺，长成我想要她长成的样子。 圆圆学了画画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反正女孩子该有的样子，圆圆都具备了。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打听了很多关于出国的信息，想要让圆圆从初中开始就去国外。一方面，我觉得国外资源好一些，另一方面我就想着将来一家人可以移民过去。 去年年初，在美国的九叔一家回国探亲，我就将我想送圆圆出国留学的想法说给了九叔听。九叔是我爷爷最小的一个弟弟，九叔跟我说，现在想要取得美国绿卡还是很难的，一般都是通过求学和结婚两种渠道。以我家的条件来看，留学是最实际的情况。可以我们家条件来看，留学的学费要筹齐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但就在这时候，家里的老房子面临拆迁问题，听别人说要是离了婚就分得的钱就可以多一些。我就有了这种心思，和何东假离婚，等到有了钱再去复婚。我将这个想法跟何东商量后，他一听就发怒了，说我这是在胡思乱想。可又经不住圆圆天天在他面前说想要去国外，何东就心软了，跟我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离婚”的那天，我俩心里都没多少包袱，因为想着本就是假离婚，这证领不领都是个形式问题。日子还是照过，还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万万想不到，等我将圆圆送到了国外后，一切都安定下来，准备和何东去民政局复婚时，他却说不愿意了。 这段时间，其实我有点心理准备，因为他表现的太过明显了。经常给他发短信不回，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有时候让他回来吃饭，他成天说公司加班得晚点回。我是个女人，女人都有敏锐的第六感，那时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这一回他明确说自己不想跟我复婚，我便更加确定他这是“出轨”了。我怒气冲天问他，还有没有良心，为何要这样做?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跟我说，我俩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他如今在外面有了别人，根本连出轨都算不上! 他这句话，让我无法反驳。确实，我俩早就离了婚，虽说当初为了孩子假离婚。可在法律上，我俩确确实实已经没了关系。我钻了空子，这算是老天给我的惩罚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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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女人是这样的回忆的： 我和王俊成为情侣后，我的心态便发生了改变。以前是朋友的时候，虽然我知道王俊喜欢玩，但就是因为对他没期待，所以我可以陪着他一起玩。 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从小在我的印象里他们都很忙，经常没有时间管我。我一直都是保姆带的，跟我父母的感情并不深厚，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人相处。所以我朋友并不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那种不擅长表达的性格，我一直觉得之所以我成为这样主要还是由于父母在我成长期该在的时候，他们没有在我身边。 我认识王俊时，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的。可我羞于表达，一直错过了适合的timing，没有将关系再进一步。我和王俊是高中同学，他是我第一次喜欢的人。但那时我们还太小，我又很内向，便一直当朋友相处。后来上了大学后，我和王俊的学校离的很近，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以至于很多朋友都误认为我们在谈恋爱，直到王俊谈了第一任女朋友后，我和他恋爱的传言才慢慢消散。 在那之后，王俊一直处在恋爱、失恋，再恋爱、再失恋的日常中。而我在他生活里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反正我那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在他恋爱时，我不去打扰他。在他失恋后，他只要跟我打电话让我过去陪他喝酒，我就会义无反顾来到他身边。后来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看出我对他有意后，他才后知后觉问了我一句，我是不是喜欢他。 就这样，我和王俊开始恋爱。虽然恋爱的一开始并不怎么美好，也不浪漫，但总言之我们也算在一起了。我和王俊成为情侣后，我的心态便发生了改变。以前是朋友的时候，虽然我知道王俊喜欢玩，但就是因为对他没期待，所以我可以陪着他一起玩。可是现在，他成了我的男朋友，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爱贪玩，我心里便开始要求他成为我心目中的样子。 交往了半年，王俊说我们并不合适，想要回到以前那种朋友关系。我很痛苦，可还是答应了。分手后，我彻底断了和王俊的联系。开始和父母安排的青年才俊约会。父母虽然从小对我不关心，可在我到了适婚年龄阶段总是给我安排各类相亲。 我和张利就是这样认识的，张利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合作伙伴，他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见了我一面后对我表示好感，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交往。我那时刚和王俊分手，继续一段新的恋情来疗伤，基于这样的理由我答应了张利的求爱。 在两方家长的撮合下，我和张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结婚。说实话，我自己是稀里糊涂的。只不过我并不反感张力这个人，才会放任父母如此安排。可我现在有些不确定，我心里到底有没有张利这个人，还是依旧想着王俊。 感情的事太复杂，我这人又纠结，着实有些痛苦，举棋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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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如何抛掉不喜欢的男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若因为一件小事和你提出分手，那必定是之前已经有许多事积攒下来，只不过那件小事成了导火索而已！今天，我们聊的就是——那些不得不分手的理由！ 一直认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只适用于历史的变迁，然而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却渐渐的发现男女之间的情感也越来越契合这句话了。分手成为了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因为个体意志的独立已经越来越凸显其重要的地位了，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只有在满足了自己的需求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然而仔细想想，这种不被传统观念所提倡的自私其实并不难理解。在独立意志统治的这个世界中“合则合，不合则分”的观念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么，在男女之情日渐脆弱的当下，我们又能为这段缘分做点什么呢? 以笔者个人的拙见而言，缘分虽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但在处理感情的去留问题时我们还是需要理性的分析再做决定。然而，作为在恋爱期间智商和情商无限接近于0的存在，女人们总是不能跳脱到第三方的角度来理性分析当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感问题。那么，本文会从相对理性且偏男性的逻辑的角度来为大家列举一些“不得不分手的理由”。 1、金钱观不同 何为金钱观不同?说的简单点就是两个人的消费理念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男人觉得生活需要有结余，赚多少花一半，剩下的作为理财或者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而女人则认为活在当下需要享受生活，赚钱就是为了花的，月光才是王道;更有甚者是赚五千却要花一万的主。那么，我只能说金钱观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两个人是真的不合适，如果勉强在一起未来也会因为财务问题而天天吵架，分手离婚都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在恋爱之初如果就发现金钱观上的差异就请快到斩乱麻，否则时间拖的越久受伤就越重。 2、世界观不同 世界这么大，我只想去看看VS 世界再大也不关我的事。显而易见，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两个人是没办法走的长久的。同一个世界，在两个人眼中所呈现的是不同的景象，当双方各自想要告诉对方自己眼中的世界时，矛盾就此产生，而且此矛盾是不可化解的。 3、爱情观不同 每个人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态度，如果对于爱情的理解差异巨大，那么这两个人也不太可能走到一起。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认为爱情就是吵架吵出来的感情，而笔者本人则是坚持爱情能不吵就不吵，双方互相迁就有问题一起商量解决的人。那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爱情观在磨合的过程中就直接发生剧烈的碰撞，导致经历了一段痛苦到不堪回首的感情。所以说，虽然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有些可以协调，而有些事不可协调的，奉劝各位不要在那些不可协调的矛盾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啊。 4、社会地位差异 不得不承认“门当户对”这个词的发明者是多么的具有前瞻性，在感情上如果男女双方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地位差，那么他们中的弱势一方会越来越自卑，而强势方则越来越看不起弱势的一方，强烈的地位反差会直接拉垮所有美好的爱情。最终的结局就是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完全没有思想交流，那么强势方则会去寻找自己的Soul mate，而弱势方则沦落为家中的家政劳动力。 5、无共同的兴趣爱好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男女双方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物，那么他们的交流内容则永远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对话，时间久了大家都懒得交流了。那么，恋爱关系则名存实亡。试想下：男女白天各自忙碌于自己的工作，晚上回到家一个打游戏一个看美剧，周末也永远是自己和自己的朋友玩，双方完全没有交流，何来感情一说? 6、正负能量携带者 所谓正负能量携带者就是指一个负能量载体配上了一个正能量载体的组合。不要以为结果是正负能量互相中和，负能量永远是享受着正能量的中和效果，而正能量则会渐渐被负能量影响，从而导致其原本纯正的正能量核心受到污染。比如，一个报复心理特别强的人，总是和自己的另一半吐槽，而乐天派的另一半自然而然的去安抚对方的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乐天派会发现人性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天天听着对方的吐槽就好似唐僧的紧箍咒，就算齐天大圣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凡人呢? 总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绝对是童话剧本中的台词，爱情并非至高无上，恰恰相反的是，它脆弱无比。所以，如此脆弱的东西真的是不可勉强，强行的占有你只能得到它破碎的身体。如果不想将自己的生活摧毁在不属于自己的爱情中，请理性看到这段感情，并在适合的时间悬崖勒马，否则车毁人亡只在朝夕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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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毁灭，早有征兆，你注意到了没有？ 大多婚姻的毁灭，便源于“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 在电影《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在得知丈夫出轨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婚姻可以这么复杂，还以为一个人做好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单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 婚姻如围城，想要固守城池，携一人白头，择一城终老，一砖一瓦都需要用心“搭建”。 美国心理学家John Gottman博士，在他的爱情实验室里进行了一项长达40年的婚姻关系研究，近700对夫妻参与其中。 这位“婚姻教皇”，能够在观察和聆听一对夫妻5分钟的谈话后，预测他们是否会离婚，预测准确率高达91%。 是什么毁坏了一段婚姻？幸福的婚姻有什么共性？如何解决一些常见婚姻中的问题？ 随着研究结果公布，Gottman都给出了答案。 01 毁掉婚姻的是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 有人总结过婚姻幸福的秘诀：“因为了解，所以理解；因为理解，所以接纳；因为接纳，所以幸福。” 大多婚姻的毁灭，便源于“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 Gottman实验室中有一对夫妻，丈夫罗里视工作如命，妻子莉莎则看重家庭。 罗里习惯了“我赚钱你照顾家”的模式，他不知道家里狗狗的名字，不知道孩子的好朋友叫什么，是一个完全的“生活白痴”。 身为妻子的莉莎时刻都渴望着丈夫对家庭多一点关心，但当她想要和丈夫交流时，总被他敷衍。 长此以往，她觉得丈夫根本不在意自己。 罗里不爱莉莎吗？ 事实上，他拼命工作，也是为了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显然，他既不了解妻子的心愿，也给不了莉莎“想要的生活”。 在Gottman看来，这段婚姻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人这一生，遇见爱，遇见性，都不难，难得的，是遇见了解。” 这种了解、理解、接纳不是要求对方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与爱人保持“步调一致”。 而是彼此之间，理解和接纳对方的需求。 最怕的是，你只喜欢平平淡淡返璞归真，我只要追求惊涛骇浪轰轰烈烈； 我想要的生活是吃完晚饭和爱的人牵手散步的悠闲，你迷恋着华灯初上觥筹交错的快意； 你满心欢喜的都是银行存款又多了，却忘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坐在一起说说话。 最终两个人只能分道扬镳，很有可能还会埋怨对方“不知足”。 除此之外，Gottman在研究中点出了婚姻的“末日四骑士”：批评、鄙视、辩护与冷战。 几乎所有的夫妻吵架都会包含这四点，这些，究其根本，也是双方之间的不理解、不接纳。 实验室中有一对夫妻，因为“丈夫忘记给车加油”争吵起来。 最初妻子只是批评丈夫为什么不去加油，在争论中问题扩大，上升到人品和性格方面的鄙视：“你总是在家无所事事”。 然后是双方的辩护，一方想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去，一方觉得你休息再久也不会去的。 随后就是长久的争吵、冷战。 从来不肯静下心来沟通、体谅，一点小事加上长久的不满累积，变成了婚姻破裂的“导火索”。 更糟糕的是，面对婚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多人宁愿冷战、逃避，也不愿“拉下脸”去主动缓和、解决问题。 王朔在《过把瘾就死》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栽了花，但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 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 掩饰只是徒劳，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加速“腐烂”。 在电影《前任3》里，孟云和林佳相爱了五年，吵架到最严重的时候，林佳气得搬家。 尽管心里还有彼此，也不愿意了解对方的想法，去解决感情中的一些危机，而是等着对方“低头认错”。 最后，只能在互相伤害中，越走越远。 02 幸福婚姻的共性是妥协、尊重和交流 两个不同人生轨迹的人，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共度余生。 在此过程中，要经历磨合期的阵痛，克服滋长的占有欲，面对日益消耗的荷尔蒙，以及柴米油盐的消磨。 婚姻，怎么看都是个复杂庞大的课题。 在Gottman看来，婚姻是两个人价值观、个性怪癖和个人思想的结合。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兴趣爱好和三观一致是青年人择偶最看重的因素之一。 极光大数据的调查同样显示，择偶方面“85后”们最注重趣味相投。 知乎上有个问题，“情侣间三观特符合是种怎样的体验。” 下面的回答大多是“聊不完的感应”“心电感应”“灵魂共鸣”般的美妙体验。 作为镜像问题，“情侣三观不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却尽是吐槽和心酸。 “煎熬、沮丧”、“连吵架都吵不到一起去”…… 你要上进要独立，他让你当全职主妇；你想全家去自驾游，她觉得费油费钱费时间；对方只会煞风景，以及成为你的绊脚石…… 但这并非无解，Gottman提到，所有的婚姻冲突，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解决的，一种是永远存在的。 三观属于前者，因为三观带来的大多数问题是可以妥协让步的： “在‘聪明的夫妻’身上，往往能看到大量的‘感情修复’。” 一段好的婚姻，不是仅仅要靠“爱”来支撑，还依赖于日复一日的经营和修补。 我们很难找到三观完全相符的人，但可以求同存异，找出适用两人的准则。 摸索的过程，就需要一定的妥协和尊重。 40年的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最幸福稳固的婚姻来自于那些丈夫尊重妻子，与妻子共同做决定的家庭。 蔡少芬和张晋一直被称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在一次采访中，蔡少芬透露，他们之间分工很明确：小事我决定，大事老公决定。 而张晋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听自己的，很多时候是两个人一起决定，谁有理就听谁的。 此外，让爱情保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还包括学会交流。 “无声婚姻”有多可怕，大概正如林忆莲在《词不达意》中描绘的那样： 怎样解决一些常见问题，比如婆媳问题。 所有的问题，最终也都需要交流、沟通，才能解决。 最后，Gottman还提出了婚姻的“自我修复力”。自我修复的能量，源于日常的细节。 好的婚姻，往往都会注重细节上的“仪式感”。 刘嘉玲在《女人有话说》中提出，“情人节你可以不送珠宝给我，但是要送花。” 她柜子里还保留着一大叠老公送的卡片，还会经常拿出来翻看。 她觉得，“很多的回忆是靠自己制造出来的。” 地久天长的陪伴，一定少不了三观上的妥协，意见相反时的尊重、交流，以及点点滴滴的用心经营。 那些妥帖的安全感和长久的甜蜜，会让人相信，婚姻自有其动人之处。 03 大多婚姻的毁灭，是因不了解，不理解，不接纳 “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结局。爱情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理想。” 生活方式的不同，幸福感也就不尽相同。 在一些细碎的问题上，Gottman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因为了解，所以理解；因为理解，所以接纳；因为接纳，所以幸福。” 在许多中国家庭里，这种两代人之间的隔膜，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 在一档综艺里，主持人陶晶莹谈到婆媳关系时，就强调了丈夫的关键性：如果丈夫在中间不扮演一个沟通的桥梁的话，相处就会很难。 男嘉宾的郭晓冬的解决方法是：听妻子的意见，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不要把事情扩大到双方父母那里，自己内部解决就好。 当然方法不止一种，婆媳问题本就是老生常谈，解决之道也是不胜枚举，无论什么方法，关键就在于丈夫如何处理。 处理好了就是海阔天空，处理不好就是鸡飞狗跳。 Gottman给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丈夫必须站在妻子的一边，而不是时时刻刻保持中立或偏向母亲。 丈夫应该帮助妻子，得到自己父母的尊重。 其次，是在育儿上的分工： “每一桩婚姻都面临着一定的情感任务是需要丈夫和妻子共同完成的，这中间就包含了养育子女。” 很多时候，家庭中，生孩子带孩子都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总是以工作忙要养家为由做一个甩手掌柜。 但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的一项研究证明，经常与父亲相处的孩子，比更少与父亲相处的孩子聪明。 Gottman也在书中建议丈夫们应该多承担起爸爸这个角色，将女人从妈妈这个角色中解放出来，同样能促进两人婚姻的和谐。 最后，还需要创造属于夫妻的专属时间和“专属文化”。 《妻子的浪漫旅行》开篇让四位女嘉宾的老公为自己的老婆准备一次在老地方的约会。 张杰为谢娜准备了浪漫的旅行前约会，正中谢娜下怀。 “老地方”、“老时间”，这都是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文化”。 有网友说，在围着孩子、家庭忙的团团转的时候，终于有了专属于两人独处的时间。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谈恋爱的时候，整个人都很开心。 每段感情都是在磕磕绊绊中成长起来的。 天下没有两个百分百契合的人，共同努力，相互扶持，才能修成正果。 “爱情没有基本法，世间也不存在必然能推演出幸福的婚姻公式。” 感情到最后，都是冷暖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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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读手机里资料的人，他就可能会变成有文化的人！！！ 上周六下午，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主办下，批评家、作家、文化研究者李陀在京做了一场主题为《四十年来中国：时代变迁中的思想立场》的演讲，他认为当下处于一个消费主义主导、由网络形成的“手机社会”，人们对空间、时间的感受都在发生变化，因此随之而来我们的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他提出了进入“手机社会”、旧有的文化秩序被打乱之后，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在哪里、谁是知识分子、谁算是知识分子、谁是大众的尖锐问题，以及当下环境下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的思考。 同时，他劝告当下沉浸于网络、手机世界的年轻人，不要总是先从肯定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要怀疑世界，因为“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回顾起来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李陀说，在他的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名指》里有一段话：语言不是思想，只有文字才是思想。因此他认为这次演讲的说法还不算成熟，“只能是一个思想的草稿，或者是连草稿都说不上的一个漫画。”但他希望，人们都能就当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秩序的巨大变化，进行思考和争论。 人们只接受当下手机给他的时间，而我们坐在同一个空间里，每个人却因为手机处在不同的空间里 我今天主要想从近些年文化变化和文学、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角度谈一下我的意见。 11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青阅读，发了一篇《文学偶像消亡史》，谁看了？很好的一篇文章。金庸去世大家都知道了，这篇文章就是从金庸去世谈起的，涉及几个人物，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些人怎么迅速的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原来金庸曾经那么的普及，有那么多的金迷。但是应该是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热开始消退。当时还有王小波，也是非常的热，迷恋他的思想、迷恋他的小说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很快、我暂时用“退场”来形容。 还有一个人是韩寒。韩寒一度有几千万的粉丝，不得了。当时不但年轻人，而且很多中年人也都看韩寒的东西。但是想不到韩寒今天也从人们的视野消失了。 2018年11月9日《北京青年报》B1版 文章里讲了两件事情很有意思。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还都记得，当时在80、90年代的时候经常流行一个说法,彼此见面都问:如果你去一个孤岛你带哪一本书，有人说带金庸，还有很多人说带杜拉斯的《情人》，还有人说带《茶花女》。昨天《文学偶像消亡史》里问一个年轻人带什么书？她说带一个手机，还有一个充电宝就可以了，我什么书也不带。这个让我也很感慨。 后来还有一个人，叫七七，问她说你们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讨不讨论问题？那个人回答说，讨论什么问题，我们好朋友在一块吃饭尊重食物，我们就是吃，另外我们坐在那儿就是看自己的手机，所以我们是非常安静的，用不着说一句话，吃完就散。这个阅读现象带来的文化形态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不只是金庸不再被人阅读，不只是王小波不被人关注，也不只是韩寒从人们的眼中消失，甚至人们不再阅读。那么这里就带来两个哲学性的问题： 第一，在这样一个网络形成的“手机社会”——现在我想用一个词叫“手机社会”。过去搞社会学或者是搞文化研究的人、或者是搞思想史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命名，比如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社会。我觉得现在命名不如叫做“手机社会”，因为手机代替了20世纪初期出现的电视机。 电视机的出现曾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对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首先，是家庭形态改变了，每个家庭都是围绕着电视机构成的家庭生活。电视机无形中成了一个组织者，一家人都要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节目，一边家庭生活就开始了，甚至吃饭都是在电视机旁边吃。搞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对于电视机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有过很多论述，包括民主。很多同学大概都没有注意到，电视机给民主政治、给民主政治的实践、给民主的形态也带来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比如如果没有电视机里根当不上总统，他就是一个三流演员。但是电视机出现以后，人们不再是听广播里的人说话，而是看到一个相貌非常英俊的人在电视机里对大家讲话，当时对人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于是选举形态就变了。人们就根据电视机里的形象开始投票，所以当时里根选总统跟电视机有莫大关系，这是政治实践。 但是我今天主要讲的题目是日常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电视机起的作用也非常大。比如说偶像崇拜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在收音机的时代也有偶像崇拜，但是有了电视机以后偶像崇拜真正开始了。比如说迈克尔?杰克逊，如果没有电视机就没有那么大的声誉，不会对青年人形成那么大的号召。这个世界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你就丢人，你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你就旁边站，你就不要再参加我们的生活，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你居然不知道？时代确实变化非常大，也证明我演讲非常重要。 所以到了手机社会以后，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的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不谈别的，就谈日常生活，有了手机以后你才可能出现刚才的现象，几个朋友吃饭不用说话，在享受美食，他的用词，坐在一起是“尊重食物”，每个人看着手机。但是真正尊重的是什么？是更尊重手机。手机就构成了另外一个空间，人们都在那个空间里生活。这个空间无限的丰富和广大。那么最近流行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短视频非常流行，抖音非常流行。鬼步舞谁看过？这是一种新的广场舞形式。我觉得鬼步舞出来以后有一个麻烦，那些大妈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可能广场舞被青年人占据，大妈们没法跳那么复杂的舞。 总而言之，这一切我不能一一列举。手机创造的视觉空间、网络空间是多么开阔。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现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也不那么重要，而我们进入了那个网络世界的，在电视里展示的那个日常生活是我们主要的生活。你所以才有可能几个人“尊重食物”，以这样的一个名义坐在饭桌前谁也不说话，一顿饭就吃过了。所以这里带来一个问题是哲学性思考，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人们对空间、时间的感受都在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空间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人对时间的感受，对空间的感受都发生了变化。时间不再是连续的，时间都是断的。比如说不知道金庸，不知道王小波，不知道韩寒，时间已经断裂了，就是历史不用往远的说，唐、宋、元、明、清，就不用说了，就近几十年的时间已经在消亡，人们对时间没有直接感受，人们只接受当下手机给他的时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么空间也变了。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其实不在一个空间里吃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人们可以为了某种利益或者是某种信念发生冲突，发生战争，会流血会死人，但都是在一个空间里发生的。然而我们现在很多人坐在一个空间里，其实所处的已经不是一个空间。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们熟悉的时间秩序性在被破坏，我们熟悉的空间性在被破坏。我们今天不多谈，这其实可以上升到哲学去做思考。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生活实践性、空间性都在被破坏，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 20世纪以来的文化民主化是了不起的革命，但也带来了让人不安的一面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怎么引起的？解释起来我觉得非常复杂，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被学术界或者是批评界，或者是被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忽略的：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到现在，这几十年当中，文化心态、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几个前提，但是你可以从很多角度描述这个变化，我讲的变化是从时间秩序、空间秩序的破坏来形容它。但是还可以从别的角度来形容它。文化形态在发生根本的变化的重要原因，我知道有两个：一是我前些日子在一些对谈或者是演讲里说过，我们谈政治民主化、谈经济民主化，谈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谈的很多，但是我们有一个民主被很多人忽略——文化的民主化。 应该说从20世纪初开始，文化民主化进程会越来越快，本来在19世纪的时候，文化还是有它的阶级属性，有它的社会属性的。比如说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比如说休闲是少数人的特权，文化娱乐是少数人的特权。我们今天看作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说旅游，在19世纪旅游一定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夫人的特权，普通人是不可能旅游的。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看19世纪的小说，或者是19世纪的历史书籍，人那个时候旅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现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旅游逐渐被民主化、平等化，人人都可以旅游。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过去受高等教育，读博士也是上层阶级的事情，可是现在读博士的人不算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算什么。中学普及教育更不用提，所以文化民主化带来的，是过去的文化秩序完全被打乱，但是现在还不是彻底被打乱，因为旧的文化秩序还有残存，比如说有一些农村孩子还不能上学等等，比如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旅游，现在旅游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共享的一个文化特权。这个咱们另说。 不管怎么样，文化的民主化带来了千百年来，或者是几千年来文化秩序的破坏。这个破坏，积极的一面，革命的一面，就是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最近由于网络世界的出现，写作平等。在过去写作也是少数人的事情，比如说托尔斯泰是贵族，比如卡夫卡是中产阶级、富人出身。穷人直接进入写作的很少，其中一个是高尔基。高尔基出现让俄国非常震动，因为写作是贵族的事，他不是贵族。当时上层俄国的贵族社会不知道拿他怎么办，甚至有很多人很生气，这么一个粗鄙的人，他凭什么写作？他没有资格进入我们的文学行列。这种例子还有，但是不多。这足以说明文学写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特权的东西。但是现在由于网络世界的出现，文化民主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发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文化民主化也带来了让人忧心的一面，让人不安的一面，让人焦虑的一面，是哪些呢？我们突然在20世纪二战以后，特别是在70、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后，在文化的民主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给抓住了，给利用了。消费主义创造了消费主义文化，本来消费主义文化在19世纪就有，但是规模很小。到20世纪初也有，规模也很小，但是到二战以后，比如说通俗小说出现，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出现，使得大众文化突然得到了现代工业的支持。 在欧洲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有一个说法叫作家电影。在欧洲电影导演被尊重为作家，拍一部电影跟写小说是一样的，这个导演像作家一样充分地表达他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他个人对世界的态度，所以造成了欧洲电影在20世纪有几十年的繁荣。但好莱坞不是，好莱坞是制片人的电影，是出钱人的电影，是严格的一个流水线造成的电影。比如说著名的作家海明威，还有剧作家奥尼尔，到好莱坞去了以后跟好莱坞吵得一塌糊涂，后来这一辈子就骂好莱坞，因为他们以为跟好莱坞是可以写作的，结果发现他的故事写完以后就没有他的事了，对白、情节、高潮是另外有人写，剧本就是一个流水线，拍摄也是流水线。以有了好莱坞以后，文化生产就有了一个model（模型），于是文化的工业化，或者文化的被纳入生产流程就迅速地普及到文化的各个领域。 最后就是文学，而且在中国近几十年文学发展得就很快，我创造了一个词叫“文学工业”。我们过去搞文化研究、搞电影史、搞电影批评的人都知道电影工业，现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文学工业。为什么呢？就是一条龙，写作的管写作，编辑的管编辑，出版的管出版。小说写作也开始像电影制作那样被生产化。举两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由于消费主义，由于商业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和经济的界限被打破，以前文化是文化，经济是经济，文化和经济两个领域有交接有交叉，但是有分地。但是自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带来的消费主义，使得在21世纪初特别是在今天，经济文化已经完全混为一谈，我们很难说有一个完全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现在都是商品，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在中国很糟糕，在中国就是这么彻底，美国都没有这么彻底。所以这就带来了我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消费主义。 说日常生活实践非常非常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要读卢卡契，他就会说日常生活实践才是意识斗争的主要战场，所有真正的价值，美、善、恶、道德，所有这些观念真正发生的地方，真正争夺的地方，都是在日常生活实践里。当然，这跟阿尔都赛什么的都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不多说。因此，我们忽略了日常生活实践。 我们总是比如在阶级斗争里，在社会运动里，我们才注意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是现在不了。现在由于文化民主化，由于消费主义打破了文化和经济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经济秩序，所以日常生活实践就具有了过去的日常生活实践没有的品质，我们的市场生活实践现在根本离不开消费，或者说我们的日常的消费主义生活实践成为我们的主要日常生活。你就放下手机看看咱们周围大家穿的衣服、我穿的衣服，包括我们用的东西，我们已经不可能离开品牌，离开趣味，离开美，离开丑，离开所谓的个性，我们来生活已经不可能了，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跟商品相关。 所以这样一来，就带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形成“手机社会”。“手机社会”主要特征，我个人甚为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消费化，而这个日常生活实践包括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尊重食物”的聚会聚餐是双重的，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消费主义的日常生活实践，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这样我们要仔细想象贯穿我们整个日常生活的现象，比如说为什么现在两个人恋爱一定要通过手机？一定要说你今天没给我一个赞，我就不高兴。大家都笑了，其实这在生活里不是经常发生的吗？完了你说没关系我明天补一个。她还不高兴，她说人家都不补，人家天天都有赞。于是实际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扭曲，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掉入了消费主义的时间里。我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某种意义上都变得有一种非人性质。因为我们自己现在被消费，手机在消费我们。朋友们，你老是我在消费手机，是手机在消费我们。 我们每说点一个赞或者是不点赞的时候都赚你钱。我们在家里点外卖，也是马云投资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注意。 进入“手机社会”以后知识分子在哪里？谁是知识分子？谁算是知识分子？谁是大众？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上，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带来我们知识分子的麻烦。我们过去谈知识分子说这个词定义虽然不太一样，比如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了不得的词，那是一个一定有特殊的历史使命感，有担当，有伊塞尔情结，你才能叫知识分子。在中国大家好像上了高中、大学毕业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大家注意了没有？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这么说吧，将来一个人要不是大学毕业要进入劳动阶级大概都困难，我们过去老以为说我只要大学毕业，我只要读了大学我就是中产阶级的后备军，我就准备进入中产阶级，如果不进入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不公平或者是自己不努力。 但是实际上当文化民主化进到这种程度，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被这么样彻底改造的时候，知识分子再没有这种优越性。知识的品格和知识分子的身份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我猜将来社会三种成分最多：一是马化腾、马云、王健林，我也不知道怎么命名，姑且叫超富人阶级、超富豪阶级；二是中产阶级或叫小资产阶级。我觉得在中国叫小资产阶级比较合适，好多访谈和在我的文章里也讨论过；三是劳动阶级。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过去我们认为劳动阶级一定是农民工，一定是在富士康流水线打工的工人，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了。我们整天在网络上打拼的，他是什么阶级？我叫他劳动阶级。除非他的打拼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然后他买了车、房子，年收入超过30万，他开始勉强进入小资产阶级。 总而言之，在这三个社会群体里将来都有知识，知识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在哪里？谁是知识分子，谁算是知识分子？如果说像金庸这么快就被遗忘了，王小波被马上遗忘，韩寒也被迅速遗忘。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用？知识分子还可以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我们过去老有一个觉得知识会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在“手机社会”里人们不是靠知识来认识世界的，是靠信息来接触世界的，系统的知识在零散的信息面前毫无优势。这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知识分子现在都败下阵来，于是自觉的进入“手机社会”，干脆投降，他的学术搞得马马虎虎，书写的乱七八糟，看学术稿子、论文都是在手机上看，能看仔细吗？ 这个“手机社会”改造我们所有的文化，尤其是在改造我们知识分子，也改造我们知识分子本人，这是我觉得这事非常麻烦，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大众。大众，我们老是说大众，已经说溜嘴了。进入一个“手机社会”以后谁是大众？难道我们面对手机的人，每个人不都是大众吗？当然有时候做文化研究的人可以给自己做一些辩解，比如说我刚开始看直播的时候我特别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给一些知识分子放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鄙夷：垃圾。尤其是看到东北的那些直播，那些网红吧。但是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的播放这么多？ 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是二、三线城市和县级城市的几千万乃至上亿的青年在支持直播，他们在看。知识分子不看，人家在看，你觉得这东西是垃圾，但是在他们空虚生活里，他们是靠这个来打发自己空虚的，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顶多说那二三线城市的几千万人是大众，可是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也在打游戏，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在网上看那些伪学术，不也是大众吗？所以在手机社会里大众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上层跟下层的界限正在打破，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变化。现在全乱了，我们原来认识世界的框架，我们原来认识的世界的知识体系，原来我们认识世界使得世界在我们面前比较稳定的、所有的那些理论和方法，现在其实都在出问题。这样，我就有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有反思能力，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是一个能拯救人类的人 我有好多和年轻朋友建的群，我在群里乐意跟他们一起讨论。那些年轻朋友就说好啊，你说的都对，那我们怎么办？完了我就很软弱的很心虚的说去读好书。读什么书？读19世纪伟大的经典作品。他说不好看啊。我说什么好看？他说《白夜行》好看，我都晕过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些人是构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不是一定要有某种条件？除了他获得某种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有某种条件。 最后，我从一个新闻说起。今天我看见刘慈欣获奖，按照韩寒被忘记的速度，刘慈欣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希望他坚持久一点。刘慈欣刚刚得了美国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11月8号他有一个演讲，他提出人类最宝贵的是想象力。我想在这儿跟刘慈欣做一点争论，我认为不是。因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做了很多试验证明很多动物有某种思维能力，比如说乌鸦在水里取食的方法，把石头扔到在碗里，水涨了以后它就可以喝到水，还有猩猩怎么用树枝伸到蚁穴里取蚂蚁吃呢？没有起码的思维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认为人类最根本的特征是反思。只有人能反思，其他任何生物是不可能反思的。宇宙里、地球里有那么多生命，只有人这种生命是可以反思自己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反思的。只有什么人呢？就是掌握了知识的人，不但是掌握知识的人，而且认识到知识是我们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认识、自我批评渠道的人，我觉得才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知识的话，是不可能静心深刻反思的。所以我推荐年轻的朋友读一本书，不好看，但是我们心里咬着牙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里有一个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他一个反思的典型形象。他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犯。他杀放债的老太太之前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把她的钱拿来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是杀人重要还是获得这笔钱我对人类做贡献重要？他认为既然我有这么充足的道德理由，这个老太太也没有什么用了、老了，我把她杀死，道德上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把她杀了以后他没有一天灵魂的安分。很好看，里面也有爱情故事，也不光整天反思。这个小说很典型，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有反思能力，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是一个能拯救人类的人，能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被消费主义引导到走向一个泥淖、使我们在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不自觉的境地里有被拯救出来的这种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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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茉莉的故事：现代女人的生活I，就剩下了这么一小点点事情！ 县城的晚上，会多出两小时。 高德地图发布的《2018Q3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通过交通和位置大数据，对县城人出行时间和目的地做出了分析。数据显示，因为通勤时长和上下班时间的差异，县城人下班后，多出两个小时，可以自由支配。 烧烤、麻将和养生局，看似保守沉闷、按部就班的小城生活，在这多出的时间中隐藏着波澜壮阔的秘密。 最无奈和刺激的，莫过于妇女突发的激情和饭后的谈资。 哭闹的孩子、厨房的油烟和晚归的丈夫，当现实蛮横地碾去青春，她们无法不与潮流决裂，交往活动都退回到麻将桌前。当桀骜、油滑又刚猛的青年身体重新闯入，有的人无法不被动地迷失，却大多惨淡的收场。 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是城镇妇女的故事。以每五年为章，“大事“破题，男人的出场因此带有时代的味道。主人公茉莉是再普通不过的女人，没有军干背景，远离官场名利，她在婚姻中颠沛流离，尝过不同味道的身体…… 从风情万种到人财两空，她的生活充满着喧嚣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或许，我们也是，时代也是，甚至，时间也是。 别着急否定，到底有没有意义，请先看到结局。 或许，根本没有结局。 张楚 一九九二年 无疑，茉莉是班上最细的女生，也是最白的女生。她从清河镇考到县城来的，可一点不像个乡下姑娘。冬天裹件细腰桃红假羊绒大衣，袖口磨起了球，在一群灰头土脸的学生当中晃着，像株没发育好的樱花树。 高宝宝对茉莉说，你有些驼背呢。茉莉哼了声，用手捂住他的嘴。他身上总有种雪花膏的味道，如果没猜错，大抵偷偷擦了他母亲的“郁美净”。 …… 能去哪里？冬天了，可好表不穿棉，高宝宝只套条牛仔单裤，皮夹克里裹件跨栏背心。两个人只得沿着学校的那堵外墙往南走。高宝宝攥着她的手，直到手心沁汗。那一次他们走得累，怎么就在墙根处喘息着搂抱一起。他踮着脚不停朝她耳朵吹气，茉莉咯咯地笑。高宝宝说，等她高中毕业了，他们就结婚。茉莉说，我比你大三岁呢，你父母会同意？高宝宝说，他们要是不同意，我们就离家出走，我有个表哥，在天津康师傅方便面厂当工头呢。茉莉说，你舍得？你是商品粮，我是农业粮，高宝宝说，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要是我骗你，就遭雷劈。茉莉忙堵住他的嘴，身上的毛孔仿佛都炸开了，玫瑰香气顺着毛孔延灌。她知道那不是风。她也知道，他的声音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他毕竟只有十五岁。或许他还没有发育呢。他甚至还没来得及长胡须。 她跟高宝宝的事，甜甜、老甘和小五都知道。 …… 那晚，茉莉，甜甜，老甘和小五在学校外的小吃部吃了顿牛肉大葱馅饺子。老甘还要了两瓶啤酒，牙齿都冰掉了。那是茉莉第一次喝酒。 …… 她们慢慢地吃着饺子，小口小口地抿着啤酒，后来又小声地哼唱着歌。烧着炉子，火旺，哔哔剥剥，渐渐就暖起来。茉莉盯着她们三个，似乎隔着雾气，眉眼俱疏离模糊。想，她们都在县城，只有自己是村里的，大学是考不上的。可她们都无所谓，都有父母帮衬，找个好工作，嫁个好男人，都不是难事。可有谁能帮自己？难道像姐姐那般早早嫁个木匠，生窝泥孩，整日泡屎尿堆里？难免鼻子酸涩，是连眼眶也湿掉。甜甜不停拿胳膊肘怼她。怼就怼吧，八成是高宝宝来了，来就来了，又能指望上他什么？过完年才十六岁，连声音都是女孩般。 抬头去看她们，才发觉在老甘身后站着个男孩。有点面熟，想了想，就是在一中表演时击掌的那位。他怎么来了？只有老甘不意外，她拍着男孩的肩说，喏，这个帅哥是我初中同学，高一亮，篮球队的。 那个叫高一亮的，直勾勾看茉莉。茉莉有些慌，不禁去拉甜甜的手。甜甜挠了挠她的手心。再去看他，他已拽了板凳径自坐下，慢声慢语地说，咦，老甘，请人吃饭，就这么寒酸？师傅，再来盘熘肝尖。 一九九七年 …… 七月一号跟高一亮完的婚，日子她选的。高三那年她最喜欢听艾敬的歌，脸面清白的女孩总是俏皮地唱着，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那时候感觉香港很远，一九九七很远，可唱着唱着也就到了。高一亮没什么异议，大多时候，他仿佛是个哑巴。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不爱讲话的人？仿佛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小酒馆里，他把半生的话都讲尽了。 …… 高一亮呢，对她也是真疼。本来在步行街那家李宁专卖店当收银员，好好的，被他硬是逼着辞了。他不善言谈，对她的好也都体现在床笫。毕竟是体育队练过篮球的，常常一闹就是整宿，仿佛那玩意是铁打的钢锤的，只会越使越光亮。她喜欢他宽阔的肩膀，可肩再宽，总不如钱袋子宽些心安。就对他说，钢铁厂累死累活不过一千多块钱。不如把工辞了，贷款买辆大货跑新疆吧。你没听说镇上跑大车的，每年挣个十来万都是毛毛雨？ 高一亮没吭声，不过第二天就去找他父亲要钱了。他父亲就这么个儿子，骨髓都砸出来，又从银行贷了十五万，这才买了辆大货。茉莉又说，你一个人跑新疆，我也不放心，不如找个知心知底的哥们，换着开，按月给他开工资就好。高一亮想了想说，黎江。 这样跑了四个月，就年下。算了算，不到半年赚了五万块。茉莉跟高一亮说，不如来年我们换楼房吧。平房冬天烧炉子，又脏又不安全，你不在家，我中了煤气咋办？高一亮“嗯”了声，茉莉说，老甘买了条金项链，戴着人都发光。高一亮说，买。茉莉说，人家黎江跟你忙活了小半年，任劳任怨的，明天我炒俩小菜，你请他来家里喝两盅。高一亮咂摸着她乳头说，中。 翌日茉莉早早就去超市买菜，烹虾炖肉，弄了满桌子菜。黎江跟高一亮一人喝了一瓶白酒，喝着喝着黎江从裤兜里掏出个盒子，说，嫂子啊，这是我从乌鲁木齐大巴扎买的玉镯，人家说是和田玉，也不贵，该过年了，算是兄弟的一份心意。茉莉去瞅高一亮，高一亮笑了笑，茉莉遂接过，说，难得你有这份心儿，嫂子敬你喝盅。 黎江用眼风去扫高一亮，高一亮笑着说，喝。两人就干了。茉莉从来没有喝过白酒，忍不住咳嗽。黎江慌忙着帮她捶背。他手很大，不过拍在背上，软酥得很。茉莉说，没事没事，真是让你见笑。顺手捏了镯子盘眼打量。玉镯在白炽灯下烁着青光，透明如膏，茉莉就意意思思戴上，抬起胳膊晃了晃，问高一亮道，你觉得咋样？是不是太贵了？又定定看着黎江说，不如，你还是送给弟妹吧？黎江比高一亮小，可结婚早，孩子都两岁了，老婆是县第一小学的老师。黎江忙荡开茉莉的手，嫂子啊，值不几个钱，况且我也给她买了。茉莉搓弄着镯子，有点凉，久了，就温了。黎江说，嫂子，你也别在家老闷着，会闷出闲病。等哪天让我哥带你去趟巴音布鲁克，那个美呀，说实话，一看到湖泊里的白天鹅啊，我就想到你。 二零零三年 你俩怎么这么磨蹭？！茉莉对着手机嚷，黎江欺负我，婊子欺负我，连你们也欺负我！ 小五嗫喏道，我跟老甘在斯大林街的劳保商店买线手套呢，马上就到。你别急，这种事着急顶用吗？ 没错，着急有屁用。茉莉在停车场寻了个台阶坐下，越想越憋屈。她蹿起来，像专业运动员赛前热身般转腕、劈腿、捻脚，扭腰，最后屏住气，照着黎江的奔驰就是一脚。报警器刺耳地响，响得茉莉也心慌起来。她从花圃里捡了块石头，对着玻璃比划半晌。后来仔细盘算了下4S店的费用，石头又被她扔回花圃。花圃里缩着只瞎眼流浪狗，她就对它吼，滚！看什么看！流浪狗摇了摇尾巴，转眼窜入蓟草。 她绝计没想到，黎江会搞自家饭店的小姐。不仅搞了，还搞得这么专一。 一晃跟黎江结婚也四年，女儿都会唱《Super Star》了。当年她跟黎江也算是县城里的新闻人物。茉莉从未料到，自个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天深夜高一亮从库尔勒跑车回来，把她跟黎江堵在床上。反正传闻是这么说的。反正这么传了，人家也就信了。有人问老甘是咋回事，老甘说，能有屁事！黎江去茉莉家送东西，正赶上茉莉吃饭，就喝了两盅，嫂子跟小叔子喝酒还有毛病？喝多了就眯了会儿，有啥可嚼舌头的！有人问小五是咋回事。小五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是关心关心你老婆吧。还有种传闻说，每当黎江休假高一亮跑车，黎江都去睡茉莉。睡了也不是一年半载，堵床上是迟早的事。 …… 黎江找过她几次，说也离婚了，要是她同意，他们俩就去民政局办证。茉莉想了三天，三天后跟黎江说，嫁就嫁吧，不过，我要办一场豪华的婚礼。当“豪华”两个字吐出来时茉莉一愣。如何的婚礼才是豪华的婚礼？她也搞不清。黎江摸着她的肩胛骨说，茉莉，我听你的，我现在听你的，婚后也听你的。我一辈子都听你的。 那的确是场豪华的婚礼。黎江不晓得从哪里租用了架小型直升飞机，把茉莉从她清河镇的娘家空运到了洞房。据说没有得到航空管制机构批准，被罚了五万块钱。茉莉穿着婚纱打开飞机舱门缓缓走下来，脖颈细长，风吹着白纱，倒真像是巴音布鲁克湖泊里的天鹅。 婚后黎江又跑了一年大车，当然是跟别人跑。茉莉说，别跑了，在县城里干点啥吧。饭店这么火，你也开家。黎江算了算，大抵要投个七八十万。茉莉想了想说，我手里有三十万，你拿去用，钱在手里攥着，永远都是死的。黎江愣了半晌后才说，他妈的，我能娶到你，真是祖上积了八辈子德！ 茉莉只搂住他，一句话都没说。 …… 他们打开房门。一个男人正将头埋在女人两腿间不停拱着。那是茉莉再熟悉不过的身体，他总是自豪地说自己是公狗腰。男人和女人大抵太投入，竟没发觉房间里又多了几名看客。小五的脸先就红了，忍不住咳嗽了声。男人这才猛然扭过头。在昏黑的房间内，黎江的脸看上去油腻腻的。他盯着茉莉，良久才颤抖着问，你……咋来了？ …… 这是年后第一次来KTV。他们好久没唱过歌了。给我唱王杰的，茉莉说，老甘，给我唱王杰的。老甘就拿了麦克风在那里嚎，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什么《红尘有你》，嚎完了盯着茉莉，不言语。这么多年了，她的声音还那么干，裂开了般，听上去像坏掉的音箱。 我操他叔的……他从来没有亲过我那儿……茉莉说，真的，他从来没有亲过我那儿。他说他受不了女人那个味儿……骗子……他从来没有亲过我那儿……我真该拿剪子把他剪了……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他从来没有亲过我那儿…… 这年春天，茉莉和黎江离了婚，老甘跟税务局的公务员结了婚。老甘的婚礼仪式有些简单。除了新郎新娘，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白口罩。除了发喜糖，还给每位来宾发了十袋板蓝根冲剂。电视里说，这种叫SARS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光是在北京，就夺走了一百二十四条生命。广东人再也不敢吃果子狸了。 二零零八年 清晨送女儿去学校，都能碰到那个姓姜的男人。应该是个公务员吧？穿着夹克皮鞋，人有点黑，黑枸杞的那种黑，不过眼亮，玻璃球的反光一般…… 男人看着茉莉，说，每天都是你来送，真够辛苦的。 茉莉望着路上来往的车辆，半晌才道，习惯了，也。 …… 汶川地震后，政府号召捐款。茉莉他们松花粉协会也筹了银钱，托茉莉捐到民政局。在民政局门口，便遇到了姜姓男子。男人见到茉莉，忙整了整衣领，又悄悄紧了紧裤带，这才笑问道，你来这里有何贵干？茉莉说，我们协会捐了些钱物，让我送过来。男人说，你呀，不晓得我在这里上班吗，打个电话过来，我开车去拿好了。茉莉说，这点小事哪儿敢劳烦您呢？再说了，我也没你的联系方式。男人忙不迭地将电话播过来，又捋了捋额前头发，叮嘱道，快存上，以后这边有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茉莉当然知道男人对她有心思。不过这几年，对她有心思的男人也多了……对于男人，茉莉自认为脉还摸得准，就像这个姜姓男人，那点小算盘在她眼前打起来委实可笑，又有些可爱。还好，长得算标志，没像这个年龄的男人，肚子驮着一袋米臀上驮着一袋面，况且皮鞋又总是擦得那么亮。 过不几天就有人来提亲，照片拿出来时茉莉歪嘴笑了。正是民政局的男人，原来叫姜德海。他老婆去年得癌症死了，自己拉扯着儿子。家原本是农村的，县城里也有房子。茉莉就跟老甘说了，老甘白了她一眼，说，都三十七八了还是个科员，能有什么发头？再说了，你愿意当后妈？后娘打孩子，那可是早一顿晚一顿。茉莉沉默了会儿说，他长得还不错。老甘冷笑一声，顶个屁用？你以前的男人，哪个丑？茉莉又去跟小五说。小五正在给客人文眉，她一直听茉莉在那里絮叨，后来她直起身去洗手。洗着洗着才骤然想起茉莉，恍惚着问道，姜德海赌钱吗？姜德海找小姐吗？茉莉摇摇头，小五说，只要男人不嫖不赌，嫁谁都是嫁。要是不想嫁，就找个相好的对劲的，暖不了心，暖暖脚也好。 …… 婚礼定在了九月初八。茉莉还是喜欢秋天。 …… 茉莉，我前几天看到高宝宝了。茉莉一愣，许久才仿佛想起来一般，说，他呀，都十六年没见过了，现在哪里高就呢？老甘说，听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搞影视。茉莉不说话了。茉莉不说老甘说，他到现在也没结婚，没准心里还惦着你呢。茉莉呸了声，说，狗嘴不吐象牙，他——过得还行？老甘说，你要想见啊，我倒可以帮你约一约，你也知道，他跟我弟弟是同学。 还真就见了一面。人挺多，有老甘和茉莉，还有老甘弟弟及一众同学。酒也喝了不少。高宝宝几乎还是以前的样子，娃娃脸，漂亮得像瓷器，虽只比茉莉小三岁，仍是少年模样……他说，茉莉啊，你可把我害惨了，暗恋你这么多年，如今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老甘一旁说，你是明恋好不好，记得那时你俩呀，老是钻黑树林。高宝宝说，要是有黑树林就好了，我们都是在雪地里乱走一通，那个年代的雪，下得那叫一个大。那才是真正的雪呢。又扭头问茉莉，哎，我哪里比不上高一亮呢？茉莉这才挤出点笑，说，你哪里都比他好，我才觉得配不上你。高宝宝说，这就胡扯了，胡扯了，要不是我中途转学，一直跟你耗着，早住进精神病医院了。茉莉端了杯白酒说，宝宝啊，你注定不是池子里的鱼虾，你是大海里的鲸鱼，我们都留不住你的。高宝宝扑哧声笑了，说，没错，我就大海里的一条海带，批发价还不如大白菜。茉莉拍了拍他手背，没再言语。 …… 茉莉就拉了他偷偷离席。两个人先沿着斯大林路走了一圈。高宝宝提议去学校南墙那边走上一走，他说这辈子最难忘的事，就是在墙角跟她接吻。茉莉说，哪里有接过吻，你个子那么矮，只及我眉梢。高宝宝说，你呀，最是心狠，我也不怪你，漂亮女人都是毒品，碰不得。茉莉嗔怪道，我哪里有你狠心，我只是跟高一亮散了散步，你又是绝食又是割腕，我那么小，可真就吓坏了，更不敢见你。高宝宝沉默不语，茉莉他们就顺着马路走，走着走着就到了茉莉家。孩子去姥姥家了，屋里热得很，茉莉开了空调，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直播奥运会开幕式。两个人就并排坐在沙发上。 看了会儿茉莉才恍然大悟道，今天是八月八号吗？高宝宝说，也许是吧，他妈的，一年年过得真快，竟然北京奥运会都开幕了，说着说着不禁去搂茉莉的腰，茉莉犹豫着掸开他的手，说，喝牛奶吗？冰镇的。高宝宝将她拽过，呢喃着说，喝什么牛奶，我想喝你的奶……说罢就将茉莉箍他怀里。茉莉有些发懵，有那么片刻，她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若干年前，她跟他，在墙壁上慌乱地拥抱，高宝宝不停朝她耳朵吹气，又热又痒。她还猛然想起甜甜曾经跟她靠着冰冷的杨树说话，劝诫她跟宝宝分手。你们是没有结果的，甜甜说……在高宝宝粗重、携带着麦芽糖气味的喘息中，她看到对面镜子里的门被打开了。 姜德海抱着个西瓜站在门口，愣愣地盯着沙发上的两个人。当西瓜掉到地上时，红艳的瓜瓤四处滚将开去，一朵一朵的，仿佛他们家暮春时，落在庭院里的单瓣蔷薇。 二零一三年 许多年后茉莉还能想起那晚姜德海的样子： 他躺在一堆西瓜瓤中不停打滚嚎哭。他的白衬衣立马就被汁水染红了，他并不在意。他可能只在意别人是否能听到他的哭声……后来他一步一滑地挪到窗户前，猛地一下拉开窗户，自己蹿到台上。茉莉喊道，你疯了吗姜德海！快下来！姜德海喋喋怪笑两声，这才朝着天空喊，我老婆偷人了！我老婆偷人了！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了！我操他们妈的！茉莉将高宝宝拽到门口，说，你走吧。高宝宝说，这个人疯了，我怎么敢走？万一……这时姜德海扭过头对茉莉说，你想得美！我才不会跳楼呢！我马上要当副科长了，才不会为你送了前途！ 每当老甘拿这件事开茉莉的玩笑，最后都会配上她的破锣嗓子喊句，我马上要当副科长了，才不会为你送了前途！茉莉也不恼，抹搭着眼将手中的牌稳稳抛出，不忘说句，糊了！ 通常是礼拜五晚上，茉莉、老甘、小五和蔡伟，在茉莉的房子里打上整宿麻将。蔡伟是小五的表弟，麻将打得好，往往是赢家。不过即便赢了钱，也不会得意，只是叼着香烟说，在茉莉姐家，我是从来不会输的。老甘问为啥，蔡伟乜斜她一眼说，茉莉姐旺夫啊。茉莉就拍他一巴掌，说，小兔崽子，没学会拉屎先学会了占人便宜。老甘嘎嘎笑着说，可不是，茉莉可比你大一轮，再这么胡说，让茉莉真睡了你。蔡伟边点钱边说，这有啥不可以的呢，茉莉姐那么漂亮，这有啥不可以的呢。 那晚打到凌晨三点，都晕乎乎的，老甘和小五挤一个床，她自己一个床，蔡伟睡沙发。半夜起来如厕，见蔡伟只穿了内裤睡着，就拎了被单盖他小腹上。没成想他眼睛忽就睁开，在夜里也是两瓣桃花。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将她猛拽过去，裹在身下。未及挣扎，嘴唇早被他鳄鱼叼食般堵住。茉莉盯着老甘跟小五的房间，惟恐有什么动静，自己连大气都不敢出。她听到蔡伟嘴里念叨，真紧啊，然后是一阵紧锣密鼓又沉闷地撞击……她被他压着，被他勒着，被他挤着，是喊也不敢喊，动也不敢动。他的胳膊肘夹着她，时不时蹭到她晃动的的乳房，她隐隐约约地，闻到他身上传来一脉一脉的松树油脂的香味。 …… 一个礼拜三四晚都住茉莉这里。茉莉喘息着问，你怎么跟老婆交代的？蔡伟说，你关心这些屁事干嘛？我待你这里一天，就是真的一天对你好。茉莉说，我是真心盼着你走，你走了，我才省心。蔡伟只是将她腿脚扛到肩上，闷头干活，噼里啪啦，一句话也不愿多说。 蔡伟这几天来得寡淡些。问了问，却倒是催账去了，茉莉忍不住问了句，利息怎么样？能收回来吗？蔡伟说，是银行的五倍，你说高不高？黑社会的兜底，你说钱收回收不回？茉莉想了想，说，我那里倒有几个小钱，方便的话也帮我去放利息好了。蔡伟说，放高利贷是有风险的，都是非法手段，你不要掺和这些，不定哪天出了岔子。茉莉点点头。蔡伟说，不过还有更稳妥的法子，你知道县里的线厂吗？茉莉说当然知道，都是私营的，不过听说利润不好的厂子，一年也四五百万手里稳攥着。蔡伟说，我的意思是，我能把钱拿到线厂投资，利息是银行的三倍，比不上高利贷，好歹稳当些。 茉莉想了半晌说，我这里有八十万，你明天拿走吧。 蔡伟瞪着眼说，操，你攒得还真不少！ 茉莉说，养老钱总是要备的吧。蔡伟就搂了她，亲她脖颈。她怎么就想起来，黎江说她像巴音布鲁克的天鹅。这么多年，她从来没去过那里。问蔡伟说，你喜欢新疆吗？喜欢的话我们去那里旅游。 蔡伟说，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欠条。利息呢，每个月付一次，我让他们直接打到你银行卡上面。 茉莉柔声道，你要是有空，我先把机票定了啊。 蔡伟说，妈逼的，到哪里找这么好的小绵羊呢。 原来竟是那么远，先坐火车去北京，从北京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伊犁，最后还要报了团，坐了一天大巴……凌晨起夜，茉莉盯着床上的蔡伟，不禁伸出手指摸他喉结，摸他胡须和眼窝。他哼哼两句翻身过去，她就从背后搂住他，摸他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腹，摸他宽阔光洁的脊背。她想，如果这样一辈子，她也愿意的。 翌日两人去了天鹅湖又去了九曲十八弯……回到住处，都有些筋疲力尽。茉莉说我洗个澡，蔡伟说，正好，我接个电话。洗完澡出来，却不见了蔡伟……到了凌晨三点，仍关机，人也未归。茉莉就赶紧联系小五。毕竟是他表姐，没准知晓些什么，也顾不上小五是如何度想了。小五呢，大概正睡得香，听茉莉在电话里一通乌拉乌拉，也没反应过来，半晌才闷闷地问道，你跟蔡伟，出去旅游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呢？ 茉莉对着电话，不晓得从哪里说起……小五说了些什么，她没听清。窗外那么黑，只有不远处的雪山顶是白的，似乎伸手就能摸到。她忍不住打开窗户，风硬，吹得她晃了晃。 ……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老甘说，长得好，有房有车有女儿，男人也不缺，还想咋地？比我和小五的命好多了。小五呀，哎……茉莉挑起眼皮看了看老甘。老甘说，小五她男人，赌钱红了眼，挪用公款被查，跑路了。小五呀，还死撑着不离婚。这个傻女人，比驴都倔。听说前些日子，自己攒的私房钱，也都被蔡伟骗走了。哎，怎么会喜欢上这个渣男。 茉莉一愣，问道，啥？老甘讪讪地说，操，秃噜嘴了，哎，你也不是外人，说也没事，小五啊，跟蔡伟好了两年了。这事就你知我知，千万别跟别人讲。小五要是知道了，非把我剁成肉酱不可。茉莉说，你胡扯什么！蔡伟可是小五表弟。老甘瞥她一眼说，你激动个屁啊。表弟就不能跟表姐好？他们可都出五服了。 茉莉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个趔趄差点从高脚凳上跌落。老甘说，你们这些傻逼闺蜜啊，都不让我省心，我怎么命就这么苦。渴死我了，有水果没……茉莉就去厨房切西瓜，半晌才切好端出来，木木地递给老甘一块。老甘瞄她眼，想问什么，终是未问。两个人就面对面在客厅里啃起西瓜来，彼此能听到槽牙咀嚼瓜瓤的声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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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离婚与再婚是怎样的？ 古人离婚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游和唐琬的两首《钗头凤》以出众的影响力和悲剧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着人们对于古代离婚的文学想象。 然而对于普通人，恐怕没有那么多戏剧性。不过是发现原来打算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的那个人，突然不能安贫或突然反目生嫌了。所谓离婚，不过是求个不心伤。 唐宋时期的离婚，简单却也不简单。双方情爱的故事在“放妻书”中统统结束，亲人作陪、官府认证，然后各自去追求下一段幸福。“放妻书”与“婚书”一样，优雅且温暖。原本恶语相向的两人，此时回到相敬如宾的状态。 选文列举了从唐宋到明清的诸多离婚协议，从一纸充满情意和善意的缔结，到越来越物质和凝练的条约，究竟哪种更好一些？ 这也许是个伪命题，因为有分离就有痛心，但至少这些过来人的经历，或许可以告知：如果不想红着脸、不想红着眼，应该如何说再见。 女方的离婚权 《清明上河图》的诸多传世摹本中，都画有一个细节：迎亲场景。有时候，看着这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我却会想到一个大煞风景的问题：在宋朝，那些婚后感情不和的夫妇会怎么闹离婚呢？ 一直以来，许多人都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七出”、“休妻”，而没有女方主诉的“离婚”。但实际上，古代也有离婚，叫做“和离”。从宋代的文献史料看，“和离”在宋人生活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许多女性都主动提出离婚，这叫“求离”、“求去”、“求离婚”。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宋朝离婚案，来自李廌《师友谈记》的记载：“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瑞丽。元弼寝陋陋，嗜学。初，《眉山记》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这个章元弼，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对苏东坡的作品爱不释手，结果冷落了美丽的娇妻。本来章元弼就长得丑，已经让妻子陈氏很不满意，现在陈氏更受不了了，便提出了离婚。章元弼说起这件事，还沾沾自喜，经常跟朋友吹嘘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废寝忘食读苏先生的书，老婆才跟我离的婚。 宋代的法律是承认“和离”的。《宋刑统》：“若夫妻不相和谐而和离者，不坐。”议曰：“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意思是说，夫妻若感情不和，可协议离婚，法律不予干预。 宋朝法律还对妇女主诉离婚的一部分权利明确提出保护，如规定“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意即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利离婚。 又如：“在法：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丈夫犯罪被强制遣送他乡，妻子也有权提出离婚。 “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名公书判清明集》），丈夫离家三年未归，妻子也有权利离婚。 “诸令妻及子孙妇若女使为娼，并媒合与人奸，虽未成，并离之”（《庆元条法事类》卷八〇），丈夫强迫妻子为娼，即时未成，妻子也有权离婚。 “被夫同居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妻子被夫家亲属性侵犯，有权利提出离婚。 实际上，一些宋朝女性还会因为丈夫“包二奶”，丈夫贫病而提起离婚诉讼，并得到法官的支持。如洪迈《夷坚志》讲述的这个故事：唐州有一个叫王八郎的富商，在外面包了个二奶，嫌弃结发妻子。妻子“执父袂，走诣县，县听仳离而中分其赀产。王欲取幼女，妻诉曰：‘夫无状，弃妇嬖倡，此女若随之，比流落矣。’县宰义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别村“。这位妻子拉着丈夫到公堂闹离婚，法官准离，并判妻子可分得一半家产，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由于主动“求去”（其实就是“休夫”）的宋代女性很多，以致有宋人感慨说：“今尔百姓婚姻之际，多不详审。闺闱之间，恩义甚薄。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淫奔诱略之风，久而愈炽，诚可哀也！” 但宋朝夫妇的离婚细节，文献并无详述。幸亏，我们有敦煌文书。自1990年以来，敦煌藏经洞发现了超过四万件的文献资料，其中最具史料价值的便是榜文、判辞、公验、告身、籍帐、契券、书椟、社司转帖等官私文书（以中唐至宋初为主），那可是研究唐宋时期土地制度、赋税、军政、社会契约、民间结社、家庭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在出土的敦煌官私文书中，有十几件唐宋时期的“放妻书”，亦即俗话所说的“休书”，换成现在的说法，就是“离婚协议书”了。今天阅读这些“放妻书”，你会感觉到一对对唐宋夫妻从纸上活了过来，就在你眼前商议如何好聚好散第一道“放妻书” 虽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困，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年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木（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犬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 这对夫妇结婚以后，才发现彼此不相安谐，妻子成天唠叨（“一口十言”），丈夫则渐生嫌弃之心，“似猫鼠相憎，如狼犬一处”、于是请来双方亲友，协商离婚事宜。 第二道“放妻书” 夫妻相别书一道 盖闻人生一世，夫妻语让为先。时代修因，见存眷属。夫取妻意，妻取夫言。孝敬二亲，事奉郎姑叔伯，新妇便得孝名，日日即见快欢。今则夫妇无良，便作五逆之意，不敬翁嫁（家），不敬夫主，不事六亲眷属，侮辱臬门，连累兄弟父母，前世修因不全，弟互各不和目（睦）。今仪（议）相便分离。不别日日渐见贫穷，便见卖男牵女。今对两家六亲眷属，因坐亭藤商量，当便相别分离。自别己后，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主不在再侵凌论理，一似如鱼得水，任自波游；马如捋纲壬（任）山丘。愿君不信前言者，山河为誓，日月证明。愿君先者，男莫逢好妇，女莫奉好夫。 这一对夫妻之所以离婚，似乎是因为妻子不怎么贤惠，“不敬翁家，不敬夫主”。不过“放妻书”的措词相当委婉，称是“夫妇无良”，表示双方都有责任。但夫妻分手之意显然已非常决绝，虽然丈夫做出了“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主不在侵凌论理”的祝福，文书最后却有些下咒誓：谁违背了承诺，谁就找不到好归宿，“男莫逢好妇，女莫奉好夫”。 第三道“放妻书” 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一从结契，要尽百年。如水如鱼，同欢终日。生男满十，并受公卿。生女柔容，温和内外。六亲欢美，远近似父子之恩，九族邕怡，四时如不憎（曾）更改。奉上有谦恭之道，恤下无党无偏。家饶不尽之财，妯娌称长延之乐。何乃结为夫妇，不悦数年，六亲聚而咸怨，邻里见而含恨。酥乳之合，尚恐异流，猫鼠同窠，安能得久。二人违隔，大小不安。更若流连，家业破散，颠铛损却，至见宿活不残。擎锅策瓮，便招困弊之苦。男饥耕种，衣结百穿。女寒绩麻，怨心在内。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拾棒。相憎终日，甚时得见。饭饱衣全，意隔累年，五亲何得团会。 干沙握合，永无此期。羊虎同心，一向陈话美词。心不和合，当头取办。夫觅上封，千世同欢。妇娉毫宋，鸳鸯为伴。所要活业，任意分将。奴婢驱弛，几X不勒。两供取稳，各自分离。更无X期，一言致定。今诸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千万永别。忽悠不照验约，倚巷曲街，点眼浓眉，思寻旧事，便招解脱之罪。为留后凭，谨立。 这封“放妻书”值得留意的地方，是提到了夫妻财产分割：“所要活业，任意分将。奴婢驱弛。几X不勤。两供取稳，各自分离。”看来唐宋时夫妻协议离婚，女方是有权利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男方的表现也显得比较慷慨，“任意分将”，想要哪部分财产，您尽管带走。 时代文明的体现 这些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尽管内容各异、版本各不相同，但在语言与格式上却具有鲜明的共同特点：文词都非常优雅、含蓄，有一种“文青”的味道，虽然抄写的人常常写了错别字，或因漏字，误抄而写得文辞不通。 就文书格式而言，所有“放妻书”得开头，都会以“我们听说”（盖闻）得语气，深情款款地讲述离婚人对于婚姻的理解：“夫妇之缘，恩深义重”、“世代修因，见存眷属”、“夫妇义重，如手足似乎难分”、“一从结契、要尽百年”、“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云云，感人至深。 随后笔锋一转，开始“吐槽”实际生活中夫妻之不相得。 但是，唐宋人似乎不会指责这是对方单方面的过错，而是归因于夫妻缘分已尽：“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丈夫、妻子都没有错，错的是这段婚姻本身。因此，他们协议结束这段错误的婚姻：“聚合二亲，以求一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最后，就如“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夫妻诀别，也互道珍重，互赠祝福。前夫住院“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前妻则祝愿丈夫“任娶贤失，同牢延不死之龙”，希望双方今后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从这个细节也可想见，唐宋女性离异、再嫁，并不受任何歧视。 看这些“放妻书”，我们可以确知：唐宋时代，一对夫妻不管在实际生活中多么难以相处，但他们达成离婚共识之后，在书写离婚协议的时候，却都表现出谦谦君子于窈窕淑女所应有的礼节、教养。我觉得这便是文明的体现。只有一个文明的时代，男女离婚才会表现的如此文质彬彬、彬彬有礼。 其实，宋人聘亲的婚书也是写得非常优雅、优美，元代《翰墨全书》收录的一份宋朝婚书男家定帖是这么写的：“亲家某人，许以第几院小娘与某男议亲，言念蠲豆笾之荐，聿修宗事之严，躬井臼之劳动，尚赖素风之旧。既令龟而叶吉，将奠雁以告虔。敬致微诚，愿闻嘉命。伏惟台慈，特此鉴察。” 女家定帖则这么回复：“亲家某人，以第几令郎与某女缔亲，言念立冰既兆，适谐凤吉之占；种玉未成，先拜鱼笺之宠，虽若太简，不替初心。自愧家贫，莫办帐幄之具；敢祈终惠，少加筐篚之资。谅惟台慈，特此鉴察。”结亲双方都措辞谦逊，用字典雅。 南宋人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也收录有宋代婚书格式。只是宋刻版本已佚失，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林广记》，是元明刻本。 元朝人的婚书，开始摒弃文绉绉的修辞。《元典章》要求，“凡婚书不能用彝语虚文，须要明写聘财礼物。婚主并媒人各各画字，女家回书亦写收到聘数目，嫁主并媒人亦画字。仍将两下婚书背面大书合同字样，分付各家手执。如有词语朦胧，别无各各画字、合同字样，争告到官，即同假伪”。大概元人认为，婚书不需要虚文，关键是要写明聘财数目，结亲双方、保亲、媒人分别签字，以免日后发生悔婚及财产分割的纠纷。 我们看元人的婚书，也确实写得很实在。来看《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收录的元代纳聘书格式：“某州某县某处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长男名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第几令爱，名某姐，见年几岁，缔亲，备到纳聘财礼若干。自聘定后，择日成亲，所愿夫妻偕老，琴瑟和谐，今立婚书为用者。” 女方的回聘式则是：“具乡贯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第几女名某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长男名某，见年几岁，结亲，领讫财礼若干。自受聘后，一任择日成亲，所愿夫妻保守X续繁昌，今立婚书为用者。” 从某个角度说，元人的婚书更具“现代性”，体现了将婚书当成民事合同的趋势，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粗鄙化的表现。 从“放妻”到“休妻” 说回“放妻书”。如果我们将敦煌出土的唐宋“放妻书”与后世的“休书”放在一起做对比，也会真切感受到：时代不同了，文明失落了，离婚文书的风格也发生了巨的嬗变。 台湾学者编辑的《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有多分清代台湾社会的离婚协议书，我选摘了其中一份“离缘字”；辽宁省档案馆也收藏有一件民国时期的休书，我也抄录下来，供诸位看官跟唐宋“放妻书”略做比较： 立永绝休书。李海山，有妻姜式，年二十五岁。因不孝翁姑，不睦宗族，败坏门风。夫妻反目，惩戒不悛。屡经劝导，毫无度日之心。故夫妻情乖。同亲族议定，决议休黜，永远离诀。自休以后，任嫁张李，与李海山毫不相干。自此离婚后，永断葛藤。倘有悔心或亲族狡辗，有离婚书为凭。 叔父：李凤岐（手指印：左手食指斗） 舅父：赵延禄遇字人：东山壬子年三月初六日立休书李海山（手指印：左全手萁） 立离缘宇人陈九五，前年曾娶过李四之女为妻，名唤阿叶，今年二十三岁。当日凭媒面议，聘金贰百大元正，交收足讫。兹因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不能安贫，常出怨尤之念，律以妇人四德，实有可出之条，虽欲忍以安之，奈生成若性，留亦无益。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去，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此系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绝缘，即日收回聘金，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嫁，一出千休，情恨永断。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壹纸，付执为照。 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壹百大元正足讫，照。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日代书人张金生 为媒人黄水池 知见人陈火木 立离缘字人陈九五 如果说，唐宋时代的“放妻书”是一种“格式合同”，不代表离婚签字人的实际教养，那为什么唐宋时至少敦煌一带的民间能够普遍采用这一“格式合同”，而之后元、明、清时期的政府与社会，却放弃了这种温文尔雅的“放妻书”格式？是否是社会粗鄙化的表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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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的文人的尴尬现状 第一次见到杨平是在今年年初的一场论坛上。这些年，杨平一直活跃在思想界，用他自己在活动中开玩笑的话说，从80年代投身媒体到现在，经历了多次重大思想浪潮，他在思想界从“后排”、到“中排”，现在坐在了“前排”。 杨平早年在海军部队服役，1980年转业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这个如今人们趋之若鹜的“钱袋子”单位，一直喜欢舞文弄墨的杨平却觉得没什么吸引力，在银行待了5年半，他选择跳到媒体。此后的32年间，杨平辗转《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华夏时报》《资本市场》等多家媒体，先后创办《战略与管理》杂志和《文化纵横》杂志，期间参与发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与此同时，时代也已悄然转变。这三十多年间，市场社会推动经济一路高歌，“金钱至上”的观念重塑了各种关系，金钱之外，社会暴露出严重的文化、精神危机；媒体形式不断变迁，在互联网、大数据、碎片化等概念的信息聚合平台冲击下，传统媒体影响力一落千丈，而新兴媒体乱象丛生；知识分子不断分化、没落，在孕育着巨大变革的新时代和现实的“反精英浪潮”面前，曾引领思想热潮的知识分子们如今束手无策、黔默不语。 从80年代走来的杨平这一代人开始老去，社会的新一代年轻人却饱受争议与怀疑。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丰盛、大众文化的流行、思想浪潮的退场，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上一代人的热血和心忧天下的情怀，尤其是90后，他们仿佛更着眼于当下，注重现世的享乐，被认为是沉浸于“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自己的小圈子，对时代和命运的挑战茫然无知，对个人、社会发展的困境放弃抵抗的“佛系”一代。 我很想知道，对于一个一直深耕于人文思想界的媒体人而言，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仍然坚守着传统媒体阵地的这一批人，还怀着怎样的理想，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作为一个90后，我也很好奇他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当下年轻人对于时局的困惑，他会有着怎样的思考，在银行、报业、杂志、公益多重跨界的丰富经历，他又能否给年轻人的前行路途带来一些方向上的指引。 采访当天，杨平戴着墨镜开车过来，微笑着探出头来跟我们打招呼，发白的发丝和他的身板一样笔挺。极具力量感，笑容很亲切，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坐在硬板椅子上，在镜头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坐姿，这使得他的腰腿都有些疲累，但或许是这些问题使他不吐不快，他一直滔滔不绝，谈到兴处时顾不上口舌干燥，不愿停顿地催我“继续问吧，有点说上瘾了”。 杨平，历任《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战略与管理》、《华夏时报》等单位的编辑、记者和总编辑，获得十余项各类新闻奖。20世纪90年代，参与创办《战略与管理》、担任首任主编，该杂志影响并引导了90年代中国大陆的战略研究。2000年初，参与发起中国大陆首家由两岸三地近百家企业组成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担任秘书长。2007年—2008年，担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2008年至今，创办《文化纵横》杂志社，担任社长，并兼任修远基金会理事长。 谈杂志：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变，不变就得死 凤凰网文化：创办《文化纵横》是2008年，那时候网络热潮已经开始兴起，正是门户网站的黄金时代，而现在又进入了一个竞争更激烈的新媒体时代，但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文化纵横》作为一本民间组织主办的刊物，生存了下来，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在高喊“纸媒已死”的浪潮中实属罕见，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从一本纸质杂志的生存来说，您们是怎样走到现在的？ 杨平：首先就是说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变，不变就得死，这个很正常。对于我们来说，刚开始做文化《文化纵横》面对着两个形势：一是同类期刊非常多，我在办《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思想类的杂志也就大概四五种，办《文化纵横》的时候已经大概有几十种了；与此同时，互联网网站兴起，然后是微博，后来是微信，不断出现新的媒体形式，这种冲击是非常剧烈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按照传统媒体的生存方式，不管是通过发行量，还是通过广告，基本都行不通了。 所以就开始要变，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方法，第一是专注做好内容，把内容变成思想文化领域最纯粹的精品，内容往深做，同时又使它对大众具有真正的可读性和影响力，把它打造成公益产品的形态，然后去吸引社会的支持。有一些企业和机构对于思想文化类的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也非常愿意支持。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吸引了一些有思想文化诉求的企业和机构来支持我们，成立了基金理事会。 第二，我们不单纯是一家媒体，我们还是一家研究机构，不仅仅是简单的约组稿子刊发就完了，我们还针对议题，进行后台的研究。我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联络了将近100名各界的优秀学者，同时我们杂志还联络了将近1000名学者，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资源，形成了研究能力。我们通过这种研究能力在外部承包课题，承包课题别人会给课题费，这样就把我们团队养了，进而来支持杂志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现在还在探讨新的路子。 凤凰网文化：这种承包研究课题和商业的赞助的方式，会不会影响到研究内容的独立性？ 杨平：我们还是把它尽量合一，一个机构有自己独立的追求，我们的宗旨是文化建设，研究的内容都主要集中在文化、意识形态、政治领域。我们有自己研究的主脉，凡是符合这样一种追求的我们就可以考虑合作，如果说有一些研究纯粹是为挣钱的，那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尽量做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追求和外部机构委托我们的课题方向一致，这样的话我们才做。 凤凰网文化：那面对网络热潮和新媒体热潮的冲击，《文化纵横》有没有通过哪些途径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呢？ 杨平：当然了，我们在2014年就开始做微信公号了，那时候思想类、评论类、学术类的期刊都还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做的是深阅读，每天发的文章平均字数都在8000到10000字，字数是不少的，可是你会发现在一个高速流动、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人们对深度思想是有需求的，所以我们办了四年，目前粉丝数已经达到十万了。当然，我们没法跟那种粉丝数动辄百万的比较商业性、社会性的微信公号相比，但作为一个深阅读的微信公号，我们这个量级还是比较少见的。这几年我们影响力的扩大，很大程度上跟微信公号的建设有关系。 我们办微信公号相当于新办一本杂志，虽然叫的是“文化纵横”的名字，内容跟原来我们追求的风格也有大致相同的地方，但是稿件的来源、品类和显现风格都已经完全不同，所以基本上是做一个新刊，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新刊今后很可能会替代纸刊，但是眼前这个时间还不成熟。 凤凰网文化：《文化纵横》的宗旨是“文化重建”，在2012年您们举办四周年论坛时，有一个学者谈提出“重建”其实是拆完了建什么的问题。其实大家对这个命题也有疑惑，“文化重建”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杨平：对我们来说“文化重建”的含义就是价值重建。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人们却普遍焦虑、内心不安。精英阶层不明白方向，对这个国家的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走，争议不清，缺乏统一的价值，缺乏明确的方向感。普通百姓缺乏是非观念，我们看到道德匮乏的现象随处可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倒在路边无人去救，这种我们最痛恨的社会风气却在蔓延。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是需要价值和文化重建的，没有一种所谓新的文化和价值的建设，就不可能给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的支柱，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最尖锐的问题。 财富增长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人去解决，大家已经作为一种本能在做了。国家的外交、政治也有人关切，操心战略格局的大有人在，想办法出一个大招去打败美国，像这种问题会有很多人去出主意。但是面对人们这种价值混乱、道德混乱，怎么探讨出一种能够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又继承我们的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新的价值系统？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杂志就承担这个任务，我们的宗旨叫做“文化重建”，就是要在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建中国的话语体系，重新解释和建构我们的历史观。与此同时，再探讨变革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探讨这些新的社会结构中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诉求和政治诉求。 凤凰网文化：能听出来“文化重建”是一项内容非常庞大、任务非常艰巨的目标。在《文化纵横》去年二月份的刊物上，您写了一篇叫《巨变来临》的编辑手记，其中提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政局的更迭，几乎所有领域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而回顾您六年前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论坛上指出的种种问题，包括财富的问题、价值的问题、阶层的问题、精英的问题等等，我们发现，旧的问题还在，新问题又已经步步紧逼，在这种局面之下，对于“文化重建”，您认为您们这样一份杂志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新的挑战跟六年前又有什么不同？ 杨平：我们办杂志，而且是思想类的杂志，首先要明白就是这个时代本身的需求是什么，不仅仅是近期需求，还有中期需求，长期需求。在十年前我们就感觉到中国在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文化和精神价值。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我们作为文化人，作为知识分子，既然要办刊物，不管是电子刊物，还是纸刊物，不管是报纸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要知道了自己的使命，那就要去完成。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像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巨重大的战乱、外来文明的入侵、宗教的进入，内忧外患，导致文明的道统中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后期，进入五代十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侵入，西边的佛教闯入，对本土的儒家道统构成重大挑战。为了重建道统，中国的精英努力了将近三百年，到了宋代的时候，在朱熹他们手里才完成了理学的建设，继承了传统儒学，消化了西边传来的佛学，形成了中国的理学。 到了明代中后叶，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发达，又出现了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四大名著都是在明清时期出来的，除了四大名著，还有那些市井小说、色情文学，也都是那个时候昌盛起来的，包括《肉蒲团》、《金瓶梅》，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在市民社会的世俗浪潮席卷的时候，也就出现了人心不古、道德滑坡、是非不分的问题。那个时候又出现了像王阳明这样的人物，因应新兴市民社会，提出以心学为代表的新的价值诉求，才又统领了几百年。 现在我们遭遇到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80年的西方挑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经历过洋务运动，希望维持体制不变，靠少数精英学习西方的器物，坚船利炮，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后来失败了；继而我们又通过变法改良，引进西方的制度，希望用它的制度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又失败了；后来我们又希望通过共和革命，通过立宪，不仅仅是引进器物，而且还把它的民主政治、宪政制度也引进来，然后建立现代共和，结果导致军阀混战。 后来我们又努力，到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又碰到重大挫折，公有制企业、计划经济的效能低下，不得不改变。于是我们从西方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提上去了，但是在1949年到1978年建立的价值体系遭到了重大的冲击，人心又乱了。我们又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作为普遍价值引入，就在我们本以为西方的价值就应该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时候，又发现西方价值带来的问题也是多多，诸如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这是我们现实中普遍能感觉到的，而现有的西方价值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 面对这些问题，本来就已经使得一波一波一代一代的人，在探索中国建设、发展和革命的各种不同道路和模式的时候前赴后继，但是每当刚刚建立起来，几十年又垮了，或者又出了问题，现在再进行文化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是21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这是最明显、最重大的挑战，我们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以及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变迁，这些技术快速地重组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价值建设带来重大挑战。人究竟是什么？跟技术什么关系？机器是人，还是纯粹的自然？人工的自然和原本的自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面临挑战。另一方面的挑战是全球化，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五百年的进程中始终在扩展，到了最近几十年，速度更是在拼命加快，主要是技术革命、资本流通所带来的全球化。 这两样挑战也对我们五千年以来形成的价值体系——传统中以儒家为主的价值体系，七十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全部形成了冲击。一切的既有价值体系，在技术革命、全球化这样的未来社会面前都面对拷问。所以我们重建价值，既背负着我们180年来沉重的历史负担，在多次重大的历史变乱中寻找我们民族的核心、主体价值，与此同时，我们还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世界带来的变数。 所以今天“文化重建”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面临的挑战来得更为艰巨、更为尖锐，完成它也是更为困难。对这样的一种工作任务，我不认为我们一本杂志、我们一代人可以完成，完成不了，大概需要几代人来做。而这样的价值体系一旦建立起来，我认为中国的文明就具有普世性了，到时候就不是美国价值深入人心，而是我们中国的价值体系就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凤凰网文化：对于您们所努力的“文化重建”，您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是要重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杨平：目前关于价值的重建，有不同的主张，有主张社会主义，也有主张自由主义，也有主张保守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主义。我们认为未来能够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首先应该立足于我们的传统，立足于我们的文化，包括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包括我们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也包括180年来从西方传来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但与此同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技术革命的时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所以我们的任何一个价值变迁，如果不面对世界、不面向未来肯定是不行的。你拿四书五经，拿三从四德来要求今天的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主张是“面向未来、依托传统、当下实践”，有未来的引领，有传统的基础，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去寻找，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也非常的漫长。但不着急，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关注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正在实践着的，比如说企业的价值建设、机关团队的文化建设，还有NGO的社区文化建设，思考它们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究竟是什么，怎么能够通行，然后被当地人、本企业人所接受，形成真正良性的文化和良性的价值。这些东西都是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发掘出来，然后把它总结、加工、提炼、传播出去。 谈时局：民粹主义问题不同往日，全球化必须要坚持 凤凰网文化：回顾您九十年代组织的多次研讨会，其中一次是1994年8月份，您在《战略与管理》任职时召开了一次题为“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的研讨会，我们看到当下在全球的范围内又掀起了一种民粹主义复苏的浪潮。您认为现在的民粹主义跟以往有什么不同？现在如何来看待民粹主义这样一个话题？ 杨平：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讨论民粹主义和今天讨论民粹主义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九十年代，西方的主流思潮通过启蒙主义全面进入中国的思想界和大众，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各个阶层，乃至产生了很多社会运动。在当时物价上涨、社会腐败的背景下，这种社会运动又导致了民众对于体制的所谓抵制和抵抗，这使得执政者感觉到来自西方自由主义动员的民粹主义的威胁。 这样一种民粹主义的威胁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不利于执政党的执政，所以那时候有人提出批判民粹主义，试图把九十年代到两千年之间产生的反体制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归咎于民粹主义，并且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相提并论。那个时候是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精英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对由西方自由主义动员的民粹主义加以批判，这是当时讨论民粹主义的背景和含义。 如今对民粹主义的讨论跟之前非常不同，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已经全面侵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化的结果之一就是社会分化，社会被分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样一种所谓的民粹主义，它的内涵非常不同，它是由于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道德风气败坏导致的一大批普通民众对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怀念，这种怀念很朴素，当然也有它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它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对眼前社会问题的一种不满，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投射。 讨论民粹主义我觉得要区分不同时代的背景，以及它目前的现实内涵。我并不赞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当民粹主义产生的时候，它一定代表着大多数普通人的心态，不管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还是左翼的民粹主义，我们都要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理解它内在的合理性。 凤凰网文化：1995年，您组织了一次“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从‘眼睛向内’到‘眼睛向外’”的研讨会，有一个学者在会上提出，中国有三种战略可以选择，一种是“自助”，一种是“不出头”，一种是“搭便车”。从现在的局面来看，我们好像更倾向于走“自助”的路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平：九十年代之所以讨论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围堵和制裁中国，当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16字方针——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个方针之下，中国基本上是眼睛向内，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在国际上不当头，选择了这样一种“韬晦”的战略。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这种战略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凸显，这时候眼睛向内，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是不是就够了？ 当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时殷弘教授，写了个2000字的稿子投给《战略与管理》，他认为，从五百年的世界霸权更迭规律来看，凡是挑战霸主的国家就都失败了，凡是跟随霸主当伙伴，然后替代霸主的都成功了，所以他提出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战略研究而言是特别要紧的，关系到我们的现代化能不能完成。比如我们经常讲到国家发展的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简单说就是你会不会成为西方强国遏制的主要对象，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小布什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把中国视为敌人，当时我们觉得非常紧张。后来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美国反过头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恐怖主义上，给了中国十几年的发展“空档期”。 现在，战略选择的新的时间点又到了。今天跟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中国的产业从中低端正在往中高端上升。在历史上，苏联达到美国GDP50%的时候，美国拼命要把苏联干掉，这其中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日本达到美国GDP73%的时候，美国也出手了。 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两个大洋中间夹着一个岛，它的环境是非常安全，没有外敌威胁，所以美国要想动员国内的人民——尤其是不同种族、不同地方移民来的人——拧成一股绳去做事的时候，它必须要找一个外部的敌人。今天它还只是把俄罗斯视为敌人，但美国的精英非常明白，从发展潜力、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人民的勤劳等方面来看，真正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只有中国，所以中国想不出头，想搭便车，已经很难做到。 凤凰网文化：现在我们也看到，在国际上又出现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您怎么看待现在这种浪潮？您觉得坚持全球化的价值在哪里？ 杨平：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可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理解，资本主义有周期性运动，它的商业周期很短，大概七八年就来一次，产品过剩，卖不动就降价，降价后企业倒闭，或者企业利润减少，然后资源重新整合，价格再恢复，这是它的商业周期的表现。资本主义还有一些时间较长的周期性运动规律，有一个匈牙利学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了本书叫《大转型》，其中专门谈到自由资本主义有“30年往左，30年往右”的钟摆效应。在里根、撒切尔时期，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西方国家是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它要求尽量减少国家干预，提高企业效能，给企业减少税负，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作用。新自由主义走了30年，冷战之后，苏联解体，福山都说历史要终结了，这时候突然发现西方出问题了，民粹主义兴起、贫富分化加剧、排外种族主义兴起，这些问题都来自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钟摆”太过头。这时候反向的运动就会出来，出现反资本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的、反市场的力量，你可以把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欧洲的反移民、英国的脱欧，都看成是这种反向运动，这是它的钟摆效应走到今天的状态。 对中国来说，现在正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升时期，面对技术革命不断涌现、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挑战，如果中国跟随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去走民粹主义是走不通的，走传统的社会主义也走不通，法西斯主义更不是选择的道路。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效率，又有社会主义的公平，这条道路目前来看成绩不错，再给它30年的时间吧，也许就能走出来。如果走出来的话，可能会给今天的人类社会带来一条真正的新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适应全球化的道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也必然要选择全球化，它现在也已经进入到了资本过剩的年代，资本要输出，产能要输出，市场经济要寻求扩展，比如我们帮非洲国家搞基础建设，搞新型工业化，帮周边国家搞发展，这就是一种良性的资本、产能输出，也决定了我们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但是这跟传统殖民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全球化非常不同，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 凤凰网文化：最近有一个学者说，中国私营经济的任务是辅助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在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私营经济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您怎么看？ 杨平：他是胡说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不能够以追求社会主义的理由而不允许市场经济存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效率的，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因素，而市场经济因素的核心是私人资本、私人所有制的长期存在。但反过来说，如果光是强调私人经济有效率而贬斥国有企业，这也不对。国有企业扮演着国家经济基础、战略性发展、高端技术攻关、社会财富资源相对平均分配的角色，这些角色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两者都不可否认，前一段时间否认国有企业，今天又说私有经济到头了，都是胡说。 谈媒体：对八十年代的怀念，是一种现实情绪的投射 凤凰网文化：八九十年代，媒体通过深度的思想讨论，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浪潮，但在如今的媒体环境下却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社会公众迷恋情绪性的“声讨”和“站队”，而不是向着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种共识去努力思考，甚至展现出对深度讨论的抗拒。您认为现在的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气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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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杨平：真正建设性的、有效的媒体氛围是有一个前提的，要求我们每一个自媒体的操作者都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主体，他不仅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他不仅仅能够批评别人，也善于自我批评，这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公民应有的状态。但网络媒体里的大量发声者并不具备这种健全的公民应该具备的能力，对于权利，对于言论自由积极争取，但对于权利本身意味的责任却几乎没有意识。在网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质，很像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总体特征就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党同伐异，煽动极端情绪。这样氛围下的媒体生态其实是非常糟糕。 不独中国了，在西方，有些国家的媒体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出版自由，但在今天面对网络媒体的喧嚣时，它的社会各个阶层也都受不了，受到的影响太大。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媒体人，不要只谈言论自由，马克思主义也是谈言论自由的，西方自由主义也是谈言论自由，讲究权利的，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国的文化中，人不仅有权利，他更有责任，责任甚至是第一位的。如果你没有这种承担责任的能力，就赋予你权利，伤害就会很大。 凤凰网文化：就我们现在的自媒体而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属于公共媒体，我们很难用公共媒体的责任标准去要求它们，您认为自媒体应该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责任？ 杨平：如果是自己开个微博或开个微信自娱自乐，弄个圈子、群什么的，也没人管你。但是但凡有几万以上的受众，你就得有责任吧，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就得知道吧，如果说你这都不知道，公共机构就可以关了你吧，可以管你吧，这个是正常的。这跟我们现在的公共媒体一样，你办不好媒体，传播色情、诲淫诲盗、干扰社会秩序，工商就要管你，出版署要管你。个人媒体也是一样的，如果达到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就得要服管，不管是不行的，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法律必然要存在。 凤凰网文化：从您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来看现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的空间是不是一直在萎缩呢？还是说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杨平：对于媒体的这种管束从来都有，只不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条件下显现出的内容不同而已，所以出现媒体空间收紧这种事态，我觉得不必大惊小怪，也把它看成历史运动的某种常态，可能今天紧一紧，明天就松一松，后天又紧一紧再松一松。但总体回过头来看，今天媒体所获得的言论空间是大大进步了的。前几年我参加一个记者协会新闻评论的评选，我看参加评选的那些文章，在当年我的报纸上一篇都发表不了，可是现在都是优秀文章，可见这几十年来整个言论尺度、人们的容忍度、社会的进步程度之大，这是我们意识不到的。 年轻的你们都觉得今天已经快过不下去了，但是把你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环境看看，别说过不下去了，你死的心都有了。我觉得要看清楚媒体的规律性演变，进一步开放、放宽是不可避免的大势。对媒体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言论尺度是否更开放，而是能不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口、在隐晦不明的时候，能够把握住历史前进的主脉，把握住那个方向，然后按照那个主脉和方向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去办报、写文章和发声。总体来说，这样犯错误的几率会小一些。 凤凰网文化：如果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是越来越开放，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向往和怀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那种状态？ 杨平：还是一种情绪的反映，就像有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贫富分化不满，为什么知识阶层、报纸媒体怀念八十年代？不是因为当时的空间更大，而是因为他们对眼前的现状感到不满，然后投射，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理想化了。其实仔细去看八十年代的文章，哪那么理想化，全都不敢写，好多东西都不敢说，这就是投射，一种情绪。 凤凰网文化：基于此类情绪或压力的影响，很多媒体人都在离开这个行业，而另外一个方面，面对各种各样的时代之惑，有很多年轻人在网络上表达了希望投身媒体寻求“真相”的意愿。一方面是青年投身媒体的理想，一方面是媒体人不断流出的现实，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杨平：总体来说，这三、四十年，媒体是越来越市场化，也越来越受资本和商业的左右，在此之中，它就会以利润最大化为标准。比较各个行业，在这三十年到四十年代的变迁中，媒体的平均利润率是在下降的，金融行业的利润率在上升，按照市场规律，媒体人就流向别的地方去了，这是市场经济很正常的现象。很多人不在媒体干了，也不要觉得自己很悲壮，不能说真相，不能怎么着，所以走了，没有那么严重，就是钱少，社会地位不够，这才是关键。为什么一堆人往投资公司、银行里涌，而且都是尖子，都是精英，比媒体人素质高，因为收入好啊，社会地位高，根本是这个，不要拿别的理由来遮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做媒体是你的理想，那你想不想实现吧？而现实、房子、老婆、家庭不允许，所以你不去追求理想了，到了50岁的时候皓首穷经、一生慨叹，没人理你。你要有理想，你敢坚持吗？我敢说我坚持了30多年，一直没变。如果是你的理想，你就要执着地去做，因为人生能够把职业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爱好结合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情。如果因为房子等物质因素丧失了理想，那只能说你理想不坚定。还是要问自己：你要干嘛，你要追求什么。 凤凰网文化：对于那些想通过投身媒体去寻找社会真相的年轻人，您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 杨平：我想对这些人说，不要以为真相会等待他们去寻找，要寻找真理，如果不认识真理是不可能认识真相的，因为不同的角度、利益和位置会有不同的真相。所以，首先你要求得真理，求得认识真相的那些道理，然后有思想，你才能真正认识真相。这个我认为是做媒体人首先要具备的。没有这种求真理、求道的精神，就想着做个调查记者，弄点轰动性的真相，也就满足一两个月，能怎样呢？ 谈精英：知识分子如果不“改造”自己，迟早要被淘汰 凤凰网文化：《文化纵横》的受众定位是精英群体，将精英这样一类小众人群作为杂志的受众定位，必然会对杂志的发行量、覆盖面造成影响，既然如此，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受众定位？ 杨平：首先，杂志讨论的内容相对来说都还是精英关注的问题，大众话题也有，但是相对较少。我们关注的内容大多为高端的思想评论，涉及一些较为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议题，相比之下，精英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深度讨论。 再者，对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说，13亿人口的1%是1300万，1300万的1%是13万，如果我做到1%的1%，有13万人看我的杂志，那就够了。现在一本杂志有13万人看吗？不仅是学术型媒体，大众化的媒体有13万吗？我不认为。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13亿人口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看我的杂志、有5到10万的精英去讨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影响了这些具有思想原创力的精英，然后他们再影响媒体，媒体作为传播单位，经由记者再向百万、千万的人传播，从而形成了一个传播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叫同心圆的效应。 《大西洋月刊》2018年9月刊封面 凤凰网文化：在六年前的一次论坛上，您把《大西洋月刊》和《文化纵横》做比较，《大西洋月刊》无党派、无倾向的立场，也是《文化纵横》的坚持和向往？ 杨平：对。创刊伊始我们就面临着非常尖锐的挑战，除了同类纸媒之间的竞争外，更重要的是思想领域的左右冲突异常激烈。九十年代的思想交锋还可以坐在桌子上讨论，但2000年以后就基本不相往来、隔空骂战。学界既是尖锐的左右冲突的重心，又是杂志内容的主要来源，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想办法克服思想界的价值分裂。当时我们提出的方针是“面对问题，超越左右”，只要面对的问题是真实的，提出的分析和解决办法也是真实可行的，左的也登，右的我们也登。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人群都是分成左中右的，不可能清一色。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财富增长的同时人们的权利意识、契约意识也在增强，这个时候会要求自由主义的东西多一些，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不去反映这部分人的诉求呢？但相应的，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贫富分化、道德败坏、环境破坏，于是，社会主义均贫富、环境友好的主张这些东西就上来了，那么我们又怎能不去宣传社会主义呢？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左中右的观点你都必须去表达，都要给他们空间，但是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你面对的是真实，要用客观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表达。 凤凰网文化：关于精英的定义，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理解。之前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浪潮，都是年轻人主导，他们可以称为那时的精英，但现在的局面似乎已经变化。2018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已经达到了820万，八十年代可能只有几十万，当时精英的定义是否还能适用于现在呢？就文化重建的主力军而言，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能承担起精英的责任，来完成文化重建的任务吗？ 杨平：精英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定义：传统中国就是“士”，在朝是为“官”，在乡是为“绅”；近现代以后，政党是社会的精英；大学教育普及以前，有文化的人是精英；如今每年产出七八百万大学生，就不能叫做精英了，只能说是有文化的打工者和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在市场社会,精英通常以财富衡量；在传统社会，以教育和官位评定。现在说精英，资本家肯定是精英，官员也是精英，但有的是“土财主”，他就不是精英，因为他只关注个人、企业、家族的利益，而不放眼于社会的利益。我觉得真正的精英应该是能够承担超越地域、职业和家族责任，有普遍的公共关怀和情怀的人。 年轻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今天的年轻人说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那会儿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老觉得我们跟父辈有不一样，怎么不一样？都一代一代过来的，只不过文化有一些变化，社会氛围有一些变化。社会变化中问题也依然存在，就像刚才讨论的民粹主义、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这些问题今天看仍然尖锐且极具挑战，上一代面对的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解决。现在青年人关注娱乐也好，不关心实事政治也好，到了某个关键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主动找上他，逼他必须去回答。于是那些青年人中能够超越于他的职业，超越于他的家庭，有责任感的人就会出来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青年人完全值得指望，尤其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青年人，更值得指望。你们成长的时候，网络时代就到来了，信息获取之便捷及全面，是我们那一代不能比的。同时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识积累的分量也是我们不能比的。此外，成长于市场社会的年轻人，对于竞争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而我们那一代都还有一种大锅饭情节，你们没有，天生就是适应竞争，视野开阔。所以我对当代，尤其80、90后的青年，充满信心，你们比我们强得多。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也提到，现在的年轻人更多是关注一些非严肃性的议题，对宏大的命题不太感兴趣。就比如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的命题可能不甚了解，您认为现在的流行文化对宏大命题是否产生了一种消解的作用？ 杨平：当然，流行文化背后是市场文化，市场文化它的特点就是当下、快速、碎片，强调马上解决、快速满足，不涉及全局性和长远问题。市场经济有一套分工和交换的运作机制，而分工和交换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不认识另外一个人。做杯子，生产杯盖和杯底环节的那个人，跟其他的环节那是分开的，生产跟销售的人是分开的，卖家跟买家是分开的，生产、销售、购买、消费这个环节是不可分的，但是市场经济通过将每个人通过分工分到不同的环节里，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跟整体的关系，于是它的整体性就丧失了，全局性和长期性也就都丧失了。这个就是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特质——当下嗨，快速满足。资本主义市场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消解宗教、神圣和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然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个体的当下快乐，这恰好就是现在青年的主流文化的特点所在。 但那些长期、整体、本质的问题迟早会浮出水面，它会使这一代中那些优秀分子、真正的精英感受到痛，然后从娱乐的麻醉中醒来，寻找真实的东西。例如1968年法国的青年学生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工人运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学生工人运动……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推动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但当他们面对真的问题的时候，就会醒来。这种觉醒要冀望于社会的变动和变革，觉醒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并且都是伴随社会运动出现。比如汶川地震，导致NGO井喷式发展、捐赠爆发式的增长、志愿者数量也爆发式的增长，这可视为一种大的社会运动。 中国当代青年，需要摆脱所谓的娱乐文化、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对社会大的变动感同身受，才有可能产生一种整体性的觉醒。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学意义上没有价值，孤芳自赏而已。个人理想不能变为可实现的东西，那都只是空想，这就是需要有一波一波社会运动触发的原因。但我还是觉得大有希望，没问题。 凤凰网文化：关于精英阶层，现在存在两个现象：一方面这个时代需要精英阶层去解决很多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但是这些精英阶层没有出现，另外一方面，在民粹主义的觉醒以及网络热潮的涌起的过程中，掀起了一种反精英的浪潮。您如何看待如今精英阶层的现状？ 杨平：别的不敢说，目前中国思想界的精英现状我是知道的。第一，八十年代以来，大学体系在愈加学科化、专业化的同时，也在八股、教条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能与现实发生关系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教学专家，常常活跃在只有几百个人办的学术刊物里写几篇文章，十几个人、几百个人看，有几个人说好，就算写完了，有时候还没人看得懂。如此知识精英，怎么可能影响社会？ 第二，几代人之间的精英替换，叫做精英嫸替的现象。在八十年代占据话语权的精英，如今开始老旧、思想可能开始过时。因为不能共鸣于当下青年的问题意识、不理解他们焦虑何在，而不断被青年边缘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精英沿着年纪、代际的替换，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精英替换的出现，一些有综合思考能力的企业家、金融家、党政官员，因为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及时察觉趋势和变动，因此可以最先意识到问题的变化，传统精英因为不能及时认识到这些问题而落伍、被快速变动的社会淘汰。 第三，精英分裂。精英分裂是社会分裂的一个表征，我们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左中右尿不到一个壶里了，彼此之间已经很难坐下来讨论问题了，当社会出现动荡的话，他们会是各自社会群体的这种所谓代表人物，而且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也是比较令人忧虑的现象。大概你说精英，这三点变化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凤凰网文化：那您觉得如果在这种现状之下，精英们是不是应该去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精英本身最应该去做什么？ 杨平：我的愿望是精英通过新的方式能够形成整合，因为一个社会还是需要精英来引领和管理的，精英分裂这个社会就非常麻烦。精英群体核心的分裂点在于对共和国的两个30年，他们的认知是不同的，左中右正是沿着这个区分开的。我希望通过第三个30年，寻找到对于前两个30年的全新认识角度和方式，既然在历史和当下无法达成一致，那就从未来看，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时代，理应会对历史带来新的视角，这也是我一直的期待所在。 然而历史总在证明，精英终将无法整合到一块，到了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一大批精英将要淘汰和消失。当社会剧烈转变，就会以大量的牺牲为代价，而其中最大的牺牲就是精英。历史的转换通过一波波浪潮完成，会毫无情面地质疑一拨人、消灭一拨人。这是个历史规律，精英需要把握这个规律，进而带着整个民族前进。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那些退场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崛起的希望吗？ 杨平：毛 说知识分子要痛苦的改造自己，跟工农相结合才有希望。这些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够跟社会生产实践结合，不能跟技术革命结合，被淘汰是迟早的事，95%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已经都是废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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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是一包夫妻毒药 为了多拿拆迁款，彭某珍夫妻打起了小算盘。在协议离婚第二天，其丈夫与小姨子闪婚了。 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而在离婚后，他们又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其表明男方易某明还需支付8万元给彭某珍作为离婚补偿款。 在没有收到男方的这一笔补偿款时，女方提起了申诉。而这一场“假婚姻”的闹剧也随之被揭开…… 长沙一对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次日，女方的妹妹竟与其丈夫闪婚。 原本妻子的目的是让妹妹也能以此手段获得拆迁款，谁知当她向法院起诉要求其丈夫支付离婚后约定的八万元补偿款时却被驳回。 日，天心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该案中丈夫出具的欠条，并非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的财产分割与补偿约定，而是建立在双方串通以获取更多拆迁利益的“虚假”离婚之上，不具有合法依据。 与妻子离婚第二天，和小姨子闪婚 2012年11月26日，彭某珍与易某明在长沙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以下简称2012年11月协议），协议主要载明：双方自愿离婚。婚生孩子易某文归易某明抚养，彭某珍不承担抚养费用，但有随时探视权。易某明现有房屋中两间房归女方所有，双方无共同存款，无共同债权债务。 就在易某明与 某珍离婚的第二天，他与其妻子的妹妹彭某娟闪婚。 2013年7月12日，彭某珍与易某明再次签订离婚协议（以下简称2013年7月协议），离婚协议载明：一切以此次协议为准，之前协议作废。所有债务归易某明承担。现有楼房一栋，楼上三间房屋归彭某珍所有，楼上堂屋彭某珍有出入自由权，由易某明一次性出6000元给彭某珍做厨房设施和费用。双方签订协议后互不干涉对方生活。2013年8月11日，易某明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彭某珍离婚补偿款8万元（征收以后再付）。 后因易某明未支付该8万元补偿款，彭某珍遂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易某明向其支付8万元欠款。 庭审中，双方对欠条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各执一词。 为拆迁利益，姐夫小姨子玩“虚假”结婚 彭某珍称，2012年11月26日办理的离婚手续，及易某明在次日与其胞妹彭某娟登记结婚的行为，系三人为争取拆迁利益而共同协商完成的行为，非真实意思表示，且易某明与妹妹也无婚姻事实。 2013年7月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彭某珍与易某明确因感情不和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该协议时，考虑双方拆迁享受利益、小孩抚养、婚姻状况等诸多因素，经双方协商，易某明同意另行给付彭某珍离婚补偿款8万元，并自愿出具欠条予以确认。 但易某明辩称，2012年11月26日办理的离婚手续，是双方因感情不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他已按2012年11月协议履行义务，不存在再就离婚事宜与彭某珍签订新的协议，也不存在承诺补偿彭某珍8万元。 后来与彭某珍妹妹登记结婚，是想让其享受拆迁利益，与她妹妹并无婚姻事实。现在已与彭某珍妹妹办理了离婚手续。至于2013年7月的协议及此后的欠条，均系彭某珍及其家人胁迫作出，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报案或向基层组织反映情况。 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就易某明与其妻妹闪婚的事实进行询问。 “我与彭某娟结婚是她姐姐提议的，她妹妹因前夫欠了很多债，为了照顾她妹妹，就与她妹妹结了婚，目的是争取更多的拆迁利益。”易某明说，在与彭某珍离婚后，彭某珍就可以分户并获得拆迁补偿。同时，彭某娟与他结婚后，又可以将其与其子女的户口迁至他的户口上，也可以获得相关拆迁补偿。如果获得相关补偿，他们都同意归彭某娟所有。 彭某珍对易某明的陈述予以确认，并承认办理离婚手续后同居了一段时间，且后来拆迁时只获得了2012年11月协议中所分割的两间房的拆迁补偿款。 专家说法： 法律上不存在“假婚姻” 承办法官表示，“假婚姻”是近些年兴起的“特色婚姻”，随着拆迁补偿、买二套房、逃避夫妻债务、孩子上学等问题而粉墨登场。而法律上是没有“假婚姻”的，就算夫妻依据“假婚姻”协议办理了结婚、离婚登记，该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仍是双方的自愿行为，双方均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企图以“虚假”婚姻关系来获取不当利益时，很有可能面临着假戏成真、人财两空的窘境。 另外，民事主体间哪怕是基于意思自治而赋予权利或承担义务，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尊重公序良俗。并且一旦出现纠纷矛盾，应主动纳入法律轨道，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裁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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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一把，就都掉了一个上市大公司 “这么多钱都去哪了！” 2017年年底，在金立股东会议上，气氛凝重。突然间，几个大股东拍桌而起，向深圳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发起了质问。 会议桌上的刘立荣低着头，一言不发。 在这次会议之后，有人告诉他，股东们已经报警了。刘立荣便只身前往香港，起初他住在香港四季酒店一个套房里，准备短暂歇脚，后来则干脆在中环租了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是十几个月。 一位曾在香港见过刘立荣的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刘立荣过去一段时间在香港挺自由，甚至还胖了些。” 这十几个月，刘立荣一直在等待，会不会有孙宏斌之于贾跃亭一般的白衣骑士救场。被欠着巨额债款的供应商们也在等待，与其摧毁金立两败俱伤，不如静待金立的转变。 但事与愿违。 2018年11月20日，近20家金立供应商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上门讨债后没有结果，向深圳中院提交对金立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 刘立荣的境况也不妙。界面新闻得到的消息是，刚刚过去的几天，金立第二大股东卢光辉主持召开了股东会议，会议已经明确，刘立荣、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要离开金立董事会。在金立，大大小小的自然人股东有18个，踢走刘立荣已成了共识。 许多接受采访的供应商都表示，金立目前依旧欠着这些供应商几百万元或者上千万元的费用，他们在过去一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感觉老了十岁，怨不得自己，而是碰到了无赖。”一位金立供应商说。 也有金立的员工表示，金立连2016年的年终奖到现在还没有发，已经彻底对这家公司绝望。 金立行将就木，但种种谜团却依旧没有解开。 为何2017年上半年还盈利7.6亿人民币的公司，会在一瞬间走向死亡？为何接近一年的时间，金立债务危机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为何刘立荣要长期滞留香港？为何屡次传闻的接盘人迟迟没有出现？ 钱都去哪了？ “刘立荣在赌博上输了超过100亿，股东们推测过，刘立荣挪用公款的数目可能在60亿左右，但赌博地点不是在香港、澳门，而是在塞班。”一位接近金立股东的人士傅磐霞（化名）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虽然金立官方已经对刘立荣赌博的行为表示了否认，但据一位近期见过刘立荣的人士透露，刘曾亲口承认过自己参与了赌博。 最早听到100亿这个数字时傅磐霞是吃惊的，在他眼中，刘立荣是一名翩翩君子，酷爱围棋，说话慢条斯理，很有长远规划。有一次他知道了公司中有参与赌博的副总裁，还严厉批评训斥。傅磐霞没想到的是，这种完美的人设会崩塌得这么快。 关于刘立荣赌博的原因，界面新闻目前打听到有多种说法。有人说他在富豪圈的组织下去了塞班岛，从此爱上了赌博。也有人说，刘立荣一直都有赌博爱好，平时打高尔夫、看球的时候都会赌博。 从过往的细节来看，文质彬彬的刘立荣确实是个爱冒险的人。有熟悉刘立荣的人士说，他是围棋高手，天生喜欢博弈。比如在2005年，当时初有成绩的金立，便重金请来了刘德华作为手机形象大使，这则广告把金立的知名度带到了一个新的层级。 界面新闻记者过去采访刘立荣时曾问过他一个问题：“金立发布的上万元鳄鱼皮手机，怎么会有人买？”刘立荣在当时微笑地看着记者，自信地回答说：“你不了解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有着特殊心理，我需要去满足他。” 在过去，刘立荣一直对自己的冒险计划胸有成竹。但这一次却失手了。 傅磐霞说，刘立荣去过两次塞班岛。第一次就输了20个亿。第二次，与刘立荣私交甚好的几位朋友，亲自飞到了塞班想劝他回头，没想到看到的是却是赌桌上堆积如山的筹码。 “最后一把牌，就一把牌，一次性输了7亿美金。”傅磐霞说。 刘立荣输掉巨资的原因目前还很难确定，有金立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刘立荣喜欢赌博的特征被人盯上了，因此被设了局。 在无端挥霍掉将近百亿之后，刘立荣一直在思考如何寻找一个理由填上如此巨大的财务缺口。 2018年1月中下旬，刘立荣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提到，2016、2017年金立营销费用投入60多亿，加上近三年对外投资的30多亿元，近100亿元的投入对金立的资金链造成很大影响，这导致了金立近来资金链危机的出现。 这是刘立荣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不容否认的是，这个言论非常成功，也已经让绝大多数人相信了一个事情：金立的钱都花在营销上了，是残酷的手机行业害死了金立。 但大股东们显然不会接受这套说辞，股东大会上的那场发问已经说明了他们的不满。可以用逻辑判断的是，刘立荣的说法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营销费根本不是压垮金立的根本原因。 界面新闻记者经过深度调查发现，在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以前，金立是一家优质的手机公司，最起码在营收和利润状况上，都不至于出现命悬一线的危机。 2016年10月28日，金立发行了规模为10亿的私募债“16金立债”， 期限为3年（2+1）。这个债券的详细资料显示，2016年，金立营收达到270多亿，净利润达到了13.3亿，现金余额为7.3亿。2017年上半年，金立营收则为150多亿，净利润则为7.6亿，现金余额更是达到了10.3亿。 而最早爆出欠款风波的金立供应商欧菲科技，其在公告中提到的欠款仅仅只有6个多亿，如果按照当时的金立经营状况，完全有能力偿还。显然，金立背后的窟窿不是来自于日常经营活动。 刘立荣深思熟虑选择了营销费成为了他赌博的“背锅侠”，这是最具欺骗性的，因为在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确实出现过像乐视这样的资金流断裂的公司。 但事实上，金立的营销费用实际花费也并没有那么高。 “2016年广告投入费用大概10个亿左右，2017年只有7-8亿的预算，下半年都没花完就出事了。”傅磐霞说。 他补充，一方面，如果按照刘立荣所说的60亿营销费用，可能是所有投放的刊例价之和，但实际上每笔投放都有大量的折扣，比如江南春的分众广告能给到非常低的折扣。 另一方面，金立的大多数广告款到现在都没付款。金立最大的广告代理商叫蓝色火焰，是当年金立创投投资的公司，这家公司大概占到了10个亿左右的广告支出，其负责人也是刘立荣的好朋友。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2014年金立创投投资了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后来被上市公司华录百纳收购。而在这家公司的介绍中确实也提到金立智能手机的营销案例。 “2017年，虽然金立手机的台数有所下滑，但销售均价在提高，所以整体营收都在增长，M2017卖了十多万台，营销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傅磐霞说。 2016年9月，赛诺的数据显示，金立在当时销量排在国内第四，也超过了小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金立都能够稳居国产手机前列。在四五线城市的一些地区，金立在当时的份额甚至不低于OPPO和vivo。 傅磐霞曾做过统计，2016年和2017年是广告投放最凶猛的一段时期，问题在于，如果真像刘立荣所说是营销拖累了公司，那为什么那段时间财报盈利状况却日益变好？ 这个财务谜团，或许只有刘立荣能够解答。 神秘接盘者？ 对于资本大亨来说，赌博是在圈子里是正常的怡情方式，百亿赌债其实也并不算什么，资本腾挪术也司空见惯。但上市公司欧菲科技在2017年12月的那纸诉状，真正吹响了金立的死亡号角。 2017年12月14日，欧菲科技召开电话会议，表示“已经对金立申请了财产保全，抵押物包括金立旗下两处深圳物业和微众银行3%股权，总体估值超过20亿。”紧接着，2018年1月10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董事长刘立荣所持有的41.4%的股权，冻结期为两年。 这是致命一击。欧菲起诉导致法院冻结了金立账户，从而出现了股权和资金流动性的问题，这可能是连刘立荣都没想到的意外，这意味着他赖以斡旋的筹码全部失效，金立也因此瞬间命悬一线。 破局的办法是寻求外部投资者。过去一段时间，金立方面不断传出有不同的接盘方出现。《财经》的报道则提到，金立至少经历两轮战投谈判，不仅包括TCL这样的硬件厂商，也有佳兆业、宝能一类的地产商。金立官方承认的，是一家有国资背景的企业。 “刚开始，刘立荣确实还想要公司的控制权，因此跟一些资本方有利益冲突。”傅磐霞说，如果失去控制权，他可能无法调用公司资源，也就意味着一无所有。 之后，刘立荣在今年初的采访中又表态：“自己不会逃跑，会留下来解决债务问题，必要的时候，自己会让出公司控制权。”可见，公司控制权是其深思之后的妥协。 但各方投资始终没有谈妥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金立巨额的财务窟窿。傅磐霞的说法是，“刘立荣和财务负责人将金立很大一部分的账目毁了，投资方都不接受这样的一团乱账。” 傅磐霞回忆，当时公司有主动让外界知道国企背景的资方进来，但我们再三内部打听，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家国资背景的公司。“真的有这家公司吗？”傅磐霞说。 另一方面，乱账掏空之下，金立几乎已是空城。根据一份供应商整理的数据，截止2017年12月31日，金立总资产和总负债约人民币201.2亿和281.7亿，净负债80.5亿元，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金立所拥有的微众银行和南粤银行这种优质的金融股权资产，大多已经抵押给了银行。比如微众股份2.1429%股份，9000万购，已抵押给北京泰隆兴业房地产公司，价值4.8亿左右。南粤银行9.3%股份已抵押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价值6.9亿左右。 “刘立荣注定出局了，他现在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傅磐霞说。 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 事到如今，金立已过了自主解决债务问题的黄金时期，破产已是大势所趋。 一位参与申请破产重整的供应商表示，他们已经给了金立足够多的时间，但金立并没有拿出任何有效挽救措施。所以最终他们决定干脆让法院进行裁决。 财新的报道提到，金立案正以破产清算的程序处理，如果中途有投资人愿意重整，则案件可以转为破产重整，如若失败则继续清算。 熟悉公司法的律师游云庭对界面新闻记者说，破产清算的话法院会成立一个清算组，如果发现挪用公款行为，会对金立和刘立荣提起诉讼，然后把所有资产进行抵押拍卖，优先清偿供应商、职工、税款和负债。而债权人也会向金立以及刘立荣个人提起诉讼。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处理，刘立荣在金立的股权将变得一文不值，除此之外，供应商们所获得的赔偿也会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刘立荣还会面临着被法律追责的风险。 如果是破产重整，意味着有投资方和原股东都会参与进来，会有一定的缓冲空间，以及还能商讨如何弥补这一大笔财务窟窿。 界面新闻得到的最新消息是，11月23日，金立将再次召开债权人会议，商讨到底是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 “这一切还是得投资人和法院说了算。”游云庭律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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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了他的宠物小狗？？？ 怀念小黑 我终于有了一条小狗。当我这样说时，日子变得梦幻，就像这些天，我在给自己的房子安装玻璃，心里高兴就不禁感叹天气的美好，称它是装玻璃的好日子。现在我可以称自己是一只小狗的主人了。 那天下着雨，我不在山上，见到它是第二天的事。有人捎口信，说它在邻居家里等着我呢，是陶弟从板桥村顺路送来的，黑的，不到一岁。我在城里就已想好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影子，意思就是影子，如影随形的影，暗示我们将形影不离。结果也是，这些天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刻。它也愿意伴随我，看着我把一面面玻璃按尺寸钉在窗框上。 我非常快乐，但很快就发现，在我和影子之间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它十分不听话，常常对我充耳不闻，有时还转过头流露出茫然的神情。其实茫然的应该是我，比如，我叫影子你过来，它却风似地溜了，再比如，为了让它接受教训，我耐心地把它找回来，让它嗅地板上刚撒的那泡尿，我揪着它的耳朵对它说：“影子，瞧你干了些什么？”它竟然在这面不光彩的镜子上再添一泡，尾巴还摇个不停，怕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或者我以为是那条尾巴，在嘲笑我的教育方式，以及在确立主人形象方面自己是否操之过急。但是，必须当场抓来，及时就地教导，让它闻自己的屎，据说这是传统的办法，挺灵验的。 让小狗不随地撒尿拉屎是很伤脑筋的。我怀疑问题可能首先出在给狗起错了名字上头，于是很快又想了一个新的：小黑。趁它还没习惯影子这个名字。但它仍然不改恶习，我打开窗，把它扔出去，回来时还是嬉皮笑脸。我只好每次都捡起一根竹枝，狠揍它一顿屁股，这才让它明白了几分。 但在外人面前，我总是夸它可爱，逢人就说，喋喋不休。我说那都是份缘，当初见我背着行囊出现在山路口上，是它主动缠着我。陶弟说，看来你们有缘，送给你要不要，我想也是啊，为什么不要？这才送来了，甚至没等我回到山里。 也许，我们俩的日子，就是从对它的重新命名才真正开始的。 那一夜，整座幽静的山谷里只有我们俩。当我说出了“幽静”这个词，幽静的意味已不同于往常，它似乎被注入了奇怪的活力，舒展而又安详；当我说雨已经下起来，其实那是溪水的声音，在黑夜里的延续，在宁静里获得充盈，为此某些事物变得可以倾听，也经得起呼唤了。我记得自己又去点燃一支崭新的蜡烛，然后俯身捧起它的脸，对着它的耳朵胡言乱语，仿佛打心底里早有一番感激的话想对它说，只是说得模糊，连自己也没听清楚。 白天是另一回事。白天闪闪发光，一切大白于天下。但我不在白天写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白天的时间腾出，用来打造园子，或清理某块菜地，或把一块石头搬来搬去，挥汗如雨，把它铺在合适的地方。 小黑特别喜欢看我劳动，当我高举那形似动物下巴的锄头时，它就会在一旁汪汪地叫；当我心事重重坐在房前台阶上，望着静静流淌的小溪，它会时不时地跑进我的视野。有时突然下起暴雨，正要收工，看见它从雨幕中急急地跑回家，一条落水狗似的，在屋檐下奋力抖出满身的水花。这时候如果跟它说，为什么不先躲过那阵雨才回来，它是肯定听不进去的，它会换个地方，继续抖动，然后埋头舔起自己，津津有味，仿佛下在身上的雨是甜的。 小黑不会写“远方在发甜”这样的句子，但它知道白天和黑夜是不一样的。它也不会想着未来，因为那里没有一丝丝味道—但知道我正在抚摸它的未来，因为它还是一只小狗。但有时它又深谙世故似的，明白我频频地扔出骨头，是在训练它，好让它最后一次叼回来时，已变成陶弟说的那种好猎狗。 我记得英国桂冠诗人休斯的一首诗《乌鸦的第一课》里面的第一段和最末一段。第一段的开头是，上帝想教乌鸦说话，“爱，”上帝说“你说，爱。”中间那段大概是说，乌鸦努力了，但它一张嘴就不住地吐着脏东西，连上帝都无法收拾。最后的那一句是“乌鸦飞走了，怪内疚地”。我想我和小黑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虽然在小黑眼里我可能也是个上帝。我是说当我意识到在上帝的嘴里，“爱”这个词，无疑是一项艰辛的事业，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而我这个山里人，孤陋寡闻，像陶弟那样穿着旧军装，只晓得一味地把骨头扔进草丛或水里，让小黑叼来叼去，回到屋里桌上照样三菜一汤—想起这些，心里倒也是怪怪的心满意足，而小黑也高兴我这么做。 让小黑变成一条猎狗，是我的梦想，只是现在尚为时过早。虽说我总是远远地站在一边，或手舞足蹈，或骂骂咧咧，但我不急于求成，也不因为身边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而苦恼。也许我真该记得进城时，不妨跑到书店找找，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我甚至很神经质地想，我写作不也是没人教吗？我不知道自己写得怎样，但我一直在那边涂鸦，勤勤恳恳，试图穷尽一生，仿佛那只是某种契约式服役，带着沉重的宿命感。 现在我对小黑也抱这种看法，打第一眼起，我就喜欢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嗅出了它身上的猎狗秉性，放任它整日地在大自然里撒野，觉得它与城里的同类比起来，住在大自然里，也算它前世修来的福气，它也许只需稍加点拨，就能如我所愿。 既然在《乌鸦的第一课》中，上帝在教化众生上开了个先例，那小黑你这个乡巴佬也可以学会。 “小黑，爱，你说爱！”我一次几乎要脱口而出了，又猛然觉得自己够傻的，就闭嘴笑了。小黑莫明其妙，它不知道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它更不知道《圣经》里也写着一个上帝，和那首诗里的上帝有点不同，《圣经》里的上帝只对着光说话，而诗里的上帝却一本正经地对乌鸦说：“爱，你说，爱。”不厌其烦又旁若无人。小黑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天大的象征，更不知道当上帝说出那个“爱”字后，也打开了我大脑里有关上帝的一个个画面，看了叫人癲狂：哟，上帝站在天堂的黑板前面，上帝在一枝可有可无的枯枝上，上帝在手把手地教他的造物说话，最后竟让自己受到伤害，内心里留下深深的挫败感，双眼远远地隐匿在天幕后面…… 这太戏剧性，太意味深远——小黑自然理解不了，这里面有种可怕的美，令我目瞪口呆。它灰溜溜地逃掉，留下我神经兮兮的，独自在那里四下张望。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当小黑一天天长大，我继续抚摸着它的未来的时候，天上愁云密布，我愁眉不展。我这样说小黑——它不可能像那只有话说不出口的无地自容的乌鸦，但它随时可能从它的未来跑开，而成不了一只猎狗。因为它曾一度让我目睹了一个现实，令人绝望地证实了我的直觉。我相信那时如果有人怂恿，我可能会跑上楼去写一首诗。 此事有点难以启齿，但说出来会好受些。是这样的，那天我到台阶下面的溪里清理石头，当我潜入水里冒出水面时，只露出一颗脑袋，这让小黑吓坏了，狂吠不止！而等我整个从台阶上现身，它几乎是半爬半滚地绕过一块岩石，逃回屋里。我异常生气，把它赶出去关上门，决意晚上就让它在外面待着，让它自己找个地方睡觉。我隔着门对它说：是时候了，是去适应黑暗的时候了，你应该像狼一样去游荡。我一边说一边关上门，而它顽强地想从门缝里钻进来，嘴和爪都用上了，许久之后才无奈地离开，再也没有半点声息。我很想开门看个究竟，但还是理智地早早上床睡觉。 我知道这有点过分，我知道这事跟那首诗扯不上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在梦里，像那个上帝又是咒骂又是哭泣。我想我只是对小黑期望太高，这才让我无比沮丧。就让它待在外面的黑暗里好好反思吧。我很疯狂，暗地里掠过一丝狂喜，想着一觉睡到天亮，明天开门和小黑相见时，看它还会不会再吓一跳！我的疯狂是有根据的，那天晚上我半睡半醒，听到它在外面断断续续地几乎闹到天亮，有时是呜咽，好像很委屈，有时却是对着黑暗低吼，似乎黑暗的某处有个东西，在跟它对峙，在逼视着它，而它勇敢地发出吼声。我暗自得意，心想这才是它的本来面目。上帝，我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也曾一再地面对自己的黑暗，各种不同时期的黑暗，后来我在大自然的黑暗里，学会了敬畏黑暗本身。也许黑暗里一个不可见的空无，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导师。不过，此刻我想说的是，那天一早，我打开门就像是风把门打开的。我哈哈大笑，因为小黑早就在门口等着，跳着，叫着，昨日的畏缩和狼狈不见了，两眼有一道狠劲，毛色更黑亮，嗓门更自信，像是见过了世面。那么昨夜它除了叫唤，还跑去哪里了？它好像丝毫无损，没被黑夜吞掉，而是到黑暗之神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因此目光炯炯，只是我们一时看不见；因此有点孤独和神秘，只是依然天真无邪；因此宽容了我，而我以为它健忘。 不论怎样，它又蹦又跳，跟着我回到屋里，并径直扑向饭碗，狼吞虎咽起来，最后舔得干干净净时，还歪着头斜视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我们终于达成和解，表示对某些往事，彼此间可以心照不宣了。 这就是我的小黑，它从来就不是那种“乌鸦”，虽然它后来也没有成为猎犬，像陶弟所说的那种。退一步讲，事实上它从来只是一只正常的土狗，也学会了所有看家本领，对此我过去是一厢情愿，现在却也心满意足。如此海阔天空，听起来有点自欺欺人，但也只能这样吧，谁知道呢？天啦！我又想起了那首著名的诗，想起上帝这个资深教师，执意要乌鸦回心转意，要动摇它，好让它回到天堂。 我想到我必须羞愧，因为小黑没有成为一条指定的猎狗。庭院荒草萋萋，家园几近颓败，因为我的一次次不在，小黑也一次又一次自我放逐，沦落他乡。但每次当我重回山谷，总是它领引我回到屋子。只是这一次，打开家门，刚刚坐下来，就有人捎来口信，说它正在翻山越岭，不愿寄养别处，说它会像影子那样回来，说它到处闯祸，到处留种，到处都有人喊打，有狗在追它，似乎要追上去让它说出一个字：爱，但它没有回答，也不能回答——最后才知道它被人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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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已经对自己人生的厌倦了 1910年10月28日凌晨4点，托尔斯泰溜出自己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房子，搭了一辆车来到附近的火车站，买了一张前往科泽利斯克的三等车票，踏上了前往奥普京修道院的旅程。在自己82岁，生命只剩下10天的时候，托尔斯泰声明与一切——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生活了将近50年的老家宅、他的农民以及他的写作生涯——断绝关系，在修道院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他曾经多次有逃离的冲动。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加入经过他庄园去基辅的朝圣者，在夜里走上很远，通常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还没回来。但现在他有一种一走了之永不回头的冲动。和妻子索尼娅无休止的争吵——这些争吵通常都是关于庄园的继承问题——让家庭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希望在人生最后的时刻能够获得平静和安宁。 托尔斯泰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毫无计划地匆匆离去。但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带到了奥普京。或许是他刚刚才第一次读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许是他姐姐玛丽亚的出现，这是他的幸福童年唯一幸存的见证者，她的生命如今也快走到尽头，就在附近奥普京僧侣辖下的沙莫蒂诺修道院安度晚年。奥普京离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不远，在过去30年间，托尔斯泰曾多次像个农民一样，到那里跟阿姆夫罗西长老探讨关于上帝的问题，借此来抚慰自己困扰的心。奥普京隐士们禁欲式的生活启发了托尔斯泰：《谢尔盖神父》（1890—1898）可以看作托尔斯泰本人批判世界的宗教独白——故事讲述了一个在奥普京修道院做隐士的军官，他试图在祷告和冥想中寻求上帝，最终在谦卑的修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有人说托尔斯泰在奥普京是试图与教会和解——他希望能在自己死前，让教会撤销将自己开除教籍的处罚（1901）。当然，如果想达到这个目的，奥普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基督教教义，符合教会规定的朴素仪式，都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十分贴近。但似乎托尔斯泰更多的只是想要“逃离”。他希望逃离尘世纷繁复杂的一切，为自己即将开始的灵魂之旅做好准备。 从《忏悔录》中推断，托尔斯泰信仰上帝是一次突然的转变——源于他19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道德危机。许多学者也这样认为，危机之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与危机之后的宗教思想家托尔斯泰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实际上，对于信仰的追求贯穿了作家的一生以及他所有的艺术创作。他全部的自我认同与他对精神意义以及精神完满的追求紧密相连，他也从基督的一生获取创作的灵感。托尔斯泰眼中的上帝象征着爱与和谐。他希望归属于一个团体，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是他在婚姻以及与农民的相处中所寻找的理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每个人神圣的核心就是拥有同情和热爱他人的能力。罪就是因为失去了爱——这本身就是一种惩罚——获得救赎的唯一方法就是爱。这一主题贯穿了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从第一部《家庭幸福》（1859）到最后一部《复活》（1899）。那种认为他的文学作品与宗教信仰分裂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和果戈理一样，这些文学作品寄托着他的宗教观。所有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都在追寻一种基督式的爱，一种与其他人之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赋予生命意义与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 一个被孤立后只能依靠自己的人物——注定要在托尔斯泰的世界消失；或者为什么他笔下最为歌颂的人物，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农民卡拉塔耶夫，会通过承受其他人的苦难来展示自己的爱。 托尔斯泰用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上帝。他认为人类无法用自己的智慧理解上帝，只有通过爱与祈祷才可以。对托尔斯泰来说，祈祷是人类洞察神性的时刻，是片刻的狂喜和自由，祈祷时人类的灵魂可以从人性中解放出来，与宇宙融合。许多东正教的神学家都将托尔斯泰的信仰与佛教和其他东方信仰做过对比。但实际上这种神秘主义与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士们更为接近。托尔斯泰与俄国教会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甚至奥普京修道院都无法满足他的精神要求。托尔斯泰反对教会的教条——三位一体、基督复活、神圣基督的整体概念——相反，他宣扬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人们要以他为榜样。他的这种基督教信仰难容于任何教会。它超越修道院的高墙，直接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关于贫穷和不平等、残忍与压迫，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无视这些问题。这也是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托尔斯泰的道德危机以及他与社会割裂的根源。托尔斯泰越来越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他立誓要卖掉自己的财产，把钱分给穷人，怀着基督徒间友爱的情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本质上他的信仰是一种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因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教会和政府权威。但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在他看来，反对不公正与压迫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基督的教诲。 1917年革命让我们忽视了托尔斯泰对福音书的朴素解读所带给教会与政府的真正威胁。在20世纪初他被开除教籍时，托尔斯泰的信徒已经遍布全国。他基督教式的无政府主义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对于官方教会，甚至对于沙皇来说，这都是个巨大的威胁。俄国任何社会革命都必然有一个精神基础，即使是最强调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要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赋予宗教意义。保守派报纸《新时代》的主编A. S. 苏沃林写道：“俄国有两个沙皇，他们是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哪个更强大？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完全没有办法；他无法撼动托尔斯泰的地位。但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却可以撼动他。”如果沙皇政府最初不找托尔斯泰麻烦的话，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在19世纪80年代，很少有人读过托尔斯泰关于宗教的作品，到了19世纪90年代，教会开始批判托尔斯泰，说他试图颠覆政府之后，托尔斯泰作品的非法印刷品才开始在各地大范围地流通。到了1899年，当托尔斯泰发表《复活》时，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社会批评家和宗教异见分子，而不是一名小说家。书中对沙皇体制——教会、政府、司法裁决与刑事判罚体系、贵族阶层的私人财产和社会习俗——的批判，使得这本书的销量远远超过他的其他作品，成为作家写作生涯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书。“所有的俄国人都从这本书中汲取营养，”斯塔索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贺信中写道，“你无法想象这本书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19世纪所有的文学事件没有一件能与它相提并论。”教会和政府越攻击托尔斯泰，他的追随者就越多，直到1901年他被彻底开除教籍。教会这么做是为了掀起大众对托尔斯泰的仇恨，一些反动分子和东正教狂热分子的确响应了这一号召。托尔斯泰收到了死亡威胁和谩骂信件，喀琅施塔得地区的主教以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而臭名昭著，他甚至写了一篇诅咒托尔斯泰死亡的祷文，这篇祷文在右翼媒体中受到极大欢迎。但每有一封威胁信，托尔斯泰就会相应收到一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信。人们给他写信控诉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或者感谢他在著名的《我不能保持沉默》一文中对沙皇的批判，这篇文章描写的是那场引发了1905年革命的“血色星期天”大屠杀。数百万从未读过小说的人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作家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心怀敬仰的民众前来围观——据警察统计，在庆祝托尔斯泰80岁生日时，前来庆贺的民众数量要远远高于给沙皇做寿的。 托尔斯泰将《复活》所得的一切收入都捐给了杜霍波尔教派。杜霍波尔派教派可以说是托尔斯泰之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它的首批团契于那时成立。作为反对教会与政府权威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刚刚在俄国崛起就受到各种迫害，19世纪40年代他们被强迫迁到高加索地区。托尔斯泰对杜霍波尔派的兴趣始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的思想对托尔斯泰写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元素——天国是在每个人心中的理念、对官方教会的教条和礼仪的反对、（理想）农民集体生活中的基督徒准则——也都是杜霍波尔教派的理念。1895年，教派发起一系列反对征兵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自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和平主义分子）涌入高加索地区，许多人加入杜霍波尔教派的队伍。托尔斯泰亲自宣传他们的诉求，给媒体写了数百封公开信，并在后来安排他们移居加拿大，并支付了其中的大部分费用（在加拿大，这些异见人士也成为当地政府的烫手山芋）。 托尔斯泰与其他许多教派也有密切的联系。他的“活的基督教”（living Christianity）理念与各教派对真正的俄国教会的追求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都来自社会乌托邦式的构想。“托尔斯泰主义”（Tolstoyism）本身就是一个教派——至少他的敌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追随者与其他主要的宗教教派之间有个持续的讨论，就是在托尔斯泰的领导下组织一场统一的社会运动。这对于教会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教派分子的数量在急速增长，从18世纪地区性的大约300万人，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大约有3000万人，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俄国人口（约1.2亿人）都是教派主义分子。随着19世纪末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不断深入，每年都会有新的教派成立或者被发现。到了20世纪，神智学者、神人同形同论者、象征主义者、拉斯普京信徒和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分子，都开始把这些教派当成自己所追求的新的以及更“本质的”俄罗斯信仰的答案。官方教会处于崩溃边缘。政治上受制于政府，教区生活停滞，即使教会在精神上还没有彻底死去，他们也已经无力阻止大批农民转投其他教派，或者逃往城市，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阵营寻求世界真理与正义。 如果说，托尔斯泰基督教式的无政府主义是由于他渴望归属一个充满宗教友爱情谊的自由共同体，那么他这番信仰的个人因素则是源于他与日俱增的死亡恐惧。死亡是他一生和所有艺术创作中都不能摆脱的主题。他父母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尼古拉——这一情景挥之不去，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描述了另外一个尼古拉，列文公爵的哥哥之死。托尔斯泰不顾一切地想理性地看待死亡，将其看成生命的一部分。“人们恐惧死亡，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死亡意味着空虚与黑暗，”他在《论生命》（1887）中写道，“但是他们之所以看到空虚与黑暗，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生命。”后来或许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托尔斯泰认为死亡是个人人格的幻灭，成为宇宙中的抽象物质。但这些观点无法令熟识他的人信服。就像契诃夫在写给高尔基的 中所说的，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死亡充满恐惧，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此他通过阅读经文来使自己获得平静。 1897年托尔斯泰拜访了契诃夫。这位剧作家当时身患重病。他得肺结核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并且伴有肺部大出血，契诃夫没办法像之前那样对自己的病情置之不理，只好找来医生。托尔斯泰是在契诃夫肺部出血6天后到的医院，他发现契诃夫当时情绪很好，有说有笑，把血咳在一个大啤酒杯里。契诃夫很清楚自己病情的危险程度——毕竟他曾经是一名医生——但是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甚至还在谈论未来的计划。契诃夫用自己一贯的诙谐睿智说，托尔斯泰发现自己的朋友还没有到垂死的边缘时“几乎非常失望”。显然托尔斯泰是想要来跟他谈论死亡的。他惊异地发现契诃夫面对死亡能够泰然处之，继续像平常一样生活，或许他对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有些羡慕，因此他想了解得更多。通常来说，在一个病重的人床前是不适合谈论死亡的，但是托尔斯泰很快就提起这个话题。契诃夫还躺在这边咳血，他那边就长篇大论地谈起了死亡和来生。契诃夫认真地听着，但最后他还是失去耐心，跟托尔斯泰争论起来。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所谓死亡的神秘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僵直浑沌”，他告诉托尔斯泰自己也不想要这种永生。实际上他并不理解死后还有来生这种说法。用他的话说，思考这种“虚幻的永生”或用它来自我安慰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两个人之间最关键的分歧。当托尔斯泰思考死亡时，他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而契诃夫关注的则是眼下。托尔斯泰走后，契诃夫在医院里对自己的朋友，出版人A. S. 苏沃林说：“你就这样不存在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把你送到墓地，然后回家，喝茶，说一些关于你的虚伪的话。想想都让人觉得不舒服！” 所有契诃夫的作品都有关于死亡的内容，在他后期的许多作品中死亡成为创作的主题。契诃夫的一生都在和死亡作斗争——起先是作为一名医生，后来是作为一个垂死之人——或许正是因为他与死亡如此接近，他才能以如此无畏诚实的方式来描写死亡。契诃夫知道，通常人们都以极其普通的方式死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死的时候都在想着要活下去。他看到死亡只是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当他面对生命的终点时，他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勇气，以及他一直以来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热爱。1904年，他和妻子奥尔加一起预定了德国巴登韦勒的一家酒店。“我去那里等待死亡了，”出发前夕，他对一位朋友说，“一切都结束了。” 7月2日晚上他醒来，发着高烧。他找来医生，大声说：“Ich sterbe.”（“我要死了。”）医生尽力让他镇静下来。前者离开后，契诃夫点了一瓶香槟，喝了一杯躺在床上，随即告别了这个世界。 托尔斯泰的遗体从家中抬出 对托尔斯泰来说，死亡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出于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他把信仰维系在一种神秘的理念上，认为死亡是精神的解脱，肉身幻灭后会成为一个“宇宙的灵魂”；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他的恐惧。没有人比托尔斯泰更加频繁地，或者说更有想象力地描写死亡的时刻——他对伊凡?伊里奇以及《战争与和平》安德烈的死亡描写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但这些并不仅仅是死亡。这是最后的审判——此时，将死之人重新审视自己生命意义，在精神真理中找到救赎或者最终解答。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展示了一个男人——一个高级法官，他在临终回顾时才真正认识了自己。伊凡发现他的一生都只是在为自己而活，因此他的生命被浪费掉了。他的终身职业是一名法官，但他对那些工作中接待过的人的关心，远赶不上眼前这位医生对他的关心。他的一生都围着自己的家庭转，但他并不爱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似乎也不爱他，由于没有人意识到他即将死去这个事实，也没有人来安慰他。唯一与伊凡有真正亲密关系的是他的仆人格拉西姆，一个照顾他的“青涩农民小伙”，格拉西姆整夜守在他床前，并抱着他的腿让他感觉舒服一些。格拉西姆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对一个他知道即将不久于人世之人的善意之举，而他意识到这个人即将死去，也是对弥留之人的巨大安慰。在伊凡看来—— 对于他即将死去这件糟糕透顶的事，在那些与他相关的人的眼里似乎成了一件偶然的、不愉快的，或者说相当不合时宜的事情（就好像一个身上有怪味的人走进了一家人的客厅）——而他们有如此的反应，恰巧是出于他终生所信奉的那种适可而止的礼貌。他觉得没人同情他，因为没有人愿意真心理解他的处境。格拉西姆是唯一一个理解他并同情他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格拉西姆在伊凡身边时，他才能感到放松……只有格拉西姆不会撒谎；所有事情都证明，只有格拉西姆了解事情的真实状况，并觉得没有必要去掩盖现实，只是单纯地为他病重的、将死的主人感到难过。有一次，伊凡准备让他回去睡觉时，格拉西姆甚至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都会死，这点小事算什么？”意思就是他不介意多干点活，因为将来他也会死，他做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在他要死的时候，也会有人这样对他。 一个淳朴的农民给这位法官上了一堂关于真理与同情的道德教育课。格拉西姆向他展示了人应该怎样生应该怎样死——一个农民对于死亡坦然接受的态度，使得伊凡在自己人生最后还清醒的时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根据托尔斯泰一个在司法机关工作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死而创作的，伊凡的哥哥向托尔斯泰讲述了伊凡死前几天一些详细的情况。在俄国上流社会中，死前从陪伴他们的仆人身上获得精神安慰是一件常见的事。从贵族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来看，与前来听取忏悔和主持最后仪式的神父相比，那些仆人给他们的精神力量要大得多，农民的淳朴信仰让他们克服了死亡的恐惧，“可以面对面地正视死亡”。在19世纪俄国的文学作品中，农民面对死亡时的无畏态度随处可见。“农民的死简直太了不得了！”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写道，“他们的精神状态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愚蠢；他们的死仿佛就像是在进行一项宗教仪式，冷酷而又简单。”屠格涅夫笔下的猎人遇到了好几个将死的农民。一个是叫马克西姆的伐木工，他被一棵倒下的树砸中。他请求同伴原谅自己，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还请同伴们确保自己的妻子去领回一匹他已经付了钱的马。另外一个人在乡下的医院里被医生告知他只能再活几天。这个农民想了一会儿，挠了挠脖子，戴上帽子，看着好像要转身离开。医生问他要往哪儿去。 “往哪去？还用说么，要是病情已经这么糟糕，当然是回家了，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安排呢。” “但你这样做可真的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说实话我都惊讶你是怎么走到这儿的。留下吧，算我求你了。” “不了，卡皮通兄弟，如果我要死的话，我也要死在家里。如果死在这儿，天知道家里会乱成什么样。” 农民面对死亡时同样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的《三死》（1856）、列斯科夫的《着魔的流浪人》（1873）、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波谢洪尼耶遗风》（1887）中都曾出现过，可以说所有俄国的大作家都对此有过描述，以至于最后农民的坚忍克己成为一种文化传说。这一场景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中再次出现，故事里叶夫列姆回忆起“故乡的老人们怎样在卡马河上死去”： 他们不会给自己鼓气，也不会苦苦抵抗或者对自己的死夸夸其谈—他们只是平静地面对死亡。他们丝毫不避讳分财产的事，他们默默地、迅速地决定好谁将得到母马，谁将得到马驹，谁拿大衣谁拿靴子，然后他们轻描淡写地离去，就好像只是搬往另外的新房去一样。没有人会被癌症吓倒。毕竟，没有人得过癌症。 但这样的态度并不仅是文学创作。在各种回忆录、医学报告和19、20世纪初的民俗学研究中，都记录了这样的例子。其中一些将农民面对死亡的态度看作农奴的宿命论：死亡是对痛苦的解脱。当他们谈起自己的命运时，农民通常把来世比作“自由王国”，认为他们的祖先正活在“上帝的自由”之中。这也是《猎人笔记》背后的构思。在《枯萎了的女人》中，屠格涅夫讲述了一个患病的妇女渴望通过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痛苦。跟许多和她同一阶级的人一样，她相信苦难能为自己换来天国的幸福，这使她在面对死亡时毫不畏惧。另外有人将这种农民的宿命论看作一种自我保护。死亡在农村生活如此常见，因此某种程度上农民在面对死亡时必须要变得铁石心肠。在一个5岁前婴孩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国家，人们不得不找到一种对抗这种悲伤的方法。医生经常注意到，农村的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时，并不会流露出来特别强烈的感情；在一些最贫穷的地区，由于家里需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一些母亲甚至会感谢上帝将自己的孩子带走。有些农民的谚语则更甚，例如“孩子死的时候是个好日子”。杀婴行为并不少见，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对于处理那些私生子来说，这简直是最普遍的做法。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告诉那个绝望的农妇，她的孩子已经被上帝带走，授予天使的身份。俄罗斯的农民普遍相信，用梁赞省的一个村民的话说，“小孩子的灵魂可以直接上天堂”。这种想法一定对他们有真正的安慰作用。在农民心中，宇宙中的人间和灵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灵界触手可及，天使和魔鬼与自己朝夕相处每天相伴。他们亲属灵魂的运数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俄国农民相信有好灵，也有坏灵，一个人的死法会决定他成为好灵还是坏灵。必须为死亡做好准备，让他们走得舒舒服服，要为临死的人祷告，结束与他们的争吵，要合理地分配他们的财产，为他们举行基督徒的葬礼（有时会准备一支蜡烛和一个面包做的梯子，为他们在阴间的路上提供帮助），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平静地进入灵界。那些死时心怀不满的人，会变成恶鬼或者疾病来纠缠活着的人。因此在很多地方，都有不把被谋杀、自杀或中毒而死的人，以及畸形人、巫师和巫婆等埋在坟区的习俗。 在粮食严重歉收时，农民甚至会把他们认为导致这一灾难的恶灵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在农民的信仰体系里，死去之人的灵魂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他们的灵魂也吃也睡，也能感觉冷暖和疼痛，它们也会经常回到家人身边，按照习惯说法，它们会住在炉子后面。祭奠死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死者的房子里会留下各式各样的食物，因为人们相信他的灵魂会在此停留40天。水和蜂蜜是必需的，在大众的观念里，伏特加也一样，都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即将开始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漫长旅途而准备。有些地方人们也会留一些钱，或者放在墓里，这样死去的人就能在另一个世界为自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 在每年固定的日子，尤其是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很重要的一项家庭活动就是悼念死人，给他们上供，带着合乎风俗的面包和彩蛋在死人坟边野餐。人们会在坟上撒面包屑来喂鸟——鸟儿象征着死人的灵魂，它们从地底下飞出来，复活节时在村子周边盘旋——如果有小鸟出现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亲人的灵魂生活得很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鉴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书中那个将死的男孩伊柳沙让父亲在自己的坟前撒上面包屑，“这样麻雀就会落下来，我就能听见它令人高兴的叫声，这样我就不会一个人孤单地躺在那里了”。对俄国人来说，坟墓远不止是埋葬死人。这是一块神圣的地方，活人和死人在这里可以交流。 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的小屋里，托尔斯泰临死前有一句遗言：“农民呢？他们是怎么死的？”他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相信农民的死亡方式和知识分子阶层不一样，农民死的时候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农民死时接受了死亡，这为他们的信仰做了见证。托尔斯泰也希望自己能够这样死去。很多年前，他曾在日记里写过：“当我死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问我，你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看待生活，认为生活是通向神的道路，是爱的累积。我应该没有力气说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时我会闭上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将死不瞑目。”在他死的时候，没人想到问他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如何穿越这个带给他无尽痛苦和疑虑的障碍。尽管托尔斯泰去了奥普京修道院，他也没能和教会重归于好。神圣宗教会议试图让托尔斯泰回心转意，在他离开修道院，由于病情过重无法继续前行而留在阿斯塔波沃时，他们甚至派了一名奥普京的僧侣前去探望他。但这个僧侣还是没有完成任务——没有一位托尔斯泰的家人允许他与临死的托尔斯泰见上一面——因此最终，这位作家也没能拥有一场基督徒的葬礼。 然而，如果说教会拒绝为这位去世的作家做弥撒，那人们也会用另外的方式来为他祈福。尽管警察试图阻挠，但是成千上万的悼念者还是来到了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托尔斯泰被埋在这个他最喜欢的童年故地，人们对他的死所流露出来的悲伤超过了任何一次沙皇归天。他的墓地在树林里，许多年前，他的哥哥尼古拉曾在这片地里埋了一根魔棒，上面写着关于永恒的宁静将会如何到来、邪恶将会如何被驱逐出这个世界的秘密。当托尔斯泰的灵柩被缓缓放进墓坑，悼念者开始唱起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歌谣。在作家生命旅程的终点，警察依然来执行教会开除其教籍命令。有些人朝他喊道：“跪下！把帽子摘掉！”每个人都遵循基督教的礼仪，在犹豫了片刻之后，警察双膝跪地，脱掉了自己的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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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两个多么勇敢的小学生！ 瞒着家人结伴钓鱼 晚上回家迷路 两位失踪的少年再次出现在亲人眼里，是在6天后。 11月13日下午，一位蓬安县鲜店乡的村民看到寻人启事，据他回忆，当天他曾在村子里看到两名想偷柚子的少年，一高一矮，很可能是失踪的小彬和小富。这个村子与仪陇县交界，当天下午，李先生和村民们便开始到村子里寻找，但一直找到晚上，都没有找到儿子和小彬。 这两个人到底去哪里了？ 14日早上，派出所民警和村民们再次前往附近的鲜店乡龙潭村寻找，一位村民称，前一天下午看见两少年朝村子的后山上去了。 随后，村民们沿着多条小路分批次上山，中午11时许，有人在山上距寺庙不远的空地上成功找到小彬和小富，还好，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通过电子地图显示，小彬和小富被找到的地方距离他们老家，大约10公里左右。参与寻人的小彬姐姐阿丽（化名）说：“想到这么多天没有回来，还以为是他们不愿被找到，我们去找的时候也不敢喊他们名字，怕听到声音就跑了。” 阿丽后来详细问弟弟才知道，两人并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去钓鱼。没想到在野外迷路了，这几天一直在努力寻找回家的路。 小彬和小富的父亲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两人此前都无离家出走的经历，失踪前也未与家人发生过争吵。而派出所民警此前向学校了解得知，两人虽然成绩一般，但并没有厌学情绪，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很小。 按照小彬和小富的说法，两人之所以迷路，始于一次钓鱼计划。 11月8日下午放学后，两人听人说“鲜店乡那边的鱼比较大”，便打算周五放学后乘车去鲜店乡钓鱼，然后周六回家。 因担心家人不同意，两少年并未将计划告诉家人。周五下午放学后，小彬回家带上钓鱼装备、望远镜、电筒、雨伞、多功能小刀、打火机和一本打发时间的课外书，就和小富出发了。按照计划，两人周六就会回家，但两人都没想到，接下来的迷路经历，竟完全超出了计划。 两小学生野外迷路，靠吃寺庙祭品撑过6天5夜 小彬介绍他和小富曾在这片草丛里睡觉（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一次特殊的经历 靠竹鸡红薯和寺庙祭品生活 两名少年被成功找到之后，很多人都疑惑，两名少年在野外度过的5天5夜，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对此，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小彬和小富，按照两人琐碎的记忆，梳理了他们一路上的经历。 出走当天，小彬和小富放学后带上钓鱼的装备到公路上等开往蓬安县鲜店乡的中巴车。等车间隙，小彬花了10元钱在村里小卖部买了两瓶可乐，两块口香糖和几包辣条。 到终点站下车后，因为不知道去哪里，两人爬上了场镇附近一处山坡。小彬站在山坡上，借助望远镜看到远处的一条河流，随后和小富下山朝河流方向走去。两人到达河边时，天已快黑了。 “也不知道待了多久，反正一直都没钓到（鱼），就想回去了。”小彬说，当他和小富收拾起装备准备回家时，却发现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夜幕下，小彬决定爬上附近的一座高山。他听同样喜欢钓鱼的爷爷说过，如果晚上迷路，就爬到高山去，看到山上有亮着光的塔子，就是老家的小东山了。 但不巧的是，两人爬到山顶后，并未看到记忆里的小东山灯塔，两人随后又下山走到一段村公路的尽头，再次爬上一座山，希望看到小东山的灯塔，然而仍然没有看到… 爬了两座山，天又黑了，出发前在小卖部买的零食下午就吃完了，两人又累又饿，便躺在山上的一处草丛里睡了过去。 迷路的第二天，天大亮后，小彬再次拿出望远镜找小东山。镜头里，他以为自己真的看到老家小东山上的塔子，但细看后，才发现山顶上是一棵大树。 两人随后又下山沿着村公路走，希望找到站上去能看到小东山塔子的更高的山。途中，两人从村民家的柑橘树上摘了些柑橘放在书包里，“（皮）是青的，吃起来酸甜酸甜的”。 野外的生活，时间已变得毫无概念，只有肚子总会不定时发出饥饿的信号。 小彬说，途中发现了一块红薯地时，他和小富赶紧挖了几个红薯，又去找来干柴生火，吃完烤红薯后，继续赶路，“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就是盲走”。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两人又在山上的草丛里睡觉。 为何不去找村民求助呢？小富和小彬的回答都是：“怕遇到坏人。” 迷路的第三天，两人下山沿着村道赶路。 途中，他们曾向一位村民问路，对方却没听说过小彬老家所在的地名。对方表示可以帮忙打电话，但小彬和小富却记不清父母电话号码。 下午时分，终于看到远处山上有一座寺庙，两人打算去寺庙里休息。在前往寺庙途中，两人拔了几根村民种的萝卜，途中还遇到一群“竹鸡”，他和小富用棍棒将其中两只“竹鸡”赶到“死角”将其成功捉住。 到达寺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小彬回忆，两人在寺庙外面找到了一些贡品和两个盆子，“水果（祭品）坏掉了，粉条和米是好的，还有一瓶香油。”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两个盆子，他们将其中一个完好的钢盆带走，准备煮东西。随后，两人在一处空地上安顿下来，生火烤萝卜和上山时捉的两只“竹鸡”。 当晚，两人站在山上能看到远处有很亮的地方，他们猜测那里就是老家小东山的灯塔。吃完东西后，两人继续赶路，但不巧的是，走了到另一处山坡时，电筒没有电了，两人便在原地找了一块空地躺下来休息。 按计划，12日小彬和小富将会继续赶路回家。 但不巧的是，当天早上雾很大，直到中午雾气散去，他们才下山去捡了矿泉水瓶子去水库里装水，然后带到山上，煮前一天晚上在寺庙找到的粉条和大米充饥。 饭后，天看起来像是要下雨，两人便放弃继续赶路，并找来3根竹竿和一些树枝、茅草，搭建简易的帐篷。 “这样，雨水可以顺着茅草流走，我们可以在里面躲雨。”小富说，自己和小彬平时会看一些关于野生生存的电视节目，搭帐篷的技能就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幸运的是，那天晚上并没有下雨。 迷路第5天早晨，小彬和小富起来后，准备下山到不远的水库里钓鱼充饥。 小彬说，担心忘记了家的方向，下山前，还找出彩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记号，然后将纸张卡在“营地”的树上，记号所指方向就是他们前天夜里看到很亮的地方——记忆里的小东山。 记者事后前往村子里采访得知，小彬和小富当天下山钓鱼的地方位于蓬安县鲜店乡龙潭村，距小彬老家约7公里。小彬说，当时前往水库的途中，还被一位村民误以为自己要去偷柚子。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当天他看到小彬和小富还曾喊他们到家里吃饭，但被拒绝了。 当天下午6点16分，小彬和小富沿着一条小路从水库返回山上的途中。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瞬间，而且影像模糊，却被后来赶到村里寻找弟弟的阿丽确认是弟弟，“看他走路的样子，我就认出了他”。 最终，两人被上山寻找的村民发现。 小富说，他和小彬在野外生活的几天里，都没有哭。“在野外哭啥子哭，万一引来了坏人呢。”小彬说，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我们也不想哭。” 如果没有村民找到怎么办呢？小彬说，自己和小富会继续沿着之前在纸上标出来的方向走。 而对于这次少年失踪事件，参与寻人的新政派出所副所长马猛提醒说，家长一定要注意监管孩子，应让孩子记住家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外出迷路可以及时给家人拨打电话。且迷路后，一定尽量往有城镇的方向走，这样便于向派出所或政府部门求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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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成长面前，是不是要听老公的？ 结婚的第二年，老公提出希望我可以辞职回家照顾孩子，我当时一听就觉得矛盾。一方面，我有点想辞职，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一旦回了家，和社会脱节之后，我可能会和老公越走越远我和老公张宽是在公司里认识的，我那时刚进公司，他是我上进领导。经过相处后，我慢慢被他工作能力吸引，也逐渐对他成熟稳重的气质给倾慕。所以我开始偷偷暗恋他，开始将自己的感情慢慢表达出来。他可能知道了，值得欣喜的是他没有拒绝，反而有时还接受了我的示好。于是，我鼓起勇气，向他告了白。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不久后他主动辞了职去了另一家公司。我们也顺利的结婚、买房，有了孩子。这几年他慢慢在公司站稳了脚跟，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好多倍。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比原来改善了很多。这些年，我一直沉浸在幸福里，也蛮享受如今的生活。 结婚的第二年，老公提出希望我可以辞职回家照顾孩子，我当时一听就觉得矛盾。一方面，我有点想辞职，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一旦回了家，和社会脱节之后，我可能会和老公越走越远。所以，我拒绝了老公的提案，依然在公司里上班。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时有个case很紧急，我在公司里已经加了一个星期的班。那天晚上，我为了赶文件，没有吃完饭，准备做完了去吃。哪知道，当我站起来的那一瞬间突然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我才知道已经那时已经怀孕了一个月，我竟然都不知道! 老公知道这件事后，严厉禁止我再上班。所以我就只能放弃我手上的工作，回到家养胎。幸好，孩子保了下来，我也没有办法放弃了自己工作。为了安胎，我三个月都没有下过床，整天在床上躺着吃喝，那段时间我真的快要抑郁了，觉得自己人生整个都要废了! 孩子出生后，我本以为自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如今社会竞争太大，等我回去上班才发现我的职位已经被一个比我小，学历比我高的小姑娘给替代了。我没有办法申诉，只能选择离职，再次回家。这一次回家和上一次在家里呆着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心态。上一次我为了孩子心甘情愿，而这一次我被迫无奈回家，心里着实委屈。 回家后，我思考了很多出路，可最终都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未来规划。这时候张宽就劝我说，让我就在家里呆着照顾孩子，不要再去外折腾。我就觉得他不理解我，不支持我，所以就常常跟他吵，吵多了他就不愿意回家。 如今，我和他真的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女强人，我只是希望有份工作可以让我离他更近一点，至少可以和他共同进步。可为什么他就不知道呢?我很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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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霸道未必不是好事情 或许是由于他管理企业的缘故，他不喜欢别人反抗他。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待人挺温和，特别能听取我的意见。 两年前，我结束了失败的婚姻后一直一个人生活。我没有孩子，离婚后过得很自在。我父母也尊重我，从不会在个人事情上逼迫我，让我再找一个人照顾自己。所以，恢复单身后我开始经营自己，慢慢地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魅力。 正因如此，我在一个社交网络的平台上认识了赵全，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五十来岁，离异有子。第一次见面，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情，根本没想过后面会和他发生那么多事情。他很绅士，也很热情，吃完饭带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送我回家，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送了一件很珍贵的礼物。本来这礼物我是不想拿的，觉得第一次见面就如此正式，觉得并不妥当。但是他热情的言语让我一下子迷了眼，就这样收下来。 约会之后，他的短信不断电话不断，在一个月的接触中我答应了做他的女朋友。说实话，我和他在一起心里真的很没底，因为他比我大那么多，还是一个公司的老总，甚至还有一个快上大学的儿子。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让我有些始料未及。 可我要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向往美好的爱情，向往更高品质的生活，向往有个男人能够给我坚实的臂膀。赵全全都能做到，这一切的物质条件都让我在他的温柔攻势下迷失了。在一起后，我才发现赵全的真实性格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样，他有些大男子主义，有些强势，更喜欢控制人。 或许是由于他管理企业的缘故，他不喜欢别人反抗他。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待人挺温和，特别能听取我的意见。可真正生活在一起后，我就发现他只要决定了一件事后，即便那件事不是特别正确，他也总是一意孤行，时间长了我便觉得和他相处特别有压力。 我想过分开，毕竟和他还没领证。可当我将这个想法说出来后，他的暴脾气就来了。一开始好言相劝，说以后会好好改造自己的个性，让我多担待。我也觉得他态度毕竟诚恳，便答应了在和他相处相处。可没过多久，他又变回了原样，一点都没变。 我觉得还是不合适，还是想分手。但是这一回他便没有上一次那么温和了，竟然威胁我，说我要是敢离开他，他就让我好看。听到这话，我觉得这人特别恐怖。因为我了解他，他说话一向说话算话，这让我觉得很可怕。如今，我打算和他断绝来往，去找真正适合我的人。 情感导师涂磊说，生活中男人大致分两种，一种不喜欢女人跟他谈钱，一种主动跟女人谈钱。 不喜欢女人跟自己谈钱的男人，你跟他谈钱，他就说你物质，说你拜金。 主动跟女人谈钱的男人，他觉得娶一个女人，房子、车子、戒指、彩礼这些都是应该准备的，即使女人主动提出来也不过份，男人就该让女人过上好日子。 不愿意跟你谈钱的男人，未必是穷，自私罢了；愿意跟你谈钱的男人，未必有钱，为你着想罢了。 女人嫁给了愿意主动跟你谈钱的人，日子过的更放心、更踏实。 02 男人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中，程莉莎和郭晓东的婚姻，引起了不少争议。 许多网友评价说，程莉莎为家庭牺牲太多，爱的太卑微了，这么优秀的女孩子，竟然是倒追的郭晓东！ 郭晓东是典型的直男，不会哄女人开心，不允许妻子穿低于膝盖的超短裙，更不习惯在公共场合秀恩爱。 哪怕当年的婚礼，在外人看来，也土得掉渣。 结婚后，程莉莎更是放弃了演艺事业，专心照顾老公和孩子11年，为了生二胎，肚子上挨了一百多针，直接导致内分泌失调。 曾经，许多人不看好这一对，认为程莉莎太傻了！ 可最近，大家见证了郭晓东式的爱情，无数人为之动容了。 郭晓东混迹娱乐圈多年，有颜有钱，却从未跟谁传出过绯闻，而且，赚的所有钱，全部上交给妻子自由支配，每月只领取三千块钱生活费！ 程莉莎说，两个人领完结婚证那天，郭晓东说过的最甜蜜的话，就是把银行卡拿出来，交给她说：这是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你吧！ 在郭晓东眼里，结了婚就该女人管钱，所谓“我养你”，不是只给你零花钱，而是赚的钱都交给你，这样才能让妻子有安全感。 男人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 郭晓东虽然有点憨厚，有点木纳，但他的爱简单、直接、热烈，他不会说，却会用实际行动来表示。 结婚11年后，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四十几岁的大男人，身体状况不适合下水，腿抽筋被教练急救，却仍旧坚持练习100多次，就为了，给妻子一场浪漫的水下求婚。 “以后的日子，我来追你” “不管你怎么甩我都一直追” “程莉莎，嫁给我吧！” 这一幕，看哭了无数人，之前说程莉莎傻的人，如今却啪啪打脸，甚至羡慕起了这个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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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之间是要谈钱的！ 所谓谈钱谈的就是男人的态度 古话说：谈钱伤感情，其实，不谈钱才更伤感情，尤其在婚姻里。 前一阵，《奇葩说》第五季出现了一个比较戳心的辩题：结婚前，我让伴侣在TA房本上加上我名字，有错吗？ 房产证加名，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提出的多半是女性，支持的人会说，这是给女人一个保障。 不支持的人就会说：你们女人太势利了，难道你结婚就是为了那半套房吗？不是为了爱情吗？ 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教授，却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这个问题： “结婚就像办企业，而且办的是家族企业，办企业都要签合同，结婚为什么要没有条件的领证呢？ 在一段婚姻中，男女双方给出的资源不一样，发挥的作用和时间的节奏也不一样。 女性要生孩子，会早一点付出，而男性的作用发挥的比较晚，一方辛苦播种，另一方负责收割，后面的那个人，就会比较容易敲前面人的竹杠。 所以女方结婚前要求男方房产证加名，就是要一份抵押和保障。” 房产证加名，可以说是感情的试金石，让我们提前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并预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 如果一个男人，结婚前就不愿意给你保障，不愿意给你安全感，那你凭什么要相信他结婚以后会给你呢？ 许多女人在走入婚姻时，容易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我嫁的是爱情，又不是房子”。 那如果有一天爱情没了，你拿什么保障你和孩子的生活？ 女人想要的，不是男人那半套房，而是看看他，是否对家庭有足够的责任心，是否愿意给妻子的未来一份保障。 那些不会谈钱的婚姻，后来怎么样了呢？ 邻居家王阿姨的女儿小菲，刚结婚3年，最近却因为一个“钱”字，闹起了离婚。 结婚时，王阿姨给女儿陪嫁了20万现金加一辆车，可轮到男方给彩礼时，女婿和婆婆却一再推脱，说家里刚买了房子，比较紧张，再说你们家也不差那点钱。 一分钱彩礼没拿到的小菲，就这样带着嫁妆嫁了过去。 婚后女婿一直不上班，没钱了就找小菲要，后来非要跟人合伙做生意，一次性赔光了妻子的20万嫁妆钱。 孩子1岁后，小菲不得不去上班赚奶粉钱，可女婿挑三拣四，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天天喝闷酒，还发脾气骂人，王阿姨一气之下帮女儿提出了离婚。 没想到女婿第一句话就说：“离婚可以，房子是我结婚前买的，你没有份，孩子你可以带走，但我没有抚养费给你。” 而对于陪嫁的20万，女婿却只字不提。 事到如今，王阿姨才看清了女婿的真面目，她跟邻居哭诉道： “我以为我不在乎钱，孩子就能嫁个好人家，谁知嫁过去日子没过好，钱也吃了大亏，看来结婚时，就得学会谈钱呀，不谈钱，怎么能看出对方是什么人？” 谈钱，最能看出一个男人的态度和品性 那些对钱有私心的男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见过一对夫妻，妻子刚结婚就生了孩子，没人带娃，就自己在家做全职，丈夫每月给点生活费，偶尔买件衣服，还需要提前申请。 因为没钱花，1年以后，妻子就请了保姆带孩子，自己去上班，可丈夫说，因为你不能在家带孩子，所以请保姆的钱应该你自己出。 再后来，家里的生活费、养娃的费用也是妻子出，丈夫的钱，都自己悄悄存了起来。 结婚第7年，丈夫提出了离婚，据说小三的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他赚的钱，都给小三买了房。 好的婚姻，一定得谈钱，男人对钱有了私心，对整个家庭，也就有了私心。 正如粉丝在留言中所说：钱，可以检验一个男人是否有责任和担当。 在一个家里，经济决定地位，谁管钱，基本代表着谁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爱。 男人的钱放在妻子手里，心就放在家里。 女人跟男人谈钱谈的都是爱 前不久，陈小春曝光自己向应采儿求婚时的视频和保证书。 在保证书上，陈小春写到：每月我的收入都会交给你，我的零花钱由你来支配，想买什么名牌随你，最要紧的是你喜欢…… 结婚以后，陈小春果然把财政大权都交给了应采儿，自己只拿一点零花钱。 应采儿没钱吗？她自己赚的钱，养一个家都没问题！ 可她仍然霸气的说：老娘当然有钱，可老娘还是想要男人的钱！花不花男人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愿不愿意给！ 女人心心念念的，哪是男人的钱？明明就是爱呀！ 正如程莉莎说：其实男人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愿不愿意给到心爱的女人，女人享受的，就是这种被爱的感觉！ 主动把钱交给妻子的郭晓东说：我愿意养她一辈子。 主动把钱交给妻子的陈小春说：从结婚那刻起，我从没想过要离婚。 这就是爱家、爱妻子的男人的心声。 网友小爱发帖说，前几天未婚夫买房，主动领着她去了购房中心，要求写上两个人的名字。 小爱问：我一分钱没出，为啥写我名字呀。 未婚夫笑笑说：没什么能给你的，这是唯一能给你的礼物，房子是我们俩的，家也是我们俩的，希望以后我们能同甘共苦。 小爱说，那一刻，她下决心要跟这个男人死心塌地过一辈子。 一个愿意主动跟女人谈钱的男人，必定是有责任、有担当，也值得托付和信赖的。 据调查，结婚多年仍旧幸福的婚姻，多半是女人管钱，这是男人对妻子的一种爱与信任：把钱给你，把我的一辈子也交给你。 作家Ray先森说过： “在任何时候，夫妻之间关于金钱观念的开诚布公，既可以让你了解对方的金钱价值观，也可以判断出对方对你是否愿意付出，更可以对你们日后的婚姻幸福指数做一个参考评判。” 好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经营家庭、生养孩子、赡养父母，哪一项不需要钱？ 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必定不舍得让你受苦，拼命想给你幸福。他赚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愿不愿意给你才是最重要的。 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的心在哪里，钱就花在哪里；每个女人心里也应该有一杆秤，观察下男人的钱花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 谈钱伤感情，不谈钱的婚姻，伤筋动骨。 好的婚姻，一定要学会谈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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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赖床不肯工作，父亲放火烧床危及十余户居民被公诉 为催促儿子起床上班，上海市民茅龙（化名）竟放火烧床。 据澎湃新闻11月20日报道，11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检察院日前以涉嫌放火罪对被告人茅龙提起公诉。 据检察院介绍，2018年4月26日早上，家住上海市青浦区某小区一楼的王先生刚出家门，突然发现邻居家着火了，窗内不时冒出浓烟，他赶紧拨打消防热线和报警电话，并加入了救火队伍中。 这把火是该房屋的租住人茅龙所放，而放火的原因是儿子赖床。 原来，茅龙和儿子平时靠开挖掘机赚钱，4月26日7时许，茅龙看到儿子仍在卧室睡觉，而之前已和别人约好6时到工地干活，于是催促儿子赶紧起床去工作。 茅龙先拉下儿子身上的被子，大声呵斥，儿子却纹丝不动。茅龙有些生气，从外面拿了一把铁揪，佯装要打儿子，对其进行谩骂和吓唬，没想到对方仍继续睡觉。 茅龙顿时气急败坏，出去拿了一桶柴油回来，威胁儿子如果再不起床便要点火，但仍得不到回应。于是，他向儿子的床上浇了些柴油，并用打火机引燃了床单，儿子见状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 火苗马上窜了起来，茅龙父子二人赶忙打水来灭火，周边居民也纷纷前帮忙，但火势较大，直至消防队员赶来才将之扑灭。 经勘查，该房屋内天花板及四周墙壁上均有烟熏痕迹，部分墙面、衣柜、桌椅、电脑等物品均有燃烧痕迹。 检察官指出，被告人茅龙为泄愤威吓故意放火，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点燃的床单等为易燃物品，而案发地居民楼内住有十余户居民，放火房间与其他房间相连，从现有情况看，火势不在被告人的控制范围内，若非周边居民和消防队员赶来将火扑灭，火势极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危害到整个居民楼甚至多栋居民楼中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其故意放火焚烧他人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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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夺冠 ，孩子玩游戏真的有出息吗？ 有人在为中国电竞业的这场盛宴欢呼，感慨这是一群不被看好的少年逆袭的故事。也有人提出，以后孩子们是不是可以以梦想的名义疯狂打游戏了？ 玩游戏不务正业”的观念，似乎在一夜之间被颠覆。 IG，电子竞技俱乐部，这些陌生的名词，一时间被广泛科普。这一段被认为最靠谱：可能老年人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中国队在LPL（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大陆赛区通往全球总决赛的唯一渠道，由腾讯游戏等机构主办）电竞领域，全球殿堂级的赛事中，决赛零封对手夺冠。此前中国各路战队冲击7年未果，一直面临舆论的巨大压力。本届赛事被公认最强的传统中国强队RNG更是早早出局，仅剩下王思聪玩票的IG一根独苗一轮轮打淘汰赛。然而，就是这根独苗，夺冠了。为什么你会听到年轻人的欢呼？因为这是他们不被理解的少年与现在，在此刻得到了正名。 特别是最后两句，朋友圈频繁转发，引发了年轻网友们的无数感慨，甚至与励志联系在了一起。 有网友说：“小时候，觉得玩游戏是不务正业，学习才是正道；长大后，进了互联网，开始有了站在游戏公司角度思考的意识；后来，认识了一些人，才发现游戏对他们的意义。现在游戏已经不仅仅是游戏，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的少年也成了专业的电竞大神，而我们，也成了电竞行业崛起的见证者。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还有网友说：“这么说吧，曾经家长老师眼里，网游是剥夺学生学习时间的毒瘤。我的一个老师曾在课堂上说，这里是中国，不是韩国。你不可能靠游戏来养活自己。其实这个老师是很好很负责任的人。但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IG夺冠更多是给原本很有天赋的人一点坚持下去的信心吧。” 一位90后说：“从小一直被灌输打游戏不好，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打游戏荒废时间浪费精力，总打游戏的孩子都没有啥出息……如今电竞产业发展，年少的我们那些不被肯定不被重视的梦得到了尊重，90后即将为父为母，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正视游戏。” IG夺冠，真的能为游戏正名吗？杭州有家长陪孩子看了IG比赛后，彻底崩溃了！ 夺冠当晚，有杭州妈妈发朋友圈，紧急求助： IG获胜。公子狂欢，娘亲蒙圈。电竞成了体育赛事，谁来告诉我，支持还是严控？ 留言的大部分家长表示不支持。这位妈妈很有感慨地说，支持的人，要么没生娃，要么娃已过监管期。 儿子是IG的粉丝，晚上看决赛直播，看得激动万分，还哭了。妈妈全程无语。妈妈问儿子，这有什么可哭的啊？儿子只挤出来三个字：不容易！ 儿子今年读大四，明年去英国读研，从小到大，对游戏还算是有自控力的。这一路下来，家里对儿子的游戏教育，也是斗智斗勇。所幸儿子成绩还过得去，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你说，还在读义务教育的孩子怎么管呢？！”妈妈是杭州某公办小学的一名资深教师，体会到当下许多学生家长的心情。 这位妈妈说，让她觉得最不能理解的是，电竞还是一项体育竞赛项目，“而我脑中根深蒂固的还是一点——打游戏不务正业，可现在全球为之疯狂！”她发出一声长叹，“没法教育了！” 百度搜索显示，电子竞技在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改批为第78号正式体育竞赛项。2018年雅加达第18届亚运会，将电子竞技纳为表演项目。同时，中国代表队以总比分3∶1最终战胜了韩国代表队，获得了《英雄联盟》亚运会冠军，五位中国选手首次夺冠，也被看成是电竞史上的里程碑。接下去，2022年在杭州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上，电子竞技是一项比赛项目。 这位妈妈始终认为，电子竞技列为体育运动项目，有点牵强。要儿子痴迷电子竞技赛，不如多看看足球赛，多踢踢足球。 IG夺冠不能成为 孩子沉迷游戏的借口！ 昨晚，一位杭州家长看到爱写作的狮子微信号推送了《你见过哪个玩游戏的有出息！IG夺冠，男生宿舍沸腾，杭州家长坐不住了》后，发朋友圈说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故事：早两年夏天凌晨下班回家，路过一楼邻居家，每次都看到那个小伙子开着窗户打着赤膊在打《英雄联盟》。打了几年，老婆和他离婚了，房子也卖了，他则搬到了父母家里。儿媳走了，孙子走了，房子卖了，这对老夫妻气得不行。现在想想，如果这对老夫妻也能眼睛不眨一下甩出5个亿给儿子随便花，他儿子迟早也能夺冠。 电竞虽与网游不同，但是很多沉迷网游的青少年却找到了疯玩游戏的借口。 一位家长对IG夺冠也有话说：听说这是游戏正名的时刻？从误人子弟、不务正业，到为国争光、世界冠军！为啥我还是觉得玩游戏不是啥好事呢？ 一位家长认为，上学这回事真的需要心无杂念、专注投入。除了极少数人把游戏玩成了专业，大部分人都被游戏耽误了青春。“玩游戏，我始终不赞同。” 一位网友说：“当天晚上被这个消息刷屏，然后去学习了一下IG是什么……只想说，当年我被父母从电子游戏厅抓回来的时候，其实只是扼杀了我从小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唉，真是血泪史，不说了，我要去网吧抓我儿子去了。” 杭州一位知名小学老师说，曾带过一位男生，小学阶段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阳光正气，小升初阶段，因为父母工作关系，孩子到奶奶家暂住，从那时起，男生迷上了手机游戏，因为孩子单独一个卧室，每天晚上疯狂游戏，有的时候，趁着老人都睡着了，半夜起来偷偷玩。一个学期学习成绩和视力直线下降。家长也是在偶尔发现家里少了不少现金，才知孩子竟然不停拿钱买游戏装备…… 把电竞作为孩子的职业或梦想？ 网友反对声一片 大多数网友，特别是家长，在爱写作的狮子微信后台留言，不支持孩子将电竞作为职业或者梦想。有网友说：“不能用他们的胜利来为自己玩游戏找借口，游戏还是适度。” 网友“天天开心”：中国近视率也是世界第一，与健康相比什么都可抛。 网友“不减九斤不改名”：要么你能够每天以电竞选手的要求来锻炼自己，每天2点复盘结束去休息，第二点12点准时又开始练习，每天可以忍受反复反复再反复的练习，复盘复盘再复盘。只为了比赛那1秒钟内，可能作出的操作和判断，还要忍受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带来的眼睛近视、颈椎疼痛、皮肤油腻等电竞运动损伤，也许还要有像IG这样多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坚持。如果你都能认清这些认清自己，那么，去吧我的孩子，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想做就去做吧！ 网友“shirley”：反对，电竞既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也没有什么积极向上的东西，只会把小孩眼睛弄坏，身体弄差，体育是应该出去户外活动的，而不是在家盯着电脑。 网友“油腻的精叔”：也不看看IG大老板是谁？全国有几个王老板？没钱砸下去哪有电竞夺冠梦？老老实实学习吧。 网友“sunday”：这样的冠军有什么好骄傲的，废了多少人！说白了找了一个自己过度玩游戏的理由，我们那么多奥运冠军，你怎么不去练个跳水、田径啊？ 网友“敏敏”：反对，玩电竞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课基础，精力之余允许玩，可以当兴趣发展但不能作为主业，毕竟人赖以生存的技能不能靠游戏。 网友“金孟仁”：电竞梦？别逗了。你见过几个踢足球的有足球梦了，让他们随便打打就好。处理爱好与主业的关系不仅是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成年人一直难以平衡的矛盾。 网友“早起的鸟儿”：首先得有一个称“一个亿人民币为小目标”的老爸，没有这样的老爸就好好刷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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