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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推理]启示录[第1页]

作者:高向东g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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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有幸得到神启示的真理。真理的内容虽说简单,仅仅一句话就能够表述,却令人震撼和难以相信。神启示的过程是让我经历人间存在和不存在最痛苦的精神境界,其感受难以用语言表达。今年我已年逾花甲,我应在有生之年,向世人告之我得到神启示真理的过程及前后经历。
    1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日,伴随着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寒冷的“大寒”降临,我出生在武汉一个教师家庭。
    我在武汉市第八中学上初中写入团申请书时,想到五八年父亲曾去劳改,五七年正是反右运动,未询问父亲,就把父亲写成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父亲的家庭出身地主。我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书,也未入团。
    一九六五年实行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学校团组织找我谈话,说学校对我父亲问题进行了“外调”,我父亲不是右派,只是有右派言论,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
    我把这事告诉父亲,父亲对我说,他自己没有多大问题,主要因老家的家庭出身不好,影响了他,但对我们影响要小些。我以为只是指祖父是地主,没有想到老家有些事父亲还没有告诉我。
    我的入团申请书,可能还有入团志愿书上,都填写父亲被划为右派。我想对团组织提出,能不能改正过来,我一直想说又开不了口。
    文革期间听说我们学校共青团的档案丢失了。
    
    2
    一九六六年我读初三,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工作组进驻学校,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教师中有历史问题的、过去被划为右派分子或有右派言论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嘴巴说话不严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都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
    他们被剃成阴阳头、挂黑牌、低头弯腰站在台上挨批斗,被罚打扫厕所,有的还挨打。我们的班主任物理课老师梅罗,一位平时受到学生尊敬和热爱的年轻有为的老师,也因一九五七年有右派言论而被称为漏网的右派分子,列为牛鬼蛇神受到各种折磨,我却不敢为他说话去保护我们的老师。
    那时,一贯爱说爱笑充满自信的我变得成默寡言、心事重重,我在为父亲的处境担心。我想我在学校看到牛鬼蛇神挨整的一切,也就是父亲在他学校所经历的。
    父亲在武汉市要武中学任数学教师,被贴大字报、被剪头发,被看管起来劳动。我们全家都非常紧张,担心父亲又一次被戴上政治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失去教师工作,被送去劳改。全家不仅又一次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而且政治上也会遭受歧视,兄弟姐妹五人全都没有前途。
    父亲把学校大字报中有关他的内容抄下来,带回家给我们看。父亲确实没有什么可能被抓住把柄上纲上线的言论,看来他吸取了五七年反右运动给人的教训“祸从口出”。
    父亲平时常教育我们,要把自己的嘴管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论别人是怎么动员你,也不能说对党对现实不满的话。
    
    3
    我母亲是一元路小学语文教师,她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想到母亲有一天回来说,有一张大字报未点名的写道:“有人的爱人参加过反动组织复兴社,她两个儿子名字的第三个字合起来就是‘复兴’。”
    我们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老大叫高士复(指我),老二叫高士兴,准备组成“复兴农工”。本来想给老三取名叫高士农,因是个姑娘,一时又未想好其他的名字,就叫高毛妹。老四也是个姑娘,老五是个儿子,叫高士工。”
    虽说我家附近还有街道叫“复兴路”,但这事搁在我们身上说不清楚。据父亲说,他在读中学时曾集体加入“复兴社”,仅仅只是填写了一张表,开了一次会,没有任何活动,之后就与该组织失去联系,父亲在解放后主动向党组织作了交代。
    父母决定我们兄弟俩赶快改名字,因当时文革正在“破四旧、立四新”,毛弟的名字顺理成章由高士兴改为高士新。
    
    我改什么名字呢?我想取一个能代表我当时心情和境遇的名字,犹如在冰天雪地中有一只孤雁,拟采用“冰”、“寒”、“雁”等字,但看到已有名人用这样名字,而且当时起这种名字很可能惹麻烦。
    突然很多人采用的一个名字“向东”出现在我思维中,“向东”、“卫东”这种名字,当时公认的含义是忠于伟大领袖。但是我身处祖国大陆,大陆的东边偏南是什么地方,是祖国的台湾,是国民党。“向东”这词义的本义就是朝向、方向,代表了我当时的思想倾向。几十年来,我没有对别人说过我当时改名字时的想法。
    我到派出所改了名字,看起来就像那些文革中改名字的人一样。我没有告诉学校我已改了名字,我怕别人追究为什么改名字。直到我一九七零年下农村,因户口上是这个名字,才开始使用至今。
    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四十多年前的曾用名和一直沿用的现用名,与我后来接受神的启示联系起来,又会有什么新的意义呢?
    曾用名高士复,士是士字辈,“士”的谐音字有“世”、“是”;“复”的谐音字有“福”、“佛”。我现在理解,可以含有“高世福”、“高是佛”的意义,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与父母亲给我起名字时的用意不相干。
    现用名高向东,我现在的理解是:我出生在中国,中国在世界的东方,是一个出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人有幸得到神的启示。
    《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现在对高向东这个名字的理解是当初改为这个名字时想象不到的。
    文革中母亲学校的大字报只是提出我和大弟的名字有政治问题,过后再未听母亲说过学校有关我们名字的事,也不知学校是否知道就因为这张大字报,我们兄弟俩都改了名字。
    
    谢谢12楼。
    自己顶。
    顶。2A3N
    自忆顶。
    顶。CF
    5
    文革初期,我们学校按照上级的指示开展毕业班分配工作。当时升学的标准是家庭出身,父母和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有否政治历史问题,再结合个人表现,唯独不包括学习成绩。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被视为出身不好的学生,学校成立“红卫兵”我不能参加,班上开重要会议我也要离开,我由受重视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和班干部,变成受歧视靠边站了。
    毕业分配结果出来了,班上大约不到十个人未能升学或当工人,其中有我。我们只有三个去向,一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二是到武汉东西湖农场;三是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选择去新疆,想离家远远的,很快填了表,只等学校通知出发的时间。父母也为我去新疆做好了准备,父亲仅有的一件旧呢子西服改了改给我带走。
    我以为一生的命运就此决定,初中三年来刻苦学习,想考取重点高中,以后上大学的梦想已破灭,等待我的将是新疆的大戈壁滩、沙枣花。至今每当我听到《边疆处处赛江南》、《送你一束沙枣花》之类歌曲,我就想起这段往事,别有一番凄凉伤感涌上心头。
    没想到风云突变,学校撤走工作组,运动矛头转向当权派。学生开始了大串联,那次毕业分配来不及执行,也不了了之。
    事后从同学们之间的传言得之,未能升学的学生中,多数是因家庭出身有问题,但也有的是因同学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分配。有的还认为,主要是参加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的个别学生起了作用,这为以后学生组织中的派性矛盾增加了个人恩怨。但我一直认为我是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升学。
    
    6
    大串联结束后,学校新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我听了同学的意见,一起参加了某个红卫兵组织,属于普通成员。
    以前与我关系较密切以及一起去串联的同学,也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于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存在派性,加上那次毕业分配,班上一些同学之间产生了较深的矛盾。
    在文革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未忘记那次毕业分配,总想与同学们把关系搞好,下次再搞毕业生分配推荐选拔时,就会有人帮我说话,同意我留在城市里就业,以免下乡或去边疆,对于升学像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是不敢奢望的。
    我想搞好与同学们的关系,但其结果却是夹在中间两边都不讨好。自己认为两边的同学都对我有意见,两边都依靠不上,今后进行毕业分配,没有人帮我说话。
    我整天跟在父母亲身边,不停地说我总想与别人搞好关系,主动与别人说话,但别人都不理睬我。我就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似的唠唠叨叨反复诉说。
    我感到满腹委屈,左右不是人。我自己认为,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怀疑我是对方组织派进来的特务,因为我以前与对方组织的人关系较好;对方组织又认为我是叛徒,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参加了对方的组织。
    我变得焦躁不安,埋怨自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不会处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责怪自己怎么变得这么不会说话,变得这么拿不起放不下。
    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学校和班上那么多学生中我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谁也没有在意我这个太一般的人了,更不知道我有一肚子的委屈无人诉说,真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整夜睡不着觉。父母亲为了让我换个环境,就让我到二姨家去住几天再回来,家里人谁也未料到,此时的我已到精神崩溃的前夜。
    
    7
    二姨家在武昌文明路,住在一楼,有三间单独的、每间大约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晚上我一人睡一间小房。我依然睡不着觉,回想当晚在二姨、二姨爹房间闲谈时,进来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长得漂亮,我还朝她多看了一眼,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怀疑这是否是有意安排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以免我成天纠缠在如何处理与两派同学的关系。
    产生怀疑的念头,可能就是我思想崩溃的临界点及转折点,我开始将现实生活怀疑成是一种安排。当然,事实是这个邻居小女孩到我二姨家来玩一玩,恰巧我也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安排。
    此时我睡在床上,各种过去的经历、各种事情,不论是记住的还是早已忘记的,纷纷在脑海里涌现,像电影镜头似的不断地快速闪过。
    一个念头突然占据了我的思想,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事先安排好了,只隐瞒我一个人。
    学校里的各位同学、各派学生组织、我与各派同学的关系、家里的父母弟妹、亲戚朋友、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毕业分配、推荐选拔等等,都是经过事先排演,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
    每一个人都按照分工,扮演各自的角色各负其责,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我还以为我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切,是正在发生的、自然发生的、活生生的真实生活。
    以此进一步联想和推测,那么父母亲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弟弟妹妹呢?也可能是父母亲生的,也可能是挑选来扮演我的弟妹的。我的那些亲戚呢?可能他们就是我父亲、母亲家里的亲人,也有可能是挑选来扮演亲戚的角色。我的同学、老师、与我打交道的一切人都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是什么人呢?我紧张地思索着,想啊,想啊,我想出了一个答案。
    
    8
    可能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电影导演,电影导演可能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为了培养我成为导演而专门设计了我生活中的一切,使我能够亲身体验以后剧本中所需要的真情实感,长大后成为一个导演。
    但是,为什么要我到二姨家来住呢?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在对我的培养过程中出了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期精神状态不好,可能主管这件事的上级领导,早就开始区分和追究是我家里人的责任,还是学校同学的责任。难怪最近我的父母看到我时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说父母才是为我好,要我脱离学校那种环境,不要到学校去。
    看来家里父母和学校同学之间为推卸责任已有矛盾。现在要我到武昌二姨家来,一定是对我的培养已经失败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级已经分清了责任,要在汉口处罚我父母弟妹才要我避开来到武昌。
    想到这,我焦急万分,即使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但我深深爱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妹妹,我与他们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我的家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我的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生死牌》故事的情节,在这次惩罚中,我的父母弟妹都得到了“死牌”,已必死无疑。
    我听到室外自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在暗示我,我的父母弟妹现在都被捆着,身上正在流血,因为我的原因,他们都要被杀害。我深深爱我的父母弟妹,我越爱他们,我的心就越难受,我的心就好比被刀一点一点割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9
    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去救我的父母弟妹全家人。这时已经是半夜,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我住的房门穿过走道,到对面敲二姨和二姨爹的房门,并大声喊:“我要回家!”二姨和二姨爹慌忙披衣起来,开门对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能够过江回汉口?”我说:“我都知道了,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也不是我的二姨。”我看到二姨和二姨爹听到后大惊失色,一脸惊恐的神情,二姨连声喊道:“我是你二姨!我是你二姨!”
    我想往外走,自己回汉口。二姨爹一把抱住我,我的表弟、邻居也有人闻声起来,阻拦我出去。我认为那些负责培养我及有权处理我全家命运的上级领导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在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想要他们出来,听取我的意见,不要杀害我的全家。为了引起那些人的注意,并把他们引出来,我抓住房间垂吊电灯灯泡的电线,将电线、灯头一把扯下来,房间里一片黑暗。邻居的人进来一起把我拉回先住的那个房间,按在床上。此时并没有发生我认为的所谓负责人走出来,我只得顺从躺在床上。二姨、二姨爹看到我平静些,就离开我睡觉的小房间,可能就在屋外守着怕我再跑出去。
    我睡在床上,头脑的思维继续沿着先前的思路又冒出许多想法。我刚才说父母不是我的父母,二姨也不是我的二姨这句话时,二姨怎么那么惊恐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不难想象,这种不让我察觉,在看似平常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将我培养成为导演的安排,最大的失败就是被看穿。如果被培养者感觉到并识破了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是为了培养自己而设计和实施的,那么这个庞大的培养工程就真正彻底失败,不可能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刚才我跳出来,亲口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为这样可以救自己全家人,反而是我不打自招,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培养工程宣布失败,也就是将自己的父母弟妹全部判了死刑。他们很可能已经都被处死了,他们是死在我的手里,都是我的过错。那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惨遭灭门的痛心疾首、撕心裂肺,使我生不如死。
    
    10
    第二天早晨,我的父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小毛(我的小名),你怎么了?”母亲抚摸我的头时,她的手在发抖,说话时声音在颤抖。母亲注视我时,那满含泪水的眼睛、那悲伤的眼神、那凄惨的面容是我从来未见过的,一下子母亲的眼泪全流下来。
    父亲强打着精神,对我母亲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他们还要支撑着演这场戏,还要挽救培养我成为导演的这个败局,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好像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我强忍着泪水,我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我却再也不能说出来,越是明白,就越意味着害了自己的全家人。
    我面对我最深爱的父母亲,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我却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我说:“我害怕。”父亲对我说:“你怕什么,什么人也不敢动你。”当然,我这个关系着那么多人生死的重要人物,肯定别人不敢动我。我当时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是任何人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理解的。
    
    11
    过了一会儿,父母亲把我扶到大门口,门口已停放着两辆人力三轮车,母亲和我上了一辆三轮车,母亲双手紧紧抱着我,眼神是那么悲哀和无奈,并用衣服盖着我的头和身体。
    三轮车缓缓地移动了,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想败局已定,对我的培养以失败而结束,现在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可能要把我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真正出生的家庭去。
    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弯,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被送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门诊部,我二姨在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工作。
    父亲和二姨先进去。母亲陪着我后进去,母亲对我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医生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儿是医院和医生,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父母和我的处理进行申诉的地方。
    医生问了我几句,我听母亲的话,将当时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任何人也听不明白、不可理喻的话说了几句。
    看了门诊,一会儿就让我出来了。我被人带着转弯抹角穿过几道门和走廊,我来到了一个大厅里,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父母亲也不在了。
    
    谢谢,愿神保佑我们。
    谢谢,愿神保佑我们。
    谢谢应当省悟,愿上帝保佑我们。
    谢谢返本水吉。
    自己顶。
    谢谢liuzhao007关注。
    谢谢爱让你高兴关注。患精神病十年后,才意识到是个万幸的精神病患者。
    12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医院,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更不知道我已得了精神分裂症即精神病。
    在那儿我曾被关进单独的病房,偶有穿白大褂的人在门上的小窗口朝里看。我也曾四肢被捆绑在病床上,小便拉在裤子里。多年后我察觉身上有不明显勒索痕迹,我推测可能就是在那次住院长时间捆绑挣扎造成的。十多年以后,我老婆曾问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无言以对。
    我口服护士给的药,并且进行电疗。第一次电疗时,我被强制送到电疗室电疗专用的床上,脚、胳膊被紧紧绑着,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住院期间父母亲第一次来看我,父亲对我说:“这儿有乒乓球、有各种棋类、有扑克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学们要来看你,我们没有同意。”
    我由于吃了镇静类药,头脑思维被抑制着,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不象以前脑海中思潮奔涌。从表面看,我没有什么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但头脑还未清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没有手纸,就去敲医生护士办公室的门,但屋子里没有人理我。这时从外面走过来一个护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厕所要手纸。他对我说:“找医生和护士不能光敲门,要喊医生护士,这里的人经常没事乱敲门,敲门有时没有人理。”
    我躺在床上想,怎么这里的人经常乱敲门,还没有人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我心里一个激灵,啊!这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有事无事敲门,所以这儿的医生护士听到敲门声也不理。我再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单,一个大的红色的圆形图案,仔细辨认是由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等汉字组成,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我得了精神病,我是疯子,一股悲哀、一阵透心凉从心底涌出。
    当精神病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时,他的精神就基本正常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电疗是我主动去电疗室电疗的,当我再一次要求电疗时,却被告之不用了,我一共电疗三次,只吃药没有打针。
    
    13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不少钱。我出院时长胖了,从来没有长得这样胖,尖脸变圆脸,以前想长胖却长不胖,总是瘦瘦的。我住院前体重103市斤,出院时增加到118市斤。
    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拿药,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基本上就吃一种叫“氯丙秦”的药,吃药的量逐步减少,最后只是夜晚睡觉前吃一颗药,但必须长期坚持服药。
    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来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被杀死。父母亲和二姨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进入人生最好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我准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导演的世界。现在我清醒了,什么都消失了,真所谓“一枕黄粱” 再现。
    不!比那还要糟,那只是做了个美梦,人醒了,梦没了,但没有损失什么。我做的却是一个惨遭灭门的噩梦,梦醒了,却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今后谁也不会把我当一个正常人了,我失去了人生中我尚未得到而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想到的悲哀结局。
    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该叫你到二姨家去,对这种病我们没有经验,如果当时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吃药后睡着觉,就不会得这种病了。”我想,现在说这为时已晚,听说这种病很难治断根,只有极少的人治好后能够一辈子不再复发。
    我要坚持吃药,一旦睡不着觉,就要加大药量,保证睡得着觉,就不会发病。还有,我要坚信这个世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我出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不要再相信那些新的看法。如果有新的看法,好像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精神病复发了,要坚守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防线,争取一辈子不发病。
    
    14
    出院后我很少去学校,我又开始在家里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练举重、练引体向上、练俯卧撑,我要把身体锻炼得像以前那样结实有力。
    记得在去年即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我第一次参加武汉市群众组织举办的横渡长江。在武昌桥头下水后,为了确保能在指定的地点上岸,不被激流冲向下游,我先向长江上游逆水游,再向对岸汉口方向游去,游到对岸的武汉关江面时我已靠近岸边,然后顺水漂到指定的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横渡长江整个过程我不感觉费力。
    上岸后,看到妈妈在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元路小学校门口焦急地寻找我,她看到我以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原来这时到处在传说就在那天横渡长江的活动中,在武昌桥头下水的地方,由于人多发生拥挤,在水中踩踏死了不少人。
    我在文革期间及得病前后的每年夏天,几乎每天都在长江游泳。我经常在骄阳下,穿一条蓝色短球裤、光着上身,脚上穿一双海棉拖鞋,一个人从家里走到江边,将拖鞋往后背裤腰上一扎就下水了。我先游逆水,再顺水游,上岸后穿上拖鞋,从下游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马路走回家。
    到长江去玩水,我一般不主动邀别的伙伴一起去,因为就在我家附近的长江边,几乎每天都有游水的人淹死,我们那儿有一句俗语“淹死的多半是会水的人”。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江边玩水,坐在岸边的沙滩上休息。旁边有三个年轻人,有一个人先不肯下水,另两个人催他下去游,不一会我就看见那个不肯下水的人,身体在江水中开始下沉,手在乱挥动。我一看知道他出事了,我连忙下水游到他身边,我怕他抱住我,对他说不要乱动,我一把将他的头托出水面,用仰泳将他带到岸边,他的两个同伴也过来了,那个被救起的只顾得对他们说:“我说不去游吧,你们偏要我去游。”这时我游走了。
    不管在长江还是在游泳池游泳,我还有个绝活,能够手脚不动,嘴巴和鼻子露出水面呼吸,身体略倾斜,长时间漂浮在水中,就好像躺在床上。
    
    15
    一九六八年底学校开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
    “老三届”指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毕业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后来范围扩大,包括紧跟着下乡的后几届毕业生。
    老三届这一代人命运多舛,正如以后社会上流行的说法: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读书的时候,遇到文革、上山下乡不能读书;结婚生小孩的时候,遇到晚婚晚育年龄大了才结婚生小孩;年纪大了做不动的时候,遇上下岗无依无靠;年老退休的时候,遇到退休金双轨制,企业退休人员工资只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我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属于老三届。
    
    16
    根据有关政策,我因精神病,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街道,结识患有重大疾病或残疾转入街道的青年人,这是社会中遭受歧视的不幸群体,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在城里也流行下放知青的歌曲。有一首歌曲的歌名我不知道,其中我喜欢唱的一句歌词是:“吃尽了人间的辛酸,受尽了人间的苦,走到家里黑洞洞,饭还没做呀,我的小妹啊。”
    我感到意外的是,流行歌曲中居然有一首歌名为“精神病患者”的歌曲,其中有一段歌词是:“世上的人都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心儿即将埋没,谁来同情我。……眼看秋去冬将来临,雪花飘飘临。”
    我特别喜欢印度歌曲“拉兹之歌”,表达了我孤单苦闷的心情。“我看这世界像沙漠,我与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那星辰迷茫在黑暗当中,到处流浪。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的捉弄我,到处流浪。”
    
    顶。
    偶写得不好,没人关注。
    顶。
    17
    街道办事处干部把我们病残学生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义务工作,主要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动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居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被动员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记录,并做说服动员工作。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经济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曾经被劳改、劳教,有的是因犯错误等原因没有或失去了正式工作,归街道管辖。
    当年以“备战备荒”疏散城市人口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理由,动员其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难临头。
    这段时期,我有幸接触到我们病残学生和下放城镇居民这两个不幸的群体,体验到他们的种种痛苦和无奈。
    
    18
    我属于病残学生,从外表看我四肢完好,没有器质性的疾病;从精神方面看,也看不出异样,我的智力未受到影响。
    我要以一个健康人、正常人的形象投入到街道义务工作中。通过工作中的表现,说明我不是一个疯子,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能够参加工作自食其力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以后由街道分配病残学生工作时,不会因为背着精神病这个使人恐惧和不信任的可怕名称,被招工单位拒绝。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正当纷纷传说下放农村的知青快要招工回城,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将要分配工作;正当我们盼望许久,参加工作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曙光的欢欣鼓舞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
    
    19
    母亲所在小学,突然通知母亲响应毛 号召,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已与父亲所在中学联系好,我父亲及全家也一起下放农村。
    此时,我们家除了大妹毛妹去年已作为知青,随学校下放在湖北随县农村外,包括父母、因病未下乡的我和大弟毛弟、读小学的小妹和小弟,一共6口人一起下放湖北枣阳县农村。
    这下子全家都陷入绝望和慌乱之中,父母插队落户虽然当时还保留工资,但是时间长了还能够继续有工资吗?没有工资,全家以什么为生,以后还能够回来吗?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看法是,全家下放农村,城市户口没有了,住房也没有了,连根拔了,不可能再回来。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不可能一直拿工资。
    如果我和毛弟先前随各自学校下放农村尚属于知识青年待遇,以后还有希望招工。我们现在随父母五•七干校插队落户,是否属于知青,能否招工都不得而知。
    先下乡的知青到农村已经2年,很快就要招工,我们现在才下乡,即使属于招工对象,招工时也没有份。城里等待分配工作的病残学生也快要安排工作,但我们此刻却要离开城市。
    两头都落空,没有什么比全家在这时下放农村,对我家的打击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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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担心毛弟跟随全家下放不算知青,不能享有招工资格,母亲托熟人帮忙,将毛弟作为知青下放到毛妹插队的随县。
    我离开街道时,街道管病残学生干部为我在街道的表现,写了一份个人评语,对我评价很好,并鼓励我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时我想,参加党组织对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我是不符合入党条件的。没想到后来改革开放,我还真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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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家城市户口被注销,租住的公房被房管所收回,家具装上了货运火车运走了。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下着蒙蒙细雨。父母、小妹、小弟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老汉口火车站,在欢送锣鼓声中,乘火车奔赴那遥远陌生的湖北省枣阳县农村插队落户。
    别了武汉,生长了二十年的可爱家乡。我在心中向那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去玩水的长江;向我经常走路经过熟悉的楼房街道;向我的母校、老师和同学;向我初恋的姑娘告别。
    别了,汉口一元路德一里2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在此度过,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我不相信有一天我的户口能够重新回到武汉,再次成为武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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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开家乡奔赴农村的列车上,为不可知的前途命运忧虑时,我还多了一份牵挂,送别时那姑娘身影不时在眼前晃动。
    我在街道服务时,与一个也是因病留城女孩从相识发展到相恋。她和我是同届初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外貌比较漂亮,她留城的病因没有我那么可怕。
    有一次我约她晚上到滨江公园会面,俩人漫步走到长江边,在矮树丛的岸坡边坐下来。皎洁的月光下,面对不远处轻轻拍打岸边沙滩的江水,我们膝足谈心。
    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我第一次与姑娘约会,靠得这么近,但我没有勇气碰她。我们相处期间最亲密接触就是这次去江边,跨过土沟时我牵过她的手。正当我们恋情将会朝向我所渴望亲密方向发展时,我要离开武汉随父母到农村插队落户。
    临别时我们交换相片,她到我家来送行。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已经结束,除非我能短时间从农村招工回武汉,但这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我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当时还未开始招工,但经过上次毕业分配,我从不怀疑在升学、招工、参军等人们向往好事中,都会坚定不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很难有我的份。我只希望当我思念家乡时,她能留给我一个美好回忆,一丝牵挂,我就知足了。
    下乡后,我们之间还通过信。我第一次回汉时,她将我送给她的相片,在街道和下乡后所有信件都退还给我。(回农村后,我也将她的相片和信件邮寄给她。)问其原因,她说不愿被别人议论。我感到不解,我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曾帮我俩传递信件,一起在街道服务男生告诉我:我离开街道不久,我所在中学也有一位女生转入街道,我与这位女生玩朋友的消息在街道学生之间传开了,议论我脚踏两只船、雁过留声。
    没有想到,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秘密,竟然在我离开后,以另一种说法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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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后来转入街道的女同学,在学校和我是同一个年级。她家离我家不远,同学们都下农村后,我有时在街上遇见她,开始只是相互问候,后来谈话渐渐多了,她要我到她家去玩。
    我多次去她家,她的母亲可能没有工作,每次都在家里,我来后她母亲就离开了,让她陪我说话。她对我很客气,每次去了都泡茶给我喝。我们谈话也很投机,我感觉她愿意与我交往,每次离开她家时,她都要我再来玩。我也请她到我家来玩,记得她好像来过一次。
    她外貌清秀、身材苗条、人也聪明。我原来在同班同学的家里曾碰见她,传说他俩在玩朋友。我曾提到这位男同学,听她的口气没有玩朋友那事。
    她一直对我热情相待,究竟是对我有意,还是我把客气当作福气,自作多情单相思,如何判断这个问题,在我和她的交往中一直困扰着我。
    我想同学们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而留城,她肯定也知道。她怎么会找一个有这样可怕的疾病又没有工作的人交朋友呢?稍有理智和头脑都不会与我交朋友,但她对我怎么又这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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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年对我究竟是否有意,我没有进一步试探,我想把这友谊和谜保留在心里。我转入街道去过她家,谈论转街道情况,她正在办理因病转街道手续。
    我对她是一见倾心,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她表示我对她的爱慕,我们之间连手也未曾碰过,但是她应该明白我对她的情意。
    我相信街道有关我和她的传闻不会是她说的,她不会认为我们之间曾经是朋友关系。
    我跟随全家下放,没有告诉她。是否她转街道后问过我,说与我熟识,因而被别人瞎猜测。
    我与她玩朋友是如何传开,或者只是少数人的猜测,我至今对此不知情。
    我和这位女同学之间发生的只是我青年时代一个单相思故事。我考虑到我曾患有精神病,这个令人感到可怕的疾病,使我失去了向心爱姑娘表示爱情的勇气。
    我当时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时候,对异性充满好奇和渴望,却因精神病患者的自卑感,或者说自知之明的理智,压抑了青春的激情,阻挡了对爱情的追求,泯灭了少男少女之间交往可能碰撞出的爱情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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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我在外地出差,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到我手机,我没有接听,因为打错电话是常有的事,接听冤枉花钱。对方继续打进,我发短信问对方找谁,是否打错电话。对方很快回复,竟然用我四十年前的曾用名,我立即主动打电话给对方。
    原来是我过去的街坊邻居,在我记忆中,她当年还是一个小女孩,可能十七岁,看上去个子高高的,已是个亭亭玉立、发育成熟的大姑娘。她在电话中提起我已忘记,经她一说,我就想起来的一件往事。
    那时买豆制品需要凭票购买,在闲谈时,我说我家豆制品票用完了。她对我说,她家有多余的可以送给我,我说,你是不是真用不完?她说:是的。第二天她就送给我几份豆制品票。
    这件事搅乱了我平静的心,这些计划供应票证当时很宝贵,如果她对我不好,是舍不得送给我的。我不禁猜想,她会不会对我有意。我又想她还是个小女孩,不要把别人对我友好都当成那回事。再说街坊邻居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未下乡,她也应该听说,即使现在不知道,以后也会知道。交朋友对于我是不可能的,不要胡思乱想,自寻烦恼。同样是这个可怕疾病让我丧失自信心,将刚刚冒头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情思掐灭。
    这件事情过去快四十年,我已将这事忘掉。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并在电话中说她母亲问她豆制品票怎么没有了,她说搞丢了。
    这事当年是否也在这位花季少女的心中泛起涟漪,那时我没有去试探,没有去发展,没有勇气续写令人浮想联翩的后续故事。
    时过境迁,今天没有必要去问,没有必要见面,不要击碎我心中那美丽少女的形象,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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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以上三位姑娘,都是在知道或应该知道我是个精神病患者前提下发生的故事。哪一位才能算是我的初恋呢?
    为此我查了手头上1983年版的词典,对初恋的一种解释是:“第一次恋爱。”我想后面提到的两位姑娘,只能算是我对她们的单相思,双方的情感不曾共鸣。
    那位曾经与我约会、写信、互送相片、送我下乡的姑娘,可以算是我的初恋吧。
    我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初恋,也成了我一生中公开曾患有精神病的最后一次恋爱。从此以后,我去相亲或者追求对方时,再也没有告诉对方我曾患有精神病。因为在我不可能掩盖曾患有精神病的时期,我已失去了找对象的可能。
    我至今再没有与初恋情人见面,但对她仍怀有感激之情,她给予当年的我,背着精神病这个可怕名称时,曾拥有初恋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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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之前,我每天都在练哑铃、举重、单双杠,除了锻炼身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追求身体健美。这是在八中受体育课黄老师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同学都热衷于练块头比健美。
    当我在冬天转入街道接触女生时,我盼望夏天早点到来,可以穿上运动衫、背心,展现健美的体形和肌肉,增加自己魅力。
    没有想到,仅仅只到五月中旬,还没有到夏天,还没有穿上夏装,还没有轮到我爽一回,仅差一步之遥,我就要离开武汉了。
    没有想到,我锻炼身体,不是为了健美,冥冥之中似乎就是为下乡干农活做的体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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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初中时,曾跟随学校到过武昌县某国营农场参加短期农业劳动。现在一霎那间,全家由城市搬到农村,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我由城市学生转变为农村社员,凭劳动力挣工分吃口粮。
    这种不知道以后命运,断然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使我在身份上、感情上与农民挨得很近,但仍无法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农民。
    我不知道今后只是在农村呆几年,还是要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
    当时农村青年除参军以外,只能在农村种田别无出路。他们天然具有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的思想准备,我却不能够做到死心塌地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哪怕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知青身份,没有招工可能,我想离开农村的心却不死,这可能就是我与土生土长农民的最大区别。
    火车到枣阳车站,再由大卡车装着我们五•七干校属于一个公社的老师和家属,分别到达指定的生产队。又运来了我家的家具,社员们帮助我们搬运家具,他们用手抚摸着我家用了几十年油漆早已掉光的旧饭桌桌面啧啧称赞,好光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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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住在两户社员腾出的两间小房屋。生产队长安排父亲、我与青壮年社员一起做农活,母亲与年龄大的妇女做一些较轻松的事。
    刚来时这些社员的面容在我的眼里怎么都像一个样,分不清年龄大小。我看不出来哪些是老太婆,哪些是中年妇女,哪些是年青姑娘。这也可能与我的近视眼有关吧,但我在城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与我们一起下放其她的干校老师,刚来时也有类似感受。
    我早已听下乡的同学说过农村很穷,但穷苦程度仍超过我的想象。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大一点的饭桌、衣柜等木制家具,只有小橙小桌。床是土砖铺上高梁杆,装粮柜子也是土砖砌的,靠墙放着锄头、铁锹、木掀等杂物,真可谓家陡四壁。房屋几乎都是土砖砌成的,仅有一家当国家教师是青砖砌墙的房屋。每到青黄不接时,好多人家就断粮了。
    我们家在城里属于一般收入家庭,但在这里,城里下放的五七干校老师是所在小队、大队、公社最富有的家庭。在农村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吃国家饭的人,什么是农村的人,什么是三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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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农活不行,多次被派出去修水利,这样可以顶生产队必须派出的修水利劳动力。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12分,后来我在生产队评工分大会上被评为10分,一天工分价值4角多钱。我坚持每天出工,体验到农忙时栽秧割谷做农活的艰辛。
    我过去在城市是很难看到太阳下山的,只知道5点钟单位下班,学校放学。在农村的广阔田地上我才知道,夏天的太阳晚上8点钟才落山,盼到太阳下山后才能收工。经过一年农活锻炼,我能从远处的水井挑一担水不歇肩回家,能赤脚在雨天光溜溜、晴天刀割般的田埂上行走。
    我在农村种地不安心,每天为自己前途担忧。根据后来的政策,跟随父母下放的学生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我所在公社已经进行几次招工了。招工条件主要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有没有政治问题,特别是直系亲属有没有被“杀、关、管”。
    远在随县的毛弟、毛妹都未能招工,因父亲和祖父问题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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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原来只告诉我们,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祖父是地主,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
    直到文革初期,社会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抄家、挂黑牌游街、甚至捆绑吊打时,远在汉阳县农村老家的几个红卫兵,押着我的继祖母突然来到我们在汉口的家。
    此时正是父亲在学校挨整,全家人心惶惶之时,真所谓雪上加霜、祸不单行。据那个为首的、不象学生、年龄较大、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年人说明来意后,我们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继祖母在农村老家被吊打,审问她的红卫兵要她说出银元等财物藏在什么地方。由于没有隐藏的财物,我的继祖母、一个老太婆忍受不了挨打和折磨只得乱说一气,一会说埋在这儿,一会儿又说埋在那儿,所说的位置都挖遍了,折腾了几天一无所获。红卫兵不依不饶继续把她吊起来抽打,她为了保命,最后只得说东西藏在大儿子那儿,这样就把灾难引到了我家。
    我的父亲含着泪水对他的继母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瞎说害我呢?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的继祖母说:“他们(指父亲的弟兄等)挨打受不了,说当时年龄小不知道,推到我身上说我知道,我只有往你这儿推。”我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亲儿子,你会推给我吗?打死你,你也不会害我。”我的继祖母为了保命,只有一口咬定银元等财物藏在我家,我家在劫难逃。
    老家来的红卫兵说:如果我家不能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就将我的父亲带回乡里老家去。我们知道如果父亲跟他们回到老家,父亲性命难保。
    当时我们真恨家里没有金银首饰、银元,如果有的话可以拿出来交给他们,好让他们回去。我们要求他们抄我们的家,如果抄到有金银首饰、银元之类的东西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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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却提出一个我们无法满足的条件,他们要我们保证他们能在我家抄到金银首饰或银元等物,我们只能说你们肯定抄不到,这样他们就不肯抄家。
    母亲和我们子女坚决不让父亲跟他们走,母亲愿意代替父亲去老家,他们又不肯。父亲事后对我们说,他在外面转了又转,他几次想到一死了之,后来想到孩子还这么小,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事情僵持着,父母反复恳求他们,并表示尽管没有老家放在这儿的财物,我们愿意拿出80元人民币让他们带回去,最后他们总算是同意了这个办法。但是我们家当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父母每月的工资是当月全部花完后,还要向单位借钱,下月发了工资再还。我母亲向我大舅借了钱邮汇给他们,一场灾难终于以蚀财免灾而结束。文革以后这件事得到平反,他们将钱退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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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才知道老家一些情况,我祖父被划为地主,在土改中被镇压。父亲说他这一辈子政治上就是受祖父这件事情影响,他五七年的言论并不严重,但结合祖父问题,说他坚持反动立场,五八年被戴上了反动份子帽子送去劳改。改革开放后我问父亲,祖父为什么被镇压,父亲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我社会关系成员中,祖父就属于“杀、关、管”中最严重的“杀”。我们与祖父关系又属于直系亲属,政治上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只是比父亲要轻一些,因为隔了一代,但仍属于严重的社会关系问题。有了祖父这个问题,招工等任何好事都不要想了。
    家庭成员中父亲五八年被划为反动分子。我过去只知道有反革命份子,从未听说过有反动份子这个帽子,这肯定属于敌我矛盾是专政对象。父亲曾被劳改那是属于“管”还是“关”呢?或者两者皆有之。
    当时十分强调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招工、参军、入团、入党时都要进行严格政审,凡是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重要成员中有“杀、关、管”问题的几乎都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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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期,一些群众组织办的小报,登载了批判血统论、唯成份论的文章,指出唯成份论给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带来的伤害和悲惨遭遇,列举了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歧视,如日本的秽多、印度的贱民等等。
    我看后思想上引起共鸣,在当时中国,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生下来就失去了人之间的平等,失去了人生各种机遇,成为受歧视的天生罪人。
    在农村地富的儿子找不到老婆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有姐妹去和同样地富的女孩换亲,否则只能一辈子打光棍。那时农村姑娘不愿意嫁给地富的儿子,不仅自己没有前途,在村子里抬不起头,而且还要在政治上连累娘家人。
    我在学校入团时,学校“外调”可能并未掌握我家庭出身的全部问题。我因不知道,在入团申请书中未向团组织交代祖父被镇压,从这一点来看我是不符合入团条件的。如果我当时知道有这么严重的社会关系问题,会失去参加团组织的信心,我可能不会写入团申请书。
    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我要成为共青团团员。在我入团那一段时间,党团组织正好在贯彻执行重在表现政策,“外调”时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
    在我人生关键时刻,因为是共青团员,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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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家建工部102工程指挥部第五团到我们公社招工。文革时许多单位都以部队的编制命名,听说这个单位是搞建筑的非常艰苦,许多知青逃避招工跑回武汉。
    我想自己家庭出身有问题,只要能参加工作就行。之前我曾主动向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表示只要有招工我愿意去,这是我第一次向他们表示这种意愿,过去只是自己坐在家里为招工干着急。
    招工单位人事干部通过公社证实我是团员后(我的团组织关系已转到下放农村,招工时公社管知青的干部专门问我是否团员),同意我填写招工表,参加招工体检,经体检合格我当上工人。
    我非常高兴,在农村仅仅待了一年两个月就参加了工作。
    我是如何通过招工政审这道关的呢?事后我估计公社和招工单位没有对我进行外调政审。
    我是一九七零年五月随父母下放农村,属于五•七干校的家属子女,不算知青不能招工。后来根据国家新的政策,我也属于知青可以被招工。这样在招工开始之前对所有知青进行“外调”时,就不可能包括我。
    因此组织上还没来得及对我进行“外调”,还未掌握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革表现等政审材料。如果当时专门对我进行“外调”,时间上可能已来不及,再加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到这个单位,招工指标不好完成。因此负责招工的干部想通过证实我是否是共青团员,以此代替招工的政审。
    按照常理加入团组织的政审要求比招工更严格,能够加入团组织的人招工应没有大问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青团员的身份,让我避免了招工时的“外调”,促成了我被招工。
    什么原因促使我招工后,猜测招工时是否经过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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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新单位后,参加了连队基干民兵训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要我参加,联想我在被招工前,公社干部问我是否入团。我分析可能仅凭我是团员,没有经过“外调”政审,我就被招工了。可能后来单位又对我进行政审,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取消基干民兵资格。
    当年的猜测,竟在三、四十年后被证实。
    我退休时退还给我的个人档案中,没有我在中学参加共青团的任何资料,证实了当年学校团员档案丢失确有其事。如果保存有我入团时的入团申请书、志愿书、政审资料,当年也会跟随我转到下放的农村,不知道在招工时会产生什么作用,恐怕是凶多吉少。
    档案中最早的“外调”材料是武汉市要武中学,于1971年11月29日出具的。我是1971年7月招工,可以看出,我到单位上班4个月后,招工单位对我父亲单位进行了“外调”,这应该是单位后来没要我参加基干民兵的原因。
    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工人,也未提出入党等要求,但单位对我进行了“外调”,而且父亲学校提供的资料很全面,重要问题没有遗漏(高哨风是我父亲)。“外调”全文如下。
    关于高哨风的情况
    高哨风,又名高篪瓶,男,生于1917年,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员,原任我校数学教员,现已下放。
    高哨风于1937.6曾参加复兴社,1955年在武汉一师被列为肃反对象,停职反(省),1957年整风反右中散布反党言论,于1958年5月经中共武汉江岸区委批准,划为反动分子,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监(督)劳动。因对错误和罪行有较深刻的认识,在劳动中表现好,于1962.11.15经中共武汉江岸区委批准摘掉反动分子的帽子。
    解放前家中有房屋一栋,每年收租谷6000—7000斤,土改时划为地主,父亲于1950被镇压。高本人解放前以教书为生,社会关系中尚未发现问题。
    武汉市要武中学
    (武汉市要武中学革命委员会盖章)
    1971 . 11 . 29
    我在回忆录中引用本人档案中的资料,是否有违反党纪国法之嫌?我对此有所考虑。我想,既然组织上已经将个人档案退还给本人,就不存在保密问题;据说国家档案30年以后解密;有些作家在写人物传记时,还被允许查阅摘录档案资料。因此,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有着和我同样家庭出身,在随县下放的毛弟和毛妹,一直未能招工。最后只有通过因病退回城市这条途径回到武汉,由街道分配到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工作,这是当年许多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招工的知青回到城市的一条生路。
    我家三个下放知青中,只有我一人是通过国家招工途径,当上国有企业职工,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命运再次唤我奔向远方,奔向更遥远的鄂西北崇山峻岭之中汽车城十堰市。
    
    谢谢应当省悟关注,有人顶,我就会更积极。
    谢谢“万万千千说不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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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国家从战备考虑进行“三线建设”,选择在内陆腹地交通不便、一个个群山怀抱的盆地和山谷中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有了当初决策,经过数十万建设者艰苦卓绝长期奋战,才使一个偏僻落后山区小镇,在今天成为交通便利,拥有现代汽车制造工业的汽车城,在绵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创造出这举世罕见的奇迹。
    现在看来,尽管当初付出了巨大代价,仍不失为一个宏伟的西部大开发、建设山区现代工业,直到今天仍属超前的决策。如果不是在那特殊历史条件下,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比过去不知强大多少倍的今天,也难以作出这样的决策。
    我们到单位以后才了解,这是一个最初由工程兵改建,后属建工部领导,在我国大陆广大范围内流动,从事工业土建工程施工的基本建设单位。在完成大庆石油城会战后,又转战到深山掩蔽之中的十堰车城。
    我参加的是一支由开拓者组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走遍天涯的队伍。我们迎来的是荒山野地,送走的是厂房和楼群,建设好一个地方以后,又要奔赴新的荒原。
    在这诗情画意和豪言壮语之中却蕴含着外人难以体验的辛酸和无奈。
    来到单位我当上一名抹灰工。抹灰工是建筑物主体结构完成后,用水泥砂浆、石灰砂浆、水刷石、水磨石、磁砖等材料为建筑物穿衣服,简称粉刷的工种。在南方瓦工砌砖和抹灰工粉刷属一个工种叫泥瓦工,在北方抹灰工与瓦工是分开的。
    抹灰工是我自己挑选的。当时在枣阳基地分配工种时,负责招工的干部说,由于我们是单位从知青中招收的第一批工人,几个主要土建工种如架子工、砼工、瓦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可以由我们自己挑选。
    这一批招工来的多数是老三届男知青,他们考虑年龄已大,除我之外都选择了不需学陡的熟练工种架子工和砼工。参加工作就是一级工,一年后转为二级工。
    在老三届知青中,我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相比我的年龄还大些,已过21周岁。抹灰工属于技术工种,必须经过三年学徒后才能定为一级工,再过一年转为二级工,比熟练工种少挣不少钱。
    我想俗话说“艺不压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掌握一门手艺走到哪儿也不怕没饭吃。再说一边干活挣钱,一边也学习了一项技术,否则太乏味了。
    现在回顾自己当初的选择,当时想法虽说有道理,但我后来并未依靠这个技术吃饭。我用这个手艺曾经为自己和朋友做了一点粉刷房屋的活,给自家的灶台贴瓷砖,检查施工单位工程的外观质量。
    我穿上新的工作服,第一次领取了工资,当上新工人没高兴多久,又陷入新的更大苦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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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灰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我每天与水泥、石灰、沙浆打交道,在高高脚手架跳板上不是在抹灰,就是手推沉重装满沙浆或砖块的独轮车,稍不注意就容易出事故。
    我所在抹灰小队,曾发生两起工人从约二十米高脚手架上掉下来的事故。
    一次是一个青工在脚手架跳板上抹灰时,从高空摔下来。他掉到地上后人已昏迷,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毛发未损,估计是中间被什么绊了一下。师傅们都说:“这小子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摔下来,像没事一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他后来被单位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到上海读大学。
    另一次也是一个青工从高空的脚手架跳板上掉下来,他就没有那么幸运,落地后人事不省、多处骨折、摔成重伤。经医院大力抢救,恢复得不错,能够行走,生活自理,单位给他改换了工种,做砼试验工。
    这两人都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捡了一条命回来,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
    在一次施工中,由于轻钢屋架(文革产物)发生断裂,在屋面作业三位木工,与屋面瓦一起堕落,摔死在水泥地坪上。单位用跳板既厚又好木料做成棺材,将他们安葬在附近山上。他们为了今天繁华的车城,献出年青生命,长眠在异乡。
    我不知,在如今已让人认不出原来模样的十堰市某个角落,还能否找到他们安息之处。我也不知,在这片热土上是否有一座烈士纪念碑,让后人凭吊那些挖隧道、架桥梁、建楼房、劈山填谷开拓荒山野岭的英灵。
    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在我们到单位不久,整个连队都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建筑工作的脏累危险在我未来单位之前,就已经想象到,但是一个流动建筑单位男职工所面临的苦恼,却是未曾想到的。
    我们单位未婚男职工找对象难,已婚男职工普遍过的是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生活。这种有违人性现象几十年长期存在,是由计划经济年代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大环境,和流动建筑单位的小环境,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建筑行业劳动强度大,单位绝大多数是男职工,女职工非常少。除了老职工子女是在本单位找对象,外面招来的、本来就少的未婚女工,多数人都不愿意嫁给本单位,更不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她们也想通过结婚等途径跳出本单位。
    这样一来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的女工,就成了凤毛麟角。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工,也可以在本单位挑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漂亮小伙子,这儿的未婚女性都成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由于男女比例悬殊,只有极个别的男工有幸与本单位女工结婚成为双职工。只要是双职工,不管女方是什么情况,只要是个带饭票的(有工作),都会让老婆在农村单职工羡慕不已。
    如果我们单位男职工想在当地其他单位找一位女朋友,对方也往往考虑我们单位几年后要离开当地,到时男方很难留下来,女方又不肯跟随男方浪迹天涯,因而不愿意与我们单位的人谈朋友。姑且不说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建筑工人职业,给找对象造成的困难。
    我们单位男职工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招工来的,基本上都是在家乡找一个媳妇,留在家务农,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团聚。那些两地分居老职工结婚几十年,数得清在家呆了多长时间。
    由于我家在武汉市,要找一个在家乡女朋友几乎不可能,谁又愿意嫁一个远在山区当泥水匠的人呢?我们武汉老乡也有极少的人在武汉谈了女朋友,有的是过去谈朋友生米已煮成熟饭,有的是女方条件比男方差,如男方长得比女方漂亮,而且暂时未将单位情况实话实说。
    我的外貌不仅不好看,而且与所从事职业不匹配,显得不伦不类。当个泥水匠,为何要戴一幅近视眼镜,又为何前额没有头发,年轻轻就开了顶。
    当年有建工部干部下放在我们单位劳动锻炼,我在干活时几次被不了解情况的人当成下放劳动干部。我同事将这事告诉我时,我开始以为他们在取笑我,次数多了,知道是确有此事时,却感叹生不逢时。
    身为知识分子父亲不仅把家庭出身不好的无形烙印,无法拒绝遗传给我,而且将秃顶、近视眼这些知识分子外貌特征也一样不少的遗传给我。我外表虽然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却是山沟一个泥水匠,在武汉连对象也找不到。
    我如果找一个农村女朋友,结婚后在哪儿安家呢,老婆小孩都没有户口,城市里要有户口才能有粮票和找到工作,我一人工作养不活全家。我还不如一个家在农村的人,可以找一个农村姑娘在家务农。
    我招工后不久传来消息,我父母弟妹将随五•七干校所有下放的教师回到武汉,凡是跟随父母下放的知青子女可以回城并由街道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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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许多职工都想调回家乡工作,这必须要单位同意放人。这事搁在其他单位可能不算什么难事,但在我们单位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几乎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了。
    这也不能怪单位领导,如果对想调走的人都放行,可能这个单位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为了达到调离单位目的,有的职工长期泡病号拿工资不上班,即使这样单位宁愿养着,也不同意放人。有的人回老家探亲多年不回单位,但单位始终坚持不同意调动,他在外面也就找不到工作,耗到最后只能回到单位。有的人要求辞职回家,单位依然不给户口和档案,让你走不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调出了本单位,那就需要有过硬的门路。有权领导干部肯出面为你说话,单位领导迫于压力或为了求别人办事,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而答应放人。
    在我们职工中不时传说,哪位职工手眼通天,中央某部委领导为他写了一张条子,立马就办手续走人;当地掌握实权某某领导为哪位职工说了话,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事求他,也同意调走。
    这些调动成功案例不径而走,令想调走的人羡慕不已、津津乐道,因此想调走又有一点门路可钻的人,纷纷在活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也想调回老家武汉工作,但在当时从小城市调进大城市,要武汉市同意接收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再加上还需要这边同意放人,那就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我的父母和亲戚无权无势无门路,对于调回武汉我不敢奢望。
    在农村时,我天天盼望招工,以为当了工人跳出农村就有前途,个人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现在当了这样一个工人,却失去了希望,没有了盼头,陷入绝望之中。
    林彪事件后,对文革中下放的干部、知青、城镇居民都在逐步落实政策回到城里,对于我们当了工人的知青,已经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处境。我甚至不能将户口关系退回到下放的枣阳县农村,再跟随父母回到武汉。
    回想那次招工我走错了一步。如果我没有被招工,就会随全家回武汉;如果我等到以后被其他单位招工,也不会到这样一个与其它单位不一样单位。
    回想一九六八年底我作为学校老三届毕业生,该下乡时我留城,导致全家下放;一九七零年我作为转街道病残学生,该留城时我下乡,失去留城分配工作;一九七一年我作为跟随父母下放的子女,该留在乡下时我被招工,不能随父母回城。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差,怎么这么倒霉背时。
    我虽然总是朝好的方向努力,但是每一步都走错,好事都与我擦肩而过。每次在人生十字路口,我自愿或被迫偏偏走上了对我最不利一步,以致今天陷入难以逆转困境。
    殊不知,我还在不断走向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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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得爱照镜子,集体宿舍没人时,常偷偷照镜子。我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宽宽高高的光额头,却配一个尖尖的下巴,还要戴一幅近视眼镜,成了一个倒三角形。经过多次照镜子,反复看自己的模样,我渐渐觉得自己五官端正,长得还可以,在光线柔和时,越看越觉得自己长得不错,身材也匀称健美。
    晚上召开全营职工大会时,我的目光偶尔碰到哪位姑娘目光,发现她也在看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人长得漂亮,才有人偷偷在注视我。我再试着看看其她姑娘,我目光又与她们目光相碰,发现她们也在瞧我。有时在食堂排队买饭,看到女孩站在我后面排队,我也以为是自己有魅力。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自己长得挺漂亮,能够吸引姑娘们注意。我在给父母信中写道:“您们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一改悲观失望自卑的心态,自以为了不得。
    我们团子弟学校设在一座小桥的桥头旁。活动平房是教室,空地是操场,四边围着铁丝网就成了学校。我上下班走过学校旁,常看到一个女中学生,与其她学生相比,显得高大漂亮引人注目,我喜欢多看几眼。
    过一段时间我突然发觉,只要我经过学校,她就会出现在我视野能看到的地方。她有时在上体育课,有时在操场上玩。我每次经过时,我就要留心和检验是否能够看到她。
    有一天,我很快就要走过去了,她怎么还没有出现,我怎么没有看见她,难道她今天没有来上学,难道说那些仅仅是偶然巧合。突然,一个篮球滚过来,她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跑步朝篮球追去。唉呀!简直神了。
    有时我利用上夜班白天休息的机会,有意识地从学校旁走过,她也会出现在我视线中。几乎我每次走过那儿,她都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眼前,但她并不朝我看。我相信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太漂亮了。
    我未察觉和警惕我的思想开始产生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看法,未意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精神病复发已经出现苗头。
    我不知道,更不会相信,冥冥之中那张网又一次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张开,又到了我在劫难逃时候。
    在一个大休日,即我们施工单位一个月只休息一天的休息日。我在五堰街上碰到从枣阳县招工到本单位其他营一个女知青,她长得漂亮,我自认为只有她才配得上我。
    过去我认为自己外表长得丑,工作又是一个泥水匠,我们营招工来的女知青是不可能有人看上我。当我思想发生了改变,错误相信自己漂亮,自以为了不起以后,我在心里就瞧不起本营女知青了。
    我碰到那位女知青后两人打招呼,说说笑笑,我很自信,认为没有谁看不上我。之后我又到她宿舍去过几次,我没有看出别人已经讨厌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抹灰班年轻人也知道了此事,有的人跟我开玩笑,要我主动些。我却看不出他们实际上明知道这事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起哄,在逗乐、在捉弄我。
    起初他们以实情相告,婉转地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经鬼迷心窍,思维不正常,对正确意见听不进去。有人顺着我的意思说话,说女方愿意,能够成功,说我长得漂亮,我却当了真。
    他们一定很奇怪,稍有头脑的人就知道这事是不可能的,我怎么就相信了呢?怎么那么容易被人捉弄呢?当然,如果他们了解我曾患有精神病也就不会这样了。
    终于有一天连队领导找我谈话,对我说:你还是一个学徒工,按规定不能谈恋爱,而且别人没有那个意思,你还缠着人家,要我写检讨。
    这次谈话好比是给我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一直认为是她追求我,怎么是我缠着她。如果她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不会去她那儿。但仔细一想,我却找不出对方对我有意思和追求我的事例,都是我自己单方面想象,我不再相信别人对我有意了。
    过后班组一个青年跟我谈心,告诉我那些说对方也愿意,说这事能成功的人是与我闹着玩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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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跟我谈话后,我一连几天夜晚睡不着觉。近来发生的事情,纷纷涌现在脑海里。如子弟学校女学生、招工来的女知青、大休日街头碰面、我去她宿舍、同事的怂恿和反对、领导的谈话等等。
    为什么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想法大相径庭、截然相反?为什么班组的年青人有的说能够成,有的说没那个事,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
    我又回想起文革时,我在学校夹在两派同学中间,我自己怀疑一边说我是叛徒,另一边说我是特务。
    突然一个想法占据了我的头脑。这前后两次发生的事情何其相似,都是为了培养我,安排我处于矛盾激化的状态。
    我的思维在继续展开,头脑中思维告诉我:“上次在家乡武汉也是在培养你,让你体验两派学生组织之间派别斗争。在矛盾进行到比较激烈时候,由于你非常聪明,被你看破了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只是被安排在这个家庭里接受培养。当时你猜测是被培养成一个导演,体验某种特定环境中思想感受,为以后导演电影打下基础。你试想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怎么可能是为了培养一个导演呢?当时对你的培养并未结束,就被你识破了。为了让这种培养能够继续下去,只得使出最后的绝招进行补救,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你那些想法都是患精神病造成的胡思乱想,直至你自己也相信得了精神病。现在,来到十堰市对你继续培养。”
    我在自己的思维中忍不住问:“这样一种培养方式简直是破天荒、匪夷所思,对我的这种培养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又是什么人呢?”
    围绕这些我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在我思维里就像有两个人似的一问一答。也就是在我的思维中,我在继续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你来到的‘十堰市’,其谐音字‘实验室’,是一个城市般的‘实验室’。在这深山之中建设的二汽车城,表面上的产品是生产军用卡车,实际上真正暗藏的目的就是做培养你的实验。这是除了你之外,十堰市每个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全城市的人都认识你,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安排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有各自的工作、生活和任务。有的人能够与你接近,比如你的同事,与你一起下放的知青,还有远在武汉你的父母弟妹、亲戚、同学、邻居等等。”
    在我的思维中继续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那么,我是什么人呢?”“再看看你的小名叫‘小毛’,你的大弟叫‘毛弟’,二弟叫‘小弟’,你的大妹妹叫‘毛妹’,二妹叫‘小妹’,都是以你的名字‘小毛’二字为主,是小毛的弟弟,小毛的妹妹。”“但是在我家乡武汉,这些小名是最普遍的名字,许多人的小名都取这些名字。”“这是为了不使你产生怀疑,所以武汉市有很多人也起这种小名。”
    “那这能说明我是什么人吗?”“不要着急,你现在单位五团三营所在的山沟名叫‘茅箭’沟,谐音字念‘毛见’沟,也就是‘毛’能‘见’到别人或别人能‘见’到‘毛’的地方。提醒人们注意‘小毛’就住在这儿,在这山沟里能够见到‘小毛’,这‘茅箭’沟的含义只有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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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是毛泽东家里的人,我是他的什么人呢?是他的儿子吗?听说毛 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中牺牲了,还有两个儿子一个有病,另一个在旧社会失散了,我就是那找到的失散儿子吗,但是那年龄不对啊,相比较我年龄小多了。”
    “你再想想团里的医院不叫医院叫‘卫生’院,‘卫生’就是‘卫孙’,保卫孙子的意思。”“啊!难道说我是毛 的孙子,可是没有听说毛 有孙子呀。”“你是毛岸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后,毛 不愿意毛岸英的儿子即毛 的孙子,生活在一个过去称为帝王之家,那样对小孩子成长不利,决定把你交给两位高老师即你现在的父亲和母亲,作为亲儿子抚养。”
    “我怎么没有听说毛岸英有儿子呢?”“在你能够接触到的所有报刊杂志电台广播,所有与你交谈人的谈话内容,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控制的,你看不到也听不到你不应该了解的事情。你看你的父母同姓且姓高,两位‘高’老师,两位水平和品格都‘高’的老师。当然是毛 最信任的人,才‘托孤’于他们,并且扮演家庭出身不好,饱受磨难的角色。”
    由于我整晚上睡不着觉,终于精神病复发了,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异想天开、胡思乱想的思维,我都信以为真。白天我已不能上班干活,言语不正常,到处乱走乱转。
    连队班组的同事,看到我变成这个样子,年轻轻的因为谈朋友得了精神病,脸上都露出沉痛的表情。平常和我要好的武汉老乡也过来劝我:“你是怎么搞的,想开些,女朋友算什么,还怕找不到女朋友。”
    别人岂能知道和理解搅乱我头脑的那些荒唐想法,早已不是什么谈女朋友的事了,找女朋友与那些大事比较起来真可谓不屑一顾。
    有一次上班时,我们班长况师傅发现我不在了,坐工程用的卡车在公路旁边找到我,把我抱上车,一起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我挣扎时他把我紧紧抱住,怕我挣脱后手乱动影响司机开车,费好大劲才把我带回来。
    在发病期间,有一次我在街上买东西,人家找我要钱时,我才意识到要给钱,搜遍全身口袋,刚巧一分钱不差,也一分钱不多。发生的一些类似事情,使我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使我产生更离奇的想法。
    我甚至感觉到并相信连天空的云彩,马路上人群的表情以及我头脑中思维的内容都是被安排的,并且相互联系,有互动关系。
    我甚至怀疑我究竟是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个自然人,我的思维还是不是自己的思维,我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还是一个虚拟的、仅由思维感觉构成的世界。
    我们单位同事对我的举动,不仅没有兴高采烈,反而露出愁眉苦脸焦急担心的模样,令我不解。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是毛 的孙子。也就是他们终于完成了培养我的任务,他们都是有功之人了,今后有可能不再当建筑工人,离开这个特殊的单位回家团聚,为什么还闷闷不乐呢?
    我仍陷入想入非非的境地,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你也听到,前不久各个单位广播里不是在播放传统革命歌曲吗?比如《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那个近乎悲壮严肃的气氛说明现在还不是兴高采烈的庆功时候,你不是也学习了林彪自取灭亡的文件?”
    “但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林彪在谋反原因里说,他认为接班人转移了,文件里说接班人改为王洪文等人,实际上林彪说的是你‘小毛’。说毛泽东不是不要这个孙子,而是在进行一种培养,你的小名叫做‘小毛’,寄养在一个双‘高’的教师家庭,招工到一个‘实验室’的‘毛见’沟,设有‘卫孙’队。通过这些隐藏在人名、地名的含义,今后这个孩子自己就会明白自己的身世。林彪认为毛 名义上是安排林当接班人,那只是个假象,花这么大代价,培养的真正接班人是你。”
    “但我只是自己在思考我是毛 的孙子,我并没有对谁说啊。”“你不知道你头脑中每一思维,你的所有想法,都会在一个墙壁般的大银幕中显示出来,各方面人都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和头脑中产生的全部思维。现在通过你的思维内容,证明了林的指控有道理,没有任何人告诉你是毛 的孙子,但你猜测到了,现在说不清楚了,局面对毛泽东不利。”
    因知道自己是毛 的孙子而高兴的我,一下子就 像掉进冰窖里,浑身冰凉,我转而恨自己。
    恨我自作聪明害了毛 ,毛 本意是不要这个孙子送给老百姓家,选中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现在林谋反,竟然说是因我而反,我在不知道内情的情况下,自己通过一些谐音字而猜测出自己的身世,怎么就应验了林谋反的理由。
    我痛心疾首,上次以为我害了自己的父母弟妹,全家都被我害死了,现在才知道事情更大了,害了自己的亲人毛 。
    不对呀,林彪不是早已经摔死在外蒙吗?难道林还未死,还在与毛 评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一切思维和言行怎么都上了银幕被监视呢?我想了又想也未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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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领导见我疯了,可能是怕我在单位出事,也便于治疗,就叫我老乡问我想不想回家。我当然想回家,这样我由这位老乡陪同,乘火车回到武汉。
    我记得幸亏我在火车上安安静静,未乱说乱动,没有造成什么麻烦,别人也看不出我是个疯子。火车到武汉后,我俩分了手。
    当时可能是一九七二年二月。我的父母和小妹、小弟已随同五•七干校所有老师及其子女回到武汉。我家原来公有租房在下放时已被房管所收回,只得临时借住在母亲同学郑阿姨家里。我写信是邮寄到郑阿姨家,我知道地址,以前还去玩过,我一人就找到了。母亲看到我回来很高兴,但奇怪为什么没有先在信中说一下。
    母亲与我说话,我老是说:“你什么都知道。”母亲明白我旧病复发了,母亲问我:“你是几个人回来的?”我说:“你都知道,不用问我。”“我怎么会知道,你告诉我,我找你同事去问一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与我一道回汉那位同事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父母写信给我单位取得联系,知道了我在单位发病的情况。
    郑阿姨家的住房本来就不大,我们全家又住到她们家,给她们家增添了麻烦。现在不得已,又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大儿子来住,父母心里更是过意不去。我们家的家具都分散放在其他地方,父亲每天到处去找住房。
    所有这些明摆着的活生生事实,却不能把我的思想拉回到现实之中,还不能使我猛醒,我继续在胡思乱想。
    一天,我终于向父亲摊牌了,我向父亲提出:“我要见毛 。”父亲说:“一般的人怎么能够见到毛 。”我说:“我都明白了,你们不要再瞒我了。”
    父亲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病成这个样子,心在流血,心在痛,却没办法向自己的疯儿子说清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怎么扯到是毛 家里的人,到自己家里来培养锻炼,现在该毕业了,要见毛 ,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由于我的坚持,父亲只好对我说,这事要经过组织。我说那你要组织来人。一天家里真的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父亲说这就是的。我还拿出笔和纸写了一个条子,先写成儿子,后改为孙子,条子中写道:“毛 :孙子小毛要读大学。”我把条子交给来的人带走。
    当我病好了后,父亲从未提过此事,这件令人心痛的、会让人传为笑柄的荒唐事。
    到武汉后,我听到和看到的事,使我的一些想法已与在十堰市的想法有所改变,我认为我的事与林彪没有关系,林彪已经死了,但我仍然在胡思乱想,而且故事的情节在逐步升级。
    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听到家里人在谈论,说什么尼克松还带来了卫星地面接收装置等等。我认为这些事都与我有关,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呢?我又陷入冥思苦想之中。
    我回武汉之前,各单位正在组织学习哲学,在讨论知识是人头脑中固有的,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的思维告诉我,这个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的有关知识来源的哲学问题也与我有关。
    原来这个“实验室”(十堰市)的实验项目,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实验结果来进行的一次大较量。双方制定了实验项目、规则、愿赌认输的条款。
    我,这个毛 的孙子就成了一场世纪豪赌的工具。双方商定将刚出生的我,送到我现在的家庭作为亲生儿子抚养,任何人不能向我透露我的身世。我所听到、看到、得到的一切信息,我的思维、言行举动,全部都处于中美双方以及全世界人民共同监视的大银幕之中。
    美方认为我长大后就会知道这一切,因为知识是头脑中固有的;中方认为,我不可能知道我未听到或看到的事情,因为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中美双方按照协议各自出动了大批的专家,投入大量的设备、物力、财力。整个世界的目光都关注着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件了。
    我长大后,我的一切更成为全世界注视的焦点。中美双方的协议也规定了,如果哪一方失败了就要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改为对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这是两个阶级、两大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条道路、两种命运,通过和平的、实验的方式进行的最后决战。
    这样重要的使命,这么重大的责任,我居然在稀里糊涂中做出了裁决。真是鬼使神差,我还拿着笔把那些我不该知道的事写出来,说自己是毛 的孙子,并让来人带走了。
    我是毛 的孙子,毛 是我最亲的亲人,我却亲手宣判了毛 的失败,亲手毁了他老人家一生奋斗追求的信念和事业。
    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次访华并带着卫星接收装置,就是到中国与毛 一起观看实验结果的,毛 已经接见尼克松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害了全党、全国,我害了毛 ,亡党、亡国皆因我自作聪明,我是无产阶级的罪人,社会主义的罪人。
    怎么是这样出乎意料的残酷结局,这么惨痛的彻底失败呢?我肝肠寸裂、欲哭无泪。
    难怪父亲母亲都对我的觉醒不以为然,一概予以否认,又不便深说。怪不得我的父母回武汉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栖身的房子,只能借别人的房子挤在一起。
    我在十堰市的想法与林彪扯在一起已经很危险了,离彻底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现在我居然把中美双方的协议都搞清楚了,我犯下了不可挽回的亡党、亡国的大错,现在中方只能通过不给父母住房,这种合乎逻辑的处境来暗示我的失误和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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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父亲回来很高兴地说,学校同意给个楼梯间临时住一下。我听后也很高兴,还猜想是不是毛 与尼克松的谈判有了进展,是否不会亡党亡国了。
    当我与父亲一起搬家,在学校一楼走道,我用力推装有家具的板车时,突然一个激灵,啊!我这是犯精神病了,顿时我头脑清醒了,回到了现实中。
    又是“一枕黄粱”再现,又一次犯了精神病。什么毛的孙子等等,可笑、可怜、荒唐。
    我再次领教了这精神病的厉害。上次病好后,我就再三嘱咐自己,要时刻牢记自己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个人。
    我自己就是从小到大所认识的自己,现实世界也就是自己从小到大与其他所有人形成相同认识的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现实处境。
    一旦思想上产生了出格的、与众不同的、过去没有的、恍然大悟的想法,那就是精神病犯了,那就是疯了。
    我这次怎么还是相信了那些连做梦也梦不到、滑天下之大稽的想法,真是疯子、疯子。
    当我清醒后,我告诉父母我这次又犯病了。父亲苦笑一下说:“明白过来就好,在家好好休息。”
    病好后,我已经没有再返回单位的勇气。在单位人们的眼中我是精神病患者,今后我在单位如何做人,别人会如何看我。
    父母也不放心我返回单位,他们对我的病情非常担心,认为我没有一个人在外地独立生活的能力。上次父母之所以让毛弟去随县下放,把我留在父母身边一起去枣阳,也是考虑我的身体状况。
    父母对我说,他们要想办法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他们写信与我单位联系,单位回信说,我进单位已超过半年的试用期,退回原来下放的枣阳县,公社不接受,只能病好后再回单位上班。
    此时毛弟、毛妹皆因家庭出身的原因不能招工,还呆在农村。家里正在想办法托门路,以病退的方式把他们弄回城。
    我调回武汉工作,比毛弟毛妹病退回城不知要困难多少倍。父母现在首先考虑他俩回城的事,认为我现在好歹还有个工作,每月还有点工资,以后全家再全力以赴解决我的问题。
    我不相信父母有能力将我调回武汉,我此时的心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悲观和绝望。
    我现在是什么处境?一个在遥远山沟当泥水匠的精神病患者。
    处在远离家乡的山沟、全国流动的建筑单位;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泥水匠工作;身患令人恐惧、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这三点就像板上钉钉,使我深陷绝境,又无法改变。
    我既没有能力调回武汉工作,也没有可能改变精神病患者的身份。
    这个疯子、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一旦戴上,一辈子就算完了。这个帽子比反革命、右派份子帽子更可怕,一旦戴上就取不下来,无法平反,没有人相信你,失去了人的尊严。
    我欲哭无泪,深深陷入绝望之中。
    
    顶。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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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养病期间,每月去一次精神病医院拿药和开病假条,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病假,最少开半个月。单位领导路过武汉来过我家一次,同事家长也来过。
    我由于不想回单位,就假装精神仍不正常。父母也说我的病不稳定,时好时坏。实际上自从那天我突然明白后,就一直很稳定再未犯病。
    我在家和毛弟毛妹一起学习裁缝,先对照书本用报纸裁剪,再给家里人裁剪缝纫衣服,后来我能够做一些小孩子和自己穿的衣裤。在当时计划经济年代,离开单位既不可能重新找到工作,也不可能自谋生路。
    在家呆了五个月,我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硬着头皮回单位。父母也鼓励我回单位,并说:“全家要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你调回武汉。”
    我知道从三线单调(即武汉市没有人与我对换去十堰市)到武汉这样的省会大城市,要有很大门路才能办成。我家所有亲戚没有一个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当官,连个科长也没有,都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
    把我调回武汉是父母的心愿,是父母在安慰我,这是不可能办到的。我毅然决然回到了单位。
    单位同事对我很尊重,没有听到有人喊我精神病、疯子。我也努力工作,希望以此消除同事对我有精神病的不好看法,换来像对待一个正常人那样对待我。
    父母在信中常提到全家人都在活动,找关系人托人,争取把我调回武汉。我完全不相信父母弟妹有这个能力。
    父母在信中还说,我们家通过求人,将毛弟毛妹从农村办病退回到武汉,又找门路分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现在就剩我一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父母也是全家的一块心病,一定要把我调回武汉。
    我却已经死心塌地在外地工作一辈子,找一个农村或者是小集镇吃商品粮户口的姑娘成家了却一生。
    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的时间,父母托亲戚朋友在武汉附近的集镇或者农村为我找对象相亲。可能还是考虑找一个农村户口对象,既没有粮票又没有工作,完全依靠我一人工资,经济上难以维持,最终都未谈成。
    随着我年龄增长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父母更加急迫,要想法子把我调回武汉。
    我调回武汉工作,一要我所在的工程大队、处、公司、局都盖章同意放我,其中最难的是公司;二要在武汉找一个接收单位,办理将我单调回汉的层层批准手续,其中最难的是市劳动局或是市计委。二者加在一起,虽不能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也会让闻者唏嘘不已。
    通过母亲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十堰市革委会工作担任一般职务的女干部。一方面,我经常在大休日到她家里去玩,拜托她去找领导出面,要单位同意放我。另一方面,我自己去找公司劳资科,恳求他们抬抬手放了我。
    照一般想法,我是一个有严重疾病职工,我自己要求调走应该说对单位是求之不得的事。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当我去找公司管劳资干部请求调走时,他们公事公办地对我说,有病就应该医治,怎么能够调动,有病不是调动理由。
    当时单位是吃大锅饭,干好干不好一个样,对职工劳动能力、贡献大小无所谓,却对不轻易放走一个人,稳定人心看得特别重要。
    毛弟在病退回武汉做临时工时结识的同事,通过人托人终于为我找到了接受单位。每次父母在信中要谈武汉办接收的进展,我回信要谈单位放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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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发现,我晚上做梦如果梦到火,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会收到家里来信,信中就有工作调动取得重大进展的消息,屡试不爽。我把做梦能够预示调动进展的事告诉了我要好老乡。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的火势比以前梦见的要大得多,整个群山都烧光了。为了证明我做梦很灵,上午我立即将这个好梦告诉了要好老乡,再看是否能等到好消息来验证。
    果不其然,当天我收到家里电报:“母亲带调令来十堰。”所谓调令,即同意我调入武汉某单位工作的武汉市政府部门商调函。这意味着只需单位同意放行,我就能调回武汉了。
    简直是天大喜讯,梦想快要成真,我成了单位老乡中最幸福的人,能调回家乡的人。
    我感受到梦的奇妙灵验,梦怎么能够预先知道调动消息,并通过特定梦境告诉我,那不是说明真有神灵托梦。
    我开始怀疑是否有神存在,是否神在梦中预告我调动消息。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相信和接近神的第一步。
    我是从来不相信神存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无神论这样观点,有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是仁慈全能的神创造和主宰的。无神论反驳说:这个世界充满不平等和罪恶,如果神有能力而不愿意改变,说明神不是仁慈的;如果神想改变却没有能力,那么神就不是全能的。当时我认为无神论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当然现在我已不再认同这种观点。
    母亲来到单位后,我在单位家属区找了一间空闲的临时住房。我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把我原先购买未做油漆的穿衣柜、五斗柜(山区买的家具木料厚实,不要票证,我后来结婚时使用。)搬到临时住房,我和妈妈住在一起。
    在那儿,我还向邻居借了一些人类起源的书,这些书从批判角度列举了一些圣经故事。
    母亲来十堰后,请求那位十堰市的干部继续帮忙让单位同意放我。在此之前她已请她的领导出面,找了我工程局和公司领导,要求他们同意我调走。
    我依然每天都在上班。有一天,我和班组同事正在一个施工楼房下面坐着休息。猛然听到一声惊叫,一个约二米长脚手架钢管从上面掉下来,碰到下面脚手架钢管弹起来,有的人听到喊声起身跑开了。
    我仍旧呆坐在地上,那根钢管从我头顶上方掠过,落在我前方地上。当时我还未感到害怕,事后一想不由感到后怕。如果我听到喊声站起身准备跑,那钢管就正好击中我后背或是脑袋,很可能当场毙命。
    我马上就要调回武汉,如果出了那样事才是倒霉。我不由从心里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已经相信神存在,仅仅是情不自禁发出的幸运感叹。
    当神这个概念开始闯入我的心灵,意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幕后主宰者登场前的最后铺垫已经完成。第三次即最后一次精神病复发,悄然拉开了序幕。
    
    48
    为了让单位同意放我,我经常到局、公司劳资部门要求放我。公司劳资科干部见我总是来找他们,就对我说,你要调走就把你有病写在函调信里。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如果那样接受单位就不会要我了。他们说要实事求是。
    我相信他们不会真的这样做。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用一句狠话封我的口,让我无话可说,不来找他们。
    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想调走的公司劳资科当干部,要起到挡箭牌作用,他们有足够办法,对付以任何理由要求调走的人,并让他们不要来劳资科,否则公司劳资科就被要求调走的人围满了。
    没过多久,大概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份,我又一次犯病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使我由正常精神状态进入不正常精神状态,跨过临界点瞬间的思想变化,但我始终记得发病时的主要思想即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的思维再一次告诉我:“上次你也不是发病,你看出来了,为了某种目的,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被安排的。第一次你认为是把自己培养成导演。第二次你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孙子,送到百姓家里做实验。你已经知道你所接触到的一切事、一切人,包括你看的电影、听到的广播、你的家庭、学校、大串联、十堰的单位等等所有的一切存在,统统是事前做出的安排。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你不知道。当你识破了这一切都是一种安排后,只能说你是精神病,才能对此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
    我又像前两次发病那样反复询问我究竟是什么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谜底究竟是什么?问到关键问题时没有回答,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啊,想啊,也未想出个所以然。
    我已不能安心地老老实实上班干活了,我想既然都是为我安排的,我要到处转一转、看一看。
    我大模大样上公共汽车,坐到终点站再下车。看到那高大的我从未进去的办公楼,我也大摇大摆走进去,我想肯定有人已经报告我要来了,里面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各自扮演自己角色,不能被我看破。我想进哪间办公室就进去转转再出来,一层楼一层楼的上去,每一层都转一转。后来有一个人问我是哪里的,我还懒得搭理他,他请我出去,我也就走了。
    有一天,我走到张湾医院,看到年青妇女,我想我原来不能碰你们,现在我明白了,你们都认识我,一切都为我而设计和安排,我就要碰一下。一个女的迎面走来,我就用手指碰了一下她的脸,她骂了一声流氓,我毫不在意照样走路。
    后来一个医院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办公室问我的情况,我答非所问。他们意识到我是精神病患者,可能医院有人认出我是施工单位的工人(张湾医院是由我们单位施工),也可能是我自己说出我的单位,不一会我母亲和单位的人把我带回去了。
    单位年青的同事对我说,单位领导发话了,你做的事不处理,没关系。我心想我是什么人,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
    但我究竟是什么人呢?周围的人,周围的一切,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与我是什么关系呢?
    我的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难过,一天睡午觉时,母亲坐在我床旁边照顾我。我对妈妈说:“妈妈你瘦了。”妈妈对我说:“你也瘦了。”我却将“也瘦”听成了“耶稣”,啊!我是基督耶稣。
    此时我头脑中的思维告诉我:“你是耶稣,你就要重生了,基督降生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自己经历妇女生小孩的痛苦过程。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告诉我:神握着我的手,用我的手慢慢抚摸我的头、我的脸,神对我说:“我的孩子,你受苦了。”神一遍一遍抚摸我的身体。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突然“哇”的一声,我情不自禁哭出声来,仿佛一个小孩降生了。
    我的母亲在旁边看见我哭了,一把抱住我,两人哭成一团。我哭是因为我认为我是耶稣在苦难中获得了新生。我以为我的母亲心里什么都知道,了解我思维中的一切。我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耶稣重生。
    那么周围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世界几十亿人都是什么人呢?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这个地球是宇宙的地狱,地球以外那么多的星球是天堂。地球上的人都是犯了原罪、吃了智慧果死去神的儿子的后代。”
    “那么我是谁呢?”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神有许多儿子生活在天堂中,其中有一个儿子违反了神的旨意,偷吃智慧果后死去,神就把他埋在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就是地球。神对其他儿子说,你们看,地球上会繁衍很多人,他们会世世代代受苦、不得解脱。神的儿子们看见了地球上人类受尽了苦难,人死后其灵魂又投胎成人或家畜,受尽战争、瘟疫、死亡等等苦难折磨,灵魂循环而得不到解脱。人类向神求救,请求神让他们回到天堂。”
    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天堂里神的儿子,都为地球上人类向神求请,恳求神让他们重返天堂。神说,要他们进入天堂,必须有一个儿子牺牲自己生命才能办到。因为神的儿子都是作为精神而存在,只有把这个儿子的精神给人类,人类才能进天堂。这时有一个儿子毅然决然愿意献出自己永恒生命来拯救人类,神同意了这个儿子请求,在天堂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神的其他儿子看见那位愿意献身儿子的尸体,不禁失声痛哭。这个死去神的儿子就是你的前生。”
    知道了这些,我不禁满眼是泪抽泣起来。这时我看到母亲那悲哀痛楚的目光,我想原来你们都是罪人。我满含泪水走出房门,这次我觉得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目光看着我,有的还显得很难过。我看到邻居家养的鸡在我周围转来转去,我想你们形体虽然是鸡,但你们是人投生的,心里像人一样明白,只是说不出来。
    回到房间,我对母亲说:“你们都是罪人,是罪有应得。”我母亲听到我说这种话大惊失色,连忙问我:“你说什么?”我说:“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我都明白了。”妈妈要我躺在床上休息,再不要出去了。我又躺在床上,脑子在继续思想。
    我的思维继续告诉我:“神与地球上人类制定了一个规则,为人类献身的儿子死后,他的灵魂也会托生成为人类中的一个人,你们都不要告诉他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他长大后不仅认识和体验了人类社会的痛苦和罪恶,而且会明白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将决定你们即人类是否回到天堂,如果他说你们回天堂,你们就回天堂,他与你们一起回来。如果他说你们不回天堂,是罪有应得,你们包括他也不能回到天堂。在他成长过程中,如果你们谁破坏了规矩,企图告诉他的身世以及神的规定,那么地球上人类将永远得不到解救。在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所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所说所做的都呈现在大银幕上,地球上的人类、天堂里神的儿子都能够看到成为见证。”
    我完全没有想到,事情怎么是这样安排的,我刚才亲口对我妈妈说是罪有应得。我亲爱的父母、弟妹、同学、同事、中国人、全世界的人,我怎么能够亲口判处他们在地狱中受煎熬永世不得上天堂。
    一切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罪过,我已铸成大错,我痛心疾首、心碎百片。我害了全人类包括我自己,我心如刀割、浑身颤抖,痛苦得几乎要昏过去,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自己的头,抚摸自己身体。这时我又感觉到神握着我的手,用我的手一遍一遍抚摸着我,对我说:“孩子,你受苦了。”我自己感觉沉浸在神的怀抱和爱抚中。
    我不断地在脑海中询问:“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我究竟是什么?”没有回答,我想整个事情已经清楚了,我大错已铸成,后悔不已。
    
    50
    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天(具体日期当地应该可以查到)吃完晚饭,听说三堰失火了,我一人从住地张湾走去看热闹。
    老远就看到半片天被火光映红,走近只见黑烟滚滚火光冲天,还听到“砰砰啪啪”的响声,消防车、人群把三堰山沟的公路塞满了。
    我爬上山,只见下面山沟里火焰熊熊,还夹杂着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听周围人说市土产公司存放鞭炮仓库着火了,火是没法救的,只能等仓库里所有鞭炮都炸完。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神为了庆祝我的新生,庆贺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知道真理的人,点燃了十堰市库存的鞭炮。
    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和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包括人的思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神的安排。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于无声之处听惊雷”。神在一次失火事故中,没有任何不合情理、不合常规的举动,点燃全市的鞭炮,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个盛大庆祝典礼。
    天已经全黑了,火光显得更大更亮,鞭炮声更加密集。不知到今晚什么时候鞭炮才能炸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听到班组同事说,可能是小孩子把点燃的烟头扔进了鞭炮仓库,鞭炮炸了一晚上。我暗自想这是神为我放的鞭炮,却不能对他们说,否则会认为我疯得不轻。
    
    51
    母亲看到我病了,继续待在单位对调动没什么作用。可能单位领导也劝母亲带我回家,这边调动的事要等到公司和局领导定期开会讨论时才能决定,估计放我没有大问题。
    母亲和我八月份回到武汉,我家早已分到一间使用面积不到20平方米,位于汉口黄石路66号的房子(现已拆建)。好在是四层楼房的顶楼,屋顶斜坡空间高,搭个阁楼可以睡人,全家7口人就住在这间房子里。
    回家后,我的思想还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向自己头脑中的思维提问:“神为什么要操纵每一个人的思维和行动呢?为什么不是人自己在独立思维呢?”头脑中的思维又告诉我另外一个神话故事。
    最初,神创造了几十个小神,可能是36个。小神各自又创造了人,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小神不会死,杀不死、饿不死、老不死。人都要死去,人为小神服务,美食、美酒、美女都献给小神。
    小神之间发生了战争,最后由一个小神战胜了其他的小神。那些被关押的小神过着痛苦的生活,想死也死不了,成天问苍天:“世界上还有没有更高的神,我们这些小神是如何产生的,求神救我们,求神毁灭这个世界。”
    神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的演变过程。神认识到小神这种痛苦悲惨结局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神一边在观察这个最初创造的世界,一边在思考未来新的世界。终于有一天神把这个世界毁灭了,再创造的世界就没有小神,只有人类,而且人类的思维都在神的控制中。
    神不仅创造了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还创造了35个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纯粹是由人类灵魂构成的,是以物质世界人类灵魂为样本,复制同样的35个人类灵魂。
    也就是说一共有36个完全一样的人类,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和人类是由物质构成的,其他35个人类是复制那具有物质身体人类的灵魂。我也是36位中的一位,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言行举止和命运。我现在究竟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精神世界,却不可能分辩出来。
    
    52
    过了一段时间,小神的故事又被我重新产生的思想推翻了。神从来没有创造小神,神也没有创造类似主观唯心主义所认为的纯粹由人类灵魂构成的世界。
    神仅仅创造了一次世界,也就是我们人类至今仍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现实的宇宙世界。
    随着我对世界认识的不断变化,思维逐步与现实接轨,我的精神也逐渐正常。第三次发病后恢复正常,与前两次发病后恢复正常,有着截然不同之处。
    前两次发病后恢复正常的方式,是遇到一个契机,思维突然一瞬间从想入非非中回到现实。是对发病时思想的全盘否定,相信自己得了精神病才产生那些荒唐想法,就像一枕黄粱再现,清醒后又回到绝望的现实中。
    第三次发病后恢复正常的方式,是思想逐渐转变,逐步回到现实。我随着头脑中的思维历程,经历了对世界的多种不同认识,类似于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故事、神话传说、思想观点以及今后可能产生的猜想等。最后形成了与自己发病前的无神论思想截然不同,与历史上有神论思想也有所不同,至今不再改变的,对神对世界的新认识。
    我的思想慢慢恢复正常,我的思维对我三次发病与认识真理的关系逐步进行了说明。
    神之所以让我三次精神失常,是让我体验和相信头脑中产生对外部世界荒唐认识所形成的精神境界,如因自己过错造成全家被杀、亡党亡国、人类下地狱,这样之后才能够对此进行分析。
    为什么我会相信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的那种痛苦精神境界?
    是头脑中出现的思维,是思维自身说服人相信外部世界就是自己思维所认为的那种精神境界。
    根本问题是:思维是从哪儿来的?是人自己头脑独自产生的?还是神创造的?
    我的这些思维所形成的精神境界不是人脑对现实世界的直观反映;也不是人脑对外部世界一种无目的、无内在联系、零星的错乱反映;人脑不可能在十年之间相隔多年,于1968年、1972年和1978年精神错乱时分别想象出三个有情节、有逻辑性、复杂、相互联系、逐步升级、虚构的故事;更不可能对此做出神学哲学层面的解释,并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
    我的思维指出:人的思维及灵魂不是人自己头脑独自产生的,是神给予人脑的,神要人想什么,人就想什么,神要人相信什么,人就相信什么。
    当你三次精神病发作,头脑产生了为你得到神的启示而专门设计的思维及形成的精神境界,神以神的名出现在你的思维中。
    有了这样的思想经历,有了最后的点拨,才能使你知道并相信这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看穿的人思维的真相。
    如果不患精神病,在正常思维时,人的思维是基本符合外界实际情况,人的思维从表面看,好像是人脑接收外界信息加工后产生的意识。
    神创造某些人的思维,脱离了人的生活实际,脱离了人的正常思维,这些人就表现为精神病,处在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如果神仅仅只是让这些人的思维又回到正常状态,这些人只会认为自己的精神病好了,就像我前两次所经历的那样。
    因此在正常思维或是其他一般的精神病发作情况下,即使告诉人,人也是难以相信人的思维是神创造主宰的。
    如果神创造的不正常思维,是神专门为这个人得到神的启示而设计的,神再告诉这个人思维不正常的原因,是为了让他体验神让他想什么,他就想什么,神让他相信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从而认识到人的思维是神创造的。那么这就是神让他通过患精神病,体验和认识真理,就像我三次所经历的那样。
    经过这种刻骨铭心的思路历程,使我相信人类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都是神创造的。我坚信我得到了神的启示:“整个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所有变化发展,包括每个人的思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神的创造和主宰。”
    我有必要说明的是,神的启示不是在我的思维中,出现了以神的名说的哪一句话。而是三次精神病发作时所形成的精神境界;神以神的名出现在我的思维中;我的思维经历了对世界的种种不同的认识;对我患精神病与神的启示的关系做出的说明等等,所有发生的这些思维过程是不可能分割和缺少某一部分,神的启示是我经历的这个有序的思想过程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这个结论是我的整个思维过程力图说明、我三十多年来深信不疑、至今也没有改变、对神对世界对人类的根本认识。
    
    顶。
    顶。
    顶
    是否都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探索不感兴趣。
    53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患精神病的人得到神启示的真理,这不是容易造成说不清楚,究竟是得到神的启示,还是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
    要说清这个问题,须从人类认识真理目前所达到的程度及原因谈起。
    从启示真理的内容来看,“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及变化发展过程都是神的创造和主宰。”这“一切”里面关键的内容是“人的思维是神创造的”。
    在我得到神的启示之前,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神创造主宰一切的思想。例如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2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上帝”:“1、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万物的神。2、基督教所崇奉的神,认为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人类历史上不仅是存在神创造主宰万物的思想,而且已经有神创造人类思维的说法。
    基督教教义关于圣灵的思想,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圣灵可以进入人的思维、人的心灵。但基督教教义并没有说人的全部思维言行都是神创造主宰的,认为还存在人自己的思维言行,还存在魔鬼。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切变化发展过程都是理念的外化及理念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就是造物主神。
    黑格尔对世界的看法与神启示的真理何其相似。当然,这并不表示我赞成黑格尔的全部哲学思想。
    澳大利亚杰出的脑神经医学家艾克尔斯在诺贝尔医学奖获奖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人的思维是物质的人脑与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种客观存在的精神起一种综合和支配的作用,人脑起接收和发射的作用,这种独立客观存在的精神他认为只能归为超自然的存在了。
    艾克尔斯对人思维的看法与神启示的真理何其相似。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宗教教义、哲学家、医学家的思想观点,他们都不同程度涉及神创造人类思维。此外还有“佛在心中”、“天人合一”等等思想观念不胜枚举。
    但是,人类思想发展史至今好像没有人提出,全人类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意识、灵魂)、言行举止都是神创造主宰的观点。
    虽然真理已经被揭示,但与真理的本来面目仍隔着一层纸尚未捅破,并没有明确指出真理的关键内容:人的全部思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神的创造安排。
    我认为即使是那些说出真理的人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意识,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人的思维、言行举止不是由人自己独立决定的,而是神安排的。
    神只是给予他们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真理的内容,却没有让他们亲身体验。这就使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那么全面、那么具体、那么肯定、那么绝对,不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由理论联系到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思维、言行举止都是神的安排。
    好比神只是告诉他们梨子的滋味,却没有让他们亲口品尝梨子的味道。
    怎样才能使人亲身感受真理的内容呢?怎样才能使人亲身体会自己的思维不是由自己产生的呢?
    当人处在正常思维状态,是不可能经历人的思维不是由人脑独自形成的境界,不能够真切体验和感受真理,也就不可能深信不疑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和言行举止都是神安排的。
    神决定让一个人去体验思维不是人自己头脑独自产生的。神是怎样做到这样的呢?
    当一个人家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全家每一个人都好生生时,这个人却相信全家的人因他的原因而被处死;当我们的国家好生生时,这个人却相信因他的原因将要亡党亡国;当全人类都好生生时,这个人却相信因他的原因全人类要在地狱永远呆下去,而不能回到天堂。
    这个人周围的一切都是好生生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为什么他却产生了那些荒唐的想法。神在给他创造的思维中告诉他,因为他的思维并不是他的头脑独自产生的,是神创造的,神让他的头脑中产生什么思维他就产生什么思维,要他相信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由于整个世界也是神安排的,外界环境可以配合让他产生神安排的思维内容,并让他相信那些荒诞的想法。
    这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通过患精神病,亲身体验感受我的思维并不是我自己的头脑产生的,是神创造的。如果神不是在最后即第三次患病的时刻,以神的名出现在我的思维中,并通过给我的思维指明人思维的真相。那么我就会和前两次一样,我就仅仅是精神病患者,我自己也相信自己疯了。
    我与那些指出人的思维是神创造的人的区别,就在于我非常明确、非常肯定、非常具体、非常绝对、联系实际地指出客观存在的一切变化发展过程,包括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神安排的。
    人类是否相信真理,从根本上说掌握在神手中。一个人要相信某种理论或说法,是由一个人的思维决定的,而思维又是神决定的。我所起的作用,是告诉世人我得到神启示的真理及过程。至于人们是否相信我所说的,我采取淡然的态度,不试图说服别人,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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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患精神病的人得到神启示的真理,这不是容易造成说不清楚,究竟是得到神的启示,还是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
    要说清这个问题,须从人类认识真理目前所达到的程度及原因谈起。
    从启示真理的内容来看,“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及变化发展过程都是神的创造和主宰。”这“一切”里面关键的内容是“人的思维是神创造的”。
    在我得到神的启示之前,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神创造主宰一切的思想。例如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2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上帝”:“1、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万物的神。2、基督教所崇奉的神,认为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人类历史上不仅是存在神创造主宰万物的思想,而且已经有神创造人类思维的说法。
    基督教教义关于圣灵的思想,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圣灵可以进入人的思维、人的心灵。但基督教教义并没有说人的全部思维言行都是神创造主宰的,认为还存在人自己的思维言行,还存在魔鬼。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切变化发展过程都是理念的外化及理念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就是造物主神。
    黑格尔对世界的看法与神启示的真理何其相似。当然,这并不表示我赞成黑格尔的全部哲学思想。
    澳大利亚杰出的脑神经医学家艾克尔斯在诺贝尔医学奖获奖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人的思维是物质的人脑与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种客观存在的精神起一种综合和支配的作用,人脑起接收和发射的作用,这种独立客观存在的精神他认为只能归为超自然的存在了。
    艾克尔斯对人思维的看法与神启示的真理何其相似。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宗教教义、哲学家、医学家的思想观点,他们都不同程度涉及神创造人类思维。此外还有“佛在心中”、“天人合一”等等思想观念不胜枚举。
    但是,人类思想发展史至今好像没有人提出,全人类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意识、灵魂)、言行举止都是神创造主宰的观点。
    虽然真理已经被揭示,但与真理的本来面目仍隔着一层纸尚未捅破,并没有明确指出真理的关键内容:人的全部思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神的创造安排。
    我认为即使是那些说出真理的人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意识,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人的思维、言行举止不是由人自己独立决定的,而是神安排的。
    神只是给予他们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真理的内容,却没有让他们亲身体验。这就使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那么全面、那么具体、那么肯定、那么绝对,不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由理论联系到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思维、言行举止都是神的安排。
    好比神只是告诉他们梨子的滋味,却没有让他们亲口品尝梨子的味道。
    怎样才能使人亲身感受真理的内容呢?怎样才能使人亲身体会自己的思维不是由自己产生的呢?
    当人处在正常思维状态,是不可能经历人的思维不是由人脑独自形成的境界,不能够真切体验和感受真理,也就不可能深信不疑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和言行举止都是神安排的。
    神决定让一个人去体验思维不是人自己头脑独自产生的。神是怎样做到这样的呢?
    当一个人家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全家每一个人都好生生时,这个人却相信全家的人因他的原因而被处死;当我们的国家好生生时,这个人却相信因他的原因将要亡党亡国;当全人类都好生生时,这个人却相信因他的原因全人类要在地狱永远呆下去,而不能回到天堂。
    这个人周围的一切都是好生生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为什么他却产生了那些荒唐的想法。神在给他创造的思维中告诉他,因为他的思维并不是他的头脑独自产生的,是神创造的,神让他的头脑中产生什么思维他就产生什么思维,要他相信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由于整个世界也是神安排的,外界环境可以配合让他产生神安排的思维内容,并让他相信那些荒诞的想法。
    这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通过患精神病,亲身体验感受我的思维并不是我自己的头脑产生的,是神创造的。如果神不是在最后即第三次患病的时刻,以神的名出现在我的思维中,并通过给我的思维指明人思维的真相。那么我就会和前两次一样,我就仅仅是精神病患者,我自己也相信自己疯了。
    我与那些指出人的思维是神创造的人的区别,就在于我非常明确、非常肯定、非常具体、非常绝对、联系实际地指出客观存在的一切变化发展过程,包括每一个人的全部思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神安排的。
    人类是否相信真理,从根本上说掌握在神手中。一个人要相信某种理论或说法,是由一个人的思维决定的,而思维又是神决定的。我所起的作用,是告诉世人我得到神启示的真理及过程。至于人们是否相信我所说的,我采取淡然的态度,不试图说服别人,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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